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阿列克谢.列昂诺夫

1965年底，科罗廖夫的设计局组织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晚宴。一般的大工厂大企业，只要厂领导心肠不算硬，都会在每年的的这个时候组织这么一场晚宴。不过我们这个很特别。

局里有五百多人应邀参加晚宴，包括技工，工程师，设计师和科学家。航天员也来了好几个，包括尤里，巴亚耶夫，弗拉基米尔.科莫洛夫（Vladmir Komarov）和我。职工食堂里面收拾一新，桌子上摆满了碗碟，焰火和气球一应俱全。男性大多身着便装，女性则一律穿晚礼服。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夜晚。

由工程师们组成的乐队在一旁奏乐。科罗廖夫和他的妻子妮娜.伊凡诺娃跳了一曲，然后又换了好几个舞伴。他是当晚舞池里的红人。此时的他和工作时相比完全判若两人，十分和蔼可亲。因为事务繁忙，他极少有机会参加这种大型社交活动。不过他在和熟人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会显露出另一面。这时的他很放松，也会讲讲笑话什么的。他是晚宴的核心人物，和他在一起我们都很自在。

那天晚上，我决定向科罗廖夫要一个签名。我以前从没干过这种事，以后也再没有。我把我的一张自照交给他，他在上面的留言令我永难忘记。

“亲爱的罗沙，愿银河无法将你束缚，愿太阳风送你上路。”

那天晚上，科罗廖夫活力十足。他的体型像公牛一样健硕，但是他的健康问题一直不大理想。斯大林时期的古拉格苦役使他落下了许多病根。

晚宴前几周，他被确诊为肠道息肉出血。他于1966年1月5日住了院，这家医院位于莫斯科，专门收治高层领导。几天之后，他获准回家，好和家里人一起庆祝他五十九岁的生日，前提是他要在第二天回到医院进行息肉切除手术。

1月10号那天，科罗廖夫邀请了尤里和我以及其他几位学者和科学家到他家来过生日。他住在一座二层小楼里——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颇为简朴。院子里的花园种着樱桃树，苹果树和桦树，簇拥着长满了郁金香和玫瑰的花圃。这栋房子坐落于莫斯科北郊——其所处的街道现在已经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里是科罗廖夫的私人疗养地。他平时基本没时间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妻子是一位很有造诣的音乐家，夫妻二人都很喜欢看戏，但是都没有时间，于是科罗廖夫就在起居室里安了台放映机，并且命人将他点名要看的电影和新闻影片送到家里来。

尤里和我当晚搬来了一座青铜塑像当做生日礼物。塑像的名字是“前往群星”，上面有全体航天员的签名。这家伙至少有50公斤重，一路顶风冒雪的把它搬到科罗廖夫的家里实在不算轻松。它还从我新买的大衣上扯下来了一个袖扣。

当晚，科罗廖夫敬了好几轮酒。他情绪高涨，对组员充满溢美之词。“我们面前的任务十分伟大而艰巨，”他说，“凭借着彼此理解和艰苦努力，我们一定能克服未来的一切困难。”然后他转向尤里和我，更有感情的说：“今天在场的有两位杰出的年轻人，他们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接着他开始挨着个地感谢我们。他在和我握手的时候说了几句令我刻骨铭心的话，尽管当时我无法完全理解。

他说我的太空行走是他这辈子最后的成就。

夜色越来越深，客人们也都散去了。科罗廖夫把尤里和我留了下来。保姆们把桌子收拾一空，然后端上了美味的俄式馅饼，这是科罗廖夫家私人厨师的保留节目。桌子上摆上了一瓶三星亚米尼亚干邑——这是丘吉尔当年的最爱。然后保姆们都退了下去，妮娜.伊凡诺娃也去睡觉了。

屋子里就剩下了我们三个，这时科罗廖夫的话匣子终于真正打开了。他说话的语气活像一个神父。他向我们讲述了他不平凡的一生，尤里和我很难想像眼前这个人究竟吃了多少苦。

一切都是从当年科罗廖夫从家里被人抓走投进斯大林治下最为偏远冷酷的劳改营的那个夜晚开始的。1938年4月的一个夜晚，一辆汽车来到了他家门前，他还没来得及跟三岁大的小女儿娜塔莎和孩子的母亲，他的第一任妻子西娜.文森蒂妮告别就被塞进了汽车里。然后就是殴打和折磨，以及一位年轻的内务部军官对他无休止的审问。

“想喝水吗？”审问者问他，他说想。他刚刚接过水杯，审问者就把水罐砸在了他的头上。“你们科学家真没出息，一个水罐就把你搞晕了。”他嘲笑道。

对科罗廖夫的“审判”终于来到了。他被人押解这走过一片迷宫般的走廊，最后停在一座双扇大门的前面。门开了，里面是一间灯火通明的大厅，坐姿后面坐着三个人，都是党内的高层成员。一开始科罗廖夫松了一口气，因为这几个人他都认识。中间坐得是人民委员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这三个人后来被称为三人审判团，日后的资料披露，他们是大清洗的幕后推手。但当时科罗廖夫还以为伏罗希洛夫会对他公正审判。

伏罗希洛夫交给他一份文件，让他大声朗读。文件指控他曾经在经手修建一座农业研究所是虚报预算，用多余的钱来造火箭工程和太空技术研究所。他们问他是否服罪。他否认了这些指控，于是三个人中的一个大叫道，“你们这群混蛋全都说自己无罪。先判他十年再说。”

这场“审判”总共持续了不到一分钟。

多年以后，科罗廖夫上位之后，克格勃方面向他出示了构成当年指控的档案。他认识写这些档案的人。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人是谁，尽管之后有人猜测是瓦朗坦格卢什科（Valentin Glushko）从中插手，他后来成为了科罗廖夫的竞争对手。因为格卢什科没有像其他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那样被投进古拉格。

干出这种事的人根本不在意他们对人才的摧残给国家带来了多大的损失，他们不过是一群贪图权势的蠢货罢了。

“审判”之后，科罗廖夫被关到了离西伯利亚科雷马地区的马加丹有一百多公里的一座岛屿上，日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描写过这个地方。在这里科罗廖夫曾经在隆冬时分一连几个月在森林里砍树，或者在矿井里做苦工。劳役强度之大，足以将人压垮。他的身体饱受摧残，。但是随着二战的进程加快，莫斯科开始召集火箭科学家。科罗廖夫也被召回了。

科罗廖夫对他离开监狱的那天早上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他还记得狱友们送给他帽子、大衣和手套来御寒，他还记得监狱的大门是怎么打开的，当他走进阳光中的时候，身后依然在苦苦挣扎的犯人们如何紧紧地攥着劳改营四周的栅栏。

他身上没有钱，于是就设法搭乘了一辆过路的卡车。司机坚持要他用自己的靴子来抵车钱，作为交换他穿走了司机的旧鞋。当他赶到马加丹的时候，这一季的最后一条渡船已经开走了。这条船随后在风暴中沉没。接下来还会发生一连串事件，使科罗廖夫深信自己是吉人天相。

下一班船还有半年才能开过来，在此之前鄂霍次克海都会被坚冰覆盖。科罗廖夫被困在了这里。在-40℃的漫漫长夜里，他流落在街头，寻找栖身之处。他在搜寻过程中捡到了一块新鲜的面包。这块面包就放在两座兵营之间的土路上，前往古拉格的犯人们会在这里做短期停留。他狼吞虎咽地消灭了面包，然后混进了兵营里。

第二天早上，他问犯人们是谁把那块面包放在路上的。所有人都笑了。在这么严苛的环境下，没人舍得扔掉这么大一块面包，而附近也没有面包坊。科罗廖夫不是一个信教的人，但他仍然把这件事当做上天赐给他的征兆。直到多年之后，这件事对他来说依然是个迷。

为了能熬到下一班渡船开来为止，科罗廖夫不得不在当地做苦工度日。直到五月底他才搭船来到了纳霍德卡，准备转乘火车前往莫斯科。但此时他已身患重病，在哈巴罗夫斯克被人从火车上扔了下来，恐怕他会死在车上。

他由于败血病而全身肿胀，牙龈出血，牙齿脱落。一个当地人把他带到了一位地方土郎中的家里。老郎中用大车把他拉进了深山，当时山上的雪都化了，满眼是绿油油的青草。科罗廖夫尽管已经咽不下东西了，还是把嫩草嚼烂了吸吮汁液，直到满口出血为止。青草中的维生素很快就见了效，一周之后他就恢复了，这才继续坐火车到了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之后，上面也不允许他回家。他被带到了一栋孤零零的公馆里，和其他许多知名科学家关在一起。生活条件还算舒适，可再怎么说也是监狱。不过我以为这至少保证了他们的人身安全，因为纳粹德国一直试图行刺苏联科学家和军界要人。

在最初几年，科罗廖夫和他的狱友们见不到家人和朋友，哪怕从公馆十一楼的窗户向外看去就能看到他们的家。唯一的对外沟通方式就是写信。公馆里没有牢房，人们住在集体宿舍里。伙食很不错，在自由时间还可以到围栏圈定的范围以内去锻炼身体，他们管这片区域叫猴子园。

在这里他们全身心的投入了赢得战争的努力之中，设计了大量新型火箭和飞机。直到1944年底他们才获准与家人团聚。

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科罗廖夫获得了红军上校军衔，并被派往德国搜集冯.布劳恩研究火箭的情报。当他赶到德国人的秘密基地时，冯.布劳恩已经投奔了美军。不过科罗廖夫的手下还是获得了不少重要的火箭制造材料和技术人员。1946年返回莫斯科之后，科罗廖夫就成为了新成立的设计局局长，他俘虏的德国工程师们则成了他的手下。

我们的国家受战争的蹂躏比欧洲大部分地区都严重。两千万人丧失了生命。很难想像，像科罗廖夫这样饱受迫害的人会如此全身心地为实现这个迫害过他的政体的目标而工作，但是大多数苏联人都有极强的使命感，急于重建家园，振兴科技，保家卫国。火箭科学正处于这一大潮的前沿。

科罗廖夫关于研发新型火箭的许多想法都是革命性的。一开始他的同事对他都抱有怀疑态度，但他很快就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当时的首要任务是研发洲际弹道导弹。科罗廖夫依靠SS-6 桦树火箭 (R-7 Semyorka) 做到了这一点。1957年8月，他成功地将一颗模拟弹头从拜科努尔发射到了堪察加半岛，航程6000公里。美国人直到一年之后才成功进行了类似的发射。这是两国军备竞赛的开始。

但是即使在当时，科罗廖夫就已经开始着眼于更宏伟的目标了：太空飞行。直到1957年秋天“旅伴一号”升空时，他才彻底恢复名誉。接下来的九年里，他向所有人展示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坚韧毅力。

大卫.斯科特

我刚刚从澳大利亚返回休斯顿，就被人从执行任务的兴奋感中拉了出来，投入了另一项所有航天员——我认为没有例外——都不会喜欢的工作，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去做旅行推销员。我们称之为“桶中一周”，除了极少出现的亮点之外，它的大部分时间都充满了令人头大的琐事。

桶中一周的主要内容是作报告，所有宇航员都躲不过这一关。每过几个月，我们就会抽出一周时间，走遍美国各个角落。从路易斯安那到印第安纳，从加利福尼亚到密歇根，我们每天至少要做三场关于太空项目的报告。NASA需要议会的支持。如果我们向地方议员提供支持，他们会更有可能投票支持更多的资金。

偶尔也会有轻松时刻。我记得很清楚的一回是在路易斯安那，上面叫我陪同一位年轻美女“迪克西假日小姐” 一起去参加舞会。我挽着“假日小姐”的胳膊下了汽车，面前站着的正巧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克拉弗特（Christopher Columbus Kraft Jr），NASA的传奇人物，还有他的妻子。克里斯一看见我就乐的合不拢嘴。

“很高兴看到你工作如此努力，大卫。”他冲我点点头，煞有介事地眨了眨眼。

能亲眼见到民众对太空项目的热情也是很有趣的事——一排排的童子军，或者坐满小孩子的教室，小家伙们根本坐不住，一个个拼命举手，急着想知道宇航员的生活。但是就我看来，我在路上耗费的每一天都会使我偏离真正的目标，也就是尽快证明我有能力上天。

获得任命和在训练中等待任命可谓天差地别——我们一到NASA就体会到了这一点。正式任命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开始期待你来拍板，因为乘员对于任务的筹划很有发言权。某种意义上来说，你被推到了前台。这使得日常工作也提神了许多。同样，你还可以享受大量的优先权限，休斯顿载人航天中心的任何资源只要你提出来都要由你先用，不管是模拟器还是能将你载到为了进行某项特别训练而必须的任何地点的T-33飞机。

我的背景，从游泳的经历，到西点和麻省，再到爱德华，使我养成了很强的竞争心。NASA的成员都是这样，我们的眼光都很高，都想把别人比下去。我们不管在做什么的时候都忘不了这一点。

就连平时休息的时候，我们也想在体育比赛里取胜。NASA没有正规的体能训练，只有年度体能考试。但是在太空项目刚刚起步的时候埃德.怀特就劝说NASA在载人航天重心后面修了一座手球场和一座健身房。我们一有空就去打两圈。麦克.柯林斯是个左撇子，也是我们当中速度最快的。没人正式计分，但是我们都想赢。这就和争飞行任务一样，万一有人在一边看着，有可能就能决定能否得到任务任命。

1965年，双子星任务的进度很快，自双子星3号开始，八个月里就进行了五次任务。每进行一次任务技术人员就会进行总结，并对下一次任务进行调整。但是所有的训练都是根据宇航员的招募批次统一进行的，除非有人被某一项任务选中。1966年NASA又招收了19人，竞争更激烈了。

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卡纳维拉尔角和休斯顿这两个地方。两个地方的风格和气氛截然不同。休斯顿的任务控制中心以白色短袖衬衣和领带为标志。在休斯顿，没事的时候我们就去陪家人。我们旅行的时间太长，以致很少有空陪老婆孩子。有时我们也受邀参加一些民间活动。在休斯顿，什么活动要是没有宇航员出席就总觉得不完整。

卡纳维拉尔角要放松得多。佛罗里达的标准着装是T恤。我本人有整整一个衣橱的T恤。我们在可可海滩的假日旅馆住过几天。这家汽车旅店曾经由先行七人经营，不过我们入住的时候已经转手了。项目规模增长很快，NASA的雇员人数也如同雨后春笋，NASA对文秘的需求非常大。但是这里并不像一级方程式的赛场，和我们的妻子想得不同，这里并没有成群结队的粉丝团，尽管在发射前夕也会混进一两个来。

水星任务的乘员有生活标准高的名声，这名声多多少少也影响到了我们。不过双子星任务的复杂程度决定了我们没这么多空闲时间。大多数晚上我都是去披萨店解决吃饭问题，一边吃一边看训练手册。有一次一位NASA的官员看见我把标有“机密”的文件靠在西红柿酱瓶子旁边，于是举报我违反保密条例。不过没人把这当什么大事。

1965年那个漫长而炎热的的夏天，种族暴乱席卷了洛杉矶、芝加哥、春田和马萨诸塞。越南的冲突也越加紧张。当年七月，美国已经向东南亚派遣了十二万五千人的部队，战争的初期人们都以为事情大不到哪里去。谁也没想到越战的规模会一再升级，直至对太空项目的经费造成影响。之前赫鲁晓夫下台在我们这里就没掀起什么波澜，尽管也有人担心勃列日涅夫的掌权会让冷战更加激烈。

这些正在进行中的国内事件——以及国际事件——对我们基本没什么影响。我们手头的事情就够忙活了。人人都希望表现出自己的最高水平，好入选下一次任务。

选拔过程十分神秘。唯一有宇航员参与的一次是选拔第一次阿波罗任务的三位乘员。我们没人都要在纸上写下两个名字。写三个没必要，因为我们肯定会把自己首先算进去。我们这帮人从不会假模假式的谦虚，也从来不会缺乏自信。我挑得两个人都是空军飞行员，也是第二批的入选成员。这种事就搞了这么一次。

最终拍板的是迪克.斯雷顿。生杀大权就在他一个人手里。他是先行七人之一，不过因为心率不齐而没能上天。我们很少和他见面，但是身为航天乘员操作组组长的他一直在休斯顿载人航天中心九楼的办公室里关注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阿朗.谢巴德——“大阿尔”——是另一位因为健康问题而不能再上天的先行七人，他作为宇航员办公室的主任主管日常大小事务。克里斯.克罗夫特（Chris Craft）是飞行总指挥，主管休斯顿的任务控制中心，任务一旦开始就由他负责。鲍勃.吉尔鲁斯（Bob Gilruth）是载人航天总指挥，总是一副慈父的形象，动不动就找我们单独谈话，他总会问同一个问题：“你们这帮小子还满意吧？”。

但谁能上天，什么时候上天还是斯雷顿说了算。他经常在走廊里径直走向他心目中的人选，很随便的说：“跟你说个事……”

阿列克谢.列昂诺夫中校

索菲亚，保加利亚

埃德.怀特的太空行走令我吃了一惊。我是在赴保加利亚访问期间知道这件事的。美国人的野心比我们的情报人员的事先预计要大得多。我们之前以为怀特的任务就是开开舱门，往外探探上半身，拍几张照片，再缩回来。我坚持认为，美国代表团在与我和帕沙见面时搜集到的点滴信息对怀特任务的升级起了关键作用。

怀特的任务风险也很大。双子星的构造和黎明完全不同。双子星上没有气密室，这意味着怀特在出舱以前要将舱内空气完全排清。只要出一点问题，任务在开始之前就会以灾难告终。但是就我看来，一切都很顺利。

我当时并没有多少与美国人竞争的感觉，因为我们领先得太多了，美国人根本赶不上。我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人能够重复。我是太空行走第一人。

但是许多西方媒体随后宣称怀特才是太空行走第一人，我的影像是在实验室里伪造的。这些报道很有市场，以至于有一段时间连吉尼斯记录都把怀特当成了太空行走第一人。

NASA从未出面澄清这些谣言。

俄国人有句老话：“狗叫唤拦不住马车队。”这话的意思是，不管别人说三道四，只要你做的对心里就有底。我知道第一人的头衔属于我。

我相信，美国人一直有意培养竞争，纵容误解与妄想。几个月以后我就亲身体验了一回。

八月时我和帕沙去雅典参加国际国际航天大会。美国代表团也在场，其中有德科.司雷坦（Deke Slayton），他是NASA航天人员管理总监，此外还有两名宇航员，彼得.康拉德和戈登.库珀。康拉德在1965年8月刚刚完成了双子星5号为期8天，绕行128圈的任务。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美国宇航员。尽管之前看了这么多《生活》杂志，我依然没什么概念。盖尔曼.蒂托夫四年前在执行完东方2号的任务后成为了第一名访问美国的苏联航天员，接待他的是约翰.格林。两个人处的挺愉快。但那是古巴危机、肯尼迪遇刺、赫鲁晓夫下台之前的事了。随着冷战的深入，双方都疑神疑鬼起来。

我对美国宇航员的第一印象并不好。我们的第一次正式会晤基调就不对。帕沙和我准时出现在了约定地点，美国人却没来。他们的理由是睡过头了。

第二天希腊报纸报道了美国人是如何无理的怠慢了我们。这件事被我们当笑话说了很久：在不可预见的未来，如果美苏进行太空合作，一定不会有什么成果，因为美国人太贪睡了。

两天后我们终于见到了康拉德和库珀。会谈的气氛很尴尬。他们坦言，自己根本没有睡过头，是政府不允许他们过来。

话说开了之后，我们很快就打成了一片。两边的医生和政府官员正彼此咬得不可开交，费尽心思从对方嘴里套情报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好整以暇地喝了四个小时的香槟。我不知道我们究竟是怎么交流的。因为他们不会俄语，我们也说不了几句英语。我们做了很多手势，而且两种语言中大量的航天词汇是同源的，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是同行。

我们四个都开过战斗机，尽管是在铁幕的两边。现在，我们都成为了一个人数极少的精英俱乐部成员，我们都体验过超越地球束缚之外的经历，我们之间的纽带是独一无二的。这次会面十分纯粹，没有什么政治力量能从中干涉。

会面之后，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邀请我们到他的游艇上玩了一天。我们游泳并共进晚餐。分手的时候，我们似乎已经成为了同一项任务的成员。

在雅典我第一次遇到了美国太空项目的总策划之一，韦纳.冯.布劳恩。一天晚上帕沙和我与他和他的妻子共进晚餐，我问了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

“如果美国的科技——按你的说法——真的领先我们这么多，为什么苏联能首先发射卫星，进行载人航天和出舱行走呢？”

冯.布劳恩的回答比我想象得还要坦率。

“纯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是有能力做到这一切的。但是，我们这边大概没有你们那个总工这样的决心。”

就我看来，他和科罗廖夫是惺惺相惜。我也听科罗廖夫用类似的口吻谈论过布劳恩。当年我们差一点就把他拉过来了。不过，不论布劳恩多么出色，也比不过科罗廖夫的天才。

科罗廖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设计师和管理者，他还有从极端艰苦条件下磨练出来的钢铁意志和坚定决心。我们很快就会了解他当年究竟有多苦。

大卫.斯科特少校

载人航天中心，休斯顿，德州

迪克.戈登（Dick Gordon）是第一个冲进门来向我报信的人。

“嘿，大卫，俄国人出舱了你知不知道？报纸上管这个叫‘太空行走’。有个叫列昂诺夫的在太空船外边呆了十分钟。”

一开始我还不信。“你开玩笑的吧？”我说。

不过迪克根本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我们两个共用一间办公室有一段时间了，我知道他不是这种乱开玩笑的人。他是海军的试飞员，和我一样都是第三批，我们在拿骚湾是邻居。此时他双眉紧拧，正想得出神。

我满脑子都是问题，“他们怎么能领先这么多？我们上次计划出舱是什么时候？不到发射双子4号的时候我们都不打算出舱是不是？就算是站在太空舱里只把头露出去也已经很冒险了。俄国人的进度怎么这么快？”

“那帮人的手脚是不慢，”迪克说，“总是压着我们一头。”

我不停火地接着问“俄国人用得是什么太空服？他们的太空船是怎么个配置？什么样的太空船有这种性能？他和太空船是怎么连接的？他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我们这边有相关报告了吗？”

“我真不知道。任务计划分析组那边（MPAD, Mission Planning and Analysis Division）正在忙这个事呢。”迪克被我弄得有些难以招架，“不知道大头儿们现在怎么样。他们这回可吃瘪了，以前他们一直跟我们说俄国人没有领先多少。”

“没有领先多少？！”我一边说着一遍拔腿出门，“这次出舱要是真的，他们就领先大了去了。还有，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俄国人真出去了？”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在太空中漂浮的质地粗糙的照片刚在报纸上发布就在西方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很多人都无法接受俄国人再次领先的事实。他们不相信俄国人的太空计划进度这么快。但是我们对苏制飞船的操作的确一无所知。很快人们就接受了列昂诺夫成为太空行走第一人的事实。对NASA在同年夏天将要进行的类似项目来说，这无异于一针兴奋剂。

此时NASA的重点是双子星项目，这是由十次双人太空任务组成的系列，每一次任务的目的都是为了下一个项目做铺垫，也就是阿波罗计划。阿波罗计划的目标是将肯尼迪的在十年内登上月球的梦想变为现实。但是双子星计划必须先为它探路。谁都不知道这里的水到底有多深。

这是试飞员的天堂。

双子星计划有四大主要目标。第一是证明两艘绕轨道飞行的太空船可以在太空中会合、编队飞行并对接为一体。对飞行员来说没有比这更刺激的事了。其次是EVA——舱外活动（extra-vehicular activity）——俄国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的可行性。第三，我们要进行一次长度相当于登月的太空任务。俄国人在这方面也比我们领先。他们曾经在五天里绕行地球七八十圈，我们这边的记录是两年前的水星项目，戈登.库帕在34小时里绕行了22圈。最后，项目要对从犯大气层进行指导，从而完成精确着陆。

此前我们已经成功进行了两次无人的双子星任务。按原定计划，第一次载人任务，即双子星3号，应当于1965年3月3日升空，刚好是列昂诺夫出舱的五天之后。在列昂诺夫名垂青史之前，NASA关于六月份的第二次载人任务的计划都趋向保守。原计划是，一名宇航员会打开舱门，站直身体，把头部和肩部探出舱外——这是完全出舱行走的第一步。但是1965年3月之后一切都变了。原定计划变得更加大胆，我们必须领先俄国人一步，至少也要并驾齐驱。

双子星四号的成员名单早已经公布了。吉姆.麦克狄维特（Jim McDivitt）和埃德.怀特。两个人都是空军试飞员。我认识埃德好些年了，他早我两年进的西点，后来去了爱德华。他热爱运动，是个天生的领袖，我一直对他另眼相看。在迪克冲进我办公室的那个早晨后不久，埃德就投入了秘密训练当中。一到晚上，NASA的工作人员差不多都走了以后，埃德的训练就开始了。保密工作十分严密，我们想让俄国人吓一跳。

NASA的大部分活动和任务计划都能公开讨论，苏联那边的太空项目则极少公开信息。竞争十分激烈。自1963年肯尼迪遇刺之前起，至1964年秋勃列日涅夫上台为止，美苏双方的官员成精多次会晤，讨论太空合作的问题。这些会谈主要是有肯尼迪对阿波罗计划不断增加的成本与风险的担心而推动的。

尽管在其总统任期之初就声明要将登月作为全国性的目标，并在第二年的公开演讲中明确了这一点，记录显示国会不断增加的压力使肯尼迪开始通过私下与俄国人在特定领域合作的方式来控制太空项目的成本，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建设，比如在通讯及气象预报方面。后来林登.约翰逊——肯尼迪执政时期他是国家航空航天理事会的负责人，阿波罗计划的总策划者——继任总统，加上勃列日涅夫改走强硬路线，双方合作的尝试也就搁浅了。

NASA内部的很多人对于肯尼迪联合美苏共同踏上登月之路的努力都很有看法。他们相信俄国人不会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拿出来分享。比方说，黎明2号舱外行走任务之后美国代表团奔赴莫斯科与列昂诺夫和巴亚耶夫的会面就基本上没取得什么成果。至少所有的信息都没有传达到宇航员团队。列昂诺夫返回太空舱时遇到的太空服变型问题以及他释放氧气的解决方案，不仅会使即将执行第一次舱外活动的埃德大感兴趣，我也很想多了解一下——不过当时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当时我受命担任双子星4号任务的后备舱室联络员，舱室联络员是唯一一个可以和乘员直接对话的人。宇航员通过一个自己认识的人与地面进行单点联系可以保证信息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没有飞行指挥的批准联络员是不能和宇航员说话的。一般来说，联络员都由宇航员来担任。因为飞行员之间有一套很简练的行话，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最大限度缩短通讯时间。飞行员管敌机叫“妖怪”，指示方位则利用钟表刻度。“飞船右方有陨石或不明物体”就可以简化为“三点钟有妖怪”。联络员是个很抢手的差事，人们普遍认为当上联络员就离入选进入太空更近了一步。我们知道，有人正在评估我们的表现，尽管是非正式评估。

作为双子星4号的联络员，我来到了澳大利亚西部的卡那封（Carnarvon），这里坐落着一系列遍及全球的追踪站中的一座。这里有二十多名常驻的澳大利亚籍工作人员。直到双子星4号发射前不久，我们坐上了前往澳大利亚的飞机，我们才获准打开装有任务最终细节的信封。

“好家伙，都来看看，”NASA五人代表团团长埃德.芬德尔（Ed Fendell）一边说着一边把标有“机密”字样的飞行计划书递给我。我翻了翻就理解了他为什么如此惊奇。埃德.怀特要进行一次完整的出舱行走，还要借助一柄能喷射高压氧气的喷气枪来控制方向。埃德之前一直接受的秘密训练就是关于这个。

“当个美国人我太自豪了，”芬德尔叫道，“这回非要俄国佬好看不可。”

双子星4号发射前几个小时，我们花了点时间来安排了几项很动人的传统，这些传统从约翰.格林执行美国的第一次载人航天任务时起就传下来了。作为向宇航员致敬的表示，珀斯市的市民们在载人飞船飞过头顶的夜空时会尽可能地把所有的电灯都打开。澳大利亚人热爱太空项目，要我说，开拓精神是他们天性的一部分。他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在追踪太空船的过程中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后来我发现，把城市范围内的国家电网全部点亮之后，从太空看去，这座城市就像一颗黑暗中的宝石。

埃德的出舱行走从夏威夷开始，到佛罗里达东海岸为止。他玩得十分尽兴，再加上通讯不良，使他没有接到休斯顿催促他结束舱外行走的指令，结果他在太空呆的时间是原计划的两倍。返回时，他发现自己的太空服变得笨重了许多，操作难度大为增加。这给他进入太空船后关闭舱门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发射后大力神运载火箭的位置保持就遇到了困难，计算机故障导致了飞船不得不以弹道轨道返回大气层。但除此之外，这次耗时四天，绕行66圈的任务可以算得上完美。

我作为联络员的任务也完成的很好。我们这边没出差错。我们之前进行的各种模拟已经推演过了一切可能性，成效有目共睹。我们甚至还找来了一名十分和气的澳大利亚大夫来协助我们模拟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疾病情况。不过在飞行中并没出这种事。

任务结束之后我在澳大利亚放松了几天。卡那封就是个小渔村，总共只有一家饭店。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追踪站里和澳大利亚当地的无线电爱好者们混在一起。临行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我们受邀去了一座养羊场，剪了剪羊毛，还吃了一顿袋鼠肉。

这么两边对照着写很好，这段历史是阵营双方竞争的代表。

结果是很有意味的，美国利用这些科研成果继续发展、国家强大，苏联及华约集团却被它拖垮、分裂。

在后续的新闻报道中并没有提到我们的任务中发生的危险情况。就公众所知，我们的任务十分圆满。就当局看来，我们遇到的危机应当交给技术部门分析讨论，而不是公之于众。

依照当时的标准，我们两个都获得了极为优厚的回报。我很快晋升成了中校，我和帕沙都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此外我们每人还获得了一万五千卢布的奖金，一辆沃尔沃和四十五天的假期。假期之后，上面为我们安排了一系列出国访问，参加各种科学及学术研讨会，会见多位外国领导人。我们走遍了整个东欧，还去了法国，奥地利，希腊和古巴。

我们的家人陪我们去了保加利亚，我们开车驶过索菲亚的街头时，人群向天空抛洒鲜花。这些不是有组织的欢迎队伍，就是满心热情的过路人。

维卡得到了一只小山羊作礼物，山羊脖子上还系着个大大的蝴蝶结。但是我们不知道要拿它怎么办，于是苏维特拉娜把它拴在了饭店楼下花园的玫瑰从里。结果第二天早上它就不见了。报纸上的说法是它自己跑掉了。

当天晚上我们和保加利亚总统共进晚餐，他问维卡为什么不把小羊看好。

她直截了当的回答道，“小羊没跑，是您的人把它抱走了，因为它啃玫瑰。”大家都笑了。

对苏维特拉娜来说，集中在我们身上的注意并不好应付。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只要我们出席晚会，总有一大帮女人来找我和帕沙跳舞。

“别把您丈夫一个人霸占了啊，我们都想陪陪他呢！”

苏维特拉娜当时正年轻，有时也会吃醋。很过了一段时间她才逐渐适应。

公众注意的另一种形式是如山的记者。尤里上天回来之后，全国各地的信件潮水一般向他涌来，上面不得不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来处理这些信件。我回到家的第一天就收到了五十多封信。一开始我还打算一一回信，但是很快我就吃不消了，只好交给有关部门处理。

有些信件的内容很让人沮丧，失业的人，住房短缺的人，看不起病的人，都来向我求助。不过也有些信件能让人会心一笑。

“嗨，罗沙和帕沙。”有一封信这么说，“你们的工作风险很大，我的工作风险也很大。如果你们在太空里出了错，就要送命。如果我在工作时出了错，就要坐牢。写完这封信之后我就要金盆洗手了。仅致以最良好的祝愿。”落款是“小鸡”——这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惯窃。

几年之后，我把这封信交给了内务部长，求他查一查“小鸡”后来怎么样了。结果是：自从这封信寄出去之后，就没有“小鸡”犯事的消息。这封信后来成为了内务部博物馆的一件展品。

我们在1965年夏天访问了古巴，当时正是古巴革命周年纪念日。我们和其他大约一百万人一起在烈日下站了九个小时，听卡斯特罗做胜利演说。人群情绪激动，不过当天实在太闷热了，很多人都因为中暑进了医院。我们在古巴时，卡斯特罗经常请我们到他家吃饭。饭桌上他滔滔不绝的谈论古巴的农业成就，比如养猪业和奶牛业，当时古巴有头奶牛一天能产八十升奶，人们还为它修了座纪念碑。

他也谈问题。他对于苏联把导弹从古巴撤走很不满。当时古巴和中国走得更近，两边有许多宣传口号都是一样的。当时中国讲得是世界革命，这很对卡斯特罗的脾气。苏联内部没几个人这么说。我们自己的革命就够忙活了。卡斯特罗有时也会谈到他对苏联的不满以致不屑。我们都假装没听见。他很快就会意识到苏联援助有多重要。

卡斯特罗这人雪茄不离嘴，就算他说话的时候也是一样。雪茄的味道很难闻，像我这种不抽烟的人尤其受不了。结果时我自己为了挡住烟味儿也抽起了雪茄。后来花了我三年时间才把这个习惯戒掉。

除了出国访问之外，我们也接待过美国代表团。当时是1965年4月，我们的任务刚结束不久。我们在一家报社里和代表团见了面，我一开始还以为他们是记者。不过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人都是NASA的专家。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帕沙和我跟他们见了几次面，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把我们的会谈进行了录音，还拍摄了下来。会谈的具体情况则由苏联方面进行报道。

我对返回太空舱时遇到的困难没怎么多说，我不想把自己打扮成什么英雄。电视转播和我们返回两周后的新闻电影也没播这一段。这部新闻电影后来在戛纳电影节上进行了放映，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里向我致辞的镜头。此外还有我们滑雪离开森林的镜头，不过并没说明具体的拍摄地点。

我并不认为NASA把这些见闻都束之高阁了。我相信这些信息改变了美国在太空竞赛中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