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兵拜河（续）：一个老人的回忆录（十二） -- 您很象飞行员嘛

68、读书和交友

桂林有个“新生活书店”可以买到各种进步的书，还可买到《新华日报》。由于五十二军的中、上级军官的家属都住在桂林，认识我的人很多，因而我买进步的书报阅读，都要严守秘密。一九四二年，有个华容同乡杨明清，来桂林住在我家，他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一九三八年，国民党火烧长沙时，他回到故乡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华容县警察局长徐上达，认为他是“急进分子”，下令抓他，他逃到湘北前线找我，那时我任旅长，正在连队增设文化教员，推行士兵爱国识字教育，我安排他到连队任文化教员。他经常在旅部办的油印小报《吼声》上写文章，思想较活跃、进步。 一九三九年，湖南第一师范在安化县复课，我帮助他完成了学生。他毕业后，又到湘北找我，这时我任师参谋长，连队文化教育已停办，我介绍他到师政训处工作，后因他和该处秘书王某吵架，犯了军规被关禁，释放后离开了五十二军。

杨明清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他有个同班同学邓钧洪，邓在毕业后到桂林铁道部门办的小学任教员，不久升任教导主任。杨到桂林找到我，同时也找到了邓，由邓介绍到这小学任教员。不久，邓辞职，到桂林体育场附近的“平民书店”任经理，杨升任教导主任。

据杨明清秘密告诉我说，邓钧洪是中共地下党员，“平民书店”是中共在桂林的联络点。同时我又认识我的大孩子的老师肖漪萍，并经常和他见面，谈话了解到他思想进步，对抗日战争前途表示乐观，我认为他也可能是中共地下党员，但是我又不敢问他。

由于杨晓清把我湘北抗战时的生活作风和工作之风，以及思想情况都告诉了邓钧洪，因而邓由杨转交我一些秘密文件阅读，其中有周恩来同志由重庆回延安时的报告。我的大孩子也告诉我，他的老师肖漪萍，常开秘密会，要他在会场外站岗。这时我知道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对我已有所认识。但他们严守党的纪律，始终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桂林有各系统的特务到处横行，抓人、杀人，而在桂林活动的“托派”，也有向中共地下组织进行破坏，我同肖漪萍见面和阅读秘密文件，以及阅读进步书报，都要十分注意。

国民党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因公到桂林，顺便接他住在桂林的母亲去昆明，他听说我离开五十二军后闲居桂林，特意到我家看望我（我离开五十二军时，他曾电邀我去昆明任职，我以有病需医治，婉言谢绝了），并请我吃饭，他对我说：“现在已是世界第二次大战，美、英、苏等国都参战了，这几个国家正在大力支援我们，我国抗战前景好的很，最后胜利大有希望，你这样消极是很大应该的，还是去我那里工作为好”。但是我和他的观点不一样，我认为抗战前景虽好，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已失去民心，俗话说，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国民党军队，决无好下场。我的希望，寄托在善于组织、团结、教育人民，和广大人民一起，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持久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可是这些话又不能对他讲，只好说：“我的胃病没治好，身体很虚弱，病情好转，我一定前来追随你。”

一九四三年春，梁恺任国民党中央军校分校副主任（主任黄杰我也熟悉）他要我去任少将总队长，我也以有病不能工作，婉言谢绝了。

69、被迫逃难

我在桂林定居期间，虽明知肖漪萍、邓钧洪是中共地下党员，但他们一直没表露自己的身份，我也不便向他们申请加入中共组织。我还想去延安，因为我听说华容县老中共党员朱婴、方之中在延安工作。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捕杀中共党员时，他们在南京，我曾做过掩护他们的工作。但是路程太远，家庭老小又不能随去，只好呆在桂林，等着有机会时再行动。

　　一九四四年夏天，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南进”政策失败，它在东南亚的军队为从海上撤退，又怕英、美两国的海军，它的同盟国德、意、法西斯军队也正在败退。在五、六月间，侵占我国湖南省城长沙后，接着进犯衡阳，桂林动摇。据了解，许多机关、学校、居民开始疏散，邓钧洪去湖南沦陷区搞地下工作，肖漪萍，杨明清去贵阳，我因最小的孩子快要出生，爱人张剑云不便行动，也因还有一栋房子没买出，身边没旅费，更因错误地估计衡阳到桂林还有七百多华里，不必这样匆忙，所以未动，

九月初，湘桂边境黄沙河沦陷，桂林不能再住下去了，我只好被迫带着全家和简单的行李，同数以万计的桂林居民，向广西西南山区“逃难”。

在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下，有钱有势者生，而且是舒服、享乐的生，无钱无势者死，而且是辛苦、受罪的死，有人却认为生者光荣，死者可耻。这现象，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腐败黑暗、专制的压迫、抗战无能的统治下桂林沦陷时，数以万计的逃难群众中表现最明显了。当长沙沦陷，衡阳动摇时，住在桂林的蒋家官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发了国难财的富商们就纷纷乘火车或汽车搬家，他们所有家具什物都搬上了车，有的去重庆，有的去昆明，搬走得最近的也到了贵阳。他们在路上当然是舒服、安全，到了目的地，更可以加倍享乐。这时桂林还有近十万人。接着衡阳沦陷，由长沙、衡阳逃难的人们拥进了桂林边境的黄沙河。国民党军队三十多万人马，像一群鸭子，被日侵略军不足三个师团至多是五万人，追赶的四散逃跑。

我在九月十二日，乘一个在桂林兵工厂工作的亲戚照顾，在桂林北火车站乘上了火车，但不是坐在车厢里，而是全家坐在车的顶蓬上。这列车装满了兵工厂的机械和职工家属，车顶是用树皮搭盖成人字形，我想了许多办法才坐上去。这列车的车底上也用木板和绳子扎起来载上了人。由于逃难的人多，桂林南、北两个火车站成了人山人海，车站轨道被列车占满了，开不出去，我乘的这列车等了十多个小时才开动。我是九月十三日离开桂林，而防守桂林的国民党军队，这时就开始放火烧城外的房子，美其名曰“扫清射界”。据说桂林城防工事花了不少建筑费，但是敌人刚接近，守城部队就逃跑了。

由桂林到柳州的四百华里，我乘的这列车走了三天，因中途各车站轨道都被装着机关、学校、难民等车辆占满了，列车无法通过。车到柳州北站到西站，又用了四天，到西站后却没有开动的消息，原因是路方要先开花了钱的车，而且以钱的多少决定开车顺序。我的孩子们在车顶上日晒夜露，尤其是雨天，全家就像“落汤鸡”。每个车站因停车多而时间又长，满地是大小便，太阳一晒臭气难闻，病人、死人每个车站都有。这样，我的孩子们会活不下去的！我只好背了暂时不穿的几件衣服，到柳州街上拍卖（有钱的商人这时仍在柳州廉价收买衣物运往贵阳、重庆、昆明等地卖高价），托一个朋友帮助，花了很大代价取得准备先开的一列车顶上的位置，由柳州经过两天到了宜山。因为不花钱不仅是上不了车，也不知道那一列车先开。

我到宜山后，打听到西去近两百里的金城江车站有两万多人在候车。由金城江再往西去，火车要爬坡换车头又要等很长时间。我想起我在五十二军工作时，宜山城内有熟人，宜山县城西去一百多里的九渡镇也有熟人。因而我就在宜山下车，找到了曾在一九五师当上尉副官的周某，托他租了一匹马，我的爱人剑云抱着刚满两个月的小儿子骑马，请人挑着简单的行李，我带着五个能走路的孩子步行了两天，到达九渡。这里是五十二军副军长兼湖南衡来师管区司令覃异之的家乡，他全家八口人都住在老家。我承他家照顾，帮我找到了住所。几天后，覃副军长从湖南常宁县带着十几个武装士兵和几个军官绕道湘南经柳州到了九渡，我建议我同他以宜山、都安河池等县山地做根据地从事游击活动，他不同意。他认为日本侵略军不会到九渡。他竟以近千万元公款到宜山购买布匹和在九渡购买粮食、食盐，想从中获利，发一笔“国难财”。

桂林沦陷后，柳州失守，接着宜山沦陷，覃副军长还以为九渡是安全地方。在宜山沦陷后的第五天。由迁江县城撤退下来的某集团军副司令带着两个团到九渡，随着他的还有我早就认识的某参谋长。我们在谈话中，知道到了这支部队共有五个团，是某集团军右翼部队，准备撤退到河池、南丹之间的山地去。他们说：“这个仗无法再打下去，谁想打仗，谁就要倒霉”。又说：“某集团军总司令早已退到贵州省境内，重庆的最高统帅，对当前的抗战形势也不大关心，他（蒋介石）最近只有两件事感兴趣，一是陪伴陈小姐，二是发动十万青年学生从军。”他们在谈话中，表现出极大的愤慨。

这批部队刚从九渡西去，敌人的骑兵就追到九渡，我全家同覃的全家被迫逃到九渡西面山区加发洞，这里住着覃的亲戚，帮我们找到了住房。这时，我们听说某副总司令带的步兵被敌人骑兵追上了，副总司令被打伤，我认识的那个参谋长被打死。

覃副军长囤积的粮、盐、布，在敌人侵占九渡时，全部损失，但他身边的财物还有不少，他害怕再受损失，带着他的夫人和四个孩子经百色回云南文山五十二军（他到文山后，被调任住在重庆的青年军第四师师长），留下两个小的孩子和他姨妹全家四口仍住加发洞。他还给我准备了乘马，要我和他同行，我的家属暂和他的姨妹住在一起，以后再去云南，我未同意。他临走时和我谈了一席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现在我国抗日战争形势已有大转变，美国正在大力帮助我国，最后胜利在望”。他知道，我对五十二军的几个负责人包括他在内是不满意的。他说：“我们衡量人要看他的全面，不能只看他的某些缺点，过于苛求，大致过得去就行，如果用显微镜看人的面孔，那当然是满脸大麻子。”我当时笑着对他说：“我已离开五十二军三年了，现在不好再回去”。他又说：“你不回五十二军，可以到杜光亭（杜聿明）那里去，早就听说他欢迎你去”。结果我还是下定决心不走，他再三嘱咐他的亲戚，要在多方面照顾我家的生活，必要时，共同行动。

覃走后不久，敌人小分队到了加发洞，我家简单的行李被抢走！加发洞的老百姓送给我两床破旧棉被，才渡过冬天。由于敌人小分队到处搜山，我在两个月内，移动了三次住地，最后搬移到都安县的下乡镇。

广西西南山区，少数民族散居，他们生活的困苦，实在难以形容，如果说，世界上真有所谓“地狱”的话，那他们就是生活在“地狱”里。他们居住在半山腰或山沟里，用乱柴扎起来做房子，上盖树枝和树皮，四面进风，冬天全靠烧柴烤火取暖。穿的衣服少而且破烂。在石头缝里种玉米作为粮食，很难吃上油和肉食。他们没有农具和耕牛，也无法用耕牛，全靠一把砍柴刀和松土用的像狗舌似的一柄锹。这个地区山与山之间也有谷地、良田，但多被地主和富农占着，穷人的女儿多嫁给富户我的做妾、做婢，成为富家能说话的劳动工具。

我到下坳后，听说宜山至河池、南丹沾铁路、公路逃难的人们，遭遇更为悲惨。当敌军侵占宜山县城后，金城江接着沦陷。敌人骑兵小分队从左翼进占南丹，把难民行列拦腰截为两段，前一段为敌骑追上，行李衣物被敌枪光，青年妇女被敌人奸污。最先头的难民逃到都匀附近时，又遇上国民党军队溃退士兵，以检查“汉奸”为名，把难民的衣物枪走，难民讨饭到贵阳。停留在河池的难民，知道南丹沦陷，有日本骑兵拦头时，只有向公路两侧的山地逃，但结果也同样悲惨，因为敌人步兵侵入河池后，又同侵入贵州。独山骑兵回头，到南丹与河池之间“搜山”。我到安县属下坳后，有几个难民从河池逃到下坳，他们沿途讨饭吃，瘦弱到不像人。他们中间有两个是浙江人，原在湖南做五金生意，有一个是广西合山煤矿的小职员，还有一个是柳州某小学校的教员，他们告诉了我许多不忍听的悲惨遭遇。他们逃难到金城江等乘火车去贵阳找朋友，但是等了一个多月搭不上车，眼看在金城江的难民病死的一天比一天多，他们的小孩子也死了两个，只好和别人一样扶老携幼，沿着公路拥挤在逃难的人群中向南丹步行，但在中途得到前面传来的消息，有一座桥梁被国民党军队炸断了，河水深，不能过去。他们和许多难民一样走投无路时，后面有日本鬼子兵追上了，有的丢掉了年幼的儿女和年老的父母，只顾自己往路旁山地上逃，有的一家被冲散，哭声和呼叫声震动山谷。敌人在未逃脱的难民中带走了一大群年轻妇女，送到所谓“慰问所”。接着之说：他们和父母妻儿失散后，逃到离公路十多里的一个村子，村里的坏人不准他们进村，说是怕难民中有汉奸。他们当夜露宿在山沟里，半夜又来了十多个带枪的国民党士兵，以“检查”为名把他们随身携带的衣物抢去，连身上穿的衣服也剥去。那煤矿小职员说，他的妻子正在患痢疾，被冲散后生死不明！说这话时泪水直流，我当时只好怀着同情的心，回到自己的住所，说了一句：“这是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反人民的结果”。

在日本侵略军退出独山、南丹以后，就在河池、宜山及其他各县组织伪政权，每一个乡镇都有日本兵担任警卫，这些伪政权的负责人地主、恶霸、流氓。他们对待乡民，无恶不作。下坳北面有个宜山县属的龙头镇，这里有日本兵一个小分队（等于排约四十人），设了个镇公所，所长是当地有名的恶霸。他们召集附近各村坏人到伪镇公所开会，会议决定各村接受日本“皇军”“劝告”“皇军”随时检查；要各村给“皇军”送粮、送菜，并规定多少猪肉和鸡鸭；要各村青年男子，随“皇军”外出挑运东西，要青年妇女输流到“慰安所”“服务”，实际上是供日本兵取乐。就这样由近及远，使整个乡村就范，如有不服从者“皇军”就要进行“讨伐”。所谓“讨伐”，就是捉人，烧房子。最初有些老年人害怕捉人和烧房子，劝青年人忍受。后来各村倍感困难也最使人们忍受不了的无休止的强拉妇女，拉去了就不放回。有血性、有勇气的年轻人就联合起来反抗杀亲日派，杀鬼子兵。于是“皇军”进行“讨伐”，抓人、烧房子。龙头镇周围各村的年轻人被鬼子兵杀害了不少，房子也被烧了很多！国民党宜山县流氓县长（桂系的一个失意军官花钱买的县长）却业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收缴民枪，间接援助敌伪杀害自己的同胞！”

我在下坳住了四个月，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下旬，将家属托姓韩的熟人（原在一九五师任上尉军需）照顾，自己离开下坳，步行到独山，由独山县公安局长原十五师一四五团少校团附钟湘涛帮我安排乘汽车到贵阳。我在贵阳会见了肖漪萍，也会见了《大刚报》副总编辑王淮冰。我在逃难中写的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情况，以及假抗战、真反共、反人民某些事实，想投某进步刊物上发表，给他们看后，他们认为要从长远利益着想，不主张刊登。他们主张我到昆明杜聿明防守司令部去，暂时有个落脚之地，以后看情况再说。王淮冰并给我向杜聿明发电报，第二天就接到杜的回电，欢迎我去昆明，并给我寄来了足够的路费。

我于五月中旬到昆明！立即写信，让住在下坳的爱人张剑云带着孩子来昆明，并告诉她到独山时找钟湘涛安排汽车经贵阳、安顺到昆明，因为贵阳、安顺都有人照顾。她到昆明后，杜聿明并叫他的后勤负责人蒋瑞清给我置备了全家需用的行李衣物。这些朋友们对我的照顾，我终身不会忘记。

这里叙述一个故事：五十二军衡来师管区新兵团有个姓晏的连长，在衡阳沦陷前，到湘桂铁路线上某城市住的步兵学校学习，衡阳沦陷后，学校搬到贵州。他是湖南醴陵人，其妻和一个四岁的孩子随他住在耒阳，请假到耒阳接妻儿，绕道湘南经柳州到宜山九渡，随后又到龙头镇，准备步行回贵州，接着河池、南丹沦陷，龙头镇也来了敌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敌人用欺骗宣传所谓“招抚流散难民”，“遣送难民回老家”的号召，到一个“难民登记处去登记，结果，到登记了的难民青壮年，却安排做苦工，不能和家属小孩在一起，年青男女没有送走一个。十多天后，他逃到下坳找我，这时我已离开下坳，后来他随着我的家属到了昆明。当他和我见面时，我问他的妻子和小孩是否同来，他望着我淌着眼泪，说不出话来。我后来介绍他到防守司令部警卫团当上尉副营长。”

我渡过了七个多月的逃难生活，吃尽了艰难困苦，回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慄！我的老伴张剑云同志，和六个孩子也跟着委屈、受罪，正因为我全家历尽苦难，所以都痛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腐败、无能。张剑云同志后来到东北帮助我做准备起义工作，他是因为在思想上对形势有了正确的认识。

在旧社会，由于我不善于交际，拉拢人，知心朋友不多，但所谓“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我来说，感觉到还不是那样明显，这也是因为我待人真诚、直爽，不会说假话、耍手段。我在逃难期间，凡是认识我的人，都对我有帮助，这里我对他们表示真心感谢。

涉及议论关的内容，当初我在整理的时候曾想过做删减，可发现如果这么做的话就没有发这篇回忆录的必要了，因为祖父对时事的认知、判断，以及他后来思想的转变以至举兵起义，都离不开他身为关部下时期的所见所闻所感，干脆原样发了吧。

俺对关的全部印象也就是来自国方的一个回忆录性质的咚咚。。。应该是<关麟征传>吧(忘了名字了)? 按那里的描述, 基本是关二爷转世; 要不是空一格先生不长眼睛不用老关, TG绝不会这么稳当座了江山~

您这个资料,可是太宝贵了~

不由得感叹:

空一格千古;

中华民族万岁.

一疼我百姓如此遭难，二疼官、兵如此不堪，三疼祖父戎马半生竟至如此狼狈。人为了自尊求真需舍弃和忍受的东西太多了。。。。。。

第十一章、再任国民党高级官

（70）、在昆明期间

我于五月中旬到昆明，杜聿明保举我任昆明防守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兼直属部队指挥官，这是我离开国民党军队三年多以后，再次佩带蒋军高级军官领章。但这时我是“人在曹营心在汉”。

我这个职务，主要是指导司令部教育作战处和管理教育司令部各直属部队（警卫团、通信营、汽车团等），工作较清闲，杜聿明要我抽时间编写《抗战经验》，作为教育部队的参考材料。我在两个多月内写了五万多字，后因日本侵略军投降而作罢。

这时杨明清在昆明“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这个学院院长罗承升，又名罗苦闻，湖南华容县人，一九二一年去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相熟，后与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加入了无政府主义派。大革命时期回国在华容县办教育，大革命失败后，他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南京等地做教育工作，曾掩护过中共地下党人。（全国解放后，他应周恩来电邀到北京任文史馆专员，一九五六年国庆节，我作为江西观礼代表团团长去北京观礼，曾到他的住所看望了他，当时他已年近七十，现已去世）我同杨明清在昆明常到他的寓所看望。

杨明清在昆明与中共地下党人有联系，有一天，他约了刘乐洋同志和我见面。刘在昆明是中共地下党人比较负责的同志，他的公开身份是给昆明《扫荡报》编写社论。他的爱人易淑娟在昆明城外某中学任教员，也是中共党员。他们夫妻俩都和我谈过话，他们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分析很中肯，对我大有启发，使我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

当时，龙云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兼云南省主席。他在云南统率的部队，名义上有二十多万人，实际上只能指挥原来的云南部队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此外有一个独立师（师长龙绳，武龙云的大儿子），宪兵、警卫各一个大队，一个炮兵营和各县保安队、警察等共十余万人。其他如邱清泉的第五军三个师，青年军第二零七师、宪兵第十三团，机场警备部队四个团、装甲兵团，以及昆明防守司令长官部所属直属部队等等，要通过杜聿明才能使用。

龙云是云南少数民族（彝族）的头人，是老军阀唐继尧的部下，他统治云南十多年，不仅有他一手培植起来的十多万军队，也有庞大的家产。在抗日战争后期，他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假装进步，与在昆明活动的各民主党派关系较好。这时昆明有个“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日战争初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迁到昆明联合组成的，简称“西南联大”。这个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有不少进步的民主人士，其中也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独裁、专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是心怀不满的。有个星期天，杨明清带我到西南联大参观《垟报》，那真是洋洋大观，许多精辟的见解，醒人耳目的评论，增长了我不少知识。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却说：“西南联大的垟报，是中共党人的喉舌。”说某些民主人士是“俄国人”。如说闻一多是“闻一多夫”，罗隆基是“罗隆斯基”，国民党特务早已准备杀害他们。

两年前，杜聿明统率的“远征军”，从缅甸撤退到印度东部，后来在美国军队协助下，打退了日本侵略军，并修通了印、缅、滇公路，“远征军”撤回到云南。从此美国来云南的军事人员日益增多，住地和供应常与龙云发生纠纷。美国人曾向蒋介石建议，赶走龙云而蒋介石也早想动手。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征服大东亚”的美梦在美、英、苏等国军事压力下，终于屈服投降。当时我国举国欢腾，认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从此脱离了战祸。昆明各界和全市人民放鞭炮庆祝，高级官员相互请酒和开跳舞晚会。我既不会喝酒，也不会跳舞，更没有钱请客吃饭，因而我在这时很少外出。有一天下午，杜聿明请客，我不能不参加，有个美顾问和我同席，翻译向他介绍我是台儿庄抗战英雄，美顾问亲切地和我握手，微笑着说了两句话才坐下。我不懂英语，问翻译顾问讲什么？翻译说，他讲台儿庄战役，有些消息是不真实的，只有打通缅甸北部的战役中，贵国确实出了不少英雄。我当时感到美顾问，这样讲是因为缅北战役有美国人参加。

日寇投降后，蒋介石认为“外患已了，内忧正深”。他急急忙忙准备大打内战，大量印发《剿匪手册》。他委派何应钦任“陆军总司令”，在美国海空军协助下，调动躲在大后方的国民党军队，接收沿海、沿江及内地大城市。同时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停止活动，令日伪军暂在原地维持社会秩序，等候国军受降接收。他为了赶走龙云，令卢汉率领第六十军、第九十三军到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并接着令龙绳武的独立师也去越南。接着蒋介石派飞机到昆明接杜聿明到重庆，面授赶走龙云的办法。

杜聿明由重庆回昆明的第二天，到我办公室告诉我，要我指导教育作战处准备好沙盘演习教育，假想“围攻昆明城”，以便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之用。我当时莫明其妙，只好照办。会后，我才预感到这是杜聿明执行蒋介石命令要赶走龙云了。

九月下旬，蒋介石由重庆秘密到四川西南部的西昌，并派了他的亲信王叔铭由西昌乘飞机到昆明给杜聿明送信。九月二十九日黄昏后杜令他的司令长官部少将以上军官包括我在内乘几辆汽车出昆明西门到空军基地岗头村开会。到会的有杜部师以上军官，还有当天从西昌乘飞机来的关麟征、李宗黄、龙涤波（宪兵十三少将团长，湖南湘乡县人，黄埔四期毕业，军统分子）。

会议主要是传达重庆国民党政府撤消昆明行营，免去龙云行营主任兼云南省主席职务；任命卢汉为云南省主席，在卢来到任前由新任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任命龙云为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此外还有蒋介石致龙云的亲笔信。

在这个会议上，杜聿明按照上次会议所作的沙盘演习，采取军事行动，并派专人监视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学生，防止他们“捣乱”。也令司令长官部“调查室”（军统特务组织负责人李统桢，黄埔军校六期毕业，我任第二十五师教育大队长时，他是大队上尉政治教官，这时是少将军衔）排查昆明的中共党人。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我回到城内立即通知杨明清转告刘乐洋和易淑娟要他们当夜逃避。后来据说这次“昆明事件”，中共地下组织未遭受破坏（刘乐洋夫妇现已离休住在长沙）。

当时龙云的主力部队远在越南，昆明城内仅有警卫营，炮兵营和一个宪兵大队和若干警察，城外有新成立不久一个步兵师（师长龙绳祖是龙云第二个儿子）。在龙云接到命令和蒋介石的亲笔信以后，不肯离开昆明。由他的警卫营保护死守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昆明城内西北角一座小山）。宪兵、警察也拒不交枪。到三十日下午，昆明城内基本上停止了战斗，部分县的保安部队和昆明城外的部队都服从命令交枪，只有保护龙云的警卫营声称死守五华山，拒不交枪。杜聿明也不敢炮击五华山或派飞机轰炸，成了僵局。昆明城内外由杜军维持秩序，但城内老百姓买不到柴米和菜有些怨言。十月三日，宋子文由重庆乘飞机到昆明，亲自到五华山与龙云面谈，并担保龙云同宋子文同乘飞机去重庆。在昆明西郊机场上飞机时，杜聿明亲自送龙云上飞机，并向龙道歉，龙对杜说，这不能怪你，你是遵照命令行事。龙云到重庆后立即就任参议院长。蒋介石接见他时，他又说：“这不怪委员长，是杜聿明胡闹”。蒋介石为了安抚龙云，责备杜聿明做得过火了，下令免除杜聿明昆明防守司令长官职，任命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但是过了几天，蒋介石又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随同新委派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去接收东北。

这时华北的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城市。已由何应钦在美国海空军支援下先后派蒋军接收。杜聿明于十月中旬调任“昆明防守司令长官部”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先带了一批参谋、通讯和后勤人员去秦皇岛，并由蒋介石命令已在上海受降的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在越南受降的第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由美国海空军运送到秦皇岛，交杜聿明指挥，作为出关接收东北的军事力量。因为这两个军都是原教导第二师发展起来的，杜聿明较熟悉。在杜离开昆明的前一天，召开了司令部处长以上的军官会议，决定留昆明的司令部机关及直属部队和家属由我和政训处长负责准备好待命行动。当天夜晚，我到杜聿明寓所送行，并和他谈了一席话。我说：“根据前天司令部情况汇报（司令部每周有一次汇报会），八路军林彪已带领十万人出关去东北，苏联红军有可能交防给八路军，如果是这样，我们去东北就会有麻烦”。他说：“有协定，苏联不会这样干”。他又说：“我们出关当然也要准备打仗，听说林彪带去的十万人有不少是徒手。现在已是冬天，东北渐冷，他们没有棉大衣和棉鞋，装备很差，小米加步枪的八路军，真的和我们打起来，也不堪一击。”他讲这话时，神情很愉快，似乎很有把握接收东北。接着蒋介石又先后派了几个军去东北，用以增强接收东北的军事力量，其中有在越南的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随后又派去了新一军、新六军和关福麟的东北军。

不过,为什么送花的人这么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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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从昆明到锦州

八年抗日战争，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抗战无能，大部分党、政、军官员又贪污、腐化、怕死，大半河山沦于敌手！除了部分投机倒把的商人发了“国难财”以外，中华民族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真是一言难尽！当时蒋家王朝的财政支出，全靠滥印钞票，引起十分恶劣的“通货膨胀”，物价不断飞涨，昆明市的大米每斤壹佰多元，租一间住房要壹千多元。我这个少将军官的月薪是一万元，加上二千元津贴（叫特别办公费）不够八口之家的开支。中法大学文学院长罗苦闻，在由湖南华容逃出时带上了不少图书。日寇投降后，他卖出图书准备回老家华容，承他借给我五万元作家用。这笔钱我后来虽已偿还，但当时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我在这里表示感谢！

十一月初，我奉命率领新更名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机关、家属和直属部队近万人。由美国装备的汽车团分批运送到广西南宁，再运送到越南海防，五百多名家属留南宁。我乘坐的是一辆小吉普指挥车，带上杨明清。这次万人行动，未出差错，但也有少数中级军官从昆明带私货到海防出卖，其中有警卫团一个营长带了几十两大烟，被查出后撤了职。

在海防候船时，有少数中级军官嫖赌，并有些人染上了“性病”。我还听到旅居海防的华侨说，五十二军在海防时，军风军纪很坏，有中上级军官狂嫖滥赌。第一九五师副师长郑明新在海防要了个华侨的女儿做小老婆，并已带去东北，许多中下级军官染上了性病。

十二月中旬，部队由海防和鸿荃两港口乘上美国几艘运输舰。于十二月下旬到达辽宁葫芦岛登陆，再乘火车到锦州，这时杜聿明已随五十二军住在锦州。

我到锦州后，立即向杜聿明报告部队沿途车运和船运情况，踏进他的办公室，见他正伏在办公桌上写日记。我说：“司令长官工作这样忙，还在写日记？”他放下笔和我亲切握手，并说：“你一路辛苦了”。又接着说，“写日记是老头子（蒋介石）给我的任务之一，年终还要派专人送给他审阅”。从这件事来看，蒋介石对杜聿明的控制是严格的。我把部队车运和船运情况简略向他汇报后，他说，五十二军从海防到东北，军风军纪一直很坏急需整顿。他又说司令部机关和直属部队在海防也有不少人破坏军风纪（早有人向他报告），但比五十二军好。接着他谈了东北当时的形势。他说：“林彪带出关的八路军，已抢占了大半个热河，其先头已到达辽西。黄克诚带领的部队，已在山东半岛渡海到达旅顺、大连，看来非打仗不可”。他又说：“五十二军正向辽东开进，十三军也到达朝阳、北票、义县。在越南的六十军和九十军正在海运中，大概年底还有两个军可到达东北”。

两天后，杜聿明派军医人员以检查各级军官身体健康为名，查出长官部机关直属部队和五十二军之一部分军官患性病的有百分之十。他叫军法处下训令，严格批评了这些患性病的军官，并规定以后再有犯这类纪律者从严处罚。

当时锦州有十多万人口，有一半多日本人，是辽西比较大的城市。自杜聿明的长官部和五十二军的一部分进驻以后，闹得乌烟瘴气，最遭殃的是日本妇女。杜聿明三令五申不准军人嫖赌，但不起作用。除杜本人不嫖赌外，很少人不犯。长官部参谋长赵家骧住在原锦州铁路局日本人局长的一座小楼上，每夜要这个日本人的十八岁少女陪伴。赵家骧还酷爱打麻将，有时玩到深夜。有一天，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和副军长梁恺，请我到一个大饭店吃饭。我进去时，他们二人正抱着日本少女亲咀、摸弄，见我走进房内，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赵公武说：“日本鬼子侮辱了我国不知多少妇女，我们现在也应该报复”。杜聿明的长官部，每到夜晚，处长们都出去耍，很难在机关或住所找见他们。高级军官如中、下级军官就更放肆，甚至有少数士兵在街上或日本人居住的地方去强拉日本妇女。锦州有个纺纱厂，女工多是日本妇女，她们只好剪去长发，不穿和服穿西装假装男人。但有时被识破，也不能避免受侮辱。

（72）任阜新市长

我到锦州后，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正式成立“直属部队指挥部”，我还是兼任指挥官少将高参曹福谦兼任副指挥官（他是山西应县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他的长兄曹汝谦是黄埔三期政治教官，一九二六年春，任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团党代表蒋先云的助手，我很熟悉，是中共老党员，后来在华北做地下工作时牺牲），指挥部有少校参谋和上尉参谋各一人，杨明清任指挥部上尉书记。

一九四六年元旦夜晚，杜聿明打电话给我，要我到他办公室谈话。他说：“十三军八十九师今天已将阜新市的八路军赶走了。这里属热河省管辖，是一个大煤矿区，市里有近二十万人口，有两万日本人。他问我愿不愿意去接收这个市当市长？当时我考虑长时间蹲在高级机关很难接近八路军，更不易找到中共党组织，赵公武、梁恺曾要我去任五十二军参谋长，我未同意。但当市长做行政工作，我没有经验，杜要我去当接收大员，可能因为我太穷，让我去发“劫收财”（当时人们传说接收是劫收。我考虑后对杜说，请你让我多考虑一下，明天早晨再决定）。”

我回到指挥部和杨明清商量，他很积极的主张我去当市长。他说：“我们去做市政工作当然不是为了发财致富，而是接近群众的大好机会。至于怕没有人帮助，我可写信到湖南邀邓钧洪、肖漪萍来阜新，他们和我联系”。这是“心照不宣”的话。于是我立即打电话给杜聿明同意去阜新。

第二天，杜聿明写了封信，要我去见住在锦州的热河省主席刘多荃，并约好元月三日派汽车送我去阜新。杜聿明给我介绍他的中校副官何瑞云（山东人，是杜聿明在第四师任团长时的司号长，一直随杜工作）任阜新市公安局长，又介绍中校秘书李某给我当秘书主任，李嫌官小不愿去，我保举杨明清任秘书主任。杜又叫他的后勤部门借给我“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当时一万元等于抗战前一百多元）”。

同车去阜的还有新任阜新县长张天权，张是山东人，早年在日本某大学法聿系毕业，当时任十三军军法处上校处长，是十三军军长石觉介绍去阜新任县长的。他一和我见面，就紧握我的手，称我“老大哥”。他说，“阜新县虽不属市的管辖，但今后请你多帮助、多指教”。

由于我们是下午从锦州起程，傍晚到义县，在八十九师驻义县一个团的团部住宿。这个团的团长是我在教导第二师任少校机关枪连连长时的中尉排长，相识十多年，见面很亲热。他帮我打电话给军长石觉、师长万全仁，让我们互相在电话中问好。因为十三军中、上级军官我全熟悉。

我们于元月四日上午到阜新，立即组织市府机关开始办公。因我带去的人很少，只好把原日伪统治时期的市府职员进行登记选用。原市政府大楼，已集中一千多日本人居住，我们另找了一栋两层楼房作为新市府办公房。

日伪统治时期的阜新市，市长是日本人，苏联红军于一九四五年九月接收，市长被关押。十一月初，林彪带领八路军到阜新，由红军移交给八路军，林彪委派马如龙任市长，叶舟任阜新县长。阜新县有近四十万人口，其中蒙族有三分之一。市区人口有二十多万。我到阜新时，市区一片凄凉景象，原有的大型发电厂，有三台五万瓦的发电机，全被苏联红军运走，全市无电无水。两个大型露天煤矿，所有设备也被红军搬走，工人无工可做，大部分走散。矿区房屋，也大都被破坏。全市区有近两万日本人，都分区集中几幢空楼房里，由原煤矿矿长久保孚（日本人）任日本居留民事务所所长负责组织日本人劳动。

元月中旬，杜聿明来阜新视察，我带他参观了不能发电的电厂，不能生产的煤矿，也参观了凄凉景象的市面。随他来阜新有长官部少将参议焦实斋。焦是河北井泾县人，早年留学英国。我和他认识是一九三四年，当时我帮助杜聿明办“北平市大学生寒假军训班”，他是北平“民国大学”的教务长，常到我们军训班给学生讲课。抗战时期，我在五十二军任旅长，他介绍他的弟弟到我旅任中尉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和平解放，他是傅作义的谈判代表，现在住北京，是民革中央常委。一九八零年十月，我在北京还会见了他，他现已年近九十岁。他随杜聿明到阜新，我问他，我怎样才能当好这个市长？他很幽默的说：“要靠你的本事”。

杜聿明到阜新视察，对我有帮助，他批给我步枪一百支，子弹三万发。又同意我印发小票三佰万元，在市面流通。他又同意我扩编一个警察大队。这时原在一九五师任中校参谋的钟毅（后改名钟良）来阜新，我介绍他任警察大队大队长。焦实斋也介绍了他两个老同学来阜新市府任科长，但干了两个月，觉得没有发财的希望就请假走了。

我在阜新市长任内，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修理好了十多栋受到破坏的公房；二、是培训中、小学教员，使停课半年的学校能在春节后顺利复课；三、是创办了救济院、几座保育院；四、是顺利地处理了日伪遗留下来暂时用不着的物资，解决了财政上的困难。市府有一辆小汽车，经过修理也卖给煤矿使用，我同杨明清乘自行车到处采访民情，筑求民隐。在发第一个月工资时，掌管财政工作的旧科长李振林拿着账本问我工资怎样发？我说，我只拿我应得的工资，发放以后剩余的钱留作公用。他后来对他的朋友说，他干了多年的财务工作，从来没有看到这样“廉洁”的市长。就这样，我看到阜新人民眼里露出喜悦的光彩。但是市党部书记长江济，市参议会议长邹子身等人却对我不满意，他们要我增加这两个单位的办公费，要我安排他们推荐不必要的人员，我不同意。他们造谣说我是挂着国民党接收人员的牌子，做的是共产党的工作。

有两件事很难办，一是在市区居住的日本人虽有人管理，有组织有计划的安排他们劳动，但是他们有时离开住地或单独行动，就遭到人们的打骂甚至打死。有三个日本人安排在市医院搞清洁卫生工作，被住院的病人打死了两个。日本居留民负责人久保孚到市府向我告状，并要求我下令以后不能再发生类似事情。久保孚说：“日本在过去对贵国人民的确是罪该万死，但这是少数军阀们应负的现任。而且事件已成过去，我们已低头认罪，他说这些话时眼泪直流。我当时安慰了几句，并答应惩罚凶手和下令禁止无故打骂日本人。第二件事，是许多市属机关的职工讨日本少女作老婆或作临时老婆，甚至一般的工人、农民也这样干。有的是女方自愿，有的不是，纠纷很多，经常闹到市府或公安局。市面上公安局长何瑞云，已有老婆和孩子，他也找了个日本少女作临时老婆，市府有个别科长和科员也这样干。他们不怕批评，不怕处罚，偷偷摸摸的干。

当时，云南部队九十三军有一个团驻阜新。这个团刚来时团长看望我，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世界上只有日本妇女对丈夫是恭顺，讨个日本妇女作老婆是人生幸福”。几天后，他真的找了个十八岁的日本少女作临时老婆。在遣送日本人回国时，这个少女哭闹着要回国才放走。这些事件的发生有人摇头，但也有人却认为“日本鬼子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应该受到惩罚”。甚至市政府东北籍的职工，也有少数人同情这些人的说法。认为这是“日本鬼子自己造成的恶果”是“罪有应得”。

一九四六年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在阜新的日本人分批遣送回国。国民党政府规定回国的日本人只准携带少量的生活用品和沿途需要的食物，其余财物由地方政府没收归公。阜新市没收日本人的财物很多，仅原煤矿矿长久保孚就有五十多两黄金。这些财物处理后，有人主张补助市府职工少许，我没同意。我认为，这都是阜新人民的血汗，应该用于公共事业的开支。

五月上旬，我的爱人张剑云带着六个孩子从南方到了阜新。沿途虽有不少军官的家属同伴，但一路吃了不少苦，最小的孩子还不到两岁，又患麻疹。从此，我这个多难的家庭，总算是又团聚了。我内心感到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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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迎着风浪前进

这时，杨明清同志早已写信到湖南，邀请邓钧洪和肖猗萍两同志来阜新帮助工作。邓于六月下旬到阜新，带来了党的温暖，我们的工作有了方向，开始迎着风浪前进。

国民党阜新县长张天权，到任六个月做尽了坏事。特别严重的是贪污腐化，把许多无罪的人关进监狱。全县蒙汉两族人民纷纷向东北行营、东北保安司令部和热河省政府告状，但这些上级毫无办法。只好下令将阜新市、县合并。合并后的市政府机构撤消，由我继任阜新县长。

张天权是日本留学生，会讲日语。他原有个日本老婆，住在天津。他上任阜新县长时，又找了个十九岁的日本少女作临时老婆。他的县参议会设在县府大院，十多个参议员中有二分之一抽大烟。阜新县人民编了一个歌：“两个参议员出，三个参议员进，不是赌钱、抽大烟，就是核计害百姓”。张天权上任时借了杜聿明的后勤部二十万元未还，印发了两百万元小票未收回。向县银行借款和预收税金几百万元，这些都没有出账。有人估计，他在六个月中至少贪污了东北流通券两百万元。当时一万元等于抗战前的一百五十元，两百万元等于三万元，数字不小。我问来监交的热河省政府民政厅李厅长，我应该怎么接？他说：“张县长交什么你接什么，张县长任内欠的债，由他负责”。李厅长又说：“张天权在阜新胡闹，刘主席早有所闻，只因张是十三军军长石觉介绍的，十三军正在保卫着热河，刘主席不便得罪他。李厅长这些话，说明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军政关系。

更可笑的是张县长走后，国民党锦州《新生报》刊登的一篇“启示”：“恭送前阜新县长张天权启事”：“我阜新自日寇侵占以来，人民深陷水火，去年正庆光复，又遭共党……幸张公天权到任以来勘乱扶正，救民水火……今因张公高迁，同人等……以示报德。阜新县县党部、县参议会率全县四十万蒙汉人民同启”。

阜新县原有五个区公所，每个区都有警察分局和保安分队。我接收后都撤消了，警察和保安队员都集中到县城整训。这样一来，八路军游击队就到处活动无阻了。四乡的土豪劣绅，失去了依靠，只好纷纷逃到县城。他们到县城后向县党部（县党部书记长仍是江济）县参议会哭诉（县参议长王涵三、副议长贾玉昆）要他们向我请求恢复区公所，放那些警察和保安队员回去，我坚决不同意。他们又向刘多荃、杜聿明告状，说我“政治主张乖廖，不打八路军”。

当时有名的蒙奸李守信、汉奸索华忱、崔兴武，都在阜新、彰武等县招兵买马，向老百姓要这要那。他们原是日伪统治时期的伪军头目，垮台后又得到了熊式辉、杜聿明许可，组织地主武装打八路军，号称自负盈亏中将司令。他们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我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经过杜聿明的同意，关押了崔兴武和索华忱，赶走了李守信，阜新和邻近几个县的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可是，这些措施都对地主豪绅不利。县监狱关满了政治犯和所谓“中共嫌疑犯”，由郑钧洪同志以政治秘书名义，分别谈话后释放了二十多人。有个名叫崔灿的穷苦知识分子，因遭人陷害被投进监狱。他自己认为仇怨不得昭雪，必死于监狱。我们把他释放了并安排他当小学教员，他为了感恩载德写了一首旧体诗：“灾祸从天降我身，横遭诬陷进牢门；若非明镜韩县宰，苦海冤仇那得伸”。可是县党部、县参议会却议论、反对。他们说：“那有不经过司法机关的审理，就随便把犯人释放的？”他们散布“谣言”，说我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完全是中共党人的一套。在试行所谓“二五减租”中，他们更是千方百计的为地主撑腰。

当时先后到达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已达二十多万。杜聿明还嫌少，又委派了八个东北保安支队司令，到处抓兵。仅阜新一县就摊派五千人，搞得全县鸡犬不宁。我同邓钧洪、杨明清商量好，由我写信给杜聿明，建议由我在阜新组织上一个支队，免去征兵任务。杜回电同意，要我到沈阳面谈。谈的结果是：已在热河凌源的东北保安三支队司令刘清霖，不听指挥。下令将这个支队七、八、九三个团共三千多人缩编为七、八两个团。另由我在阜新组织一个第九团，我兼支队司令，刘清霖为副司令，并由刘率领七、八两团到阜新整理训练。杜聿明的用意是想把这支毫无训练的地主武装整训成“正规部队”，为他效命，但他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我受令后，把原在阜新县境活动以赵序五为首的所谓“大刀队”一千三百多人改编成第九团，任赵序五为团长，郁怀忠任中校团附。郁是南京中央军校十三期毕业，曾任一九五师步兵连长。我委派他任第九团第三营营长。几天后，刘清霖来阜新。他说，七、八两团官兵，都是凌源人。不愿意离开凌源，他无法带到阜新。并说他现在有病，向我请假去朝阳住院养病。我无权应允，只好又到沈阳去请示杜聿明。这时，杜聿明正患肾病。也因第二十五师在辽东与共军作战，全师覆灭，师长以下官兵全被俘虏。他曾在这个师当旅长、副师长对这个师有感情，内心难过，在家养病不见客。他听说我到了沈阳，即通知我到他家会谈。他一见到我就说：“二十五师的覆灭是雨东（关麟征）耀明（张耀明）用人唯亲的结果”。意思是说李正谊、何培德无能，不应该让他们当师长、副师长。我说，“说起二十五师的人事，真是一言难尽。你在抗战前离开了这个师，以后的情况可能不知道。李正谊自恃是关、张的亲信同乡很骄傲。在保定漕河抗战时当营长，不听他的团长覃异之的指挥，随着另一个营长徐克（也是关第的亲信同乡）让放弃阵地，向后溃退，覃团长愤而拔枪自杀，幸有左右官兵抢救受伤未死。当时我在这个师第一四五团任团长，防守在覃团右翼阵地上，所以很清楚。这样的营长几年后居然当了师长。关于何培德、刘亚懋（前任师长）等人也不是因为抗战有功而升官快，只因为他们是军长、师长的亲信老乡。何培德在漕河抗战时，是我团第九连连长。刘世懋在武汉会战中是一四九团团长，曾自伤离开战场。”

这次我和杜谈话的结果是：将第八团交五十二军整编，另由我在阜新，以县保安大队为基础，再组编第八团。同意第七团留在凌源，同意刘清霖到朝阳养病。我保举阜新县军事科长钟良任第八团团长，杜不同意，他委派长官部赵家骧参谋长的同学刘斌任团长，钟良任中校团附。并委派了长官部上校参谋卢？广作为三支队上校参谋长。接着又派了二十多名军校某分校毕业生到三支队任职，其中有少数是国民党军统特务。

我自兼任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司令以后，所有阜新地主武装，都收编到八、九两团，集中在原市政府所在地海州整训，县政府机关也搬到了海州。四乡地主失去了依靠，逃到海州，对我造谣污蔑，说我害怕八路军，把“四乡武装力量集中到县城保护自己”。当时我又未和中共地方党组织取到联系，有些事情很难办。邓钧洪同志曾到县城北面八路军游击区想打通一条路取得联系，但未成功。他又到北平找“国共谈判小组”的共方代表，结果也不能解决问题。直到一九四七年元月，他化装到海州西面五十多里地的桎梏台找到了八路军驻热东的十七旅，会见了该旅政治部主任李质，说明他自己的身份，并介绍了我长期以来的思想情况和现在的打算。可是李质同志和热东党组织还是半信半疑。在这以前，阜新县城和海州也有中共地下党员在活动，他们认为我是假装进步，是最“狡猾的敌人”。据说还想暗害我，但是我全不知道。

邓钧洪到桎梏台的当天夜晚，李质安排他住在招待所，他遇见了几天前被十七旅俘去的三支队排长皮广正，认识邓是阜新县政府的职员，但不知道姓名。皮被释放回来报告我说，这个人是八路军混进县府的侦探，要我查办。我说，你精明能干很好，我马上查，你不要对别人讲。邓钧洪从桎梏台回来也告诉了我这件事。几天后，皮广正在我住房门口碰见了邓钧洪，邓进到我的住房，皮跟着进去，皮说，“这个人我在八路军招待所见过他”。我爱人说，你不要乱讲，他是司令的秘书。事后，我同杨明清、邓钧洪研究如何处理这件事？杨主张杀皮灭口，我和邓不同意。因为皮是四川人，是钟毅的同乡。是钟介绍到三支队任排长的，再找他谈，说邓是我派去八路军做反间谍工作的，并不准他向外人讲，否则要处罚。这件事就这样处理了。

邓钧洪第一次到桎梏台，李质要他办两件事。一是要我向中共党组织写封亲笔信，并密告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的概况。二是给他再送去二十张印有三支队司令部和阜新县政府字样的空白公函。二月中旬，邓钧洪携带着我的亲笔信和空白公函再次去桎梏台，回来时带了些宣传品。在离海州二十多里的地方，碰上了三支队的巡查哨兵，邓怕他们搜身，拿出身份证，并要他们派两名骑兵护送他回支队司令部。好在巡逻兵是三支队的，否则又会有麻烦，因为海州驻有九十三军一个团。

经过邓钧洪两次与八路军联系，十七旅派了两名干部化装住到海州，也与我见了面谈了话。这时我湖南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周里，又派了周太暄、陶涛两同志来阜新，帮助我们做起义准备工作。我们计划暂时在阜新搞两面政权，训练好三支队的两个团，在有利于起义的条件下举行起义。

一九四七年三月，全国形势大变，蒋介石命令百万大军向我山东解放区进攻，驻陕西的胡宗南部队，也倾全力进攻延安。杜聿明在东北也大事调动部队，声称先攻下辽东，再挥兵北上渡松花江攻哈尔滨。驻热河凌源、平泉一带的十三军八十九师，调辽东作战。令我率领八、九两个团由阜新开往凌源县，担任凌源城防和锦州至承德的铁路线上几车站的护路任务，归云南部队某集团军司令卢浚泉指挥。这样，我们准备在阜新起义的计划随作罢。我热东党组织和十七旅（旅政委谢镗忠）的同志，得到这一消息后很不高兴，因为他们正在做准备帮助我起义的工作。

我于三月十九日带着周太暄、陶涛两同志以及我的家属和八、九两个团，分乘两列火车由海州经义县、朝阳到凌源。车过朝阳时，我本应下车到朝阳城内去看卢浚泉司令官，又怕引起麻烦而作罢。我离开阜新，由杨明清代理县长。留邓钧洪在海州任中学校长，继续与十七旅联系。我在阜新一年多，做了我应该做的一些工作，阜新人民对我是有好感的，但国民党县党部、县参议会，以及大大小小的地头蛇们却反对我怨恨我。当我离开阜新的第三天，国民党的消息，说我从阜新带着两个团“投降了八路军”。听说杜聿明见报后摇头大笑，因为我奉他的命令去凌源的。当我看到报纸上的这假消息时，立即打电话请示热河省主席刘多荃，问他怎么办？他说，他已发电报社“更正”。

在我离开阜新前不久，热河省政府派来一个叫刘去非的人要我安排他当县府秘书。他带来一部无线电台，有时私自收发报。他一到阜新就与县党部、县参议会秘密交往。他对三支队第九团挑拨离间，九团团长赵序五装病，不随部队去凌源，就是他在中间作怪。九团原有官兵一千五百人。这次行动，逃跑两百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