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猴年马月】尘埃落定 -- 京虎子

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CDC这块烫手的山芋，最终还是回到了业务人员手里。但是，我并不乐观，管理是管理，业务是业务。两者之间的差距，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很难说李就是错的，只不过积习难改，本来就该出事的烂摊子最终坏到了他的手上。但是替罪羊总要找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样一个烂摊子，交到谁的手里，遇到事情，该出事还是要出事的。下一条替罪羊是否就是姓王？

美国的疾病控制体系，从开始出现，到成熟发展，其间也经过了多少的风风雨雨。现在还有不少的批评之声。要想从无到有的建立一整套的体系，本来就是难度不小，更何况上头有自己的观点，下面有自己的对策。

那么CDC如何运作，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为李立明惋惜的时候，使人不禁思索为什么中国官场又一次发生能干的落马的结局。

中国研究优则仕的官员似乎无法摆正名与权的关系，尽管许多人如李立明在官场中摸爬滚打长袖善舞，可是大事临头还是会走错一步。也许中国官场是不需要不容纳能员的，是注定集体平庸的。

令卫生部下决心撤换李立明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疾病控制思路。李立明的思路是中国国家一级的疾病控制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着眼于预防控制高血压、糖尿病等日益增多的现代病上，这与他的专长有关，可是同国家与卫生部的想法背道而驰。在吴仪和高强心中，CDC的重点应该在急性传染病上，那种大卫生的思路好是好，可都是远水。中国政府再也不能在急性疫情上失误了。

两种思路很难说谁对谁错，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的三千万糖尿病病人的现实已经说明大卫生的思路早已不是远虑了。可惜对中国政府来说，比起几千万糖尿病来，萨斯这种风暴才是最严重的近忧。

可是CDC主任这次更为难产，国家疾病控制主任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当今中国最为风险的职务。不仅如此，在官员问责制的影响下，以往视为肥缺的基层单位主管已经不再象过去一样吸引人，不少人宁愿待在部机关。寻找一位合适的CDC主任着实费了一番周折。

猴年马月的一天，国家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副司长王宇应召来到部长办公室。部长开门见山：部里对你升正司没有安排，现在CDC有这样一个位置，你看着办。

几天后，坐在卫生部礼堂的主席台上，新任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王宇看着台下比他年长一岁的校友李立明，思绪回到了两个猴年马月以前。

在那一个中国人意气风发的猴年马月，两个意气风发的年青人在被称做跃进厅的学生食堂相遇、一笑，再相遇还是猴年马月。

王宇和李立明是北医人才辈出的77、78级的翘楚，离开学生会后，两个人分道扬镳。李立明从政，王宇则是有名的业务尖子，师从著名肝病专家陶其敏，获中日两国博士学位，很快成为肝病专家，后来出任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其后，王宇的仕途黯淡了，最终停留在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副司长这个无关紧要的位置上，46岁的王宇岁月蹉跎。

有着骄人简历的王宇在仕途上何以至此，有人说原因是他太老实了，老实人在官场上注定是要吃亏的。王宇专家学者的背景、从事传染病工作的经历以及老实的天性使他接下了CDC。

人们更希望听完部长介绍的王宇心中所想不是抓住仕途最后机会，而是升出一种豪情、久违的豪情。

也许他只是想在CDC走完仕途，也许他能够领导CDC走出困境。不管怎么样，在他上任以前，CDC上上下下已经震动了，京郊的渡假村又多了几票生意，CDC各单位紧急开会商量对策，要求自律，不能再有事故发生。

老实人王宇能够担当重任吗？

也许中国现在需要的就是老实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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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斯对中国，以及中国的防疫系统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对于当事人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机遇，难得的机遇。

洪涛院士，这位因为分离鉴定出成人腹泻病毒而知名的病毒学家，如果能够鉴定出萨斯病毒，无疑能够在垂暮之年再创辉煌。病毒所如果通过合作控制萨斯，也无疑能够名扬天下，功在社稷。

对李立明来说，百年不遇的机遇不在于萨斯初起，而在于萨斯渐成蔓延之势。如果在此时他能力挽狂澜，挺身而出，推动隔离措施，则能化解一场危机，进而成为政治新星。

可是这位在萨斯期间家喻户晓的人使机遇成为灾难，为什么？

当时，萨斯病源迟迟没有答案，CDC主任李立明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除了对卫生部对国家有所交待外，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人大马上就要召开，盛传在此届人大上张文康会更上层楼，正值盛年的李立明也会平步青云，其中唯一的变数就是在萨斯。

李立明一天一催，直到洪院士有了答案。洪院士认为衣原体是病源，但是只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还需要再做几次试验，才能最后确定，所以洪院士建议结果暂时不要对外公布。

会议结束后，李立明一个人在办公室内思索了很久。

第二天，CDC召开记者招待会，李立明宣布衣原体是萨斯的病源，因此萨斯不可怕，不必采取其他措施。他决定冒这百分之二十的风险，因为人大在即，他不能再等了。

病毒所上下舒了一口气，所里开始准备材料，上报卫生部科技成果奖。本应兴高采烈的洪院士却是即恼怒又耽心，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恼怒和耽心，加拿大和香港的科学家证明了病毒才是萨斯病源，举世嘲笑洪院士犯了常识性错误，萨斯入京后如猛虎下山。但对中国科学家信心十足的张文康依然铁嘴钢牙，直到成了祭旗。

吴仪高强入主卫生部后便打算整顿CDC，可是用人之即，只好先放一放。萨斯平息后，国家决定加强疾病控制，提高CDC的地位，任命一位副部长为CDC主任。那曾想经过这一番风波，中国官场视CDC为畏途，居然没有一个愿意接手。

在萨斯继续蔓延后，李立明即已经失去了升官的机会。无论怎么出名，接受多少采访，他心里明白屁股底下的位子朝不保夕。不料秋后算帐，竟然没有人愿意干，再通过夫人外交，上级决定还是让他继续干下去。2004年伊始，李立明这才松了一口气。

正所谓冥冥之中有主宰，没出几个月，病毒所实验室事故出现，这次谁也保不了李立明了。

无论用什么标准，李立明都不是个贪官、昏官，相反在人数浩大鱼龙混杂的中国官僚系统中，他应该是个有能力办实事有抱负的好官。

这次其实是李立明的第二次下台。在大学期间，由於学校团委、学生处的派系矛盾使这位内定从政的学生干部一夕之间丢官，只好分配到流行病学教研室工作。几年之中，曾经风云一时的李立明默默地做学问，读研究生，出国进修，然后回国工作。

在国外期间，因为公派留学的费用实在太少，李立明曾经住过楼梯间，在巴尔地摩大街小巷送外卖。他也曾有多次留下的机会，但都被他放弃了，因为他心中那少年的抱负始终没有磨灭。

就这样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了二十年，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老成持重的中年，苍天不负有心人，终於有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可惜对李立明来说这个舞台太大了。

7月1日，卫生部，李立明平静地听完部里的决定后，当记者追问他的感想时，李立明的回答貌似深奥：“我的事情历史会来评说” 。

难道还用得著历史费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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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末的预防医学院院长是个肥缺，手里掌握15个亿的基建费，卫生部直属单位的一把手，将来有可能成为副部级单位。当得知那位身兼十几个职务、群众评议不合格的现任院长乌纱不保后，一时间多少人钻营这个位置。

可是上级审查来讨论去，竟然没一个合适的。防疫系统内部居然就找不到一个能当此任的。官虽多，一个个资历都很出色，真到了看真本事时，全是庸官。

於是目光不得不放在防疫系统以外，当卫生部防疫司司长提名大学同学李立明时，难得上下意见一致，也只有他了。

李立明，北医卫生系77级，当学生时一直在学生会、校团委，而后进入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室，工作、读学位、公派出国、出任研究室主任、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直到北医并入北大，此时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副部长，北京大学校长助理。

除了担任行政职务以外，他一直参与公共卫生方面的科研项目，主持好几项大型国际合作项目。资历完整，风华正茂，时年44岁的李立明成了CDC主任的不二人选。

2002年1月，新官上任的李立明没有丝毫的喜悦，因为中国CDC已经只剩半条命了。

得知将来要搬到昌平的消息后，本来不愿从事防疫工作的病毒所加紧脱离CDC的步骤，三名学部委员联合上书，要求将病毒所划归医学科学院。多方活动的结果，卫生部部党组会议决定：病毒所归医学科学院。

无论从人才、经费和科研水平，病毒所都能撑起CDC的半边天，可能不止半边天。李立明的处境可以说是山穷水尽。

人们果然没有看错人，李立明居然做到了从来没有人办到的事情，对三位院士分化瓦解，给住房、封首席专家，结果院士再上书要求留在CDC，李立明以一人之力，短短时间内推翻了部党组的决议，让所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李立明的第二脚是整顿CDC。CDC的中级人员分三部分，一部分是转业军人，预防中心成立时正值裁军，许多师团级军官安置在这个新单位。二是各单位抽调的技术人员，以工农兵大学生为主，因为无法在科研单位生存而转行政。三是流研所的一些科技人员因为要调回城里。CDC的副职历来安插卫生部下岗干部。以上几部分人矛盾重重，派系严重。

李立明上任后，加强管理，特别是加强透明度。主任办公会议的决定立即公开，杜绝了小道消息，一是一二是二，CDC的风气为之一改。

第三步，李立明逐渐从北大医学部调人，有了自己的班底，据说连厨子都换成北大的。

在此同时，李立明坚定不移的执行卫生部的决议，积极筹划CDC搬迁。

一切刚刚走入正轨，岭南开始刮萨斯之风。这场风使CDC搬迁为之停顿，也使CDC上下包括李立明在内面临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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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卫生部终於下定决心，改预防医学科学院为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即中国的CDC，指导全国疾病控制工作。CDC两级机构将从天坛、虎坊桥迁到昌平，国家投资15亿在位于昌平流行病所内兴建新的国家疾病控制中心。

今年萨斯事故后饱受指责的传染病研究机构在居民区内的情况，国家在几年前便有搬迁规划。

钱有了，地方更不成问题，流行病研究所可以说是中国占地最大的研究所，围墙内的面积一共三千亩。

出北京奔昌平，到沙河镇后往东八里，地名叫东沙屯，再往前就是举世闻名的秦城监狱。门口有一个郊区车的站牌，上面写着：流言所。中国流行病学的中心从建成起就没少了流言蜚语。

应该写成流研所的流行病研究所始建于韩战期间，目的是对付美军的细菌战，从东北抽调的人员。当年满洲国的细菌研究水平很高，大名鼎鼎的731部队头领石井四郎入关东军前就是细菌系主任。地方是周恩来选的，在京郊农村划了好大一片地。

文革以前没什么问题，一切服从党安排。文革期间连病毒所也迁到那里。再往后就不行了，文革后期病毒所搬回城里，没搬走的不平衡，人心开始浮动。

希望也迁到城里的人多，於是领导上开始找地方，真有部队单位看上这么大的地方，准备用于坦克训练。交换的地点是位于紫竹院的一个大院，那时那一带还很偏僻，但对于大部分流研所职工来说已经是盼望已久的喜讯了。

可是还有小部分不愿意的，流研所职工一部分住在城里，每天早上到德胜门乘班车，九点多到单位，随便折腾折腾就该吃午饭了，吃完饭洗个澡歇一会又该赶班车回城了。另一部分人住所里。流研所有的是地方，年青人结婚后至少分两居室，房前房后的地方都归你，种菜种水果的什么都有。老资格的干脆就有一大片菜地果园，一个个都是好庄稼把式。就这样所里大部分地还得租给周围农民种。这些过惯了下地生活的不愿意搬到城里。

愿意搬的人多，交换就要落实了，不愿换的通过卫生部的关系把当时的卫生部长钱信忠请来了，部长一看卫生系统居然还有这么大的一块地方，不能换。

几年以后，紫竹院成了闹市，改革开放知道城里的好处，所有人都愿意搬了，可是没人愿意换了。只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自己调走的，有整个科室搬城里的，流研所渐失元气。没人来只好靠外地分配来北京的大学生，高高兴兴分到北京，到天坛报到完了，坐上班车就出了城，走着走着连人烟都没了。

流研所的问题成了老大难，几次提出振兴流研所，什么资金支持，什么院长办公，还是日薄西山。好在所负责的鼠疫霍乱之类极为罕见，作为防疫重点的病毒病则由座落在城里因而人员相对稳定的流行病室和病毒所负责。

此一时彼一时，转眼间六环路修到了流研所的墙下，疾病控制中心也要在此兴建，这三千亩江山就要派上大用场了。

除了钱和地外，还缺一样，人，领导新的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人。

中国有一样东西永远不缺，那就是官。可是这一次，真的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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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国内哪个技术行业都有这类混账事情，经历的时候能够把人几乎气死；经历多了，也就麻木了；等到真麻木了，也就不适合再在国内干那行了：都成行尸走肉了，怕遭天谴。

不过国内有很多的行尸走肉还在走着，虽然早已经成尸了。其结果就是既无职业道德，也没有技术能力，整个一群混饭吃的。

基层人心涣散，中央一样艰难。专家们感叹防疫越来越难搞。原来拿着卫生部的文件介绍信下去，底下积极配合，现在快成了求人家了，除非下拨经费。老百姓也一样，原来采个样，给五毛钱就排大队，现在几乎成抓壮丁。过去是全国一盘棋，现在没有点管辖权真是寸步难行。

不要权的人打得是另外一副算盘，防疫工作是苦工，纯搞科研出国出名，出了成果还可以搞开发。预防医学科学院用于急性传染病的科研力量实际上只有一个半所，散沙一样的流行病所和半个病毒所。病毒所的另一半以承担国家863任务为理由，基本上不做防疫工作。

就这样迎来了萨斯风暴。

萨斯真的是中国疾病控制系统不能承受之轻吗？

不管社会状况如何，不过各级队伍如何，新中国建国后中国政府始终维持国家疾病监测系统。现名为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预防医学科学院内设疾病监测中心，院领导二十四小时值班，疫情包括频繁出现的食物中毒在很短时间内可以从基层上报到卫生部，重大疫情直达国务院领导，哪怕是深夜。国家对疫情抓得很紧，国务院领导甚至能叫出卫生部防疫司急性传染病处一般人员的名字。

在这种系统中，2002年11月萨斯初发时，卫生部已经收到疫情报告，专家组随即来到广东，没有任何耽误。

难道是萨斯前所未有、势不可挡？

新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这种情况，有！用不着从建国时数，本人就参加了二次汇报会。都是某地突然出现传染病，病源不明，中央马上派调查组下去，采取的措施都是马上隔离疫区，於是疫区很快得到控制。最后病因还是不明，估计可能是某种病毒，因为传染范围不大，而且不复发，没必要研究究竟是怎么造成的。许许多多和萨斯类似的疫情就这样控制在青萍之末。

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在萨斯初发时，也采取这种隔离措施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萨斯是否也会被控制在青萍之末？

为什么没有这么做？有两方面原因，以前的几次都是发生在边远的农村，这次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广东，隔离会影响地方经济。可是在继续蔓延之际，依然没有采用有效的措施，则是因为科学家们从一开始便轻视这种病，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对待。

洪涛院士做出的萨斯病因为衣原体的诊断是一大原因，但有没有人想一想，难道中国防疫系统只有洪教授一个人做科研吗？病毒所有那么多国内知名专家，除洪院士外，还有两位院士，为甚么没有人提出异议？为甚么没有象过去一样攻关？偏偏让一个做电镜搞形态的承担重任？

事实是，不要说攻关了，开个所科技委员会会议也很难召集齐人。那二位大院士，一个到处合作，另一个到处办公司，所里鲜见人影。病毒所对萨斯不能说不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把任务交给唯一能找得到的洪院士。由於历史原因，病毒所各科室之间很难合作，洪院士只好用那双七十多岁的老眼去识别。虽说萨斯病毒就在衣原体旁边，虽说他犯了基本知识上的错误，但整个事情都赖他吗？

三个多月里，因为合作扯皮，因为样品扯皮，为甚么从卫生部到病毒所没有一个人想到应该采用果断措施？

不会没有的，只是想到的人不敢说出来，宁肯大家一起犯错，也不肯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从那位秘书出身的主管副部长，到循规蹈矩的防疫司官员，到只求无过的疾病控制中心领导，到自大而懒散的病毒所专家就这样让萨斯从青萍之末变成世界风暴。

出事后果然有人顶罪：张文康和孟学农。如果不是今年的事故，这批集体失职者象发生在中国的许许多多的类似事情中的类似人物一样平安无事。

知识分子比工农兵更易融入现有制度，更会钻空子，更冷漠懒散。专家治国不能仅仅是把决策执行政策的都换成专家，而是要交给真正的专家，尽职而又敢於承担责任的专家。

风暴的代价不仅仅是那几百条人命，还有国民经济受连累的那几个百分点。台海交战，除非旷日持久，所费亦不过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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