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维和的日子（三十）抓捕盗枪团伙 -- 东方红卫士

一个周末的晚上快零点了，AMOS 旅馆有人报案，称有人闹事。帝力警察局派了两个警察去处理这件案子，没想那辆车到了之后马上呼叫增援。我们驱车迅速赶到现场，原来是四个土生葡萄牙人，两男两女，他们酒喝的有些多，想进舞厅又不想买票，在那儿和保安争论起来，声称为什么女的进去不用买票，男的就必须买票，又是不平等又是人权等等。本来保安的英语就不好，这一下子更回答不上来，引了一大堆无所事事的人围观。一个警察刚劝了几句，就被旁边围观的人群起哄，怕震慑不住他们，所以呼叫了增援。

我们到了之后，先劝他们不要吵闹了，让两男两女赶快走，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喝多了酒头脑不清楚罢了。没想到这些人根本就无视我们的存在，好像他们特别有理非要辩出个结果来。我想拉着那个醉醺醺领头的人到人群外面说话，没想到其中一个女的拦住我，用挑衅的语气说：“怎么，你想抓我们?”哎----，我心想，每天那么多事等着我们处理，哪有空抓他们，何况他们又没有打起来。我的搭档可不管那女的怎么说，抓住那个领头的醉鬼，就往外拽他，谁知被那小子推了一下，没防备还差点摔倒，引得周围的人嘘声四起。这一下子我们的火就上来了，这些人胡搅蛮缠可能喝得太多了，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凭这一推我们就可以告他袭警。我和搭档抓住那个领头的人，架起来就走，其他俩个人挥舞着警棍，护着我们上车，这时反而没人吵闹了，也没人帮腔了，整个场面一下子静了下来。而被抓的那个人也老实了很多，坐在车上一句话也不敢说。

到了警察局，把他的鞋和腰带一脱（惯例，怕犯人跑了），他马上就露出了可怜相，他的三个同伴也跟着来了，也不再气势汹汹的跟我们争吵了，而是求我们把那个人放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时我们劝他们走时不走，现在想走就难了。我们正在录口供时来了一个东帝汶官员，也是土生葡萄牙人，要求保释这个人。看来他是那三个人搬来的救兵。他一开始态度不好，有点兴师问罪的样子，一进门就要见我们队长，见了面之后马上给我们看他的胸牌—政府官员，我们队长冈比亚人根本不吃这一套，马上指出，他的行为有失官员身份，这是以势压人，并给他讲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这位官员的态度马上变好，自己先道了歉，然后呵斥那个醉汉给旅馆的经理赔礼道歉。那个经理是印度人，一看由政府官员出面给赔礼道歉也算是给足了面子，就把案子撤了。我估计有了这次经历那几个土生葡人再也不敢嚣张了。

帝力百分之六、七十的餐馆、旅馆、商店是华人、华侨开的。另外还有一部分是新加坡人的产业。这些人大多数会说汉语，少部分只能说简单的汉语，但是对一些简单的汉字，他们也能看明白。有一次一个新加坡老板报案，一开始说英语，但一见到我，就跟见到亲人似的，马上改讲汉语，跟我诉苦，说什么原来他是做建筑生意的，由于工程没能中标，又怕坐吃山空，就从印尼贩运点儿鸡蛋维持公司运转。本来这一段时间感觉已经够倒霉了，没想到还有更不幸的事，他雇的保安中有一个老是迟到早退，他就把那人解雇了，结果这天晚上那个人喝的醉醺醺，拿把大砍刀来报复他，幸亏还有一名当地的保安在，拉了他一把，否则真会被砍死，不过最后还是被踹了一脚，心口疼的要命。

曾经请我们吃过年夜饭的山东公司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情，雇的当地保安经常不履行职责，往往是天黑时来了，然后等人们睡了，他也回家睡觉去了，等第二天凌晨趁别人还没起床又赶紧跑回来，次数多了，被公司的管理人员发现，就告诉他，干完这一晚，明天别来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发现发电机和自行车等都被盗了。公司人员赶紧报案，去找，再去追，终究是迟了一步，找到他家时，一家人早跑了，两件破房子空空当当，估计也值不了多少钱，据邻居说看见早晨有一辆车从他家拉走了一台发电机，这台发电机值一、两千美金，估计再也没法找到了。

当地简单的一个菜摊

这前后还发生了一起杀人案。菜市场买菜和卖菜的发生了口角，原因就是买菜的讨价还价半天又不买了，于是卖菜的拿出砍刀就杀了那个人跑了。我们到了现场了解情况后觉得很不可思议，就几美分的小菜，怎么能动了刀砍人呢？其实还更有深层的原因，当地连年战乱，人民生活条件差，受教育程度低，所以有了纠纷，往往就用拳头用大刀解决，根本不把人命当回事。

还有一次，我在海边巡逻时，碰见一大群人聚在路边，我赶紧下车，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在海里玩时呛了水，昏迷不醒，他父亲求人半天，没有一辆车，没有一个人肯送他，我二话没说就让他们上车送他们去医院，我的同伴说应该叫救护车否则人死在我们车上说不清。我觉得救人要紧，那管哪么多如果、否则之类的。送到医院后，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我们才放下心来。真的，我也怕这个小孩在我们车上出点问题，到时解释不清，反被牵连。虽说这两个人把车座位全弄湿了，望着那位父亲千恩万谢的样子，我很知足。

日本维和部队进驻东帝汶时，我们被指派负责从飞机场到他们军营一路上的安全。在飞机场抗议示威的人有几百人，据说还有当年的慰安妇，虽然日本政府给东帝汶捐了不少钱，包括修路、扩建海港、市政供水等，但钱并不能代表一切，也消除不了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帝汶时给当地人民造成的苦难悲痛。由于派来的是工兵，日本维和部队的装备是最好的，特别是汽车，一色的丰田越野吉普。我有一次巡逻路过日本军营，顺便跟他们打了声招呼。没想到跟我以前碰到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维和士兵不一样，门口的日本哨兵只会说三句英语：“Sorry ,please wait a few minutes , I will call interpreter .(不好意思，请等一下，我去叫翻译)”很让我大跌眼镜。当翻译来时，我用日语说了句早上好，没想到他能用汉语说你好，很高兴能碰到会说汉语的日本人，哪怕只会一点点汉语。

一个日本公司的工地，要建一个大型的储水工程，为帝力的居民提供饮用水。附近的五个村民要求他们雇佣，被拒绝，就把公路挡住，不让施工的车通过。后来还是我们出动劝走了这几个人。东帝汶几乎没有工业，可耕地又很少，确实随着联合国渐渐的淡出东帝汶，这里的工作是越来越不好找了，为了谋生人们想出了各种办法。和报案的日本工程师聊了一小会儿，他说起日本政府援助时非常自负，好像很了不起。我瞧不起他这种骄傲自大的样子。

中国警队两名已经结束任务回国的警察，因为以前他们负责调查的案子需要他俩回来作证，又被警察总部邀请回东帝汶。一下飞机，看到有中国维和警察在机场执勤，就想上前打招呼，可能是看到警服洗的有些白，有点儿不太像中国警服，想认又不敢认，正在犹豫，执勤的中国民警小韩走过来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中国维和警察，小韩心想，撞到枪口上了吧，中国维和警察我全认识，怎么不认识你俩。听明白他俩的解释，小韩赶紧找车把他们送到警察总部，介绍给在总部工作的中国警察。

一位中国女警，一天早上跑步锻炼时，一个当地骑自行车的男人用言语挑逗她。我前一天晚上刚下的12点的班，当时正在屋里睡觉，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我赶紧起床，心想这么早肯定有急事。她把情况简单一说，我带上电台和枪开车和她一起去追。看得出她非常生气，眼泪都快落下来了。心想一定要抓住这个家伙，送到警察局，教训教训他，开车转了半天，也没找到。但起码我们尽了力，那位女警的心情变得好多了，随后我提醒她锻炼时间最好改在下午，人多时再锻练，目前的东帝汶还没有达到治安良好的地步。

一天黄昏时分，电台呼叫我们去医院增援。原来一位联合国女工作人员撞伤了一名当地小女孩，她将小女孩送到了医院，却被小孩的亲戚和同乡困在了医院，大概有七、八十人，说什么也不让这个女工作人员走，非要让她赔钱不可。责任肯定是要负，关键是钱的多少要由司法部门定，而不是他们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出了事故的女工作人员被这么多人围住，都吓哭了。我想这些人应该首先关心小孩的病情，这么吵闹弄的医生也静不下心来做手术（小孩的右腿骨折），好说歹说把小孩父亲的工作做好，他自己不哭不闹了，又让他劝说乡亲们到院子里去别影响医生的工作和其他病人的休息。医生也出来劝他们离开，看到我跟这些人说“芭乌玛”还以为我会当地的德顿语。其实来到东帝汶后我只学会了几句当地话，一是：奥布里嘎多，谢谢的意思；二是：芭乌玛，回家的意思，另外还有早上好等问候的句子。由于经常和当地人打交道，谢谢这句话是经常要用的,以显得自己有礼貌。另外每天街上好多人闲逛，尤其是遇到个夫妻吵架这种小案子也聚集一大堆人围观，所以芭乌玛拖把这句话非常有用。趁着家属们的情绪稍微平息点，我们两个警察护着那个联合国女工作人员从后门走了，她也要到警察局录口供。小女孩的手术作完，他的父母看了，确信真地没事，才放心地离开。我们一直等到人们全散尽，才离开医院，顺便把那辆肇事车开回警察局算是完成了任务。

曾有一名妇女报案，说有人骚扰她，等我们赶到现场一看就明白了，根本不是什么良家妇女。别说，只要看到她的打扮，任何人都知道她是妓女。一个当地人看出她是妓女，便冒充是警察，想嫖她又不想给钱，便调戏这个女的不让她走。没想到这个女人根本不怕他，管你是不是警察，只要不给钱马上就打电话报警。这种案子最简单，我们马上把这对狗男女送到警察局处理。这种案子还真不是个别的。还有一次，一个外国人和一个妓女打车去一旅馆开房间，门口的保安只准那个外国人进，于是外国男人让这个女的和出租车司机在门口等。这时这个妓女又接到一个电话，可能是又有别的生意，一想这个生意还不知道能否做成，就让出租车司机送她去另外一个地方。可司机已经收了这家的车钱，等着那个外国人，结果两个人打了起来。保安怕在旅馆门口闹出事来，就报了案。我们听了翻译的描述后笑得肚子都痛了。

没想到，在东帝汶我还参与了保护濒危动物--两只鹫的行动。当地的一个动物保护组织通知警察局，在某个旅馆里养着两只鹫，鹫在东帝汶属于被保护的动物。旅馆老板不会说英语，只会说葡萄牙语，所以想找一位会说葡语的警察，恰好我们局里那几个葡萄牙警察休假去了，急得局长抓耳挠腮，我的搭档听说后，自告奋勇。他是西班牙人虽然不会说葡语，但西班牙语和葡语能相互交流，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找到葡萄牙人开的饭店，两只大鸟憋在一人多高的笼子里，估计连翅膀也张不开，昔日翱翔天空的霸主，落到如此地步也是可怜。

给老板讲了动物保护组织投诉那两只鹫的事，老板很开通，马上写了个声明，放弃那两只鹫的所有权，我们把这两只鸟和声明给了动物保护组织，真想和他们一起去大山里放生这两只鹫，不知这两只鹫还能否翱翔天空？。最没想到的是，在这个大部分人还需要保护的地方，还专门有人操心着动物保护，真是难能可贵。想想也对，如果等把难民都安顿好时，再保护环境、保护动物，可能就晚了，连鹫的羽毛也找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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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为国家张脸了。。。

那些其他国家的警察怎么这样啊，跑都跑不动， 怎么抓那些猴子呢？你当时在很危险的情况下，有点大胆，孤胆英雄嘛。。。

不过不大但就套不了狼

这些人是什么人背后支持的？ 训练包括枪支装备？

一天晚上，我和搭档开车在海边公路巡逻，对面突然窜出一辆皮卡，速度非常快，而且没开大灯，差点就把我们撞下海，吓得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幸亏我的搭档反应快，勉强错了过去。我们马上意识到司机有问题，否则不会在海边公路的转弯处将车开这么快，便掉转车头追了上去。我们追得快，没想到他跑得更快。我们紧急呼叫了其他同事一起追，一直追到这个人的家里，一条死胡同，才拦住了那个当地司机。司机果然有问题，他酒气熏天，从车里下来时手里还拿着半罐啤酒，一开始气势很凶，嘴里骂骂咧咧，似乎觉得到了自己家里便有恃无恐，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根据当地新出台的规定，如果发现有人酒后驾驶一定要把他带到警察局，检查体内酒精含量，如果超过标准的话，还要录口供、拘留，然后送到法庭受审。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把他们严惩法办，主要还是给他们些教训，让他们以后不敢再犯。因为这里每天发生的交通事故太多了，给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相持之时周围群众越聚越多，气氛有些紧张，那阵势似乎一旦我们动手逮人就不让我们走。尤其是他的家属对我们的解释充耳不闻，冲着我们大喊大叫就是不让我们将人带走。还好，来增援的警察也越聚越多，警车停满了这条胡同，这家人的态度才变软。

最后，我们把酒后驾车者带回了警察局，用仪器做了酒精含量的检查，很简单，只要对着那个小仪器呼一口气，就能读出体内酒精含量，结果果然超过了许可标准的三倍。因此，我们把他关进了拘留所，然后我开始写整个案子的报告。虽然这是一件很小的案子，但文字工作却不少，拘留他的文件包括整个事情的经过、扣留车的文件、准备起诉他的文件等等。整整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把这套手续办完，逮个人还真麻烦。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把他送去法院。这时他已经完全清醒了，脸上也露出了后悔以及尴尬的笑容，对他讲什么他都点头称是（我们有翻译），看来拘留一晚上很有效果。

到了法院必须先见检察官。检察官是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女士，她几乎不会说英语，我们交流主要靠翻译。她先看了我要起诉这个醉鬼的文件，又问了一下这个人，问的什么我当然一点也听不懂，然后一句话也没问我，就领我们去见法官。法官也很年轻，而且健谈，他的英语还可以。 法官特别强调不要光抓当地人酒后驾驶，好象我们维和警察专门针对当地人。幸亏我们帝力警察局的其他同事还拘留了一个澳大利亚酒鬼，否则我还真不好跟人家解释。

接着，我们进了一个看上去比较正式的审判庭。检察官、法官、一位女律师他们三人坐在一排，然后我和这位酒后驾驶的伙计坐在人家的对面，好像我也要被审问似的。我们身后站着几个当地警察，由于以前审判时有犯人逃脱的事情发生，现场搞得警卫森严。这一次女律师又问了我俩几个问题，先问我为什么要拘留他？我把当时这个醉鬼驾车时的情况又给她讲了一遍，讲了这个人当时在海边公路行驶时对自己生命的威胁，及对行人生命的威胁，又讲了地区警察局的最新规定。律师又问那个当地人，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我想可能是问有没有打他，刑讯逼供等等。这位律师是政府免费提供给每一位被告的。然后法官签署一份文件宣布这个人被当庭释放。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小时。我也算是领教了东帝汶的司法体系。

结案后，我坐下来和法官聊了聊。看得出他很自豪从事这项工作，以前比较高级的公务员全是由印尼人担任，独立后这些人全走了，他们这些以前级别比较低的公务员就提升了上来。在案例实际审理过程中，也发现了不少的问题，比如有些案子很简单，但处理起来有时程序非常复杂，需要进一步改进。就拿酒后驾驶而言，如果没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以前被警察发现后就直接送他们回家或者关一晚上（或一天），等酒醒后放了就算结案了。如今处理结果也一样，只不过改成当庭释放罢了，但每次都耗费警察及检察官、法官很多的时间。所以他们也正在制定、完善法律，准备取代目前使用的印尼法律及联合国临时的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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