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祖国Vaterland（一） -- 道孙吴

他把城市地图摊开，放在床上，然后坐在地图旁边，结果一屁股陷进了席梦思床垫里。他没有多少时间。长长的苏黎世湖伸入市区那些街道网格之中，就像一把蓝色的餐刀。根据他从经济调查部那里得到的材料，佐格先生在湖街那里有一栋房子。马赫找到了这条街道。它贴着湖的东岸，大概在饭店南边四公里远。

有人在轻轻敲门。一个男人在小声喊他的名字。现在又是谁？他快步走到门边，一把把门拉开。走廊上站着一个上了岁数的侍者，举着托盘。他看起来吃了一惊。“对不起，先生。277房间的那位小姐向您致意，先生。”“啊，当然。”马赫站到一旁，让侍者进来。那老头儿犹犹豫豫的，好像怕马赫揍他。我脸上的表情一定很可怕，马赫想。不过他无意换成另一副表情。侍者把托盘放下，咳了一声，右手放在胸前，掌心朝上。等他发现自己没有得到期盼中的小费之后，就识趣地离开了。托盘里面是一瓶鹿谷（Glenfiddich）威士忌，苏格兰最好的牌子。酒瓶旁放着一张卡片，上面只有一个单词。“Detente？”

他松开领带，站在窗户旁边，喝着威士忌，望着窗外的苏黎世湖。黑色的湖水周围绕着一圈黄色的路灯，其间点缀着红色、绿色和白色的灯饰。他又点了一支香烟。这个星期的第一百万支。

窗户下面，有人在人行道上无拘无束地放声大笑。湖面上有一盏小灯在缓缓移动。没有大会堂。没有军乐队。没有万字旗。没有灰色宝马。没有制服海洋。自从——多长时间来着？——至少一年以来，他第一次置身于钢铁和花岗岩的柏林之外。他把杯子举起来，看着里面那浅褐色的液体。这么说，世界上毕竟存在着另外的城市，另外的生活。他注意到在瓶子旁边还放着一个玻璃杯。这么说她管饭店要了两个杯子。他在床边坐下，望着电话。手指头敲着桌子。我一定是疯了。

她有一个习惯，就是一边把手插到外衣口袋里，一边歪着头微笑。在飞机上，她穿着一件红色羊毛外套，系着一条皮带。她的腿很漂亮，穿着黑色丝袜。当她生气或困惑时（她常常如此），她会用手拨弄耳后的头发。窗户外面的笑声飘远了。“过去二十年里你没听说过这些事？”在施图卡尔特的公寓里，她的这个问题听起来有轻蔑的味道。她知道很多事。“战争中失踪的几百万犹太人……”他捏着她的留言卡，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然后躺到了床上。十分钟后，他拿起听筒，与接线员通话。“277房间。”疯了，疯了。

他们在大堂里一棵枝繁叶茂的棕榈树下见面。大厅另一边，一个弦乐四重奏小乐队正在演奏施特劳斯轻歌剧《蝙蝠》中的舞曲。“那瓶威士忌不错。”马赫终于开口说话。“和谈条件。”“接受。谢谢。”他看着那个上年纪的大提琴演奏者。她的两腿分得很开，好像在给一头母牛挤奶。“天知道为什么我应该相信你。”

“天知道为什么我应该相信你。”“规则。”他一字一句地说。“第一，不要再撒谎。第二，按我说的做，不管你愿不愿意。第三，你把要写的东西先拿给我看。如果我告诉你不要写什么东西，你就把它删掉。如何？“成交。”她面露微笑，向他伸出了手。她的握手平静而有力。他第一次注意到她戴了一块男表。“又改变主意了？”她戏谑地问道。他松开了手。“你打算要出门？”尽管是在室内，但她仍然穿着那件红色外套。“对。”“你有笔记本吗？”她拍拍外衣口袋。“随身不离。”“我也是。很好。咱们走吧。”

在欧洲的黑色汪洋大海中，瑞士是一个灯火明亮的孤岛。它四周都是心怀敌意的国家。南边是已被“领袖”墨索里尼统治了四十年的意大利王国，叫嚣要收回讲意大利语的蒂契诺州；西边是达尔朗海军上将统治的法兰西国，不断煽动法语区的分裂情绪；东边和北边是大德意志帝国，它的高层官员们总是妄图像十五年前（1949年）吞并列支敦士登一样，把瑞士的德语诸州也纳入版图。小小的瑞士能在三个强邻的觊觎下存活至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瑞士奇迹”，他们这么说。

二战结束后，欧洲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巨大变化。卢森堡已经变成了“摩泽尔兰”，阿尔萨斯-洛林变成了“威斯特马克”，奥地利则是“奥斯特马克”——“西部边区”和“东部边区”。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凡尔赛和约的丑陋私生子，已经萎缩成“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位于大德意志帝国的环抱中，由帝国保护长官卡尔登布隆纳（历史上1943年接替海德里希的盖世太保头目）统治；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早已从地图上消失。在东方，帝国领土被分为党卫队控制之下的四个总督区：奥斯特兰，乌克兰，高加索和莫斯科。克里米亚半岛和伏尔加河德意志人聚居区是其中的飞地，两块由帝国直辖的“样板殖民区”。德国公民去帝国东方腹地的那些城市需要获得内政部的特别许可，因为东方属于“军管区”，依然处于绥靖不休、暴动不止的准战争状态。由于惧怕肩扛地空导弹的俄罗斯游击队的袭击，汉莎航空甚至取消了从柏林飞往乌法和叶卡捷琳堡的航线。

在西方，12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爱尔兰、英国、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根据1947年的《罗马条约》组成了欧洲联盟，它们都是德国的盟国，德国则是超然于欧盟之上的“指导国”。在东南方，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和土耳其也早已成为德国的卫星国，以一种更低级的仆从形式依附于“欧洲新秩序”。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德语都成为第二语言，从小学起，这些国家的学童们就必须学习柏林指导编写的德文识字读本。人们收听德国的广播，开着德国造的汽车，看着德国的电视，里面播放的是德国的电影和音乐节目。他们在德国财阀拥有的工厂里工作，抱怨着德国游客在那些挤满德国人的旅游胜地的恶劣表现。德国队在所有的国际比赛中都获胜，只有板球除外，因为那种游戏除了英国人之外谁也不会玩。

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只有中立的瑞士是一个例外。元首并非特别垂青瑞士，但是时势的发展救了它一命：1946年，最高统帅部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入侵瑞士的“圣诞树”计划，但是此时美国宣布停战，接着“冷战”就开始了。在帝国元帅戈林的劝说下，入侵瑞士的计划被无限期搁置——许多人都说，这是因为戈林在瑞士的银行账户最多。

随着冷战的持续、欧洲和世界经济的复苏，瑞士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它那发达的金融业成为互不往来的两个超级大国集团之间进行经济接触的唯一渠道。美德之间通过瑞士进行秘密会谈，双方的特工在这里窃取对方的科技、商业和军事情报。“瑞士只有三类公民，”刑警总部的那个瑞士问题专家告诉马赫，“我们的间谍，美国人的间谍，还有试图同时帮两边掌管钱财的瑞士银行家。”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那些银行家们纷纷在苏黎世湖的北岸落脚安家。汹涌而来的金钱冲刷着苏黎世湖的湖岸，留下一层厚厚的浮渣，不过，这是用马克、英镑、美元和瑞士法郎堆成的浮渣。就像天鹅岛一样，银行家们的别墅隐藏在高墙和铁门之后，房前还遮挡着密密的树丛。马赫探身嘱咐司机：“开慢点儿。”

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支车队。马赫和夏莉的出租车后面跟着两辆雪铁龙警车，里面坐着瑞士警察。他们从美景大街转到湖滨大街，马赫一个一个数着路旁的门牌号码。“停在这儿。”出租车猛地靠上了路边。两辆警车没来得及反应，从他们身旁冲过，在前面一百多米的地方刹住车，然后倒了回来。夏莉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现在干什么？”“现在我们看一看赫尔曼·佐格先生的家。”马赫付了车费，司机调头向城里的方向开去。街道上静悄悄的。

所有的别墅都有周密的保安措施。但是佐格先生的家——马路对面，从头数第三座房子——简直是一座堡垒。大门是实心金属的，足有三米高，两旁是厚厚的石墙。门上装着保安摄像机。马赫挽起夏莉的胳膊，装成一对情人的样子，从门前走过去。他们穿过马路，站在佐格住宅的私人车道旁边，耐心地等着。马赫看了看手表。刚过九点。

五分钟过去了。他刚想开口提议离开，这时从门后传来了一阵哐啷声，接着是马达的蜂鸣声，那两扇铁门缓缓地向内打开。夏莉凑到他耳旁，小声说：“有人要出来了。”“不，”他朝马路远处点点头。“有人要进去。”

一辆大马力的豪华轿车。英国车。黑色的本特利。它从城市那边飞速驶来，拐进大门。前排是司机和一个男人。后排坐着一位银发老人。大概这就是佐格先生。马赫注意到车身离地面很低，它驶上车道的斜坡时，四个轮胎发出砰、砰、砰、砰的声音，接着就从他们的眼前疾驰而过，消失在大门里。

大门嘎吱嘎吱地移动，关到一半时嘎然而止。两个男人出现在房子那边，快步向大门走来。“你！”其中一个男人用粗暴的语气高喊，“你们两个！站在那儿别动！”他手里握着什么东西。是手枪。马赫握住了夏莉的胳膊。停在他们前面的一辆警车突然开着倒车灯冲了过来，变速箱嘎吱直响。那个保镖本已走到他们身边，看到这架势后连忙停下了脚步，接着开始迟疑着后退。那辆警车在他们面前刹车，玻璃摇了下来。车里的警察冲马赫和夏莉高喊：“看在老天的份上，上车！快上车！”马赫打开后座车门，把夏莉推了进去，然后自己也钻进了警车。那个瑞士警察熟练地来了个三点式倒车，扭头向城里的方向开去。佐格的保镖已经不见了。大门在他们身后砰然关上了。马赫转过头来。“你们瑞士的银行家是不是都这样戒备森严？”“这要看他们是在和谁打交道。”那个警察调了调后视镜，以便能看到后座上的情况。他大约四十多岁，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您还准备进行别的冒险活动吗，马赫先生？也许在哪儿再打场小架？下次如果能提前通知我们的话，也许会对您有所帮助。”“我想你的工作是跟踪我们，不是保护我们。”“跟踪和保护。这是我们接到的任务。顺便说一下，后面那辆车上是我的搭档。这一天真他妈的长。原谅我的语言，小姐。他们没说还有一位女士。”“你能把我们送到饭店吗？”马赫问道。那个警察忍俊不禁。“这么说现在我又成了司机？”他打开报话机，和他的搭档通话：“已经没事了。我们回湖滨饭店。”夏莉的笔记本放在膝盖上，正在写什么东西。“他们是什么人？”“这个警官和他的搭档是瑞士警察，来确保我不会跑到伯尔尼、翻墙跳进哪个大使馆去申请政治避难。他们还来确保我毫发无损地回到祖国。”“这是在下的荣幸。”从前座传来咕哝声。“你面临什么危险吗？”夏莉问。“显然。”“耶稣！”她又在写什么东西。马赫望向窗外。湖对岸几公里外，苏黎世城的灯光成为照映在黑色湖水上的一条光带。他的呼吸在玻璃上凝成一片雾气。

佐格一定是刚从办公室回来。确实很晚，不过苏黎世的银行家们都工作到很晚。一天工作十二或十四个小时是常有的事。佐格的房子只有一条路可以抵达，这就排除了最有效的安全措施——变更回家路线。至于湖滨大街，一边是湖，另一边是几十条街道，则是保安工作的噩梦。这能解释一些现象。

“你注意到他的车了么？”他问夏莉，“车身很沉。轮胎抓地的声音很响。在柏林经常能看见这样的车。这辆本特利有防弹装甲。”他把手指插到头发里。“两个保镖，监狱一样的高墙和铁门，防弹轿车。佐格先生是哪门子银行家啊？”

她的脸庞在暗处，他看不见她的表情，不过能够感觉到她的兴奋。“我们有授权书，对不对？不管他是哪门子银行家，起码现在他是我们的银行家。”

他们在老城区选了一家餐厅吃饭。洁白的亚麻布餐巾，沉重的雕花银餐具。侍者在他们身后站成一排，姿势优雅地揭去每一道菜上面的银罩，就像魔术师在变戏法。如果说湖滨旅馆的房间花掉他半个月的工资的话，这顿饭会花掉另外一半。不过马赫不在乎。

她不像他以前遇到过的任何一个女人。她不像德意志妇女联盟大力培养和宣传的那种女人，生活重心只围绕着“孩子、教堂和厨房”——丈夫的晚饭总是热气腾腾地及时上桌；丈夫的制服永远洗得干干净净，熨烫平整；五个孩子一个个喂得像斯特拉斯堡鹅一样红润肥胖。不，她不是那样的女人。国家社会主义的女孩痛恨化妆品、尼古丁和酒精，夏莉·麦吉尔（68学运也被套上来了，汗）则滥用这三样东西。她的眼睛在烛光下尤其动人。夏莉喋喋不休地对他讲纽约的事：国外的新闻报道，她父亲在柏林的外交官生涯，约瑟夫·肯尼迪的弱点，政治，金钱，男人，她自己。

她在1939年春天出生于华盛顿（“和平时代的最后一个春天，我父母总爱这么说”）。她父亲在珍珠港事件后离开柏林，回到华府。她母亲总是试图成功打入美国的电影圈子，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50年代中期，迈克尔·麦吉尔被派往新西伯利亚，残存的苏联的首都，出任大使。那个地方对四个孩子来说太危险了，所以他们被留在了美国。夏莉进了弗吉尼亚几家学费昂贵的女子学校，每次都因为违反校规被踢出校门：抽烟，吐痰，骂人，刻意违反她所知道的每一条校规。

“我去了纽约，想当一名女演员。这想法行不通。接着又去试着当记者，还可以。进了哥伦比亚大学，了结了我父亲的一桩心事。然后——你猜怎么着——跟老师谈恋爱了。”她摇了摇头。“一个人能有多傻呢？”她娴熟地弹掉一节烟灰，“还有酒么？”

他把瓶子里最后一点葡萄酒都倒到了她的杯子里，然后又要了一瓶。轮到他发问了。“为什么来柏林？”“想摆脱纽约。我母亲是德国人，所以比较容易拿到签证。我必须承认，‘世界欧洲报导’不像它的名字那样响亮。在三流写字楼里租一间办公室，两个胡子拉碴的男人，一台电传机。老实说，谁能拿到德国签证，他们就招谁。甚至像我这样的。”她喝多了，眼睛水汪汪的，看着马赫。“我不知道他结婚了。那个老师。”她打了个榧子，“最基本的观察错误，你说是不是？”

“什么时候结束的？”“去年。我到欧洲来显示自己不是一事无成。特别是对他。所以我被人排斥的时候感觉特别糟糕。老天！还要回去面对那帮家伙……”她喝干了杯子里的酒，侍者忙走过来，为她又倒了一杯。“可能我有恋父情结。你今年多大？”“四十二。”“正好在我喜欢的年龄范围里。”她透过眼镜冲他笑了笑。“你最好留神。你结婚了吗？”“离婚了。”“离婚了？这么说我大有希望。给我讲讲她。”

她的率直让他放松了警惕。“她曾经是……”他更正了自己的错误，“她是……”他停住了。你如何来概括一个和你结婚九年、离婚七年、向当局告发你的妻子呢？“她不像你。”他能说的也就是这个了。“什么意思？”“她没有自己的见解。别人想什么，她就想什么。她没有好奇心。她充满怨气。”“对你？”“当然。”“她在和别人交往吗？”“嗯。一个党的小官僚。比我更适合她。”“你呢？你有对象吗？”马赫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个高音报警信号。下潜，下潜，下潜。

离婚之后，他有过两段短暂的浪漫关系。住在他楼下的一位女教师，还有大学里教历史的一位年轻女教授。后者是鲁迪·哈尔德的朋友。有时候他怀疑鲁迪把给他找对象当成了他的终生职业之一。每段关系都持续了几个月，直到她们厌倦了约会前最后一分钟从韦尔德市场打来的电话：“这边有急事，抱歉……”。

他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应该去当个侦探。”她冲他做了个鬼脸。“你的回答太少了。你应该去当个记者。”

侍者又倒了一轮酒。等他转身走后，夏莉说：“你要知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第一眼就讨厌你。”“啊哈！那套制服。一下子就把人给暴露了。”“那套制服，没错。今天下午我在飞机上看见你的时候，简直认不出你了。”对马赫来说，这也是令他今晚心情颇佳的原因之一。他不再随时在镜子里和橱窗外面看见穿黑军装的自己。不再有人看见他走近就害怕地躲开。“告诉我，他们在美国怎么评论党卫军？”她翻翻眼睛。“哦，拜托，马赫。别破坏这么好的一个夜晚。”“我是认真的。我很想知道。”他必须耐心哄劝，才能得到答案。“好吧。刽子手，”她最后哦终于开口，“施虐狂，恶魔人格。那类评价。这可是你要问的。不是针对你个人，你知道。还有别的问题吗？”“还有一百万个。一辈子也问不完。”“一辈子！好吧，问吧。反正我今天晚上没有事。”

他一下子想不起来要问什么了。好像思维瘫痪了一样。从哪个问题开始呢？

太阳像一个破碎的蛋黄，悬挂在西方的天际。东边的天空已经变成紫蓝色。金星已经升上北半球的天穹。马赫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透过车窗向外望去。他们正在一座公路高架桥上，居高临下，可以看得很远。前方，从高速公路通往航站楼的出口处，许多车正在那里排队。

赫尔曼·戈林国际机场的跑道上和停机坪上全是最新一代的喷气式客机。泛美航空公司蓝白相间的波音707和DC-8；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新式“彗星”-300，机尾喷着米字旗，刚从伦敦飞来，准备飞往开罗和开普敦；法国航空公司飞往达喀尔和里约热内卢的容克式飞机；多尼尔，亨克尔，福克-沃尔夫，还有德国航空界的最新奇迹——安装四台迈巴赫发动机的容克-800巨型双层宽体喷气客机，机身上画着汉莎航空公司的黑鹳，机尾是大德意志帝国的红白黑三色国旗。

柏林有两个主要机场。年代久远的坦普尔霍夫机场位于市中心，跑道长度有限，只能起降国内航线的短程飞机。崭新的赫尔曼·戈林国际航空中心位于大柏林市的东北方，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勃兰登堡边区境内，周围森林和湖泊环抱。这座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枢纽站落成于1960年，专供远程国内航线、以及国际和洲际航线使用。它也是从纳粹欧洲各国前往世界各地的门户中转站。

赫尔曼·戈林国际机场的中心航站楼是一幢气势宏大的钢结构建筑，正面长度足有两公里，在暮色之中灯火辉煌。它由纯粹的直线条构成，外观简洁刚劲，巨大而壮观，设计者是——还能是谁呢？——阿尔伯特·施佩尔。大厅的墙壁上画着李林塔尔、里希特霍芬和齐柏林伯爵这些德国航空英雄的画像，他们默默地俯视着光亮的大理石地面。到处都是巨大的落地玻璃窗，不锈钢和镀铬的各种设施闪闪发亮。抵港大厅门外是帝国空中英雄汉娜·莱契的铝制塑像，由大战中被击落的喷火式、兰开斯特式、野马式和“空中堡垒”的残骸融化铸成。在她脚下是由五种语言写成的标语：“柏林，大德意志帝国的首都，欢迎您”

马赫付了出租车费，还给了司机一笔小费。他提着行李厢，踏上人行匝道，向离港大厅的自动门走去。外面的空气感觉冷冽，夹杂着刺鼻的气味——在低空积攒了一天的航空煤油和汽车尾气味道。头顶上，一架飞机越升越高，翼尖上的两盏小灯忽闪忽灭。

自动门在他面前打开，然后嘶的一声关上。外面的噪音一下子被隔断。人造的纯净空气取代了被机油污染的自然空气。人类活动的声音取代了机械的声音。

“飞往纽约的汉莎LH401次航班开始登机，旅客请前往八号登机门办理手续……”

“最后一遍登机呼叫。飞往提奥多里亚斯哈芬的汉莎LH1014次航班……”“荷兰航空公司飞往巴格达、曼谷和巴达维亚的KL677次航班已经停止登机……”

马赫在汉莎航空的柜台拿到了机票，然后去办理登机手续。他的护照被一个金发女职员翻来覆去地仔细检查。她穿着汉莎公司的制服，左胸上戴着名牌，“吉娜”；翻领上别着一个小巧的钻石别针，上面是纳粹党徽的图案。“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要托运行李吗？”“不，谢谢。我只带了这个。”他拍拍那个尺寸不大的手提箱。

她把护照递还给他，里面夹着登机牌。她脸上是那种职业微笑，又亮又无表情，就像霓虹灯里的人儿。“三十分钟后登机。祝您旅程愉快，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谢谢你，吉娜。”“不用谢。”“谢谢。”“不用谢。”他们谢来谢去，就像一对互相鞠躬的日本商人。坐飞机旅行对马赫来说也是件新鲜事，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有它自己的奇怪礼节。

马赫沿着标志找到洗手间，选了最里面一个隔间，走进去，锁上门。他打开手提箱，拿出那个皮革手提袋。他盖上马桶，坐下来，脱下脚上的长统靴。白色的灯光照在镀铬的衣钩和卫生纸抽筒上，闪闪发亮。他脱得只剩短裤，把军装和长统靴塞到手提袋里，把那把卢格手枪藏在衣服中间，拉上袋子拉链，然后锁上。

五分钟后，走出洗手间时，他已经换上了便装。浅灰色的西装，白衬衫，淡蓝色的领带，棕色皮鞋，一个身穿黑制服、腰别手枪的雅利安超人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商人。他从周围人群的眼光里就能看出这种巨大变化。人们看他的方式不再是惊恐的一瞥。

行李托运处的那个职员也像对待老百姓那样板着面孔，态度很是粗暴。他接过那个旅行提袋，把托运凭据递给马赫。“别弄丢了！丢了的话，别回来再找我要。”他朝旁边的标语扬了扬头：“警告！只有出示凭据后方可领取行李！”

在护照检查处，马赫闲逛了一会儿，观察着保安人员的工作。第一道关口：检查登机牌是否与签证不符；第二道：检查出境签证。三个“Zollgrenzschutz”（边防警察），站在通道两旁，斜挎着冲锋枪。排在马赫前面的那个老头引起了检查人员的注意，他们仔细检查了半天，海关官员打了一通电话，才挥手让他通过。这么说他们仍然没有抓到路德。

轮到马赫时，那本护照引起了检查员的一阵困惑。一个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只有24小时的出境签证？通常这样的军衔和身份很容易放行通过，现在却把他弄糊涂了。海关官员脸上显露出好奇和巴结兼而有之的奇特表情。考虑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位党卫队中级官员，最后还是那种卑躬屈膝的奴性占了上风。“祝您旅途愉快，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

接下来的安检手续证明马赫的审慎不是没有道理的。所有的手提行李都要用X光机检查一遍。他被仔细地搜了身，然后被要求打开手提箱。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被拿出来检查。盥洗用具袋被打开，剃须霜被拧开盖子，试喷了几下。检查人员一丝不苟，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有一颗炸弹或者一个劫机者在他们眼皮底下被放过去的话，他们接下来的五年就要在集中营里度过了。通过了所有的安全检查之后，马赫拍了拍衣袋，确定那封信还在里边，黄铜钥匙在另一个口袋里。然后他走进酒吧，要了一大杯威士忌，同时又点着了一支香烟。他在起飞前10分钟登上了飞机。

容克-720是一种用于短途国际航线的飞机，客舱里每排有六个座位，中间是过道。这是当天从柏林飞往苏黎世的最后一个航班，坐满了穿着三件套西服的商人和银行家，翻着《华尔街时报》、《法兰克福日报》和《欧洲经济评论》。舱内禁止吸烟的灯还没有亮，有的人嘴里叼着雪茄。空中小姐走来走去，检查头上的行李架。

马赫的座位靠窗，旁边的位子是空的。他把手提箱塞到行李架上，盖好，坐下，系上安全带，然后闭上了眼睛。机舱里播放着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右边的发动机开始轰鸣，接着是左边的。襟翼放了下来。飞机向前窜了一下，接着开始慢慢沿着滑行道向前移动。灯火通明的航站楼转到了飞机的后方。

过去三十六小时中，马赫有三十六小时没合眼。现在那音乐起了催眠曲的作用。机身的颤动则像摇篮一样。飞机还没进入跑道，他就睡着了。他错过了安全演示，也没有注意到一个人坐到了他的身边。飞机的起飞也没有打扰他的梦境。

他迷迷糊糊地睡了大约三十分钟，直到飞机已经到达一万米高空、机长宣布飞到莱比锡上空，他才睁开眼睛。空中小姐正俯身问他要什么饮料。他想说“威士忌”，但是注意力却从空中小姐的身上引开了。坐在他旁边、正在假装阅读杂志的，是夏洛特?麦吉尔。

他们在士瓦本阿尔卑斯山脉上空飞行了一段时间，莱茵河突然出现在机翼下面。在夕阳照耀下，河面粼粼闪着红色和桔黄色的光，好像一道熔化的金属，向西奔流。这条被德意志诗人反复歌颂的大河发源于帝国南部边界的群山中，流过阿尔萨斯大区与巴登大区之间的富饶河谷。在科布伦茨的德意志角，在威廉皇帝的塑像脚下，它与摩泽尔河会合，然后继续奔流北上；经过灯火通明、高炉林立的鲁尔区——那里已经成为一整座长90公里、宽60公里的巨大城市，创造出大德意志帝国六分之一的财富；最后再度转向西方，在荷兰境内流入北海。马赫从来没有从空中俯视过这条河。

Lieb' Vaterland, magst ruhig sein. Fest steht und treu die Wacht, die Wacht am Rhein!

——“亲爱的祖国，请你放心。守望者坚强屹立，莱茵河上的守望者！”

儿童时代耳熟能详的旋律突然从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在一间四面透风的室内运动场里，一台钢琴弹奏着激昂的曲调。这首歌是谁谱写的来着？他记不起来了。

飞机越过莱茵河，就意味着他已经离开了帝国的领空，进入了瑞士。从远处的朦胧暮色中可以看到蓝紫色和灰色的山脉。飞机下面则是精耕细作的整齐田地，深色的松林，红色屋顶的村庄和小小的白色教堂。

他醒过来时的惊异脸色令夏洛特捧腹大笑。你见过上百个罪犯了，她说，还跟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打过交道。可是你从来没见识过美国媒体的本事。

他小声咒骂，但是她用那双大眼睛望着他，装成无辜的样子，看上去就像耶格尔的女儿一样天真纯洁。一次深思熟虑的行动被她给搅成了一场闹剧。他有一部分怒火是针对自己的。

她坚持要解释，不管他听不听。她两手比划着，端着一个一次性塑料杯，里面是半杯威士忌。这事很容易。他告诉她当天晚上要飞到苏黎世去。晚上只有一个航班。在机场，她对汉莎航空的人解释说她是和二级突击队大队长一道的，不过迟到了。她能不能和他坐到一起？他们同意了，她知道他已经上了飞机。

“然后找到了你，睡得像个婴儿。”她总结道。“要是他们说没有叫马赫的旅客呢？”“那我也要去苏黎世。”她不理会他的怒气。“听着，我现在已经差不多知道了所有的情节。艺术品盗窃。两个退休的大官死了，第三个在潜逃。一次未遂叛逃。一个瑞士银行的秘密账号。还差一点。我得去苏黎世的那个银行看看。没准我的魅力能打动佐格先生，让他接受我的专访呢。”“我不怀疑。”“别愁眉苦脸的，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我不会提到你的名字的。”

苏黎世离莱茵河只有二十公里。它不是一个繁忙的空港城市，飞机在苏黎世湖上空兜了一个小圈，就开始下降。马赫喝完了威士忌，把空杯子还给服务员。夏洛特也把杯中的残酒一口喝完，和马赫的杯子放到一起。“至少我们有一个爱好是相同的，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我们都喜欢威士忌。”她望着前方，嘴角露出微笑。

他扭过头去，看着窗外。这是她的技巧。让他出丑。先是没有告诉他施图卡尔特打来的那个电话；然后被他“逼着”闯入死者的公寓。今天早晨跟那个美国外交官谈论什么瑞士银行。现在又是这个。马赫现在的感觉就像有了一个粘在屁股后面的小孩——一个锲而不舍的、足智多谋的、老让人出丑的、狡诈多端的、危险的小孩。他偷偷摸了摸胸前，检查一下那封信和钥匙是否还在那里。趁他睡觉的时候把这两样东西偷走，这种事她肯定干得出来，他深信这一点。

马赫觉得耳朵里涨鼓鼓的。容克客机开始降落。瑞士乡间的黄昏景色从窗外掠过，就像电影镜头：田地里停着一辆拖拉机；公路上一辆孤零零的小货车，开着车灯；远处村庄的窗户里透出暖黄色灯光……砰的一声，接着又是一声，机身剧烈颠簸，飞机着陆了。

苏黎世机场大大出乎他的预料。跑道和机库后面是一片树木葱郁的小山。没有城市的踪影。一时间他以为格洛布斯发现了他的意图，命令这架飞机返回德国迫降。可能他们在符滕堡或巴伐利亚的某个空军基地降落了？飞机转了一个弯，进入滑行道。他望见了小小的航站楼，以及楼顶上的大字：苏黎世。

飞机刚一停下来，那些飞行常客就解开安全带，齐刷刷地站起来拿行李。她也站了起来，拽出一个小手提箱，还有那件蓝风衣。他慢了一步，只好站在她身后伸手够自己的提箱。“对不起。”她耸了耸肩。“接下来去哪儿？”“我去我的饭店，小姐。您去哪儿是您自己的事。”马赫有点幸灾乐祸。他前面有一位胖胖的瑞士人，正在磨磨蹭蹭地往一个黑皮文件夹里塞一摞单据。马赫从他身边挤了过去，推开通道上的乘客，挤到了舱门旁边。身后的人在抱怨，马赫没有回头。

比起宏伟巨大的赫尔曼·戈林空港，苏黎世机场的到港大厅简直就是一个玩具小屋。马赫神采奕奕地走向护照检查处，在那里他重施故伎，设法加塞穿过长长的队伍，排到了前面。那些遵纪守法的德国和瑞士公民们诧异地看着他。他听到身后传来一阵骚动和抱怨声。这么说她在试图追上他。

接过他护照的那个瑞士海关官员是个表情严肃的年轻人，留着小胡子。“公务还是旅游，马赫先生？”“公务。”当然是公务。“请等一会儿。”那年轻人拿起电话，拨了三位号码，然后转过身去低声说了些什么。“是，是，当然。”接着他转过来，把护照还给马赫。

他们一共两个人，在行李领取处那里等着他。马赫在五十米之外就把他们辨认出来了：大块头，剃着平头，穿着黑色的警用皮鞋和系带风衣。全世界的便衣警察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他从两人旁边走过，看都没看一眼。凭着直觉，他知道他们跟上来了。

他没有什么东西要向瑞士海关申报，所以穿过了绿色通道。他走出了航站楼。外面的天已经全黑了。出租车。出租车在哪儿？身后传来了高跟鞋的声音。得笃，得笃。外面的空气比柏林要低几度。得笃，得笃。他无可奈何，转过身来。她站在那儿，蓝色风衣，提着手提箱，歪头看着他。“离开我，小姐。您没听明白吗？难道要我把这几个字写下来吗？回美国去，把您那蠢故事登报。我还有正经事要办。”没等她开口，他就回过身来，拉开出租车的后座门，把提箱和旅行袋丢进去，然后钻进车里。“湖滨饭店。”

他们离开航站楼，开上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马赫回头，看见另一辆出租车紧紧跟在后面，离他这辆车只有十米远。再后面是一辆没有标志的白色奔驰轿车。老天！这场面可真够滑稽的。格洛布斯在追路德，他在追格洛布斯，麦吉尔在追他，现在瑞士警察在追逐他们两个人。他又点了一支香烟。“您没看见吗？”出租车司机指了指车里的告示。“请勿吸烟，谢谢。”“欢迎来到瑞士。连禁烟告示都比德国的文明。”马赫小声自言自语。他把玻璃摇下几公分，让车里的烟雾散出去。

苏黎世这座城市比他想象的还要漂亮。它那古老的市中心让他想起童年时的汉堡。湖边环绕着古老的建筑。绿白相间的有轨电车咣啷咣啷地从街道中央驶过。马路两旁咖啡馆、餐馆、影院鳞次栉比，商店灯火通明，橱窗里堆满了琳琅满目的外国商品。街上的行人个个都显得富足而悠闲。

司机在收听“美国之音”。在柏林，这个电台受到官方的干扰，只能听到一些沙沙的杂音，在这里却听得很清楚。“I wanna hold your hand”，年轻的英国声音（注：《I wanna hold your hand》是甲壳虫乐队的成名歌曲之一），“I wanna hold your ha-a-and”。背景里，上千个女孩在尖声狂呼。“以上是正在汉堡演出的英国乐队‘甲壳虫’，四个英国小伙子凭借独具一格的演唱风格，在第三帝国受到了年轻人出人意料的欢迎……”

湖滨饭店离苏黎世湖只有一条马路之隔。车费是23瑞士法郎。马赫心算了一下，给了司机一张五马克的钞票。“不用找了。”帝国马克在全欧洲都是受欢迎的硬通货，地位比瑞士法郎还要坚挺。小厮过来为他打开车门。马赫拿起行李，走进了湖滨饭店的大堂。

这个饭店果真像内贝说的一样豪华。他那房间一夜的房费就相当于半个月的薪水。“很适合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度过一晚……”。他在住宿登记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时，余光忽然注意到一抹蓝色出现在大堂里。后面是两个浅褐色风衣。我成了电影明星了，马赫走进电梯时想。走到哪儿都有两个贴身保镖和一个女记者跟着。

快开学了，学校网络和垃圾没区别，这两天多发些上来

干这活儿需要很长的时间。时间，怒气，以及对搜索工作不会被打断的确信。一定是在他被关在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的那段时间里干的。只有盖世太保才有权力来搜他的房子。他想起“白玫瑰”成员在韦尔德市场附近一座大楼上写的口号：“一个警察国家是一个被罪犯掌管的国家。”

白玫瑰纪念碑，白玫瑰（德語：Die Weie Rose）是納粹德国时期一个知名的非暴力反抗组织，其成员包含了慕尼黑大学中的许多学生及教授，现实世界中以核心成员于1943年被绞死而告终

他们检查了他的邮件。一堆长时间未支付的账单——他们看到这个会兴高采烈的——和前妻的一封信，发信日期是星期二，前天。他简单潦草地看了看信的内容。她说她决定不让他去探望皮利，因为那会使孩子心绪不宁。他最好同意，否则的话她可能不得不对帝国家庭法庭陈述她的理由。她相信，为了孩子和他本人着想，不必走到这一步。署名是“克拉拉·埃克哈特”。这么说她已经恢复了婚前的娘家姓。他把信揉成一团，扔到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上面。

谢天谢地，他们没有搜查浴室。马赫冲了个澡，刮了胡子。他在镜子里仔细检查了身上的伤痕。胸口上一大道瘀青，后背和腿上有更多的瘀青；喉咙上一道青紫色的勒痕；看上去没有实际那么糟。他爸爸以前说什么来着？他小时候每次受伤，爸爸都用这话给他止疼：“你会活下去的，孩子。”没错。你会活下去的。

他光着身子走进起居室，在那堆东西里翻出了干净的衣服、一双鞋、一个手提箱、一个皮革旅行手提袋。他原以为他们会把他的护照拿走，但是在那堆杂物的最底下找到了它。护照是1961年颁发的。当时他去意大利出差，把一个犯罪团伙成员从米兰押回来。他的照片上面盖着纳粹雄鹰的钢印，对页是内政部长塞斯-英夸特笔走龙蛇的签名，要求各国政府“对持有该护照的大德意志帝国公民予以通行便利”。照片上的那个人要年轻许多，脸蛋饱满一些，面对镜头微露笑容。天哪，他想，三年间我老了十岁。

他换上干净衬衫，然后用刷子把制服刷干净，又穿了上去。他弯腰把换洗衣服放进行李箱时，眼角扫过了一样东西。魏斯一家的照片。他把它拣起来，叠成小方块，就像他五年前发现这张照片时的样子，然后塞进钱包。如果他们问，他就说这是自己的家庭照片。他提着手提箱，环视房间一眼，然后走出门外。他尽可能把那扇门关好，虽然它已经被盖世太保给撬坏。

在维滕贝格广场的德意志银行总行营业处，马赫向坐在柜台后面的出纳员询问自己的户头上有多少钱。“4277马克38芬尼。”“全取出来。”“全部吗，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您打算关闭这个户头？”那个戴无框眼镜的出纳问道。“全部。”

马赫看着那人点出4277马克的钞票。5、10、20、50，高斯、李比希、申克尔、巴赫。100、200、500、1000，俾斯麦、齐柏林、瓦格纳、歌德。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建筑师和音乐家，诗人和政客。在帝国受到官方崇拜和颂扬的偶像们。钞票上面压着一小堆硬币。他把钱接过来，塞进自己的钱包里，与那张照片放在一起。

十年没有提升，加上七年的离婚赡养费，这一小叠钞票就是他的毕生积蓄。“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刚才说什么了吗？”出纳员好奇地看着他。他刚才一定是把自己的念头给嘟哝出来了。“没有。谢谢你。”马赫拎起手提箱，走到营业厅门外，拦了辆出租车，让司机去韦尔德市场。

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做了两件事。先打电话给科隆的汉莎航空公司总部，询问他们的保安处头子曼弗雷德——以前是一个刑警警官，和他熟识——检查一下星期日和星期一往来于柏林和苏黎世的所有航班，看看有没有一个叫马丁·路德的乘客。

“马丁·路德？”曼弗雷德听起来很困惑。“你还想查别的什么人吗？查理曼大帝？沃尔夫冈·冯·歌德？”“别开玩笑。这事很重要。”“很重要，当然。我知道。”曼弗雷德答应马上去查有关信息。“听着，如果你厌倦了跟在救护车后面的生活，我这里永远有你的位子。”“谢谢！也许吧！”

挂上电话之后，马赫把那盆早已枯死的植物从文件柜顶上拿了下来。他拔出那棵吊兰，把钥匙藏在土里，把吊兰塞回去，然后把花盆放回了原来的地方。

五分钟后，曼弗雷德打来了电话。

阿图尔·内贝的套间在四楼。秘书和副官办公的外间铺着奶油色的地毯，奶油色的墙壁，隐蔽式的射灯，黑色的皮沙发，不锈钢和玻璃茶几。六十年代最时髦的装饰风格。墙上是托拉克雕塑作品的油画：躯干如赫克利斯一般强壮的男人将巨石推上山顶，庆祝帝国高速公路（Autobahn）的诞生；女武神与“无知”、“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拉夫人”这三个恶魔战斗……托拉克教授的雕像以其大而无当的惊人尺度而赢得了不少笑话：“教授今天无法接待来访者——他正在那匹马的左耳朵上工作”。

内贝的副官奥托·贝克，一个脸蛋光滑的海德堡和牛津毕业生，抬头看着走进办公室的马赫。“我要和全国总指挥先生谈话。”“他现在谁也不见。”“他会见我的。”“他不会。”马赫凑近贝克的脸，一拳捶在桌子上。“去问他。”他听到内贝的女秘书在贝克身后问：“需要我去喊保安吗？”“等一会儿，英格丽。”从牛津的党卫军行政管理学院毕业的家伙，都喜欢装出英国绅士那种遇事不惊的派头。贝克慢条斯理地弹去制服袖子上一个看不见的斑点。“什么名字？”“马赫。”“啊，那个著名的马赫！”贝克拿起电话。“二级突击队大队长马赫想见您，全国总指挥先生。”他看着马赫的脸，点点头。“好的。”贝克按下桌子里面一个按钮，电动门闩咔嗒一下打开。“五分钟，马赫。他和全国领袖先生有个会面。”

通往内间的大门是用实心橡木做的，厚达15厘米。里面拉着百叶窗，外面的光线几乎透不过来。巨大的办公桌上亮着台灯，内贝正俯身阅读桌上的什么文件。他戴着放大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只巨大的蓝眼睛，像死鱼一样。他抬头看看马赫。“啊，谁来了啊？”内贝摘下放大镜，“二级突击队大队长马赫。我猜，两手空空？”“很不幸，是的。”

内贝点点头。“我听值班警官说，现在全帝国的警察局都关满了拿不出证件的流浪老头儿跟老酒鬼……足够格洛布斯忙到圣诞节的了。”他向后一仰，舒服地靠到椅背上。“就我所知，路德这个老滑头才不会急于露面呢。他肯定会找什么地方躲几天。这才是你的希望所在，马赫。”“我求您一件事。”“说。”“我想出国。”

从内贝那老年人的躯体中爆发出一阵与其年龄不相衬的狂笑。他笑得前仰后合，用两只手捶着桌子：“你的材料已经够详细的了，马赫，可是那里面却没提到你有这么好的幽默感。哈哈哈！太妙了！谁知道呢？大概你还是会活下来的。也许哪个集中营司令官愿意把你当宠物养呢。”“我想去瑞士。”

“哈哈哈哈！”内贝抹去笑出来的眼泪，“当然！当然！那儿的风景特别引人入胜。”“我从汉莎航空那里得到证实。路德在星期天下午飞到了苏黎世，星期一晚上搭乘最后一班航班返回柏林。我相信他在那里有一个银行帐号。”内贝的大笑以一个喷嚏告终。“证据？”

马赫把信封放到了内贝的桌子上。“我昨天晚上在施图卡尔特的公寓里发现了这个。”内贝打开信封，仔细地读着信纸上的文字。他抬起视线：“这里面是不是还应该有一把钥匙？”马赫望着内贝身后的油画。施穆茨勒的《农庄少女耕田归来》，帕都瓦的《元首发表演讲》。纳粹正统派画家创作出来的高级垃圾。

“啊，我懂了。”内贝又靠回椅背，用眼镜腿敲着腮帮子。“如果我不让你去，我就得不到那把钥匙。当然，我可以省掉好多麻烦，直接把你扔给盖世太保，他们能劝你把钥匙交出来——而且很快。但是呢，那就意味着格洛布斯和海德里希，而不是我，发现保险箱里的秘密。”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吃力地站了起来，走到百叶窗旁边。他把叶片稍微卷起来一点，透过缝隙观察外面的景象。马赫看到他的眼睛从一边扫视到另一边。

最后他开口说话。“很有诱惑力的讨价还价。不过为什么我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幅场面呢：我站在赫尔曼·戈林机场的登机处，眼泪汪汪地向你挥舞一条白手绢，然后你上了飞机，一去不复返。”“我猜，如果我保证我会回来，也不会对您起作用？”“这取决于我的智力水平。”

内贝走到桌子旁边，再度阅读那封信。他按下内部通话按钮。“贝克。”副官马上出现在内贝的办公室里。“马赫，把你的护照给他。贝克，你拿着它去内政部，让他们发一个立即生效的出境签证。有效期24小时。从今天晚上六点开始，明天晚上六点失效。”贝克望了马赫一眼，走了出去。

内贝扬起那颗满布皱纹的脑袋：“这是我的条件。瑞士刑警总监，施托伊利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从你下飞机开始，直到再度上飞机为止，他的人会监视你。不要尝试摆脱他们。如果你明天下午六点错过了返回柏林的班机，你会马上被瑞士警方逮捕，引渡回德国，直接送进达豪。如果你想逃到伯尔尼，躲进哪个外国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他们也会在路上把你拦住。归根结底，你又能去哪儿呢？昨天发表那个声明之后，美国大使馆是不会接纳你了。他们会把你推出大门，送给瑞士警察，也就是送给我们。英国、法国、意大利，他们一直听我们的话。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听美国的。嗯，还剩下中国大使馆，我想。不过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不会到他们那儿去寻找机会。归根结底，他们也对美国人百依百顺。我若是你，宁愿去试试从集中营里越狱的可能性。等你一回到柏林，你就把你发现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我。这么安排如何？”马赫点点头。“很好。元首管瑞士叫‘饭店服务生的国家’。我推荐‘Baur au Lac’，塔尔大街上的‘湖滨饭店’。能够俯瞰湖景。非常豪华。很适合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度过一晚。”

回到办公室后，马赫给湖滨饭店打了电话，预订一间房间，接着向汉莎航空订了一张往返机票。不到一个小时，他的护照就被人送回来了。出境签证贴在内页，上面盖着标志着欧洲最高权威的紫色图章：站在纳粹万字上的展翅雄鹰。签证上的日期一栏由某个官员用钢笔写上了时间。

如同第三帝国其他事物一样，出境签证的有效期也取决于你的级别，尤其是政治上的可靠性。党的高级官员是十年；党员五年；普通群众一年，如果没有不良记录的话。剩下的人什么也拿不到。马赫前往外部世界的签证有效期是一天。也就是说，在当局看来，他几乎跟第三帝国的那些“政治贱民”——发牢骚者、社会寄生虫、怠工者、秘密犯罪组织成员——归为一类了。

他给刑事警察经济调查部打了个电话，请求和“瑞士银行方面的研究专家”通话。他们找到了一位。马赫提到了佐格的名字，问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电话那一头的人笑着说：“你想要多少资料？”“从开头说起吧。”“请别挂。”那个人把听筒放在一边，马赫听到翻检资料的哗哗声。

佐格银行是1877年成立的，创办者是一个德裔法国人，路易?佐格。至于赫尔曼·佐格，在施图卡尔特那封信上签名的家伙，是路易的孙子。他现在仍然是银行的主管。柏林方面注意这个人已经超过二十年了。1940年代，赫尔曼·佐格和一些不太可靠的德国公民有过密切往来。财政部和党卫队经济管理总局的调查人员怀疑他为这些德国主顾窝藏了价值上亿帝国马克的艺术品、现钞、证券、金砖、珠宝和宝石——全都是原本应当由德国政府充公没收的财产。但是他们尝试了很多年，都没法进行进一步调查。这家银行的嘴巴就像一整块花岗岩一样严，没有缝隙可钻。

“关于赫尔曼·佐格本人，有哪些材料？”“很少。五十四岁，已婚，有一个儿子。他在苏黎世湖畔有一座房子。名望甚高，深居简出。在瑞士政府里有许多身居高位的朋友。”马赫又点燃了一支香烟。他已经记不清这是今天的第几支了。他抓过一张纸。“请再把他家的地址说一遍？”

马赫正在给耶格尔写一张留言条，这时他回来了。他用后背把门顶开，怀里抱着一大摞文件，汗流浃背。两天没挂的胡子令他看起来显得凶巴巴的。“扎维！感谢上帝！”他越过那堆文件，惊喜地瞪着马赫，“我一整天都在试着找你！你到哪儿去了？”“到处转转。这是什么？你的回忆录？”“施潘道的枪杀案。新娘和新郎。今天早上你听到大叔的话了，”他学着内贝那尖声尖气的嗓音，“‘耶格尔，你可以回去正常上班了。’”

他把那摞材料丢在桌子上。窗户咔嗒作响，一阵灰尘被吹进办公室。“目击者的证词。家属的陈述。验尸报告。他们从那小子身上挖出了十五颗子弹。”他伸伸腰，用拳头揉着眼睛。“我得好好睡上一个礼拜。实话跟你说，这辈子我从来没有吓成昨天晚上那样。我的心脏可受不了。喂，我说你现在在干什么？”

马赫拿下那盆死花，挖出钥匙。“我要赶飞机。还有两个小时。”耶格尔看着他的行李箱。“别告诉我。让我猜猜……去黑海度假！在海边弹巴拉拉卡琴！”他抱着胳膊，把腿踢得笔直，模仿哥萨克人跳舞的样子。马赫微笑着摇摇头。“你不觉得自己像一头熊吗？”“我？像一头熊？”还没等马赫转过身来，他就跳出了门外。

奥伯瓦尔大街那间小酒吧的主人叫菲舍尔，是个退休警官。酒吧里满是烟气和汗味，还有劣质啤酒和炸洋葱圈的味道。光顾这里的绝大多数都是警察，下班回家之前喝上一杯。每天六点之后，吧台和散座上全是绿制服、灰制服和黑制服，火车座式的木头包厢里也坐满了这帮家伙。现在还早，酒吧里一半座位是空的。

狐狸和熊碰到了许多熟人，他们热情地对两人打着招呼。“喝！马赫！去度假，呃？”“嘿！耶格尔！下回刮胡子的时候站得离剃刀近一点儿！”耶格尔坚持要请客。马赫在酒吧的角落里找到了一间空包厢，把行李箱塞到桌子底下。

他环视四周。有些人已经认识十年了。兰斯多夫的一帮卡车司机，成天耍牌，满脑子下流故事；乌尔特广场重案组的一帮酒鬼。他不会怀念这帮人的。瓦尔特·菲贝斯孤零零地坐在吧台上，转着手中的酒瓶子。他还没从对施图卡尔特的哀悼中走出来。活像一个肝肠寸断的伤心寡妇。

耶格尔回来了，端着满满两大扎黑啤酒。“干杯！”“干杯！”耶格尔擦去嘴边的泡沫。“好香肠，好啤酒，好机器——德国送给世界的三样礼物。”每次他们俩一块儿喝酒，马克斯总要说这句，马赫每次都想指出这一点，但总是把话咽回去。

“那么，那飞机是怎么回事儿？”对于耶格尔来说，“飞机”这个词总是和浪漫的异国情调联系在一起。他去过的离柏林最远的地方是黑海的一个家庭度假地，在戈培尔施塔特——过去的名字是雅尔塔——附近。去年夏天，他和汉内参加了“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组织的一次“大旅行”，回来之后吹嘘了半年。

服务员给马赫端来了一盘“Zanderfilet”（浇汁的炸鱼、洋葱圈和土豆泥拼盘），他望望盘子，冲着耶格尔扬起眉毛。“我要的。你总得正经吃点什么东西。”耶格尔拦住服务员，又要了一大扎啤酒。马赫一直没有开口，直到服务员把啤酒端来，然后转身离去。他偷偷地转动脑袋，用眼角的余光看看周围。“德意志一瞥”。他的背后是墙。对面的包厢是空的。酒吧那头传来一阵大笑。

“我要去瑞士。内贝给了我二十四小时签证。你刚才在办公室看见的那把钥匙，是我在施图卡尔特的公寓里找到的。是苏黎世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钥匙。”

耶格尔睁大了眼睛。“那些艺术品一定都藏在那儿！记得格洛布斯今天早上说的吧？他们把艺术品走私到瑞士，在那边出售。”“不止这些。我后来又找到了那个美国女孩。施图卡尔特星期六晚上给她打了电话，想要叛逃。”叛逃！那个连提都不能提的可怕行为！这个恐怖的词就像一具死尸一样吊在他们眼前晃荡。

沉默半响，耶格尔才开口：“那么说，盖世太保一定全都知道了。他们肯定窃听了她的电话。”马赫摇摇头。“施图卡尔特可不傻。他给她家对面的电话亭打电话。”他喝了一大口啤酒。“马克斯，你还不明白吗？现在我就像摸黑下楼梯一样，随时都有可能栽下去。先是从湖里捞出来一个‘老战士’，然后又牵扯出施图卡尔特的死亡。昨天晚上，目睹格洛布斯在现场的唯一证人，约斯特，那个军校学员，被党卫军带走了。现在又是施图卡尔特要叛逃。接下来会是什么？”

“你从楼梯上摔下去，把脖子摔断。接下来就是这个。”“很准确的预言。不过你还不知道最坏的那部分。”马赫告诉他盖世太保的那个卷宗。耶格尔看起来极度震惊。“耶稣基督！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过留在国外不回来。我甚至把所有的存款都取出来了。不过内贝说的很对：没有别的国家敢和我沾边。”马赫喝完了啤酒，用叉子拨弄着土豆泥。“你能帮我办点事吗？”“说吧。”“那个美国女人的公寓今天早上被人撬开了。你能不能问问舍讷贝格的民警，到那里去看看。我把地址留在桌子上了。还有，我把你的电话号码给她了，让她遇到麻烦的时候给你打电话。”

“没问题。”“还有，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皮利？”他递给耶格尔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他从银行取出来的半数钞票。“不是很多，不过我需要剩下的那些钱派用场。留着这个信封，直到他长大一些、能理解这一切的意义时再交给他。”

“哦，老天！伙计！”耶格尔瞪圆了眼睛。他站了起来，俯过身子，双手放在马赫的肩膀上。“总不至于糟到那个地步吧？你在吓唬我，是不是？”马赫凝视着他。过了几秒，耶格尔勉强挤出笑容，把视线转到别的地方。“好吧，那么……”他把信封塞进衣袋里。“老天！”他突然咬牙切齿地说，“要是我的哪个孩子向盖世太保告密……我非得给他一顿好揍不可！”“错不在那孩子，马克斯。”

责备。你怎么能责备一个十岁的孩子？那孩子身边需要一个父亲。这正是党提供给他的——坚强有力、可以信赖、有人陪伴——所有这些，都是马赫亏欠那个孩子的。还有，儿童团鼓励小孩向政府汇报他们家庭里的各种秘密。不，他不会，也不能责备自己的儿子。

耶格尔也变得意气消沉起来。“再来一杯？”“抱歉。”马赫站了起来。“必须走了。下次我请你。”耶格尔也站了起来。“你回来之后，扎维，和我们住几天。女孩们去德意志少女团的营地了，好几周不在家。你住在她们的房间。咱们想办法来对付这个军事审判。”“窝藏一个反社会分子，这对你在当地党支部的评语可不大好啊。”马赫苦笑。“去他妈的党支部。”这句话饱含愤懑。耶格尔伸出他那熊爪子一般的大手，马赫一把握住。“照顾好你自己，扎维。”“照顾好你自己，马克斯。”

再开一贴吧，楼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