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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赤脚医生”到医疗产业化

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全文）对卫生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 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虽然诟病很多，但毛泽东时代的“赤脚医生”还有聊胜于无的，虽然水平有限，当年培训的现在看小病也没问题，另外收费一般不会黑心肠，不过听说进的有些药材不正规，但不是假药，奇怪药品的审批和监管。在落后的条件下，相对于穷人没处看病、看不起病，“赤脚医生”是伟大的创举，况且提出的目标也只是“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前者是早已证明的事实！

对绝大多数老百姓，菜可以少上几个甚至不吃，能吃饱饭就行，衣服可以少买几件，不买名牌，能见人就行，但生了病必须看医生，谈混论嫁得有房子，有了孩子必须供下一代上学，这些，统统已经“产业化”了。市场化是好事情，市场化以后，终于不用领导批条就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三大件了，深夜也可以买到夜宵了。考虑到“产业化”以前，能享受教育、医疗、住房福利的也仅仅是少数国民，更贴近市场经济的“产业化”应该是好事情，但医疗、住房、教育收费已经与市场接轨了，管理仍然处于垄断阶段。

卫生部一次次的下调药价，却不提当初核价的时候高药价是怎么通过的。中国每年批准的新药数量是美国的几十倍，很多仅仅是同一种药不同药厂用不同名称。医药流通环节的黑洞，应该从源头找原因。宣威医疗改革，明明降低成本的采购，却只能用“议价”避开卫生部的规定。几年来，救死扶伤应该惹人敬爱的从业者，却成了怨声载道的“白狼”，龟玉毁于椟中，谁之过？

翻翻报纸，打开电视，广告中一大半与房产、教育、医疗、医药、保健品相关，“产业化”的力量真大呀，大的老百姓无处遁逃。产业化的决策真高啊，高的能影响几代人。产业化的见效真快呀，短短几年间，大部份老百姓就被产业化压得透不过气来。齿龄尚幼，我不知道“产业化”之前，大部分中国人是怎么看病的，只知道“产业化”以后，小病硬抗的太多了。医疗产业大发展，七八十岁的企业离退休老干部医疗费却不给报销了，更不用说已经病逝医疗费还不报销的退休工，不知道他们到底死于贫困还是病痛。如果把企业效益不好作为对退休人员欠薪的理由，他们是否应该为后来人的不肖买单。离退休人员医疗报销负担沉重（对个人和企业两方面都是），一半归功于畸高的医药费，“医疗产业化”以后，很多无良医生不是为疗效开方，而是没病看成有病，小病看成大病，可能是为此，很多医院有限制公费医疗者开药种类和数量的书面规定。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已经十多年，比较健康的老人累计未报销的医药费和拖欠工资也可能上万，即使一次性补齐，也实际损失了70%的购买力。拖欠垄断企业费用要缴纳高利率的滞纳金，拖欠工资的主体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健康的产业化首先是充分的市场竞争，医疗垄断体制下，公立医院向金钱靠拢，“老军医”不承包就奇怪了，军院和武警医院的性病广告等占据了大量的广告空间。据说高质量的青霉素是不用皮试的，在此为厂家提供营销创意一条：云雨过后来一针，减少花柳困扰，**青霉素，免皮试，请认准**制药厂出品。适当增加四环素、螺旋霉素、红霉素系列非处方药剂，谁先采用谁发财，还能帮助卖身助家、卖身助教的少女和性不择食的民工减少开支，增进健康。

只要医疗广告主舍得大量投入，人民健康就得和医院人员的腰包挂钩，“没病看成有病，小兵看成大病”。患者就医，大部分时候只需要简单的检查、吃药、打针，使用昂贵仪器的几率很小。既然如此，完全可以将医院的检查和治疗分离，公立医院免费诊断应该很容易实现。鼓励医生独立开业，逐步取消所有的医院承包，所有医院的医疗仪器纳入开放的经营范畴（收费标准可以自己订，但要公开），穷人“看病难”应该能缓解许多。为防止黑心的“白狼”为恶，每个医生都设立国家统一编号并公诸于网络，如果因水平问题导致医疗事故或乱收费，按规定处罚并公开。不同药厂同一种药不同名称，也由卫生部统一说明其功用、含量等，为避免混水摸鱼，病历填写规范用楷书和行书，收费由计算机打印明细，从信息角度遏制“药价虚高”。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据闻干部医疗费用占公费医疗的70%，为了更好的革命，也为了干部们的身体健康，建议所有医疗费超标的干部（按年龄统一标准）统统内退或转闲职。

上述几条，惠而不费，也不需要争夺公务员的招待费、车马费。当然，“人民的政府为人民”，最好还是拨出款项救治受伤、生育、阑尾炎等患者的，几千万没解决温饱的穷人也最好由政府提供免费医疗。公立医院医生工资，估算大致的缺口，对政府财政影响也不大。

降价药品买不到，大可以在咋呼“医药分离”同时，对廉价药网开一面，所有医疗机构有权同时经营所有规定的降价药品，另外在每座城市设立一家专门的廉价药店，政府予以津贴。一方面为老百姓报销医药费的一定比例，一方面容忍虚高价格的药品肆虐，就像把价格提高然后打折的服装“挥泪大甩卖”，消费者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如果国民都懂得简单的医学知识，医院的压力会小很多。瑞士女公民上学要接受护理培训，九年义务教育，增加医学常识和护理简单技能培训也应该可以。说实话，义务教育教材（中高等教育教材也是）不实用而且重复的文科教程很多，把这些内容更换为技能培养，相信“树人”成果会事半功倍。两年学制的中专卫校，相当课程并不是专业课，把医学常识和护理知识纳入义务教育，应该不会拉长“成材”周期。

教育和医疗负担沉重，相关冗员是重要原因，不教书的和大部分时间不教书的“先生”们太多了，不会看病的医疗行业人员比例更高。他们是老百姓摆脱不了的枷锁，还有交通和通讯部门，某些方面有甚于教育和医疗行业，最困苦的老百姓已经无力感受罢了。

2006旧作《把窗户纸捅开》一部分，2007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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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分左右辨善恶

政界、学术界、经济界、外交界有很多“左”、“右”之争，标准混乱不堪，“左派”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是中下层人民利益代言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肯定是左派，只要不是“极左”，左派是有助于共同富裕的。经济方针其实无关左右，只有限制与开放区别，一般适用于商业，计划经济也无关左右。税收再分配区分左右，看看税收是用来花天酒地还是改善人民社会保障就清楚了，很多以“左派”自居的政客是披着羊皮的狼。有的村，集体光环挺出彩，集体所有，看GDP可以说是富的流油，但普通村民花钱得打报告村长批，除了村长等少数人，多数村民像是养在金丝笼里的麻雀，我不认为村领导是左派。北欧左派掌权，税率很高（当然给国民回报也高，没什么苛捐杂税），一样可以诞生诺基亚、爱立信等世界级企业。外交领域的民族主义者一般被称作右翼或鹰派，和政治派别的左右划分无关。左派一般是反政府的，右派多数是统治阶级内部不满者，一方面，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政权是社会秩序地维护者，政府太弱，公民素质不够高，社会就容易陷入混乱甚至动乱状态，特别是在外界引导下。

“社会主义”、“左派”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并不矛盾，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左派只是在再分配时向劳苦大众倾斜，而不是用锯桌子腿式手段限制个人才干发挥。真正的“集体主义”、“团队主义”核心是协作，不是内讧，不是压制精英、庇护无能者的港湾，如果是，“集体”或“团队”领导肯定是自私无能的家伙。“公平”和“效率”也不是反义词，公平对立面是不公，高效最怕官僚主义捣乱，只有通过公平把绝大多数成员积极性都调动好，才能获得最高效的成就。多数怀才不遇的国度，往往是世系或裙带确立的森严等级社会，伟大的农民革命家陈胜说得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只要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怎么能出人头地怎么干就是。社会主义主张“按劳分配”，按劳分配的实质是按能力和贡献分配，反之则是假社会主义。

中国的老右派大部分是过去的遗老遗少，打击过后，“右派”只是称谓而非立场，甚至可能成为新左派的源头，因为失势，体制内的投机者目前多以左派面目出现，利用“双轨制”发财的官商往往是形左实右的右派中坚！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是社会主义加大国沙文主义，何鲁晓夫时期是修正主义加大国沙文主义，苏联的解体是专制和扩张主义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如果北欧灭国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东欧剧变”，苏联主要领导者和受益者都是旧官僚，其他国家是工人和知识分子，当然反对旧政权的主力都是工人，按照列宁的定义，“苏维埃”在苏联早就名存实亡，“剧变”后得益的首先是腐败的旧官僚，这也是前苏联各国复苏相对乏力的原因之一。

欧洲大陆发达国家大部分是左派掌权，美英体系右派掌权的多。好像是法国政客克里孟梭说的，年轻人不信社会主义，那是没良心，老了还信社会主义，那是没脑子。前半句好理解，后半句往往产生歧义被误解，老家伙限于身份没仔细讲，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从人性自私的角度，绝大多数年轻人有社会保障更容易出人头地，因此要支持社会主义。到老一事无成自然还是要支持社会主义，但凡有脑子的，肯定能有所成就，社会主义要把自己的部分勤苦所得救济穷人，阶级属性决定阶级立场，因此不能再鼓吹社会主义！个人万岁是克里孟梭说这番话的出发点，呵呵！同样，还是从个人利益角度，多数既得利益者肯定是反对革命的，一般站在右派的立场上，内心拥护实际的社会整体不平等，如果非既得利益者也站在右派一边，不是被洗脑洗傻了就是天生的奴颜卑骨。在历经无数坎坷后，我想我是一个有脑子有良心的青年。相信有朝一日，全世界人民会唱着“英特纳雄耐尔”团结在一起，进军外太空。

2006旧作《把窗户纸捅开》一部分，2007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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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阳谋

就贪污、挪用公款、受贿、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几种罪行而言，个人认为贪污危害最小，毕竟，贪污的损失是明明白白的。挪用公款稍严重，因为要么是贪污被发现为自己开脱，要么需要加征苛捐杂税补窟窿，专项资金被挪用会失信于民。受贿危害更大，因为除了贪官所得，还有“投桃报李”给行贿者的好处。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危害最大，除非有人栽赃，一下子打过来，否则不是贪污就是索贿所得。还有一种危害超过上述几种的总和：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官员亲属利用裙带关系，获利无穷。不管怎样，公布官员本人和传说中的“小蜜”、相关亲属（最好远一点的也包括）财产（因为本人可以在幕后敛财），是打击腐败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事实上，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只要不犯原则性错误，即使不搞腐败，全家的衣、食、住、行也不用发愁，腐败严重要么是贪得无厌，要么是规则致使他腐败。

在明清两代，好像女子被强奸不拼死反抗或受辱后不自尽可能被认作是顺奸或和奸，顺奸或和奸也是要治罪的。强奸犯与被侵害者同罪，反而会纵容采花贼。虽然现代观点认为“如果强奸不可避免，那就闭上眼睛享受”，但不能因为强奸带来的快感赦免强奸犯。个人认为，为了更好的预防行贿受贿，最好只打击行贿者或受贿者一方。行贿者只要在拿到项目或收回全部账款（或从行贿开始）一定日期内举报就是无罪的，相关经费也可以收回。或者官员受贿多少也不是罪名，只要受贿两天内上缴90%并向下属公布，收钱不办事也是好干部。复员军安置有困难，领导子女进入政府和国企应该困难更大，倡导这一原则，复员军为安置不当上访就肃静了。

反腐败过程中，“查不下去”困境很多，影视剧显示很多是上级领导造成的，为了更好的反腐败，建议对提拔腐败分子的官员实行问责制，特别是那些外逃和民愤极大的腐败分子推荐人，一旦落实首先隔离审查。“崽卖爷田不心疼”，何况贪官出卖的是国家和人民利益，只有官员作为和推荐上级的乌纱结合起来，才会有大批自发的精干的高层廉政卫士。同样道理，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和医疗费报销和在职官员相关待遇挂钩，“公仆”们就不会简单应付“衣食父母”的合理要求了。

腐败分子大多是好色之徒，针对此项，建议定期检查是否感染过性病，如果不幸中招，要求官员书面澄清。因为祖先遗传，乙肝患者且不能进政府，把感染性病的官员赶出政府也不为过，世界卫生组织把乙肝定为性传播疾病，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太多了，如果官员染上，建议对家属一并检查。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纪处分条例，对卖淫、嫖娼甚至介绍、引诱、容留卖淫、嫖娼的党员处分是最严厉的，直接开除党籍。已经暴露的腐败分子多是好色之徒，为了更好的反腐败，对相关公务员、党员通报组织和单位以及家人是最好的教育手段，并明确对私放嫖客警察进行严惩，把“一起嫖过娼”的“炮友”一网打尽。

看有关文章，中国“ 吃皇粮”的比例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有的数字是1：18，最低的也到了一比三十几。也可能是劳动者比例，并把“事业单位”员工包括在内，考虑到大量“编外人员”，实际比例也许更高。“冗员”问题不解决，经济增长率再高，劳动人民分享的好处也有限。在本省经济增长百分之十几（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的大好形势下，有的地方教师工资都克扣好几成。建国以来，“精简”次数多了，不过每次似乎都不如人意，“冗员”问题日渐严重。要想改革最终成功，裁汰“冗员”是前提之一。

明基收购西门子时，西门子倒贴了不少钱，欧盟对裁员有限制，不由得赞叹现代欧洲人的社会责任感。当年解放军横扫全国，对旧官吏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稳定了新占领区。今天如果裁汰冗员，也不能让官员及家属流离失所，保障他们最起码的基本生活是应该的。对于锒铛入狱但能老实交待的贪官，要保障其家属基本生活，对于死保同党，巨额财产始终不肯交待来源的，应该监控其家属生活来源，顺藤摸瓜。贪官“也是人”，人民恨贪官是因为贪官还被当人看，虽然它们在自己的圈子内部只是被视为不同的捞钱工具，如果贪官像过街老鼠那样人人得而株之，贪官就可能成为珍稀保护动物。“除四害”时贪官不多，再搞类似运动，希望把贪官列入打死有功的大害行列。

其实不裁员也不可怕，只要官吏们都干正事，学不了焦裕禄孔繁森，轮流扎根农村一年，温习一下“同吃同住同劳动”也不错。植树造林、帮农民补习文化，都需要大量的知识型干部。在军事小说中，有将军女儿高原集训情节，高原士兵后勤明显改善，估计有现实原型。如果大部分干部像建国初期那样不脱产，以工代干，以农代干，政府工作人员出门不摆官架子，为争权默许把七姑八大姨塞进政府的权宜之计也不算什么，但放任官僚与民争利，不事生产，无疑是腐败的祸根！到廉洁国家考察，听廉政报告用处都不大，官员们定期深入体验民生疾苦，苛捐杂税可能会减少许多。

中国古代几千人供养一个官，现代有党、政、人大、政协四套班子，政出多门姑且不论，假设都廉洁奉公，光官员工资得多少？有一定权力的官员，还配备专门的司机、秘书，更加剧了冗员现状。有的地方居然禁止领导亲自驾车，领导驾照要上交，不知道原因何在？给领导配备司机，养更多的冗员以外，领导开怀畅饮，对工作也是弊大于利。减少公车成本，最好办法是取消所有国有单位轿车和不必要的越野车（警车、军车不在其列），代之以交通补助，也好算，也有利于人民监督，还能“节约闹革命”。取消要彻底，否则拿着补助坐公车，还不如得过且过。还有秘书，封建社会具体活师爷经办，官员名利双收，那说明封建社会的黑暗。不过师爷干坏事，多数是“大人、老爷”们的指使。在新时代，如果领导个人能力强，中小官员的秘书没有必要。如果领导不称职，就该就地免职，秘书提上来。捅了篓子，不用拿秘书当“替罪羊”，有了功劳，大伙也对领导本人服气。“君子不党”，取消了司机和秘书，也可以增强内部透明度，减少不必要的帮派现象。领导亲自写报告，有利于了解第一手情况，也不会又臭又长，顶多只臭不长。报告不好，是领导没水平，报告好，领导的高额稿费也名正言顺。开会时，一名重要与会者不到是浪费大家时间，领导在台上按照第二天报纸条目照本宣科，也是浪费大家时间，还有各类迎接和中小学生的仪式，论对社会的贡献，还不如重温一遍文学名著作用大。

有的领导的书一版再版，零星购买的读者有几个？有的领导的字到处题，一次“润笔”可能比一年工资都高，升职前和下台后也这么吃香吗？多少著名艺术家，生前穷困潦倒。多少纨绔子弟，少年声名显赫，以书画闻名的高官或阔佬公子们，他们的作品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吗？屁股底下一所学校的各级领导们，他们的贡献真的都当得起这样的供奉吗？以古董字画为代表物品的超高价格的拍卖，过于离奇的证券价格变化，过高成本的“大片”，希望与洗钱或行贿无关。

所谓“行为艺术”，不过是为了出名探索终南捷径的广告手段，所谓“探索艺术”、“地下电影”，也是难以取得主流认可甚至入围资格（后者与艺术水准无关）的自慰。大众化传媒，大众不认可，“艺术水平”就是笑话，评委认可只是小范围意淫。除非事先界定传播的小范围，否则评委和观众眼光不一致，不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别，而是权力对艺术的蹂躏。

还有公款吃喝，光开会禁止没有用，因公会餐也是理所应当。堵住损害国家利益的漏洞是正理，各级官员哪怕将军肚再高，如果不是吃山珍海味或去捧哪位领导亲戚酒楼的场，吃能吃多少？住宿能花多少钱？治本之道，莫过于取消所有的餐饮娱乐报销，代之以定额补助并对外公开，估计公款娱乐的GDＰ能消灭一半。金字塔底层的小公务员肯定不能按天补助，中高层官员顿顿公款也不好对外交待。午餐谈工作正常，晚餐老是公款招待，对领导夫人太不人道，也说明领导能力或品质有问题。能力不足才老是加班，能力强天天晚上在外面公款消费，估计品质有问题。企业抵扣领域，可以参照工资发放总额确定一定的免税收入，要是能通过企业走帐，“吃请”风恐怕会更厉害。还有烟、酒，浪费金钱还有害健康，取消烟、酒等所有奢侈品发票（或不许抵扣，更不许报销），谁愿享受自己掏腰包，廉政建设将更上一层楼。被作为“剧变”后反面教材的俄罗斯，按规定，用公款宴客要征收50%的税金，而且必须在用餐后两小时内到税务局主动申报，报销也很麻烦。

政府机关等国营单位令人羡慕的“福利”，也是腐败的温床，一方面容易滋生采购腐败，很多单位以福利形式体现的“过节费”，同样多的现金零购也可以买到更多东西。另一方面，造成国家资产流失，因为垄断导致下游企业成本攀升，竞争力下降。最有保障的事业单位员工“工资基本不动”，对拉动内需也不利。发卡消费比发实物是巨大的进步，只要用卡消费的购物中心定价别太黑。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物价越高的超市，用购物卡（不是银行卡，不允许换现金）购物的越多。除了采购猫腻，我想不出更合理的解释理由。记得政府曾经屡次打击发卡销售，不过似乎作用不大。一个简单的提议：允许购物卡拥有者随时可以把购物卡换成全额现金，阳奉阴违的超市等一律停业整顿即可。

郎咸平说只要主管有良心，国有企业没有搞不好的，是有点夸张的事实，但他提升不了国企领导的整体觉悟，也解决不了国有企业的人浮于事和整体低效。如果搞好国企的基础建立在垄断资源的前提上，因此亏损的民营企业是否应该承担风险。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竞争，某种意义上是裁判兼运动员和运动员的较量。张五常开过药方，是否能“治标”不试验不知道，但的确是对症下药。何新过去攻击张五常误导中国，我认为他选错了对象。

一般来说，一个行业或一类产品监管越死，权力“寻租”空间越多，人民可能受到的伤害越大。过去美国禁酒越严格的某些州，走私酒越严重，走私者和某些支持禁酒的议员关系密切。中国古代，盐价坑人，盐业官员层层剥皮，“专卖”是罪魁祸首。花大力气“扫黄”的地方，肯定是“繁荣娼盛”，禁绝不了很可能是为了“细水长流”。有的地方执法机关大楼有“嫖客打的桩，小姐上的浆”之说，有的地方一名小姐贡献“顶二十头生猪”。很多半公开但政府明令禁止的项目往往不怎么光彩，譬如卖淫，如果合法化了，主管的腐败官员好处就要大打折扣不说，以前能经常免费或优惠的也不敢享用了，卖淫合法化的文明国家，官员嫖娼一样要被处分或辞职。普通乘客买不到票，票贩子买得到，年年打击票贩子，回回长假接触票贩子，仅仅加收少量劳务费的穷学生却落入了法网。有的地方出境车辆不得中途上人（即使上座率不满），因此浪费乘客的时间、精力、金钱，肯定远高于主管部门的收益。每年一度的“审车”，如果工作日天天办公，车主可以随时上门，取消所有的“代办”，就算多收点小费（但要明码标价），“冤大头”也高兴。打击票贩子，售价XX元以上的有座车票和身份证号打在一块即可，不一致的撵下车，短途票取消座号，有座票加两元服务费，相信可以有效遏制倒票阵线联盟。

有公安干警称“警匪勾结”是因为“待遇太低”也许是事实，但为什么不能辞职另谋高就呢？假如强奸犯说因为没钱嫖娼所以要强奸，是否应该酌情减刑？有的执法机关为下属制订“罚款任务”，没听说有多少人完不成的，改成**公司比**局也许更恰当，还能增收所得税。执法人员兼业务员，根据完成的“罚款任务”拿提成，执法能公开公正才怪，能让执法对象信服才怪！不知道各部门巨额罚款都干什么用了，窃以为，政府部门经费来源不是税务局提供，政府任何部门以任何方式通过税务部门以外敛取费用，都是人民的负担，如果不提供缴税而不是缴费凭证，多半应归入“乱收费”。政府开支不走预算，国防、外交和部分高科技研发支出以外不向人民出具支出详单（网上公开最合适），都是腐败的温床。卡拉OK征收版权费用，绝对应该，不过收了以后怎么提供给歌手或唱片公司，则需要翘首以待！

不知道城管薪水怎么算，被尿水侮辱的城管提东西去肖女士家，有评论反问城管送的东西要不要花钱。我可是经常目睹“执法车”收拾并不影响市容和交通的小贩甚至商铺延伸的柜台了，“缴获”的东西之多，人抗肯定不行。也许有时候，罚款是必要的，但最起码从银行走帐，借机中饱私囊的执法者一经查出，“永不录用”，否则“以法治国”是很难健全的。不能“以法治国”，真外资也不敢轻易投。

学杂费终于要取消了，贫困学生的书本费也是不小的负担，记得当年书本费比学杂费高。从小学开始，教科书定价比更多字数的小说高，而小说的发行数一般只有几万册，同类教材稳定发行量应该是中国每年新生儿总量的90%，另外10%考虑到少数民族语言区和辍学儿童。发行量十万份左右的日报，纸张成本一般能占到总成本五成以上，教材是一次发行量2000万册左右的年刊，估计每册教材（发到学生手中）成本=印刷纸吨价×某一系数（估计1.5以内）÷每吨册数。《著作权法》规定，为教学和研究，“少数复制”是合法的，如果把“少数”去掉，允许印刷厂直销教材，学生家长的负担会更轻，如果教材直接全免费更好。

“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解除不合理的限制，在不损害他人和公众合法权益前提下可以放手干，有本事和肯吃苦的人自然会过上好日子，凭着权力吃拿卡要的小爬虫位置自然不再热门。思想是不用“解放”的，脑袋里想什么只要不付诸行动，统统不违法。什么贪污索贿，男盗女娼，利益交换，媚上欺下，如果仅仅停留在思想阶段，对乌纱帽的得失统统不要紧。宗教是教导人心向善的，天主教徒犯罪停留在思想阶段也是犯罪。从这一意义上，宗教对社会纯洁有很好的帮助作用。

中国公民勤奋却潦倒，很重要原因就是资源被行政手段浪费了。油价上涨，与其给出租司机补贴，不如减少甚至取消“份子钱”，那样乘客、司机、交通状况都会受益。应对春运和两节客运，如果允许所有乘用车登记以后即可加入，在指定地点设立停车点，明码收费，民工滞留危险会立即缓解。

政治教材里，资本家宁可倒掉牛奶也不给穷人，海外文摘中，部分发达国家小孩初生就有免费牛奶供应。近几年没有看到发达国家资本家再把牛奶倒掉的报道，国内“牛奶浴”却吸引了无数眼球。迄今为止，还有几千万吃不饱饭的中国人，把牛奶给他们也好，我敢断言不能每天喝到牛奶的中国人占绝大多数。

王安石变法，不少新法帮民不成反害民，很大原因就是与民争利，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环境。具体执法的基层干部打着新法的旗号强行交易，中饱私囊。王安石按照某些治标搞“一刀切”的政绩考核，加深了祸害的程度。国库里钱少了不好，钱多的基础不扎实更不好，靠搜刮聚敛只是驴粪蛋子表面光。“和绅跌倒，嘉庆吃饱”，无论和绅脏产入不入官，脏产越多过去老百姓的苦头越大。“肉烂在锅里”聊胜于资金流失海外，不过仍然会激起民愤，满清中叶“肉烂在锅里”比例更高，白莲教起义、回、苗起义此起彼伏。设想一下，一个因贫寒卖身的妓女，经常接待又老又丑又变态还不中用的老贪官，即使“恩客”很大方，妓女文化不高，她会认为社会美好吗？

秦、隋的大粮仓，政权灭亡几年后还有很多粮食，还不如散尽了延续统治。雍正年间暴增的库银，来自“追赃”当然很好，要是有来自加强搜刮的成份，还是别给他翻案了，这样的“榜样”是老百姓的祸害。《雍正王朝》里山西的银库是临时借来充门面的，雍正末年（历史上是雍正执政中期而不是末期，电视剧在撒谎）清朝中央暴涨的存银，又怎么知道不是？很多对皇帝正面描写的电视剧，水灾时候钱、粮两缺，乾隆年间的财政紧张，怎么回事？很可能为老爹遮丑导致！

大范围的腐败，中央从来逃不了责任，南北朝时期，高欢为了部下效忠，纵容他们贪污。明代县太爷的实发工资不够全家吃饭，初期不做官还要杀头。不下反腐败的决心，自然遏制不住腐败，下决心以后，不用发动安置不当的退伍兵和失业大学生搞阶级斗争，一定级别以上干部轮流整风即可。张献忠杀了不少官，不过四川大屠杀应该有不少是满清的污蔑，《蜀碧》记载的死亡数比当时中国人口还多，张献忠死后十几年满清才平定四川，然后是“湖广填四川”。虽然“七杀碑”不是张献忠立的，不过稍作改动可以作为给贪官的警示：“民供万物予官，官无一善为民，抓、抓、抓、抓、抓、抓、杀！”几年前，时而看到轮子功乱发的资料，最近在省城闹市街头，已经出现了“一代女皇定江山”“专制是万恶之源”的煽动了，不得不为祖国和平发展恐慌。本市的治安在全国还是公认比较好的，几年来在报社等政府单位门口，收到反政府资料也不稀奇，最震惊一次，是在小巷里看到印刷精美的《九评共产党》小册子封皮，个人估计，本市市区至少有上百名地下人员，专门发放、涂写反政府资料，如果是业余人员至少要翻三倍。

“父母官”或“公仆”干的怎么样，治下的人民最清楚，干得不好能通过合法手段轰下台是最好的监督手段，等上级领导纠正，人民的损失要多很多倍。对垄断企业加收“暴利税”就是一个很幼稚的想法，取消垄断多好，加征“暴利税”等于变相承认了垄断暴利是合法的。部分地方征“三陪税”，小姐们据纳税证明明目张胆的质疑扫黄队伍，到底以谁为准？

社会发展到今天，任何一个经济领域的变动，都可能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曾经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也已经深深融入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虽然免除了“农业税”，但如果农资价格居高不下，农民还要忍受事实上的“剪刀差”。农业的高产，离不开化学肥料，国内农业主动力是柴油和电力，氮肥主原料是煤炭，磷、钾主原料是矿物，对铁路的运输需求很高，农资价格不下调，农产品涨价的收益大部分会重新落入垄断组织的腰包。作为农村最重要现金收入来源之一的养猪业，依然要缴纳“生猪屠宰税”，不知道这算不算农业税，是不是农民的负担？打击“黑猪肉”的报道屡见不鲜，却没有看到一次“黑猪肉”质量差的说明，交过税的“瘦肉精”“放心肉”却放倒了大批无辜市民。也许为了照顾伊斯兰教徒和牧民，目前没听说有“牛羊屠宰税”，全国农民沾了一点光。庆幸鸡鸭屠宰比较方便，否则也纳入屠宰税范围，肉蛋岂不是要大涨价了，不过城市鸡鸭屠宰场受打击的报道偶有所见。消除垄断，打破对国民经济有害无益的条条框框，是精简编制外冗员的必要举措，也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烟、酒、高排量轿车、夜总会服务等与民生必需品关系不大的奢侈品，垄断就垄断吧，取消发票抵扣就行。

改革虽然温和，但也“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指望既得利益者们主动放弃自己的赃款是不行的，强制执行可能引发抵抗，而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使取得一时的成果，能不能保住也是问题。凡事要讲究方式方法，同样是削藩，晁错被效忠的主子腰斩于市，主父偃的“推恩令”却大获成功。推动落实到基层的改革，还得发动群众。毛泽东1948年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意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

建议作者真的好好系统学习一哈写作和历史,不是调侃,不是开玩笑,真的很重要....出来混,基本功还是要扎实的.

还有时间多,可以练习一哈清晰的逻辑思维.....堆砌很多事实和说法实在不符合乃30岁的年龄了...

好长。。。支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