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再聊《大盛魁》（上） -- 老拙

个人意见，如果对这种商业模式不称其为“官商勾结”及“垄断”，那并非说不通，因为在限定内蒙商贸流通市场的参与者为旅蒙晋商群体，或再加之部分获得特许权的其他商人，在这样的情境下，那么在这个群体内，至少在老拙的资料中，嘉庆八年之前，可以认为是具有相当自由竞争色彩的市场。假如不存在嘉庆八年的事件，这一市场当然也会随着竞争变化，出现一定程度的市场垄断。但这种垄断，可能至少也应算是带有必然性质的商业发展结果。

但这里面有几个疑点，

首先是市场进入壁垒，就像楼上响水湾所说，这个市场进入机会并不是公平，而是自始带有浓厚的政府干预色彩，暂且不论这一个事实是否带有许多时代的必然性（比如只有晋商这一群体在当时具有从事该项业务的商业实力），从需求方角度看，或者从蒙民角度看，这一市场进入壁垒是垄断的，而进入群体的有限，特别是商业模式不同，或利益取向不同的群体类型数量不足，必然带来利润的高涨，这个并不会因晋商的“舍得让利”而归于消失，甚至其降低程度都很可能是相当有限的。

第二个疑点是蒙族权力阶层和蒙族自由民（如有）及蒙族非自由民的利益肯定是不同的，而晋商贸易的主要终端客户群，很有可能是蒙族自由民，而其主要的合作方，则是蒙族权力阶层，那么联系到其进入资质的认定方，更是当时的清政府，那么从晋商立场，固可以认为其百般艰难绝非“勾结”亦未“盘剥”，但由于政府及非市场因素干预色彩极其明显，从蒙民立场，或从整个商业模式的角度，认定其主要为“勾结”并且存在“盘剥”，不为过。

其三，主要为猜测，嘉庆八年政府介入的不可抗力，导致市场主体洗牌，市场结构出现变化，形成三分局面，这一过程从情感角度来说，固然可以用“大盛魁是最早进入草原的旅蒙商，舍得让利，在牧民中口碑不错”来归因其最后三分市场的格局出现原因，但是从经济分析，和实际操作角度，恐怕都很难用这么感性的理由来解释。当然，没有资料，近于空口白牙，无法给出具体分析。

唯有一个想法，比较受葡萄当初的提法所启发，对于经济史方面的国内案例，今天我们无论是发掘，还是分析，大多重其“义”的感染，轻其“利”的分析，这个甚至与当事人的自身情感走向无关，也即，或许大盛魁，或其他古代近代商人，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果真是如今天资料发掘那样，是凭着一腔热血，或者带有一种强烈的情感取向，来从事商业经营。但这种精神，以及情感取向，未必能够移植到今天的商业环境。而案例的作用，在于揭示一种规律，这些规律应该具备可规范的外部条件，并且拥有可测度的行为模式，从而形成可参考的运行过程及结果。这就需要从数据角度，真正的去解构案例。

当然，我们有浩若烟海的史书，却存不下区区数卷的账簿与契约。而我们的心底，毕竟还是重义甚于重利的传统人文积淀，何况剧本终究还要靠以情动人。

只是，总该有人去做分析，然后去尽可能的把古朴的规律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来传播，“义”是先人的智慧，“利”同样也是先人的智慧，同样也值得去借鉴，参考，应用，传播。可惜，有人在做么？

老拙大家，不管心里怎么想，只说得不出这些结论。

少不得说几句辩解辩解，当然我更给不出结论了，至少还没看过那些资料。

首先商号很多，不能证明是不是垄断。这里的关键是，有没有给当地人（蒙民）一定的准入地位。不管在其它程序上多公平，只要是蒙民完全得不到准入地位，那蒙民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垄断。

其次，汉民的地位多高，不影响垄断地位的判断。这里，汉民汉商只是经济工具，垄断是经济地位判断。

再次，公平的价格决定方式，不一定导致公平的价格。从你的描述来看，赊账的损失要由商号来背，客观上造成了价格的不合理上升。如果这个上升足够大，个体的消费者蒙民有理由认为这是操纵物价。

最后，“旅蒙商伙计与蒙民的纠纷斗殴”，实际上证明了当时的蒙民就是认为在操纵物价，随着其他旅蒙商被驱逐，客观上进一步加强了垄断的强制力。

个人认为，如果商号中有半数蒙民公平参与，普通蒙民可能改变对垄断的判断；如果人数少于三分之一，那不可能不是垄断。汉民和蒙民不平等的法律地位，一定会增强蒙民对垄断的敌对情绪。高利盘剥完全看利息，没看到你的数据，个人猜测在年息30%以上。

可惜后来满清朝廷不认这个数了。

不过如果不是伍家在东印度公司有股份，和鸦片贸易有说不清的关系。他们家的传奇，还真会被大肆宣传。这包括，他们在横跨美国大陆铁路的投资，以及如何让一个一文不名的小伙子开创了一份叫《财富》的杂志。以及他们和致公党不能不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