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１９世纪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的划定与阿穆哈河地区割归俄国 zt -- 犀光

樊明方 西北工业大学社科系

一

内容提要：本文详细论述了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中俄两国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乌里雅苏台界约》、划定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的经过。通过签订上述两个不平等条约，俄国侵占了唐努乌梁海西北端阿穆哈河地区；同时，这两个界约确认沙宾达巴哈至博果苏克一线以东的唐努乌梁海盆地为中国领土，这对此后俄国向这一地区的扩张具有限制作用。文章对嘉庆年间游牧于阿穆哈河一带归定边左副将军直辖的唐努乌梁海十佐领的下落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这十佐领在同治年间中俄划界之前就已迁入了克穆齐克河一带。文章最后论述了勘分西界过程中唐努乌梁海人对祖国的贡献：严守边界，监视俄人动向，阻止俄人私立界牌鄂博；协助勘查界址，参与设置分界牌博，为分界大臣提供乌拉台站。

二

１７２７年中俄《布连斯奇界约》划定了沙宾达巴哈以东的中俄边界，俄国向克穆齐克河流域及其以东的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公开扩张受到了遏制，但是沙宾达巴哈以西的中俄边界长期没有划定，俄国利用这一情况，继续从西方向唐努乌梁海扩张。早在《布连斯奇界约》签订之前的１７０９年，俄国已在唐努乌梁海西面阿勒坦河与哈屯河的汇合处建立了比斯克堡，作为向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和唐努乌梁海扩张的基地。１８世纪中叶以后，俄国殖民者逐步向哈屯河和阿勒坦河上游推进，将当地土著居民挤向中国边境地区的纵深地带。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的积弱充分暴露，俄国于是加快侵略步伐，终于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以后又在此约基础上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以及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将唐努乌梁海西北端阿穆哈河一带地区割归俄国。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与阿穆哈河地区割归俄国

１８６０年１１月，在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城的情况下，俄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北京条约》有俄、汉两种文本，汉文本系根据俄文本译出。该约第二条规定了中国西北地区与俄国边界的大致走向。

汉文本：“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指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

俄文本：“迄今未经划定的西部边界，今后应顺山的走向、大河的流向及中国现有卡伦路线而行，即从根据恰克图条约于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所立最末一个名为沙宾达巴哈的界标起，向西南到斋桑湖，再由此到伊塞克库里湖以南的山，即腾格里山，或吉尔吉斯阿拉套，亦称天山南路（天山南脉），又顺此山到浩罕领地”。

该约两种文本关于唐努乌梁海西部与俄国边界走向的约文内容存在歧异。汉文本规定从沙宾达巴哈起边界线“往西直至”斋桑湖，俄文本则规定为“向西南到斋桑湖”。西与西南，直至与斜行，大相径庭，这一条款自然难以执行。

中俄《北京条约》第三条规定，中俄西界具体勘分由两国代表在塔尔巴哈台会齐商办。俄国政府指派西伯利亚独立军团作业部主任巴布科夫上校和总参谋部大尉戈鲁别夫为划界委员，清政府任命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伊犁协领哈布齐贤为分界委员。

三

１８６２年８月３日（同治元年七月八日），明谊、明绪等人和巴布科夫、戈鲁别夫等在塔城举行首次会谈。俄方代表从中俄《北京条约》汉文本中抽出“常驻卡伦”４字，从俄文本中抽取１个“线”字，凑在一起，提出一个“常驻卡伦线”的概念，要求以此划分国界。巴布科夫拿出１张地图：“内点红色为限，不论中华边疆，止以常驻卡伦为界，所有卡外尽作为应给该国之地”。明谊等指出：沙宾达巴哈界牌末处至浩罕边界，“袤延万里，其中仅有三处地名，系指大数而言，再未详细指定逐段立界之处”，而且条约内并无只以常驻卡伦为界之语，所以，双方应先派员查勘未定之界，然后“秉公商办”。中方代表并向俄方说明：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塔尔巴哈台所属爱古斯勒布什之哈萨克、伊犁所属特穆尔图淖尔哈拉塔拉之哈萨克布鲁特等，“皆系我国赏给游牧养生之地，并各赏给爵职俸禄，若将其地分隶你国，其人之生计立蹙，又将谁归，必仍甘心内附，恐与贵国实有不利”。中国代表还传唤阿尔泰乌梁海散秩大臣巴雅尔莽乃到会作证，并出示标有中国西疆范围的黄线（“黄限”）的地图，“指令该使阅看”。巴布科夫等人说常驻卡伦以西地方早已建立了俄国的城市和村镇，关于这些地方“没有谈论的余地”。当日谈判无有任何结果。

从１８６２年８月到９月１７日，中俄双方又进行了多次谈判。俄方代表坚持以“红限”为界，中方代表坚持按“黄限”划界。明谊等指出：约文规定从沙宾达巴哈起的边界走向是“往西直至”斋桑湖，俄方“欲自沙宾达巴哈往南又转往东”，明显与约文不符。“若照你们所议，全以我们常驻卡伦为界，则我们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卡外唐努乌梁海、阿勒坦淖尔乌梁海蒙古王公游牧地方被你们包去，我国断不能让”。巴布科夫等始而无言以对，继言“乌梁海人数众多”，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地方是“公共游牧之地”，“应就地议分”。俄国增派的谈判代表札哈罗夫照会明谊等说：中俄《北京条约》只是规定两国要划定边界，并未提及议分边界少数民族的问题，“唐努、阿勒坦淖尔乌梁海蒙古人等，住牧两国未分界内，原是公共游牧之地，不能竟据为中国所管之人”。俄方代表态度蛮横，扬言要以武力强占卡外之地。中方表示愿作一些让步，将辉迈拉胡卡伦至勒布什地方部分领土划归俄国，俄方仍坚持原来立场不变，谈判毫无进展。

９月２０日，俄方将他们拟定的“国界草案”交给中方，并威胁说：“若不照此办理，即可毋庸再议”。限１０天内答复。

明谊等接阅来文，感到事关大局，于３天后向俄方声明：待请示后答复。１０月初，俄方规定的限期已满，没有收到中方答复。巴布科夫等人便宣布中止谈判，择期回国。明谊等人希望他们再住数日，以待复文，札哈罗夫回答说：“已经会议十数次，你们不能以常驻卡伦为界，我们不能等候”。中方代表要求商定复会的日期、地点，俄方代表声称：“将来议与不议，尚难豫定”。１０月１２日，巴布科夫、札哈罗夫等悻悻离去。１８６２年塔城谈判中断。

巴布科夫等离去后不久，明谊照会俄国西西伯利亚总督，申述了中方对《北京条约》有关条款的理解和对俄方国界草案的态度，驳斥了俄方代表对《北京条约》的种种曲解。塔城谈判期间及谈判中断以后，清朝总理衙门根据明谊等人报告的情况，曾数十次与俄国驻华公使巴留捷克辩论，指出“统以常驻卡伦为界”观点之非，指出按照约文，沙宾达巴哈至斋桑湖的边界走向“系往西而非西南，系直至而非斜行”。巴留捷克或只答应将清政府的照会转报本国政府，或说此事非其承办，不明情况，中俄双方在北京的交涉也毫无结果。

１８６２年冬和１８６３年春，清政府多次呼吁俄方早日复会，依据条约协商划定边界，俄方坚决拒绝无条件恢复谈判。

四

此时正值陕西、甘肃两省爆发回民起义，新疆局势不稳。俄国外交大臣遵照沙皇谕旨通知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麦利：“尽可能实际上占据符合我国意图的全部国界线”；对于中方恢复谈判的提议，应该这样回答：只有在中国政府保证按照俄国代表提出的方案解决全部国界问题时，谈判才可以恢复。根据沙皇政府的指令，西西伯利亚当局于１８６３年３月下旬命令俄军分头向中国境内推进。４月至６月间，俄军分几路侵入塔城、斋桑湖、伊塞克湖、伊犁等地，并炮击博罗胡吉尔卡伦，制造了打死打伤清兵的流血事件。清政府通过各种渠道一再向俄方提出抗议，均无效果。在此情况下，清政府于１８６３年９月初决定全盘接受俄国分界方案，尽快了结勘分西北边界事宜，并向俄方发出了相应的照会。巴布科夫得知这个消息，于１８６３年１０月９日匆匆赶到塔城，要求明谊按俄方拟就的分界方案签署、交换国界条约。此时清廷训令尚未送到塔城，明谊没有答应俄方的要求，巴布科夫等于１０月２５日回国。

１１月初，明谊接到上谕，确知总理衙门已答应按俄国上年所提草案定约，他觉得问题严重，遂回奏朝廷，要求继续与俄方谈判，以便尽可能减少损失。清廷担心稽延时日所失愈多，责令明谊遵照旨意，“将分界事宜，径行断结”。明谊预计到，界约签订后，唐努乌梁海西部一些地方会被割归俄国，原来游牧于此的中国唐努乌梁海人需要内迁，就发文给署乌里雅苏台将军麟兴和参赞大臣车林敦多布，要求他们“豫为查出卡内蒙古地方，急将地名咨覆，以便换约后安置唐努乌梁海人户”。

麟兴等核对了唐努乌梁海地图，发现俄国分界草案中的“唐努鄂拉达巴哈”地名为中国地图所无，他们不知按照俄国方案划界，究竟会将唐努乌梁海多大地方划入俄国。他们认为，克穆齐克旗有１０个佐领，三音诺颜部厄鲁特贝子旗所属唐努乌梁海人也有数千，两项合计，人口达万余，游牧地方圆几百里，倘若克穆齐克河流域被划入俄境，要在唐努山南三音诺颜、扎萨克图汗部牧区内安置上述乌梁海人众，所需地方将会很多，如果仅由乌城派员前往查勘，不但有需时日，且各旗牧地均经清政府划定，以皇帝名义赏给各王公住牧，乌城官员前往查勘时，各该旗王公必会“借端推诿，纵使暂为允从，日后难免滋生事端”。据此，他们建议：先由理藩院命令扎萨克图汗、三音诺颜两部盟长及各王公举行会议，商定所让地方，开清地名，盖印并附保证书，报送乌城，然后定边左副将军衙门再派员前往所报地区查核。

五

皇帝命总理衙门对此事提出处理意见。奕(讠斤)主持的总理衙门上奏说，虽然俄国划界方案所载唐努鄂拉达巴哈地名不能指实，然唐努乌梁海西部一带将被俄国割去为“势所必然”。关于住在这些地方的中国乌梁海人的安置问题，可有以下三个解决办法：首先，要求俄国让出数百里地方，安置此项人众；如前项要求不能实现，即援引中俄东段边界割归俄国之地仍准中国居民留住原地的规定，要求俄方同意：划界后割归俄国之地，“仍准中国人照常游牧”；若俄方仍然不允，即要与俄方商定：被割归俄国的乌梁海部落中，有坚心内附者，准其陆续内迁，不得拦阻，并先索凭据，以免日后借口寻衅。总理衙门对麟兴等提出的由三、扎两部盟长和各王公会商让地的主张也表示同意，并建议由理藩院向该两部蒙古王公发出相应的命令。上谕批准按总理衙门的意见办理。

１８６４年上半年，明谊多次通知俄国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麦利派遣代表前来塔城谈判。杜加麦利要求明谊对俄国分界方案“全行应允，毫无更改”。明谊复照说明，“因议单有与条约不符之处”，所以需要按照条约继续协商。杜加麦利来照威胁说：倘中方再不接受俄方要求，俄国政府立即将谈判代表“撤回停办”。在此前后，俄军在科布多、塔城、伊犁地区进一步向前推进，俄国边境当局还递文给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两旗总管，言称阿勒坦淖尔、哈屯河及唐努乌梁海克穆齐克一带地方均是俄国土地，“如有人言系中国游牧，拿送俄城”。此时新疆少数民族反清斗争相继爆发，清朝在新疆的统治岌岌可危。明谊等人只得答应完全按照俄国草案签订界约。于是，俄国代表巴布科夫、札哈罗夫等于１８６４年９月１４日再次来到塔城。１０月７日，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历时３年之久的塔城勘界谈判结束。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第一条规定了沙宾达巴哈至斋桑湖的边界走向：“自沙宾达巴哈界牌起，先往西，后往南，顺萨彦山岭，至唐努鄂拉达巴哈西边末处，转往西南，顺赛留格木山岭，至奎屯鄂拉，即往西行，顺大阿勒台山岭；至斋桑淖尔北面之海留图两河中间之山，转往西南，顺此山直至斋桑淖尔北边之察奇勒莫斯鄂拉；即转往东南，沿淖尔，顺喀喇额尔齐斯河岸，至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为界。此间分别两国交界，即以水流为凭：向东、向南水流之处，为中国地；向西、向北水流之处，为俄国地”。

根据此条规定，原自沙宾达巴哈过阿穆哈河与察罕米哈河汇流处，经阿勒坦河与哈屯河汇流处到铿格尔图喇的中俄边界线，被向东南推移至萨彦岭、唐努山、奎屯山到斋桑泊一线。原属中国的阿穆哈河、阿勒坦河、哈屯河、察拉斯河、布克图尔玛河、那林阿流域和阿勒坦淖尔都被划入俄境。游牧于此的科布多参赞大臣所辖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两旗和哈萨克族部落都被俄国吞并。

六

嘉庆年间游牧于阿穆哈河一带归定边左副将军直辖的唐努乌梁海１０佐领的下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内蒙古大学等单位编著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西北大学等单位编著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都说，这１０佐领与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二旗一样，由于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而并入俄国。书中仅仅作出论断，未作论证。中国台湾学者李毓澍先生在其长文《唐努乌梁海佐领考》中则认为：清朝同治年间中俄划界以后，原来游牧于阿穆哈河一带的１０佐领唐努乌梁海人即自动内徙，“其旧牧地虽已丧失于俄，其人民则仍为我有”。李先生对此作了详细论证，举出了两条理由和五条旁证。两条理由为：１、清廷当时有意将诚心内附的少数民族部落迁入卡伦之内。２、此１０佐领唐努乌梁海人为定边左副将军直属，清政府会尽可能让其内徙。五条旁证为：１、根据《蒙古游牧记》记载，道光年间，克穆齐克旗可能辖４佐领，三音诺颜部厄鲁特贝子旗辖１３佐领；而根据《清史稿?藩部列传》和《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清朝末年，克穆齐克旗辖１０佐领，贝子旗辖１７佐领，几十年间，两旗佐领数目激增，且增加的总数恰为１０佐领，“足证其中有内徙的佐领”。２、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内徙后又因故迁到界外，１９１７年克穆齐克旗大喇嘛达克丹曾对中国驻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沉痛申诉。

笔者认为，《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和《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的阿穆哈河１０佐领“被俄吞并说”无有证据，难以凭信。李毓澍先生的“内徙说”较有道理。李先生多方搜求旁证，推进了对此问题的研究，功不可没。然其论据尚须充实，有些论据并不可靠，需要订正，而其论点也有待完善。

清廷当时确曾有意将诚心内附之唐努乌梁海人内迁，但这只是起初的一个设想，后来是否付诸实行还是一个问题，所以两条理由尚不能证明内迁之事。五条旁证中有些不能成立。《蒙古游牧记》与早于它的嘉庆《大清会典图》是有记载，噶哈尔河源有定边左副将军所辖４佐领，然此４佐领可能是萨拉吉克旗之佐领，克穆齐克旗在《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之前即有１０个佐领，并不存在同治年间中俄划界后佐领数目激增的问题。关于三音诺颜部厄鲁特贝子旗所属唐努乌梁海佐领数目，嘉庆《大清会典图》记为１３，《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记为１７，两者差别很大。清末１７佐领是确凿无疑的，至于几十年间佐领数目为何激增，确实是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定边左副将军直辖的佐领不会因迁移牧场而改变隶属关系，也许贝子旗所属乌梁海人本来就是１７佐领，只是嘉庆《大清会典图》记载有误罢了。因此第一条旁证存在问题。克穆齐克旗光绪年间人口几达万人，《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等有明确记载，自为事实，但道光年间人口数字按４佐领推出为三四千人则无根据，故第四条旁证亦属虚假。前章已经说明，本旗推荐是清代唐努乌梁海总管产生的第一道程序，所以第五条旁证亦无效力。五条旁证，惟有第二、第三两条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尤其第二条旁证相当有力。

七

李先生认为阿穆哈河１０佐领迁入了唐努乌梁海盆地，这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迁入时间在同治年间中俄划界之后，则值得商榷。笔者认为，阿穆哈河１０佐领在同治年间中俄划界之前已经迁入了克穆齐克河一带。

阿穆哈河１０佐领就是克穆齐克旗所属的１０佐领。从乾隆年间到宣统年间，定边左副将军所直辖的佐领基本没有变化。佐领为行政建制，具有稳定性，不会无缘无故地随便增减。从乾隆年间到清朝末年，唐努乌梁海未发生大的事件，整个的旗佐建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定边左副将军直辖的佐领也是如此。按照规定，标准的佐领每佐为１５０户，根据具体情况，可以不足此数，也可超过此额。乾隆年间编设佐领时，唐努、萨拉吉克、托锦、库苏古尔４旗每佐的平均人口只有３００名左右，并不足额。此后１００年左右的时间里，各佐领人口会有增加，但没有必要因此而增编佐领。现有史料也表明，唐努、萨拉吉克、托锦、库苏古尔４旗自乾隆年间编成１６佐领以后，迄清末一直没有改变。定边左副将军直辖的另外１０佐领与唐努等４旗的１６佐领事同一律。因而，嘉庆年间归定边左副将军直辖的１０佐领，自然也应是清末归定边左副将军直辖的１０佐领。克穆齐克旗从１７６４年到１９１１年始终由定边左副将军直接管辖，该旗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以前和清朝末年均为１０佐领，所以，嘉庆年间所谓的阿穆哈河１０佐领即克穆齐克旗所属的１０佐领无疑。

同治年间中俄划界时克穆齐克旗１０佐领不在阿穆哈河一带，而在克穆齐克河流域游牧。当时该旗游牧区的西部边缘在唐努山的察布齐大坝一带。１８６９年建立界牌时，察布齐大坝以西有些地方被俄国占去，但这些地方面积不大，且“系旷野荒山”，克穆齐克旗总管巴札雅亲自参加了建立界牌的工作，他在当时以及事后都说此次立界未使克旗现在的游牧地遭受多大损失。

塔城谈判的前期和中期，清政府及其谈判代表对唐努乌梁海西部边界情况和各旗的牧地范围并不清楚，他们只是大概估计唐努乌梁海西部地区可能被划入俄国。根据这种估计，他们筹商了安置将来可能需要内迁的唐努乌梁海人户的问题。后来，清政府派人前往唐努乌梁海进行实地调查，又向各旗总管索取地图，经过调查了解，清政府弄明白了此时克穆齐克旗和三音诺颜部厄鲁特贝子旗所属乌梁海人游牧区的西部边缘在萨颜岭、唐努山的西端③，此后不再提说安置康努乌梁海人众之事。

阿穆哈河１０佐领即克穆齐克旗１０佐领为何于同治年间中俄划界之前就离开了阿穆哈河地区？主要原因可能是俄国势力的逼压排挤。１８世纪中叶以后俄国殖民者不断向哈屯河和阿勒坦河上游推进。既然强邻逼压，原地游牧难以继续，身后的唐努乌梁海盆地地广人稀，１０佐领乌梁海人自然而然地就会向这一带迁移。这个迁移过程在嘉庆时期可能尚未发生，故嘉庆《大清会典图》将１０佐领的牧地标于阿勒坦河、阿穆河之间，但它肯定发生在同治年间中俄划界之前，而不是在这之后。

八

唐努乌梁海西境中俄界牌的建立与《乌里雅苏台界约》的签订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第六条规定，自该约互换之日起过２４０天，两国勘界大臣在阿鲁沁达兰、喀布塔盖两卡伦中间地方会齐，分为西南方向和东北方向两起，按照议定的边界走向建立界牌鄂博。由于新疆维吾尔等族反清斗争的爆发，伊犁、塔尔巴哈台地区陷入战乱，西南一路建立界牌鄂博的工作已不可能进行。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地区局势比较稳定，清政府仍然积极准备依约立界。清廷指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麟兴负责乌城属境的立界事宜。麟兴于１８６５年６月（同治四年五月）专程前往科布多，守候两月之久，不见俄使到来信息。１８６５年８月１４日（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俄方派人到索果克卡伦通知说：俄国“固毕尔那托尔（即武官省长）现带兵起程西行（指侵略浩罕―――引者），本年不能会同办理”。麟兴遂于９月中旬（七月下旬）经索果克前往唐努乌梁海西境实地勘查边界。９月２２日（八月初三日），麟兴行抵唐努乌梁海西南边界的奇格尔苏台（齐格木尔素台）卡伦，署理唐努乌梁海副都统衔印务总管瓦齐尔呈报：唐努乌梁海境内“现已落雪，山坝实难行走，乌拉一切，不能运到设台处所”。麟兴遂返回乌城。

俄国以攻打浩罕为由拖延派人前来勘界立牌，同时却派兵驱赶科布多西境中国守卡官兵，强占沿边土地。到１８６８年（同治七年）夏，和尼迈拉虎、纳林、昌吉斯台等八卡的中国官兵全部被驱逐至乌克克卡伦以东。

清政府鉴于俄国“乘乱一味占据边疆”，于１８６７年１１月（同治六年十月）由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照会俄国塞米巴拉金斯克省省长巴布科夫，要求迅速派员前来依约设置界牌。１８６８年６月（同治七年闰四月），清政府重新指定了立界代表，委派荣全、奎昌分别负责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地方建立界牌事宜。同年７月月初（五月中旬），俄国驻华公使照会清朝总理衙门，“内称建立界牌鄂博一事，现接伊国京都来文，以俄国附近新疆有贼处所，不能悉照塔城条约，处处立牌”，建议“于安静地方，先行建设”。清廷急忙催令荣全由乌里雅苏台前往科布多与奎昌一起办理乌、科属境立界事务。荣全在科城候至１０月底（同治七年九月中旬），仍无俄国代表消息，遂又向巴布科夫发去一件照会，要求订准明年勘界时日，“确切示知”，然后返回乌任。清朝总理衙门再次与俄国公使交涉。同年１２月（同治七年十一月），双方议定：次年５月２２日（四月十一日），两国代表在乌克克卡伦齐集，“从北方当时处于中国武装叛乱分子行动范围之外的地方开始”建立界牌。

１８６９年５月２０日（同治八年四月初九日），荣全、奎昌等到达乌克克。６月８日和９日（四月二十八、九两日），俄方勘界全权代表巴布科夫、帮办穆罗姆佐夫（旧译穆鲁木策傅）、中校翻译官巴甫林诺夫（旧译庞龄、巴巴勒闹傅）带领由步兵和哥萨克各一连组成的卫队陆续来到。６月１３日（五月初四日），荣全、奎昌与巴布科夫等举行会议，根据俄方提议决定：双方立界人员分为两组，一组向西南，负责勘定赛留格木岭至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之间即科布多地区南段的边界。一组向北，先由奎昌会同穆罗姆佐夫设置科布多地区北段界牌，然后荣全与穆罗姆佐夫一起继续往北，树立乌里雅苏台地区的界牌，直到沙宾达巴哈界牌为止。

九

６月２５日（五月十六日），荣全到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属境交界处。７月２日（五月二十三日），穆罗姆佐夫与奎昌一同到达。３人商议建立科城最末亦即乌城第一个界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规定此段边界“顺赛留格木山岭”而行，签约时双方互换的分界地图上用红线标出了此段边界的具体走向。穆罗姆佐夫抓住原约第六条“建立界牌鄂博时，总以各界址处所水流之方向作为立界之凭，择其地方形势建立”一段文字，要求必须按水源划界，声称：“此地虽系赛留格木，而水源尚不在此，必须再行找寻，方可建立牌博”。荣全指出：“原图既有红线，原约又有条款，应当顺此山岭，方为平允”。穆罗姆佐夫说：“红线、条约可不必遵，止以水源为主”。经过３天辩议，双方才达成了协议。７月５日（五月二十六日），３人顺赛留格木岭来至唐努乌梁海西南边界尽处的博果苏克（柏郭苏克）大坝（此坝属赛留格木山脉）。次日，荣全、奎昌与穆罗姆佐夫于坝上分别建立界牌鄂博：乌里雅苏台牌博立于北，科布多牌博立于南，俄国鄂博堆于西，“势如鼎足”。奎昌随后南返。

荣全、穆罗姆佐夫在博果苏克住了１日。双方“各画草图”，标明山之西北为俄国地，山之东南为中国地。由博果苏克坝向东北方向，山下为中国唐努乌梁海人行走之路，约６０里，有一山名塔斯启勒山。７月８日（五月二十九日），勘界队伍来至此山，在山顶上堆立了第二座牌博。当日勘界队伍行至珠噜淖尔附近宿营。

在商议下一段界牌的设置地点时，双方发生了争议。按照中俄双方互换的分界地图，从珠鲁淖尔往前的边界线应该是：“顺唐努山南向西，至唐努鄂拉达巴哈末处，转往北行，顺萨彦山向东至沙宾达巴哈”。这段路“泥淖即多，又每有大水阻路”，比较难走，然而中方事先已经派人“探修路径”。穆罗姆佐夫却借口道路难行提议将边界线移向分界红线东边中国境内。他说：“若由红线，其路万难飞越，止就珠噜淖尔迤北数十里唐努山之察布齐坝上建立鄂博，由此直向西北，绕至沙宾达巴哈，路既便捷，又易行走”。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所附分界地图规定的这段边界线的走向是：先向西，再向北，再向东至沙宾达巴哈。穆罗姆佐夫提议的边界线走向却是：由珠噜淖尔直向西北，绕至沙宾达巴哈。按他的主张行事，察布齐大坝以西唐努山西端一带依据《勘分西北界约记》当属中国的地区就会被划入俄国。这分明是想越过《勘分西北界约记》，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荣全明知“若照该俄官所议，不惟与原图不大相符，且将唐努乌梁海游牧包去大半”，但由于畏难苟安，并未据理力争。他在给清政府的报告中说：“立界一事，数年以来，迄未就绪。此次准备台站，费尽心力，始立牌博两处，若遽决裂，以后更难办理”。以此为理由，他主张：“倘红线所定曲折之处，实不能行，向内绕道，祗于蒙古等生计尚无妨碍。”

７月１３日（六月初五日），荣全与穆罗姆佐夫在珠噜淖尔东南约１０数里哈尔噶小山上设置了第三座牌博，又在珠噜淖尔北岸、唐努山南约２０里之察布雅齐坝上建立了第四座牌博。１４日，荣全偕同穆罗姆佐夫从珠噜淖尔北岸、唐努山南出发，向西稍走了一小段路，到达珠噜淖尔末处，转而向北，又转向东，约行２５０华里，到达库色尔坝上。“此地已接唐努乌梁海向西偏北极边地方，于此坝上，同立第五座牌博”。荣全与俄方划定的这一段边界线基本上是穆罗姆佐夫所主张的边界线。在事后给朝廷的奏报中，荣全为自己辩护说，随同立界的唐努乌梁海总管等禀称：由珠噜淖尔北岸“顺唐努山南向西行走，止有两三站路可通，再向前行，险山大水，实不能越，向内绕道无多。虽系唐努乌梁海边境，幸系旷野荒山，此等隙地，尽可稍让，与游牧并无妨碍”。

十

由库色尔坝向西“无路可通”。于是勘界队伍下得坝来，“向东北入唐努乌梁海边境，约行一站半路”，折而向西，又折向北，“约共行三百余里”，７月２１日（六月十三日），“行抵唐努鄂拉达巴哈末处迤西山下”。此处有一条流向西方的楚拉察河。２３日（十五日），双方在楚拉察河水流之处同立第六座牌博。该牌博“东南系唐努乌梁海边境，其西北为俄国地”。 ７月２５日（十七日），勘界队伍由楚拉察河启行，先向北，转折向东，顺哈喇淖尔北边的萨彦岭行走。２７日（十九日），来到苏尔坝上，建立了第七座牌博。穆罗姆佐夫要求就此结束设置界牌的工作，言称；“由此坝前进，直至沙宾达巴哈，山脉一线相连，其中并无曲折。该处旧有两国牌博，已与此坝相接”。“此处立界已完，我定于二十二日（７月３０日）旋回，请照原议赶紧绘图作记”。荣全要求穆罗姆佐夫同至沙宾达巴哈添立牌博，遭到拒绝。荣全遂派主事职衔阿克栋阿、即补骁骑校青山等前往沙宾达巴哈设置界牌，同时督率随从绘出分界地图，写出记约，签字盖印，于７月２９日（二十一日）送交俄方。穆罗姆佐夫“亦将绘出俄图送阅”，荣全在俄方绘制的分界地图上注明新立八处牌博地名，签字盖印，交穆罗姆佐夫转送巴布科夫用印签字。７月３０日，穆罗姆佐夫经楚拉察河入俄境南下。８月７日（六月三十日），荣全一行返抵唐努乌梁海西南部的乌苏胡吉尔地方。

阿克栋阿、青山等于７月３０日抵达沙宾达巴哈山顶。此处旧有中国牌博一处，“此山东北，旧有俄国分界木椿一根，并有鄂博三处”。阿克栋阿等于中国旧牌博之东山顶上新立牌博一处，然后返回。

荣全于８月２３日（七月十六日）回至索里克卡伦。９月２日（七月二十六日），巴布科夫派人前来通知说：荣全交给穆罗姆佐夫的满文立界记约“稍有未合”，俄方已代中方另拟了一份满文记约稿，“请照抄四分，仍交来差带回，伊再会印画押”。荣全发现巴布科夫所拟满文记约稿将中方原拟“记约内所开里数方向、柘形势概从删减，其余大局尚无不合”，他觉得“未便因此琐节再与饶舌”，即将俄方所拟满文记约稿照抄四份，盖印签字，“交原来俄官带回”。１８７０年初（同治九年），俄国驻库伦领事将“应换交乌里雅苏台会印画押界址全图一分，俄字约四本”送交中国。唐努乌梁海西境的中俄划界工作就此结束。

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是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发展和具体化。它进一步确认了俄国对唐努乌梁海西北端阿穆哈河地区的侵占。同时，这一界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与俄国边界的完全划定，它再一次确认沙宾达巴哈至博果苏克一线以东的唐努乌梁海盆地为中国领土，这对此后俄国向这一地区的扩张具有限制作用。

十一

勘分西界过程中唐努乌梁海人对祖国的贡献

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西疆划界过程中，唐努乌梁海人遵照清政府的命令，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其一，严守边界，监视俄人动向，阻止俄人私立界牌鄂博。

塔城谈判开始前后，沙皇俄国采取了“武装占领国界”的侵略行动，出动军队侵入伊犁、塔城地区，在预定要侵占的中国领土上擅立分界标志，企图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国承认。清政府急令西北沿边各地严加防范。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１１日（同治元年闰八月十八日），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麟兴派遣额外骁骑校福连等人赶往唐努乌梁海，“详细面谕副都统职衔拉玛扎布，飞速严饬总管，督率官兵，不动声色在于各界牌地方，常川严密稽查，如有俄人运料兴工，必须善为开导，令其听侯两国分界大臣议定换约后，始准据图建立界址，毋致滋事”。由于俄国强欲统以常驻卡伦为界，中方不允，塔城谈判于１８６２年１０月中断。清廷估计俄人“此次既觖望而去，将来复行议界，即难保不带兵豫占地方，以为强词夺理地步”，遂命西北四城将军、大臣采取预防措施。上谕专门提出要发挥唐努乌梁海等边疆少数民族的作用：“唐努乌梁海蒙古等部落及哈萨克等各游牧，闻明谊等议界未将该处分给俄国，无不感激欢欣，誓志效顺，其人实属可用，即著该将军、大臣等随时鼓舞激励，作其同心御侮之气，以固藩篱”。次年３月（同治二年二月）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柒撂婆?乌梁海总管：倘俄人来至唐努乌梁海运料兴工，私建鄂博，必须尽力阻止。

由于国力衰弱和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塔城谈判的最后结局，对中国来说，仍是一个屈辱的败局，然而唐努乌梁海官民捍卫祖国疆土的业绩不可磨灭。

其二，协助勘查界址，参与设置分界牌博，为分界大臣提供乌拉台站。 １８６２年塔城谈判开始之前，明谊认为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条内容含混不清，从沙宾达巴哈至浩罕边界袤延万里，约中仅有沙宾达巴哈、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３处地名，“若不遍查确勘，猝难与之会议”。清政府根据明谊奏请，命令西北沿边各地将军大臣添派委员，“各按本境周查”，核实舆图，以便谈判时有所依据。明谊估计：将来的边界线“必与唐努乌梁海、吐尔扈特、杜尔伯特等处蒙古部落毗连，道路既远，又险阻难行，若派人往查，必须添派乌、科二城章京，并蒙古官员数人，会同前往，方可有济”。遂与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平瑞协商，添派乌里雅苏台部缺笔帖式岳嵩武、三音诺颜部副盟长固山贝子察克都尔札勒（贝子旗唐努乌梁海人归其管辖）、唐努乌梁海副都统衔总管拉玛札布为乌城查界委员，与科布多所派官员同时行动，分头查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处的中俄边界。

１８６４年（同治三年）夏，清政府因俄国分界“议单”内载唐努鄂拉达巴哈等地名难以确定，曾令唐努乌梁海总管绘成各旗游牧图志，送给明谊参考。

根据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建立界牌的工作原定１８６５年５月（同治四年四月）开始，麟兴负责设置唐努乌梁海西境的中俄界牌。此时拉玛札布已经逝世，麟兴于１８６５年初（同治四年正月）衷饬护理唐努乌梁海印务总管兴达逊，要他“遵照分界大臣议定界址地名，查明经由路程呈报，并将应需乌拉驼马等项妥为豫备”。兴达逊向麟兴递交了报告，说明了唐努乌梁海西部的中俄分界地点，其中指明：“唐努乌梁海游牧西南边界，系在齐格木尔素台卡伦后边，自博果素克大坝迤北，才至该游牧西界”。

１８６５年５月９日（同治四年四月十五日），岳嵩武到达唐努乌梁海西南边境努克穆木菏河地方，准备与兴达逊会勘界址。此时兴达逊突然病故。麟兴急令克穆齐克旗总管瓦齐尔督率当地官兵，与岳嵩武“会勘应立界牌处所，迅速呈报”。岳嵩武驰抵唐努乌梁海西南边境乌苏胡吉尔地方，与瓦齐尔会晤。随后，两人率领熟悉边界之唐努乌梁海官员，“携带乌拉”，于７月２７日（六月初五日）驰赴博果素克大坝，从此处起“沿站按图详查”。他们到达了唐努山西端的唐努鄂呢音达巴哈，“核与俄图所划唐努鄂拉达巴哈西边末处界限相符”，遂将“立界处所拟注图内请核”。他们又来到了阿克额克依大坝迤北，发现此地“崇山峻岭，阻隔难行”，于是“步履绕爬山顶观看”。瓦齐尔等遥指沙宾达巴哈相距咫尺，并指称沙宾达巴哈迤南之萨拉塔斯台噶山，即系俄夷图内所载之萨彦山”。瓦齐尔派遣手下的昆都、德木齐等官员探明：“由阿克额克依大坝绕越阿勒坦淖尔边境之庆柯尔赤楼大坝一站，余路即向东北赴入本唐努边境之哈喇淖尔，可至沙宾达巴哈，路径显然，庶无窒塞”。岳嵩武绘成地图一张，图内注明了珠噜淖尔、塔斯启勒山、哈喇塔苏尔海山、德布色克台噶山数处地名，经瓦齐尔等“呈具加结”后报送麟兴，转送总理衙门以及明谊。同年９月２２日，麟兴因下雪道路难行，从查勘唐努乌梁海边境的路上折回。

１８６８年９月１２日（同治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乌里雅苏台将军麟兴、参赞大臣荣全奏称：“荣全已在进行勘界准备”，已密饬唐努乌梁海五旗总管等慎加防范，派熟悉地理官兵十员名，在各游牧听候立界时按图考询山河地名，以便指陈堆博立界，而杜朦混”。

在１８６９年设置唐努乌梁海西境中俄分界牌博过程中，唐努乌梁海副都统衔掌印总管鄂勒哲依瓦齐尔、克穆齐克旗总管巴札雅作为分界大臣荣全的随员，自始至终参与了建立界牌的工作。此次立界时当７―８月份，按照惯例每年此时唐努乌梁海各旗总管应该率属前往乌里雅苏台城交纳貂皮，为了不影响立界事务，荣全奏请皇帝批准：俟界务完竣再令这两名总管赶赴乌垣交贡。三音诺颜部厄鲁特贝子察克都尔扎勒派遣官员带领贝子旗唐努乌梁海人随同立界。据荣全事后奏报，唐努乌梁海官员“随时指阵路径，条分缕析”。荣全在设置每个界牌时都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凡立牌博，必谕令唐努乌梁海蒙官等众随同查看有无侵越”。

唐努乌梁海无有额设台站，清朝勘界官员及其随从所需驼马、房间、食羊等项全部是由边界线附近的唐努旗、克穆齐克旗、三音诺颜部厄鲁特贝子旗乌梁海人“摊派而来”。“供应一切，颇为浩繁”。此次立界地区“险山大水，林壑崎岖”，人烟稀少，运输困难。因此，承担这些后勤供应工作，对于贫困落后的唐努乌梁海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然而，在勘界大臣作了开导教育之后，唐努乌梁海人对备办乌拉房间羊只等项“均皆乐从，踊跃争先”，“实属恭顺可嘉”。清朝当局对作出贡献的唐努乌梁海官员几次予以奖励。１８６９年５月（同治八年四月），“通晓地利、素能办事”的唐努乌梁海官员达木底音、扣肯、桑吉札布、索特巴奉命调集驼马，在乌苏胡吉尔地方等候立界，荣全当即赏给烟茶并且赏给他们三品顶戴，朝廷览奏即予照准。博果素克、塔斯启勒两座牌博立峻之后，荣全立即上奏为鄂勒哲依瓦齐尔等唐努乌梁海官员请奖并获批准。全部界牌设置完毕之后，清廷根据荣全奏请，再次对表现突出的唐努乌梁海官员予以奖励。荣全立界完毕返至乌苏胡吉尔地方以后，还“于随带立界经费银两内提出银一百五十两，分给该三处各五十两”，以示奖恤。

(上传：2003-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