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翻译)语言是否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上） -- 清溪照影

语言是否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70年前的1940年，一本科普杂志上刊登的一篇短文，掀起了二十世纪的一股学术热潮。乍看之下，此文毫无日后大红大紫的征兆。这篇标题为《科学和语言学》的文章，以及这本叫《技术评论》的麻省理工大学的校刊，都不应受到大众热衷。作者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化学工程师，在耶鲁大学做人类学的兼职讲师，也不大可能成为国际学术明星。可本杰明-李-沃尔夫发表的关于语言作用于思维的观点，引起了巨大反响，整整一代人都对其母语局限思维范围的观点深信不疑。

沃尔夫宣称，美洲土著语言加诸土著人的现实中的映像，和我们的语言完全不同，故而他们无法理解我们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比如时间的流逝、物体和动作的区分（如“石头”和“落下”）。几十年来，沃尔夫的理论让学术界和普罗大众都惊艳不已。在他的影响之下，各路学者发表了关于语言作用的各种猜想：从宣称美洲土著语言先天就给土著人灌输了爱因斯坦的时间四维理论，到认为古希伯莱语的时态体系决定了犹太教的性质，林林总总。

最终，沃尔夫异想天开的理论在事实和常识面前，得不到任何证据支持。于是抨击之声非常猛烈，以致几十年来，任何人研究母语影响思维的努力都被认为不伦不类。但70年过去了，该是忘却沃尔夫的不良影响的时候了。近几年来，新的研究成果表明，我们学习母语时确实习得了一定的思维习惯，而这些思维习惯以意味深长和千奇百怪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的体验。

现在我们知道，沃尔夫的理论有诸多错误，其最严重的错误是假设母语约束思维并限制我们的某些想法。沃尔夫惯常的论证套路：如果一种语言没有特定概念的对应词，那么操这种语言的人就无法理解这一概念。比如，如果一种语言没有将来时，那么操这种语言的人就无法领会英语将来时的概念。这套观点能取得那么大的反响似乎有点不可理喻，因为相反的证据多得俯拾即是。当你用十足标准的英语现在时问“你明天来吗（Are you coming tomorrow）？”时，会减弱你对将来时态的把握么？如果操英语的人从没听说德语的“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难道就不能理解什么叫“幸灾乐祸”么？或者这么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现在的语言库既定了你能理解的概念，那么你是如何学习新的东西的？

既然并无证据表明任何语言限定人想些什么，我们就必须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深入探究母语到底如何塑造我们的现实体验。大约50年前，著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以一个简短的定理指出了语言之间的区别：“语言本质上的区别在于必须（must）要表达什么而不是可以（may）表达什么。”这个定理给了我们破解母语的现实影响力的钥匙：如果不同的语言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我们的思维，这不是因为语言容许（allow）我们思考，而是语言习惯性地要求（oblige）我们思考。

举个例子。假设我用英语对你说：“我昨天晚上和邻居在一起。”你很可能想问那人是男是女，但我有权有礼有节的告诉你：关你屁事。但如果我们用法语或德语，我就没法如此模棱两可了，因为语法要求我确定邻居的性别（voisin or voisine; Nachbar or Nachbarin）。这两种语言将迫使我对你告知我同伴的性别，无论我是否认为这事和你八竿子打不着。当然，这也不是说操英语者不明白和男邻居还是女邻居共度晚上的区别，而是说他们交谈时不必每次都要考虑邻居、朋友、教师等等人物的性别，而操其他某些语言的人就要考虑性别。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英语要求对某些类型的信息加以明确，而不是用其他语言的上下文的方式。如果我要用英语告诉你我和邻居共进晚餐，我可以不提及邻居的性别，但我必须告诉你这件事的时态：我得明确我们是吃过了、一直在吃、正在吃还是将要吃，等等。而汉语却并不要求操汉语者以这种方式明确具体时点，因为同一个动词可以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动作。同样，这也不是说操汉语者不懂时态概念，而是说他们表述一个动作时不必考虑时点。

当你所操的语言惯常要求你明确特定类别的信息时，语言就是在强迫你注意现实中的特定细节和体验中的特定方面，而操其他语言的人也许就不需要老考虑这些。而这些语言习惯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养成了的，所以很自然地，这些语言习惯会渐渐形成超越语言之外的思维习惯，从而影响你在现实中的体验、观念、联想、感觉、记忆和方位。

那么，实践中有这样的证据么？

还是拿性别说事。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和俄语等语言不仅要求虑及朋友和邻居的性别，还要莫须有地给全体无生命事物分派性别。比如，法国人的胡子(la barbe)为什么是阴性的？俄语里“水”是阴性的，但为什么泡茶时，水却成了阳性？马克吐温曾在他的名篇《糟糕的德语》里对这种怪异的性别区分表达了极度郁闷：萝卜是阴性，而闺女是中性？虽然马克吐温说德语里有些反常的性别区分现象，但实际上，英语至少在欧洲语言中才算得上是脱离常规的，因为英语并没有把萝卜作为阳性，茶杯作为阴性。如果语言赋予无生命事物以性别，语言就会迫使操此语言者在说到该事物时以男性或女性看待。那么，那些以有性别体系语言为母语的人会告诉你，这种习惯一旦形成，将无法摆脱。我用英语说“这床很软”的时候，我用“它”指床；但我的母语是希伯来语，我的实际感受是在说“她很软”。“她”从肺里一路到嗓子眼都是阴性的，只是到了嘴边才变成中性。

近年来的各种实验结果都显示，语法上的性别区分能塑造操此语言者对周遭事物的感受和联想。例如，1990年代，心理学家将操德语者和操西班牙语者的联想进行了比较。这两种语言里的许多无生命事物的性别刚好是相反的。比如，德语里的“桥”是阴性，而在西班牙语里却是阳性，类似的例子还有诸如时钟、套间、叉子、报纸、口袋、肩膀、邮票、门票、小提琴、太阳、世界和爱情，等等。反过来，苹果在德语里是阳性，在西班牙语里是阴性，类似的例子有椅子、扫帚、蝴蝶、钥匙、山脉、星星、桌子、战争、雨水和垃圾等。当要操这两种母语的人将各种事物按其特征分类时，操西班牙语者认为桥梁、时钟和小提琴含有“男性特质”，如力量；而操德语者倾向于认为它们较为柔弱或优雅。有些事物，如山脉和椅子，在德语里是阳性的，而在西班牙语里是阴性的，其感受就刚好相反。

在另一个实验中，操法语者和操西班牙语者要为图片上的各种事物赋予人声。当看到叉子的图片，法语者们赋予其女性的声音，而西班牙语者会对这个阳性词赋予浑厚的男声。近来，心理学家们揭示，区分性别的语言将事物的性别特质在操此语言者的思维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联想阻碍了其记忆信息的能力。

当然，以上这些不是说西班牙语者、法语者和德语者不知道这些无生命事物没有生物意义上的性别——操德语的女性不大会将丈夫和帽子搞混，操西班牙语的男性也没听说将床和床上睡的谁搞混。然而，一旦这种性别搭配被强加到易受影响的幼小心灵之中，他们就将一直用带有联想和感性反馈色彩的有色眼镜看待无生命世界里的事物，——而陷于“它”的单调沙漠之中的操英语者对这些是无法感知的。比如，德语和西班牙语里“桥”的性别相反，会影响操此语言者对桥梁的设计么？语言性别系统强加而来的感性映像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么？这些感性映像会塑造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品味、时尚、习惯和偏好么？基于当下对大脑的了解程度，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在心理实验室里轻易测算的。如果不能，那倒奇怪了。

根据公开的研究结果，语言影响思维的最有力的证据是描述现实方位的语汇。假如你要给别人指路到你家，你会说：“过红灯左拐，过第二个红灯往右拐，你会看到前面一栋白房子。右边那家。”但理论上，你也可以这么说：“过红灯往北开，过第二个十字路口往东开，然后正东边有栋白房子。南边那家。”这两段话指的是同一条线路，只是基于不同的坐标系。前者用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坐标，以自己身体的左右和前后分别作为横轴和纵轴；后者用的是固定的地理方位，无论我们自己怎么绕，这个是不变的。

比如，在旷野里跋涉时，使用地理方位比较好用，但当我们描述小范围的空间时，我们都用自身坐标系。我们不会说：“出电梯，往南走，进东边第二个门。”自身坐标系之所以主宰我们的语言，就是因其简单自然。我们不会忘记后面和前面在哪。我们不需研究地图和罗盘，我们凭感知，因为自身坐标系直接基于我们自身和即时视野所及。

可是，来自昆士兰北部偏远地区的澳洲土著人的古谷-依米斯尔语，却让我们惊讶地认识到：不是所有语言都符合我们认为是“自然而然”的规则。实际上，古谷语从不使用自身坐标系。人类学家约翰-哈维兰德以及后来的语言学家斯蒂芬-勒文森都表明，古谷语没有“前后左右”这些描述方位的词。在我们使用前后左右的场合，他们用东南西北。如果在小车上他们要你挪出点空位，他们会说“往东边挪一点”。要告诉你他们在你家落下了什么东西，他们会说，“我放在西边那张桌子的南边儿了。”他们会提醒你，“小心你脚北边的那只大蚂蚁”。即使是看电视片，他们描述情节的时候也是基于荧幕的方位。如果电视机朝北，荧幕上一个人迎面走来，他们会说他“从北边来”。

古谷语的这些特质一经公开，就引发了大量对方位语汇的研究。巧合的是，古谷语并不是怪异的特例，基于地理方位的语言遍及全球，从波利尼西亚到墨西哥，从纳米比亚到巴厘岛都有。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其荒唐程度就如同舞蹈老师说，“举起你北边的手，你南边的腿向东移。”而这种笑话对于有些人并不好笑：音乐理论家科林-迈克菲，加裔美国人，在1930年代曾在巴厘岛呆过几年，对一位很有舞蹈天赋的小男孩印象颇深。由于小男孩所在的村庄没有舞蹈教练，迈克菲在另一个村子里给他安排了一位老师教他。几天后，他去查看学习进展时，却发现孩子沮丧，老师怨怒。这孩子没法教，他压根就听不懂任何指令。要他“向东三步”或者“西南曲体”时，他彻底抓瞎了。而这孩子在自己村子里的时候，这些方位指令并不成问题，可因为他刚来这个村子，对这里的地形完全陌生，所以他就不知道东南西北彻底懵了。可这老师干嘛不用不同的指令呢？如果你这么问，这位老师很可能这么回答，说什么“前移三步”、“向后曲体”，那才荒唐透顶呢。

如此说来，不同的语言确实使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描述方位。这就是说我们非得有不同的方位概念么？现在看来，此说不通。即便一种语言里没有“后面”这个词，那也不是说操此语言者不理解这个方位概念。而我们应该去探究这些地理方位语言对人表达上的要求可能给人造成的影响。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在地理方位语言的“要求”之下，人在各个时期形成了何种思维习惯。

如果你讲古谷语，只要你不是在睡觉，你每时每刻都要熟知东南西北的基准方位在哪。你脑海里要有个罗盘，这罗盘日夜工作，没有午休和周末，否则你就无法表达最基本的信息或者弄清周围的人在说什么。操地理方位语言的人似乎确有超人类的方位感。无论何种能见度，无论他们是在密林还是旷野，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外面甚至山洞里，无论是在静止还是运动状态，他们都有精准的方位感。当他们说“我的脚北边有只蚂蚁”之前，他们并不望向太阳，然后运算个一时半会儿。他们对东南西北方位的感知，就如同掌握音高的人感知每个音符时不需要去计算音程。在我们看来难以置信的方位感，对于操地理方位语言的人来说却是稀松平常的，这方面的事例不计其数。有篇报道讲述过墨西哥南部操泽尔托语的一个土著：这人蒙着眼在黑房子里转20圈，在眼睛仍被蒙着并且昏头转向的情况下，他可以毫不迟疑地指出地理方位。（续见下）

http://www.nytimes.com/2010/08/29/magazine/29language-t.html?_r=2&ref=general&src=me&pagewanted=all

原题：Does Your Language Shape How You Think?

作者：GUY DEUTSCHER

译中记

此乃填坑任务，坑在江城孤舟的“语言学小知识4”下面我的回帖里。随后我恰好在纽约时报上注意到了这篇文章，因为当时此文排名靠前甚至第一，遂引起我翻译出来共享的兴趣了。

• 恰好近来纽约时报有篇语言文化方面的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