主题：【原创】历届团中央高层领导转岗去向回顾 -- 神仙驴
家园 这是个误译 其实是原文错了，据推测应该是两足无间。然后不知道谁翻译的，望文生义的把那个翻成了绑在头上的带子上写着的字了。
家园 不要只考虑常委委员级别的。 而即使按你说的那些人来看。胡的地方团委，令那单一的地方团＋中央团＋秘书，李鸿忠的出身也是秘书，以最严格的标准算，只计这3人的话，常委里也占到1/3了。其他的人，赵的通迅员那是上大学之前的事了，但他后来也在学校干过3年；孙是科研出身，跟我说的学校倒不是一个意思。这几个人都不算了。
17年这里，二李、胡、汪。
（同样的现在60后正省，胡和努尔，也正好占了三分之一。）
对比下15大、16大的常委人员组成，这几种人的比例大幅上升是不争的事实。我又没说地方领导完全没有希望，没说以后不是这几种人就彻底没前途，但团委、秘书、学校的干部才有多少人，却因为晋升便捷，可以不成比例的占据高位，自然是快多了。
家园 前贴说了下地方干部并非全无希望，是对地狱兄的楼上 另：2017这里，习近平也是秘书，而且是耿飚的秘书，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2017的构成似乎不科学；但另一个角度是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汪洋、胡春华、孙政才、张春贤、吉炳轩、卢展工九人中，除了李克强外，另外八人都有地方上的厅官经历，这也是不错的了。
团委、秘书、学校输送干部的情形，大概若干年难于变化：
团委是转岗机制摆在那，所以有被中意的苗子，无论地方的还是中央的都往那放；
学校主要是一般和各利益集团牵涉不大，搞平衡用，所以最近看了下各省组织部长，四五个是学校领导上来的；
秘书这恐怕是没办法的事情，哪朝天子就会有哪朝臣，秘书也就首当其冲了；
具体到比例这里，两方面：
一是，像二吴这样科委上来的人才，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可能大量流散到私人单位去了；
二是，类似于温家宝的地矿部、曾庆红的石油部等部逐渐被并，副职跳板少了许多；
其实就是觉着，很多事情具体的机制所致，而非仅文化所致。
家园 刚查了下60后的副省，这三种人也是非常得多啊。 152位60后副省部级官员中（可能有少量遗漏）：
30个为非常严格意义上的三种人
（出身不是这三类的，即使后来长期担任此类职务也不记入，比如赵勇等；或者这三类任职时间不够长，或断断续续的，也不记入，比如公保扎西。这些人我把他们归作非严格意义的，简称“半个”）
17个“半个”
（像张晓兰这种，虽然后来进了团中央，但时间不长，而且出身是地方的人，通通不计入。）
另外学校和研究所里搞实际科研和教学工作的，比如那些校长出身的，或者类似夏勇这样的学者，也全部不计。
剩下的人中，有8人在企业，而且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没有任何正式的官僚系统的经历，如今到了副省之后，再转比较困难了。另外十来个企业出身的就比较聪明，正副厅级时就转掉了。（所以说人才大量流散到私人单位，倒也未必。）
而学者型官员在这里面的比重也很高，足有39人。这批人毕竟是搞研究出身的，所以严格一点，不计入三种人的范畴了。但这批人中，大多数得有高位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是党员，加上工作经历相当单一，所任职也有不少是人大和政协，或是校长。因此这些人计入分母也没有必要。他们将来的发展也多是副职为主，有他们自己的空间，与主流官僚系统构不成竞争关系。当然这批人中像夏勇、丁薛祥、李兆前之类的干部必须去掉，他们还是很有前途的。
所以目前在企业有8人＋学者39人，再加上四五个称不上学者，但经历类似的“花瓶”型，如吉狄马加、徐冠巨等。学者之中目前已经拥有实权或将来可能会有高位的，宽泛点算，大概会有7、8个；企业这里算他有3、4个。减掉这些人后，我们再凑个好点的数字，结果算作42人好了（非实权或非体制内型）。
这样一来，(30+17)/(152-42)=43%，三种人的比例已经超过四成了，而且随着年龄降低，这个比例还有增长的趋势。倘若像网上那样，把任职经历中有过团的，或者当个两年秘书，或在各级办公厅干过的都算进去，那么分子肯定突破70。这还没有将学者计入分子分母。
所以说，这三种人的增加趋势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是不可避免的。
关键确实在于制度原因。自从干部开始搞梯队建设以后，要想在一个个级别的储备干部中占先，自然得走这些途径了。
团不说了，而且也绝不仅仅是个转岗机制。除了赵勇这种虽然干了十几年团但也勉强可以称为转岗的人外，也有部分干部可是彻底的团出身，最初7、8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工作完全是在团内的家伙，例如尔肯江这样变态的23年。
秘书则是始终不可避免的，早期也一直有。
学校这里倒不全是派系平衡的原因，除了那些学者的专业因素外，关键还是级别上升得飞快。
家园 顶！简直就是团派先遣图哇！ 家园 【原创】（第二部分）团中央高层发展的三个阶段 注：涉及分析的部分，就不在公版发布了，请见谅。
197810团中央重建之后，距今已逾30年，从书记处高层人事变动和发展情况看，我认为，这30年大致可分为摸索起步阶段、平稳发展阶段和加速发展阶段。
（一） 摸索起步阶段——团中央重建至1980年代初期
共青团中央机关在文革中陷于瘫痪，但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此期间历经磨难，最终成为党中央主席、中央总书记。文革前的几位书记处成员中，胡克实后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淑铮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徐惟诚任北京市委副书记，胡启立在文革后返回团中央，后曾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份离任。
文革后期成立团十大筹备组，在粉碎“四人帮”后停止工作。197707，团中央机关临时领导小组成立，王道义任组长。12月，胡德华任组长。1978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成立团十大筹委会，韩英任筹委会主任，王照华等任副主任。团十大召开，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以韩英为第一书记的团中央书记处。团中央组织正式恢复建立。
团中央最高负责人称为第一书记，符合历史惯例和当时的现实状况。在地方，要一直到1980年代中前期，各省委第一书记、省委书记才改称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而各大群团组织，如全国总工会、中国共青团、全国妇联、中国作协，负责日常事务工作的则一直是书记处，中国科协、中国文联等也在1980年代前期设立书记处。其中，只有三大团体组织工、青、妇的书记处主要负责人称第一书记，其他则多以党组书记体现，1996年中国科协始设书记处第一书记职务。
文革结束后不久的这一期间，普遍来讲，人事方面有两大特点：一是大批老干部被解放，纷纷复出任职；二是中央对青黄不接的问题看得较重，在各地提拔大批年轻干部——这批年轻干部许多因为根基太浅、提拔太快而难以服众和展开工作，后来又被降职降级填补履历空白——这是后话，暂先放下。由于按部就班的培养机制还远未完善，不像十年二十年后团系统几乎成为青年干部快速晋升的唯一通道，此时的团中央，并不引人注目。
十届团中央书记处成员，平均当选年龄达43岁，较十六届团中央书记处成员当选年龄要高3岁，是历届来年龄最大的一届书记处。这其中，有49岁的胡启立和53岁的胡德华，也有29岁的李海峰。除两位胡姓书记外（团中央领导真是胡家的多），当选书记还有45岁的高占祥和44岁的王敏生，一年后增选的两位书记李瑞环、王建功也是45岁。说是老将当家，不为过。我们经常惊异于李海峰不到30岁即出任中央党政部门领导，殊不知，如没有这位昔日年轻的大庆工人代表，这一届的共青团已可称为是中年团了。
十届团中央书记，不少是基层地方工农出身。除韩英曾是煤炭工人外，刘维明也来自煤炭系统，李海峰则来自大庆油田，后来增选的李瑞环也是建筑工人出身。团十届一中全会产生的这批书记，十一大换届时除李海峰外全部离任。他们之中除了胡启立，其余绝大多数都是默默无闻走完政治旅途，高占祥、李海峰也是历经坎坷，才最终解决正部级问题。下面对这批书记，做一简单介绍。
出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韩英，此前长期在山西煤炭系统工作，进京前是山西省委书记（当时有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韩英入团，这应与山西老乡华国锋有最直接关系。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韩英在1982年华国锋完全失势、团中央老书记胡耀邦主掌全国党务大权后离开团中央系统，重返其煤炭工作本行。韩英先后在东北内蒙古煤炭工业联合公司、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煤炭工业部、神华集团任二把手职务，最后得享65岁离任。
胡启立文革期间下放到宁夏，后已做到宁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主任职务，1977年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1978年始任团中央书记并任全国青联主席，由此走上快车道。1980年时胡启立离开团中央，赴天津就任市委书记（当时有第一书记）、市长。
这里特地说一下王敏生。王敏生生于1934年，1974年11月任江苏省委书记（当时彭冲任第一书记），1977年一度排名仅次于胡宏（时第一书记为许家屯），1978年10月卸任，降职担任镇江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同时当选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位列胡启立之后。但他在团中央的职务，更像是兼职，长期来一直在镇江工作。1982年团中央换届后，王敏生不再挂团中央职务，在1984年出任江苏省计经委副主任兼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1989年秋任苏州市委书记、1994年后任苏州市人大主任，其中1993年4月，60岁的王敏生被选举为江苏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终于“补”回了副省级职务。这番曲折，自由苦衷。
最年长的胡德华（1925年生）并非胡耀邦的公子，而是团中央的老大姐，此前长期从事青少年工作，曾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参与筹备团十大，当选团中央书记时已经年过半百，比其他书记们年长了10岁。团中央平稳工作3年后，胡德华改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这个职务是更符合她的年龄和身份特点的。
刘维明也是煤矿工人出身，胡启立调走后代理了一年半的全国青联主席，1982年换届时离任，去党校补习文化知识。此后于1985年任广东省体改委副主任，同年11月起至1988年5月任省委常委，1988年1月起任副省长，1998年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连任三届候补中央委员。后因涉严重违纪，2007年1月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周鹏程曾任安徽省阜阳市委书记、团省委书记，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兼全国青联副主席，1982年换届后担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1985年起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长达10年，1995年9月起任中央农业管理干部学院院长，至1998年退休。
高占祥曾是北京人民印刷厂工人，文革前已是北京团市委副书记，文革期间受冲击，后又回北京人民印刷厂任党委副书记。1982年团中央换届后任河北省委书记（当时有省委第一书记），1986年后任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至1996年3月，1994年8月起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同年12月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1996年12月按正部长级待遇，从1982年算起已是14年。2001年底退。
李海峰（1949年生），当选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还不满30周岁。团中央书记处中两位女书记（胡德华、李海峰）的年龄差距达到24岁。李海峰成名于大庆油田，调入团中央后是同一批书记中任职时间最久的，1986年外放河北（高占祥此时刚由河北调出），任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副书记、书记，后任河北省副省长。虽然很快晋升副省级职务，但却一直在副部级岗位上徘徊。1994年李海峰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一任13年，终于在2007年58岁时候转正，苦熬出头。
另外，1980年初，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市总工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的李瑞环，出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但仅一年后，即出任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只在团中央挂职，至1982年换届时卸去团中央职务，此时他已接替胡启立出任天津市市长。
这批书记，半数以上道路曲折，虽与前后团系领导职务上有继承关系，却不便与所流行的团派说法搭上瓜葛。
（二）平稳发展阶段——1980年代中前期至1990年代初期
到1981年时，团十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胡启立、胡德华已转任他职，王敏生、李瑞环在地方工作，还剩刘维明、周鹏程、高占祥、李海峰几位书记，除李海峰外，他们的年龄也多达到或超过45岁，团十一大很难留任。而此时华国锋在中央也已降职为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6月份出任中共中央主席。这种情势下，韩英离任，也只是迟早的事。1981年8月，中央一下子空降了4位来团中央任书记，他们是：克尤木巴吾东、王建功、陈昊苏、何光暐。
1981年，克尤木巴吾东被增选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自此以后，每届团中央高层中都会出现一位少数民族代表。维族的克尤木之后，又先后有藏族的洛桑、蒙古族的巴音朝鲁、维族的尔肯江吐拉洪和藏族的罗梅。说起来克尤木是少数民族中不多的科学工作者，文革期间在中科院新疆分院物理研究所工作，曾任副所长、党支部副书记，后任自治区科委副主任，1976年2月任新疆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1985年调离团中央后，克尤木出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兼新疆广播电视大学校长、自治区体委主任，1991年5月任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兼教委主任，1992年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等职，2001年退。其间连任四届候补中央委员，并有两次在届内递补为中央委员。
王建功的经历比较特殊，曾经讲过，这里再提一下。王建功长年在山西基层工作，1981年后任了两年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83年后回到山西，历任阳泉市委书记、太原市委书记，1984年7月起任省委副书记，1987年免职，随后调入山东省，降职担任泰安市市长，后任市委书记。1991年后再度进入省级领导行列，任山东省副省长，1994年底调黑龙江任省委副书记，1998年1月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同年11月病逝。
另外两位则是开国元勋之后。“团派”中出现“太子党”，便自此起。
陈昊苏（1942年生）是陈毅元帅之子，1983年后任北京市丰台区委常务副书记，仍保留团中央职务。再一年后离开团中央，任北京市副市长，1987年任广电部副部长，1990年任对外友协副会长，2000年任会长至今。
何光暐（1944年生）是元老何长工之子，1986年调离团中央后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1995年任局长至2005年。这个离任年龄说明他当时仍只是副部级别。
团十一大召开前夕，韩英终于离职，王兆国横空出世，当选团中央第一书记。王的简历及此后任职过程就不说了。从这时起，团中央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团中央干部更多的出现在人们视野中。不过这个阶段，除团中央第一书记外，书记处其他各书记转岗后的晋升并不太顺利，还远不能与后辈们相比。因此，我暂称之为平稳发展阶段。
团十一大换届时，上述1981年空降的四位书记，除王建功调回山西外，其他三位和李海峰一起留任，但身份特殊而未能在系统内高升。
新上来的二、三把手胡锦涛、刘延东，今天一个是核心负责人，一个已跻身决策圈，也不用我再赘述。
此外，团十一大首设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一职务历经三年消亡，至今未再出现过。这与当时中共中央有些呼应的感觉。先于团十一大之前2个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也在多年后重新设立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并由乔石、郝建秀担任。中共十三大后仍未撤销，由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出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直至5年后方才取消。团十一大这里，是由秦皇岛港务管理局码头工人出身的、32岁的张宝顺，出任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虽不能比当年温家宝，张宝顺的晋升也较为缓慢。他1982年任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85年任书记处书记，1991年11月明确为副部级，并兼任全国青联主席，此后1993年任新华社副社长、2001年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到2004年1月出任山西省代省长时，已任副部级长达12年。不过山西近年来事故频发，给作为省委书记的张宝顺的前程蒙上不小阴影。
1983年底，李源潮、宋德福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28岁的李克强成为候补书记。此时，李海峰在中央党校带职学习，陈昊苏已任北京丰台区委副书记，只在团中央挂名。李源潮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可能进一步高升。而宋德福入团中央书记处前，是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青年处副处长。之后，多处简历提及他仍一度保留军籍，并在军中任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加少将衔。1991年7月，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宋德福被明确为正部长级别，此后历经国家人事部、福建省多个岗位，十七大召开前逝世。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极为重视青年工作，也使王兆国前程大好，得以再度高升，不久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并很快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4年12月，胡锦涛顺位继任团中央第一书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或相当于常务书记的书记）接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是第一个，也几乎是唯一一个。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李克强在1993年4月到5月的短暂一个月期间，事实上处于排名第一位的书记处书记位置上，随即出任第一书记；而周强在1997年11月到1998年6月的半年内出任过常务书记，继而荣升第一书记。但两人这段时间都太短，性质与胡锦涛这次并不相同，因此我用了几乎一词。
1985年，中央大幅度进行新老更替。年中一连召开十二届四中全会、全国党代会、十二届五中全会，大批老干部离开一线，青壮年干部快速提拔。王兆国晋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而胡锦涛则前往条件艰苦的贵州，出任省委书记。本来排名最后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宋德福，一跃而出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同时张宝顺、李克强由候补书记晋级书记，并另补充洛桑、刘奇葆、冯军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一期间调出的书记有：
李海峰，她的经历见上，这里不再赘述。
何光暐，去国家旅游局任职，1995年起任局长，以副部级离任。
李源潮，离开团中央后任中央对外宣传小组一局局长，到1993年4月才任副部级职务。
刘延东，时任团中央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之前的历任全国青联主要负责人，胡启立、刘维明、胡锦涛，正式简历中都无常务书记字样。刘延东1991年3月卸任团中央职务，同年12月卸任全国青联主席。尽管有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头衔，1993年刘延东转岗还是从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做起，好在半年后即升任统战部副部长，1998年9月明确为正部长级。
冯军，这里特别提一下，他是团中央重建后，第一位逝世的团中央书记处现任/往任书记，第二位是宋德福。冯军，1949年生，在团中央书记中排名最后，1991年3月调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1992年7月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虽然比起老同事来他升职最早，但却是付出了生命代价的。1993年，本来已经报批中央准备在换届时担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职务，不料8月份在参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突发脑溢血，英年早逝，年仅44岁。十余年后，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杨传堂也因脑溢血而离开工作岗位，虽抢救过来，也已不再适宜从事更劳累的地方工作，在国家民委就职。冯军的突然离世，也扰乱了西藏的交接工作，中央于是调刚刚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不久的郭金龙，出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曾任体育教练的郭金龙身体素质不错，在西藏一待7年，后任安徽省委书记、北京市市长，相信未来必将跻身国家领导人行列。可以想象，比郭金龙还小两岁的冯军，如果活到现在，应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自1985年后、包括1988年召开的团十二大在内长达7年时间里，团中央书记未再进行任何补充，而调离的书记也基本止步不前，这当然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不可分。但综合考虑前一阶段对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栽培重用，这段时间我且称之为平稳发展阶段。
1980年代中后期，国内国际政治形势急剧变化，尤其发生了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大规模活动，这使得各级青年官员和青年组织的干部，背负了沉重压力。这批团中央书记，在转岗后，也一度处于停滞阶段。但总的来说，这里经受住考验的，在将来还是脱颖而出。这批书记里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胡锦涛、李克强、王兆国、刘延东、李源潮等。他们构成了现在所谓团派干部的中坚。
（三）加速发展阶段——1990年代初期至今
1990年代初期，在面对苏联解体等严峻环境挑战中，中央稳住了阵脚，在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口号声中，领导人的正常就职、退休制度也建立和完善起来。与此对应，团中央一级干部，其任职转岗等也趋正常化、制度化。干部任免大环境下，按部就班的程序里，重视青年干部的选拔培养，才算对了门路，而天生作为后备干部培养基地的共青团组织，其发展大幅提速，已不是快车道所能形容的了。
团中央老第一书记胡锦涛，1992年十四大后突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组织事务。转岗后的团中央书记，不像之前李源潮那样从局级官员做起了。李源潮就在次年升为副部职务。
1993年5月，团十三届一中全会，李克强接替宋德福（已被任命为人事部部长）出任团中央第一书记，2个月前刚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鹏在换届后排在前列，并于同年7月份明确为副部长级，12月担任全国青联主席。1992年10月增选为书记的袁纯清留任；与刘鹏同时出任团中央书记的吉炳轩留任；除此外，便是这次全会上新选举出的三位书记——赵实、巴音朝鲁、姜大明。而离任的书记，除张宝顺外，还有洛桑、刘奇葆两位。
离任的张宝顺前文已有交代。刘奇葆在1993年8月出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洛桑灵智多杰则出任中国藏学中心党组副书记、副总干事。
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好资料，驴兄辛苦。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