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我接触的国内知识工人的近期思想动态观察 -- wqnsihs

理论思想越辩越明

玛雅：回到思想层面。前面你说，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伟大的思想，要有自己的一套理念。这种思想缺失，我想与我们在理论上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有很大关系。华东理工大学的曹锦清教授说，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理论话语都是来自西方的“译语”，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也就没有自己的理论创新能力。

黄平：我们不是没有思想，而是自己的话语没有占到应有的位置，部分人因此也就放弃了追求自己的话语乃至话语体系的努力。结果就只是拿别人的，美其名曰“拿来主义”，实际上很多时候无非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永远在后面模仿人家，用人家的理论在剪裁我们的实践，然后不断自我否定，或者用别人的理论来解释、辩解甚至求饶。

在某些领域我们放弃对话语的追求，是因为有一个所谓的预设——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到时候就自然会有思想的。但那是一个经不起检验的假设，并不是随着经济发展，自然就会有精神、理论、文化。这个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过去曾经有一套解释，后来随着实践检验真理的讨论，发现过去的那套解释没走通。从无产阶级革命到三个世界的理论，包括冷战时期和苏联的争论，我们过去是有一套关于世界、关于中国、关于我们自己历史的解释的。后来在几个最基本的领域我们基本上发现那一套不行了，因此也不说了。

政治家可以不争论，埋头做实事，尤其省长、市长、县长，都必须要抓实事。但是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大的发展格局，在理论思想上不可以没有自己的东西，包括国际关系，即使是借鉴别人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借鉴。

玛雅：在理论思想领域，真理越辩越明。

黄平：短期里，1978年一直到1988年，十年摸索，走一步看一步，那都可以，也只能如此。但是我们自己的理论，得有很实在的内容——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科学发展观，得有很系统的关于整个历史的一套叙述。

我觉得，毛泽东的叙述，并不是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比如说，马克思的基本学说是阶级学说，毛泽东是关于人民的学说，他是讲人民革命。而且,在中国,这个人民的主体是农民，这和马克思讲的很不一样，以至于共产国际长期不承认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实践。我们后来无形中也拿回来一个叙述，那就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这其实又是一种叙述，只不过比较简单化，只要用市场化，甚至私有化的办法来发展，最后所有的问题，从民主到法治，到社会公正，到福利保障，都能自然解决。欧美理论思想界形形色色，但一般也没有这么简单地看待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物质生产和民主法制关系的。

我觉得，即使是与时俱进，也要在原有的叙述的基础上前进，包括它不成功在哪，问题出在哪， 而不是简单地放置一边、置之不理。比如，今天去看中苏论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和谁当国际共运老大的问题，当时中国对苏联的批评、对苏共的批评，有很多东西对认识国际形势的走势和下一步的发展是有意义的。包括1970年代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叙述——虽然世界大战还可能，但是世界的主要趋势是和平。毛泽东没有用“和平”这个字眼，他说的是，无非是两种可能，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趋势是革命。他实际上就是说，现在是革命制止战争，不会发生大的战争。这样才有他的整个战略调整，进入联合国，和西方及日本等打开关系，在国内讲要安定团结，并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这些具体政策的背后是有一套对世界的基本叙述的。

这个放置一边是无意的或者被迫的，既和我们自己前30年的实践在国内产生的后果（特别是“文革”的后果）有关，也和冷战结束后我们要不要当头、要不要扛大旗有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个正确的战略决策，并不是西方有人说的那样我们是在耍诡计。但是由于我们把自己过去的叙述放置一边，这就使得比如说一些非常庸俗的“回忆”大行其道，甚至编造出很多野史。而正统的叙述，即使不同意那些“回忆”，无非也就是毛泽东这个人如何智慧、如何会写诗、书法如何好，朱德如何谦和，周恩来能力如何强，刘少奇如何勤奋，而看不到他们关于最基本的近代历史的逻辑叙述。这样来处理整个近现代史，时间长了是不行的。看看西方的叙述，比如美国，从华盛顿、林肯到罗斯福一直下来，好像每一位总统都特别的伟大光荣正确，在个人品质上也不断美化他们；但美国的叙述有一个基本的“话语建构”，从美国建国就是追求自由，到美国是山颠之城、上帝的宠儿，到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到美国因此有责任义务去维护世界和平。美国即使搞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也是有一套叙述的——哪怕其不得人心。我们需要自己的关于历史、关于世界、关于未来的叙述，而且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让别人即使不同意也会尊敬和倾听的叙述。

文化自觉与“中国模式”文化建构

玛雅：所以美国才能争得话语权，占据意识形态制高点，而我们在这方面似乎非常被动，非常无力。

黄平：现在我们的文化部门也在走出去，但主要是办点孔子学院，再搞几场演出，在国外大街上去扭个秧歌、走个高跷、耍个龙、舞个狮子。我们需要一个全方位的总体部署，权衡利弊、长短，才能适应现在的总体外交战略要求。包括制度、政策，如果不配套，结果明明是有主动的一面就是发挥不出来，一直在穷于应付，介绍、辩解，甚至求饶，人家还不买账。有些方面我们其实做得挺好的，但就是缺乏那个“合法性”，自己讲也理不直、气不壮，别人听起来也不合情、不合理。

玛雅：其实一辩解就等于甘拜下风，等于承认他的价值体系。

黄平：没错，一上来就已经输了，整个纳入别人的价值体系里，然后我们是边缘的、被动的。剩下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怎么划清和那些所谓“流氓国家”的界线，证明自己是负责任的。经常还不得不到处去解释，我们不是新殖民主义，不威胁谁……苦口婆心，人家居然还半信半疑。

玛雅：委曲求全说明没有文化自信。

黄平：文化自主性，或者叫文化自觉。缺乏文化自觉，就不去想在文化上怎么构成一支，想的无非就是怎么纳入别人的那套叙述里，快点还是慢点。其实，第一，不可能谁都能被纳入，游戏规则是不能适应所有人的。西方的发展道路，把那四个因素都加进来——经济上对市场的垄断、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文化上的基督教，还有种族，这个是不能普世的。包括人权，也不总是普世性的，要是给世界所有人同样的权利，这个世界就不再是白人的俱乐部了，不再是只由7国集团或8国集团去决定世界上的大事。人权理论如果讲到底，不就是意味着让全世界、让所有人同等地享受大自然和资源、市场及福利、保障吗？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来讲，这可能吗？

加拿大前一阵指责我们没有人权，我们13亿人和加拿大那点人来share（共享）加拿大和中国的一片蓝天，他们会同意吗？经济上和自然资源上那种垄断、优越的地位，怎么能与别人分享？这次拉萨等地的事件也是，西方一些人为什么只是要汉族人给藏族人“同等权益”， 而不考虑西方如何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其他人平等“分享”，这是不是双重标准？

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搞不好确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真正要把它说透说穿，一方面不能否认有的人是非常真诚地希望世界上人权状况有所改善，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有些人确实是拿它做牌打,他们的人权理论是没有办法服人的。何况它们原来的发展道路还不只是建立在人权理论上，很多时候也是建立在掠夺、殖民、侵略上，至少是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上。

玛雅：中国文化有它的独到之处和优越之处，这也是现在一些学者试图梳理和证明“中国模式”的一个原因。你认为，建立中国的话语体系主要是学界的事，还是官方的事？应该由民间来启动，还是由官方去推进？

黄平：主要是理论界，包括广义的思想界、文化界，甚至艺术界、媒体，不应该只是政府的事。

我觉得，社会应该形成一种氛围，有人专门致力于精神生产，而不是个个都去搞钱。现在教育也产业化，教授也去搞钱搞项目，长此以往是不行的。别说是一个大国，小国也得有精神生产和文化建设。这个精神生产和文化建设可不只是吹拉弹唱，去金色大厅唱一场，去香榭丽舍大街走一遭，舞个狮子什么的，而确实是在最高的思想层面，我们得有自己的理论来把历史、现状，并把未来讲清楚。中国的历史虽然有曲折和变化，但是并没有中断，因此我们有这个能力和责任对整个人类发展和未来提供一个叙述。这确实不应该只是政府的事，当然也未必就是中国社科院或者北京大学的事，有可能是在偏远的西南联大，在湖南或贵州山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院，例如当年的长沙师范。但必须要有这个东西，13亿人中得有这个空间，让一些人去从事孔子、董仲舒、王阳明做的事，而不是全民都去搞钱。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在制度框架下要提供这个空间，让一些人去不计名利，不慌不忙地搞理论，不急于应付什么验收，提交什么成果，去评什么奖。可能养一万个人才能出来一个思想家，甚至多少代人才出两三个，但全世界几千年就是这样一个几率，不可能像种庄稼一样，一粒种子下去就结果，精神生成没有这样的。但是你不能没有这个，在制度设计上必须要有，国家失去半壁河山还得开辟一个像西南联大这样的地方，延安窑洞里也还有鲁迅艺术学院和马列学院呢。

玛雅：但是客观上，我们现在从官方到民间，有没有能力承担这样一种的文化建构，对整个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个叙述？

黄平：如果不可能个个政治家、企业家都是思想家，就得有一个理论让他们觉得这是我们的精神，就像以前的儒家思想，还有毛泽东思想。现在也不是完全没有，我们还是有强大的动员力、召唤力的，党内的知识分子还是很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包括现在的科学发展观，还是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合法性的。但是由于内外越来越模糊，你能说服党内干部的东西，未必能说服所谓边缘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你能说服中国人的，未必能说服西方，包括非洲兄弟。这个不是外语好准确地翻译过去就行，我们现在的英语可能很地道、很漂亮，但是外国人就是听不进去。西方某些人是有偏见听不进去，因为从经济到种族那四个原因，可现在连非洲国家的一些人也不像当年那么听得进去。那么就得有一些新的说法和真正站得住脚的理论，至少我们在非洲做的那些事，投资也好，援助也好，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正大光明、理直气壮，另一方面也得让当地人能够接受。

我们现在的落差很大，包括人才落差。有些问题早就看到了，不但中央看到了，做具体工作的官员看到了，学者知识分子也看到了，有的老百姓也看到了。但是一做起来就发现人到用时方恨少，看到问题了，却没有足够的人才去处理问题。这样说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客气，拿我自己有限的经历来说，我1980—1990年代在一些场合，把政府的语言、学界领导的语言忠实地翻译过去，人家还是听不懂，更别说接受，有时候还搞得很尴尬。所以，关键还不是外语技巧，而是要有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和训练，对历史不是完全陌生，理论上要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和方法，特别是还要有一些自己的思想，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新闻发言人说过的话。至少应该做到别人即使不同意，也可以甚至愿意倾听，愿意与我们讨论。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要有所谓的文化自主性，就是文化自觉，有了这个以后具体用什么语言，其实应该是允许很个性化的。我们现在是非常标准化的语言，有的显得很生硬、呆板、枯燥，用再好的英语翻译过去别人也不懂，有时候好事都被说拧了。而所谓的“自由派”经常无非就是完全顺着西方的东西去说，甚至是顺着西方最差的东西去说。

还有就是国外非政府组织的声音越来越大，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呢，声音太小了，经常是没有声音。如果每次都是外交官去说，新闻发言人去说，人家听起来接受的程度就要打折扣。如果是民间去说，比如学者去说，艺术家个人去说，哪怕他是用很独特的语言说，用自己的语言说，效果也会很不一样。我们在这方面社会力量太弱，几十年都是政府包办，政府代言，包办下来的结果就是社会本身的声音听不到，总由政府出面说反而没有得到好的效果。

文化合法性与民心向背

玛雅：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使得我们的言论空间狭小，民间的声音出不来，另一方面，也造成民间没有战略思维意识，以为国家发展战略、政策制定是政治家的专利，和老百姓没关系。

黄平：而且知识分子越来越变成政府的异言人，不能说是反对派，也跟政府不一条心。剩下的就是挑挑毛病，发发牢骚，抱怨自己的待遇，再也不是时代精神的象征了。

玛雅：媒体也是，你限制我说话，我就敲边鼓，得着机会就让你难看。甚至因为对官方不满，即使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事，但不符合他个人的政治诉求，他也要骂。在这方面，我们的媒体比美国媒体差得太多了。美国媒体对国家利益的认同度非常高，捍卫国家利益的自觉性也非常高，他们对政府的批评，一般情况下不会伤及国家的根本利益。

黄平：如果只是发发牢骚也没有什么，有的知识分子为了点蝇头小利而去迎合西方的偏见或利益，这就很糟糕。我们30年下来虽然物质条件大大改善了，但政府给的直接利益（名义工资等）毕竟有限，西方一个什么基金会给点经费，一些人就故意顺着人家去说，甚至故意讨好。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已经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丧失了作为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是非和责任。这个甚至比那种虔诚的、发自内心坚信中国应该全盘西化的还恶劣得多。

玛雅：这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腐败问题。

黄平：我们的传统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治理国家用王道。苏美冷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最后苏东垮台，也不只是经济和军备竞赛，还包括文化上的合法性的丧失。前苏联社会以及东欧社会内部的知识分子，早就认同了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另一套价值。

文化合法性，最关键的是自己要有一整套言说或话语，能够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首先使自己确信这个东西是正当合理的，其次要使大量中间状态的传统知识分子——艺术家、诗人、作曲家、学者，也认同这个东西。这个问题葛兰西讲得最清楚。葛兰西创造了一个说法——“文化领导权”，有的把它译作文化霸权，是不准确的。葛兰西说的恰恰不是霸道，而是王道，是指从社会精英到人民大众自觉自愿地遵从，而不只是统治集团及其有机知识分子自说自话。葛兰西讲的这个问题，也是现在说的很多的话语权，在这方面，我们曾经是做得很好的，那就是统一战线。最后把民心争取过来了。

玛雅：民意调查显示，老百姓对政府的认知度很高，包括美国一些严谨的调查都是这个结论。

黄平：确实相当高。包括基层，几亿农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认同程度非常高。我过去到贫困地区做调查比较多，包括少数民族地区，那里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没有什么动摇。我们确实有做得很好的方面，不只是在经济领域，包括社会领域、文化领域。1949年以后整个这60年，有些是做得很好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很强大，几千年的正统性，后来革命的正统性，都没有被彻底否定。虽然老百姓有追名逐利的，有的知识分子变得离心离德，还有很多贪官败坏共产党的形象、国家的声誉，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正统性还没有被彻底地甩掉。

说到话语权，我觉得对中国来说，现在的关键仍然是把国内的事情处理好，把国内的关系调整顺，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于环境、生态问题解决好，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全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仍然是头等大事。把这些做好了、做到位了，就取得了国内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与响应，首先取得了内部的话语权或文化领导权。当然从客观上说，由于现在内外不分，内有外，外有内，双边多边，传统领域到非传统领域，就使得即使为了把国内的事处理好，也要有一个新的、全方位的战略规划和步骤。但现在真正需要的是重新打点自己，收拾内部，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从理念和思想，到体制和政策，再到行动和实践，以适应和迎头赶上新的世界、新的挑战。

（原载《天涯》2008年第4期）

* 玛雅，《凤凰周刊》副主编。

《毛泽东的美国观》，唐洲雁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唐洲雁先生的《毛泽东的美国观》（陕西人民出版2009年版）是一本纯历史学著作，它以丰富而翔实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以编年史的手法对毛泽东一生认知美国的过程作了目前国内学术界最系统、周密的考察。作者充分利用了自己所在工作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优势，把自己多年编辑、整理、研究毛泽东著作过程中积累的大量资料，娴熟地运用到自己的著作中，给人以很浓厚的历史感。该书对毛泽东美国观的梳理，给予不同学科研究相关问题的人士提供了很多的启示。通读全书，我感觉到，毛泽东认知美国的动因不是简单的利益主义，而是有着强烈的多元价值基础的。这个价值基础就是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

民主主义：毛泽东的基础价值视域中的美国

民主主义是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在学习西方时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深入时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末，有见识的中国人几乎都服膺了民主主义，相信它是拯救中国的根本之图。青年毛泽东自然深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其对美国民主的崇拜足以充分地证明。《毛泽东的美国观》一书用了近3万字的篇幅对此作了详尽的论述。从《盛世危言》、《世界英雄豪杰传》、《新民丛报》等书刊中，毛泽东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民主人物、民主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并表示出由衷的敬意。从提出“联美制日”到组织“问题研究会”、倡导“民众的大联合”、创办“文化书社”、组建“湖南自修大学”、成立“湖南改造促进会”、设想建立“湖南共和国”，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些主张和开展的活动很多都自觉不自觉地受着美国式民主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坦言：“湘人自决主义者，门罗主义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也不可干涉湖南事。”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切不可以今天的眼光视为地方主义、国家分裂主义，这是他在当时中国军阀混战、列强横行的时期用民主主义来解决中国发展出路的一种大胆的设想，是对美国式民主欣赏态度的自然流露。这种没有深刻研究和了解的照搬民主主义的做法，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有着相当的普遍性，属于典型的应急行为，毛泽东的这种行为当然也不例外，也是一种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所必然经历的过程。正如该书所言：“毛泽东在应用和推行美国观念和思想的过程中，也难免表现出为我所用的倾向。对门罗主义乃至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应用，都是其中的例证。当然，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个世界观尚未成熟而又对各种新思潮、新观念充满渴望和选择的新青年身上，应该无可厚非。”（《毛泽东的美国观》27—28页）

毛泽东对于民主主义的再次关注是在抗战时期。面临着国际法西斯主义的横行和国内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遭受了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民族危机。民主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死敌，毛泽东深知此点，所以他在此时期总体上把美国视为盟友、朋友，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命题。在1936年7月，毛泽东就将英、美等国家视为友邦，其基本依据就是他们是民主国家。同年，他就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表示欣慰，因为如此的结果是“四年内民主政治当无改变”，鲜明地表明了他对民主主义的态度。次年他提出要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他在多个场合反复宣扬要“民主建国”，并把争取美国推动中国民主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尤其是在美国居中斡旋的重庆谈判中，毛泽东明确主张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宣布在这个未来的中国要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这个论断可以说是毛泽东对美国民主主义的最高赞誉。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主义是美国最基础的价值，只不过他后来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不是共产党人需要的民主主义。但是在他的一生中，这种民主主义的名词一直在影响着他的事业，只不过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有时甚至是以反面的方式表现出来。

民族主义：毛泽东政治价值视域中的美国

《毛泽东的美国观》一书中在论述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段时间，对美国的认识何以经历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时指出，认为这是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不断调整而相应的发展变化”，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变化“表现出更加务实的特征”。我觉得这个论断是非常准确的。其实，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变化表现出务实的特点，早在“五四”前后毛泽东对西方民主认识的变化过程就表现出务实的特征。在一战前毛泽东那么热烈地肯定美国民主，那么充满激情地讴歌赞颂美国，可是巴黎和会召开后，毛泽东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愤怒地指出：“世界最高的强权在法国、英国、美国”，“美国是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美国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

毛泽东的这种变化乍看起来有点突然，但是稍微了解当时中国和世界背景的人就能知道，这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普遍的情况，其原因就在于强烈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主导的结果，无论信仰什么主义，无论主张用什么方式改造中国，当时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出于强烈爱国的民族主义意识。1916年毛泽东为何主张联美？因为要抗日！为何他在当时赞赏威尔逊？因为威尔逊反对善后借款、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主导了毛泽东一生对于美国的认识。

这种以民族主义价值为视角来审视美国而形成的认识中有好感、希望，也有反感、愤怒的成分。抗战初期毛泽东对于美国可能给予中国的援助给予了很大的希望，而当美国孤立主义占优势、迟迟不予表态时，他慨然地点出了真相：“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就是英美法帝国主义者的现时政策”，“那些法西斯国家和所谓民主国家，都是帝国主义的强盗国家，他们之间的战争，都是强盗战争”。在毛泽东看来，民主国家的民主固然比法西斯国家的专制要好，但一旦它纵容法西斯，那么它就是罪恶，那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只有当这种民主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时，这种民主才是有效的、正义的、有价值的。所以当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签署了《大西洋宪章》，决心共同反法西斯的时候，毛泽东又称美国为友邦了，尤其是1944年前后，他对美国表示出极其友好的态度。1949年后，毛泽东对美国的长期反感、对立，根本起源于美国对于中国内政的干涉，尤其是其阻挠解放台湾。新中国与美国20多年的对抗、隔绝，根本的原因在于民族利益的维护上。所以，毛泽东把打倒美帝国主义视为一个根本的国策之一，也是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在暮年亲自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为的是阻止苏联对中华民族利益的侵害。

民族主义是毛泽东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只有理解了民族主义在毛泽东视野中的地位，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心目中真正的美国形象。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民族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正义的爱国主义。

共产主义：毛泽东的终极价值视域中的美国

在1939年到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由于国共摩擦事件不断而不断地怀疑、批评美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如果说“五四”后毛泽东选择共产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民族爱国主义的驱使，那么经过大革命和十年内战的洗礼，毛泽东已经把共产主义作为他思考整个中国以至世界发展走向的最终价值标准。

从大革命到十年内战，中国共产党人基本把美国与其他列强同等看待，认为：“美国也同样是帝国主义国家，是中国民众的敌人，希望美国来反对日本，等于引狼入室”，纵观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言论，把美国归入帝国主义国家则是其文章中经常的观点。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作为一个现实的目标，但他坦言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当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要中共疏离美国时，毛泽东虽然内心不情愿疏离英美记者，但还是遵嘱在一段时间内不接待这些英美新闻界人士。这样的举动从表面上看是为了获得苏联的支持，但从骨子里看是他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尊重。

用共产主义者的眼光来全面地反视美国，在1946年后毛泽东的生涯中是一以贯之的思想。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坚定地反对美国，称其为反动派、纸老虎，原因就是美国反对中共的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同美国的对峙，原因虽然主要是民族国家利益方面的因素，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否则我们就不可理解毛泽东1949年美国在台湾和朝鲜问题上尚未做损害中国利益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向苏联一边倒了。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是兄弟，是一家人，要不分彼此，这就是典型的共产主义外交思维方式。毛泽东虽然亲自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但在对于美国的定性上从来没有根本动摇过，除了认定其是对于中国构成威胁的民族主义因素起作用外，用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来否定美国社会制度的合理性、长远性也是重要的因素。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北京日报》)

首先我是一个二鬼子....因为我的大学和成人教育都是在海外进行的。

所有的价值观都是西方的，做事做人也都是(COO说我在恋爱的时候是中式的)。

其次，我以前是一个愤青，恨不能杀寇为国。我是一个工科生，为了买房而转型管理路线。

我身边的人都普遍看好TG,以前不喜欢TG的，也不想出国了。普遍都不喜欢开发商所代表的群体。

现在大家都很迷茫,只知道要做好本职工作，进入体制内，然后想办法捞钱...当然我也是在培养和埋植自己的关系....

钱或者房子都是大家的信仰。

因为我个人觉得，只要背叛的代价足够大，没有人能坚持的住，天人交战后都会碰触到自己的底线。

当然作为最后一代吃过苦，看过世界名著的我作为前80后的一员，只有这样的印象...

谢谢大家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