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个老红军的“自我检查” -- 潇洒书生

文革后期，党委准备调一个干部到下属一个派性严重的单位去做一把手，这个干部找了很多理由就是不愿去。袁老知道后把这个干部叫到办公室谈话，他一共只讲了三句。袁老首先问这个干部：你是不是共产党？这个干部回答：我是共产党员！袁老又问：三大纪律中的第一条纪律是怎么说的？这个干部回答：一切行动听指挥！袁老脸色一沉，大声喝道：你还不给老子快点滚去报到！这个干部马上回答：坚决照办。袁老挥了挥手，示意这个干部“开路走人”，就再没有说什么了。

在文中提到的那位科长，绰号“地老鼠”。其表现一贯“左”。文革时，科长已调到三线军工企业担任总装车间的支部书记了，他为了求得造反派的“谅解”拼命地揭发上级领导的“反革命罪行”，很积极地为造反豪强们出谋划策。文革后，他又痛哭流涕地一再控诉受到迫害的经历，又获得了老干部的谅解。不知怎么搞的，袁老离休后不久，这位科长受到新任书记的赏识，被提拔为党委委员、组干部部长。“地老鼠”上任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具体负责整党工作，主持清理“三种人”。由他来负责什么整党、清理，效果可想而知：一些对领导提过意见的党员被勒令检查，一些有大学文凭但在文革中抄家打人的“知识分子”被冠以“知识化”挑选进入了中层领导岗位或列入后干名单。1986年的单位党代会上，党代表们用选票把““地老鼠”从党委委员的名单上“拉下马”了。出乎意料的是，“地老鼠”又被调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并游说党委书记以“改革”名义把组干部、宣传部并入党办。不料，有人写信向上级反映了“地老鼠”的“不道德行为”：一、三年困难时期，此人伙同炊事员把厂里食堂的米、油往自家拿；二、在三年困难时期，此人为了活命，规定每顿必须等他先吃饱了才让老婆、儿女上桌……恰恰是这封信，引起了从困难时代过来的各级干部的愤怒。“地老鼠”被迫“退二线”了，后来患上了“痴呆症”于前几年“不幸去世”。

1981年，袁老退出了党委书记的职务，改当顾问了。1982年，袁老办了离休手续。袁老不在位了，从不干扰现职领导的工作。他每天都要到厂区走一走，一般不多说什么。据其儿子讲，袁老在家里也沉默寡言的。一次，儿子建议他回家看一看，袁老说：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同辈的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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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主，各有各的理解。如果按照一些精英的说法，这可能不算民主；但让群众参与评议，应当是民主监督的一种方法。

本文提到袁老参加长征时，其父亲、三叔当时也在红军队伍里。袁老在自传中说，其三叔在过草地时饿死了。但其父亲则一直坚持走到了陕北。袁老的父亲因为年纪较大，一直呆在部队做后勤工作，1951年复员回乡后担任过农业合作社的副社长兼会计。据袁老讲，他父亲参加红军前没有什么文化，后来在部队里学会了识字和四则运算。袁老的父亲在公社化运动以后就成了彻底的农民。据袁老在60年代中期写的自传描述，其父当时已年过七旬仍在老家刨土种地，自食其力。袁老每月都给其父亲寄生活费，但很少回乡探望；其老父亲一般每月来信一封，内容大都是鼓励“老实做人，努力工作”或叮嘱“要站稳立场，不要犯政治错误和生活作风错误”之类。袁老之子袁老三告诉我，他爷爷“思想上很先进”，在乡里看见干部多吃多占就大声叫骂。三年困难时期，袁老太爷被公推为生产大队的库管员，自己饿得患了浮肿病也不肯“占公家的便宜”。后来还是地委领导把袁老太爷接去住院并吃了几顿饱饭，才保住了性命。袁老三说他爷爷身上发生的故事不比他父亲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