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兵拜河（续）：一个老人的回忆录（十二） -- 您很象飞行员嘛

感谢大家对我祖父回忆录的关注（原帖地址：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52055），前两天那个坑儿太深了，每次进去都难出来，重开一贴，废话不说，开始~~~

-----------------------------------------------------------------

（55）观台附近漳河之战

敌军川岸师团侵占石家庄后，以一部沿平汉路南进，主力绕过娘子关侵犯山西，企图与北路进犯忻口之敌会攻太原。南侵之敌则在几天内就侵占了顺德（今邢台市）、邯鄣、磁县，未遇到任何抵抗，真是“如入无人之境”。

十月中旬，侵占磁县之敌分出一部向西侵入彭城镇，准备在六河沟（观台）附近南渡漳河，侵占林县、鹤壁，与在磁县之敌会攻彰德、新乡。五十二军奉命转向六河附近漳河南岸筑阵防守。十月十九日该军到达目的地。二十五师于十月二十日凌晨进入漳河南岸阵地，这时由彭城镇南犯之敌步兵约五百人已到漳河北岸，并正在徒涉漳河。由于二十五师七十五旅抵抗不力，又不抢筑工事，该旅之一五零团竟被渡河之敌冲垮，团长曾谦阵亡！全团溃退。当时七十三旅的官兵，纷纷议论说：“七十五旅是豆腐旅。”

我团由于在漕河战斗中伤亡近半，原作为师预备队，位于七十五旅之后约千米的村庄，这时奉命增援七十五旅。我率部跑步赶到第一线，令第一营冲上去抢占了曾团放弃的两个小山包。令二、三两营占领第二线阵地，支援第一营，并阻止敌人后续部队渡河。

上午九时左右，敌飞机、大炮向我纵深阵地猛烈轰击，我右翼一四六团下面，又有约三百多敌步兵渡河登陆南犯，该团团长郑明新负轻伤（有人说他是自伤）阵地被突破。我令第二营支援，营长谢蔚云负重伤。七十五旅之一四九团（团长刘亚懋）也有重大伤亡。好在我团第一营坚强守住了两个小山包，该营营长和第二连连长英勇牺牲！这天敌我相持到黄昏以后，渡河之敌最多是一千人左右。张耀明师长和七十二旅旅长戴安澜，到我团指挥所，我建议集中我师全部力量，一定要在当夜解决渡河之敌。但是张耀明不同意，他说：“军长已准备抽调第二师之一个旅支援我师，等到达后再决定。”

当天深夜，关麟征命令全军撤退。这样消极抗战，被动挨打，徒遭伤亡，实在令人气愤。十月二十一日拂晓前，南渡漳河之敌，全部撤退到漳河北岸，我估计是由于敌孤军深入，又没有后续力量。

这次漳河战斗，敌军人数少，时间仅一昼夜，二十五师竟伤亡两千多人。我团少校团附钟湘涛负重伤，伤亡营长以下官兵三百多人。关麟征却大吹牛皮说是五十二军在漳河打了一个大“胜仗”（其实上是打了大败仗）。说是“国军在漳河消灭南渡之敌数千人，残敌向北岸逃窜”等等，武汉国民党报纸在头版上刊登了这一消息。

二十五师经过漕河、漳河两次战斗，全师伤亡四千多人，需要补充整理。关麟征、张耀明找我和戴安澜旅长到军部谈话，一见面，关就说，“你们很辛苦”。接着说，“七十三旅在这两次作战中都很坚强、英勇，今后还要发扬光大” 又说：“雪庵 （我的别号 ）这个团伤亡最大，人数最少，急需补充整理，已电告洛阳师管区给你补充，你立即将剩下的士兵拨补到其他团，带着剩下的班干部、排、连、营长去洛阳，按团的编制接收官兵，训练两至三个月，再回前方打胜仗。”戴旅长说：“这样不好，应该把这两次作战不力的团拨散。”可是关坚持己见，还是要反其道而行之。

第二天，我含着眼泪将六百多名经过战斗磨练的老兵（我团原有官兵两千伍百多人，这时只剩下一千一百多人），全拨给其他团。我带着，刚由第六连连长升任第二营营长的奚濯之，刚由第九连连长升任第三营营长的何培德（原三营营长颜受建已升任师部中校参谋）和刚调整好的半数连、排长，仅剩三分之二的班长和勤杂人员共四百多人，到洛阳接收新兵。

（56）要打好仗，必须练好兵

在蒋介石嫡系部队当团长，人们都认为是“发财致富”的好差事，特别是在部队行军、作战时，伙费、侦察费、草鞋费、这费那费都可“揩油”，“吃空缺”是公开的秘密。我调任一四五团团长时，团政训主任余陶（湖南耒阳人黄埔六期毕业）对我说，当团长的办法，是把团的经费收支包给军需主任赵乃杰负责，团长每月支用六佰元。我说，这样不好，请你对赵主任说，我只拿月薪一百二十元，特别办公费五十元（国民党官员贪污成风为了“养廉”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规定有“津贴”，名之曰“特别办公费”），多出的钱要上交，或留团作公用，收支钱目，一定要给我看，以便我和军需主任共同负责。余对赵说后，赵很不高兴。他对我说，经费上交，会影响到其他几个团，团内存公款，上级也不允许，只能少报少领。赵为什么不高兴？因为实报实领，他不能“揩油”。我为什么要这样办？因为我从当排长起直到当师参谋主任，深深感到蒋介石嫡系部队中有经济权的主管官与副职、幕僚人员的经济收入太悬殊，因而常闹不团结。团长拿的钱比团附多几倍，师长比副师长、参谋长多几十倍，这怎么能同心同德练好兵、打好仗呢？蒋介石嫡系部队，之所以没有战斗力，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经济不公开，贪污腐化，打仗怕死，却是主要的。这是历史事实，是实践证明了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我在洛阳军分校要来了二十多名下级军官，补充了连、排长缺额，但还缺第一营营长，两个团附，我多次要求上级委派，没得到解决，台儿庄附近作战时，上级才从七十五旅派来雷某任第一营营长，两个团附却一直缺着。洛阳师管区给我二千二百多名新兵，我按当时团的编制，编成三个营，每营四个连（其中重机枪一个连，团直属捷克造苏罗通小炮（能高射打飞机平射打坦克）一个连，通讯、警卫各一排，八二迫击炮一个连。分驻洛阳城东北郊几个大村庄开始训练。

我接收的新兵，全是豫西各县人，有抓来的，有比较富裕人家出钱代替的，有近百人抽大烟，逃风很严重。我采取了一些办法，如：将抽大烟的集中戒烟，并让他们吃好一些的饭菜；将新兵的伙食尾子（每月一元多）和月饷给他们寄回家，并在油印的信上慰问他们的家属；发动驻地群众给新兵做军鞋，写慰问信，开慰问会；同时让新兵抽时间帮群众做农活，搞卫生；自我以下军官和新兵吃同样的饭菜，穿同样的军服；我同政训主任余陶经常给新兵上政治课，讲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抗战，抗战的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的道理。在两个多月的训练中，军民关系、官兵关系都很好，全团官兵生气勃勃，学习热气腾腾。特别是新兵和家属不断通信互相慰勉，团部又掌握了他们的家庭情况和地址，他们逃跑有顾虑，减少了逃兵。在军事训练上，着重锻炼射击、投弹、刺杀、工事构筑、夜间演习、野外勤务等项目。训练时间虽不长，但从效果上看，是比较好的。

一九三八年，二月上旬，二十五师南渡黄河到平汉铁路线上的漯河整训，我团由洛阳移驻漯河，归还建制。在漯河，我又抓紧时间训练了近一个月。师部办军邮的负责人问我：“你们团的来往信件，怎么比其他团多几倍？”我把我采取的办法告诉了他。他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但同时也有“好心人”对我说：“你练兵是采用共产党八路军的练兵方法，有人在议论，你要注意。”我说：你好心提出的意见，我理解。不过，我们练兵是为了打仗，是为了战胜强敌日本侵略军。不练好兵，就不能打好仗。我们应该把兵练到能攻、能守，特别是要练到不怕敌人而恨敌人，不想些办法，难以达到目的。我又说：“我没当过共产党，也没当过红军，我这些办法未必与共产党、八路军练兵相同。我听说过冯玉祥的练兵方法，在长城抗战时，他的旧部在喜峰口就打过大胜仗，我是在向他学习。”（这时冯玉祥已放弃隐居生活，离开泰山，正在参加抗日战争）

第八章、徐州会战

57、会战前敌我概况

一九三七年十月，南京快要沦陷时，蒋介石委派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韩复榘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徐祖贻为参谋长，长官部设徐州。任务是指挥保卫津浦铁路线的防御战。防区是北自济南及其两侧黄河南岸，南至浦口及其两侧长江北岸东自吴淞口向北延伸至黄河口的海岸线，所辖部队番号及驻地如下：

1、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辖第一三一师、师长覃连芳，第一三五师、师长苏祖罄，第一三八师、师长吴德宏。驻地在海州（现在的连云港），防止敌军在海州附近登陆。

2、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辖第一一三师、师长周光雄，第一一四师、师长弁中珩，驻地青岛，阻止敌军在青岛及其附近登陆，南京沦陷后，该军调驻津浦路南所.

3、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兼，辖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第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两个军共四个师，连同山东地方团队，共约六万人，驻地济南以北及其两侧黄河南岸，阻止敌军南渡黄河。

4、第五十七军、军长缪微流，辖第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第一一二师、师长霍守义，驻地苏北。

5、第八十九军、军长韩德勤，辖第三十三师、师长韩德勤兼，第一一七师、师长李宁维，驻地苏北。

6、第三军团、军团长庞炳勋，下辖五个团，约一万二千人，驻地山东临沂。

此外，沈鸿烈的海军陆战队驻青岛，人数不详。

以上我军有八个军，十九个师，连同地方团队及海军陆战队，共约二十多万人。

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后，以三个师团渡江北犯，指挥官烟俊六。津浦路北线敌军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并附特种兵部队共约两万人。

从敌我兵力，战场地形等各方面衡量，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然而纵有黄河、长江天险，却任由让敌军实破，长驱直入。

• 帖子打开太慢，已另开帖

剩余的篇幅大约还有一半，我会在这个坑结束呵呵。。。。。。

58、会战序幕

十二月中旬，南线日本侵略军，“安”渡长江北犯，浦口失守，十二月下旬北线敌军矶谷师团也“安”渡黄河！

李宗仁在“徐州会战”回忆中认为蒋介石治军分亲疏，他的“嫡系部队”的待遇，比“杂牌部队”优厚，并有借敌军之手以消灭杂牌部队的暗算，因而引起杂牌军的指挥官保存实力，消极抗战！而防守长江北岸和黄河南岸的我军，正是蒋介石认为的“杂牌军”。我完全同意李宗仁的看法，不过我认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有不少保存实力消极抗战的高级指挥官，而杂牌部队也有不坚强抗战的，下面有许多实例。

大敌当前，而指挥官各怀鬼胎，当然就不能团结一致，同德同心，抵御外侮！特别是高级指挥官，更要有诚意抗战，对参战部队必须一视同仁不能偏袒，而借敌之手，削弱正至消灭异己部队，这是等于帮助敌人。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日本侵略军第十师团及部分特种兵，在师团长矶谷廉介指挥下，在山东济阳、青城附近，兵不血刃而南渡黄河，韩复榘带着两个军和地方保安部队六万多人不抵抗，向鲁西南逃跑。二十七日，济南沦陷，接着泰安、大汶、泰州、济宁相继沦陷。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敌军第五师团及部分特种兵，由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指挥，在青岛附近登陆，防守在青岛的沈鸿烈海军陆战队也不战而退，因而青岛、高密、维县等地相继沦陷,并南犯莒县、临沂。我临沂守军庞炳勋部队，坚强抵抗，接着我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部支援。这两支部队，原是爱国将军冯玉祥旧部，他们的火热的爱国心，也善于打防御战敌军。敌军坂垣师团猛攻临沂不下，城外又有我张自忠部队的袭击，终于退守吕县，因而延缓了坂垣师团南下与矶谷师团会合攻徐州的时间。这支所谓“杂牌部队”，却不是像李宗仁所说的“保存实力”，“消极抗战”。三月下旬，敌军矶谷师团沿津浦铁路南犯邹县、滕县。这时四川部队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候所部第四十一、第四十五两个军，由山西第二战区调到第五战区，李宗仁令邓集团军赶赴邹县抵抗。邓令第四十一军开邹县，军次滕县、邹县已失。该军军长孙震邵以第一二二师守滕县，以第一二四师在滕县城外策应。三月十六日，敌军攻陷滕县城，我第一二四师师长王铭章以下全师殉国！

这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二十军团军团长汤恩伯所部第五十八军（军长王仲廉），已到达临城（今薛城镇），李宗仁令该军前往增援孙震军，但王仲廉军长将部队转移到山区避战。汤军团之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第十三军，军长张轸，由利国驿、贾湾附近东渡运河，到达兰陵镇及其附近地区。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所部第三十军，军长田镇南，第四十二 军，军长冯安邦，独立第四十四旅等部队，这时也由第一战区到达第五战区。李宗仁令其防守台儿庄及其西侧运河西岸。

三月下旬，我军在津浦铁路北线的守军已达三十多万人。三月二十一日，敌军矶谷师团先后侵占了临城、枣庄、倖县。二十三日，敌以濑谷旅团为骨干，附骑、炮、坦克等约六千人，由倖县向台儿庄进犯。

59、台儿庄及其附近之战

防守台儿庄的我军，是孙连仲所属之第三十三师，师长池峰城。这支部队，原是爱国将军冯玉祥的旧部善于打阵地防御战。一九三三年三月，长城苦峰口抗战时，与日本侵略军第六师团短兵相接，以大刀、手榴弹杀敌，打过大胜仗。这次又遇强敌前进，毫不害怕。当台儿庄外围各村庄被敌侵占，继以猛烈炮火向台儿庄北城轰击，城头被打开缺口，但守军仍坚强抵抗，虽被敌军突入城内西北角，我守军仍与敌逐屋争夺，毫不动摇。他们以一颗爱国、恨敌的火热的心，用大刀、手榴弹杀敌，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子孙！

当时中、外记者云集徐州，他们过分宣传、扩大战果，甚至说攻台儿庄的敌军矶谷师团和攻临沂的板垣师团，已大部份被我军消灭。国民党报纸更扩大战果，有些头脑发昏的人，甚至说“抗战快要胜利结束了，不必发动广大群众抗日了”。

在敌军开始进犯台儿庄时，李宗仁令汤恩伯军团在附近山区的五十八军和在兰陵镇附近的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会攻敌之左侧背枣庄、倖县，但是汤恩伯自恃是蒋介石的嫡系，很骄傲，也很狡猾。当时我在汤军团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第一四五团任团长，徐州会战后期，任第二十五师师参谋长，对汤军团的行动都知道。他的电台有时不与战区长官部电台联络，李宗仁有时不知道汤恩伯在何处？即使电台联络上了，汤对李的命令也敢于打折扣，甚至不抵抗。当汤奉令攻敌之左侧背时，慢吞吞地令第五十八军攻枣庄，令第五十二军以大队协助攻枣庄，一部与第十三军攻倖县。当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旅经郭里集向枣庄前进时，由于战地群众未发动、组织，群众都逃走了，部队失去了耳目，而又侦察不严密，郭里集炮楼上有敌警戒部队，第七十五旅受到突然袭击，伤亡近百人。随后调来炮兵，轰垮了炮楼，但大部分敌军撤退了，仅打死十多名敌军。接着敌军以大炮、飞机向郭里集轰击时，第七十五旅即撤出郭里集向东北山地转移。第八十五军也只派出了一个营向枣庄接近，随即撤退。所谓攻击敌之左侧背，只是“虚张声势”而已。这次行动，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是认真负责的，在开始向枣庄前进时，他令第二师协同攻枣庄，在师长郑洞国派人与第八十五军去联络，但到处找不到。汤军团指挥部队正在移动，电话不通。关麟征派军参谋长姚国俊和第二十五师参谋长覃异之找到军团长请示汤恩伯究竟还打不打枣庄？汤说“情况有变化，暂时不打了，部队要转移”。

三月二十九日，（这时临沂仍在龙炳勋、张自忠部队固守中）方面敌军板垣师团派出步、骑、炮联合兵种约三千人，侵入临沂西南面，兰陵镇北面的向城镇，并有一个加强中队步、骑兵约二百人侵入向城南面的刘庄。这时汤军团近六万人是一显身手的好战机。但汤恩伯怕部队受损失，盲目地“保存实力”，竟让这股孤军深入之敌，大摇大摆南窜到台儿庄附近与敌矶谷师团会合。仅令第五十二军“监视”刘庄之敌。关麟征受令后，立即命令我团“包围刘庄之敌而消灭之。”我很高兴接受了这一任务，乘借机会锻炼我团新兵。我要求关军长给我一连炮兵（卜福式山炮四门），他同意了。我立即令第一营（营长雷某刚从七十五旅调来）占领刘庄西北约千米的两个小村，构筑火网阵地，防止敌向西北方面逃窜，令第二营（营长奚濯之）向刘庄东北面接近，炮兵连和迫击炮连在刘庄南约九百米小村占领阵地，团指挥所在炮兵阵地，其余部队在炮兵阵地后约三百米的小村。当天夜晚，团指近所与各营架通了电话。

三月三十日凌晨，我令山炮和迫击炮开始对刘庄轰击。刘庄居民约五十多户，男女老少，早已逃走。村外四周是麦田，地形平坦开阔。由于村里有部分茅房，在炮轰半小时后，起火燃烧。这时我第二营之一个连，已进占刘庄东北角几间房屋。据该连报告，敌人在刘庄外治房屋墙壁上挖有枪眼，墙脚下挖洞，上盖门板，门板上盖上，守兵在洞里打枪，因而我军接近时颇有伤亡。战斗至黄昏时，有四十多个敌人向村西逃出，全被我第一营消灭。这时我亲率第三营增援第二营，同时令第一营派出一个连突进村内。午后八时左右，我二、三两营全部进村，战斗结束。俘敌五十多名内有伤兵三十余名，其余全被打死。在清扫战场时，还有少数敌人躲在墙脚洞内不肯出来投降，顽强抵抗，均被打死。日军练兵，每班都带着有“武运长久”的小白旗，每人都随身带有小刀，自杀者亦有。据说这是所谓“武士道精神”。从俘虏口供和缴获文件得知，敌是板垣师团以片野联队为骨干的步、骑、炮联合部队，其任务是增援攻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守刘庄之敌军加强中队，其任务是掩护其主力南窜。

我团在这次战斗中，有两名排长阵亡，三名排长负伤，士兵伤亡八十余人，而日军则死伤和被俘共一百八十多人。增强了我军与强敌作战可以取胜的信心，鼓舞了士气，锻炼了我团新兵。这次小胜，得力于炮兵，而敌人孤军无援，我又以多胜少。

这时敌矶谷师团之漱谷旅团，仍在台儿庄城内与我军池峰城部队进行拉锯战，在得到庄野支队增援后，更为疯狂。孙连仲令第三十师师长张金照派出一个团归池师长指挥，接着又令第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率领敢死队二十个组，向侵占台儿庄城里东北角之敌进行突击，终于地四月六日将敌人逐出台儿庄，打了个胜仗。当时中外新闻记者得到了这一消息后，纷纷赶到台儿庄，也有几位记者到了我团，察看了刘庄，报导了一些胜利的消息，并拍照了台儿庄和刘庄战地的情景。

60、税阁和陈岑附近之战

在我军击败攻台儿庄之敌以后，正是我军乘胜追击受挫之敌的好战机。李宗仁令汤恩伯军团向倖县、枣庄之敌攻击，汤令第五十八军由抢犊崮山区绕过枣庄攻倖县，令第五十二军攻枣庄，并拖延到四月十三日才出动。这天上午七时左右，第二十五师在第二师之右，向枣庄攻击前进。我团经陈岑及其西北两个小村向枣庄东面前进，我左翼第七十五旅第一五零团经税阁向枣庄南面前进，该团团长高鹏，知道税阁有敌军固守，在前进到离税阁五里的两个小村时停止，并向上级谎报他团已占领了税阁。这时我团已驱逐了陈岑敌人的军士哨，占领了陈岑。上级认为高鹏团已占税阁，即令我团向枣庄东面前进。我令第三营营长何培德指挥该营在陈岑及其东南面的高地构筑阵地，掩护团主力攻击前进，令第二营营长奚濯之率部经陈岑西北约千米的小村向枣庄东南角前进，我带着其余部队在第二营后跟进。这个小村有敌人警戒小分队，在我第二营攻击中向枣庄逃跑，少数被我击毙。当我第二营进占这个小村后，枣庄之敌炮兵向小村猛烈轰击，税阁之敌也向小村射击，我第二营伤亡近百人。我即令第一营停止前进，就在村外麦田构筑工事，我带着团属特务排进入小村，却找不见奚营长，据第六连连长王存忠说，奚营长在二十多分钟以前令他代理营长职务，去向团长报告战况去了。我心里明白，奚营长已临阵逃跑了。我立即向上级报告，高团没有占领税阁，税阁之敌最少在五百人以上，税阁不攻占，我团受侧击，不能再前进，是否我协同高鹏团先攻占税阁，枣庄放到下一步，上级同意了我的意见。但奇怪的是高团却始终不动，我只好把前进改为防守。下午二时左右，我团阵地成了枣庄和税阁之敌的前进目标，炮弹都落在我团阵地上。团指挥所这个小村，几乎为敌炮火荡平！我打电话给第三营营长何培德，要他派两个连增援，但接电话的是第七连连长覃天仇。据覃说，张营长已离开阵地，不知到那里去了。我又心里明白，张营长也临阵逃走了。这时不仅是枣庄，税阁之敌向我团攻击，我右翼也有炮弹射来，并发现敌步兵从东北面向陈岑前进，我团有受敌包围之形势。好在旅长戴安澜已令第一四六团向我右翼增援，战况将到了缓和，成了敌我相持局面。这天黄昏后，我团奉令撤退，一到宿营地，清查出这次战斗中我团伤亡近二百人，第二连代连长袁双亭在阵地上牺牲！这时第二营营长奚濯之装着有病回到营内，第三营营长何培德也回营了。

第二天凌晨，我把第七十五旅第一五零团团长高鹏谎报占领税阁的情况，报告了师长张濯明。也将奚濯之和何培德临阵脱逃的情况，报告了旅长戴安澜。戴旅长认为要严肃战场纪聿，奚、张两营长应受惩罚。问题报告到军部，军长关麟征令将奚濯之押送到军部军法处，并于四月十七日，下令将奚濯之枪毙了。而高鹏，何培德犯罪却不过问了。有人说，高与何是军长、师长的亲信同乡，有罪也不会受到惩罚。

敌军矶谷师团， 是在四月六日被我军击败退出台儿庄，李宗仁在当天就下令汤恩伯军团进攻倖县、枣庄，而汤竟拖延到四月十三日才开始行动，而在行动上也是敷衍了事，根本谈不上有诚意杭战。大敌当前，关系到我民族、国家的存亡，汤恩伯真是在犯罪！

61、虎皮山防御战

敌军板垣师团，进攻临沂不下，除了派出庄野支队南下与矶谷师团会合以后，又继续派出板本旅团南下，这支部队已于四月十三日到达枣庄东南面。敌军矶谷师团由于攻台儿庄失败，遂绕过台儿庄与板垣师团南下部队会合，企图进攻邳县，越陇海铁路南下，包围徐州。

第五十二军奉命撤退到邳北面燕子河经连防山至艾山西之线构筑阵地，阻止敌军南下。第二十五师在第二师之左，占领连防山经半步店子、虎皮山、至艾山西之线。我团奉命防守连防山。四月十七日凌晨，我带着三个营长（第六连连长王存忠代理第二营营长）和团直属单位负责人先到连防山察看地形。连防山是有近两百户居民的大村庄，四周筑有高约三米的土围墙，墙外是筑墙取土挖成的小河沟，沟外是麦田，平坦开阔，村里有街巷、商店，树木成行。只要加筑工事，组织火网，是可以坚守的。在我团到达后，正要开始加筑工事时，又奉命转移到半步店子、虎皮山，将连防山交第七十五旅第一五零团防守。

半步店子在连防山西侧约五百米，有二十多户居民，再向西约三百米是虎皮山，此山高约二十米，东西多约千米，山是光秃秃的石多土少的孤山，山的南面是艾山，艾山北坡有起伏不大的丘陵。我团的布置是：以第二营防守半店子及其以西至虎皮山东侧，以第三营防守虎皮山团直属苏罗通小炮连在虎皮山西侧，迫击炮连在虎皮山东侧，其余部队随团部位于虎皮山后约千米的小村。各单位进入阵地后，即抓紧时间构筑工事，准备迎接战斗。团指挥所位于虎皮山后五百多米处小山丘上，离第三营指挥所百米，可以观察全团阵地。

四月十九日，敌飞机不断飞临第五十二军阵地上空侦察、投弹和扫射。二十日凌晨，敌炮开始向我阵地轰击，并以坦克车掩护步兵向我虎皮山作试探性进攻，均被我炮火阻止。我当时估计到敌人必以虎皮山作为重点进攻目标，因为占领了虎皮山可俯瞰我阵地的大部。敌军第一天向我虎皮山进攻未得逞，二十一日上午又向连防山进攻，高鹏团抵抗不力，一与敌接触，稍有伤亡就溃退，因而连防山被敌占领！　　当天下午二时，第七十五旅旅长张汉初将高团收容完毕，准备以第一四九团（团长刘）协同高团反攻连防山，关麟征军长不同意，这时第二师防守部队也丢失了一个小时，关说：“谁失的阵地，就要谁负责反攻夺回来”。因而高鹏又集合部队于下午三时向连防山反攻。敌人用炮火猛烈射击，高鹏中弹身亡，部队又第二次溃退，伤亡近两百人！国民党报纸刊登“国军第二十五师高鹏团死守连防山，打死打伤敌人*****，全团团长以下官兵英勇殉国，还刊登了高鹏的照片。”

敌军侵占连防山的同时，我防守半步店子的第二营受敌侧击，并有近百名敌人侵占了半步店子东北角几间房屋，我第二营第五连拼死抵抗，与敌逐屋争夺，形成胶着。四月二十一、二十二这两天，敌炮射向虎皮山的炮弹，至少在三百发以上，随着我在一起的通信、警卫、传令兵等，有一人阵亡二人负重伤，虎皮山及其南面全被敌炮烟雾笼罩。二十三日凌晨，敌军在大炮、坦克车掩护下，用步兵猛攻虎皮山，我令坚守阵地的第三营官兵与阵地共存亡，该营营长何培德也表示坚决照办。我令第二营代营长王存忠率第六连从半步店子西北角向猛攻虎皮山的敌步兵左侧猛烈袭击，又令第一营派一个连袭击敌之右侧，密集在虎皮山北坡的敌步兵突被冲击，死伤甚多，残敌纷纷向后逃跑。我第六连也伤亡过半，英勇杀敌的第二营代营长王存忠不幸牺牲！在敌人向后逃跑时，又遭我苏罗通小炮、迫击炮、轻重机枪射击，大部分伤亡。这天夜晚，敌人又派出部队再攻我虎皮山，但我防守已有准备，敌人又有伤亡，我阵地更加坚固。

四月二十四日黄昏后，我团奉命将防务交第七十五旅第一四九团接替。敌我形成了胶着状态。我团在半步店子和虎皮山，防守了五天五夜，伤亡三百多人，而敌人死伤至少是五百以上。由于敌人以炮火掩护，离阵地稍远地所，不能清查，时值初夏，天气渐热，阵地前沿的敌尸臭气很大，而麦地敌尸敌人也不敢掩埋。在这次战斗中我第一营第一连有一个排长冲击敌人右侧时畏缩不前，我将他枪毙了。杀自己的排长是不应该的，但杀他一人却减少不少人的伤亡，也守住了阵地。

四月二十七日，我奉令升任第二十五师少将师参谋长，军部电话通知我，要我去军部一趟，我见了关麟征军长，他说：“你这几次作战有功，我已向上级给你报功（国民党政府后来给我颁发了奖状和一枚青天白日奖章，一九四七年我在东北率部起义时扔掉了）。”他又说：“你现在是第二十五师参谋长，要多帮助耀明（张耀明师长）练好兵，打好仗，有机会，还让你带兵。”意思是说让我当旅长。第五十二军在邳县北面的防御战，已形成敌我相持状态。从俘虏敌军的文件中，了解到第二十五师阵地之敌，是日军矶谷师团，进犯第二师阵地之敌，是日军板垣师团之板本旅团。

第二十五师在台儿庄附近作战中，成绩不大，但伤亡损失不小，除了四月中旬由洛阳调来一个补充团，已补充了各团缺额外，又于五月，初将第七十五旅残余士兵拨给第七十三旅，第七十五旅到河南洛阳接收新兵训练。这时国民党报纸又鼓吹“国军在台儿庄及其附近打了大胜仗”。外国报纸也跟着鼓吹，蒋介石声言要死保台儿庄，争“国际面子”。因而又下令调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周磊的七十五军，覃道源的二十二军，樊崧甫、李延年、虚汉、李仙洲等军，交李宗仁指挥。这样，第五战区北战场，李宗仁的兵力已达到五十多万人，而日本侵略军在这个战场上仅有矶谷和板垣两个师团，加上特种兵部队，总共不过是四万多人。后来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之经过》中说，台儿庄战役，消灭了敌人三万多，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消灭了敌人两万多。如果这些数字真实，那就是敌军矶谷、板垣两个师团已大部分被我军消灭了。据《蒋家王朝》作者荣孟源所述：“台儿庄战斗结束时，陈诚报告日军阵亡五、六千人，投降者亦有千人（实际俘虏七百一十九人）总计毙、伤、俘敌共七千多人”。这个数字比较真实。

62、放弃徐州

日本侵略军强攻台儿庄失败，绕道南侵受阻，乃增加兵力，采取南北两路会攻徐州。五月十日，第五十二军奉令将防地移交给李延平的第二军接替，开河南补训练。这时汤恩伯升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升任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兼第五十二军军长。第二十五师夜行军经徐州、黄口，于五月十四日凌晨到达陇海铁路线上的李庄车站附近宿营。这时由津浦路南所北犯之敌，已侵入到宿县西北，由鲁西南南犯之敌，已侵占丰、沛地区，并派出搜索部队侵入陇海铁路线上的黄口，正向李庄车站进犯，他正在派部队迎击。我立即同张耀明师长研究，他主张部队立即向铁路西南转移，我认为不可，因部队通夜行军，已十分疲劳，现正在休息，集合需要时间已来不及了，而且部队车辆、骡马多，行军时目标也很大，易受敌机轰炸。敌军黄口的人数少，可能是侦察部队，可令覃旅长布置小炮打战车，用轻重机枪打骑兵。张师长同意了我的意见。我立即打电话给覃旅长，忽然听到小炮和机枪声，原来覃在给我打电话时，正布置小炮和轻重机枪阻击敌人。结果，敌军认为中了我军埋伏，回头逃窜了，并扔下了被我小炮击毁的一辆战车。

当天下午，关麟征来到了李庄附近第二十五师师部宿营地，他一见到张耀明就说：“你这个猛张飞，真是粗中有细”。意思是说，张师长指挥炮兵打战车，机枪打骑兵，很有计谋。关麟征常叫张耀明是猛张飞，而自称是关公。

第二十五师经周家口、漯河，于五月下旬到达临汝县城及其城外各村庄整理补充。这时第五十二军又增编了一个第一九五师，师长梁恺。这个师是由河南省两个保安旅编成的，武器装备远不如第二十五师。

在徐州西面陇海铁路被敌截断、津浦铁路南北两线的敌军又迫近徐州，李宗仁心里明白不仅是台儿庄难保，徐州也危在旦夕，他不能不下决心撤退五十万人马。但是谈何容易，各部队都有重武器、骡马、车辆，徐州附近铁路上有许多车辆还装着军用品，这些东西如何撤退？真是问题成堆，因而在撤退时遗弃了大批军用物资！

五月十八日，李宗仁长官部离开徐州，辗转了十多天退到河南潢川。日本侵略军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徐州。

日寇侵占徐州后，以一部分兵力沿陇海路西犯归德、开封，主力南下沿长江西上，准备进攻武汉。沿陇海路西侵之敌，于六月五日侵占开封，六日中牟、尉氏沦陷，郑州告急！蒋介石不顾河南、安徽两省千万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竟下令于九日掘开郑州东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寇西侵。当时有许多老百姓说，蒋介石用兵堵不住敌人，只好用黄河水来阻挡。

六月中旬，我奉令调任第一九五师、五六六旅旅长。离开第二十五师的这天，张耀明师长请我吃饭，饭后到我房间内和我谈了一席话，他说：你在第二十五师多年，练兵、打仗都有功劳，特别是你来到师部时间虽不长，但对我帮助很大（从在战场撤退直到临汝，都是夜行军，他每夜都由八个担架兵轮流抬担架让他睡在担架上，还要派武装护卫。因副师长张汉初已去四川奔母丧，张耀明要我代替他指挥部队），老实说，我是不愿意你走的，但是当旅长比当参谋长好，我又不好留你。”我说：“我很惭愧，我对第二十五师没有贡献，师长对我帮助很大，好在“第一九师是第五十二军的下属一个师，师长升了军长，我还是你的部下。”张耀明立即脸红了！我也立即感到不应说这句话，因为第二师师长郑洞国，资格比他老，能力比他强，声望也比他高，郑未离开第五十二军，他当不上军长，我这样说，是给他戴高帽，也是自作聪明，“泄露天机”。不久，郑洞国终于受到关麟征排挤、打击，不得不离开第二师去杜聿明第五军任师长，张耀明果然升了第五十二军军长。

在强敌入侵，大片国土沦陷之时，国民党军队高级指挥官仍在勾心斗角，以权谋私，实在令人痛心。

第九章、武汉会战及其以后

(61)会战前的概况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徐州后，以一部分兵力沿陇海路西犯归德、开封，主力南下循长江北岸西侵，于六月十二日侵占安庆，再陷潜山、太湖。同时以海军溯长江西上，企图突破马当要塞，进犯湖口、九江。

日寇步步进逼，蒋介石慌了手脚。他暗中派遣外交部亚州司司长高宗武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到日本，与日本首相近卫文磨、陆相坂垣征四郎谈判，企图在日寇未侵占武汉前妥协求和。日寇提出谈判条件是“蒋先生（蒋介石）通电下野，一切政权与军权，交给汪先生（汪精卫）。蒋介石不能接受，所以不愿立即投降。蒋介石声言下决心全力“保卫武汉”，实行“焦土政策”。他提请国民政府任命陈诚为第九战区司令官兼武汉卫戌总司令，任命薛岳为第一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为第二兵团总司令。

第九战区共辖六个集团军，第三集团军孙桐萱、第九集团军吴奇伟、第二十集团军商震、第三十集团军王陵空、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各集团军以下有军团长，我只记得关麟征是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李汉魂是三十军团军团长，其余军团番号和军团长姓名记不清了。

这些集团军和军团，下辖二十六个军，六十三个师。军、师的番号和军、师长姓名如下：第二军军长李延年，辖第九师师长郑作民，第五十师师长成光耀。第五十四军军长霍揆章，辖第十四师师长陈烈，第十八师师长李芳郴。第九十四军军长郭忏，辖第一八五师师长方天，第五十五师师长李及兰。第十二军和所辖二十师由孙桐萱兼军、师长，第二十二师师长贺粹之，第八十一师师长张测民。第四军军长吴奇伟，辖第九十师师长欧震，第五十师师长韩汉英。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辖第一五九师、一六零师（师长姓名记不清了）。第十八军军长黄维，辖第十一师师长彭善，第四十三师师长周祥初，预备第九师师长张言傅。第七十九军军长夏楚中，辖第九十八师师长王甲本，第七十六师师长王凌云。第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辖第一零五师师长王铁潢，第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预备第五师师长王和华。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兼，辖第一三九师师长李肇英，第一四一师师长宁肯堂，第一四二师师长傅立平。第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辖第二十一师师长候镜如，第九十一师师长记不清了。第七十二军军长韩全朴兼新十三师、新十五师。第七十八军军长夏首勋，其所辖师的番号和师长姓名不详。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辖第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绸，第一八零师师长记不清了。第七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辖第一一三师师长周毓英，第一一四四师师长牟中珩。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辖第一四三师师长由刘汝明自兼，第一一九师师长刘汝珍。第七十一军军长宁希濂，辖第八十七师师长沈发藻，第三十六师师长蒋伏生，第八十八师师长记不清了。第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辖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兼，第一三二师长何荃津。第二十六军军长肖之楚，辖第四十四师师长陈永，第三十二师师长王修身。第三十九军军长王和影，辖五十六师师长刘尚志。第五十五军军长姓名记不清了，辖第二十九师师长许文耀，第七十四师师长李汉章。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辖新十师、新十一师、新十二师。第六十军军长虚汉，第一八二师、一八四师。第十三军军长张轸，辖第一一零师师长由张轸自兼，第五十二师师长冷欣。第八十五军军长王仲廉，辖第四师师长陈大庆，第八十九师师长张雪中。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兼，后为张耀明，辖第二师师长郑洞国，后为赵公武，第二十五师师长张耀明，后为张汉初，一九五师师长施中诚，海军陆军战队第一旅旅长林秉周。湘、鄂、焊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嵩甫。此外还有第九十二师师长黄国梁，第九十三师师长甘初。以上九战区总兵力约六十五万人。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统率第三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第四兵团总司令李昌仙。下辖六个集团军。新第二集团军孙连仲兼、第十一集团军李昌仙兼、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候、第二十六集团军徐源泉、第十十七集团军杨森。各军团长，我只记得第十七军团为胡宗南，第三十军团为李汉魂。军长有：第八十四军军长覃连芳，辖第十八师、第一八九师。第八十六军军长何知重，辖第一七二师、第一七三师。第七军军长周祖光，辖第一七一师、第一七四师。第四十八军军长张义统，辖第一三八师师长莫德宏、第一七六师。第三十一军军长云松，辖第二三一师、第一三五师、第一七零师。第十军军长徐源泉兼，辖第四十一师师长丁治磐、第四十八师。第八十七军军长刘谯古，辖第一九八师师长王育英、第一九九师师长罗树甲。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城，第一三四师师长杨韩才。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辖一二二师、第一二四师。第四十五军军长陈升勋，辖第一二五师、第一二七师。第一军军长胡宗南兼，辖第一师师长李铁军、第七十八师师长刘安琪。第九十军军长李文，辖第六十一师师长钟松、第二十八师师长董剑。第六十四军军长李汉魂兼，辖第一五一师、第一五九师，第一八七师师长彭林生。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辖第一五四师、一五六师。第七十三军军长王东原，辖第十五师师长王东原兼，第七十七师师长彭位仁。第九十军军长李觉，辖第十九师师长李觉兼，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第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辖第七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第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第八军军长李玉堂，辖第三师师长李玉堂兼，第四十师师长宁思一。第七十五军军长周品，辖第六师师长张祺、第十三师师长吴良琛，预备第四师师长命傅正模。第十六军军长李理珩兼，辖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第二十六师。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辖第一一六师、第一三零师师长周福成。以上共计十八个军，四十七个师，约四十九万人。

进犯武汉的日本侵略军，指挥官是烟俊六大将。他统率的部队计有第三、六、九、十、十三、十六、二十七、一零一、一零六、近卫等十个师团，加上海军、空军，以及特种兵部队等，最多是十八万人左右。敌我两军兵力对比，是十八比一百二十。加之敌人是在外国作战，师出无名，情报、通讯、给养、弹药等补充均有困难。武汉地区远更多山，近更多湖泊港湾，易守难攻。在这样种种情况下，如果蒋介石有保卫武汉的决心，这个战役是完全可以取胜的。

（62）战斗经过

六月下旬，日本侵略军海军突破我长江马当要塞，侵占彭泽。七月五日侵占湖口，九江于七月二十六日沦陷。这时我第二十九军团关麟征所辖五十二军已由豫西移驻湖北花园，随县一带。接着又奉命离开第五战区移驻鄂东南的大冶、阳新一带，归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

第五十二军新任军长张耀明，下辖第二师师长赵公武、第二十五师师长张汉初、第一九五师师长梁恺。

八月初，陈诚到阳新城外一个大村庄关麟征军团部，召开旅长以上“战地会议”，我是第一九五师五六六旅旅长，参加了会议。会上，陈诚没有听取到会人关于敌我情况的汇报。仅由他讲了近两个小时的话。把部队摆到第一线、第二线，美其名曰说是“节节抵抗”，实际上是不让部队出击。他在会上还讲了一套革命道理，不让到会人发言，交流抗战中的经验教训。

侵占九江之敌，和田直孝的一零一师团，以一部分兵力沿南浔铁路南犯马迦岭，以主力（一个加强旅团）西犯瑞昌。防守瑞昌及其东北高地的孙桐萱集团军，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又经过较长时间构筑的防御阵地工事，竟抵抗不住。当时第五十二军正在瑞昌西北山地构筑防守工事，我站在我旅阵地前面山头上，亲眼看到孙桐萱的部队纷纷从瑞昌城及其附近高地撤退，少数向北溃散，大部分向瑞昌至武宁大道上狂奔，人马车辆，毫无行军秩序。瑞昌遂于八月二十四日沦陷。

从八月二十五日起，敌飞机不停地到第五十二军阵地上空侦察、扫射，投弹轰炸。二十七日开始炮击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阵地磨山，接着又轰击第一九五师阵地望人山。二十九日凌晨，敌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开始爬山猛攻。第二十五师七十五旅一四九团团长刘世懋用自己的小手枪打了自己的大腿一枪，声称是敌人打的，离开阵地，到汉口住医院。该团官兵都知刘团长是自伤，因为敌人步兵尚未接近，在掩护内的团长怎么会大腿受伤？

八月二十九日黄昏后，第五十二军在第一线的二十五师、一九五师奉命撤退到第二线阵地，这里原有第二师在构筑阵地防守，增加了两个师，应该能固守，但在敌人连续进攻下，还是被动挨打。守了三天，由于上级不让部队出击，结果又彻退富水河西北岸，美其名曰说是保卫阳新、大冶。五十二军这次在瑞昌西北山地作战，三个师共伤亡四千多人（我旅伤亡一千多人）。九月中旬，该军奉命将防地交张轸的十三军部队接替，撤退到武长铁路线上的咸宁、贺胜桥整理补充。

这次战役，关麟征认为第一九五师五六五旅旅长林茂华作战不力，撤消了他的旅长职务，该师师长梁恺认为林是黄埔四期和陆大某期毕业，要他当师参谋长，但他不干。旅长和师参谋长同是少将级，为什么林不干？原来在蒋介石嫡乡部队中当旅长，不仅是有权力，而且在经济上能捞点油水。

这时长江南岸的重要据聚点马头镇、富池口等地，也因陈诚嫡系部队霍揆章的第五十四军防守不力而沦陷。该军第十八师师长李芳郴畏罪潜逃。接着黄石港、阳新、大冶相继沦陷。长江北岸之敌，也在八月下旬配合南岸之敌西犯浠水、黄罔，守军有肖之楚、覃连芳、常云松、周祖光、刘汝明、徐源泉部及川军之一部共二十万人。他们也是“节节抵抗，节节挨打、节节溃退”。

由豫南、皖北渡过黄泛区的敌军，连续侵占潢川、光山、信阳、罗山，并有一部芒种敌人侵占了湖北麻城、黄陂等重要城镇。装备精良的胡宗南军团，照样是“节节抵抗，节节溃退。”号称天险的武胜关不守。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长官部，被迫由潢川搬到颧水，再迁黄陂宁埠，三迁黄安夏店，四迁安陆陈村，最后迁到鄂西北老河口。

十月中旬，武汉已被日本侵略军三面包围。蒋介石坐镇武汉亲自指挥的五、九两战区一百多万人马，并没有为坚决“保卫武汉”而“背水一战”。他早已下令撤退武汉三镇，实行他“焦土抗战”的政策。由于交通运输工具少，人马和各类物资多，无法按时撤退。到沦陷时，还有三分之二的老百姓无法离开。

这时日本侵略军，又派出一支部队，从海上南侵，进犯广东，未遇到任何抵抗而登陆。广东原有的部队已先后调到湖南和江西，因而登陆后的敌军长驱直入，和平常行军一样，于十月二十日侵占广州。

三面包围武汉之敌，于十月二十五日侵占汉口，二十六日侵占武昌。蒋介石急忙逃往长沙，陈诚急忙逃往鄂西，连下令烧武汉也来不及了。这是武汉人民不幸中的大幸！事后人们纷纷议论说：“保卫武汉是武汉不保卫。”

（63）武汉沦陷以后

武汉沦陷后，陈诚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长官部和省政府设鄂西恩施。薛岳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设长沙。李宗仁第五战区四十多万人除留第二十一集团军瘳磊部队十多万人在大别山区，进行“游击战”，“敌后抗战”外，大部分撤退到鄂北和豫西。瘳磊还兼任安徽省沦陷区的省主席（后来瘳磊病故由李品仙继任）。陈诚指挥的六十多万大军，一部分撤退到（赣？）西北和鄂南、湘北，划归第九战区薛岳指挥，大部分撤退到鄂西，以“保卫重庆”。

第五十二军撤退到湘北新河东南地区，不守岳阳，据说是害怕日本海军的攻击。因而日本侵略军第六师团没有费任何代价，于十一月十二日侵占了岳阳。

岳阳距长沙还有一百四十公里，蒋介石准备放弃长沙，并命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执行他的“焦土抗战”的政策，放火烧了长沙房屋三分之一。十多万居民无家可归，财产损失无法计算，使长沙人民蒙受了极大的苦难！

日本侵略军侵占岳阳后，并未南进。蒋介石对长沙人民无法交代，就归罪于长沙警备司令邓悌、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徐是南京中央军校军官研究班毕业生，是我这个队的学员），把他们三人枪毙了。这一方面是为了“安抚”长沙人民，同时想挽回“蒋委员长”的威信。但是人们都说：“邓悌、文重孚、徐昆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

这时，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关麟征升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五十二军（军长张耀明）、第七十三军（军长陈沛）。第七十九军军长夏楚中，随后又增加了第四军（军长欧震）。其右翼平江、通城方面的防守部队，是川军相轰统率的第二十七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共有近二十万人。

由于当时战争已进入第二阶段，日寇对蒋介石、汪精卫诱降，将侵占武汉的军队撤出大部分转移到华北和其他沦陷区，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这样也就减轻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压力。湘北前线，仅有日本侵略军第六师团，分布于武长铁路线上自羊楼司经临湘、岳阳至麻圹之线，及其东南地区某些山头和村庄。第五十二军在湘北新河东南岸，右接相轰的部队，左至鹿角之线筑阵防守。这个军的三个师，每师两旅四个团，另有师直属的一个补充团，每团约二千五百人。这三个师都有近半数是新兵。我旅（五六六旅）在武汉沦陷后，到湖南职陵接收了一个团的新兵。先在鹿角附近筑阵防守，防止日寇海军陆战队在鹿角附近登陆。随后又转移到新垟河中所南岸，以一个团防守阵地，新兵集中到防地后几个大村庄训练，时间将近半年。由于敌我相持时间长，新兵得到了较好的训练。但蒋介石没发动战地群众，组织、团结和教育群众。他的军队某些将领和中、下级军官又贪污腐化，正所谓“纵兵殃民”，因而战地广大居民，弃家外逃，有的还为敌伪利用。

一九三九年五月中旬，张耀明军长命令第一九五师五六旅派出一个团，袭击临湘南约十多里的忠坊村敌军据点，守敌是一个加强中队约二百人，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该旅旅长刘平亲自指挥，梁恺师长和我也到忠坊村东南高地观战并向刘平以及军部架通了电话。刘旅长用两个团的迫击炮连集中火力对守敌轰击了一个小时后，即令步兵冲锋，守敌虽有伤亡，但仍顽强抵抗。我步兵两次冲锋，均被守敌击退。刘旅伤亡三百多人，冲不进去。我向梁师长建议要军部派山炮连来支援，因迫击炮轰击破坏不了坚固工事。梁向军部要求派炮兵，张耀明军长说，炮兵离忠坊太远，又无公路通车，用马驮运需要几小时。他只答应补充迫击炮弹。午后三时左右，由临湘县城窜来敌军约四百人支援忠坊守敌，我又向梁师长建议由我旅派一个团阻击来援敌军，梁报告张军长，张竟下令攻忠坊的我军立即撤退。这次战斗，消耗了几百发迫击炮弹，两万发步机枪弹，伤亡四百多人，结果是长了敌人的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刘旅有不少的官兵，痛骂上级无能。

（64）一次奇怪的惩罚

早在武汉临陷前，我有个湖南华容同乡包泽英（他是早期中共党员，被国民党监禁，抗日战争开始时释放），送给我几本进步的书，其中有毛主席名著《论持久战》。我在战争炮火中偷偷地读了几遍，结合我在保定漕河、河南漳河、台儿庄附近、武汉会战等抗战实践，深深感到在一个战役和战斗中，指挥官的态度十分重要。对正义、进步的战争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有所领会。毛主席说：“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又说：“明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以致不能在新的有利机会中再打击敌人”。又说：“指挥官必须与下级同艰苦、共患难，同心同德，赏罚严明，团结奋进，才能提高士气，增强战斗力”。这本书，对我思想教育起了极大的作用。我在旅长任内，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用自己的薪金给士兵编印爱国识字课本，连队增设文化教员，摘写《抗战经验论谈》，以提高各级部队长的指挥作战能力；旅部办《吼声》油印小报，激发官兵抗战情绪等等。这些措施，都被上级和同僚们视为“异羰”，阻力重重。

一九三九年七月下旬，上级令我旅派出一个团袭击羊楼司南面的詹家桥敌军据点，我给师长梁恺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攻击敌人坚固据点，必须有山、以主力打击敌之援军（战术上叫“围点打援”）。并说上次刘旅攻忠坊，浪费了弹药，冤枉伤亡四百多人，我感到这样打仗不是好办法。又说，我们在湘北已呆了大半年，而战地群众至今未发动、组织起来，逃走的老百姓，有的还被敌人利用，这是我们政工人员的失职。梁师长接到我的信后打电话对我说，“你的意见很好，军队有炮兵，但要军长同意使用，我已把你的信送去军部了”。事有凑巧，刚好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来军部与张耀明军长商谈人事问题，见到我的信，大做文章。原来第一九五师一直没有副师长和师参谋长。梁恺有一个黄埔一期同队的同学李禹祥（湖南耒阳县人，又是梁恺的小同乡）在胡宗南部队当旅长，梁恺写信邀李禹祥来任副师长兼师参谋长 ，李回信同意，但胡宗南不放。梁恺又想要我当他的副师长兼师参谋长，让出旅长缺由他的耒阳小同乡黄埔四期学生刘一华团长升任，并把这个想法向关麟征、张耀明谈了，关、张表示“要考虑”。现在看到我这封信，就大骂梁恺无能，遇事迁就我，只听我的“摆布”。几天后，下令撤梁恺的师长职，降我一级，调任上校师参谋长，并“记处死刑”（即应杀而暂时不杀的意思）。罪名是“怯敌”。还说什么这是“从轻处分”，因为我随他“工作多年，不无微劳”。

我接到这个命令后，再三问自己究竟错在何处？我找到了答案，我错在走错了路。是在自己有了某些认识、沉不住气，政治上不老练。我又问自己究竟有无怯敌思想和行动？也找到了答案，怯敌的不是我，而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某些奴才。例子很多，我这里仅举两例：关麟征、张耀明的亲信老乡刘世懋在瑞昌抗战时自伤下战场，他身为团长，在国家、民族存亡时自伤离战场，这不是怯敌吗？关麟征在漕河、漳河战斗中指挥两个师而对付不了千余渡河之敌，下令撤退，这不是怯敌吗？更为稀奇的是刘世懋伤愈回部后，关麟征、张耀明要提升刘当旅长，那时五十二军没有旅长缺，关和张找七十三旅旅长覃异之谈话，动员他任军参谋长，让出旅长缺给刘世懋，但覃不愿意当军参谋长。于是关麟征想出一个奇妙的办法，报请上级提升覃异之中将军参谋长，让出旅长缺给刘世懋，覃只好从命。当时集团军总部参谋长姚国俊是少将，张耀明军长也还是少将，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件怪事。

在我受到这个奇怪的处罚后两天，张耀明军长打电话要我到军部一趟，一见面他就说：“你这次受处分，克怡（梁恺的别名）有责任，他不应把你给他的信送到军部”。又说：“现在异之（覃异之）去当一九五师师长，你要帮助他练好兵，打好仗”。我说：“异之和我是老朋友、老同事，我们一定会互相帮助。”

（65）如此“湘北大捷”

一九三九年九月，日本侵略军第六师团出动了步、骑、炮联合兵种共约五千人，强渡新泽洒？南犯，向第二十五师及一九五师阵地进攻，同时又派军舰护送步兵约两千人在鹿角附近登陆，攻击第二师之左侧背，关麟征指挥十多万人，不派部队增援第一线，竟为数千敌军吓倒了，下令五十二军撤退，不要抵抗。并不准备守第二线阵地。第一九五师信阳河南岸步仙桥西北阵地坚持抵抗了一天伤亡近千人，营长史恩华牺牲。由于左右两侧的友军都已撤退，不得不最后放弃阵地。

这天正是农历中秋节日，我亲眼看到步仙桥及其附近一带数以千计老百姓，携儿带女弃家逃难，状极悲惨！一九五师是最后撤退的，退到汩罗江南岸停止，准备继续抵抗，但军部、关总部早已撤退到离汩罗江五十多里以南，我们用无线电联络，军部回电说：“我军没有防守汩罗江南岸的任务”。并令我们“第一九五师南撤到金井待命”。我同覃异之师长研究，认为南侵之敌不过数千人，决不会深入而攻长沙，我们不可后退过远，要与敌保持接触。

当时在长沙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已准备好放弃长沙，在日寇开始南犯的第三天，长官部就搬到粤汉铁路线上的朱亭，并准备下一步搬到衡阳。他没有估计到这次日寇南侵是试探性的，到汩罗江以后就停止了。并接着撤回到原驻地。由于第一九五师始终与敌保持接触，当敌人向后传撤退时，我们也跟着向后转，所以我们一直追到我们的原驻地，得到了关总部、战区长官部的电令嘉奖。国民党“中央社”随一九五师的记者胡定芬、彭河清发电告“捷”，于是国民党报纸大事宣传“湘北大捷”。这两位随军记者还吟诗歌颂，在一首七律诗中有：“洞庭水覆倭奴焰，幕阜山相汉将旌”之句。接着又拍摄了“湘北大捷”的电影片，覃异之师长和我还是影片中“主角”。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好笑。

“湘北大捷”后，长沙各界爱国人士组织慰问团，到湘北慰问“国军抗战有功的将士”关麟征总司令部设宴招待，在宴席上，我国有名的爱国文学家田汉，因多喝了几杯酒，写了一幅对联赠给关麟征，“千杯不醉，一战成功”。

在“湘北大捷”的喧闹中，独有一个爱国青年《大刚报》记者王淮冰，写了一篇题为《奔赴长沙》的战地通信，大意是说，在日寇南侵中他由衡阳奔赴长沙，路过朱亭时遇见了第九战区长官部某熟人，知道了自称“精忠报国”的司令长官薛岳已由长沙撤退到了朱亭。并说长沙各机关、学校和部分老百姓都在向南转移，他逆人流而奔赴长沙，而长沙已是空城。这篇通讯在衡阳《大刚报》上刊登了，可是两天后，“湘北大捷”拱动全国。薛岳认为王淮冰“造谣”，要封闭《大刚报》，要抓王淮冰，王躲到关麟征总部（因王知道关与薛岳有矛盾），不敢露面。这个故事，是王淮冰同志在1983年写信告诉我的。

“湘北大捷”的首“功”是一九五师，我这个师参谋长当然也有“功”，关麟征总司令下令撤消了对我的处分，恢复了我的少将级。

这年冬，第一九五师调离第一线，驻金井整训，我因患牙病，请了几天假到长沙医治，路过关总部，顺便到总部看望几个同事，这时梁恺任五十二军副军长，因与张耀明不和，住在关总部，我也看望他，同时也看望了关总司令。我踏进关的办公室，他亲切地和我握手，并给我泡茶。他对我说“你练兵、打仗都不错，希望你今后好好地干工作，要有功不骄，有过则改，有机会还是要你带兵的”。接着我也看望了姚国俊参谋长。总部政训处少将主任黄徽津在座。黄问我：“你的老家华容县有人向总司令告你的状，说你捐了五千元巨款给中共党人在华容办中学，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说：“不是五千元，是一百元（实际是一千五百元），因我是华容东山人，这个学校办在东山叫东山中学，校长名叫朱婴（又名朱辟安，是被释放的中共党员），也不一定是中共党 人。”我又说，“我从当营长起，常捐款在故乡办小学，只所这样，是因为我小时没读什么书，文化水平低，在军队里工作感到有困难，希望让故乡的孩子们多读两年书。”黄说：“总司令也不相信你捐了五千元。而且他一直认为你练兵、打仗都不错，对你的印象很好，只是认为你思想有点“古怪”，也有点“骄傲”你要多注意。”他又说：“我们同事多年，知道你家里人口多，孩子们小，应积蓄一点钱给家用，但感到你很少考虑到这一点，同僚们都不大理解。”他这一席话，使我从此提高了警惕，以后我在言行上再不能粗心大意了。

（66）蒋军将领以权谋私

一九四零年初夏，第五十二军集中在金井及其周围几个大村庄整训。重庆国民政府军政部令各军在经费节余中拿出一部分给士兵做蚊帐，因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经费是包干制，是按照编制人数发给的，实际上各部队都有不少缺额，所以有节余。第五十二军的缺额很多，节余的数字很大，都被有经济权的官员装进了私人腰包。有一天，张耀明军长集合全军官兵讲话，大意是说：“现在夏天到了，晚上有蚊虫，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不能给士兵做蚊帐。”现在要求大家省吃省用，自己拿钱交后勤部门统一做蚊帐，每人只需交几元钱，如要公家开支，数目就大了。比如我们全军有三万多人，如果要军长给你们每人一支香烟，就要三万多支，我固然拿不出这样多的钱，你们得到一支烟也没什么便宜。反过来，如果你们每个人送我一支烟，我就发财了。”讲到这里许多人笑了。他接着又说：“现在当然不是要你们每人送我一支烟，我说的是一个比如，说明集腋成裘的道理”。事实的确是这样，资本家和地主剥削劳动人民而发财致富，也是“集腋成袭”的。我觉得当时发笑的人，是在苦笑。事后，有个参谋向关总司令写了封匿名信，大意是说，现在各师缺额很多，特别是师，团两级（这时旅一级机关已撤消，每师三个建制团，一个补充团）的输送连一直缺着，每逢行军，就要使用民伙，实际是“拉伙”。而且师长与副师长、参谋长，团长与团附的经济收入相差太远，这样会引起不团结，也会影响战斗力。希望总司令重视这一问题，但是这封匿名信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同年五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向鄂西增兵，声言要进攻重庆，陈诚的第六战区嫌兵力少，蒋介石准备在其他战区调兵增援。关麟征在重庆的“局中人”（何应钦）事先通知了关，关唯恐把他集中在金井整训的第五十二军这支“基本部队”调走，便急急忙忙令该军立即出发去“袭击敌后据点”。当时已是夏天，士兵还穿着棉衣棉裤，夏季服装正由长沙起运，两天后即可运到金井。我打电话向军参谋长吴震川要求让士兵换了夏服后行动，吴说：“总司令命各师立即行动，一天也不能迟延”。结果，士兵穿棉衣行军，背着步枪、子弹、米袋、手榴弹等重约四十斤，汗水直流，因而逃跑和病倒的很多。从金井到羊楼司、临湘一带的敌后据点约近两百华里，部队行军要走三天。全军经过十多天的战斗行动，结果一个敌后踞点也没攻下。弹药消耗了很多，而自己伤亡一大堆，特别是第二十五师伤亡近千人，还埋怨一九五师动作慢，埋怨第二师不协同，引起三个师的不团结。但是关总司令的目的达到了，薛岳已另外抽调了一个军去支援六战区。知道内情的人都说：“这不是在抗战，而是在犯罪”！

同年七月，日本侵略军进犯越南，海防、河内相继沦陷，蒋介石命令关麟征率领第五十二军开广西。并指挥已在越桂边境的两个军，“保卫广西”。在五十二军集中到柳州时，张耀明军长召集全军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名义上是说“开袭击敌后据点得失检讨会”，实际是要解决三个师闹不团结的问题。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发言，因听到几位指挥官发牢骚，我有所感触。我在会上讲了几个问题，其中谈到了仓促出动的问题，大意是说，攻击敌人坚固据点，应有周密的计划，计划不周，我们当参谋的有责任，但是要计划周密，各部队协同，也要有时间，我不理解这次行动为何那么仓促？最后由张军长总结发言，他讲了二十多分钟其中有几句似乎是解答我提出的问题。他说：“兵贵神速……出敌不意……这是我们军人的常识……军部没有什么错误”。散会后有人议论说：“我们的军长真不错，《孙子兵法》学得好”。

第一九五师在越桂边境的靖西县，呆了两个多月后移驻安山县。一九四一年春，又转进到田阳县的田州镇。同年夏，经百色到云南富宁，随后与军部一起驻广南县。这时关总部已到云南文山，指挥已在滇越边境的两个军，其中有原属陈诚系统的第五十四军，军长黄维。这个军有少数中、下级军官向关麟征告状说黄维贪污。实际上是这部分人想赶走黄维。关麟征抓住这个机会，想把五十四军整成自己的嫡系部队。他第一步向何应钦要求把黄维调走，另行安排工作。由于何应钦与陈诚有矛盾，关麟征又是他亲信将领，因而同意了关的请求，调走了黄维。第五十二军军长张耀明调任第五十四军军长，遗缺由关麟征兼任。关的第二步是由五十二军三个师各抽一个团与五十四军各师一个团对调，美其名曰说是“打破系统”，实际是破陈诚的系统而为关麟征的系统。这样一来，五十四军有部分中、下级军官不同意，联名向陈诚告状，陈诚向蒋介石报告说关在胡闹，会影响两个军的战斗力。于是蒋介石下令停止三个团对调，并令张耀明仍回五十二军，五十四军军长由该军副军长升任。

关麟征“整顿”五十四军的意愿，不能实现，他又在五十二军内部下手。他以“贪污”罪为名，将随他工作多年的第二十五师师长张汉初撤职查办，并将张监禁（解放战争时期张在胡宗南部某师任师长，被八路军俘虏），以集团军总部参谋长姚国俊任二十五师师长。不久，蒋介石“整顿”杨虎城旧部孙蔚如的十八军，用陕西人“改造”陕西部队，调张耀明任第十八军军长，接着张升任某集团军副总司令，又调出二十五师师长姚国俊升任十八军军长，姚遗缺，由七十三旅旅长刘世懋升任。在赵公武升任五十二军军长时，又由一个陕西籍的旅长刘玉章升任第二师师长。在姚国俊任十八军军长后，第二十五师参谋长王作栋（陕西人黄埔四期）调到十八军某师当师长。陕西人大出风头。

我从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以后，就深深地感到蒋介石统率的军队特别是他的所谓“嫡系部队”，决不会有好下场。他的军队中人事、经理、教育、作战等等都十分落后，在人事方面，他的将领们都是“任人唯亲”，而被亲者有所恃而无恐，既骄傲，又无能，贪污腐化打仗怕死。

一九四一年十月，我下定决心，称病请假，到广西桂林养病。这时我刚满四十岁。

第十章、桂林闲居和被迫逃难

67、理想与现实

由于我长期患轻微的胃病，身体瘦弱，特别是预料到国民党军队肯定覆灭，不愿意为它陪葬，因而借口请病假到桂林养病，实际上是闲居。我的理想是在广西桂林多读进步的书报，并设法找到中共地下党员接上关系，加入中共组织。然而，现实与理想不一致，在生活上发生了问题！

当时国民党政府在财政上极困难，不得不大量印发钞票，因而引起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得惊人。我在少将师参谋长任内，月薪是三百元，特别办公费二百元（国民党文武官员贪污成风，规定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每月发“津贴”，名曰“特别”办公费，用以“养廉”），可是在我养病期间，二百元津贴停发了，三百元月薪当时只能买到二百多斤大米，其他家用就无着落了！这时我四十岁，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加上孩子的外祖母住在我家，帮我带孩子，一家八口，负担很重！

在国民党统治期间，社会上流传说，“中级军官是小富翁，高级军官是大富翁。”事实的确是这样。五十二军的团长以上，如郑晓新、张汉初、陈林达、刘玉章等人，在当团长时就在大城市买了房子，在老家买了田地。至于关麟征、张耀明、赵公武等人，在抗日战争初期即有数字不小的钱存入香港外国银行。我也当过团长、旅长，但既不是大富翁，也不是小富翁。说到这里，有必要谈谈我的经济情况。

一九二五年春，我在黄埔军校学兵连当班长，月薪是十二元，每月除伙食和零用以外，略有节余，同年任少尉排长，月薪四十五元，一九二六年七月，任中尉排长，月薪六十元，同年升任上尉连长，月薪八十元，一九二七年六月，我请假回故乡，身边带有五百多元现款，因而顺利处理了家务事。一九二八年，我在南京军校军官研究班少校区任队长，月薪一百三十五元，除交黄埔同学会百分之十的会费和伙食、零用等以外，每月积存九十元左右。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文武官员开始减薪一百三十五元减为八十元。一九三三年三月，我任中校团附，月薪一百元。一九三六年六月任上校师参谋主任，月薪一百二十元外还有五十元津贴。这时我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孩子的外祖父母跟我住一起，一家七口，加以物价不断上涨，家用开支包括房租，月薪一百多元。一九三八年五月，我任少将参谋长，月薪一百五十元，特别办公费一百元。以后任少将旅长，月薪和津贴未变。总起来说，我在十多年内，拿到的工资和津贴，在节省开支的情况下积存的数字是不小的，但是既没浪费，也没存钱，除了接济和帮助了一些穷朋友以外，在故乡华容东山办了小学和中学，余下很少。我一生没有发财致富而享乐的打算，也没有为子孙后代积蓄财富的打算。这样说，似乎是自夸，可事实是如此，我的亲戚和朋友们都可作证。

由于我小时候的生活穷苦，对劳动人民有感情，到黄埔军校参加革命时，多次听到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同志教导，他有两句话深刻地铭记在我心中。他说：“一个革命者在生活上千万不要脱离群众，在工作上千万不要忘记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也研究过我国先秦诸子的学说，墨子说：“有力者助人，有钱者分人，有德者教人。”这些关于人生哲学的话，我不会忘记。但是我也不是“一尘不染的君子”。我在旅长任内，师长梁恺认为我的工资和津贴大部分用在士兵识字教育上，家庭生活艰苦，他派军需主任送去我家一千元，事后他才写信告诉我。我离开五十二军时，军长张耀明、师长覃异之，各给我五百元，我当时想拒收，但又怕得罪他们。接受这些捐款，都等于是“分赃”。他们送给我这两千元，我在桂林盖了三间简单的平房，因而我家住桂林不必付房租。

我离开国民党军队，恰好是四十岁。这时我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孩子的外祖母（外祖父已去世）一直跟着我带孩子，一家八口，生活很难维持，怎么办？做投机生意，没有本钱，我也决不愿走这条路；再回关麟征总部当少将高参，我更不愿意。在苦闷中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了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南进，梦想征服东南亚各国，并已侵占了越南、缅甸，旅居这些国家的华侨，纷纷回国。回到桂林的侨胞，无房居住，我将住房卖出，另在桂林东郊买荒地盖房，盖一栋，卖一栋，搬一次家。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共盖了九栋，搬了八次家。回国的侨胞们，也乐意买我新盖的房子，因为我盖的房子是自己设计，自购材料，价格比较便宜。给我盖房的工人也乐意，因为我付出的工资比较高。这样薄利多销，所得利润，勉强维持了家用。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返回] [关闭]

看到缺编这种事，脑子里第一反应过来的是明末明军的缺编，这到了亡国阶段，所有的“不幸”都是一样的。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返回] [关闭]

感兴趣的可以查阅，网上的材料很多，基本有几个共识：1905年生人，山西人，黄埔一期。参加过长城抗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湘北大捷”等抗战中国军几个重要战役（本文均有较详细描写），36年剿共颇有斩获，在云南做警备总司令期间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一二一惨案主犯，黄埔军校第二任校长，45年蒋本来调他任东北剿总司令后因故换成了杜聿明，未参加三年内战，80年病逝于香港。

美日方面均有资料对其评论，网上可以查到，但像本文这种视角的恐怕不多嘿嘿。。。。。。

另还曾有个花边跟他有关：关之琳曾被谣传是他孙女。

看你这十六的时候，刚放狗查了一下关。

确实，当历史从不同人的角度看过去，给后人都是不同的感触。看过黄仁宇的一系列书，他只是个下级军官，当过连长，当过参谋，因此，他的态度和认知也与从上往下的看法截然不同。

看你还删了不少章节，这都花得俺经验都不够，下河第一次啊，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