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解读宋初疑案“斧声烛影”－－凶器玉斧 -- 温相
家园 你克教授似乎应该仔细看完您所列的两篇文章再下结论不迟吧 家园 何解？俺要没看那两篇文章，又怎么能觉得温相这个系列的内容与邓老著作如此神似呢 狂徒兄教我~~~~~我看温相此文所用事例、论点，大多和所列这两篇没有二致，故有此问，兄觉得哪里有问题？
家园 空口无凭。 能不能把那两篇文章贴上来？或给个连接？
- 复 空口无凭。
家园 管朔雷去要吧，呵呵，半个月前给他做了一份这两篇文章的截屏RAR 小弟的空间实在不够，10来M的RAR呢，您要是想看，告诉我您的gmail地址也可以。
俺给您转发过去就是，嘻嘻嘻
给朔雷这篇文章的证据在这里：
http://www.cchere.com/article/228610
家园 谢谢你寄来的邓老的文章。 我感觉邓老的工作更详实，更旁征博引，到底是大家，且是专门研究历史的。功力自然不同。
但因此而否定温相的文章，说他的文章是抄袭我却以为不妥。这么多的原创文章，不借鉴一点前人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况且我觉得温相的文章和邓老的文章还是有些不同的，比如对宋太后的分析上。
牛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也没人否定他的成就，不是吗？
家园 太祖皇后的分析不是新意 况且我觉得温相的文章和邓老的文章还是有些不同的，比如对宋太后的分析上。至少有五、六篇涉及。俺贴一篇综述吧。
--------------------------------------------------------------------------------
首页>>基础资源>>教学参考书>>中国通史 第七卷 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册）
第三节宋史研究概况 加到收藏夹 添加相关资源
--------------------------------------------------------------------------------
第三节 宋史研究概况
明清两代对《宋史》的重修
自元末至正五年（1345）修成《宋史》以后，历代学者以其粗疏错漏、繁冗芜杂，纷纷重修《宋史》。元末周以立，以宋、辽、金三史体例未当，就曾想重修。明正统（1436―1449）末年，其曾孙南京侍读学士周叙奏请许自撰《宋史》，进行了数年，书未成而病死。正德年间（1506―1521），王洙撰成《宋史质》100卷。明朝廷也准备重修《宋史》，以礼部尚书严嵩主持，后亦无成。柯维骐历时20年，修成《宋史新编》200卷。万历年间（1573―1620）王惟俭修《宋史记》250卷，明末钱士升成《南宋书》60卷等，其中以柯维骐《宋史新编》最著名。此外，王思义、王昂、汤显祖、刘同升、归有光、邵经邦等人，都曾重修《宋史》，亦多未成书。明修《宋史》，无不是合宋、辽、金三史为一，以宋为正统；又都只是删节元修《宋史》成书，并无事增文省之可言，即使有少数订误，也无多大学术价值。
清初潘昭度得到明末汤显祖《宋史》旧本，拟加扩修，亦未成书。乾隆二十年（1755）陈黄中成《宋史稿》219卷，仍是未定稿。乾隆末年，邵晋涵发愤重修《宋史》，钱大昕、章学诚曾参与制定体例，邵准备先撰南宋史取名《南都事略》，然后再修《宋史》，章学诚也想重修《宋史》，均未成书。仅有蒋伯超《南宋书》（不分卷）成书，传记只73人，至清末，学者终于放弃重修《宋史》之举，陆心源撰成《宋史翼》以补《宋史》之缺①。
朝鲜李氏王朝正祖李蝶主持重修《宋史》，将宋、辽、金三史合一，以宋为正统，历时20余年，1791年成《宋史筌》148卷。由外国学者重修《宋史》，这在古代学术史中是绝无仅有的。
明清时期其他宋史研究成就
明清两代不少学者编撰《资治通鉴》的续编，明初陈■首先修撰《通鉴续编》24卷，体例实同《通鉴纲目》；成化年间（1465―1487），又有商略等《续宋元资治通鉴纲目》27卷，其后薛应?缫愿檬槲?蓝本，稍加附益撰成《宋元资治通鉴》157卷；另有王宗沐的《宋元资治通鉴》64卷，但都很疏略。
清初徐乾学主修《资治通鉴后编》184卷（缺第11卷），参考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前175卷（当是传世的太祖至英宗五朝节本），并得万斯同、阎若璩、胡渭等人的参与，较明修诸书为详，但因四库馆尚未开，《永乐大典》所收有关史书尚未辑出而未能参阅，因而仍较疏略，尤以南宋宁宗嘉定以后为甚。
清乾隆（1736―1795）后期，毕沅主修《续资治通鉴》220卷，邵晋涵、章学诚等人参加修撰，又得以参考四库馆辑自《永乐大典》诸史书，采取节录诸史原文，详略适度，对不同记载进行考订，是明清两代同类书中最佳者。
明中叶冯琦想以纪事本末体裁编次宋史，而沈越亦有以同样体裁编撰宋史的《事纪》，但均未成书，冯琦门生刘曰梧请陈邦瞻将两书未成稿合编增补，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成《宋史纪事本末》28卷109篇，明末改为以篇为卷（为109卷），虽史料价值不高，但前后始末，一览了然，简明扼要。
明清时期对宋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著作，当推清初黄宗羲、全祖望修撰的《宋元学案》100卷，自清康熙中叶，黄宗羲开始修撰，死后由子黄百家续修，远未成稿，其后由全祖望续修，基本完成，后来又有所散失，道光年间（1821―1850）王梓材、冯云濠补充完成，历时一个半世纪。
在清人所撰的众多宋人年谱中，以清嘉庆九年（1804）成书的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成就最大。此外，还有清初王夫之的史评名著《宋论》。
20世纪初的宋史研究
20世纪初，西方新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逐渐为中国学者认识与运用。世纪之初，宋史研究的论文很少，而王国维有1910年《宋大曲考》和1913年《宋元乐曲》、《宋吕本杂戏段数》、《宋之小说杂剧》、《宋之滑稽戏》等宋代文化史的系列优秀论文。
20年代，研究宋史的论著才逐渐增多，1922年胡适《南宋白话词》，1923年陈正漠《张横渠的哲学的研究》，1924年鲁迅《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1925年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竺可桢《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盛郎西《宋元书院讲学制》、胡云翼《词人辛弃疾》，1926年吴其昌《南宋历数天文考》、盛郎西《宋代之大学教育》、陈东原《宋儒对妇女的观念》，1927年吴其昌《宋代地理学史》、王桐龄《宋辽关系》、陈延杰《宋诗之派别》，1928年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钟敬文《宋代民歌一班》，1929年黎锦熙《宋元话本之研究》、郑振铎《北宋词人、南宋词人》，等等。
此时，还有不少宋史著作问世，王国维1916年有《<宋史?忠义传>王禀补传》，1917年有《清真先生（周邦彦）遗事》，1927年有《唐宋大曲考》、《宋元戏曲考》、《五代两宋监本考》等宋代文化史系列专著。1916年谢无量《朱子学派》，1928年吕思勉《理学纲要》。孙毓修1917年有《朱子》、1924年有《苏轼》、1925年又有《文天祥》。1918年沈宗元《东坡遗事》、1929年胡怀琛《东坡生活》等，还有一些其他宋人年谱。
这一时期的宋史论著中虽有许多属于介绍性的，但也有不少是高水平的。作者中不少在当时已是或后来也成为名家，但还没有以宋史研究为主的学者，而且几乎全是文化思想方面的论著，只有个别论著属于政治、军事方面的。
“宋史”断代史研究的形成
从30年代开始，不仅中国历史研究中许多高水平的论著有较大的增加，而且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各个断代史的专家学者，正如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中所说：
（中国）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正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正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①
顾先生在文中介绍了各个断代史的主要专家学者在该断代史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和地位。顾先生的评介虽是一家之言，但大体反映了30年代至40年代前半叶中国史学界的实际情况。关于宋史研究的评介摘录如下：
宋辽金元史的研究，……这里先叙述宋史研究的成绩。《宋史》成于元末，最为芜杂，明清两代欲为之改作者极多，或其书未成，或已成而不餍人望，邓广铭先生年来取两宋各家类书、史乘、文集、笔记等，将《宋史》各志详校一遍，所费的力量不小，所成就亦极大。其《宋史职官志考正》已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更有《岳飞》、《韩世忠年谱》、《陈龙川传》，及论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宋太祖、太宗授受辨》、《<宋史?许及之王自中传>辨正》，宋史的研究，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
张荫麟先生亦专攻宋史，惟英年早逝，不克竟其全功。但就所发表的论文看来，其成就已很大，仅次于邓广铭先生而已。其论文有：《南宋亡国史补》、《<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宋太宗继统考实》。
两位学者实是中国宋史研究的奠基人。关于邓广铭，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其后不久，也说邓广铭“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①。邓广铭的重要论文，已收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和《邓广铭治史丛稿》。
张荫麟的宋史论文有30多篇，已编入《张荫麟文集》。
除顾先生提到的两位学者外，三四十年代宋史专家还有蒙文通、陈乐素、聂崇岐、张家驹等学者。
聂崇岐除有力作《宋史地理志考异》于1934年问世，三四十年代还有《宋代制度考略》、《宋词科考》、《宋辽交聘考》、《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等一系列论文，已汇编为《宋史丛考》。
陈乐素自1933年发表首篇宋史论文《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随后又相继刊出力作《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以及《主客户对称与北宋户部的户口》等经济史论文。陈乐素兼及隋唐、明清、中外关系史而侧重于宋代文化史、目录学史的研究，他的重要宋史论文已汇入《求是集》。
蒙文通30年代有《论北宋变法与南宋和战》，其学术涉及经、史、诸子、理学、佛、道诸方面，而侧重于宋代理学，对二程、朱嘉、陆九渊等皆曾论及。
张家驹30年代有《宋代分路考》、《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40年代有《靖康之乱与北宋人口的南迁》以及专著《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等。
如同20世纪初叶一样，不少并非以宋史研究为主，当时已是著名学者或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在三四十年代也写了不少高质量的宋史研究论文，如讨论政治军事史的，有钱穆、金毓黻、缪凤林、谷霁光、王毓铨、李文治、吴天墀等，讨论社会经济史的有全汉升、陶希圣、王毓铨、何兹全、鞠清远等，讨论思想文化史的有钱穆、冯友兰、季羡林、白寿彝、贺麟、李俨等，这里列举的只是一小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后来在宋史研究中取得重大成就的第二代宋史专家，在40年代发表了宋史研究论著，如（按姓氏笔画序）李埏《北宋楮币起源考》、宋埏《北宋商税在国计中的地位与监税官》、徐规《陈傅良之宽民力说》、漆侠《摧兼并（王荆公新法精神之一）》（重要宋史论文已汇编入《求是集》、《知困集》）等，还有其他宋史专家及以辽金史为主要研究方面的宋史学者，不一一列举。
1949年以来的宋史研究
新中国建立以来，宋史研究有一定成绩。在对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品经济、城市经济、土地关系、租佃关系以及农民起义等方面，所讨论的问题都有一定程度的深入。
在农业方面，漆侠、张家驹、薛培元、宁可等讨论了农业水利的问题，杨志玖、袁震撰文讨论宋代的户口问题。
宋代手工业发达，商品经济活跃。白寿彝等《论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将宋代官手工业放在中国古代官手工业史中进行考察。季子涯《宋代手工业简况》讨论宋代手工业生产的各种形态，华山《宋代的矿冶工业》认为不论在产量还是生产技术上宋代都高于唐代并分析了南宋矿冶业衰落的原因，史宏达《南宋闽广地区的棉纺织生产》探讨宋代南方的棉纺织生产，宋代的制盐业、造船业、丝织业、银矿业等也有专文讨论。
束世??《论北宋时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认为北宋时期已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柯昌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认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已经产生；王方中《宋代民营手工业的社会经济性质》、吴天颖《论宋代四川制盐业中的生产关系》、周北彤《宋代造船业的社会性质》等文则持不同观点，讨论促进了对宋代手工业、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蒙文通《从宋代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杨德泉《试论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等文，讨论了宋代的都市和商税问题。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一书，论述了宋代南方城市经济。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中，认为北宋时期庄园制成为土地所有制的绝对支配形态；邓广铭《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则提出商榷，认为唐宋庄园制说不能成立；对此，郑昌淦《论唐宋封建庄园的特征》认为唐宋时期存在庄园制。讨论土地所有制的，还有杨国宜《南宋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等文。张维华《宋代的地租形态》认为地租与地权关系日益密切；华山《关于宋代的客户问题》认为是南宋地租中已有为数不多的货币地租，还在《关于宋代的客户问题》、《再论宋代客户的身份问题》等文中，讨论客户与佃户的异同、客户的数量、客户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依时间及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异，以及南宋末年江南农民走上了第二次农奴化的道路等问题。
丁则良、赵俪生、蒋逸人、张政?R、吴天墀、华山、陈守忠等讨论了王小波、李顺、王则、宋江、方腊、钟相、杨么、范汝为等起义及兵变。60年代初期，重点讨论的是宋代农民起义的性质、特点，以及平等、平均思想的意义等问题。关于农民起义的专著，有方诗铭《方腊起义》、刘知渐《王则起义》，云川、齐治平、白钢等亦有论述方腊起义的著作。
研究王安石及变法的专著，有邓广铭《王安石》、漆侠《王安石变法》。此外，有杨向奎《论王安石变法》、关履权《关于王安石变法》、周良霄《有关王安石变法思想的几个问题》等文。这些论著虽然在王安石变法的具体问题上尚有分歧，但都指出王安石变法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性质，变法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
对宋太祖、杨业、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沈括、李纲、宗泽、岳飞、辛弃疾、李清照、陆游、文天祥等人物研究讨论较多。不仅有不少论文，而且大多有传记著作，其中仅辛弃疾便有六种著作，岳飞、陆游、文天祥等亦有多种专著。王安石、朱熹、张载、叶适等人的哲学思想，主要在哲学史界展开了讨论，侯外庐、邱汉生《唯物主义者王安石》，高度评价了王安石的唯物主义思想。
对宋代的医学、农学、天文学、数学、建筑学、矿冶技术等进行了多方面讨论的，有自然科学史、考古学的专家竺可桢、茅以升、严敦杰、刘敦桢、钱宝琮、宿白、李涛等。宋代的史学也受到重视，有白寿彝《郑樵对刘知?资费У姆⒄埂贰⑿旃妗独铎饽瓯怼芳啊恫拐?》等文。
对外贸易方面，有卢韦《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林家劲《两宋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等文。
宋代民族矛盾尖锐，邓广铭《南宋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分析了南宋初年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华山《南宋初年的宋金陕西之战》、赵俪生《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张家驹《宋代的两淮山水寨》、吴晗《阵图和宋辽战争》等文，也各具特色。
五六十年代宋史的研究为后来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但不可忽略的是“左”的思想影响了宋史研究，也有研究领域狭窄的问题，许多重要的研究领域如宋代的官制、区域经济、民情风俗等，很少有文章讨论。此外，有些文章资料发掘不深，研究的深度也不够。
宋史研究的新进展
1978年开始，学术界重新活跃起来，宋史研究的论文也相继发表。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陈乐素教授分任正副会长；以及后来的范仲淹、王安石、岳飞、朱熹等研究会先后成立，定期举行年会，交流学术。十多年来，宋史研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有了较大的飞跃。宋史的研究论文每年有二三百篇，有时甚至更多，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不断涌现，宋史研究室相继建立，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宋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多种《中国通史》的宋史部分相继出版，如原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宋代部分由蔡美彪、朱瑞熙等撰写）、原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宋代部分由郦家驹、陈智超等撰写）、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宋代部分由邓广铭撰写）、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宋代部分由方贵龄撰稿）等；50年代即已出版的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出版了修订本。宋史断代史也有了周宝珠、陈振主编的《简明宋史》。辞书方面，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有宋史方面的诸多条目。1984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由邓广铭、程应槿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其中对宋代的年号、官制、军制、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以及史事、人物等问题列有条目叙述。
经济史方面，漆侠《宋代经济史》全面探讨了宋代经济问题；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从新的视角进行探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不少宋史学者的重视，有韩茂莉《北宋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地域特征》和《北宋黄河下游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方如金《宋代两浙路的粮食生产及流通》、贾大泉《宋代四川农村商品生产》、彭友良《两宋时代福建商业经济的发展》、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王曾瑜《宋代的上海》等文，还有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等专著，都是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论著，填补了宋代经济史研究许多空白。
部门经济的研究更为活跃，不仅有不少论文，如王菱菱《宋代矿冶经营方式的变革和演进》、周荔《宋代的茶叶生产》、张学舒《两宋民间丝织业的发展》、陶绪《宋代麻纺织业的发展》、颜惠崇《宋代陶瓷业兴盛的原因》、漆侠《宋代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朱瑞熙《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于安义《宋代官吏经商盛因及其社会影响》、雷家宏《宋代农民经商问题略论》、戴静华《宋代商税制度简述》、刘秋根《两宋私营高利贷资本初探》等文；还有多种专著，如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姜锡东《宋商业信用研究》、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等，这些论著不仅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也是深入研究的成果。
宋代货币也是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有李埏《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郭正忠《宋代川峡铁钱研究》、李兆超《宋代货币经济中的白银》、贾大泉《论交子的产生》等文，田黎瑛《称提之说――南宋纸币管理理论》对南宋纸币管理进行专门讨论，而程民生《宋代内库的金融职能》认为内库已粗具银行功能；刘森《宋金纸币史》是首部全面研究宋、金两代纸币的专著。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次受到宋史学者的注意，柯昌基、李春棠、郭正忠、贾大泉、葛金芳、顾蓉等认为，宋代某些行业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资本主义萌芽确已产生。多数学者不同意宋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但认为当时雇佣制关系已逐步发展，但还不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也有些学者认为宋代雇佣制关系已为新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孕育创造了条件。
宋代城镇史也有一些学者进行研究，城市史方面有陈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倪士毅、方如金《南宋临安的都市经济》等文，周宝珠、吴涛、林正秋等有研究开封或临安的著作。杨立武《北宋东京城市结构论略》、胡建华《宋代城市副食品供应初探》、杨德泉《唐宋行会制度之研究》等文，已深入研究城市的结构、货物供应、商业行会等领域。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一书，则从新的视角研究宋代城市的经济、文化、民俗等。草市、镇史方面有陈振《关于宋代“镇”的几个问题》、戴静华《关于宋代镇市的几个问题》、郁越祖《关于宋代建制镇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等文；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镇研究》专著，对宋代的镇、市进行了深入研究。
吴泰《论唐宋文献中的庄园》、陈振《关于唐宋庄园的几个问题》等文，再次对唐宋封建庄园制度盛行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此后已很少有人提及宋代庄园制，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宋代盛行租佃制。
漆侠《宋代封建租佃制及其发展》认为劳役地租已为实物地租所取代，李春圃《宋代封建租佃制的几种形式》认为宋代地租实质是劳役租。关于宋代地租形态问题，亦有较多争论，漆侠认为宋代出现了货币地租，包伟民则认为这种出现在官田的是“折钱租”，还不能说是货币地租。
宋代人口问题也受到重视，不少学者对袁震50年代的《宋代户口》提出质疑。王曾瑜《宋代人口浅谈》认为宋代户口统计与实际人数存在明显差别，穆朝庆、王青济主张男口说，与30年代日本宫崎市定说法类似；何忠礼则主张丁口说，地方统计的是男口，朝廷统计的是男口中成丁部分即丁口；舒卫乔推算军人数与总丁数之比，也主张丁口说；王通明通过考察最高垦田数及亩产量等推算，北宋中期人口已达1亿；葛剑雄认为户数统计比较正确，据此推算北宋末人口已达1亿，南宋、金合计超过1亿。
关于宋代的赋役，许多学者在一些具体问题如差役的性质等虽有不同看法，但都认为宋代赋役负担是很重的。王曾瑜、汪槐龄、贾大泉、王瑞明、漆侠、王棣、魏天安等，对宋代的赋税、役法、免行钱等分别进行了讨论。高树林《宋元赋役制度之比较》，认为整体而言宋代是进步的，元代则后退了。
关于王安石变法，邓广铭《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认为其主要目的是将其作为通向征兵制的桥梁以逐步废除募兵制，谷霁光《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从变法与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上肯定其积极意义，陈振《论保马法》论述熙宁保马法、户马法和元丰保马法的区别等，漆侠、郭东旭、周良霄、王瑞明、杨德泉等也都著文，充分或基本肯定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则认为免役法、青苗法等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变法强兵的目的也未达到；顾全芳、胡昭曦、何忠礼、程念祺、季平、杨国宜等人的文章，也在一定程度上或从一个侧面否定王安石变法。
对于宋代社会的综合性研究，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一书综合研究经济、阶级结构、土地占有和租佃制，以及政治、军事、哲学等问题。而王曾瑜的专著《宋朝阶级结构》，则深入研究了农民、地主、商人、手工业者、奴婢等各阶层的情况。
关于宋太宗是不是正常继位问题再次被提出，李裕民、顾吉辰等认为宋太祖确是为太宗所杀，唐兆梅认为“金匮之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刘洪涛则认为太祖并非遇害而是病死。邓广铭从《宋史?孝宗纪》的潜台词论述宋太宗的非正常继位，而宋太宗篡位后仓猝命人撰写，后又命人删改的继位诏书，则是企图进一步掩盖弑篡痕迹。侯杨方、何冠环、王育济等则肯定或基本肯定“金匮之盟”，宋太宗是或基本上是正常继位。
1979年，陈振《关于北宋前期的“中书”》指出一些论著将北宋前期“中书门下（政事堂）”简称的“中书”，混同于三省的中书省。80年代初以来，宋代官制重新引起不少宋史学者的注意，陈振探讨了北宋前期宰相“侍中”的情况；并对有些论著因对宋代官制理解有误而产生的一些结论性错误，以及对台湾杨树藩教授《宋代中央政治制度》一书中的问题分别进行商榷。梁太济《北宋前期的中枢机构及渊源》、张其凡《宋初中书事权初探》、傅礼白《北宋三司使与相权》、姜锡东《关于北宋前期宰相制度的几个问题》等文，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柯昌基《宋代中枢的秘书制度》认为知制诰是皇帝政治秘书、代言人，陈振《关于宋代知制诰和翰林学士》指出其将翰林学士的加衔知制诰也误认为是代行中书舍人职务的知制诰，杨果、朱锡光、龚延明亦撰文讨论翰林学士、学士院等。此外，曾小华讨论了荐举制度，白文固阐述了祠禄制度，丁凌华论述了寄禄官制度，陈振、张邦炜、苗书梅等讨论了回避制度，金圆、贾玉英、季盛清、吴晓萍、萧建新、江晓敏等阐述了监察制度。郑世刚讨论了北宋转运使制度、王文楚则论述转运使的治所、汪圣铎认为转运司是路级政权和地方财政的双生体现者，此外，还有姜汉椿《北宋转运使路考略》等文。汪圣铎认为通判只有监察权、王世民则认为通判既是副知州又是监察官。陈振《论宋代县尉》指出重设县尉初期只管乡村，后管全县而乡村主要是巡检负责，南宋时乡村则由县尉、巡检分区负责。邓小南有多篇论文研究宋代的磨勘制度、循资制度、任官制度、考课制度等，她的专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是首部深入研究宋代官制的力作。
科举制度研究的论著相对较少，30年代有陈东原《宋代科举与教育》、聂崇岐《宋代科举考略》与《宋词科考》等文。80年代初以来，有关履权《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变化和地主阶级》、何忠礼《试论北宋科举制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与《南宋科举类省试述论》、穆朝庆《试论宋代科举中的类省试》，以及徐规和何忠礼《北宋的科举改革和封弥制》等文，讨论了科举制的内容、方法、特点及影响等；刘复生则讨论了儒学复兴思潮影响下的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巩本栋《北宋进士科举改革与文学》则进而讨论以经义策论代替诗赋问题，认为既促进了诗文革新，又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文学的发展。
关于兵制，40年代有金毓黻《宋代兵制考实》；80年代初邓广铭《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对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认为造成大批劳力脱离生产又加重人民赋税负担，以及军事上的无能和形成积贫积弱；他还撰文肯定了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王育济则撰文认为募兵制虽有弊端，但使生产者免受征伐之苦以及厢军分担劳役，也使农民得以精耕细作；程民生也撰有《北宋募兵制的特征及其性质》。王云海、张德宗《宋代邮递铺兵》认为招募铺兵传递邮件反映了宋代募兵制改革中的一个侧面，张德宗还对北宋的禁兵、厢兵、乡兵等制度进行讨论。程民生研究了西北的乡兵，任树民则探讨了西北的蕃兵。此外，刘东社《北宋骑兵简论》、李昌宪《宋代将兵驻地考述》等文，也各具特色。王曾瑜《宋代兵制初探》，是首部系统研究宋代兵制的专著。
宋代法律的研究，1929年杨鸿烈《宋代的法律》和1942年金毓黻《宋代敕令格式》是早期全面研究宋代法律的论文；1949年邓广铭《宋史刑法志考正》，则是宋代法律研究的基础之作。此外，有张荫麟《北宋关于家庭制度的法令》、谷霁光《宋代继承问题商榷》、陈鹏《唐宋继承法研究》，是1949年前仅有的部门法制论文；唐志炯《南宋的医事律令》是五六十年代仅有的宋代法律论文。宋代法律研究到70年代末以后逐渐活跃，季怀银对宋代法官制度、刑讯制度、司法中的督催等均有专题论文，他还与王云海、朱瑞熙等合著《宋代司法制度》一书。郭东旭有宋代的财产继承法、刺配法、酷刑等多方面的论文和专著《宋代法制研究》。戴建国则研究宋代刑事审判制度、狱政制度及公证机构“书铺”等。此外，还有杨廷福、钱元凯《宋朝民事诉讼制度述略》，赵晓耕《试论宋代有关民事法律的规范》，张邦炜《宋代官吏经济违法问题考察》，董家骏《宋代商业立法述略》，殷啸虎《北宋前期司法监察考察》等文，刘铭恕《宋代出版法及对辽金之书禁》，赵胜《宋代的印刷禁令》，顾利民、霍有光《宋代的矿冶法令及政策》，方宝璋《宋代的财政监督法》，安国楼《宋代笞杖刑制度论略》，王永贞《宋朝预防官吏经济犯罪的法律措施》，总的来说研究宋代法制史的学者及论著数量较多，虽涉及面较宽，但许多问题大多还只有一二篇文章。
农民起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是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侯外庐、王曾瑜、王瑞明、漆侠、关履权、何竹淇、张志康、郑世贤、夏露、顾吉辰、张其凡等人，都有综合研究宋代农民起义的论文。此外，对宋代各次农民起义的论文数量也不少，自马泰来《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发表后，在宋江受招安问题上的看法已一致，但宋江是否征方腊的问题仍有争论，对其他农民起义的具体问题也有许多讨论。自80年代中叶开始，已很少有讨论宋代农民起义的论文。
此外，讨论宋与辽、金、西夏、蒙古（元）关系的论文较少，胡昭曦主编的《宋蒙（元）关系史》是迄今这方面唯一的专著。讨论对外贸易的论文稍多，还有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和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等专著。
文化领域一直是主要由相关学科的学者进行研究，宋史学者研究的既少，又多是对人物以及史学史的研究。文化领域研究最多的是文学史，自20世纪初以来，仅中国文学史的专著就多达一百多种，小说史也有一二十种，文学批评史、诗史、词史亦有多种，都有论述宋代的篇、章，而以1963年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著。有孙望、常国武《宋代文学史》和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宋代文学研究主要是宋词研究，主要学者有夏承焘、唐圭璋、胡云翼等。宋史学者研究宋词著名的只有邓广铭，所著《稼轩（辛弃疾）词编年笺注》虽是名著，却是他研究宋史“走弯路”的作品。
哲学史、思想史的讨论，20世纪之初起就受到学者主要是思想史、哲学史学者的广泛注意，章太炎、钱穆、冯友兰、白寿彝、贺麟、陈钟凡、邱汉生、张岱年、李泽厚等，都有论著讨论宋代理学，论著多达数百篇、部，而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专著也有数十种之多，其中以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为最著名，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以很大的篇幅论述宋代思想史以及包括王安石在内的主要思想家，是深入研究宋代思想史的高水平著作。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也以50万字的篇幅更为详细地论述了宋代理学思想与理学家，是50年代以来开创性的专著。其他研究宋代理学思想及理学家的论著数量很多，不一一介绍。
理学研究也引起宋史学者的重视，邓广铭1984年在《略谈宋学》中指出：“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别”，理学是宋学的一个学派，理学形成一个大学派是在宋高宗、孝宗之际。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指出宋学形成后王安石新学派占主导地位，理学在宋高宗时得到南宋朝廷的支持，成为主导地位的学派。陈振《略论南宋时期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派》，认为直至理宗前期，新学、理学二派是主导学派，理学派的独尊是在理宗后期开始的。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很早就受到史学家的重视，40年代金毓黻、魏应麒、傅振伦等均有中国史学史著作问世。宋代史学发达，宋代史学中研究最多的是司马光《资治通鉴》，陈垣、翦伯赞、白寿彝、聂崇岐等众多学者都曾撰文讨论。其次是对欧阳修、郑樵、马端临等史学家的研究，柴德赓、陈光崇、陶懋炳等均有研究欧阳修史学的论文。关于郑樵，有顾颉刚《郑樵传》等文、白寿彝《郑樵对刘知?资费У姆⒄埂返任模晃饣踌饔卸嗥?研究郑樵的论文，郭虚中、杨国桢等亦撰文讨论。白寿彝《马端临的史学思想》是首篇论述马端临史学思想的论文，陈光崇、陶懋炳、张孟伦等亦有文论述。对于宋代史学家范祖禹、刘恕、李焘、李心传、徐梦莘、袁枢等，亦有不少学者撰文讨论。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是对宋代史学史深入研究的力作，不但是宋代史学思想史，也是宋代史学史的首部专著。
宋代文化领域的其他学科，如小说、戏曲、音乐、绘画、书法等，自然科学的天文、数学、化学、建筑、农学、水利、医药学等，以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社会风俗等，参与讨论的学者和论文不少，且大都有一至数部通史，而专门研究宋代的专史则极少，仅有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程毅中《宋元话本》、郭朋《宋元佛教》等数种。
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宋史研究中最活跃的部分，其中讨论最多的是王安石及其变法，专著有邓广铭《王安石》（新著）等。对司马光的评价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专著有宋衍申《司马光传》、季平《司马光新论》等，而季平、顾全芳不同意将司马光作为保守派代表。
对岳飞的研究仅次于王安石，不仅有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还有王曾瑜《岳飞新传》及其他数种；此外，1977年以来的论文就有一百多篇，《满江红》词的真伪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自1937年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提出《满江红》词始见于明弘治十一、十二年（1498、1499）间，1961年夏承焘的《岳飞<满江红>词考辨》更进一步说《满江红》词作于弘治十一年，是出于战胜鞑靼的王越一辈将帅或幕府文士之手。1981年邓广铭《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指出《满江红》词在景泰二至三年（1451、1452）间即已编入《精忠录》，当来源于南宋或元人著作，并肯定是岳飞真作，此说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其他人物有，宋太祖、宋太宗、赵普、杨业、范仲淹、柳永、欧阳修、包拯、苏轼、沈括、苏颂、二程、韩?腚小⒅祆洹⒙骄旁ā⒗铎狻⒗钚拇?、陆游、辛弃疾、马端临、文天祥等，其中大多数已有传记，有的还有数部传记著作。
此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人物“新传”系列，已出版的宋人新传有程应槿《范仲淹新传》、《司马光新传》、王曾瑜《岳飞新传》等。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画家丛书”中的宋人画家，已有周积寅《董源、巨然》（五代、宋），张安治《郭熙》，沈迈士《王诜》，周芜《李公麟》，孙祖白《米芾、米友仁》，邓白《赵佶》，刘兴珍《李嵩》等。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部传记中有28部属于宋人传记，另有附传6人，传主共34人。如：姜国柱《李觏评传》，梁绍辉《周敦颐评传》，龚杰《张载评传》，陈祖美《李清照评传》（附《赵明诚评传》），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董平、刘宏章《陈亮评传》，张义德《叶适评传》，以及《刘徽评传》所附的《秦九韶评传》和《杨辉评传》等。
上述三个系列传记的出版，扩大了宋人传主的范围，推动了对宋代历史人物的研究，促进了宋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台湾、香港地区的宋史研究
自50年代起，尤其是6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的宋史研究有了相当大的发展。1957年台湾大学历史系姚从吾倡议成立“宋史研究会”，并由台湾师范大学蒋复璁、赵铁寒，台湾大学方豪共同编辑出版《宋史研究集》。1963年他们又与屈万里一起重新成立“宋史座谈会”，定期进行学术座谈，已达100多次；继续编辑出版《宋史研究集》，已出版24辑，除早期数辑刊载少数1949年以前的旧作，极大多数是台、港宋史学者的新作。台、港地区各大学大多开设“宋史”课程，推动了宋史研究的发展。
学术交流方面，1981年5月，东海书院文史研究所和新亚研究所，联合举行“宋史研讨会”，并推举宋??、林天蔚等为香港“宋史研讨会”联络人。
1984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办“国际宋史研讨会”，出席的有美、德、澳大利亚诸国以及香港地区、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20多人。
1985年7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举办“中国中古史国际研究会”，出席的有美、日、韩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学者40多人，其中有宋史学者，1987年出版会议论文集《唐宋史研究》。
1988年6月，台北召开“纪念司马光与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有美、日、韩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学者百余人参加。
1988年6月，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等主办“国际宋史研讨会”，美、日、韩、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学者50多人参加，促进了宋史研究的发展与交流。
姚从吾的宋史论文已编入《东北史论丛》、《姚从吾先生全集》，其他学者出版宋史论集的有蒋复璁《宋史新探》、宋??《宋史研究论丛》、陶晋生《宋辽金史新论》、王德毅《宋史研究论集》、林天蔚《宋代史试析》与《宋代史事质疑》、孙国栋《唐宋史论丛》、黄宽重《南宋史研究集》、黄启方《两宋文史论丛》、王明荪《宋辽金元史论文稿》等。
中国的宋史研究，包括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学者，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宋??曾作过概略的统计，在他60年代所著《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计收论文1744篇，书籍237种；至1981年，宋史论文已达6100多篇，专书也有500多种；1982―1988年期间，宋史研究的论文又达4300多篇，专书140多种。至1988年，“研究成果经初步估计，论文超过一万篇，专书约有六百五十多种”①。
--------------------------------------------------------------------------------
① 顾吉辰对《宋史》进行考订，有《<宋史>比事质疑》、《<宋史>考证》。
①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收入《民国丛书第1编第72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
① 《宋史职官志考正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① 宋??：《民国以来我国学者研究宋史的成果之评估与展望》。
家园 My Gmail is here. 方便的话，能否把邓老先生的其他两篇文章(拐子马，和朱仙镇这两篇)也顺带寄给我。
你这些资料的格式好象是超星格式。那不如直接寄给我pdg文件包，那样会小很多。
thanks
家园 嘿嘿.....拐子马和朱仙镇问题的文章，已经贴在我和朔雷讨论的帖子里了阿 那里面有link，你自己下载都可以。
PS: 为超星作一下广告：这东西还是蛮有用的，两年才150RMB，尤其是在海外工作学习生活的朋友，应该考虑考虑弄一份的
家园 好文,顶一下 家园 【原创】解读宋初疑案“斧声烛影”－－宋太宗之得国不正 宋太宗赵光义之所以被后代称为得国不正，还是有一定原因的，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说不清这个斧声烛影的背景。
因果有时候是以结果来定论原因的。比如说赵光义做了皇帝之后的几件大事就很不让后人理解。第一个是宋太祖的最后一位皇后宋氏病故之死，谥为孝章皇后，但是，这个皇后的灵柩就被停放到燕国长公主那里，大臣也不按照对待皇后的规矩来成服治丧，当年赵匡胤死后，赵光义亲口对宋皇后说共保富贵，这时候却是不见了。大臣王禹??就在背后说：“后尝母信仪天下，当遵用旧礼。”结果，王“坐谤讪，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宋史?王禹??传》）如果说赵光义嫉恨当初宋后不召自己反而去找德芳的缘故如此办理勉强说的通的话，那么宋后当时为什么不去找光义，而是去找德芳，德芳比较德昭还要年幼，况且也不是宋后德亲生儿子，虽说是她抚养的，如果太祖真的有遗诏宣召光义的话，宋后一个女流怎么敢私自作出决定，而光义又怎么会说出共保富贵的话呢？还有一件小事就是赵光义即位之后，一度把宋太祖的儿子德昭、德芳以及几位侄女一律称作皇子、皇女，赵匡胤弟兄的下一代，名字中间统一有个德字，然而到了太平兴国八年，赵光义这一支下属的皇子一律改名叫元×，而太祖赵匡胤的儿子和齐王廷美的儿子仍旧叫德×，唯一可以解释得过去的理由是这时候德昭、德芳和廷美或者亡故，或者被囚，而光义的皇帝做到这时候已经比较稳固了，不需要继续敷衍弟弟和侄子们了。
德芳的后代从守、世两代之后都越来越衰微了，到了南宋更是不堪。后人说太祖的后裔枝叶飘零不是没有道理的。德昭死于太宗光义的呵斥，死后先是追谥魏王，以后改为燕王。魏是大郡，而且也在宋的治下，而燕则是在北人的手中，虽说是追封，但是，这个改动背后的喻意显然不是一般泛泛的改变。
第二个是当内侍王继恩去找光义的时候，晋王的亲信左压衙程德玄正在门口等候，显然是有所准备的，而光义居然说：“吾当与家人议之。”久不出。王继恩这时候居然大叫道：“事久，将为他人有矣。”到了大内之后，王继恩还想着通报一声，程德玄干脆的很，他说：“便应直前，何待之有！”光义就此进去，定了大事。而此前，也就是赵匡胤死前的晚上“帝召晋王
入对，夜分乃退。”那么，既然在此前皇帝已然召见过光义，而且，那时候太祖赵匡胤已经患病，而光义的接班人地位如果早就简在帝心的话，皇帝不会没有嘱咐的，而光义当时得到王继恩的消息之后也不会那么慌张，王继恩更不会说事久就被人抢了的话。这是《续资治通鉴》卷八中记载的事情。到了《宋史?程德玄传》时就可以看到是说王继恩带着皇帝的遗诏来的，这显然是宋史作者的漏洞，就在北宋期间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中也只说王继恩自己决定去找晋王的，不提什么遗诏。假如真有遗诏的话，司马光这样地位的人物不会不知道，也不会不为光义宣传的。
然而，上述事情还是发生在太祖宣召光义之后的，而在后来考证者看来也有不合情理的地方，于是，就有了斧声烛影的传闻出来。说是光义害死乃兄夺位属于得国不正。姑且不论光义杀没杀他的老兄，单是光义的地位来得还是不那么光明正大。最初，宋太祖一直不愿意定都开封，准备选择洛阳和长安，反对最为坚决的就是光义，光义表面上拿出的理由是天下在德不在险。实际上，光义盘踞开封已经十五年了，一旦迁都，势力受到最大损失的显然是他赵光义。有人说开封尹自从五代以来就是皇储的别称，这是极言之，而不是实际情况或者说不是全部内容，按照《旧五代史?少帝纪》中记载，石敬瑭的儿子石重贵做皇帝时就提拔过华州刺史赵莹为开封尹，宋代开国之后仿照五代一些旧制，但是，光义就任开封尹之后得以兼任中书令后才班列宰相之上的，而不是做了开封尹就是成为潜在的皇储。宋真宗做皇太子之前也做过开封尹，但是，这离皇太子还有一段距离，在开封尹之后，真宗被立为皇太子。由此可见，开封尹是通向皇储宝座的第一号公路，但是，不能简单的说开封尹就是皇储的别名。（石重贵的弟弟石重睿就是从开封尹的位置被调离的）后来，廷美兼任开封尹，他犯错被囚，如果开封尹真的是皇储的别名的话，那就等于说廷美事件是易储的头等大事，大臣们肯定不会那么轻松的看待。然则这件事惊动的并不很大，由此看来，开封尹重要重要矣，可是，一定把它和皇储划上绝对的等号还是牵强。
《宋史?田重进传》中记载，田重进本人曾经做过宋太祖的侍卫步军头领之一，光义就想结好他，派人送去酒菜，可是，田并不接受，来人对他说这是晋王送的，可是，田重进说，我只知道天子而不知道晋王。假如光义的储君的地位已经明确的话，田重进就算不接受也不会说出这样的硬话来。而光义拉拢太祖身边的侍卫人员的用处于此也可见一斑。
还有一件事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光义立赵恒为太子之后，赵恒（宋真宗）到了街上被百姓看到，百姓齐呼少年天子，而传到光义的耳朵里，光义大为不满甚至说百姓准备把我置之于何地啊，幸亏寇准这时挽救了一下，夸奖这是天子的鸿福所致，光义才没有追究。（事详《宋史?寇准传》）设想一下，如果接班人受到群众的拥护，首先应该高兴的是天子本人，因为这是封建王朝，儿子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建立太子是王朝的头等大事，废太子更是成为圣德之累而被君主看作是畏途的事情，然则光义并不对皇太子的这种群众基础买帐，相反还比较忌讳，和光义类似的情况就是后代的明太宗朱棣了，朱棣对儿子朱高炽一再防范，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原因很简单，朱棣得国不正，他不想起他人也仿效他的做法侵夺他的权力，假使是亲生儿子也不行。光义死后，王继恩连接其他人居然要拥立已经废了的楚王元佐做皇帝，而皇后居然还说居长为立，合乎清理，也幸亏吕端的反对才作罢。（事详《宋史?吕端传》）可见，皇太子虽说得立，可是地位之一般确实实在不敢恭维了。另一方面，这个王继恩的权力之大也是一个疑问，宋代不是唐明，宦官的势力一般化，远没有到专擅的境地，王继恩代天子巡视，平定巴蜀农民起义，这是宋代特别是北宋开的第一个先例。王继恩这么得宠的原因何在呢？那就是只有从当年的雪夜发生的天子更替上找理由了。
家园 【原创】解读宋初疑案“斧声烛影”－－精心编造的“金匿之盟” 宋初斧声烛影疑案的最大诱因来自那个所谓的金匿之盟。关于金匿之盟的成型并不见于宋史太祖本纪和太宗本纪，而是载于昭宪太后本传中：“建隆二年，太后不豫，太祖侍乐饵不离左右。疾亟，召赵普入受遗命。太后因
问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呜噎不能对。太后固问之，太祖曰：“臣所以得天下者，皆祖考及太后之积庆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有乎？汝百岁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万几至众，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顿首泣曰：“敢不如教。”太后顾谓赵普曰：“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命普于榻前为约誓书，普于纸尾书“臣普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这个说法和《续资治通鉴》以及其他相关史书的说法类似，情节出入不大。另外，宋史赵普本传和廷美本传中都有述及。似乎言之灼灼，然而，考诸历史以及相关背景，可知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宋承唐后，事事师法唐代，就连宋太祖本人幼年也以李世民为楷模，所以，宋史中多有夸赞太祖生母杜后之处，比如太祖赵匡胤少年不喜读书，希望立志做李世民一流的人物，杜后就劝戒他说：“说大话的人往往不能成事。”以后，赵匡胤陈桥兵变，杜后闻之又说：“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似乎是烛照在先。而后，她训诫赵匡胤说：“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
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其见识已经决然非泛泛之辈可以预之的了。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位杜太后身上隐藏了很多唐太宗李世民生母窦太后的身影。被唐太宗等人尊为太穆神后的窦太后是北周名将窦毅的女儿，她得知杨坚篡位就大怒说：“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祸。”以后数次解救李渊于困危之际，李渊经常对儿子们说：“早用而母言，得此久矣。”（参见《新唐书?太穆太后本传》）李世民对他的母亲特为尊敬，史书上记载窦太后生前对李世民最为钟爱，隐示日后世民当有大前程。而杜太后的种种卓越的见识为这个金匿之盟做了有效地铺垫，因为在大家看来，像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后能够安排这么一个决定宋室江山永固的政策也是情理之中的。
杜太后死于建隆二年，这时候，宋太祖赵匡胤只有三十五岁，儿子德昭生于后周显德三年，也就是公元957年，这时候也才五岁，当然可以说是幼儿。这些都合乎情理，然而，却忘了最为重要的一点，赵匡胤此时春秋鼎盛，而且，赵宋家族没有短命的遗传和不可治愈的家族遗传疾病史，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于戎马倥偬之间还渡过了五十多岁的时光，杜太后本人去世的时候也有六十多岁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看，赵匡胤的“百年之后”，德昭早就成长为长君了，事实上，赵匡胤死的时候，德昭已然二十出头的年纪，这样的年纪怎么也不能说是幼儿了吧？和后周恭帝有着本质的区别，再者，杜太后怎么能预知儿子不能久安于位呢？怎么能够预知赵匡胤在位几多年呢？这不仅不合乎封建王朝的礼法，也不符合人之常情。更为奇怪的是这么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赵宋统绪排列的秘密政策的决议居然有一个外人赵普在侧，而直接和这件事有着非常重要关系的光义、廷美都不得与闻，按照宋史的说法，光义是即位六年之后也就是宋太平兴国六年才知道的。如果这中间赵普死亡或者赵匡胤疏于交待，那么，还会有谁来证明这件事的真伪？即令是有金匿安在，那么人证呢？宋史作者还补充了一个说明：“或谓昭宪及太祖本意，盖欲太宗传之廷美，而廷美复传之德昭。”这么一说就更加不可解了，这位杜太后简直就是天人一般，她能够预测出次子赵匡胤的在位时间不说，还能预测出三子光义、四子廷美的在位时间，试想，就算光义在位十年，廷美也在位十年，那么到了德昭即位时德昭本人该有多大的年纪了？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抄袭，抄袭的是春秋时代吴王寿梦的遗言。然则，春秋时代毕竟封建不立，封建礼法尚未形成，中国进到宋代已经是封建社会的成熟期，继承之昭穆制度早就深入人心，杜太后这种安排简直是匪夷所思。而以前此英明烛照的杜太后能够作出这样的安排的唯一解释那就是这种说法系出伪造。《宋史?廷美本传》中记载：“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廷美不自安的是什么呢？既然廷美没有参与金匿之盟，不知道皇家既定的传承顺序，那么他不自安什么呢？宋史的这个记载至少透露两个东西，一个是德昭之死和德芳之死不那么正常，第二个是廷美的存在于光义看来比较危险。就以第一个来说，既然杜太后已经和宋太祖预定太宗光义即位，那么，光义没有必要害死德昭和德芳，就算是光义不想完成传位廷美再传位德昭的既定方针，那么首先害死的也应该是廷美才对。解决德昭和德芳单纯的就继承来说似乎对廷美最为有利。而以第二个来说好像是能够证明廷美是皇位的既定接班人和有力竞争者，那么，按照这个逻辑看，光义害死廷美岂不是等于公开给自己背上违背母训的不孝的罪名了吗？以光义这样一个立志做一代雄主的人物何以出此下策而不顾呢？这种圣德之累光义怎么会一点计较都没有？
光义在得到赵普的上书之后，“上于宫中访得普前所上章，并发金匮得誓书，遂大感悟。”皇帝显然不会自己去找，自然是还有其他人过目，赵普在太祖晚年失去信任，放归已久，这时突然冒出来再相，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惊奇，而世上本来就没有不透风的墙，金匿之盟当然就会传播开来，光义于此时害死廷美岂不是让天下视为异类？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金匿之盟杜太后的原话：“汝百岁后当传位于汝弟。”赵匡胤有两个弟弟，杜太后不会不知道，那么传给哪个弟弟呢？杜太后没有明说，有人或许要讲那就是推长而立，然则也不对，为什么呢？封建统绪首先是传子，家天下的含义异常狭窄，子孙一系、万古不易，其他的即便是兄弟也是旁支，而且，既然已经抛弃了子孙即位的大礼法，传弟那就也可以变通为传贤而非传长，至于传贤那就只有皇帝本人最有发言权了。放着日渐长大的儿子不立，传位弟弟又没有指定说明，即是传弟，那么廷美自然也有份，廷美之后德昭兄弟（太祖系）、德昌兄弟（太宗系）、德恭（廷美系）兄弟又要怎么办？这么一个明显制造宗族继承混乱的金匿盟约还被太祖这样开国皇帝奉为圭臬，内中蹊跷不说也知。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喧嚣一时被宋太宗赵光义君臣视之为他即位的合理法统的唯一解释文件其实是赵光义和赵普精心策划编造的，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金匿盟约真的存在，宋太祖一直准备传位于弟，那么为什么没有遗诏？宋史说王继恩拿着遗诏去找晋王，其他的史书包括《续资治通鉴》和司马光的《涑水纪闻》都没有提及此事，如果太祖真有遗诏的话，完全可以不需要王继恩去私下找到晋王，而是应该集合大臣，公开宣读太祖的遗诏，晋王在先帝的灵柩之前即位，这是古今即位的通法，也是消除天下疑问的最好办法，光义如果真的具备合法的继承身份宁不出此？换言之，也就是只有一件事是真的，那就是王继恩确实私下找到了晋王。这个王继恩是太祖时代的宠臣，太祖身体不好，“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醮”，可见亲信之高，以一般的惯例，这样的人在第二代统治者眼中应该得不到同等的信赖，至少不会比之先皇帝更加青睐，可是，这个王继恩不仅荣宠比之太祖时期还盛，而且，等到太宗一死，在太子已经存在的情况之下居然还敢继续搞一个新皇帝出来，可见其人的威权到了什么地步，王继恩拥有这样的大权显然是太宗生前赋予的，俗话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太宗光义对这么一个刑余之人给予这么之大的政治感情和热情，难道不说明什么问题吗？如果不是王继恩于他有恩的话，光义何苦为此呢？而之于皇帝有恩，如果不是救护于沙场，那么就是私相于内廷了。
宋太祖开宝九年十二月，光义就改元为太平兴国元年，这和几乎所有的正统王朝的正统继承人的改元办法都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可以说是对先皇帝不敬不孝的做法发生在一个有着所谓金匿之盟铁定继承文件允许的宋太宗身上，难道不也是可疑呢吗？
家园 【原创】解读宋初疑案“斧声烛影”－－宋皇后的反常之举 在《续资治通鉴》卷八中记载：“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这是一个比较滑稽的说法，为什么这么说呢？俗话说：“知夫莫若妻”，从古至今就是疏不间亲。以皇后之尊母仪天下居然不知道皇帝传位给谁，倒是一个内侍居然了解皇帝“之志素定”，难道不值得疑问吗？
我们有必要来看一看这位宋皇后的背景，宋后是五代十国著名的世家宋渥的女儿，宋渥是唐庄宗李存勖的外孙，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女婿，宋氏一门家族贵盛，显于当世。宋太祖赵匡胤本来看重后蜀的花蕊夫人，但是，赵普以“亡国之物不祥”解劝赵匡胤，赵匡胤改立宋渥的女儿，宋后是赵匡胤亲自挑选的，其人“柔顺好礼”，和宋太祖共同生活八年之久，没有史料证明赵匡胤对这位皇后表示出厌倦，即使是后来光义那么对待宋后，仍旧不能从宋后本身上做文章。换言之，宋后之于赵匡胤来说是很满意的。宋太祖虽然不会以后宫来决定传位的统绪，但是，宋后本人应该知道皇帝内心心属何人。这里我们回顾一下清代嘉庆暴死热河之后道光的即位前后的风波就会比较清晰的对宋后当时的情况有所了解。
嘉庆皇帝在热河病故之后，因为大臣没有找到御笔亲书的密诏，所以，慌作一团，以内大臣僖恩等人为首的主张立皇次子?F宁（也就是后来的道光帝），可是，首席大臣托津、戴均元以不符合祖制不同意，最后决定一面寻找，一面汇报在京的嘉庆的皇后。在京的皇后后来写了懿旨，确定皇次子?F宁为皇太子，因为嘉庆生前多次褒奖皇次子?F宁，而且，皇次子也是年岁最长的皇子，兼以禁门之变中立有大功。就在皇后的懿旨到达热河的前一天，嘉庆皇帝的遗诏被找到了，内中就是立?F宁为皇太子。皇后的懿旨虽然没有帮得上很大的忙，但是，皇后鲜明的态度却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道光即位之后，对这位仅仅比他年长六岁的继母尊如生母，亲自加尊皇太后及其母家。可以说，满清的密立储贰制度从雍正朝开始到嘉庆朝已经臻于完善，可钻的空子几乎为零，这从托津当时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然而，即使这样，在号称“本朝家法森严”的满清，皇后的力度还是存在的，大臣们最终还要把请示皇后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办，而从皇后的懿旨看，显然在所谓密立的前提之下，皇后也还是知道皇帝准备确立的皇储是哪一位。
由上述的例子我们就不难知道在生命中的最后八年的赵匡胤对于身后的地位归属问题不可能不让皇后知道的。皇后在皇帝突然宾天后的地位也是相当突出的，惟其如此，光义对于宋后的做法才恨之入骨，以致于后来在宋后的葬礼上大做文章借以泄愤。宋后之所以去让人去找德芳，而不是德昭，也不是晋王，这里面并非没有深意。然而，宋后不是一名具有相当政治经验的政治家，而且，也没有足够的羽翼保障她的这个指示获得完成，不过，从宋后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我们应该知道，宋太祖并没有遗诏给光义，否则以宋后这么一个女人家是不敢轻易更换储贰的。假使宋后想要倾覆光义，那么一定做足准备，怎么会随便的差遣一名内侍去做非常之事呢？宋后尽管不是成熟老练之辈，但是，也不会轻率到如此境地。
现在，我们回头看看续资治通鉴中的关于这段的记载，只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王继恩主动去找的光义，而光义不是坐等皇帝的遗诏。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产生太祖的遗诏，光义的即位缺乏足够的文件认可，也就是最具说服力的宋太祖遗诏，现有的宋太祖遗诏是光义即位之后编造的，为了让宋太祖遗诏和光义即位互相吻合，后者继续编造了金匿之盟。从而说明光义的地位是历史上形成的，是出自太后的钦点。
家园 【原创】解读宋初疑案“斧声烛影”－－宋太宗赵光义即立的历史真相（上） 宋太宗赵光义得位不正和赵光义谋害赵匡胤其实是两件并不相同的事情，虽则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很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却不能等同起来，而且，赵光义的得位不正和隋炀帝杨广等人的性质还有区别，现在，我们来还原这一段历史的本源。
赵匡胤因为赵普和赵光义的帮助，得以发动陈桥兵变，他对光义的能力是比较欣赏的，建立宋朝之后，光义一直是参与重大决策者之一，有人把光义的开封尹直接理解为皇储，我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比较简单化的理解开封尹这个职务了。宋太祖请学士窦仪讲解宰相故事时，窦就说：“今皇弟尹开封，同平章事，即宰相任也。”（《宋史?赵普本传》）可见，当时光义是实际的首相。这和唐代唐中宗与唐睿宗的关系类似。虽说赵匡胤对乃弟信任有加，可是，把他立为皇储还不是皇帝的既定方针。赵匡胤有一次准备给符彦卿加官，赵普就不同意，赵匡胤说：我料定彦卿不会负我。赵普接着就说：陛下当日如何负周世宗呢？赵匡胤默默无语，彦卿加官的事情就此搁浅。符彦卿是周世宗的岳父，同时也是赵光义的岳父。北宋立国之后对于柴氏一向恩礼异常，赵普的话显然不是针对周世宗的后裔而发，也不是担心彦卿加官之后会复辟柴家的天下，相反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提醒皇帝注意彦卿的女婿光义的势力。以赵匡胤的为人当然不会不知道赵普所指何人。而后此事不了了之，内中理由不问也知。值得一提的是，当开宝六年，赵普罢相时，赵普上书给皇帝说：“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参见《续资治通鉴?卷七》）赵普的第一次离开中枢看来和光义有着一定的关系，此问题下边将继续讲到，故而不赘。
赵宋继承五代乱世，如何稳定江山是第一要务，这也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等举动的深刻原因所在，这个时期，赵匡胤考虑的接班人是一定要具备老到成熟的政治经验的人，而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只有光义最符合这个条件，因而，皇帝刻意培养光义也在情理之中。光义本人也在积极的营造自己的势力范围。可是，随着北宋的统治基础越来越趋于稳定，皇帝本人的想法也因此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乾德二年，德昭出阁，没有按照规矩以皇子身份封王，而是循序渐进，到了开宝六年，德昭的职务上升到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
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北宋的政治舞台上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有人说德昭终太祖之世也没有封王，于此可见太祖并不是想传位给德昭，这是片面的。事实上是赵匡胤不可能预先知道自己在开宝九年就病逝。再者，开宝六年，光义也才刚刚晋封为晋王，而同时任命廷美和德昭，提升他们的职位。加强德昭在中枢的影响。（加委同平章事）也是这一年才宣布光义班列宰相之上，也就是说在开宝六年之前，光义的位置并不在宰相之上或者就是宰相之首。所以，开封尹就是皇储的说法是不确切的于此可见。光义在得到晋升之后，他原来的相权也得到分化，廷美兼任侍中，德昭兼任同平章事，还把赵普解任，提升卢多逊为参知政事，成为副宰相，光义尽管得到班列宰相之上的名义，但是，实际势力没有得到增长，还受到一定的钳制。原来一元结构被打破，至少廷美和德昭都成了决策层的主要成员。那么，调离赵普表面上看是光义不满赵普，实则是太祖不希望看到一个尾大不掉的情景出现。皇帝既然不愿意看到赵普专擅，同时也不愿意看到在他一等之下的晋王拥有庞大的独立系统。这一年，吕余庆、沈义伦、薛居正都先后为相，分权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
同时，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光义的未来的岳父兼亲信李处耘被问罪，李处耘的女儿是宋太祖亲自为光义纳定的，时间是开宝中，然而，直到宋太祖死后李处耘的女儿才正式入宫。宋太祖曾经就李处耘的问题亲自问过宰相吕余庆，吕余庆没有落井下石，由此也可见，太祖对于光义的政治感情已经从逐步升温到渐渐冷静。
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就是光义收买太祖早年的亲信将领田重进，田重进和禁军将领多有来往，其人在禁军中也很有声望，光义如此用心的拉拢田所要表达的涵义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历史上，以皇储的地位拉拢外臣，特别是拉拢领兵将领的背景无非是皇储的地位岌岌可危。比如隋炀帝杨广，康熙废太子允甸无不如此。光义如果是法定的接班人，而且，太祖既定传位给他，那么他结好田重进又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呢？而田重进说：我只知有天子不知有晋王又是什么意思呢？也是在这个时期，光义结纳了重要的角色内侍王继恩，这个人后来给光义带来的惊喜可谓非同寻常。光义如此倾心厚礼的交结赵匡胤的左右，其用心是昭然若揭的，不是固宠可以解释的那么全面的。
家园 【原创】解读宋初疑案“斧声烛影”－－宋太宗赵光义即立的历史真相（中） 发生在开宝六年的赵普罢相是一件轰动北宋初年政坛的大事。从中我们可以窥到以后光义即立不正的一些蛛丝马迹。
如果按照宋史的说法，金匿之盟确实存在的话，那么，杜太后、赵匡胤以外就是赵普，赵普充当第三证人兼记录者，假如赵普是一个反对光义即立的主张持有者，杜太后会让他扮演这么一个重要的角色吗？显然不会，也就是说赵普是一个当时主张兄终弟及的。那么，建隆二年决定的事情，到了乾德元年，赵普就因为不能授给符彦卿兵柄而与太祖意见相左，赵普公然说：“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复悔。”而赵匡胤则问赵普：“卿苦疑彦卿，何也？”赵普是一个八面玲珑、老到成熟的政治家，他不会不知道他反对彦卿的职务最后将得罪的是谁？而且，金匿之盟假设一定，那么，赵普极力反对来自皇储的阵营的中间人物对于赵普以后来说意味着什么？赵普当然不会不知道。从历史上看，赵普并不具备一些开国宰相的奋不顾身、以身殉道的品质，相反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还要经常作出很多为人为史所诟病的事，包括宋史作者也在谴责他于廷美一案中充当的急先锋作用。赵普退休后上书一再为自己辨白没有离间赵匡胤和光义之间的兄弟感情，也没有说过不利于光义的话，这是欲盖弥彰常用的手法。赵普在开宝六年罢相，再次复起时已经是太平兴国六年，前后十年的时间都是闲置，他的妹夫侯仁宝被卢多逊陷害致死，太宗居然还对卢多逊居之不疑，由此可见，光义对赵普的感情于一斑了。如果说是太祖讨厌赵普以致于疏远他，那么光义即位之后应该没有理由继续让赵普坐在冷板凳上达六年之久。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赵普的离开和宋太祖有关的同时和光义也有直接的关系。换言之，如果真的有金匿之盟，宋太祖不会轻易把这么一个唯一的见证人兼坚定的光义的支持者放走的，而光义也不会那么傻到自剪羽翼的程度。即便是沿着金匿之盟的思路看，赵普的去位也是宋太祖改变继承思路的开始。于此可见，金匿之盟是子虚乌有的东西。
赵普的被逐的历史真实情况应该是，第一，宋太祖不想身边继续存在一个播弄大权、尾大不掉的权臣，也要为德昭等人的上升打开空间；第二，光义本人也不希望一个老谋深算的宰相立于自己的身后，为自己以后的继承造成一些潜在的威胁。兄弟二人出自不同的目的都需要赶走赵普，于是，赵普的命运在开宝六年只能是下台了事。赵普去后，腾出来的政治空间由廷美和德昭补充上，赵普的对手卢多逊受到重用，光义除了得到班列宰相之上的名义之外没有得到其他的任何实惠，所谓的班列宰相之上在唐代也有，比如李旦受封安国相王也是班列宰相之上，可是事权非常有限。而直到这个时候，宋太祖还没有赋予光义任何合法的继承法统的名义，然而，两年之后，按照宋史和其他一些史料的记载，宋太祖忽然对左右说：“晋王龙行虎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这里面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宋太祖如果早就确认光义为皇储的话，那么既不宣读于明堂，也不知会心腹大臣，反倒是和左右的内侍说三道四，以宋太祖神明俨然的性格和他开国帝王垂法后世的责任他是不应该说出这样似乎轻浮的断言来的，这种说法的编造和金匿之盟一样都是出自赵光义和赵普之手。
赵匡胤虽说对光义还是比较信任，然而，政治天平已经开始向德昭兄弟转移，开宝九年，德芳也出阁，担任了德昭以前的旧职贵州防御使，德昭兄弟走向核心已经不容逆转。可是，就在这一年，太祖病故了，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宋太祖本人身体一直很健康，没有患病的长久记录，在开宝九年十月开始患病，一开始显然没有什么太大的顾虑，更没有想到要料理身后之事，奇怪的是十月间，太祖和光义在晚上见了一面之后的次日凌晨太祖就病逝了，这也就是斧声烛影由来的蓝本。如果宋太祖自知不起应该在当夜召见光义时有所交代，如果属意于光义，这时候就要有所动作加以表示，然而，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记载，兄弟二人最后的见面显然没有提及即位的大事，这一方面说明有些东西已经永久的湮没于历史中，另一方面说明太祖本人当时对自己的病情还有把握，认为不至于忽然病亡。后一种情况在历史上经常出现，比如清仁宗嘉庆皇帝死前的上午皇帝对自己的病情还是相对乐观的，没有吩咐找出写有密旨的金盒，然而，下午发病时已经口不能言了。而太祖何以一晚上不到的时间就病死了呢？疑点自然就集中在光义这个见过乃兄最后一面的皇弟身上了，从此传开的斧声烛影也就不足为奇了。需要指出的是，赵光义得位不正和他必须谋杀乃兄是两回事。我前面说过，赵光义杀害乃兄不会使用玉斧，那么做痕迹也过于明显，再说，宋太祖是军人出身，不会毫无反抗，内侍近在咫尺，听到异动能会无动于衷？假如皇帝来日无多，有些亲人也是要在附近不能走远的，而皇帝只召见了光义说明问题不大，光义这时候采取玉斧砍死的办法只能是愚不可及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光义采取毒死的做法，这个是从后来光义毒死李后主那里得到的启发。既然是毒死也一定有痕迹，宋太祖的脸色或者皮肤颜色都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出现，光义这么做固然没有玉斧杀人那么大的响动，可是也容易被看出破绽。所以，毒死一说也缺乏必要的证据。
光义取得皇帝的位置是势所必然，而不是理所固然，这也就是他一直被称作是得国不正的根本所在。即便是德芳暂时即位，光义取得皇位也是一定的，因为他的实力集团已经成为当时除了宋太祖之外无一可以抗衡的独立系统，只不过那样，宋初就要着实上演一出明初的同样的“靖难”屠杀悲剧了。
家园 【原创】解读宋初疑案“斧声烛影”－－宋太宗赵光义即立的历史真相（下） 金匿之盟之所以能够被编造出来，光义之所以被后代一些研究者认为是即位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关键在于宋太祖生前对光义的出奇的政治安排。
有一点是不容讳言的，那就是赵匡胤对这位大弟一直很具有好感，认为他的能力是比较强的，从策划陈桥兵变就可以看出来，赵匡胤躲在幕后指挥，光义和赵普在前台表演，三人配合的天衣无缝、恰到好处，这么一起欺负孤儿寡母的政治把戏居然逃脱了后代史家的诟病，把它和曹氏、司马氏的李代桃僵分割开来，于此可见，赵匡胤的手段之高。也可以看出光义的出类拔萃。因为陈桥兵变的历史原因，让宋太祖比较看好大弟的政治才能，所以，立国之后查选光义出来主持全局的工作，这里面既有宋初政治形势不稳需要富有政治经验的人掌握的因素也有赵匡胤本人刻意培养光义的内由。否则，你怎么解释赵匡胤放手让光义盘踞京都长达十几年之久，培植了大量的心腹。如果不想让光义介入权力中枢，完全可以效法司马炎整治他的弟弟司马攸的故事办理，天下本来就是传子不传弟的，理由没有也可以找出来。
宋朝建立之初不是没有可能恢复以往其他五代的短命的面目的，这也就是赵匡胤君臣非常感到恐惧的地方，以往我们经常颂扬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是如何的宽仁备至，其实，这也是形势使然，没有哪一个开国皇帝是心慈手软的，赵匡胤自己不就公然的说过：“犯吾法者，唯有剑耳。”若干年之后，赵构不就是沿着宋太祖的这一思路威胁岳飞等人的吗？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正是发生在号称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而制造者也正是被那些对历史一知半解的人称为什么宽温仁厚的赵匡胤的子孙们。赵匡胤不杀慕容延钊、高怀德、石守信等人主要是当时内乱没有平息，再有，倘若采取过激手段对待禁军将领的话，很有可能变生肘腋。所以，赵匡胤采取了比较和缓的做法，一方面解除了他们威胁皇权的利器，另一方面则继续利用他们的剩余价值。这点固然是比较高明的，但是也不至于被后来者肉麻的吹捧成什么圣德巍巍。用宋太祖赵匡胤的这个基本思路来看待光义的崛起就比较容易了。赵匡胤在开国之初需要的就是光义和赵普这样“诡计多端”的能人来辅佐，届时赋予他们什么样的权力都不过分，只要他们甘心被驱使就是最大的成功。因此，赵匡胤可以眼睁睁的看着光义在他的眼皮底下发展自己的小集团，也可以宽容赵普的受贿和无形。这是帝王惯用的南面之术。内中不乏一定的真实的感情色彩，然则必须放在那个特定的背景下理解。一旦时过境迁，皇帝还要收回自己的权力的，这样赵普的下台也就是势之必然的了。
赵普去后，光义虽然相对无事，但是，皇帝却在考虑后代接班人的一揽子计划中添加了自己的儿子德昭，以后把德昭、廷美一并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形成光义、德昭、廷美三驾马车的局面不能不说赵匡胤已经在立储问题上产生了一定的思路转折，我们按照这个思路考虑下去，如果天假以年，赵匡胤走回司马炎的老路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也就是做了晋王之后的光义还不断拉拢赵匡胤的亲随将领和身边的宦官的企图之所在。王继恩说：“事久，将为他人有矣。”（参见《续资治通鉴》卷八）这句话算是真正道明了光义后来的处境。假如光义早就载于金匿之盟或者太祖有过明示安排光义合法接班，王继恩作为宋太祖生前最受宠信的宦官会说出这样的蠢话吗？即便是向新主子买好，也无需如此张皇。而光义身边的亲信程德玄“便应直前，何待之有！”（引文同上）简直就是迫不及待、图穷匕见了。设想一下假如光义具备合法继承人资格的话，他的藩邸人物会这样讲话吗？这样讲话将置光义于何地？唯一能够解读上述两个关键的当事人的这番言论的那就是赵匡胤晚年对接班人的变更，唯一可以解读光义急急的在当年就改元太平兴国的也只有赵匡胤改变了既定方针。当然，宋太祖的这些改变也只是停留在一些见微知著的行动上，而没有明确的诏书或者文件。
正因为赵光义即位的反常和即位之后的更加反常，让人们开始琢磨这位皇帝的统绪的来路，光义这时候开始给自己造出即位合法化的舆论，舆论最为主要的工具就是所谓的金匿之盟了。由破绽百出的金匿之盟使得人们不得不联想到宋太祖最后一次召见光义，兄弟二人之间到底说了什么呢？尽管已经不得而知，可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宋太祖直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明确的安排光义接班，否则宋后不会去找德芳，王继恩和程德玄不会说出那么慌张的话，光义更不会“吾当与家人议之。”天位假如固定，和家人商量什么呢？如果大行皇帝有遗诏传位，还和家人商量哪些问题呢？宋太祖之所以没有和光义交待后事，一个原因是赵匡胤还不认为自己就行将死亡，另一个原因是赵匡胤不准备把大位托付给光义，但是，光义作为自己患难与共、经验丰富的政治伙伴，赵匡胤感觉应该让他尽力辅佐接班人。可是，当以上的东西有待于验证时，赵匡胤忽然宾天了，也就是在召见光义不久之后，难怪后代史家有光义毒死乃兄的说法，提供毒药的就是那位程德玄。目前直接质疑这个毒死的观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光义不可能一条腿走路，一边毒死兄长，一边慌里慌张的跟着王继恩跑到宫中摘桃子，如果计划谋害赵匡胤的话，显然准备工作做的非常之充分，需要王继恩出场，但是不需要王继恩雪夜的这一笔画蛇添足了。
光义即位之后最大的苦恼来自自己没有十分具有说服力的东西让大家信服他的地位来自于既定方针，为此他还编造了这样离奇的传言：宋太祖对左右生前曾经说过，晋王龙行虎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首先我们感到这种话是不可信的理由在于假如宋太祖想来扩大和宣传光义的话，那么可以宣布光义为皇太弟或者用其他昭明天下的做法，而不必鬼鬼祟祟的和近臣说三道四；其次，这是宋太祖和近臣之间的谈话，外廷何以得知？假如这种谈话在太祖生前就传播开来，有人据此上书弹劾近臣交通外廷的罪名不是让这种话的效果适得其反吗？假如这种话在太祖之后传播开来，那么做假的成份就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光义可以提供比之更为有力的遗诏来说明即位的合法性，而不必用这种张长李短的对话来证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