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游子哼（0）引子 -- 胡亦庄

传教是个技术性与艺术性并存的工作，只靠语言说是效果有限的，所以音体美各方面也要全面发展。这一篇就来说说美国基督教会的音乐。

音乐不同于语言，没有辩论来往，只有你唱我和，可以让人暂时放下思辨，接受情绪的引导。在合唱时，由于所有人都要按照指挥来演唱，演唱者之间需要团结配合，更是鼓舞教会气氛的有效办法。据说美国教会里，除了房产和存款之外，最值钱的就要数高档音响器材和乐器了，可见音乐的重要。

在美国民间，近几十年里音乐换代非常快，各种风格并存发展，不同的美国人可能对于音乐的偏好非常不一样。但相同的一点是：不喜欢节奏慢、歌词老旧的音乐。如果一个教会的音乐风格保守，很可能就留不住人，于是美国就出现了所谓的“当代基督教音乐”（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

“当代基督教音乐”至少包括美国乡村风格，迪斯科，摇滚，以及一些说不清分类的流行歌曲。这些歌曲的曲调内容，竟然和以失恋为主题的中文流行音乐非常相似，只不过被追求、渴望的不是异性，而是耶稣上帝。以至于一些中国留学生在基督教教堂里看到架子鼓电吉他，台上四五个人的小乐队大唱“我想摸你”(I want to touch you)的时候，都很是惊讶：同样是宗教，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美国流行风格的基督教音乐受众颇广，不但在教堂可以听到，还有专门播放这类音乐的广播频道，金曲排行榜和音乐大奖，动用了多种商业运作的工具。由于美国人一个星期里在汽车上比在教堂里带的时间还要长，所以电台可能是这类音乐的主要阵地，比如一个叫K-LOVE的电台体系就覆盖了全美44个州，播放每天不停。

高效率的运作，结果就是高效率的产出，很多可以称为精品的“泛基督教流行音乐”就这样被传播开来，甚至让不少中国人都很喜欢。比如早期随着迪斯科传到中国的《巴比伦河》，到后期“神秘园”乐队的《You raise me up》，都是基督教背景浓厚的音乐佳作——只不过这其中有些演唱难度略高，不太适合普通人的大合唱。另外还有Celtic Woman等演唱团体，在宗教音乐和商业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以上这些歌曲并不是都始创于美国，但是在美国有较大影响。）

基督教流行音乐的成功也不是每个人都欢迎，对于一些保守的教派来说，这简直就是“信仰的堕落”：耳听着“三俗”音乐心里还能有几分虔诚呢。不过，要放在5百年前的欧洲，目前所有的基督教会都是“异端”，再“正统”的音乐恐怕也好不到哪去。

更何况“泛基督教流行音乐”还算风格主流的，“基督教重金属音乐”、“基督教嘻哈音乐”“基督教朋克音乐”这些风格才是真的小众音乐——只要能吸引到人，美国的基督教音乐一定还可以有更多花样。

在精神食粮供应过剩的时候，美国牧师们开始发现众口难调了。于是音乐偏好相近的基督徒们自由组合，导致不同教会的音乐风格大不相同，喝咖啡的一个教堂，爱吃大蒜的一个教堂，各取所需——不过好处是增加了教徒对自己教会的忠诚度。

相比于基督教会（新教），美国的天主教会的音乐就要保守一些。与影视片里反映的差不多，多是唱诗班或者钢琴/管风琴领唱。正由于这种保守，音乐风格新颖的《修女也疯狂》一经播出就立即引起了轰动。

在美国的华人教会也有中文宗教音乐，但是多属于词调皆平淡的作品。究其原因，人才的匮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中国人对信仰性音乐要求标准远不如娱乐性音乐。

对于身在中国的人来说，这种“标准低”也许不好理解，最好是有一首歌能让中国人和西方人都会唱，才好比较。

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呢？有，《国际歌》。

有兴趣的不妨找一下某期《同一首歌》里刘欢等人在人民大会堂领唱的《国际歌》，还有一首网络上流传很广的《德语版国际歌》。Youtube上有两段美国法国的视频，也是不错的对比样板：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OkSoQapeE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MMsfQ01P9k

对比这些演唱，你一定能想象出美国华人教会唱歌的“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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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大学里，有一个叫“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的组织，他们不涉及宣传宗教，没有牧师和信徒的地位差别，鼓励所有人参加管理会务，成员又都是中国人。按理说这种组织应该比华人基督教会更容易吸收留学生，但实际上这种学生会往往组织松散，有时候不得不主动和当地的教会合作，源源不断地给华人教会介绍新人。

前面说过，教会里经费、人力、物力都比较宽裕：工资稳定的成员可捐出高达百分之十左右的收入，也可以轮流用自家的资源用来招待客人，有些教会还能从其总会出获得特别的资金；又有固定的人员、车辆和活动场所可以免费使用，还可以囤积旧家具待留学生入学时发放。

而相比之下，CSSA里10%收入的捐款显然不太现实；热心活动的大都属于“穷学生”，家境极宽裕的也不来掺和；即使可以从学校、中国大使馆、活动募捐、给中国店打广告获得活动经费，但是这些加起来大概也不会超过一个留学生奖学金总额；而且CSSA多半没有专用活动场所，有事租借，完事走人，说CSSA是“皮包公司”并不算夸张。

这么看来CSSA比较“自由”，而华人教会比较“愚昧”：捐给教会的钱多少归牧师，多少花在基督徒身上，多少给来访留学生“打水漂”，不是很透明；而CSSA里经常要就资金去向问题作交待，学生们都希望钱花的公平，“腐败”大多会被集体谴责。教会基督徒义务也太多，邀请来的新生则来去自由，哪比得了CSSA里每个参与者都有“权力和义务的统一”呢。

但是实际的结果是，美国华人教会不但没有亏本，反而年年人数增加，而CSSA的参与者流水一般的来来走走。华人基督徒在更换居住城市之后，往往不管基督教派之间的差异，很快就在附近找一个中国教会参加；而CSSA里的学生，有些还没到毕业就不参加活动了。

这个现象也许会让人迷茫：以“理性”“自由”“民主”这些概念为主导的留学生群体竟然不能长期团结，反而是信教的中国人就把集体活动给组织起来了？

“囚徒困境”的博弈理论可以从数学角度来解释这个现象：即“理性”个体组成的集体收益反而不能达到最佳，中国的游子们很容易就会落入“理性人”的困境里。

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龙，一群中国人是虫”，有几分道理：如果一群人要形成一条龙，难免个别人做龙头，多数人做龙身；如果每个细胞都非要一样，只好大家都做珊瑚虫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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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发现前面几篇有点偏离主题了，不得不重新整理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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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亦庄:【原创】游子哼（2）教会如何吸引中国留学生里面，有一个内容没说透，就是“知识分子的特殊需求”。这个需求主要是指中国多年教育出来的读书人的几个心理特点，使他们容易接受基督教。

中国知识分子的学习经历的主要内容就是读书和考试，这种生活经历往往让人对“标准答案”有信仰高度的追求。一旦进入美国大学里，或者走上美国社会，标准答案这个“信仰”渐渐的远去了，这些人的心里也就空虚了。

尤其是在美国，学校和社会只告诉你什么不能做，而不是“只能做”什么；科学的逻辑也总是告诉你什么不是正确的、不完善的——在这种开放的环境里，突然有人告诉你“要做什么”，或者“XX是唯一真理”，就迎合了对“终极标准答案”的渴求。可以说基督教的思考方式，正好填补美国大学缺乏“标准答案”的空白。

除了渴求标准答案，中国读书人学习的动力往往不是真的热爱真理，而是习惯于一种生活方式：获得好成绩，受到师长表扬，同伴羡慕（在古代可以等同于“功名”）。也就有一些人，在决定远赴美国的时候，与其说是出于自己对美国的向往，不如说来自身边人对美国生活的向往。于是留学之前他们受到家人朋友以热切期望——尤其是那些成长中受到宠爱的孩子，或者独生子女——留学开始就变成了所在国家的边缘人，不管此前多么合群，也要经过文化上的磨合（culture shock），巨大的心理落差是难免的。

还有一类读书人，在大陆或者台湾入积极参加主流的政治组织，人际生活充实，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到美国，同样成为边缘人——因为美国两党活动都不讲中文，第一代移民要进入这些团体也并不容易。

但是这些中国读书人的智力都不差，学东西上手很快，所以只要加入教会，能很快掌握基督教的专用语言体系，并且能在教会活动力崭露头角，甚至成为核心人员——于是美国华人基督徒里有了不少中国名校毕业生，以及国共两党的前党员。这种希望处于社会团体中心的心理动机，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特殊需求”。

90年代时，中国一些曾经忙碌的中低层干部，在退休之后成为社会边缘，也感到心理的落差和空虚。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参与了flg的修炼，据说由于他们文化素质出众，很快就可以成为一个小圈子里的核心，他们主要的动机仅仅为了被别人一口一个“站长”的称呼，还有那年轻忙碌的充实感。现在看来，这种“特殊需求”并不算太特殊。

再放眼看看，也许除了留学生和退休干部，中国还有很多人在社会剧变里要面临身份认同的问题：有的从老大哥变成下岗工，有的从农村劳动力核心变成了进城农民工，还有的不少老人妇女成了所谓的“留守”人员——于是中国地下基督教把他们当成了主要工作对象，因为空虚的心灵最容易接受基督教。

其实基督教会的发展过程也没有什么神秘，仅仅是把社会里确实的空白填补上而已。从这个角度看，留学生、下岗工、留守农民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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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各式各样的宗教，只有几种主流宗教生存至今，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这些宗教被选择或者被淘汰呢？

胡某对美国基督教的观察之后发现，在“慈善”和“解释死后世界”这两个方面，宗教满足了人类社会的客观需要。

慈善

当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平的时候，慈善往往可以缓和社会矛盾，消化社会动乱的力量。尽管美国的社会基本保障不如西北欧，但是相对发达的教会组织进行慈善活动，提高了美国的社会稳定性。

美国电影《当幸福来敲门》里有个情节：主人公去教堂排队接受过夜的床位，但床位是有限的，主人公没有排到的时候观众第一反应是“运气不好”或者“别的穷人来的早”——教会和捐助教会的人显然不会成为被责备的对象。

除了“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的依赖性，得来较为轻松安心的吃穿同时也提高了他们进行革命的“机会成本”。

有人会认为这仅仅是变相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就错了。因为教堂不等于民政部门，教堂发放吃和穿的同时还会让救济者参加宗教活动，例如祈祷和感恩。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要求公民领取社会救济的时候高呼爱国口号，往往会被认为“邪恶”，但是教会没有这个问题。这些有宗教活动的慈善，既落实了慈善物资领取时的思想改造，还消耗了失业者的时间。

假如没有这种慈善活动，失业者不把时间花在祈祷等宗教活动上，白天到上班族的家里“串门”，夜里上街乱逛，甚至在违法活动中得到吃和穿，那么就演变成土匪——如果这些“土匪”开始抢武器和生产资料，还自学管理生产生活的制度，资本主义体系就可能面临致命威胁。这里“慈善”与“吸收社会多余能量”得到很好的结合，稳定了美国社会制度。

下面两张照片，一张是《当幸福来敲门》的电影海报，一张是当年街头景观。可以想象，美国基督教会的积极“慈善”，承担了多大的社会责任。

解释死后世界

科学角度看，死者不再有“主观意识”。“没有意识”，对于越来越有意识的人类来说很难体会。所以宗教大多用人活着时候的体验来解释死后的世界，例如天堂炼狱，例如阎罗殿，例如轮回。

一旦把生死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就会使人的思维活动发生变化，有关“责任”和“回报”等概念就可以延伸到死后。

中国没有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时候，老子《道德经》有一句：“患莫大身”，意思是当时人最大的担心就是生命。

老子向往自然，提倡无为而治，说明社会还比较原始。后来贫富差距大了，人们发现“草民”由于生命里能享受的不多，似乎“身”比较“贱”，结果就是“患”也小。于是穷人比富人更不怕死，更容易参与起义革命之类的事，社会也就不稳定。

但是有了宗教，一切就不一样了。穷人一辈子“身贱”，但是死后转世成什么，或者能不能上天堂，能不能免于下地狱或者转世猪狗，就看活着的时候是不是安分守己了。这些“等待和希望”打破了“患莫大身”的规律，少量的物质资源能给穷人提供大量精神“幸福”，所以社会的富裕阶层常常有意无意的会资助宗教。

另一方面，中国没有三大宗教的时候，道家的朱子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意思是自己的利益最重要，别人和社会的利益都是虚假的。这种自私，在物质财富匮乏的时候尤其明显，因为一般东西都只能同时由一个人占有使用。

这种人太多，一个国家最先受到损害的就是军队，因为战斗的风险太高。

这个时候，宗教信仰又可以起作用了。通过“生前的损失可以死后加倍补偿”这种观念，有宗教的欧洲国家都组织起著名的军队相互厮杀，例如一战的德法，二战的波兰，现在的中东。

英法德意日等国家，在战争频繁的时候宗教兴旺，二战后宗教规模萎缩；美国成为世界军事霸主后，一改独立建国时对教会干政的顾忌，大力发展基督教作为意识形态——这些都暗示了战争与宗教的紧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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