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 转载说明 -- 温雅颂

高考一结束，我们就又恢复了每天早起出工，傍晚收工的知青生活。

这个季节已是冬闲季节，本没有什么像样的农活可干了，但公社组织各村劳力进行了一次平整土地。这块地是我们邻村的一块坡地，面积大概比一个足球场略大一些，坡地的中央比四周高出大约两米多。因为是坡地，无法修渠灌溉，所以这块地一直只能种玉米一类比较耐干旱的农作物，而且只能是靠天吃饭。看来公社是希望在这年冬闲时对这块地进行平整，这样以后就可以修建排灌沟渠，旱涝保收了。

这显然是一个不错的计划，可我在跟老乡们聊起这事时，老乡们的反应却并不积极，因为农业用地一般只是土壤表层比较富含各种有机物，深度一般只有几十公分。老乡们管这种土壤叫“熟土”，而更深层的土壤由于缺乏有机物，被称为“生土”。在生土里种庄稼很难长好。老乡们讲如果平整这块地，势必要挖高填低，就会把土壤表层富含有机物的熟土填在低处，而且埋在深处，坡顶被平整以后露出来的全是生土，所以整块地都会变成了生土，会有好几年长不好庄稼。

近年来每当在网上看到人们为“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我常常回想起当初这段“平整土地之公案”。显然，老乡们的顾虑是有道理的，公社干部的决定也有道理，区别只在于：老乡们关注的是眼前的利益，而公社考虑的是长远的发展。那么假设农村已经完全民主化，公社不复存在，各村自己民主表决决定是否做这项平整土地的工作，我想通过的可能性恐怕是非常低的。虽然老乡们也会算经济账，也知道衡量利弊得失，但未来的“得”在与目前的“失”比起来，求稳怕冒险一般会是多数人的心态和选择。所以在民主制度下，具有未来潜在利益、但需要当前利益做出些许牺牲的长远期规划或项目，被提议和通过的机会会远远小于专制制度社会。因此，民主制度的特点就是社会风险小、动荡小，稳步前进，但会错失很多潜在的利益。而专制制度的特点就是风险大、社会动荡的机会也大，但抓住机遇获得极大利益的可能性也大。

平整土地的劳动本身也有些意思。因为是公社组织的，所以所有村子都排成一条直线，齐头并进、从东西往西开挖。公社在地面上划出一排像田径场跑道似的平行线，每个村负责一条“跑道”。干这种活，因为不是包干制，我开始以为人们会多多少少有些磨洋工。可令我奇怪的是：老乡们干得很欢，大有争先恐后的意味。干了一会后，我就发现了其中奥秘：因为各村的界线是划在地面，那么挖在前面的村从地表向下挖，在“定义”与邻村的交接面上就有了主动权，一般挖出的横断面都会是一个倒梯形，上宽下窄，这样实挖的土方就比落后的村少了很多。而落后的村由于没有定义与邻村界线的主动权，所挖的横断面就是一个正梯形，上窄下宽，要吃很多的亏。另外，由于当时已经是冬天，北方的土地都会上冻。前一天收工时挖的新断面，经过一个晚上就会冻得梆硬。第二天早上一上工的时候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先把这层冻土挖开。这样一来，领先的村子每天只需要挖开一个横断面的冻土，而落后的村子需要挖开的冻土除了自身的横断面外，还要加上与邻村的交接面，这就又大大增加了施工的难度。发现了这一奥秘以后，我不由得暗暗佩服老乡们的精明。

新断面的冻土还好说，因为毕竟只有一个晚上，冻不了太深。而地表形成的冻土，却是多日形成的冻土，已经冻得很硬很厚了。我们必须用铁锤和钢钎才能把它砸开。抡大锤不是什么技术活，只要有劲有准就行。但下钢钎却需要一点技巧，因为钢钎下的位置不合适的话，要么费半天劲只撬下一点碎渣，要么整个钢钎都砸进土里，冻土却纹丝不动，老乡们管这叫“焊住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实践，我总结出了正确下钢钎的位置，基本上每次都能撬下挺大的一块冻土，而很少把钢钎 “焊住”了。

平整土地一完，就该过年了，我们自然都回家去了。但是，由于担心可能会错过和高考有关的重要通知，春节一过不久，我们就赶紧回村了。

果然，回村后不久就收到了体检的通知书。在考试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考完以后，分数达到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就要参加体检和政审，不过七七年的政审基本就是个形式，走走过场而已了。很多父母在文革中受冲击、尚未被平反的考生都没有因此而没被录取。

我们村里收到体检通知书的只有两人，就是曹操和刘备两人，曹操同学半年前的预言果真应验了。

记得当年好像有过说明，体检人数大约是最后录取人数的两倍，因此即使参加体检了，也仍然有被淘汰的可能。

知道自己的成绩超过了录取分数线，剩下的关心就是学校如何从考生中挑人的问题了。由于自己考试时数学发挥得不理想，我自己估计第一志愿的希望大概是比较渺茫了。而第二志愿的学校只是北京的一所很普通的高校，竞争应该不太激烈，估计应该问题不大，只是希望自己的材料在被第一志愿刷掉之后到达第二志愿学校之前，第二志愿学校别已经招生完毕。

时间就在这种焦急的等待中过去了。七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那天下午快要收工的时候，我和五大爷卸完最后一车肥，赶着车正要拐上大道，大道上一辆公社的大拖拉机拉着一辆拖车从我们面前疾驰而过，车上站着很多人，其中有一位中年妇女，是我们村知青办的副主任，看见我时冲我大喊了一声“you ni！”。我一愣神，拖拉机已经驶远了。五大爷问我她嚷的是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嘴上这么说，但我心里猜她喊的可能是“有你”，但有我什么呢？难道她是说上大学有我，还是什么其它的事情有我？七七年那次高考北京地区的录取通知书是统一在这一天发的，之前一点消息也没有，所以单从“有你”着两个字来猜，实在无法肯定她指的是上大学的事。

就这样，我心里一边嘀咕着，一边和五大爷把车赶回队里，卸了车，把牲口赶回圈里，扛着铁锹往宿舍走。等我远远看到宿舍门前一群已经收工回来的知青时，他们也同时看见了我，老远就冲我跑了过来。他们兴高采烈的样子证实了我的猜测，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原来，知青办副主任刚一回到公社，就往村里打了电话，告诉了主任我被录取的消息。主任也立刻兴冲冲地来知青宿舍通知我，而我正在卸车还没回来，所以反倒是其他知青比我先知道了这一消息。

七七年高考没有外语，而且物理化学是合在一起考的，文科是历史地理合在一起考。考试一共分两天进行，第一天上午考政治（还摆脱不了“突出政治”的尾巴），下午考理化。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

我们的考场在杨各庄，位于北京通往平谷的公路上，我们村在杨各庄北面五公里处，不通公路，只有一条土路。本来我们因为没有奉召挖河，村里知青办的老头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发誓要在我们回城的时候卡我们一下，给我们点color see see。可后来国家在发布高考消息之后，又发了一些公告，明确要求各地单位和领导对考生要给予支持和帮助，不能利用权力对其打压和刁难。老头还是比较识时务的，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所以很快就忘记了当初的誓言，与我们缓和了关系。到考试前一天，他还专门跑来告诉我们，考试的早上村里会为我们准备一台拖拉机，送我们去考场，这样可以省我们不少的时间。

从离考试还有三天的时候，我就不再做题了，也不再看书和背任何需要死记的东西了，那三天就纯粹是休息。有些同学还忙着做题和背笔记，号称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但我认为在考试之前最好还是让脑子休息一下为好，否则考试的时候很难达到最佳状态。我劝他们休息，可他们不听，我也就只好由他们去了。

政治所考的内容当然已经全然忘记了，当时也就是根据一点常识和记忆中的概念瞎答了一通。总的感觉不是很好，担心要往下拉不少分数。到下午考理化时就格外慎重小心，因为我知道自己主要要靠数理化挣分，实在大意不得。然而，我在中学时对化学一直不是很感兴趣，无机化学部分学得还可以，有机化学学的本来就不扎实，后来就基本全忘了。考试的时候化学部分肯定是惨不忍睹。但我的物理基础非常好，考试时的感觉也相当好。到大学以后知道了自己高考各科的成绩，才发现理化两门加起来居然有六十多分，这可是在化学完全是在瞎蒙状态下得来的分数，可想而知物理部分考得相当好。

村里只安排了拖拉机送我们去考场，回来因为不用赶时间就不管我们了。我们慢慢悠悠地往回走，边走边讨论考试中的一些具体题目。对化学部分，我已经是豁出去了，别人讨论的结果我也不在意。但讨论物理时还是比较上心，结果好像没有发现哪道题做错，心里还算比较踏实。但考虑到化学往下拉分太多，而政治又考得稀里糊涂，所以第一天总的来说只能算差强人意，不算太差，但有些危险，第二天必须要比第一天考得更好才行。

不论是第一天考试之前还是之后，那两个晚上我都睡得很好，这大概跟我当时一直很自信有关吧。

第二天上午考数学，这是我复习时花时间最多的一门，也是自己觉得最能挣分的一门，自然要全力以赴对待。总的来说，我当时的状态确实也在最佳状态上，但一个不起眼的疏忽，使我的成绩大大地缩了水！

我记得当时的数学考题量并不是很大，所以每道题的分数都比较高，因此错一道题就会丢很多分。我在大约前三分之一处遇到一道几何证明题，具体的题已经忘了，只记得是证明某线段的长度跟另外一个线段长度相等。而证明此题所需要的定理就是：

圆周角定理推论１：同弧或等弧所对的圆周角相等。

这道题本不难，我一眼就看出它考的就是这个定理。但我把题看错了，把Ｄ看成了Ｃ，或把Ｃ看成了Ｄ。然后我就发现怎么证也证不出来。我知道它绝对不该太复杂，因为考题一般都是越往后越复杂，而它出现在前三分之一处，无论如何不会太难，可我怎么就证不出来呢？我当时实在太大意，一直到最后都没想到是自己把题看错了。当我意识到我已经在这道题上花了太多的时间后，不得已暂时把它放下去做后面的题。但因为总想着前面有一道题没做完，后面的题做着也不踏实，因为我对数学太在意，就指望它给我挣分了，不容再有差错。数学考试的最后一道题是因式分解题，所占分数特多，大概要占十五到二十分的比重。我做着做着，发现等式越分解越大，越来越复杂，我心里就开始嘀咕，是不是我解题的思路错了？或者是中间那个步骤错了？在这关键的时刻，如果我前面所有该做的题都已做完，我自然能静下心来攻下这道题，但因为前面还有一道题没做完，而凭感觉攻下那道题应该比这道题把握要大得多，我就在这时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放弃这道题，回头去做完那道证明题。结果就是，由于我一直没有意识到在那道几何证明题里我看错了一个字母，所以我既没能证明出那道题，也没能完成这最后一道题！

考完数学以后，我又沮丧，又不甘心。就和我最要好的“插友”讨论这两道题，结果我刚一说出这道几何证明题，他就听出来我讲错了一个字母，马上纠正我，我才恍然大悟，接下来就是悔之不及。然而更让我后悔的则是：最后那道题我的思路一点都没错，就是越分解越复杂，但分解到最后，很多同类项就都可以合并，并彼此抵消掉了。最后的结果是个干脆利落的结果！

到这个时候，我想这下完蛋了，我寄托了最大希望的数学，居然考成了这样！这下恐怕今年的高考算是没戏了。下午还有一个语文考试，我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尽人事、听天命了。

在整个复习阶段，我对语文绝对没做任何的复习准备，因为我不知道该准备些什么。好在我平时喜欢看书，也有一定的古文底子，一般的语法考试难不倒我。至于作文，就只能看临场发挥了。

虽说没做任何的语文复习，我还是对作文有过一个构思，但因为不知道题目是什么，也就不可能做得很具体。总的来说，我的策略就是在作文的开头一定要抓住阅卷老师的注意力，否则，考虑到阅卷老师每天阅读那么多的考卷，可想而知是相当的疲倦。如果不能在开头抓住老师的注意力，那就很难得到好的分数了。

下午我无精打采地重新走进考场，等拿到考卷，一看作文的题目－－《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顿时两眼放光，哈哈，这个题目太好写了，而且我设想的开头可以非常完美地应用在这里。我设想的作文开头就是从考场写起，从拿到考卷看到考题，然后再根据题目做下一步的发挥。我猜，这样开头的作文应该不会很多，而一上来对文革后第一次高考考场的描写，应该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作文的开头大概就是这样写的：

一九七七年冬天，我静静地坐在文革后刚刚恢复的大学入学考试的考场里，看着监考老师把试卷一一发到考生的手上。当我拿到语文试卷，作文的题目一下子映入了我的眼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的思绪不由得飞到了今年春天我们高中毕业后集体来到农村下乡插队的情景。。。。。。

一看到作文题目这么对我的思路，我最后一搏的劲头又被激发起来了。我把考卷放在桌上，闭上双眼，开始构思整篇作文的内容。这时候，其他考生都已埋头开始奋笔疾书，整个教室大概只有我一个人直挺挺地坐在那里，微闭双目、纹丝不动，如老僧入定一般。当时我那样子在监考老师眼里一定很怪，因为等我完成构思，睁眼准备动手写的时候，才发现他正站在我的身边，静静地、然而又明显带有一种关切和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我已不记得当时闭目构思了多长时间，估计应该有二十分钟左右，这在争分夺秒的考场上，恐怕确实非常少见。但我由于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构思，如何开头、如何展开、如何收尾都已成竹在胸，动手写起来也确实有点行云流水的感觉，整片作文一气呵成。写完后再回头看一遍，做了一点必要的修改，就到了交卷的时刻。

考完以后在回村的路上，我们大家都互相交流了一下自己作文的大概内容和结构。我的作文构思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都承认我的开头构思巧妙。

虽然语文考得很满意，但我知道自己数学考砸了，第一志愿基本不用想了，只盼不要错过后两个志愿的录取。

接下来，就是长长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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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志愿

我中学的班主任老师，原是清华建筑系的学生，在反右时因为同情右派而受到牵连，给勒令退学，后来就到了我们中学当起了英文老师。当我为报志愿的问题请教她时，她毫不犹豫地说：报清华！报建筑系！

她这么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在中学数理化一直很好，还有不错的美术基础。如果不是因为文革，如果我不需要和文革中被耽误的十年精英同场竞技，我或许会考虑报考清华建筑系。但七七年实在太特殊了，我难以准确估计我在所有考生中大概的排名，报考清华的风险实在太大了。

我当时还有一个顾虑是：万一七七年考不上，七八年再考，我就必须和新毕业的学生竞争，而他们有比我好得多的复习条件，我的胜算就会更小。

所以，七七年高考我必须考上，这就是我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

最后，我采取了这样的战术：第一志愿报一所北京的著名大学，我自己最喜欢的专业，第二志愿报一所北京的普通大学，普通专业，第三志愿报一所其它省市的大学，冷门专业。

我当时的考虑是：如果我的成绩足够好，能够上第一志愿，那自然最理想。万一成绩不够好，上不了第一志愿，那么第二志愿的录取分数线一定要与第一志愿的录取分数线有比较大的差距，这样才有较大的机会被第二志愿录取。否则如果第一第二志愿的学校录取分数线都差不多，那如果第一志愿不录取，第二志愿很有可能也不能被录取，那就等于浪费了一个志愿。而第三志愿一定要选一个外地学校，因为北京人都不愿意离开北京，所以报外地学校的人肯定少，而外地学校肯定要到北京招生，那只要我报了它，而分数线又够，则被录取的机会就大得多。

我在把我报志愿的想法与很多人交流之后都得到了他们的认可，觉得我的考虑很有道理。可最后学校录取的过程却和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样，此是后话，咱们暂且按下不表。

说“脍炙人口”实在有点吹牛，因为这“论英雄”的过程是私下秘密进行的，除了曹操和刘备以外再无外人知晓，这么做只是为了吸引眼球，如今的时尚。

这里的曹操就是我，而刘备则是另外一个知青。

他不是很聪明，但学习作风非常扎实，也很能吃苦。他数理化不是很好，所以当时选了文科。而我虽然那时的文科成绩也很好，我仍然是坚定的理工科派，因为当时人们普遍有一种观念，觉得有能耐的就应该学理工，没本事的才去学文。这种观念一直维持了很多年，好像直到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热起来以后才有了改变。

在互相讨论时我发现，刘备同学博闻强记，条理清楚，叙述问题头头是道，绝非等闲之辈。而理工科考生里边，我的解题能力则明显别其它人要强一些。虽然我当时对老知青和女知青那边几个考生以及村里几个当地考生的复习情况不了解，但根据我对他们平时的感觉，我在一次和刘备同学一起上厕所（哈哈，没有青梅也没有酒）的时候说出了一番差不多可以使他扔掉筷子的话（可惜当时他手里没筷子）。我对他说：

如果咱村能考上三个以上，其中肯定有咱们俩。

如果考上两个，那就是咱俩。

如果只有一个，那只能是咱俩当中的一个。

刘备同学有点像真的刘备，喜怒不形于色，对我的话不敢表示乐观，但显然从我的话里得到了鼓舞，这我从他的眼神里能看得出来。

最后结果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我先收到录取通知书走了，大约一个月后大部分大学又增招了一批“走读生”，把他也录取了，我们村那年就走了我们俩。

刘备同学虽然是因为扩招“走读生”才上了大学，但他毕竟有相当好的素质，后来考上了费孝通的研究生。

我们那年大学报志愿，是在考试前报的。在不知道自己成绩的情况下报志愿，真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盲目性极大。我估计恐怕有不少考生考分不低，但就是因为志愿报的不合适而落榜吧。我当年在报志愿的时候，也费了一番脑筋。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人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大学恢复面向社会直接招生，学生通过考试入学，只是一个早晚的问题了。虽然还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真的到来，有备无患是一个永远也颠扑不破的真理。就在听到邓小平复出的新闻后不久，我们就趁着秋收农忙季节到来之前，赶紧回家收集整理上学时的课本和作业等，先让自己预热一下。

我们的知青宿舍也在秋收大忙季节到来之前盖好了。新宿舍是一间大房并排隔出了很多小房间，每个房间有自己单独的门，每个房间住三个人。每个床铺前还有一个放箱子的平台，坐在床上正好可以当桌子用。

整个秋收大忙季节是不可能踏下心来复习功课的，不过我们这时已经适应了农村的体力劳动，虽然秋收大忙很累，但收工回来后大家还不至于累的只剩下睡觉了。我们几个准备考大学的知青就利用晚上的时间互相考问一些需要记住的考试内容，主要是政治课的内容。那时也没有正规的复习材料，只能是参考课本以及报纸上的时事内容。

一忙完秋收，我们就一齐回家了，一回到家就听到了年底就要进行第一次高考的消息。

为了能提高复习效率，我们回到母校，想看看学校能否为我们组织一些补习班。可回校一看，我们的心就凉了。一听说恢复高考，学校、老师、学生、还有家长立马都动起来了。我们下面那一届学生早已进入了高考复习的状态，未雨绸缪，开始为七八年的高考做准备了。这时学校已经根本不可能再有师资和教室提供给我们这些已经毕业的学生。人说“嫁出去的女儿就好比泼出去的水”，我们也被母校像泼水一样泼出去了！

母校指望不上了，就只有靠我们自己了。

就在这时，我们却收到了村里托人捎来的口信：公社组织人力挖河，需要很多劳力，要求各村男性强壮劳力包括知青都必须参加。我们一听挖河，就知道这次去不得，因为我们那附近没河，要挖河显然要到别的地方去挖，那就意味着要住在当地老乡家里。这种事我们在中学“三夏”劳动时就干过，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种住老乡家里，都是当地老乡腾出一个带火炕的房间给来人住。虽然房间大小不尽相同，但都是靠窗一侧一个火炕通铺，五六个或者七八个人就这么睡在炕上。如果参加挖河，肯定以生产队为单位，那知青就只能和老乡一起睡大通铺。我们不在乎和老乡一起劳动，也不在乎和老乡一起吃饭，但实在做不到和老乡一起睡觉！

结果，我们几个要考大学的一商量，“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给它来了个集体不奉召。我们几个一不奉召，那些根本不打算考大学的也跟着起哄，也都不回去，结果把村里知青办的老头气坏了，发狠要在回城招工时给我们穿小鞋。我一般不愿意干破釜沉舟、不给自己留后路的事，但这次实在没办法，只好豁出去了。

既然母校指望不上，留在家里复习，总不能什么家务活都不干，出来进去见到街坊四邻还得应酬几句，我们都觉得反而不如回到村里更安静，所以在等村里挖河的劳力集合出发以后，我们就悄悄地溜回了村。这段时间，因为挖河的事和村里的干部关系有些僵，我们也不好意思再去混工分，所以也干脆不去出工，每天就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复习功课。

那个时候，农村经常停电。为了不耽误复习，我们每人自己动手做了个煤油灯。用一个空的墨水瓶装煤油，瓶口处用一片白铁皮剪一个圆盖盖在瓶口，圆盖中间凿一个小眼，从小眼里穿一截绵绳当灯芯，一个简陋的煤油灯就做成了。

可是，这样简陋的煤油灯太暗，火苗也不稳定，灯下看书很伤眼睛，而且煤油灯冒出很多的黑烟，显然燃烧效率不高。后来听说村里的小卖部有正式的煤油灯卖，我们就跑去看。一看果然有，但还是有点贵。我们就问能不能光买上面玻璃罩那部分，下面的瓶子就不买了。虽然问时没抱太大希望，没想到居然还真行，可以单买。于是我们就每人买了一个，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煤油灯，只是缺少下面的瓶子。买回来往墨水瓶上一拧，居然也正好！点着火，扣上玻璃罩，哇！比我们原来自制的“煤油灯”亮好几倍！而且一点烟也没有！

鸟枪换了炮，学习效率也就大大提高。

我们几个准备报考的基本还是各自为战，自己复习自己的，有问题时互相讨论，互相交换一些自己搜集来的复习题。有时利用吃饭时间或其它休息时间互相考一考基本概念等。我们在学校时本来不在一个班，所以开始彼此并不了解对方的底细，这样在一起复习一段时间后，差别慢慢就看出来了，这就引出了一段当时脍炙人口的 “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

这段从内容来说实在太少，但它却是我整个人生最重大的转折，是里程碑的事件，不单提出来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

七七年七月的一天收工以后，我们三个知青正坐在院子里吃着晚饭，晚饭是北方人常喝的大米粥加馒头和一些蔬菜。正吃着，就听到了大队广播站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广播：邓小平复出，恢复了被打倒前的一切职务！

我们都是经历过邓小平治理整顿、周恩来逝世、四五天安门广场诗抄、以及四人帮被粉碎后上街狂欢的人，自然深刻知道邓小平的复出意味着什么。正是因为文革中邓小平的治理整顿，中学才恢复了高中，我们才得以高中毕业。邓小平的再次复出对中国、对我们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一听完广播，我们就兴奋地以粥代酒，三个大粥碗轻轻地碰在了一起：为中国的四化，为我们早日回城，干杯！

补：

从我前面写的内容大家应该能感觉到，农村物质生活的简陋，精神生活的贫乏，体力劳动的繁重，并没有使我消沉或颓丧。不仅是我，我们在一起的知青都是这样。大家每天早上出工，晚上收工以后凑在一起卷大炮、侃大山，热热闹闹倒也不觉寂寞。但是，在这欢乐的背后，在许多知青内心的深处，我想都会存着一个问题：就算我们两年后回了城，难道我们未来就只能在工厂当一个普通工人吗？

我既然能跟农民打成一片，自然也能和工人打成一片。上中学在校办工厂劳动的时候，我头一天上车床就打破了我师傅的生产记录。在北京汽车制造厂流水线装配化油器，我一个中学生，就因为动作优化而比许多熟练的老工人还要悠闲得多，最后被安排在最复杂的工序上。如果当工人，我自信可以毫不费力地成为最优秀的工人。但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我为什么没有机会掌握更多的知识，在更重要的岗位工作呢？一个国家，不可能只有工人和农民，她还需要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教师等很多脑力劳动者。可是文革后期被“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们真能担负起这些担子么？那时的“推荐上大学”，早已成了“走后门”的代名词。我不否认很多工农兵学员有丰富的社会知识，很会做人，用现在时髦的英文来说，就是有很好的people skill和communication skill，但是他们在科学知识方面的基础之差也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因此，即便两年后回城进厂当了工人，也难以解除自己“怀才不遇”的沮丧心情，毕竟自己从小到大，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且学得轻松自如，理想就是希望自己长大以后能成为一名科学家或者工程师。文革十年，我的希望几乎成了泡影，但我实在不甘心。

邓小平的复出，才使我心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在我们以粥代酒碰杯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说“为中国的四化”而干杯，这并不是唱高调，而实实在在是我们当时的心声。回城算什么？没有邓小平的时候知青也回城了，早点晚点能有多大区别？我们真正高兴的是看到了国家未来的希望，而国家有了更好的未来，我们才能有更好的未来。中国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会上提出的目标。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使人们在文革的混乱状态下看到了希望。四五天安门诗抄的时候，“四化”就是人们用来悼念周总理的一个标志。我们一起碰杯的三个人，当时都是天天去天安门广场，传抄各种悼念的诗词，最后那晚清场的时候差点被围在里面。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一般很难理解那一代人的思想境界。

（三）氨肥

氨肥本身并没有多少故事，把它列在这里，是因为一个人。

我们那时每个队里都有一个氨水罐，水泥做的，直径三四米，圆柱型，大半截埋在土里，顶上只留一个像井口一样大小的口，平时盖得很严实，因为氨水挥发性很强。以前虽然闻过氨气的气味，但那浓度可比氨水挥发出来的氨气浓度差远了。记得第一次派我和车把式去氨水罐里取氨水的时候，当车把式打开顶盖，我好奇地凑过去想看看究竟有多深。没想到一股浓烈的氨气扑面而来，两眼就像同时被两根针刺了一样，然后才觉出鼻腔里的刺激，像被人照着鼻子打了一拳。我惨叫一声，几乎是连滚带爬而逃。

运氨水的工具就是一个橡胶制作的大皮囊，具体怎么往皮囊里灌氨水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我一桶一桶从氨水罐里提出来递给他，他接过去把氨水灌到皮囊里。干这活时要是有点小风还好，要是赶上没风的时候，氨气很快就浓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别说人，就连站在旁边的牲口，也受不了氨气的浓度，不停地在那里打响鼻，用蹄子刨地。

干这种活还有一个危险，那就是氨水万一溅到眼睛里，就会对眼睛造成永久性损害。我不知道万一有氨水溅到眼睛里时马上用大量清水冲洗是否来得及，但当时在那样的劳动条件下，周围不可能有大量的清水，因此村里有好几个被氨水烧瞎眼睛的村民。我有时就想，万一站在罐口往外提氨水的人一脚踩空，掉进氨水罐里，那将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我估计恐怕会有性命之忧。

真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一天我们给玉米施氨水肥刚收工，队长就派我和那个傻小子车把式晚饭后再装一车氨水以备第二天之用。我虽然答应下来了，可心里却是一个劲地打鼓：这黑灯瞎火的干这活，万一哪里照顾不到就可能把氨水溅出来，晚上一般风又比较静，那气味怎么让人忍受？这要万一出点事故，可没处买后悔药了。

但是，这种担心又不能作为不去干的理由，因为人家老乡们能干，为什么知青就不能干？

满怀心事地回到宿舍吃完晚饭，正琢磨着要不要写份“遗嘱”，傻小子车把式到了。一进门就告诉我不用去了，他已经跟队长说了，队长已经同意换别人去了，我如释重负。

他没说具体跟队长怎么讲的，但我估计一定是跟队长说起了干这种活有危险，万一知青因此弄伤，不好向知青的父母交待。

从傻小子和队长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我看到了农民的那种淳朴和善良。尽管他们不善言辞，不会虚假的客套，说话粗鲁，但他们确实很照顾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在他们眼里，我们是被迫远离父母，到乡下来受罪的，所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总会给予我们一定程度的照顾。上次割麦子也是，当他们看到知青已经尽力而为以后，就不会再计较我们能力或体力上的不足而慷慨地帮助我们。但如果哪个知青偷奸耍滑，也同样瞒不过他们的眼睛。老乡们诚实淳朴，也喜欢同样诚实的人。所以，下乡插队要想赢得老乡们的尊重其实并不难，所需要的就是一个尽力而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