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

阿波罗1号的悲剧在苏联受到了广泛的报道，政府向死难者家属表示了慰问。航天员集体也向遗属们寄去了唁函。尽管我们并不认识这几位死者，但是心中都有物伤其类的感情。

阿波罗的事故也使得我们开始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系统。米辛下令对飞船进行全面检查，最大限度减少火灾风险。外露的走线一律多加一层绝缘层，原来的电视显像管因为产热过多也遭到了替换。

我们私下也对阿波罗火灾事件进行了大量讨论。从职业角度来说，我认为这几个人的牺牲为将来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是从感情角度，我对美国工程师坚持使用纯氧环境的行为极其愤怒。我无法理解，在瓦伦丁.邦达伦科的悲剧发生之后他们为什么不改用我们的循环氧气系统。

美国人一定知道邦达伦科的悲剧是由纯氧环境导致的。我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要是美国情报部门没能向NASA通报相关情况，这只能说明他们失职。

我们看到美国报纸对于太空项目是否会遭到裁撤多有猜测。但我对此很不以为然。美国人已经为太空项目投入了大量资金，不会就这么放弃。而且他们也一定清楚我们这边正在为我们的太空项目倾注全力。俄国人率先登月的可能对美国人来说恐怕比公牛面前的红布还要刺眼。

然后悲剧也降临到了我们的头上。

大卫.斯科特

在阿波罗1号发射前几周，加斯、埃德和罗杰和他们的飞船一起调到了肯尼迪角。吉姆、拉斯蒂和我留在了唐尼市，这时我们三个已经受命成为了另一次更为复杂的阿波罗任务的首发乘员，有了自己的飞船。这艘飞船有功能更强的电脑和更为先进的导航系统。

1967年1月27日，我和拉斯蒂正在进行改进版阿波罗飞船模拟器的混合训练，这时吉姆突然冲了进来。他刚刚接到来自肯尼迪角的紧急报告。

“他们都完了，”吉姆的脸色惨白，“加斯那一组都完了。”

我们谁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我和吉姆异口同声地问，“你说什么呢？！”

“肯尼迪角那边着火了，”吉姆说，“他们都死了。”

我们赶紧从模拟器里爬出来，同时吉姆把他知道的都告诉了我们。发射台上起了火，他们没能出来。三个人都死了。我们全都懵了。怎么会出这种事？回到休斯顿之前我们什么也不知道。马上我们就收到了返回的命令。

我和拉斯蒂找来一架T-38，当晚就飞回了休斯顿。中途我们不得不在厄尔巴索加油。这次飞行漫长得令人难以忍受。我们满脑子都是疑问。我们两个都有过在坠机中丧生的朋友，但这次的事故可是发生在地面的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他们怎么会在发射台上丧命呢？一切都如此的不真实。

这件事登上了全国新闻，所有的空中管制台都知道有宇航员在火灾中丧生。平时空中管制台的通讯都很简短，但这次不一样。自从加入宇航员队伍以来，我们不管飞到哪里都会使用NASA的呼号。地面的人知道我们是谁，于是我们这一路上一直能收到空中管制台发来的慰问，比如“节哀顺变”、“一路平安”等等。他们的评论也是当晚每个美国人内心感受的反应。

我们到达休斯顿时已经是后半夜了，一落地我们就直接回家去陪老婆孩子。现在去慰问死者家属已经太晚了。罗杰.查菲的家离我们家只有两个街区，埃德住在艾拉戈（El Lago），加斯住在梁木湾（Timber Cove）。我们平时与埃德和罗杰两家都走动得很频繁，我的孩子还都太小，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但是第二天我们依然全家登门向死者家属表示了哀悼。然后我们还要筹划葬礼事宜。

上面指示我们统一穿制服出席葬礼。我们都有一阵子没穿制服了，所以只得到处东拼西凑，然后才能动身前往华盛顿的阿灵顿公墓。加斯.格里森和罗杰.查菲都安葬在这里。至于埃德.怀特则根据他的生前愿望安葬在了西点军校。遗憾的是由于工作安排我没能出席他的葬礼。

之前凡是有宇航员前往华盛顿都是在圆满完成任务之后，参加的也都是各种轻松愉快活动。但是1月31日这天阴云密布，又潮又冷，气氛肃穆而悲痛。葬礼十分感人。林登.约翰逊总统亲临现场。读完了悼词，鸣放过了步枪，舒缓悠长的号角声响了起来。这段音乐是内战时期联邦军队的熄灯号。棺木降到了墓穴当中，之前覆盖在棺木上的国旗被细心叠好并交给总统，再由总统亲手转交给遗孀们。

葬礼结束了，我们回到了休斯顿。每个人的心里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接下来呢？我们现在该干什么？我们下一步要怎么走？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中校

星城，莫斯科

我们一直通过《生活》杂志紧密跟随着美国太空项目的进程。很显然，每一次双子星任务的成功都令每个人离发射最新的阿波罗飞船更近了一步，从而离登月的最终目标也更近了一步。

尽管我们在科罗廖夫于1966年1月逝世后的12个月里没有进行载人任务发射，但是但还是完成了一系列无人月球勘探任务。我们发射的探测器进入了月球轨道甚至在月面登陆，为我们计划中的载人登月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我当时正在为了月球任务而加紧训练。为了集中精力与资源，航天员被分成了两个小组。第一组的成员包括尤里.加加林和弗拉基米尔.科马洛夫（Vladimir Komarov）在内，受训操作最新的“联盟”式（Soyuz）飞船进行绕地球飞行。（科罗廖夫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了联盟飞船研发的理论工作。飞船的正式建造在他去世几年之后开始，其改良版本一致沿用至今。）

第二组由我负责指挥，训练科目是乘坐名为L-1或Zond的改良型联盟飞船进行绕月飞行以及乘坐同一系列的L-3飞船执行登月任务。瓦西里.米辛的计划很谨慎，他安排了三次双人绕月飞行任务，每次组员各不相同，最终一对组员将会获选执行第一次登月任务。

最初计划是由我和奥列格.马卡罗夫（Oleg Makalov）于1967年6月或7月一起执行首次绕月飞行任务，我做指挥。这样我们可以于1968年9月赶在美国人之前登上月球。

我们的绕月与登月计划和阿波罗项目有许多相似之处。主要区别在于我们的计划是仅由一名宇航员乘坐登陆舱登陆月球，而另一人留在绕月轨道。因为我们使用的N-1式火箭推力有限。这是当年科罗廖夫为了发射L-3飞船而特别设计的。

为了应对登月时的极端困难，我们通过改装版米-4直升机进行了大量训练。登月任务要求登陆舱在绕月轨道上与飞船主体在极其精确地时间与地点进行分离，然后登陆舱要降落到距离月面110米的高度并盘旋至足够安全的着陆区域，此时航天员要将飞船切换至手动操作并最终着陆。他只有不到3秒钟的时间来评估着陆地点并将其坐标输入电脑，如果找不到足够安全的地点，他就必须操纵登陆舱返回指挥舱所在的轨道。如果说万一登陆舱在环形山边缘之类的地方着地，它很可能因为地势不平而无法再次升空。

为了对这种决定生死的判断能力进行训练，我们先驾驶米-4来到110米的高度，然后关闭引擎，让飞机一路下落，同时还要不断变换下落角度以调节螺旋桨转速。这个动作很危险，平时受到严令禁止。

我们在星城的大部分训练时间都花在了3000吨的巨型离心机上。这是为了让航天员体验重返地球时的重力效应。飞船重返大气层的时候速度要从每秒11.2公里减到8公里，这样才能安全进入大气层。为了减速，飞船要先短时进入大气层，然后弹开，然后再次进入。角度是一切的关键，角度要是错了，飞船很可能在重力的作用下严重变形甚至遭到破坏。

L-1飞船模拟器固定在离心机18米长臂的末端，使我们能练习调整重返角度，并在安全环境下体会角度错误时将要承受的在极大重力作用。我经受过好几次14G的重力，这基本上是人体的承受极限，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承受了极大地压力，体内多处出血。

只有我们这些亲身上过太空的人才能理解目前我们正为之受训的任务有多艰巨，多困难。我们一直不断地就“联盟”飞船及其登月系列的设计与外形提出各种意见，尽管早在当初设计与组装期间我们的大部分建议就已经得到了采用。

进一步的训练包括手动操纵飞船——我们所有的飞船都有自动和手动两种模式。根据飞行计划，大部分动作都是自动完成的，但我们必须能够熟练手动完成飞行全程中的任何动作，以防万一——好比当年上升2号重返大气层时的情况一样。

出了那次的事情之后，我坚持认为，身为飞船指挥官，在飞行期间与地面的联系越少越好——地面能做的无非是用一大堆我早已清楚的指示来分散我的注意力——而且要依靠手动而不是自动。

“只要满足这些条件，”我说，“你随便指给我一颗星星我就能在上面着陆。”

手动操作的最主要方面，也是我们的训练重点，是在任务的四个关键阶段对飞船进行定向的能力。这是通过一架极为精密的六分仪和其他星光制导仪器测量群星位置来完成的。

为了训练对这些仪器的使用，我们在莫斯科天文馆里花费了大量时间。但是在这里我们只能研究北半球的天空。为了了解南半球的星空，我们去了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我在那里组织进行了两次沙漠远足，在凉爽的夜里我们向着南极的方向看去，用六分仪测量那些只有在南半球才能看到的星星。

大卫.斯科特中校

唐尼市，加利福尼亚

我们在1966年初夏来到唐尼市的时候，这里还只是洛杉矶南部的一个小镇。日后北美航空公司（Northern American）将会在这里集结一支三万人的队伍来建造阿波罗飞船。但是目前这里还是个相当偏僻的地方。

我和吉姆.麦克狄维特以及拉斯蒂.施威卡特（Rusty Schweickart）一起成为了阿波罗204（也就是日后的阿波罗1号）的后备乘员。这将是阿波罗计划的第一次载人飞行，要环绕地球长达16天之久。原定发射时间是1967年2月。首发乘员是指挥官加斯.格里森（Gus Grissom），高级飞行官兼导航员埃德.怀特，以及飞行官兼系统工程师罗杰.查菲（Roger Chaffee）。我是埃德的后备。

从接受任务的那一刻起，我们六个在唐尼市基本上就形影不离。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呆在建造车间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基本上我们每天都和建造中的飞船一起度过。车间里甚至还有床铺好让我们过夜，因为有许多测试都要在晚上进行。建造工作一周7天、全天24小时不间断进行，阿波罗计划已经落后于进度了。

我们并不总能在周末回休斯顿看望家人，因为时间不够。有几次我们就近去了拉斯维加斯，在赌桌旁讨论测试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有天晚上我们甚至还见到了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他认为太空项目很了不起。

“你们的工作太伟大了，”演出结束后他把我们请到了后台。“老天，真希望这事我也有份。”

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经常去长滩的体育馆打手球，打完了就去吃披萨喝啤酒。一位太空项目的热心支持者在穆赫兰道旁边有一座大宅子，随时向我们开放。我们经常穿着运动衫和拖鞋坐在游泳池边上，一遍又一遍地分析阿波罗计划的所有复杂细节与各种可能性。

阿波罗任务极其、极其、极其复杂。之前从没有人设计过探月飞行器。设计草图有时能盖过整张桌子，足有20英尺那么长。问题层出不穷，预算大受影响。谁也说不清一共会有多少问题，全部解决又要花多少钱。

作为第一次阿波罗任务的一部分，我们的工作之一是重写阿波罗的操作章程以便到时候解决系统与子系统出现的各种问题。现有的操作章程是由不同的承包商与次级承包商旗下许许多多工程师团队分别撰写的。这些人的文化背景千差万别，使用的术语口径不一，就连制图的手法都是五花八门。必须让实际操作飞船的人来把这所有的材料理顺一遍然后才能用。

这就好比组织一个上百人的交响乐团，其中谁也没有之前与其他人合作的经验，我们要让这帮人演奏交响乐，事先还不加练习。我们刚到的时候，这出阿波罗交响乐可谓荒腔走板。有几个人的独奏还是挺有水平的，但是完全让打击乐部分压制了。我们的工作就是让演奏和谐起来。

所谓的合奏就是对飞船进行十分精密的测试，飞船的每一个子系统都有一个专门的控制台来进行监测，而各个控制台又彼此相连以体现飞船的整体性能。测试的具体方法是通过开关发送电信号以模拟任务的某一阶段。理论上来说，所有的开关都可以通过控制台的指令来激活，而在信号导入太空船之后，开关的输入与输出也可以通过控制台来监测。

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除非测试是由飞船内部的开关触发的，而且触发顺序和操作规程完全一致，测试信号将会忽略潜在的故障从而导致测试无效。操作规程自然是极其复杂的，飞船内部有大约300个开关，每次操作都要用到几十个，碰错一个，整个系统都会瘫痪。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不同子系统的规程不会在操作顺序上彼此冲突且都服从于飞船整体系统。我们还要坐进飞船，根据控制室里测试指挥的命令对这些规程进行手动验证。

这个过程既耗时又费力，尤其是对这一系列的第一艘载人飞船来说。只要出一点问题，整个测试都要叫停，少则几小时，多则几天。导致故障原因，调查方式以及改正方法都会详细记录在案，多方审查并同意通过之后测试才能继续。

当年肯尼迪为登月项目设立的期限是六十年代末。这给阿波罗计划带来了极大地压力。随着飞船构造的日益精密复杂，重新设计飞船成了无法完成的任务。阿波罗的研发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许多双子星项目后期取得的成果——主要是在硬件方面而不是操作方面——无法在阿波罗计划中加以应用。

这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双子星计划中，我们发现最好让飞船的走线在外部的线盒里进行，但是在阿波罗计划当中大量走线都纠缠在舱室内部。从双子星的经验得知，舱门的设计要保证能从内部轻松开启——只需触发门闩就能迅速向外开启舱门。但是阿波罗为了保证舱门的密闭性而采用了由两部分组成的舱门，只能向内开启而且从外部封闭。这个设计也能用，但是需要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才能打开舱门，而且十分费力。

在阿波罗任务当中，打开舱门是坐在中间的高级飞行官兼导航员的责任，换句话说就是埃德和身为他的后备的我的责任。我们经常躺在中间的座位上推举舱门权当举重，这还只是开内侧舱门的情况。

飞船模拟器的问题也是一大堆。项目早期，休斯顿和肯尼迪角的模拟器基本不管用。肯尼迪角的指挥舱模拟器尤其麻烦，大小故障此起彼伏。阿波罗1号任务开始前几个月加斯.格里森被它弄得实在没脾气了，于是在它上面挂了一个大柠檬。

我们都为阿波罗计划感到担心，北美公司不如麦道经验丰富，而阿波罗飞船又比双子星复杂得多。加斯每天都要给阿波罗项目主管乔.西（Joe Shea）递交备忘录，而西则要将这些报道逐级上传至休斯顿高层，同时他还要在日程和预算的双重限制之下进行决策。基本上，我们只能接受目前飞船的全盘设计。

但是1967年1月27日改变了这一切。

所有人都对我们不得不终止任务而感到失望。但是我们的平安返回还是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大家都清楚这次我们有多悬。从如此高速的太空旋转中脱身的机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如果我们没能幸免，谁知道美国的太空计划接下来会怎么样？它很可能会遭到关闭，在查理.巴塞特和艾略特.西发生事故后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的飞船又失事了，再加上之前双子星6号出现的问题，这一后果是很可能发生的。

如果我们没能幸存，他们将永远不知道事情的经过，无法获得足够的数据来确定问题是推进引擎工作时断时续——这直接导致了日后新型飞船的重新设计。他们只会知道我们两个死在了太空。

NASA有许多聪明人，也许他们有能力分析出我们的最终结局，但在那之前这一切都会是个谜。也许九到十年之后双子星8号的残骸会从太空中坠落回地面，被大气层烧得残缺不全。媒体一定会一拥而上，陷入疯狂。所有的参议员都会质问当初为什么要送我们上去。

我相信国会很可能会停止对NASA拨款，这将是对太空计划的致死一击。

迎接我们回来的不是盛大的游行，也不是白宫的晚餐——之前曾享受此项殊荣的有水星计划的乘员以及双子星4号的乘员吉姆.麦克狄维特与埃德.怀特，第一位太空行走的美国人。我们获得了二等功。NASA授予了我杰出服役勋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Medal），空军方面则授予我杰出飞行十字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不是杰出服役勋章，后者等级更高）。我还从少校升了中校，身为平民的尼尔连这个都没有。

倒不是说我们在乎这个。我们以及我们的家里人都对游行之类抛头露面的事情不感兴趣。但是很快我就发现有人开始在我们背后说闲话，说我们不该开启返回系统，搞砸了整个任务。这纯粹是马后炮。我从未怀疑我们从始至终都做了正确的事情，要不然我们根本不会活着回来。

随着太空项目的推进，项目变得越发复杂，压力也越来越大。宇航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也变得越发紧张起来。从项目一开始就存在于我们当中的竞争意识开始向意气之争的方向发展。有人觉得自己应该先上天，所以对我们这些在他之前上天的人心怀反感。尽管我个人并没有十分感受到这一点，但回过头来看这也是很自然的。我们都是些目光高远的人，都想第一个踏上月球。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双子星8号任务结束后尽快返回训练当中。情况也正是如此。

接下来的九个月我们又进行了4次双子星任务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双子星9号的吉尼.瑟曼（Gene Cerman）在出舱行走时面罩内部结了湿气，使他无法背上飞船后部的背包。双子星10号的麦克.科林斯终于完成了一次加长太空行走，但是这次环境控制系统出了问题，结果舱室里充满了异味。两个月之后的双子星11号与阿格纳进行了对接，而迪克.戈登的太空行走又出了问题，船体外部的着力点太少，使他无法在飞船周围随意活动。人们一度担心加长太空行走是不可能的。于是在双子星12号时简化了对太空行走的要求，而巴兹.奥尔德林也顺利完成了他的太空行走。

1966年11月15日，巴兹与吉姆.路维尔（Jim Lovell）溅落在了大西洋。这标志着双子星项目的结束。所有指定任务全部完成。双子星项目为阿波罗计划铺平了道路，这道路指向最终的大奖：登月。

这时我早已返回了训练当中，以求将我想要的大奖拿到手中。很快，迪克.斯雷顿又在走廊拦住了我，还是那句开场白。

“大卫，跟你说个事……”

大约30分钟之后，我们听见了飞机引擎的声音。听上去很近，他们到底还是发现我们了。兴许是飞船溅落时喷射的绿色荧光颜料起了作用。但是飞机的声音又渐渐远去了，可能他们没发现我们，我们的心沉了下去。

我们两个都很清楚海上搜救工作的流程，一架飞机会一格接着一格地检查地图上的海域，飞机很少回到同一坐标，以便覆盖尽可能宽泛的面积。要是飞机没发现我们，他们很可能再也找不到我们了。

尼尔和我都没有放弃希望的天性。我们知道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呆在飞船里。我们两个都不说话了，各想心事。我们知道，这次可能要等很久。

然后大约过了十分钟，我们又听到了飞机的声音。舷窗从水里冒了出来，我们可以模糊地看到几个人影从飞机上跳进了海里。我们终于长出了一口气。至少等他们把我们从这个漂浮不定、气味熏人的舱室里弄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大口喘喘气。

救援人员开始往飞船上固定漂浮圈，不过涌浪太急而且烟气又太重，结果搞得救援人员也吐了好几个。他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时间才完成工作，然后我们终于打开了舱门，呼吸了长久以来的第一口新鲜空气。

原来我们溅落的地点离原定坐标相差仅仅一英里，当时这是有记录以来最为精确地一次着陆。我们这一路的考验马上就要结束了，但还有最后一关。我们必须设法上船，然后才能乘飞机回家。就连这也比之前想的麻烦。

驱逐舰USS“莱昂纳多.马森”号（Leonard Mason）的年轻舰长自告奋勇前来接应我们。事后得知，他的船员一开始并不乐意。之前的49天他们一直驻扎在越南沿海，这次回冲绳做短暂休整，结果又被扯进了海上搜救演习当中。他们根本就不想来，尽管后来演习变成实战振作了他们的士气。不是随便哪艘船都有机会援救失事飞行员的。

三个小时之后，驱逐舰靠近了我们，在双子星上固定了缆绳准备把我们从水里拉出来。但是涌浪不停地冲击着我们。飞船和驱逐舰船体剧烈相撞，甚至撞扁了双子星的前端。情况很危险。尼尔和我别无选择，只能老老实实地坐好，带上护目镜，抓住打开的舱门以确保安全。

尼尔首先打开他一侧的舱门，爬上了甲板，我赶紧又把门关上。抬头看去，能看到他朝下对我招手，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上去的。海浪又把飞船推开了，这时我听见有人喊：“抓住雅各布的梯子！”我根本不知道“雅各布的梯子”是什么，结果越发紧张起来。继续呆在飞船里太危险了，我可不想穿着太空服掉进海里去。

然后有人从上面冲我喊：“我抓住你了，长官！”一个高大健壮的黑人水手探下身子把我拽上了甲板。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穿着太空服的我可不轻快。不过我很高兴他帮我解了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的名字就叫雅各布，从前是个专业拳击手。

筋疲力尽的我们被人护送到了甲板下面的护理区，这里平时是给越南战场上的伤员做手术用的。根据规章，我们必须马上接受彻底的体检。接待我们的是一名年轻的空军军医。很明显，他根本不想加入空军，更不想来越南，更别提跟着驱逐舰跑到太平洋中心等着两个宇航员从天而降了。

但是我们一进手术室他就兴奋起来，他要给两个刚刚还以为自己会送命的人检查身体。他的桌子上一直放着关于如何给宇航员进行体检的操作手册，但之前从来没用过。

很快我又被叫回了甲板，飞船又出了问题。他们用绞车把飞船吊起来时，为了便于操作，一名救援人员爬进飞船并关上了舱门，结果他出不来了。我往下看去，只能看到他两眼圆瞪，拼命试图抹掉模糊的舷窗上凝结的水汽。我教给他们如何从飞船吻部下方拿掉保险栓，然后他们终于把一脸晦气的他连拖带拽地弄了出来。

我回到手术室的时候，尼尔已经脱掉了太空服躺在坐姿上，医生正在给他抽血。船正在颠簸，尼尔瞥了我一眼，意思是“我倒，他检查起来还没完了。”

我们两个都没问题，医生也没什么可做的。终于我们获准穿好衣服并和船长共进东方式晚餐。我们可饿坏了，基本上是来者不拒。我们甚至还在船上小睡了一会儿，尽管驱逐舰在返回冲绳时颠簸了一路。在冲绳迎接我们的是弗兰克.鲍曼（Frank Borman）和威利.绥拉（Wally Schirra），他们当时正代表NASA视察远东地区。我们直接飞到夏威夷，又进行了一次彻底检查，然后飞往肯尼迪角进行任务汇报。最后我们才获准返回休斯顿和家人团聚。

这几天对她们来说很难熬。我们断断续续的信号通过“海岸哨兵魁北克”传送的任务控制中心的时候萝坦就在现场。问题的苗头一出现她就被请出VIP休息室并送回了家等消息。

珍.阿姆斯特朗随后也赶到了我家。两位夫人就这样彼此做着伴。把孩子们哄上床之后，她们就开始了四个小时的痛苦等待，与此同时我们家门前的草坪上挤满了各路记者。NASA基本没透露什么消息，评论员也沉默了。人们都认为我们死了，人人都想抢独家报道。

最后，这场煎熬终于结束了。NASA给她们来了电话：“他们回来了，一切平安。”

然后她们还得应对挤在门外等消息的记者们。

“我有点失望，但是主要的对接任务完成了。他们还要上天的。”萝坦说道，强打出一副自信的神情。

“我很高兴他们平安回来了， ”珍挤出了一个微笑，“今晚的星空格外明亮。”

《生活》杂志在刚才那疯狂的几个小时里一直在保护我们的家人免受闪光灯的轰炸，但是他们也想发表一篇惊心动魄的故事——“‘太空狂野之旅’，尼尔和大卫口述”。

尼尔把这件事一口回绝掉了。他给杂志社打了电话，直截了当地说：“你们不能刊登这个。我们什么都不会说的。这事不成。”

我们决不能让人们对太空项目产生怀疑。要不然不用几天就会有议员开口说活：“他们差点就送命了，我不会再为NASA投票争取拨款了，要不然就是我让我们的小伙子们上天送死，那我的政治前途就完了。”我们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一定要保持冷静。

《生活》杂志采纳了我们的意见，他们没有按原计划做一期专题专刊，而是进行了一次三期连载。每一篇文章都比上一篇更振奋人心。第一篇的大标题是“宇航员情况紧急”，配图是我们与地面失去联系时珍.阿姆斯特朗一脸焦虑地跪在电视机前的情景。

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狂野太空翻滚之旅”——不过配图用的是我和尼尔在“莱昂纳多.马森”号上微笑的照片，缓解了气氛。第三篇的标题是“建设性的教训”，配图是我们两个在休斯顿一脸轻松地坐在轮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