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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读与记(序) -- 立金洪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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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这时的刘邓尚未合流。

        邓应是主席掺沙子到书记处的,算是主席的人,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大跃进邓够积极的,拔白旗搞的轰轰烈烈。7千大会上也看得出他是向着主席的,不过呢有点动摇,于是立场模糊了点,结果倒蛮符合厚道人的样子。

        但大会上也看得出刘邓有合流的趋势:两人对加强官僚控制的兴趣都非常浓,对群众运动的盲目性看得很重。后来的八届十中全会前两人对“分田单干”的共同热情则明确了邓从毛阵线的脱离,也应该是刘邓合流的标志。

        • 家园 这是否邓路线逐渐脱离群众,干部官僚化的原因

          两人对加强官僚控制的兴趣都非常浓,对群众运动的盲目性看得很重。后来的八届十中全会前两人对“分田单干”的共同热情则明确了邓从毛阵线的脱离,也应该是刘邓合流的标志。

          似乎在中国,除了太祖,没有谁对群众力量和群众运动有如此大的理解和信任,乃至于旁人看来迹近迷信和神化的地步。

          当然太祖的理解和信任,也不是放任自流。可惜以他一人的力量,已经无法令建国后的党继续保持“永远代表群众利益”的纯洁性了。

          • 家园 同意黑兄的观点,也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

            对群众运动的恐惧和对精英控制的向往,历史上一直都是贵族、知识精英的共通处。毛这样的伟大精英,而且是最高统治者,却持相反的态度,确实如黑兄所言,是个特例。除开这点,凳的作为也可能还有管理的成本收益比方面的考虑。

            群众只有组织起来才会有力量,而这个组织成本在毛时代是由干部或者精英承担的。毛时代的干部任务重,责任大,个人收益却很少。凳作为管理者利益的代表,无法接受群众路线下管理者承担巨大管理成本,却无法享受管理收益的结果。对凳这样的喜欢打着桥牌处理国家事务的人来说,费效比太不划算了。

            凳时代改革的一个思路就是在不削弱干部权力的同时,减少干部的管理成本,最终增加干部的收益。这样的结果就是获利的官僚系统几乎是改革最强有力的支持者,而同时失去组织的群众一盘散沙,哪里还有什么力量展示。群众去组织化的结果就是只好去信赖精英和精英统治了。

            通宝推:老老狐狸,
            • 家园 不太同意,你把原本不相干的东西拧在一起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实际上是一种权力。无论哪一级干部,多了这样一种权力,自己的利益只会增多,不会减少。于公,这是额外的功劳,升官的又一途径。于私,挟群众组织的巨大能量,小范围内谁也不敢璎其锋芒。管理成本或许增加了一些,但是和实际收益相比,肯定算不了什么。

              改革实际上是个把官僚权力收回到更高级别的过程,理由是这些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控制,还不如集权到更高层次。越往底层,官僚组织的权力和触角肯定是减小了的。但是,这和官僚们普遍赞成改革并不矛盾,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即使还剩下一点点权力,也可以为自己牟取巨大利益。官员们权力再大,想要寻租也得有租市才行。

              至于群众是一盘散沙,也不认同。群众从来都是被眼前的或将来的利益协裹,从前是分田分地,现在则是为了养家糊口。如今只要有人愿意付出代价,群众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被组织起来。而这个组织手段,随着时代发展一直都在进步。只不过,群众也没有那么容易被忽悠就是了。

              • 家园 一些论点值得商榷

                抛开中国的改革实践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不讲,你的观点

                改革实际上是个把官僚权力收回到更高级别的过程,理由是这些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控制,还不如集权到更高层次。

                越往底层,官僚组织的权力和触角肯定是减小了的。

                跟改革的总体实践相差甚远。无论是中央-地方关系还是行业部门管理,都不支持你的观点。所以以此为基础的后续推理也值得再思。

                此外,权力跟权威始终是表与里的关系,讲表不讲理,无法梳理复杂的历史过程。否则我们理解今日的历史跟理解西汉的历史又能有多少相异?

                • 家园 的确是没有说清楚

                  的确是没有说清楚,随手回的。

                  财权、事权,这些的确不是线性发展。我觉得改革后约束官僚权力的方式不外乎:加强监督、权力收回、引入竞争。经历了自由化的八十年代以后,主要依靠的是后两种手段。有时是收回;有时则为了发展经济,引入竞争,还会适当给地方或部门更多权力。不过这些往往是财权和事权,跟组织群众什么的相去甚远。

                  改革后,普通人对党、政府、单位组织的依附性越来越弱,我觉得这是正常现象。社会的条块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但并不是消失了。

                  刘少奇、邓小平、朱榕基一定程度上都是强干弱枝,加强中央,控制地方的主张者。我打字时心里想到的是他们。

                  最后,我觉得官僚的权威目前主要来源于人民对威权统治的习惯性接受,这点和建国前三十年差不多,和西汉可能还真没有大区别。将来是不能持久的。

                  • 家园 既然如此,那就各自保留观点吧

                    改革后约束官僚权力的方式不外乎:加强监督、权力收回、引入竞争

                    定语“改革后”完全可以不要,5000年历史都是这样的思路。但又正由于这个定语可以不要,就说明了它并非特定的、而是泛泛的思路。思路耳。

                    从思路到实践,中间的东西多了。

                    • 家园 说实话,我还不清楚您的观点?

                      表面上看是无所谓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不过,有了完善的市场以后,考核体系就更靠谱了,GDP/企业效益/招商引资数额虽然远远称不上完美,但比之前的钢产量/粮食产量还是要合理得多。

                      用套话说,就是资源配置手段更合理了嘛。

                      • 家园 嗯,我还不清楚我的观点呢,哈哈

                        我只是想说,您的论点(或者说论据)跟中国改革的实践相差实在太远。

                        随便去翻一本改革以来的编年史、或者论述中央-地方关系、工业部门管理的作品即可。就连芝加哥人张五常都不会同意你的观点。

                        就这个问题,目前我还没有(写出)什么观点。我只是觉得基于错误的论据,逻辑推理所得出的结果只能是自己想当然的想象。

                        至于表与里的关系,那就当我没说过好了,反正刘彻皇帝老儿也不上西西河。

              • 家园 问题是谁愿意付出代价

                如今只要有人愿意付出代价,群众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被组织起来。而这个组织手段,随着时代发展一直都在进步。只不过,群众也没有那么容易被忽悠就是了。

                首先有没有人敢冲在前头,愿意死在前头。

                何况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是敢于登高一呼就够的,组织可不是一个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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