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 的 一 九 八 九（上） -- 草民

对于那场风波，我心里闷了许久！当年我是北京某大学的大二学生，参加过每一次的大型游行，并天真地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到六四凌晨，沿着军队留好的退路返回学校后，又在6月4日下午骑一单车，怀揣学生证几乎沿着昨天晚上的退路“视察”了一番并平安归来。在看了许多的材料和报道之后,心里有许多自己的想法。现在终于有机会写出来同大家进行进行讨论。当然,我想说的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及自己对这件事的一点思考而已,对与不对,请各位大侠评定。里面的日期我记不太准了,原来的日记放在国内,如果哪里不准确,请不吝指正。

1. 事件的起因及当时的背景

当年事情的起因大家都是知道的：导火索是胡耀邦先生的逝世。但是，一个胡的逝世，并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政治运动，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心里对当时政治体制的不满，而胡当时只不过是一个比较开明的领导人而已，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胡当时的开明程度不一定比现在的一些领导人物更高。一九八九前也有过几次针对社会体制、社会分配不公的民间运动。只是规模没那么大,而且地区或行业性的。八九民运则是一次更大的暴发。就好象海浪一样，几个小的海浪之后,必然会跟着一个更大的一样。而八九年的这次民运,肯定也是为下次蓄积了更大的力量,让我们拭目以待。

事件的发生应该象邓氏说的那样，是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所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邓当时说这句话时很明显地是话里有话，我不想分析邓当时说这句的目的，只是在此借用一下其字面的意思。当时，国际上，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经济和政治上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民在生活上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在政治上得到了更大的自由；美、英等仍然不停地对中国推销其民主和自由，公开或暗中支持中国的民运领袖和组织。国内情况是，国门已经打开并不可能再关闭，许多人走出了国门并多渠道地带回了国外的先进思想，而且这些最早走出国门的人士大多是中国的精英，他们更容易接受先进的东西。当这些走出国门的人带回的消息证明：资本主义社会比中国的社会主义更加发达，人民生活更加幸福、自由，完全与共产党的宣传相反时，国人必然会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因为追求幸福和自由是人的天性，人们们关心的是自己和后代的幸福、自由，而不是被谁领导、统治。另外，有许多解放前去台湾的人士也纷纷回国探亲，带回的信息进一步证明了资本主义的确比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优越。，国人就越来越沉不住气了。于是，出现了七八、八六年两次的小型民运，也为八九年的民运进行了尝试和蓄积。这应该说是八九年民运的根本原因，也是近期中国争取民主、消灭独裁运动的根本动机。

2. 事件的过程

整个事件应该严格地讲分为前后三个绝然不同的阶段：4月中下旬、5月1 日至11日、5月12日至6月4日。

2.1 第一阶段：4月中下旬

这一阶段的主要活动是请愿、游行和聚众演讲。我记得请愿主要有两次：

一次是4月19日的人民大会堂门前，向全国最高的所谓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请愿。请愿的内容一是正确评价胡氏的功过，二是要求反腐倡廉，三是要求言论自由。当时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前聚集的人群不会超过一万人，虽然后来人数有所增加。在学生代表跪了大约1个半到2个小时之久后，才出来了一位工作人员，对学生进行安抚，并表示：学生的愿望是好的，人民代表大会会充分考虑学生的意见，请学生回校等等。但学生不满意的是工作人员资格不够，要求人大主任亲自出面。于是，就僵了。其实，现在想想，在中国当时的体制下,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大主任,怎么会轻易出来接见一个小小的学生代表呢？同时,在中央领导层没有明确表态的情况下，如果人大主任出来接见了学生，恐怕其政治生命也就随之结束了。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政治生命，人大主任是不会接见学生代表的。

第二次是4月21日（可能不太准确）。这次学生代表换了个地方-中南海门前，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和生活区。这一次，请愿书的措辞更强烈些，但内容没有多大的变化，并要求赵氏出面接见。人数也比上次多了几倍。可以预见，结果是一样的，只是出来了一些工作人员进行安抚并劝其回校，不要影响国家领导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等等，一些官话而已。但是中南海内的气氛显然很紧张，因为武警的人数大量增加。

由于没有达到引起政府重视的目的，于是，就发生了系列的游行。在4月份的游行的基本原则是：和平游行，不妨碍交通，不闹事，对待警察是打不换手骂不换口，主要的工具是讲道理。

第一次游行好象是24号。虽然各大学都知道要有学生游行（因为此前已有人到各大学进行动员演讲），并在学校的大门口设立标牌，劝阻学生，更有甚者将大门锁上，但根本挡不住热情激昂的学生。他们以大学为单位，各自从大学驻地集合出发并沿途集结成更大的队伍。队伍一律靠右行进，4人一行，最左边的一人要同前后的人拉手，以保持队伍的整齐。沿途不断遇到除武器以外全付武装的警察的人墙拦路，每次警察的人墙都是由八排以上的队伍组成，同队的警察相互紧挽胳膊，象一道大坝一样将整个路口封死。虽然这些武警战士都个个孔武有力，但经过几次冲击后，总是被冲破。试想,几百个警察怎能挡住几十万人的冲击！人墙被冲破后,现场留下的是一些在冲击时被挤掉的各色各样的鞋子或被踩碎的眼镜。这次游行以到天安门广场为终点，然后是听一些请来的或是自愿来的演讲家的演讲。由于多人同时开讲，且都用扩音器，而且中间有一定的距离，但要完整地听一个演讲很是有些困难。但是，不用听你也知道大多的演讲内容：要求民主、反腐倡廉。当然，也有一些以讲述中央内幕等为主要内容的，当时听完后也难辨真假，就象现在西西河里时常有人散布的一些绝密材料一样，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应该还是信以为真的。演讲的主要作用应该是更加激发了人们参加这场运动的热情。

这次游行中，沿途呼喊的口号和打出的一些标语内容绝对是与要求民主、自由和反腐倡廉有关的，没有攻击政府、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这些大家当时也能从电视上看到。

我在这次游行中，步行了我自出生以来最长的距离。从圆明园附近一直到天安门，在天安门广场听了一些演讲后，由于前门地铁人太多，而到建国门坐地铁回校。距离大约是45公里。步行时间从早9点到下午5点（包括在天安门广场听演讲的大概30分钟）。

第二次游行是4月26号，第三次是4月29号。人数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长，口号越来越响,标语越来越亮。但是，游行的基本原则仍然没有多大的变化：和平游行，不妨碍交通，不闹事,对待警察是打不换手骂不换口，主要的工具是讲道理。当然,中间偶尔有的人有心无心地有点出格，但会有人出来劝阻一下，一些过分的标语被要求撤换。我一个江西的男性同学因嗓门洪亮，被公推为我们队伍的领喊口号者。最后一次游行时，他竟然自己编出了一句“我们被强奸了！”的口号（来源于政府强奸民意），当他喊完后，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同学也不自觉地跟着大家一起喊，但是过后脸红了半天。

从第一次游行起参加者的数目一直只能靠估计，因为很难进行统计。所有在北京的大学都进行了组织，还有一些工厂和企业也参与了游行，沿途不断有行人加入，队伍逐渐壮大。而且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北京当时大概有1000万人口吧（包括流动人口），你可以打听一下当时在北京的成年人，恐怕你很难找到一个没参加过游行的。因此，最后一次游行的人数我感觉应该在300万人左右，这并不夸张。因为4月29号的游行，当我在一个路口休息时，突发奇想，想看一下队伍到底有多长，我当时所在的位置差不多是中间，在街口站了一个半小时后，还没看到队伍的终点，因此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游行。而更令人感叹的是市民和工人组成的摩托车方队、出租车方队、货车方队以及自行车方队。到了5月中下旬，这些机动化的游行队伍每天在城市的各处进行游、宣传，非常壮观。

在这几次游行过程中以及后来的绝食期间，从海淀到天安门广场附近（别的地方我不太清楚是否这样），除了游行过程中遇到的人墙外，其它的主要街道两侧都或站或蹲着武警，他们不讲话，一人挨着一个人地守在那里。有些只是一些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可见当时北京的所有武警都进行了动员，可谓全员出动了。六四以后，就换成了头戴钢盔、手持各种武器、全付武装的解放军。而且还有动手打人的，不过我不确定打人者的身份，可能是一个武警，因为打人的工具是警棍。我六月10号回家时，在北京火车站亲眼看到一个在排队等候进入火车站的小伙子被一个在维持秩序的警察或者是解放军的战士当胸一棍，原因是他只是往前多走了一步，没有听到打人者下达的停一下的命令而已。没多久，隔着小伙子的白衬衣，你能隐约地看到棍击的红印。但当时，没人敢表示不满，小伙子本人也没敢出声。

2.2 5月1 日至11日

这期间，由于经过了五.一假期，4月份的事件好象突然沉寂了下来。虽然有零星的大字报在校园的公告栏里出现，但一些学校已经于假期过后的两三天开始了正常的上课。一直到11号下午。

11号的下午，大概是3点半多，我正在操场上踢足球的时候，校广播播出了一条消息：晚6点学生第一餐厅前的小广场将有演讲，演讲者是北京大学的李某某（这个人后来好象不是很有名，我不知为什么他会到我们大学演讲），请大家前往。因为这几天大家都刚刚从心态上恢复了正常的学习，这则消息对所有人来说都有点突然。

于是，出于好奇，也出于对前一阶段游行的余兴未灭，那天一起踢球的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同意比往常提前半小时结束，于五点去餐厅打饭，饭后准时去听演讲。因为对我们这一小撮的十几人来讲，在平常，踢球是比找女朋友还重要的事，谁要是要提前退场，你要找出合理的理由来征得大家的一直通过，否则，你下次将被开除。除非你今天不来，来了，组织起场子来，你就得到六点（当时还不象现在，饭店到处是，而且大多学生也比较穷，学校的餐厅是就餐的首选，再晚了就没有饭吃了）。

听演讲的人不少，但出人意料的是，李某某介绍说自己是北大物理方面的研究生。因为在我的心里面，认为出来做这种演讲的应该是学政治或文学艺术的。首先，李对前段时间的几次游行进行了总结，认为游行没达到预期目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预期目的是什么。推翻现政府？实行多党执政？消除特权？这都不可能通过几次游行实现），现在，应该将斗争继续进行下去。现在机会来了，戈尔巴乔夫明天要来访问，而且预定13号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我们可在现场请戈氏演讲，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民主情况等。明天会向当局提出更多的民主主张，如果当局不答应，可能要论持久战，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斗争，迫使当局答应。而且暗示了明天的口号可以更大胆些等等。时间大约在一节课长短。演讲结束后，本校的学生自治会就开始募捐，并招募志愿者前往某处连夜加工制作横幅标语等。本人因没有任何艺术细胞而没有前往。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约9点左右，在学校大门口就集结好了游行队伍。从此拉开了长达20天的绝食请愿。

现在想来，本来这件事情好象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事隔10多天又突然再提起呢？诚然有李某某在演讲时讲的前面的游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原因，虽然进行了几次声势浩大的游行，提出了一些愿望，但并没有人对之加以重视，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后果。做为学生，我当时心里也有稍许的不甘心。但仅此而已吗？当然不是。我看的很多文章中都只有一个结论, 群众或学生的爱国热情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这是实话，而且也是正确的就象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显。中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农民运动或者有称为群众运动等等，哪一次没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而这“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是谁？肯定是一些所谓的政治家，他们可能是两派或多派，互称对方为“阴谋家、野心家”，平常就勾心斗角，一旦有了政治运动，肯定都如苍蝇之见了血一样，蜂涌而上，都想把当前的政治运动推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都在利用当前的政治运动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比如八九年的民运，就是赵紫阳和邓小平各为代表的两大政治派别，当然还有其它的政治团体也在参与，只是做为陪衬罢了。斗争的结果是无论谁胜了，都是“胜者为王败者寇”。目前以邓为首的胜了，赵氏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现在的样子。如果当年赵氏胜了，以邓氏为首的一伙人也是这个下场，甚至比现在更惨。这本身就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特殊性。

话题扯远了，再回到本题上来，那么，大胆设想一下，当年是否在4月下旬至5月上旬这近20天里，正是赵邓两派斗争的关键时期呢？现在来看应该是这样的。当时双方在中国的领导层里相持不下，都想利用一下当时的民运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于是，借着戈氏的来访，出现了11号的游行大动员，当学生和国民被调动起来、运动又一次潮起的时候，双方都在静观事态的发展，伺机在对自己有利的时机攻倒对方，以夺取主动权。所以我认为，双方及多方的政治集团都在利用八九年的民运。而具体到个人、社会群体，也无一不是在利用这场政治运动，只不过他们的目的不是自己的政治表现,而是使社会更加进步,自己的生活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也就是说，这一阶段是以邓和赵为首的两大派在相互斗争而僵持不下时，再次有意地放纵或鼓励民运的继续发展。当到了后期，即5月19日以李鹏发表“戒严令”为标志，邓氏集团已经掌握主动权了，但是内部尚有小团体利益不均，直到6月3日前不久才达到权力平衡。因而，这也就是为什么5月19日发表“戒严令”，直到6月3日才具体地有所行动。这期间是其它各个政治集团表示自己立场的时期，包括军队。因为要镇压一些平民，对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说不是难事，只要大权在握，军队听话，还不就是一道命令的事情，简单地很。美国打伊拉克，国会一旦授权给总统,几十万大军开进去,难道是什么难事吗？更何况在北京要对付的“动乱者”是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呢！(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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