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兵拜河（续）：一个老人的回忆录（十二） -- 您很象飞行员嘛

（66）蒋军将领以权谋私

一九四零年初夏，第五十二军集中在金井及其周围几个大村庄整训。重庆国民政府军政部令各军在经费节余中拿出一部分给士兵做蚊帐，因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经费是包干制，是按照编制人数发给的，实际上各部队都有不少缺额，所以有节余。第五十二军的缺额很多，节余的数字很大，都被有经济权的官员装进了私人腰包。有一天，张耀明军长集合全军官兵讲话，大意是说：“现在夏天到了，晚上有蚊虫，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不能给士兵做蚊帐。”现在要求大家省吃省用，自己拿钱交后勤部门统一做蚊帐，每人只需交几元钱，如要公家开支，数目就大了。比如我们全军有三万多人，如果要军长给你们每人一支香烟，就要三万多支，我固然拿不出这样多的钱，你们得到一支烟也没什么便宜。反过来，如果你们每个人送我一支烟，我就发财了。”讲到这里许多人笑了。他接着又说：“现在当然不是要你们每人送我一支烟，我说的是一个比如，说明集腋成裘的道理”。事实的确是这样，资本家和地主剥削劳动人民而发财致富，也是“集腋成袭”的。我觉得当时发笑的人，是在苦笑。事后，有个参谋向关总司令写了封匿名信，大意是说，现在各师缺额很多，特别是师，团两级（这时旅一级机关已撤消，每师三个建制团，一个补充团）的输送连一直缺着，每逢行军，就要使用民伙，实际是“拉伙”。而且师长与副师长、参谋长，团长与团附的经济收入相差太远，这样会引起不团结，也会影响战斗力。希望总司令重视这一问题，但是这封匿名信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同年五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向鄂西增兵，声言要进攻重庆，陈诚的第六战区嫌兵力少，蒋介石准备在其他战区调兵增援。关麟征在重庆的“局中人”（何应钦）事先通知了关，关唯恐把他集中在金井整训的第五十二军这支“基本部队”调走，便急急忙忙令该军立即出发去“袭击敌后据点”。当时已是夏天，士兵还穿着棉衣棉裤，夏季服装正由长沙起运，两天后即可运到金井。我打电话向军参谋长吴震川要求让士兵换了夏服后行动，吴说：“总司令命各师立即行动，一天也不能迟延”。结果，士兵穿棉衣行军，背着步枪、子弹、米袋、手榴弹等重约四十斤，汗水直流，因而逃跑和病倒的很多。从金井到羊楼司、临湘一带的敌后据点约近两百华里，部队行军要走三天。全军经过十多天的战斗行动，结果一个敌后踞点也没攻下。弹药消耗了很多，而自己伤亡一大堆，特别是第二十五师伤亡近千人，还埋怨一九五师动作慢，埋怨第二师不协同，引起三个师的不团结。但是关总司令的目的达到了，薛岳已另外抽调了一个军去支援六战区。知道内情的人都说：“这不是在抗战，而是在犯罪”！

同年七月，日本侵略军进犯越南，海防、河内相继沦陷，蒋介石命令关麟征率领第五十二军开广西。并指挥已在越桂边境的两个军，“保卫广西”。在五十二军集中到柳州时，张耀明军长召集全军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名义上是说“开袭击敌后据点得失检讨会”，实际是要解决三个师闹不团结的问题。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发言，因听到几位指挥官发牢骚，我有所感触。我在会上讲了几个问题，其中谈到了仓促出动的问题，大意是说，攻击敌人坚固据点，应有周密的计划，计划不周，我们当参谋的有责任，但是要计划周密，各部队协同，也要有时间，我不理解这次行动为何那么仓促？最后由张军长总结发言，他讲了二十多分钟其中有几句似乎是解答我提出的问题。他说：“兵贵神速……出敌不意……这是我们军人的常识……军部没有什么错误”。散会后有人议论说：“我们的军长真不错，《孙子兵法》学得好”。

第一九五师在越桂边境的靖西县，呆了两个多月后移驻安山县。一九四一年春，又转进到田阳县的田州镇。同年夏，经百色到云南富宁，随后与军部一起驻广南县。这时关总部已到云南文山，指挥已在滇越边境的两个军，其中有原属陈诚系统的第五十四军，军长黄维。这个军有少数中、下级军官向关麟征告状说黄维贪污。实际上是这部分人想赶走黄维。关麟征抓住这个机会，想把五十四军整成自己的嫡系部队。他第一步向何应钦要求把黄维调走，另行安排工作。由于何应钦与陈诚有矛盾，关麟征又是他亲信将领，因而同意了关的请求，调走了黄维。第五十二军军长张耀明调任第五十四军军长，遗缺由关麟征兼任。关的第二步是由五十二军三个师各抽一个团与五十四军各师一个团对调，美其名曰说是“打破系统”，实际是破陈诚的系统而为关麟征的系统。这样一来，五十四军有部分中、下级军官不同意，联名向陈诚告状，陈诚向蒋介石报告说关在胡闹，会影响两个军的战斗力。于是蒋介石下令停止三个团对调，并令张耀明仍回五十二军，五十四军军长由该军副军长升任。

关麟征“整顿”五十四军的意愿，不能实现，他又在五十二军内部下手。他以“贪污”罪为名，将随他工作多年的第二十五师师长张汉初撤职查办，并将张监禁（解放战争时期张在胡宗南部某师任师长，被八路军俘虏），以集团军总部参谋长姚国俊任二十五师师长。不久，蒋介石“整顿”杨虎城旧部孙蔚如的十八军，用陕西人“改造”陕西部队，调张耀明任第十八军军长，接着张升任某集团军副总司令，又调出二十五师师长姚国俊升任十八军军长，姚遗缺，由七十三旅旅长刘世懋升任。在赵公武升任五十二军军长时，又由一个陕西籍的旅长刘玉章升任第二师师长。在姚国俊任十八军军长后，第二十五师参谋长王作栋（陕西人黄埔四期）调到十八军某师当师长。陕西人大出风头。

我从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以后，就深深地感到蒋介石统率的军队特别是他的所谓“嫡系部队”，决不会有好下场。他的军队中人事、经理、教育、作战等等都十分落后，在人事方面，他的将领们都是“任人唯亲”，而被亲者有所恃而无恐，既骄傲，又无能，贪污腐化打仗怕死。

一九四一年十月，我下定决心，称病请假，到广西桂林养病。这时我刚满四十岁。

第十章、桂林闲居和被迫逃难

67、理想与现实

由于我长期患轻微的胃病，身体瘦弱，特别是预料到国民党军队肯定覆灭，不愿意为它陪葬，因而借口请病假到桂林养病，实际上是闲居。我的理想是在广西桂林多读进步的书报，并设法找到中共地下党员接上关系，加入中共组织。然而，现实与理想不一致，在生活上发生了问题！

当时国民党政府在财政上极困难，不得不大量印发钞票，因而引起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得惊人。我在少将师参谋长任内，月薪是三百元，特别办公费二百元（国民党文武官员贪污成风，规定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每月发“津贴”，名曰“特别”办公费，用以“养廉”），可是在我养病期间，二百元津贴停发了，三百元月薪当时只能买到二百多斤大米，其他家用就无着落了！这时我四十岁，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加上孩子的外祖母住在我家，帮我带孩子，一家八口，负担很重！

在国民党统治期间，社会上流传说，“中级军官是小富翁，高级军官是大富翁。”事实的确是这样。五十二军的团长以上，如郑晓新、张汉初、陈林达、刘玉章等人，在当团长时就在大城市买了房子，在老家买了田地。至于关麟征、张耀明、赵公武等人，在抗日战争初期即有数字不小的钱存入香港外国银行。我也当过团长、旅长，但既不是大富翁，也不是小富翁。说到这里，有必要谈谈我的经济情况。

一九二五年春，我在黄埔军校学兵连当班长，月薪是十二元，每月除伙食和零用以外，略有节余，同年任少尉排长，月薪四十五元，一九二六年七月，任中尉排长，月薪六十元，同年升任上尉连长，月薪八十元，一九二七年六月，我请假回故乡，身边带有五百多元现款，因而顺利处理了家务事。一九二八年，我在南京军校军官研究班少校区任队长，月薪一百三十五元，除交黄埔同学会百分之十的会费和伙食、零用等以外，每月积存九十元左右。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文武官员开始减薪一百三十五元减为八十元。一九三三年三月，我任中校团附，月薪一百元。一九三六年六月任上校师参谋主任，月薪一百二十元外还有五十元津贴。这时我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孩子的外祖父母跟我住一起，一家七口，加以物价不断上涨，家用开支包括房租，月薪一百多元。一九三八年五月，我任少将参谋长，月薪一百五十元，特别办公费一百元。以后任少将旅长，月薪和津贴未变。总起来说，我在十多年内，拿到的工资和津贴，在节省开支的情况下积存的数字是不小的，但是既没浪费，也没存钱，除了接济和帮助了一些穷朋友以外，在故乡华容东山办了小学和中学，余下很少。我一生没有发财致富而享乐的打算，也没有为子孙后代积蓄财富的打算。这样说，似乎是自夸，可事实是如此，我的亲戚和朋友们都可作证。

由于我小时候的生活穷苦，对劳动人民有感情，到黄埔军校参加革命时，多次听到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同志教导，他有两句话深刻地铭记在我心中。他说：“一个革命者在生活上千万不要脱离群众，在工作上千万不要忘记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也研究过我国先秦诸子的学说，墨子说：“有力者助人，有钱者分人，有德者教人。”这些关于人生哲学的话，我不会忘记。但是我也不是“一尘不染的君子”。我在旅长任内，师长梁恺认为我的工资和津贴大部分用在士兵识字教育上，家庭生活艰苦，他派军需主任送去我家一千元，事后他才写信告诉我。我离开五十二军时，军长张耀明、师长覃异之，各给我五百元，我当时想拒收，但又怕得罪他们。接受这些捐款，都等于是“分赃”。他们送给我这两千元，我在桂林盖了三间简单的平房，因而我家住桂林不必付房租。

我离开国民党军队，恰好是四十岁。这时我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孩子的外祖母（外祖父已去世）一直跟着我带孩子，一家八口，生活很难维持，怎么办？做投机生意，没有本钱，我也决不愿走这条路；再回关麟征总部当少将高参，我更不愿意。在苦闷中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了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南进，梦想征服东南亚各国，并已侵占了越南、缅甸，旅居这些国家的华侨，纷纷回国。回到桂林的侨胞，无房居住，我将住房卖出，另在桂林东郊买荒地盖房，盖一栋，卖一栋，搬一次家。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共盖了九栋，搬了八次家。回国的侨胞们，也乐意买我新盖的房子，因为我盖的房子是自己设计，自购材料，价格比较便宜。给我盖房的工人也乐意，因为我付出的工资比较高。这样薄利多销，所得利润，勉强维持了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