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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狼也谈谈毛泽东
论能力和贡献，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千年一出的伟人，个人认为只有大禹、秦始皇、朱元璋可以与之媲美，除了援外有时候过于大方，和苏联翻脸早了点，外交成就还是相当丰硕的。向苏联“一边倒”、抗美援朝、抗法援越、抗美援越、对印自卫反击战都出于国家而不是个人或集团利益。《别了，司徒雷登》是在美国政府拒绝司徒雷登北上以后。美国态度不友善前提下不向苏联“一边倒”，哪来的几万专家“有私”援助，新疆、东北恐怕也难得安宁。蒙古的丢失主要是蒋介石的责任，20世纪40年代和苏联签订的相关条约就是卖国，蒙古加入联合国时，窃居常任理事国之一不敢否决，毛泽东不过是被迫接受既成事实。毛泽东时期，中国中央政府第一次直接深入很多偏远地区的基层，“中华民国”地图继承的清朝领土再多，有的地区管不着又能怎样，像有的网友所说，把美国划进中国地图华盛顿就是中国领土吗？从平定大小和卓木到19世纪中叶，清政府有组织的向新疆移民近50万，其间还受到张格尔叛乱影响。民国几十年，新疆主要靠杨增新、盛世才个人才干苦苦支撑，汉民的血染红了伊犁河水，据说疆独分子恐吓词之一是“你知道伊犁河水是怎么染红的吗？”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初期，在蒙古草原和几万辆俄罗斯坦克对决，PLA也未必有必胜把握。以后会写一篇《决胜草原的技术和军事战略》，探讨古今控制草原地区的军事战略，无论古今，不采用未来的可能发明，只采用各时期成熟的技术。
抗美援朝出兵前，美军已经进驻台湾海峡，轰炸东北，不出兵当缩头乌龟中国人死得更多，抗美援朝打出了国威军威，东北重工业基地也增加了几百公里纵深。这些年朝鲜一直和美国对着干，不出手是害怕金太阳的伟大思想吗？显然不是！帮助越南，虽然越南后来忘恩负义，但统一后的越南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更有利，可惜金兰湾离马六甲太远。第二次海湾战争打响两年后，我才品味出当年美军撤离越南的痛苦。1962年打赢了后撤是因为后勤困难，对比军统驻西藏的特工日喀则都不愿意去，谁更值得尊敬？现在青藏铁路已经修通，但在藏南地区的后勤保障恐怕还是赶不上印度。毛泽东时期最大的外交失误应该是和苏联翻脸太早，虽然苏联贷款加援助总额比不上从东北抢走破坏的多，虽然朝鲜战争武器是按市场价格卖的，虽然核工业装备是“用外汇买的”闲置的落后装置，提供的关键数据也是假的，但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才建立了工业体系，几万个比部长待遇还高的专家一夜之间撤走，大量项目成了“半拉子”工程总不是好事。即使组建“联合舰队”，只要港口是中国控制的，苏联军舰过来也只能合作，捣乱下场不会比沙俄波罗的海舰队更好。斯大林对中国伤害极深，赫鲁晓夫为了巩固地位向中国抛出了不少媚眼，中国的正面回应却不多，不知道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有没有领取“一吨重的大奖章”。如果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发展到60年代中期，提出和苏联合并，人民自由迁徙，一起输出革命，全世界也会变成美好的人间，不过估计苏联人未必肯答应。
至于革命胜利后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认为并无不妥，早期联合国成员很少，朝鲜战争后亚非殖民地国家才纷纷独立。联合国现在也是乌烟瘴气，为了会费问题闹来闹去，行政支出大部分不出美国，美国和日本盟友反而吵得最凶。
现在一些国家华侨受祸害，只是口头抗议甚至提供贷款，不是因为解放军对付不了台上的跳梁小丑，而是对付不了幕后黑手，而且华侨可能成为人质。中国很落后时“输出革命”都能搞得东南亚反华国家鸡犬不宁，将来发生统一战争，如果敢为他国提供针对PLA的基地，其损失肯定超过中国的统一代价比，包括现在PLA有力破坏、乏力占领的岛国。中国军队近20年没有公开介入大规模战争了，部分无知的小国蠢蠢欲动，也不对照一下美国对华态度的转变，不主动提前修正态度，倒霉是必然的。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东南亚国家已经从反华向亲华或表面亲华转变了，台海两岸和平统一后，东南亚华侨地位会更高。中国越富强，包括诬蔑同胞是间谍的铁杆汉奸在内的海外华人地位越高。
虽然思想一向比较“反动”，但个人还是呼吁在外交问题上，应该给政府足够的自由和时间，特别是发生“虐侨”或台独挑衅等可能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妥协不一定是软弱，强硬未必是刚强，明末对后金主和的是战功赫赫的将领，主战的却是文官。“9-11”以后，政府在外交领域特别是朝核问题上的表现可以用“可圈可点”形容。
在经济领域新中国前几十年一些地方的确不好，可以说当时的毛泽东不懂现代工业经济和都市规划，懂这些的要么打成右派，要么噤若寒蝉，但不能说毛泽东不懂经济，文革期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早年很会算经济帐。旧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民国时期所谓的“汽车”、“飞机”、“轮船”意义不比今天的进口件组装轿车高。算上日本人的产业，民国期间所有钢产量加起来多少，国民政府控制多少？经过了“黄金十年”建设，国军在抗战时期的子弹都供应不足。不算名义隶属国民政府的军阀，蒋介石集团1928年的力量，至少比1943年底的中共要大，无论控制的人口、军队数量、装备数量还是经济总量，统一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却是毛泽东。论形势险恶，抗美援朝初期和中苏翻脸初期的中共更难。除了大跃进和文革前两年（1967和1968），大陆经济一直发展，并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20世纪50年代，工人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解放前更长，1958年8小时工作制，“解放”对于大多数工农是名副其实的），仍然到夜校学文化，为了国家的前途，现在也有必要为辍学者开办免费的夜校，传授实用的文化知识。据说李宗仁、白崇禧主政时期，广西村村有图书馆，即使藏书不多，但多是实用的农业技术书籍。中国没有中东那么多人均资源，从1949年到1978年，大陆文盲率从80%降低到15%，应该可以弥补对知识分子过头改造的国力损失。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威逼读书人当穷官是不对，但正像他在《严光论》文中指出的那样：“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 杨万里《读〈严子陵传〉》：“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的暴政受害者主要是官僚派系中的知识分子，而不象明成祖朱棣，为了一己私怨残酷迫害无法构成实际威胁的读书人家属甚至宫女。在权力社会，多数时候，只要不激起内乱，清洗权力寄生虫都是下层人民的福音，“一将功成万骨枯”，不忆苦思甜，遵纪守法，骄横跋扈的“功臣”本来就是为自己前程投机革命的，被各位太祖卸磨杀驴，冤枉的不多。朱元璋剥贪官皮总比后人放纵贪官好，他对国家的伤害主要在于设计了无以复加的皇权专制制度，无能的后代弄得民不聊生。明成祖的残忍和特务统治远甚于老爹，名声好像比前者还好。历史是任胜利者打扮的小姑娘，《明史》肯定对篡位等事件刻意美化，虽然成祖本事比建文帝大，但“靖难之役”是人民的灾难。
太祖起兵，民风从懦弱到质朴，成祖“靖难”，士风日趋自私狡诈；太祖时期，功臣和侄子作恶也会被打死，成祖刚打下天下，儿子就胡作非为；太祖平定陈友谅之后，对外征讨基本放权给统兵大将，成祖快咽气了，还亲自披挂上阵，到漠北划了一个圈，明理的说是大明无帅才，皇帝打头阵，不明理的还以为主子英明神武。太祖时期，徐达、常玉春、蓝玉等豪杰充当帝国鹰犬，成祖篡位，六根不全的太监成了香饽饽；太祖好大喜功，翡翠珍珠白玉汤、四菜一汤整的大臣们有苦说不出，成祖提倡节俭，巍峨的紫禁城战后不久就矗立在皇家面前；太祖注重内需，几十年基本解决了老百姓的饥寒问题，满清时代的小说《儒林外史》里，正德-嘉靖时期小民还怀念太祖的好，成祖强调外联，六下西洋却折了本，拉回来有利腐败的奢侈品却不少；太祖时期为了海防和统一税源实行过禁海政策，造船技术却飞速提高，成祖初期的“宝船”显然是太祖时期的技术结晶，成祖船队七下西洋，也没有学来更先进的核心技术，倒是帮助回教在东南亚扎下根；太祖主张扩张要慎重，轻松把东北、云南收入囊中，成祖多年伐外，只不过维护太祖创下的地盘，远征安南最终以撤军收场，无论下西洋还是伐安南，都有太祖时期的底子；太祖提倡民告官，官员可能因为民告官丢乌纱甚至脑袋，成祖明许官扰民，发文鼓励强买强买甚至变相抢劫，民告官自然没有好结果……凭心而论，成祖在世界史上也是一个人物，但和太祖比，就像月亮和太阳比，月亮始终需要借助太阳的光辉。
大陆和苏联翻脸前，得到的所有苏联贷款和援助金额还不如小小的台湾，美国人写的《毛泽东转》称只有40%。更不用说二战后台湾的经济基础比大陆好得多，国民党赴台的非军事人员也是有钱人家，文化水平比较高，国民政府的外汇黄金储备都带到了台湾。
从稍微懂事起（作者1979年生），经常看到有文章拿香港和大陆比，拿特区和内地比，说明建国头三十年经济决策的过失，过失的确不少，但这样比较很不公允，且不说逃亡富豪给港台带去的巨额援助，也不说1960年也没有中断对香港的评价副食供应，单建国初期对西方贸易主要通过香港转口一项，就足以支撑香港的崛起，同理，因为美帝的封锁，上海等城市发展相对缓慢是必然的结果。六**四后3年的经济困境，足以说明封锁对建国头20年的损害，今天如果解除针对古巴的一切经济封锁，几年时间古巴就可能成为人间乐园。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一省的合法外贸就占全国1/3以上，特区的优惠政策不是内地可以比拟的，在同等条件下，任何只缴纳四成税率、管制宽松的竞争者都会脱颖而出的。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经济就靠优惠政策维持，离开外界的承认，什么也不是。特区后来经济减速，最根本原因是内地政策的靠拢，拿特区和内地比发展，就像拿带着枷锁的运动员和轻装上阵者比速度一样不公正。
毛泽东说自己一生主要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推翻蒋介石，另一件是文化大革命，当时就说后一件事人们很难理解。文革打破了束缚中国人民思想的绝大多数条条框框，文革为什么能发动起来，为什么很多地方演变为武革，除了毛主席的号召，就没有其他原因？毛主席也有举着《宪法》和《党章》要求参加会议的时候，是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毛泽东是红卫兵的偶像，也是“五月风暴”偶像中年龄最长的。20世纪60年代末“五月风暴”等行为是今天欧美年轻人社会保障的基石，也许当年的参与者“干了很多蠢事”，但他们为了自由公正奋斗。古今中外，内忧外患下，哪个大国首脑敢像毛泽东那样放任本国青年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并且自由组织和武装。一年期的上山下乡，对于“知识青年”了解民生疾苦、磨炼意志还是很有帮助的，长期的下放，对个人是灾难，但知青支边对国防是极大的促进。
看到不少攻击毛泽东私德的文章，他虽然找了好多老婆，但不是用权力霸占的，也不能说是始乱终弃，比绝大多数民国大佬（孙中山、蒋介石等）强多了。对日友好是正确的，毛泽东说的日本军阀唤醒了中国人民是符合事实的政治幽默，“以德报怨”的是蒋介石，中国大陆20世纪70年代初才和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建交。毛泽东逝世的时候，很多生活水平实际下降的中老年“地富（未经过‘流血斗争’）”也发自内心的伤悲。没有谁强迫，毛主席死了30多年，21世纪挂毛主席像的中国农民家庭还为数众多。
1957年反右给知识分子留下了很多阴影，根据各方面资料，个人认为反右没错，一刀切和扩大化不好，和白色恐怖、镇反比起来，反右不过是小菜一碟，不同的是，在新社会，不能明目张胆的为白色恐怖较好，为反革命分子伸冤，因此，把包含部分人民内部矛盾的“反右”作为突破口。反右不仅仅是针对知识分子，党内官员也在内，说是“阴谋”实在勉强。况且，才建国7年多，全国5亿多人，才找出55万右派分子，还包含了不少“摘帽右派”，处分也分档次，说什么也不能说针对人民群众的。大部分“右派”只是在熟人圈里贴上身份标签，不是蹲监狱。即使现实了解，不少土右派建国后日记里有反共言论的着实不少，何况更狡猾的大右派。当年的知识分子，家庭条件不好的很少，它们是革命受损阶级的子弟，从中甄别处分，是巩固政权的必要举措！真的天怒人怨，早就利用1960年的大饥荒造反了，几十年后再鸣冤说什么“六月雪”，骨子里是懦夫。
反右最大弊端，不是运动本身，而是过程监控不力，反右除了巩固政权，也是私怨的发泄渠道，后来微观状态下“割资本主义尾巴”，多半是干部整治农民的借口，大邱庄、华西村能崛起，靠的就是早年打下的基础。另外，当年大老粗干部太多，对真心为国的文字未必能理解，因此冤枉了不少好人。至少55万案件，审清楚怎么也得好几年，一下子完成，难保坏人和特务不会钻空子，20世纪80年代都有当年的特务露头，何况建国初期。那时候国军的实力相对还比较强大，要是弄得天怒人怨，肯定会借机反攻的，没有出现这类情况，说明政策策略还是基本对头的，不过政经不分，为以后的腐败埋下了隐患。“借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一点没错，借历史问题为新腐败分子辩护，也是一大趋势！
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个人认为决不是针对已经被剥夺政治经济权利的老剥削阶级，而是防范新剥削者，在“贯彻”中如何执行则取决于干部的良心和“觉悟”。有个关于勃列日涅夫母子的笑话，勃总书记高升后把妈妈接进别墅，他母亲高兴之余担心“共产党回来该怎么办”？苍蝇专盯有缝的蛋，和平演变发威先决条件是社会主义国家高层腐化变质，迄今为止，堕落的社会主义国家高层干部决不仅仅产生于苏联。
百度百科对四清运动的描绘（有删节）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会後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包括在城市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等等的增产节约运\动和农村开展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後来统称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後来随著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於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毛犟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犟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0年饿死人是毛泽东最大的污点，按照公开报道，“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2000万以上，个人认为应该是比较贴近实际的数据：当年中国总人口也不过六亿多，东北、南方大部分地区、牧区、山区以及城市居民受灾相对轻一些，虽然吃不饱但远不到饿死的地步，饥荒严重的人口至多占总人口数的三到四成，就是两亿左右，饿死2000万就是10%，比例已经相当惊人了，况且当年有很多救助措施。在饥饿威胁下，老、弱、病、残首当其冲，其中不少在正常年份也会自然死亡，对他们，饥饿只是加速了死亡进程。个人认为，计算1959-1961年饿死人总数，用1959-1961年死亡总数-1956-1958年死亡总数比较恰当。
因为种种原因，毛泽东50年代中期在内政方面就“退居二线”了，大跃进的最大责任应该是用人和监察不当。毛泽东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１日在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３０００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按照转圈功邮件链接的海外中文网址，毛泽东排名20世纪“杀人魔王”之首，裕仁排不上号。据称，因为革命、土改、镇反、三年饥荒、文革死在毛手下的有8000万-1.2亿。但从非贫农出身的老人的口述中，共军是罕见的纪律严明的亲民之师，“流血斗争”规模非常有限，祸害老百姓最厉害的依次是日本鬼子、地方武装和国军。在革命斗争中，俘虏是共军的重要兵源，连他们都能得到善待，能有多少无辜平民被处死呢？况且旧中国也没有多少地主和资本家，最有钱的跑到了港台，留下来的大部分要在文革中扫大街，恶霸型的地主资本家死有余辜！劫富济贫和杀人越货是两个概念。多数政权建立初期，都会对旧势力进行不同程度的清洗，相比之下，“镇反”以前连续几十年的“白色恐怖”更加残酷。20世纪80年代“严打”，不知道有多少轻罪重判以及凑指标导致的冤魂。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批斗的很多，斗死和自杀的则相对有限，很多解放后屁股不干净的干部是挨斗的主角。和清末、民国时期的饥荒、兵燹比起来，毛泽东时期中国人民的苦难是小巫见大巫。之所以诬蔑不绝，旧社会和新时期的既得利益者都是毛泽东的打击对象，对前者打击分寸还不算重。虽然既得利益者比例是少数，但在文盲半文盲为主的中国，他们及其子女主导了话语权，某些时期，甚至当局对维护毛泽东的合法名誉也不够尽心。毛泽东身后遭遇尚且如此，斯大林、波尔布特等“杀人魔王”又有多少隐情？除非以推翻政权为第一要务，否则不择手段诬陷对手是最可鄙的。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开头写道：“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甚至逝世很长一段时间内，括号内为笔者加），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2006旧作《把窗户纸捅开》一部分，2007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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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作者真的好好系统学习一哈写作和历史,不是调侃,不是开玩笑,真的很重要....出来混,基本功还是要扎实的.
还有时间多,可以练习一哈清晰的逻辑思维.....堆砌很多事实和说法实在不符合乃30岁的年龄了...
反贪阳谋
就贪污、挪用公款、受贿、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几种罪行而言，个人认为贪污危害最小，毕竟，贪污的损失是明明白白的。挪用公款稍严重，因为要么是贪污被发现为自己开脱，要么需要加征苛捐杂税补窟窿，专项资金被挪用会失信于民。受贿危害更大，因为除了贪官所得，还有“投桃报李”给行贿者的好处。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危害最大，除非有人栽赃，一下子打过来，否则不是贪污就是索贿所得。还有一种危害超过上述几种的总和：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官员亲属利用裙带关系，获利无穷。不管怎样，公布官员本人和传说中的“小蜜”、相关亲属（最好远一点的也包括）财产（因为本人可以在幕后敛财），是打击腐败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事实上，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只要不犯原则性错误，即使不搞腐败，全家的衣、食、住、行也不用发愁，腐败严重要么是贪得无厌，要么是规则致使他腐败。
在明清两代，好像女子被强奸不拼死反抗或受辱后不自尽可能被认作是顺奸或和奸，顺奸或和奸也是要治罪的。强奸犯与被侵害者同罪，反而会纵容采花贼。虽然现代观点认为“如果强奸不可避免，那就闭上眼睛享受”，但不能因为强奸带来的快感赦免强奸犯。个人认为，为了更好的预防行贿受贿，最好只打击行贿者或受贿者一方。行贿者只要在拿到项目或收回全部账款（或从行贿开始）一定日期内举报就是无罪的，相关经费也可以收回。或者官员受贿多少也不是罪名，只要受贿两天内上缴90%并向下属公布，收钱不办事也是好干部。复员军安置有困难，领导子女进入政府和国企应该困难更大，倡导这一原则，复员军为安置不当上访就肃静了。
反腐败过程中，“查不下去”困境很多，影视剧显示很多是上级领导造成的，为了更好的反腐败，建议对提拔腐败分子的官员实行问责制，特别是那些外逃和民愤极大的腐败分子推荐人，一旦落实首先隔离审查。“崽卖爷田不心疼”，何况贪官出卖的是国家和人民利益，只有官员作为和推荐上级的乌纱结合起来，才会有大批自发的精干的高层廉政卫士。同样道理，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和医疗费报销和在职官员相关待遇挂钩，“公仆”们就不会简单应付“衣食父母”的合理要求了。
腐败分子大多是好色之徒，针对此项，建议定期检查是否感染过性病，如果不幸中招，要求官员书面澄清。因为祖先遗传，乙肝患者且不能进政府，把感染性病的官员赶出政府也不为过，世界卫生组织把乙肝定为性传播疾病，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太多了，如果官员染上，建议对家属一并检查。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纪处分条例，对卖淫、嫖娼甚至介绍、引诱、容留卖淫、嫖娼的党员处分是最严厉的，直接开除党籍。已经暴露的腐败分子多是好色之徒，为了更好的反腐败，对相关公务员、党员通报组织和单位以及家人是最好的教育手段，并明确对私放嫖客警察进行严惩，把“一起嫖过娼”的“炮友”一网打尽。
看有关文章，中国“ 吃皇粮”的比例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有的数字是1：18，最低的也到了一比三十几。也可能是劳动者比例，并把“事业单位”员工包括在内，考虑到大量“编外人员”，实际比例也许更高。“冗员”问题不解决，经济增长率再高，劳动人民分享的好处也有限。在本省经济增长百分之十几（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的大好形势下，有的地方教师工资都克扣好几成。建国以来，“精简”次数多了，不过每次似乎都不如人意，“冗员”问题日渐严重。要想改革最终成功，裁汰“冗员”是前提之一。
明基收购西门子时，西门子倒贴了不少钱，欧盟对裁员有限制，不由得赞叹现代欧洲人的社会责任感。当年解放军横扫全国，对旧官吏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稳定了新占领区。今天如果裁汰冗员，也不能让官员及家属流离失所，保障他们最起码的基本生活是应该的。对于锒铛入狱但能老实交待的贪官，要保障其家属基本生活，对于死保同党，巨额财产始终不肯交待来源的，应该监控其家属生活来源，顺藤摸瓜。贪官“也是人”，人民恨贪官是因为贪官还被当人看，虽然它们在自己的圈子内部只是被视为不同的捞钱工具，如果贪官像过街老鼠那样人人得而株之，贪官就可能成为珍稀保护动物。“除四害”时贪官不多，再搞类似运动，希望把贪官列入打死有功的大害行列。
其实不裁员也不可怕，只要官吏们都干正事，学不了焦裕禄孔繁森，轮流扎根农村一年，温习一下“同吃同住同劳动”也不错。植树造林、帮农民补习文化，都需要大量的知识型干部。在军事小说中，有将军女儿高原集训情节，高原士兵后勤明显改善，估计有现实原型。如果大部分干部像建国初期那样不脱产，以工代干，以农代干，政府工作人员出门不摆官架子，为争权默许把七姑八大姨塞进政府的权宜之计也不算什么，但放任官僚与民争利，不事生产，无疑是腐败的祸根！到廉洁国家考察，听廉政报告用处都不大，官员们定期深入体验民生疾苦，苛捐杂税可能会减少许多。
中国古代几千人供养一个官，现代有党、政、人大、政协四套班子，政出多门姑且不论，假设都廉洁奉公，光官员工资得多少？有一定权力的官员，还配备专门的司机、秘书，更加剧了冗员现状。有的地方居然禁止领导亲自驾车，领导驾照要上交，不知道原因何在？给领导配备司机，养更多的冗员以外，领导开怀畅饮，对工作也是弊大于利。减少公车成本，最好办法是取消所有国有单位轿车和不必要的越野车（警车、军车不在其列），代之以交通补助，也好算，也有利于人民监督，还能“节约闹革命”。取消要彻底，否则拿着补助坐公车，还不如得过且过。还有秘书，封建社会具体活师爷经办，官员名利双收，那说明封建社会的黑暗。不过师爷干坏事，多数是“大人、老爷”们的指使。在新时代，如果领导个人能力强，中小官员的秘书没有必要。如果领导不称职，就该就地免职，秘书提上来。捅了篓子，不用拿秘书当“替罪羊”，有了功劳，大伙也对领导本人服气。“君子不党”，取消了司机和秘书，也可以增强内部透明度，减少不必要的帮派现象。领导亲自写报告，有利于了解第一手情况，也不会又臭又长，顶多只臭不长。报告不好，是领导没水平，报告好，领导的高额稿费也名正言顺。开会时，一名重要与会者不到是浪费大家时间，领导在台上按照第二天报纸条目照本宣科，也是浪费大家时间，还有各类迎接和中小学生的仪式，论对社会的贡献，还不如重温一遍文学名著作用大。
有的领导的书一版再版，零星购买的读者有几个？有的领导的字到处题，一次“润笔”可能比一年工资都高，升职前和下台后也这么吃香吗？多少著名艺术家，生前穷困潦倒。多少纨绔子弟，少年声名显赫，以书画闻名的高官或阔佬公子们，他们的作品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吗？屁股底下一所学校的各级领导们，他们的贡献真的都当得起这样的供奉吗？以古董字画为代表物品的超高价格的拍卖，过于离奇的证券价格变化，过高成本的“大片”，希望与洗钱或行贿无关。
所谓“行为艺术”，不过是为了出名探索终南捷径的广告手段，所谓“探索艺术”、“地下电影”，也是难以取得主流认可甚至入围资格（后者与艺术水准无关）的自慰。大众化传媒，大众不认可，“艺术水平”就是笑话，评委认可只是小范围意淫。除非事先界定传播的小范围，否则评委和观众眼光不一致，不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别，而是权力对艺术的蹂躏。
还有公款吃喝，光开会禁止没有用，因公会餐也是理所应当。堵住损害国家利益的漏洞是正理，各级官员哪怕将军肚再高，如果不是吃山珍海味或去捧哪位领导亲戚酒楼的场，吃能吃多少？住宿能花多少钱？治本之道，莫过于取消所有的餐饮娱乐报销，代之以定额补助并对外公开，估计公款娱乐的GDＰ能消灭一半。金字塔底层的小公务员肯定不能按天补助，中高层官员顿顿公款也不好对外交待。午餐谈工作正常，晚餐老是公款招待，对领导夫人太不人道，也说明领导能力或品质有问题。能力不足才老是加班，能力强天天晚上在外面公款消费，估计品质有问题。企业抵扣领域，可以参照工资发放总额确定一定的免税收入，要是能通过企业走帐，“吃请”风恐怕会更厉害。还有烟、酒，浪费金钱还有害健康，取消烟、酒等所有奢侈品发票（或不许抵扣，更不许报销），谁愿享受自己掏腰包，廉政建设将更上一层楼。被作为“剧变”后反面教材的俄罗斯，按规定，用公款宴客要征收50%的税金，而且必须在用餐后两小时内到税务局主动申报，报销也很麻烦。
政府机关等国营单位令人羡慕的“福利”，也是腐败的温床，一方面容易滋生采购腐败，很多单位以福利形式体现的“过节费”，同样多的现金零购也可以买到更多东西。另一方面，造成国家资产流失，因为垄断导致下游企业成本攀升，竞争力下降。最有保障的事业单位员工“工资基本不动”，对拉动内需也不利。发卡消费比发实物是巨大的进步，只要用卡消费的购物中心定价别太黑。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物价越高的超市，用购物卡（不是银行卡，不允许换现金）购物的越多。除了采购猫腻，我想不出更合理的解释理由。记得政府曾经屡次打击发卡销售，不过似乎作用不大。一个简单的提议：允许购物卡拥有者随时可以把购物卡换成全额现金，阳奉阴违的超市等一律停业整顿即可。
郎咸平说只要主管有良心，国有企业没有搞不好的，是有点夸张的事实，但他提升不了国企领导的整体觉悟，也解决不了国有企业的人浮于事和整体低效。如果搞好国企的基础建立在垄断资源的前提上，因此亏损的民营企业是否应该承担风险。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竞争，某种意义上是裁判兼运动员和运动员的较量。张五常开过药方，是否能“治标”不试验不知道，但的确是对症下药。何新过去攻击张五常误导中国，我认为他选错了对象。
一般来说，一个行业或一类产品监管越死，权力“寻租”空间越多，人民可能受到的伤害越大。过去美国禁酒越严格的某些州，走私酒越严重，走私者和某些支持禁酒的议员关系密切。中国古代，盐价坑人，盐业官员层层剥皮，“专卖”是罪魁祸首。花大力气“扫黄”的地方，肯定是“繁荣娼盛”，禁绝不了很可能是为了“细水长流”。有的地方执法机关大楼有“嫖客打的桩，小姐上的浆”之说，有的地方一名小姐贡献“顶二十头生猪”。很多半公开但政府明令禁止的项目往往不怎么光彩，譬如卖淫，如果合法化了，主管的腐败官员好处就要大打折扣不说，以前能经常免费或优惠的也不敢享用了，卖淫合法化的文明国家，官员嫖娼一样要被处分或辞职。普通乘客买不到票，票贩子买得到，年年打击票贩子，回回长假接触票贩子，仅仅加收少量劳务费的穷学生却落入了法网。有的地方出境车辆不得中途上人（即使上座率不满），因此浪费乘客的时间、精力、金钱，肯定远高于主管部门的收益。每年一度的“审车”，如果工作日天天办公，车主可以随时上门，取消所有的“代办”，就算多收点小费（但要明码标价），“冤大头”也高兴。打击票贩子，售价XX元以上的有座车票和身份证号打在一块即可，不一致的撵下车，短途票取消座号，有座票加两元服务费，相信可以有效遏制倒票阵线联盟。
有公安干警称“警匪勾结”是因为“待遇太低”也许是事实，但为什么不能辞职另谋高就呢？假如强奸犯说因为没钱嫖娼所以要强奸，是否应该酌情减刑？有的执法机关为下属制订“罚款任务”，没听说有多少人完不成的，改成**公司比**局也许更恰当，还能增收所得税。执法人员兼业务员，根据完成的“罚款任务”拿提成，执法能公开公正才怪，能让执法对象信服才怪！不知道各部门巨额罚款都干什么用了，窃以为，政府部门经费来源不是税务局提供，政府任何部门以任何方式通过税务部门以外敛取费用，都是人民的负担，如果不提供缴税而不是缴费凭证，多半应归入“乱收费”。政府开支不走预算，国防、外交和部分高科技研发支出以外不向人民出具支出详单（网上公开最合适），都是腐败的温床。卡拉OK征收版权费用，绝对应该，不过收了以后怎么提供给歌手或唱片公司，则需要翘首以待！
不知道城管薪水怎么算，被尿水侮辱的城管提东西去肖女士家，有评论反问城管送的东西要不要花钱。我可是经常目睹“执法车”收拾并不影响市容和交通的小贩甚至商铺延伸的柜台了，“缴获”的东西之多，人抗肯定不行。也许有时候，罚款是必要的，但最起码从银行走帐，借机中饱私囊的执法者一经查出，“永不录用”，否则“以法治国”是很难健全的。不能“以法治国”，真外资也不敢轻易投。
学杂费终于要取消了，贫困学生的书本费也是不小的负担，记得当年书本费比学杂费高。从小学开始，教科书定价比更多字数的小说高，而小说的发行数一般只有几万册，同类教材稳定发行量应该是中国每年新生儿总量的90%，另外10%考虑到少数民族语言区和辍学儿童。发行量十万份左右的日报，纸张成本一般能占到总成本五成以上，教材是一次发行量2000万册左右的年刊，估计每册教材（发到学生手中）成本=印刷纸吨价×某一系数（估计1.5以内）÷每吨册数。《著作权法》规定，为教学和研究，“少数复制”是合法的，如果把“少数”去掉，允许印刷厂直销教材，学生家长的负担会更轻，如果教材直接全免费更好。
“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解除不合理的限制，在不损害他人和公众合法权益前提下可以放手干，有本事和肯吃苦的人自然会过上好日子，凭着权力吃拿卡要的小爬虫位置自然不再热门。思想是不用“解放”的，脑袋里想什么只要不付诸行动，统统不违法。什么贪污索贿，男盗女娼，利益交换，媚上欺下，如果仅仅停留在思想阶段，对乌纱帽的得失统统不要紧。宗教是教导人心向善的，天主教徒犯罪停留在思想阶段也是犯罪。从这一意义上，宗教对社会纯洁有很好的帮助作用。
中国公民勤奋却潦倒，很重要原因就是资源被行政手段浪费了。油价上涨，与其给出租司机补贴，不如减少甚至取消“份子钱”，那样乘客、司机、交通状况都会受益。应对春运和两节客运，如果允许所有乘用车登记以后即可加入，在指定地点设立停车点，明码收费，民工滞留危险会立即缓解。
政治教材里，资本家宁可倒掉牛奶也不给穷人，海外文摘中，部分发达国家小孩初生就有免费牛奶供应。近几年没有看到发达国家资本家再把牛奶倒掉的报道，国内“牛奶浴”却吸引了无数眼球。迄今为止，还有几千万吃不饱饭的中国人，把牛奶给他们也好，我敢断言不能每天喝到牛奶的中国人占绝大多数。
王安石变法，不少新法帮民不成反害民，很大原因就是与民争利，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环境。具体执法的基层干部打着新法的旗号强行交易，中饱私囊。王安石按照某些治标搞“一刀切”的政绩考核，加深了祸害的程度。国库里钱少了不好，钱多的基础不扎实更不好，靠搜刮聚敛只是驴粪蛋子表面光。“和绅跌倒，嘉庆吃饱”，无论和绅脏产入不入官，脏产越多过去老百姓的苦头越大。“肉烂在锅里”聊胜于资金流失海外，不过仍然会激起民愤，满清中叶“肉烂在锅里”比例更高，白莲教起义、回、苗起义此起彼伏。设想一下，一个因贫寒卖身的妓女，经常接待又老又丑又变态还不中用的老贪官，即使“恩客”很大方，妓女文化不高，她会认为社会美好吗？
秦、隋的大粮仓，政权灭亡几年后还有很多粮食，还不如散尽了延续统治。雍正年间暴增的库银，来自“追赃”当然很好，要是有来自加强搜刮的成份，还是别给他翻案了，这样的“榜样”是老百姓的祸害。《雍正王朝》里山西的银库是临时借来充门面的，雍正末年（历史上是雍正执政中期而不是末期，电视剧在撒谎）清朝中央暴涨的存银，又怎么知道不是？很多对皇帝正面描写的电视剧，水灾时候钱、粮两缺，乾隆年间的财政紧张，怎么回事？很可能为老爹遮丑导致！
大范围的腐败，中央从来逃不了责任，南北朝时期，高欢为了部下效忠，纵容他们贪污。明代县太爷的实发工资不够全家吃饭，初期不做官还要杀头。不下反腐败的决心，自然遏制不住腐败，下决心以后，不用发动安置不当的退伍兵和失业大学生搞阶级斗争，一定级别以上干部轮流整风即可。张献忠杀了不少官，不过四川大屠杀应该有不少是满清的污蔑，《蜀碧》记载的死亡数比当时中国人口还多，张献忠死后十几年满清才平定四川，然后是“湖广填四川”。虽然“七杀碑”不是张献忠立的，不过稍作改动可以作为给贪官的警示：“民供万物予官，官无一善为民，抓、抓、抓、抓、抓、抓、杀！”几年前，时而看到轮子功乱发的资料，最近在省城闹市街头，已经出现了“一代女皇定江山”“专制是万恶之源”的煽动了，不得不为祖国和平发展恐慌。本市的治安在全国还是公认比较好的，几年来在报社等政府单位门口，收到反政府资料也不稀奇，最震惊一次，是在小巷里看到印刷精美的《九评共产党》小册子封皮，个人估计，本市市区至少有上百名地下人员，专门发放、涂写反政府资料，如果是业余人员至少要翻三倍。
“父母官”或“公仆”干的怎么样，治下的人民最清楚，干得不好能通过合法手段轰下台是最好的监督手段，等上级领导纠正，人民的损失要多很多倍。对垄断企业加收“暴利税”就是一个很幼稚的想法，取消垄断多好，加征“暴利税”等于变相承认了垄断暴利是合法的。部分地方征“三陪税”，小姐们据纳税证明明目张胆的质疑扫黄队伍，到底以谁为准？
社会发展到今天，任何一个经济领域的变动，都可能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曾经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也已经深深融入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虽然免除了“农业税”，但如果农资价格居高不下，农民还要忍受事实上的“剪刀差”。农业的高产，离不开化学肥料，国内农业主动力是柴油和电力，氮肥主原料是煤炭，磷、钾主原料是矿物，对铁路的运输需求很高，农资价格不下调，农产品涨价的收益大部分会重新落入垄断组织的腰包。作为农村最重要现金收入来源之一的养猪业，依然要缴纳“生猪屠宰税”，不知道这算不算农业税，是不是农民的负担？打击“黑猪肉”的报道屡见不鲜，却没有看到一次“黑猪肉”质量差的说明，交过税的“瘦肉精”“放心肉”却放倒了大批无辜市民。也许为了照顾伊斯兰教徒和牧民，目前没听说有“牛羊屠宰税”，全国农民沾了一点光。庆幸鸡鸭屠宰比较方便，否则也纳入屠宰税范围，肉蛋岂不是要大涨价了，不过城市鸡鸭屠宰场受打击的报道偶有所见。消除垄断，打破对国民经济有害无益的条条框框，是精简编制外冗员的必要举措，也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烟、酒、高排量轿车、夜总会服务等与民生必需品关系不大的奢侈品，垄断就垄断吧，取消发票抵扣就行。
改革虽然温和，但也“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指望既得利益者们主动放弃自己的赃款是不行的，强制执行可能引发抵抗，而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使取得一时的成果，能不能保住也是问题。凡事要讲究方式方法，同样是削藩，晁错被效忠的主子腰斩于市，主父偃的“推恩令”却大获成功。推动落实到基层的改革，还得发动群众。毛泽东1948年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意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
历史证明，指望个别清官往往源于腐败横行，从战国开始，中国官员的职责范围就细化了，没有同僚配合，腐败严重的时代“清官”想把工作做好是极其困难的。“清官”是腐败社会的副产品，明清清官题材的戏曲评书最盛行，腐败也最严重，“青天”和“侠客”是无奈百姓的精神寄托。一个官员作清官是他的本分，如果把本分作为终极目标，不如早点回家卖红薯。领导组织活动能力不强，很多工作是很难做好的，也许是“清官”，但“清官”不等于称职的官员。清官是合格官员的最低标准，能员循吏才是老百姓的福星，“高薪养廉”可能实现，但廉洁和称职是两回事，廉洁不干实事也是浪费民脂民膏。北宋“冗员”早期清廉，一样是人民的负担，满地清廉不必所谓的民主化也可以实现，战国时期秦国独裁，中下层官吏公事不敢拖到第二天处理，更不敢用找“火星人”、“银河系”、“宇宙局”搪塞。因为极端专制，秦国围绕政治权力的高层腐败依然存在，不过放孟尝君归来应该是有意为之，秦人决策者不会傻到被鸡鸣狗盗之徒牵着鼻子走的。战国七雄，韩、魏重用法家更早，魏无忌手下门客和韩非子却不为本国重用，商鞅敢把公子虔鼻子割掉，魏无忌某种意义上在魏国是不法之徒。“以法治国”首先要做到“依法治国”，皇亲国戚马夫太监管不好，法制就是苛政，靠道德治国也是笑话。只拿为求温饱不得不忍辱摆摊的小民开刀，没遭遇群体反抗是幸运的。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写道：“即使是在英国这个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机关不越出法律的范围；否则，按照英国的法律观点，起义就成为公民的首要义务。”
朱元璋登基后俸禄过低是事实，但除了洪武朝，其他时期当官的不是大刀赶上场的，完全可以辞官不干。“剥皮揎草”没有止住腐败，钻研四书五经多年的官员们早忘了礼、义、廉、耻，一个个肥头大耳将军肚，对它们而言，为安全腐败奋斗终身是无上光荣的追求。遏制腐败，群众和下级监督的制度更有效。
有的“清官”，自己不贪污受贿，儿女大捞好处，这样的“清官”不要也罢。有这样一则故事：新官上任问小吏前任官风，答，一年清，二年半清，三年浊。新官感叹，何时熬到第三年？老百姓需要的是能办事、办好事的官员，不是慷慨激昂的演说家。在腐败盛行的国度，一头什么都不懂的猪，只要能学会签字盖章，不管文章多操蛋，只要它不收受贿赂，哪怕整天公款吃喝玩乐，也是清官，圆和的猪腮蛋也很有亲和力。一只普通人不敢接近的狼，如果被任命为官员，再急需通过的申请也不予理会，也可以被认作是铁面无私。
“脏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犹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事故之君子者，何有十分之六七也！”有的“清官”，“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则一府伤，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 ——引文出处《老残游记》
反动统治者最怕的就是被统治者组织起来，日本鬼子先得出中国是“一盘散沙”的结论才全面侵华。很多“英明”的主子树碑禁止结社，反复指示“打击朋党”，朋党也是组织，奴才和大臣结成朋党，主子都害怕，何况人民群众组织呢。朋党有小人和君子之分，对付朋党最有效的手段是另外的朋党，不过历史上，独裁者往往利用小人打击君子，“君子之党”得势后也干出不少党同伐异的事情，为保证国运绵长，多个君子之党并存是必需的。
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打土豪、分田地”之类的简单口号比马恩列斯全集杀伤力更大。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威力的核心不在于甘地的威望，而在于共同的不合作纲领。松散的同盟会，在反清问题上是一致的，在清末，谁先提出“驱除靼虏，恢复中华”都是清廷的噩梦。有共同的纲领就是组织的表现之一，大烟鬼似的小流氓敢收“保护费”，倚仗的也是流氓组织。家庭也是组织的一种，中国农村弟兄多的家庭说话相对硬气。政府也是组织，是组织的组织，政府的威力首先在于有组织。军队也是组织，相同装备下，组织个体越强悍，组织纪律越严明，军队战斗力越强。汉族聚集区少数民族受照顾，一是政策原因，二是其组织性，“齐心”就是组织性的一种表现。治安混乱的边疆地区这类问题反而淡化，估计有组织受到限制的缘故。相反，支边兵团是有严密组织的，有时候还要压制少壮派的情绪。
“团结就是力量”，这里的“团结”指的不仅是人的相互关系，更重要的是组织状态。组织越强大，能提供的支持越多，不过组织普通成员未必是受益者，就像传销的金字塔结构，最下层参与者只能是奉献。构成物质基本单位的分子原子，内部的原子核、电子（更深一步的有夸克）并不稳定，却不影响原子的致密状态。很多退休官员“人走茶凉”，以前人们看重他的，表面是职位，实质是提供职位的背后组织权势。如果城管扒下制服，不开有标志性的车辆去打、砸、抢，哪怕平时再勇敢，“收编”前再臭名昭著，“战斗力”也会大打折扣的。
在古代，小官吏的好处来源是利用“合法伤害权”敲诈勒索，大官贪污受贿并举，古代出了秀才满族欢庆，是因为对小官吏的“合法伤害权”抵抗力增强的缘故。现在对官员的监察，似乎老百姓说不上话，上访信往往也转回原处处理。个体户之所以被歧视，公务员之所以被看重，是政治地位和所属组织导致的差距。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凭借权力吃拿卡要的大小污吏们做坏事就要掂量掂量了，说不定会主动夹起尾巴做好人。如果独立工会、独立农会兴起，欠薪的黑心老板、横行乡里的恶霸就成为过街老鼠了，谁当它们利益代言人也撑不起架子，当然这会降低部分官商搜刮的效率。
发动群众自我组织不是鼓励立即组建反对党，那样会引发不可控制的局面，被逼到绝路的执政党不会容忍。而是鼓励弱势群体小范围的互助，针对对象是那些狐假虎威捞好处败坏政府形象的小蛀虫们。鼓励没有职务的基层党员发挥先进带头作用，参与全民互助，也是发挥基层自发组织的重要举措。这样范围有限的组织不会带来混乱，反而会加强中央政府威信，容易令行禁止。没有公开组织一样可以产生暴乱，如果基层组织不完善，往往难以遏制暴乱于初期。太平天国被镇压，打下武昌没有立即北上的战略错误是主因，50万大军迅速席卷河南、山、陕，阻断山东交通，瞅机会威胁北京，湘军出场的机会也没有。虽然洪秀全肯定不是后世贬损的那样不堪，先东征后北伐也有稳妥考虑，但占领南京后主力不尽早威胁北京肯定是错误的战略。苏东巨变，波兰有团结工会，苏联没有，有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各级干部。参政组织太弱，方 励之鼓励的先入党再反党就更有可能，叶利钦第二或李 登辉第二就更容易出现。
个人认为，一个官员政绩如何，首先应该看他上任一定时间以后，治下人民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改变，即使因为“单一经济”和“宏观调控”导致经济下滑，主要责任不在他，但大部分时候是适用的。本条对屁股没坐热的官员考核就免了，治理小地方上任就乱弹琴肯定是不行的，旧有的惯性不是个人力量一下子所能左右。老百姓对长期不见政绩的官员一定要抵制，否则就要调职或为退休后事安排了。政绩考核不用看GDP和引资数量，看当地（县级及以上）每日个人存款总量变化最管用，适当结合个人存款区间分布图。还有就是完全放开户籍的种种限制，根据公民“适彼乐土”的流向变化评判官员政绩。
在普通公民素质高到一定程度前，公民定期选官员上台不如官员由延续上级集体委任，公民定期（每年一次甚至每半年一次）选官员下台，根据相关官员的表现，投票分为“建议褒奖”、“留任”、“建议转职”、“开除公职，用不叙用”四种，“建议转职”和“开除公职，用不叙用”票数之和高于实际投票数的50%一律停职，“开除公职，用不叙用”票数达到实际投票数的25%就永远开除公职。
如果放开小范围的下层自发组织，工作不忙的党员带头也在其列，牺牲的最多是小蛀虫的利益，推行阻力应该非常小了。如果这点也做不到，就只能“放下百叶窗，伪装列车在前进”了。对于中高层掌权者，如果是能员，适当的监督督促也有利于更上一层楼。如果行为不够检点，捞得应该不少了，适时收手享受比天天提心吊胆被“双规”安全。我相信，当今的中国有很多怀才不遇的人，但到一定级别的干部，不管给人的外在感觉如何，肯定不是等闲之辈。凭借他们官场多年摸爬滚打的经验，从官场抽身，在私人财产有保障、垄断被打怕的机制下，追求富翁的投资收益更有奔头。
当列车停止前进的时候，无论伪装多么巧妙，如果修理不及时，务实的乘客都会修理乘务员的。苏联巨变没有大规模流血，是因为列车停止前进时，开出距离已经很远了，教育、医疗、住房、水、电、气等福利已经普及，迄今还在运转，俄罗斯财政收入的一大半为居民福利支出。由于一直是计划经济，普通干部和群众的贫富差别也大不到哪里去。看到有的文章询问1960年为什么不抢，作者母亲回答是那时候干部家也找不到多少余粮。苏联已经成为历史，但苏联解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值得今天的中国人羡慕。
2006旧作《把窗户纸捅开》一部分，2007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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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分左右辨善恶
政界、学术界、经济界、外交界有很多“左”、“右”之争，标准混乱不堪，“左派”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是中下层人民利益代言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肯定是左派，只要不是“极左”，左派是有助于共同富裕的。经济方针其实无关左右，只有限制与开放区别，一般适用于商业，计划经济也无关左右。税收再分配区分左右，看看税收是用来花天酒地还是改善人民社会保障就清楚了，很多以“左派”自居的政客是披着羊皮的狼。有的村，集体光环挺出彩，集体所有，看GDP可以说是富的流油，但普通村民花钱得打报告村长批，除了村长等少数人，多数村民像是养在金丝笼里的麻雀，我不认为村领导是左派。北欧左派掌权，税率很高（当然给国民回报也高，没什么苛捐杂税），一样可以诞生诺基亚、爱立信等世界级企业。外交领域的民族主义者一般被称作右翼或鹰派，和政治派别的左右划分无关。左派一般是反政府的，右派多数是统治阶级内部不满者，一方面，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政权是社会秩序地维护者，政府太弱，公民素质不够高，社会就容易陷入混乱甚至动乱状态，特别是在外界引导下。
“社会主义”、“左派”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并不矛盾，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左派只是在再分配时向劳苦大众倾斜，而不是用锯桌子腿式手段限制个人才干发挥。真正的“集体主义”、“团队主义”核心是协作，不是内讧，不是压制精英、庇护无能者的港湾，如果是，“集体”或“团队”领导肯定是自私无能的家伙。“公平”和“效率”也不是反义词，公平对立面是不公，高效最怕官僚主义捣乱，只有通过公平把绝大多数成员积极性都调动好，才能获得最高效的成就。多数怀才不遇的国度，往往是世系或裙带确立的森严等级社会，伟大的农民革命家陈胜说得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只要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怎么能出人头地怎么干就是。社会主义主张“按劳分配”，按劳分配的实质是按能力和贡献分配，反之则是假社会主义。
中国的老右派大部分是过去的遗老遗少，打击过后，“右派”只是称谓而非立场，甚至可能成为新左派的源头，因为失势，体制内的投机者目前多以左派面目出现，利用“双轨制”发财的官商往往是形左实右的右派中坚！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是社会主义加大国沙文主义，何鲁晓夫时期是修正主义加大国沙文主义，苏联的解体是专制和扩张主义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如果北欧灭国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东欧剧变”，苏联主要领导者和受益者都是旧官僚，其他国家是工人和知识分子，当然反对旧政权的主力都是工人，按照列宁的定义，“苏维埃”在苏联早就名存实亡，“剧变”后得益的首先是腐败的旧官僚，这也是前苏联各国复苏相对乏力的原因之一。
欧洲大陆发达国家大部分是左派掌权，美英体系右派掌权的多。好像是法国政客克里孟梭说的，年轻人不信社会主义，那是没良心，老了还信社会主义，那是没脑子。前半句好理解，后半句往往产生歧义被误解，老家伙限于身份没仔细讲，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从人性自私的角度，绝大多数年轻人有社会保障更容易出人头地，因此要支持社会主义。到老一事无成自然还是要支持社会主义，但凡有脑子的，肯定能有所成就，社会主义要把自己的部分勤苦所得救济穷人，阶级属性决定阶级立场，因此不能再鼓吹社会主义！个人万岁是克里孟梭说这番话的出发点，呵呵！同样，还是从个人利益角度，多数既得利益者肯定是反对革命的，一般站在右派的立场上，内心拥护实际的社会整体不平等，如果非既得利益者也站在右派一边，不是被洗脑洗傻了就是天生的奴颜卑骨。在历经无数坎坷后，我想我是一个有脑子有良心的青年。相信有朝一日，全世界人民会唱着“英特纳雄耐尔”团结在一起，进军外太空。
2006旧作《把窗户纸捅开》一部分，2007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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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赤脚医生”到医疗产业化
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全文）对卫生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 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虽然诟病很多，但毛泽东时代的“赤脚医生”还有聊胜于无的，虽然水平有限，当年培训的现在看小病也没问题，另外收费一般不会黑心肠，不过听说进的有些药材不正规，但不是假药，奇怪药品的审批和监管。在落后的条件下，相对于穷人没处看病、看不起病，“赤脚医生”是伟大的创举，况且提出的目标也只是“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前者是早已证明的事实！
对绝大多数老百姓，菜可以少上几个甚至不吃，能吃饱饭就行，衣服可以少买几件，不买名牌，能见人就行，但生了病必须看医生，谈混论嫁得有房子，有了孩子必须供下一代上学，这些，统统已经“产业化”了。市场化是好事情，市场化以后，终于不用领导批条就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三大件了，深夜也可以买到夜宵了。考虑到“产业化”以前，能享受教育、医疗、住房福利的也仅仅是少数国民，更贴近市场经济的“产业化”应该是好事情，但医疗、住房、教育收费已经与市场接轨了，管理仍然处于垄断阶段。
卫生部一次次的下调药价，却不提当初核价的时候高药价是怎么通过的。中国每年批准的新药数量是美国的几十倍，很多仅仅是同一种药不同药厂用不同名称。医药流通环节的黑洞，应该从源头找原因。宣威医疗改革，明明降低成本的采购，却只能用“议价”避开卫生部的规定。几年来，救死扶伤应该惹人敬爱的从业者，却成了怨声载道的“白狼”，龟玉毁于椟中，谁之过？
翻翻报纸，打开电视，广告中一大半与房产、教育、医疗、医药、保健品相关，“产业化”的力量真大呀，大的老百姓无处遁逃。产业化的决策真高啊，高的能影响几代人。产业化的见效真快呀，短短几年间，大部份老百姓就被产业化压得透不过气来。齿龄尚幼，我不知道“产业化”之前，大部分中国人是怎么看病的，只知道“产业化”以后，小病硬抗的太多了。医疗产业大发展，七八十岁的企业离退休老干部医疗费却不给报销了，更不用说已经病逝医疗费还不报销的退休工，不知道他们到底死于贫困还是病痛。如果把企业效益不好作为对退休人员欠薪的理由，他们是否应该为后来人的不肖买单。离退休人员医疗报销负担沉重（对个人和企业两方面都是），一半归功于畸高的医药费，“医疗产业化”以后，很多无良医生不是为疗效开方，而是没病看成有病，小病看成大病，可能是为此，很多医院有限制公费医疗者开药种类和数量的书面规定。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已经十多年，比较健康的老人累计未报销的医药费和拖欠工资也可能上万，即使一次性补齐，也实际损失了70%的购买力。拖欠垄断企业费用要缴纳高利率的滞纳金，拖欠工资的主体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健康的产业化首先是充分的市场竞争，医疗垄断体制下，公立医院向金钱靠拢，“老军医”不承包就奇怪了，军院和武警医院的性病广告等占据了大量的广告空间。据说高质量的青霉素是不用皮试的，在此为厂家提供营销创意一条：云雨过后来一针，减少花柳困扰，**青霉素，免皮试，请认准**制药厂出品。适当增加四环素、螺旋霉素、红霉素系列非处方药剂，谁先采用谁发财，还能帮助卖身助家、卖身助教的少女和性不择食的民工减少开支，增进健康。
只要医疗广告主舍得大量投入，人民健康就得和医院人员的腰包挂钩，“没病看成有病，小兵看成大病”。患者就医，大部分时候只需要简单的检查、吃药、打针，使用昂贵仪器的几率很小。既然如此，完全可以将医院的检查和治疗分离，公立医院免费诊断应该很容易实现。鼓励医生独立开业，逐步取消所有的医院承包，所有医院的医疗仪器纳入开放的经营范畴（收费标准可以自己订，但要公开），穷人“看病难”应该能缓解许多。为防止黑心的“白狼”为恶，每个医生都设立国家统一编号并公诸于网络，如果因水平问题导致医疗事故或乱收费，按规定处罚并公开。不同药厂同一种药不同名称，也由卫生部统一说明其功用、含量等，为避免混水摸鱼，病历填写规范用楷书和行书，收费由计算机打印明细，从信息角度遏制“药价虚高”。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据闻干部医疗费用占公费医疗的70%，为了更好的革命，也为了干部们的身体健康，建议所有医疗费超标的干部（按年龄统一标准）统统内退或转闲职。
上述几条，惠而不费，也不需要争夺公务员的招待费、车马费。当然，“人民的政府为人民”，最好还是拨出款项救治受伤、生育、阑尾炎等患者的，几千万没解决温饱的穷人也最好由政府提供免费医疗。公立医院医生工资，估算大致的缺口，对政府财政影响也不大。
降价药品买不到，大可以在咋呼“医药分离”同时，对廉价药网开一面，所有医疗机构有权同时经营所有规定的降价药品，另外在每座城市设立一家专门的廉价药店，政府予以津贴。一方面为老百姓报销医药费的一定比例，一方面容忍虚高价格的药品肆虐，就像把价格提高然后打折的服装“挥泪大甩卖”，消费者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如果国民都懂得简单的医学知识，医院的压力会小很多。瑞士女公民上学要接受护理培训，九年义务教育，增加医学常识和护理简单技能培训也应该可以。说实话，义务教育教材（中高等教育教材也是）不实用而且重复的文科教程很多，把这些内容更换为技能培养，相信“树人”成果会事半功倍。两年学制的中专卫校，相当课程并不是专业课，把医学常识和护理知识纳入义务教育，应该不会拉长“成材”周期。
教育和医疗负担沉重，相关冗员是重要原因，不教书的和大部分时间不教书的“先生”们太多了，不会看病的医疗行业人员比例更高。他们是老百姓摆脱不了的枷锁，还有交通和通讯部门，某些方面有甚于教育和医疗行业，最困苦的老百姓已经无力感受罢了。
2006旧作《把窗户纸捅开》一部分，2007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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