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所知的小镇上的生活 -- 方解石

第三次，和第二次是很像的，一样的套路，不过时间变成了高中，仍然是教师工资被拖欠，全县教师依然做出了同样的选择——罢工。仍然是老师不上课但是偶尔进班的模式。仍然是罢了两三天，最后以地方上让步补发工资结束。

其实这后面的内容很值得琢磨。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的手机，为何这些人组织的如此整齐？又如何得到罢课但是不放假的共识？虽然老师们不上课为何校长却并未放弃在学校里巡视，而不是慌张地向上反映情况，跟县里进行交涉？或许这种罢课和停课根本就是有组织的，大家心照不宣来忽悠上级赶紧发钱？我不是个中人，不敢妄加揣测。

经历过的就这三次，未经历过的还有一次。这次反应闹的很大，不是一般的大。

事情发生在奥运会期间，据称起因是开发商想征用我们高中的操场，后来引起了校方的情绪，学生们当然是更十分气愤。学生们（据称有几千人）有天（选定在县领导接访日）浩浩荡荡地游行，去找县里领导说理。据说把县政府大院的门都给推倒了，政府动用了防暴警，有人居然对天开枪警示，有那么几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男生居然就上去把枪给下了（强烈怀疑是橡皮子弹的），据某些反华媒体说是有二三十人受伤，我听到的版本没有说伤了多少人，我个人倾向于受伤的人不多。很多人应当是在场面发生激化的情况下互相推揉导致的轻伤，并非是肢体冲突引起。最后县里领导表态操场不卖了，学生们才纷纷散去。

这个事情并不是无源之水。首先我们校园里操场的确整个是靠近环城路，如此人流众多的路边不矗立上一座商品楼，实在是放着资源不利用。这种现象，其实来历也颇值得玩味。

我们学校建于1990年代上半叶，这个学校创建之初，其经费是全县按人头平摊每人几十元钱收上来的。这个钱是明确地告诉了大家要建学校的。这就使学生家长和学生自己心里有一个明确的意识——这个学校是拿我自个的钱建的，因此我说话有份。

当年我们是学校的第二届学生，亲眼目睹了当时学生的自由气氛。有这种民主意识是好事情，但是这种意识的表达方式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当年我们学校第一次招生的时候没有多少人愿意来的。所以校方给予一定的权力：你们有权对学校的工作发表意见。当年我们的校长是一位回族的大伯，姓李，人很温和。

第一届学生“嚣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可以主动罢免老师。这种事情放到某些时代某些学校，如解放前的北大，可能没有啥。放在我们当时的那种社会环境下算是很不可思议的了。

话说有位老师，上课水平一般，虽然人很好，但是学生不买账。于是，一天这位老师上课的时候发现班级门进不去了。门被某些学生从外面用铁丝拧上，学生们在班里坐的整整齐齐，就等着他来，看笑话。这老师一看知道学生不欢迎他来，转身就走。后来校长知道了这件事情，解决之道，是让老师在班里对全班同学做了一次检讨，同时言明要提高课堂教学水平。

最早的那批老师很多是从乡下调来的，有些原来还是教初中的。没有办法嘛，那个时候教师资源很缺的。不像现在。因此一个饭碗很宝贵的，哪能说扔就扔，自然是由着学生，让学生心情好点多考点分数，拿个名次，才有的往下混。

就我在的那三年，大闹没有，但是小闹起先是不断的。而学生们，尤其是精力充沛的男生们闹起来其实很让人头大。半夜号称要追小偷，全楼人敲桌子打盆子，拿着拖把冲到楼下，人声鼎沸地闹上一个两个小时，校长亲自站在宿舍楼下劝大家回去休息。我还目睹过半夜里，一个大大的孔明灯从某栋宿舍楼上直冲云霄的景象，那也是一些顽劣的学生扎的，其实，在当年那种情况下，这个做法是很有火灾隐患的。

破坏公物的现象也是随处可见。我们学校男生宿舍的铝合金窗子一到夏天就不见了，因为卸下来凉快。有个别的好事之徒甚至将窗子从楼上扔下去摔碎，我就目睹过多起。至于晚上回来晚了卸了门进宿舍楼，这更是家常便饭。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一直到第二个校长H上任后才得到改变。

校长H人是很沉稳的人，一直做校长作的很好。后来到我们高中后一年多，居然被调走到一个闲职上去了。这件事情听风评是跟他家亲戚承包学校新建宿舍楼有关。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他的走对学校是一大损失。他这种人在，后来可能就不会出那种事情了。

我们学校建校一年多的时候，校园里还只有几栋楼，当时建校总共用了两千多万，然后就没有钱了，导致路都没有修，一下雨，全校师生几千人就踏着近一尺厚的泥水进校园。后来学校查出来某些领导贪污，其实那些数字放到现在是个绝对不起眼的数字，大概只有几十万吧。但是在那个时候很是震动了一阵子。之后县里给修了路，我们才能不受泥水之苦。

当时操场是修在路边的，和很多学校的格局不同。很多学校都是靠路是办公楼的。这有个来历。当年我们县修这个学校的时候，去周边的县市看了看，发现旁边的县凡是盖楼靠近马路的，每到晚上学生就睡不好觉。因为小地方的汽车没有禁止鸣笛，加上旁边是个环城路过的重型车多，因此噪音太大，空气也不理想。因此，就将操场规划在路边，这样隔着操场，再搞点绿化，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这个想法你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有其他的理解角度。当初留出的绿化带的宽度大约有一二十米，盖上一排商铺，是正合适的。最早的那些领导们的目的未必不是如此，将来盖了商铺，也是一项收入。但是环城路一直没有发展起来，于是那片地也就一直空着，直到后来县城重新规划。

传言中的县城规划是拿环城路作为中心，在老县城东边再造一个新县城的。这种做法可行性比较低。作为一个农业大县，工业不强，本没有必要过多占用基本农田搞像现在的大地盘。而且这个规划居然把工业区统一部署在县城的东南，实在是让人掉眼镜。众所周知的东南-西北是盛行风向，一般搞工业规划要尽量避开的，而且为了用水和废水处理方便，最好要靠近水源，和污水处理厂。结果这个工业区是十三不靠，就躺在一堆农田里，还号称是同济大学的设计院搞的，弄得我现在对这帮做城镇规划的也没有好印象。

无论如何，这次规划完了之后，真的要按此行事了。这就产生了分歧。校方自然想保留操场的，这个操场挺大的，是我们县最大的操场了，一个标准的四百米跑道（当年我们每次暑假结束都要去拔草，没有办法，没有铺煤渣，地太肥，一个暑假草就能长一人高），四个篮球场，一堆乒乓球场，还有边缘许多许多空地。当年都是老师们的自留地。而县里呢，想把操场卖掉给开发商。后来县里强按牛头喝水，说要给学校新划分一块操场，于是就在学校的东边征了一块地。这块地我也见过，大概只有原来的一半大小。校方态度怎么样我不知道，学生肯定是不依。虽然原来的那种桀骜不驯的气氛弱了不少，但是底子还是在的。加上施工人员要平掉原来的操场，挖坑开工（还是在奥运期间，估计县里后来面对学生闹事，更怕维稳不好被上面处置，所以才做出让步），据称噪音挺大的，学生就不干了，遂有此变。

这件事的结局是，操场留下了，校长撤掉了。学生可能除了极个别受伤的，大家继续高高兴兴地使用操场。这看似比较大团圆的结尾，实际上细想来却存在很多忧患。首先是政府的公信力再次受到打击，其次是给学生养成了闹事就能解决问题的心态。

不过我不可惜那个校长被撤。听说，这个校长在任的时候进了很多不三不四的教师，要师德没有师德要水平没有水平。不由得使人怀念原来的校长H，他虽然也会用点小权，但是总体来讲好得多了。H校长所作的渎职，无非是工程，加上儿子高考可能被安排了下座位。工程的事情说起来也不能全怪他，当时H校长承包工程的亲戚是妻妹一家（由此可见枕头风的重要啊），当然这个过程中校长肯定起了作用，结果工程完了之后有人说质量问题（这个不太清楚，但是应该不严重）。

最大的问题是，学校没有钱于是欠着他们，结果他们就雇了人，在本来该是不收费的宿舍门口收钱，一个学生住一年多少多少钱。这个做法挺难看的，因此不知道惹到那些人了，H由此丢了校长的头衔。

至于H的儿子，高考的时候，据称是前后左右都坐上了能考一类名牌的人，他只要稍动笔尖，跟着抄就可以了。他最后上了警察类学校，据称在深圳做缉私警。不知道现在过的如何了。他小的时候蛮顽劣的，高中的时候反而收敛了开始成熟了，希望他是个很好的警察。

第二次经历停课是初二的时候，其实起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欠发工资引起的罢课。这起罢课持续了三天，外界传言是因为县里领导出去参观考察，把财政的钱给花光了，所以没有办法，只能暂时扣发教师工资。不管怎么样，老师们半年都没有拿到薪水，因此全县民怨沸腾。这起罢课貌似背后得到了校长们的支持，因为老师们只是不进班不讲课，围在办公室里或者蹲在家里，而校长并没有站出来公然指责老师不进班，而且是基本上全县统一的，可见教师们自己是有统一战线的。

罢课的日子学生是很开心的，都不用上课了，但是老师通知还要到校。于是教室里就欢声鼎沸，大家都在屋里闹的不可开交。我们班主任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就进班来看一眼，他一进来，大家就静下来了。但是他没有说什么，又出去了。于是大家就继续接着闹。

事实上可以理解县里财政为何困难，我们县130万人左右，县城10-14万，全县公务员，吃财政饭的差不多有三万人。四十个农民养活一个公务员，即使薪水再低，也是要花钱的。我们县是个农业大县工业小县，那些年出外打工的还没有现在兴盛（侧面反映出制造业那个时候还不行），自然是没有啥硬收入。

闹了三天后，老师们开始上课了，工资也发下来了。后来跟班主任聊过这次罢课，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但是班主任并不把我们当成啥都不懂的小毛孩。当时教我们语文的老师姓杨，声音洪亮，浓眉大眼，一看就是那种比较传统比较正派的人，也是我们级段长。杨老师妻子身体不好，没有工作，常休病假，他每天上完课还要回去洗衣做饭，照看孩子。

我班主任说：“你们杨老师省吃俭用攒了几千块，本来是要翻盖房子的，这几个月全填到牙缝里去了。其实，别看大家是在罢课，哪个老师愿意离开班级？那个老师放心离开？虽然没有上课，还是在管的。”

那个时候他们都在学校家属院里住，一排一排整齐的瓦房，潮湿得屋檐下长满了青苔（在不算湿润的河南，只有比较老的、日照不多的房子上面才会有青苔的）。

杨老师脾气很刚直，对学生中的歪风邪气尤其看不惯。那次罢课，我们班一个人逃学，被他看到了，给我们班主任留了一个条子（手机不盛行的年代），“初逃，遇我，还。再逃，......你是一心一意想逃课啊，逃了两次。”，这条子的内容是我们班主任训他的时候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转述的，我一边听，一边想，是啊，真的像是语文老师写的，恨不得用文言文。后来这个人，因为流里流气，搅扰课堂，杨老师严厉训斥他的时候他居然顶嘴，杨老师就一个耳光上去，这要是换了老师，这人一定会暴跳如雷立即动手的，但是是杨老师，他啥也没有说，只是站在那里揉着脸。

这种事情搁到现在，或许广大网友一定会批判杨老师是体罚。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只是觉得敬佩、解气。

杨老师后来调到另一个风气不好的初中当过教导主任。后来教育市场化之后，我们县私立中学风起云涌，层出不穷，他就到一个私立中学当副校长去了。后来我去那个中学的时候还跟他聊过。不知道现在过的如何，家庭经济是不是宽裕了许多。

我经历过三起停课，小学一次，初中一次，高中一次。后来听闻，在我原来就读的高中又发生过一起。共是三起。最后的那起也是闹的最厉害的一起，惊动了bbc中文网和好多海外反华媒体，希望在座的诸位不要以为我跟他们是一伙的。我将从根源上剖析这起事件的发生原因。

先讲小学吧。我的小学差不多是镇上最好的小学了。这所小学名为回民小学，在我上学的年代，学校里学生汉族和回族是各占一半的。老师也是。但是到我妹妹上学的时间，好像就不是这样了，汉族的比例大大提高，回族大大降低，当然总人数也增加了不少。河里有些人反伊斯兰教、反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但是我不反，为啥，因为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度过了5年的时间，我深切地知道，伊斯兰教在中国世俗化和与中国思想融合后的结果，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反对伊斯兰教，采取措施积极促进伊斯兰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融合的话，不会有任何问题。也只有这样的融合，才能带来大一统的和谐的国家。

反的那些人，多数是没有跟伊斯兰教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有过密切接触，在他们的脑海里伊斯兰教和这些少数民族都被妖魔化了。而真正的住在民族地区的，有朋友，有亲戚，有同学属于少数民族的，一般不会产生那些想法。

我第一次经历停课是在一个初春，下过一场雪之后。有天，到校听说学校中午发生大事情了，三四个小孩子中午放学，在校门口的一堵拆房子留下的破墙边上玩耍，结果墙突然倒了，将小孩子们砸在下面，死了两个人。第二天，家长送我去上学的时候，半途上被认识的人拦住，说停课了。被砸死的小孩子的家长向学校索取赔偿，将小孩子的尸体放在冷冻柜里，摆在了校园里。那啥时候上课呢？不知道。

于是就回家去，这一等，就是将近一个周的时间。当上课的时候一切风平浪静，校方最后貌似是赔偿了各位家长一点钱的，到底有多少钱，那个时候太小，也不记得了。现在想想，很多事情肯定是不合理的。首先我们那个时候都有保险（这点比我们上硕士还强，我在上硕士的头两年连保险都没有。人身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包括医疗保险，都是为零），其次那堵墙未必是学校的墙，而且发生在放学的时间，我们学校离司法局和镇政府那么近，镇政府该做点工作，无论如何不至于停课那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