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经略》创刊 -- 南渝霜华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指“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它也是政法工作的根本工作路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政法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经历了很大变迁，在不同时期其具体内涵有所差异。今天，政法工作面临许多挑战，形势有些严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路线仍然有着根本性意义。如何与时俱进地走群众路线，是政法工作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

虽然政法工作一直强调“群众路线与专门工作相结合”，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乡村不太强调“专门工作”的一面，而更侧重于“群众路线”的一面。政法工作中“群众路线”最初来源于毛主席的具体指示。建国初期，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针对当时的国内政治和治安形势，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在此期间，毛主席为这场运动制定了明确的工作路线：“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应该说，毛主席为政法工作如何走群众路线所作出的具体指示，确定了基本路线，为政法工作在党委领导下走群众路线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57年我国第一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颁布，中央希望“经过充分的群众工作，依靠广大农民的自觉自愿，依靠广大农民的支持来管理坏分子，依靠多数人的支持来约束少数人侵犯他人利益扰害公共秩序的行为”。中央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实行群众路线。在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时候，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对于要求人民遵守国家纪律这一部分说来，必须坚决贯彻说服教育的精神。为此目的，就应当在群众中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通过报纸、广播、书刊、影片、戏曲、黑板报等形式，深入到机关、团体、学校、企业、街道和农村，向群众反复宣传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意义，……号召人民群众自觉遵守，不要违反，并且督促别人遵守。号召人民群众监督坏人，不容许坏人破坏秩序。各级公安机关应当经常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1957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效力一直维持到1987年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施行，其间极度倚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则一直得以延续。

20世纪80年代，政法工作作为“专门工作”的一面还不具较强的特殊职业性和技术性，因此具体工作中也一直沿袭着“群众路线”。在政法工作中，群众路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直接呼应群众的要求，这使得当时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具有道德标准性；二是依靠群众来维护治安，这使得当时的政法工作具有全民动员性质；三是通过接近群众来维护群众的安全感，保持政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威摄力，这使得群众对政法机关及其工作具有高度认同。这三个方面在具体实践中往往联系在一起，具有整体性。对群众路线的极度倚重使得治安工作呈现出群众司法的样态，使得整个社会被统一动员起来应对治安问题，使得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具有群众性和弥散性。

改革初期，虽然法律精英们开始了人治和法治的争论，但在中国基层，人们还延续着之前的革命思维方式，法律上的犯罪和道德上的越轨还不太为人们所区分。人们对犯罪只有笼统的、模糊不清的认识，往往把群众不能容忍的各种各样的人归入到违法犯罪分子这样笼统的概念中。群众排斥越轨分子的原因，有的是由于越轨分子直接侵害了群众的利益，有的则是由于越轨分子直接违反了群众的传统道德观念，还有的则是由于群众接受各种“说服教育”后提高了“政治觉悟”，从而对越轨分子产生了“阶级仇恨”。人们在泛革命化的集体化时代所培养起来的各种集体情感还没有消失，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在以新的方式培养人们的集体情感。在这些集体情感的支配下，违法和犯罪行为具有很高的道德性，对越轨行为的惩罚也因此有很高的弥散性。尤其是在“严打”期间，道德气氛愈加浓烈，许多只是道德问题的案件，由于“民愤”极大，也会受到严厉惩罚。

当时公安派出所的建制还不健全，“专门工作”远远不到位，政法工作高度依赖乡村组织和城市单位组织来完成，它们在其中起着非常基础性的作用。那时的村庄和单位组织甚至可以开办“法制学习班”，“帮教”有越轨倾向的青少年。而在“严打”中，乡村干部、单位干部简直成为政法机关的下级组织，在实践中享有扭送越轨分子去政法机关的权力。

改革初期政法工作中的惩罚直接呼应群众的要求，符合群众意愿，有时甚至直接由群众发起，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也是依靠群众，具有全民动员性质。不仅如此，惩罚行为还以群众看得到的方式进行，这尤其体现在公审公判大会的频繁召开，大会前后还会押着罪犯“游街”。在乡村，为了打击“歪风邪气”，也会押着轻微违法者或道德违反者游街。通过开展群众运动，国家有效打击“敌人”和“坏分子”，社会秩序得以保障，“好人”长了志气，“坏人”没了威风，不敢再危害秩序；群众运动还可以教育群众，防止他们在生活上工作上犯错误。

国家将犯罪行为当作“敌人”、“坏分子”对社会主义秩序的破坏，严重犯罪者是人民群众的敌人，当然要严厉打击；在对“敌人”和“坏分子”的打击中，政法部门充当了“刀把子”，要首当其冲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利益；同时，对“敌人”的打击要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群众是“刀把子”的坚强后盾。“敌人”并非永远是“敌人”，而是可以通过劳动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人，因此对于那些认清形势、悔过自新、投案自首、如实交代自己和揭发同伙罪行的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在接受应有惩罚、进行劳动改造后，重新纳入人民群众的范畴；而对那些死不悔改的、负隅顽抗的顽固分子，则应给予更严厉的打击。群众并不是一个完整无缺的整体，他们虽然属于“好人”，但觉悟常常并不高，因此需要教育，需要党团积极分子深入群众中进行动员，动员他们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群众中的一部分，尤其是青少年则很容易受“敌人”和“坏分子”拉拢，很容易受到剥削阶级思想和丑恶现象的侵袭，因此需要加强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增强思想道德修养。

上述思维逻辑源自改革开放之前。1957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颁布时，中央就认为，“在这些违反治安管理应当受到处罚的人中，有一部分人原来就是各种坏分子。……这些坏分子是我们专政的对象。对他们的违法活动，是必须实行专政，必须加以处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是人民对各种坏分子实行专政的一个武器。”通过开展群众运动，国家有效打击“敌人”和“坏分子”，社会秩序得以保障，“好人”长了志气，“坏人”没了威风，不敢再危害秩序；群众运动还可以教育群众，防止他们在生活上工作上犯错误。应该说，改革初期治安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呼应了群众的要求，不但接近群众，还从群众运动中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维护了社会秩序，将群众带进国家的具体司法过程中，并从群众运动中增强转型期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从实践来看，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群众路线”基本上有效维持了社会秩序，保障了人们的生活安全感。

这种全民动员性质的群众路线和群众性司法很容易让人联系起群众运动，也许是因为担心局面失控，因此在邓小平去世后很少在政法工作中动用。

随着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和城市单位体制的松弛，政法机关与基层单位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基层单位与基层政府绑在一起的年代一去不返。于是，政法机关越来越觉得村庄和单位干部不配合，发现难以通过旧有的组织渠道维持社会秩序。基于这种现实，承担着维护乡村秩序专门职责的乡镇派出所，也越来越对村庄组织和基层单位不抱希望，而是在政法工作中越来越独立作为。

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基层组织和干部已经难以在维护社会秩序中起作用，基层政府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渠道就更加难以动员群众来维持秩序，集体化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初的“群众路线”逐渐丧失了实践的可能性。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国家正在经历转型，治理工作方式发生了变化，运动方式逐渐遭到抛弃。另一方面，由于在当时的治理性危机面前，群众与基层政府的对立情绪不断高涨，群众运动已经无法动员起来。由于基层政府和农民的对立和矛盾，基层政府越来越害怕农民聚集起来。因为无论何种原因，只要农民聚集起来，矛头就很容易莫明其妙地指向政府，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这种情况下，明智的基层政府就不会用从前那种“群众路线”方式来解决社会秩序问题。在无法有效动员群众的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的“公审公判”和“游街”等方式不再能够起到作用。

在法治的道路上，政法机关不能依赖群众性司法，逐渐通过加强“专门工作”来应对治安工作中的问题，而“专门工作”的发展在无形中加大了对混混和黑社会的依赖。其中主要包括治安联防和“线人”两个方面。治安联防制度的出发点是通过加强群众力量来遏制混混的力量，但在实践中基层派出所往往将一些混混吸收进入了治安联防组织中。而线人制度本身就是通过加强同混混的联系来遏制混混、打击黑社会。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务院和公安部多次发文指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要求建立群众性自防自治的治安保卫组织。这一时期的治安联防队，主要由派出所负责组建，经费保障实行“以费养队，自收自支”。在组建治安联防队时，很多地方派出所采取“以匪治匪”策略，从混混和无业青年中招募联防队员，这虽非所有地方的情形，却是非常普遍的情形。由于治安联防队的人员来自混混，且需要“以费养队”，因此导致乱收费几乎是必然的后果。比乱收费更加重要的问题是治安联防队员的违法和侵权。这支队伍人员来历复杂，很多本来就是混混，因此常常发生违法现象，侵犯群众合法权益。2003年3月发生了深圳治安员打死犯罪嫌疑人事件，郑州治安员系列抢劫杀人案。胡锦涛、罗干、周永康等中央领导先后作出批示。

2004年9月公安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将逐年治安联防队员清退；2008年1月1日以后，各级公安机关一律不得再以任何名义留用治安员。治安员违法往往产生很大的负面社会影响，造成“警匪一家”的恐惧和想象。应该说，治安联防队是在警察与群众关系疏离，警方维护治安能力下降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维护社会治安的补救方法。但由于这种制度依赖混混，也付出了较大的成本，以至于最终被中央勒令退出历史的舞台。然而，实践总是很复杂，目前基层留用联防队员的情形依然存在。一方面，治安联防队员协助民警工作，发挥着不可替代和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基层警力严重不足，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足够补充。面对基层违法犯罪案件日益增多的现实，在不扩充警力的前提下，大规模地消减联防队员不利于打击违法犯罪，不利于维护乡村社会秩序。

如果说治安联防制度是警方维护治安的替代性应对方式中的“阳面”，那么“线人”制度则是其“阴面”。线人制度是警察侦察中的一项固有制度，但在群众性司法状态下，警察可以得到几乎所有群众的支持和主动帮助，村干部和单位组织干部也绝对支持他们，根本不需要用到线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线人逐渐登场。线人是指公安机关发展的为其获取情报信息的人，也称为特情、耳目。1984年，公安部制定了至今仍为秘密文件的《刑事特情侦查工作细则》。线人中除了少数是有正义感，爱打抱不平的人外，大多数本身就是混混圈子中的人。他们起初犯有治安方面的案件，情节轻微，警方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于是民警找他谈话，如果愿意与警方合作，充当线人，警方就直接将他释放。有极少数线人可能已涉及犯罪，但警方想让他们“戴罪立功”，从而将他们发展为线人。线人会经常与警方联系，反映情况。警察也会定期或不定期与线人联系，联络感情。警察平常还会给线人办一些力所能及范围之内的事。

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警方一直强调群众路线与线人制度相结合；到1990年代开始，公安机关越来越重视线人制度的建设，不断宣传利用线人破案的成功经验。现在，线人制度早已成为派出所的基本制度，上级公安机关以此对基层派出所进行考核。当前政法工作中的许多信息只能依靠线人提供，民警们竭力与一些混混搞好关系，希望从混混那里获取破案的关键线索。现在，基层警察最头疼的往往不是混混犯下的重案，而是一些偶发重案，因为偶发重案往往缺乏足够的线索来源渠道。

正是由于基层干部在政法工作中的无所作为，警察对治安联防队员和线人的制度性需求才非常急切；治安联防和线人制度作为“专门工作”的一部分，其发展才更加紧迫，也更加具有现实可能性。

在“专门工作”日益发展的背景下，最近十多年来各地政法工作形势却不断严峻。1993年，当时的公安部长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重温毛主席的教诲，做好新时期的公安工作”，文章重温了建国初毛主席提出的，搞好政法工作“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好群众的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指出新时期的公安专门工作更应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在“专群集合”原则指导下，各地政法机关开始了新时期“群众路线”的各种尝试，这些尝试试图与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发动和组织群众参与治安管理，实行警民携手共同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在农村，这些尝试主要包括巡访制度和社区警务。

巡访制度，就是民警定期主动深入到辖区街道居委会或村民组的群众中去，通过巡查访问的方式，调查了解辖区的社会治安情况、犯罪分子的活动规律与特点，以及各种社会“热点”问题，然后采取针对性措施，及时预防、控制及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一种工作制度。巡防制度最初于1993年由河南省宁陵县公安局首创，被认为是新形势下基层派出所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探索，是对改革农村基层派出所的传统管理模式的创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新路子。其基本内容有：排查案件线索，调查“三逃”人员潜址，考察重点人口，收集治安信息，指导治保会工作，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倾听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意见、建议。其基本方法是搞好“四个结合”，即巡访工作与侦查破案、基础工作建设、队伍建设、宣传发动群众相结合。在具体操作上，要求所长、指导员、警长、民警每月在辖区内定量巡访，并作好记录。民警下乡一律徒步或骑自行车，方便接触群众。同时还建立了周讲评、月定绩、季评比、年考核的管理制度，保证干警积极主动地开展巡访工作。

巡访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被认为使“严打”斗争的冲击面明显扩大，使派出所基层工作更有成效，干警队伍建设充满活力，提高了民警的作风和业务素质，改善了警民关系。其优势在于“攻”“防”一体，不但是一种主动预防手段，而且使治安工作从“被动反应型”变为“主动进攻型”，在某种程度上将治安管理模式由静态为主转变为动态为主。由于民警经常深入辖区巡访，能够及时发现各种违法犯罪线索，使许多案件能够及时破获，增强了打击力度；也由于民警经常下乡巡访，不断发现并打击犯罪，从而将“严打”寓于日常工作之中；还由于民警经常下乡巡访，提高了公安机关对社会面的控制能力，使得防范工作更加有效。

社区警务是新时期另一种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制度。“社区警务”是指社区群体和对社区有治安管辖权的警方密切配合，共同管理社区治安、防控违法犯罪活动的一种工作方式。在警方的指导下，充分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以调查、发现和解决社区治安问题为导向，以预防减少社区犯罪为根本目标，不断增强公众安全感，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20世纪90年代，许多地方在探索社会治安管理方式中不断试行了社区警务。2002年3月，公安部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公安派出所工作会议上，提出了2005年底在农村推行社区警务的构想。2006年9月，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实施社区和农村警务战略的决定》，要求农村公安机关推行农村社区警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决定》指出，社区和驻村民警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群众工作、掌握社情民意、管理实有人口、组织安全防范、维护治安秩序。《决定》要求社区和驻村民警通过走访调查、宣传发动、巡逻守护、实地检查、警情通报等方式做好警务工作；以开展群众工作、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为工作核心，有效地预防和减少社区和农村的犯罪和治安问题。

从实地调研来看，全国性的社区警务战略有一定的效果，它推动了警力下沉、警务前移，密切了警民关系，促进了很多地方乡村治安的改善，增强了农民的安全感。第一，警察经常在社区里活动，民众比较有安全感，犯罪分子不敢放胆乱来，有正义感的民众也敢出来管事。第二，丰富了警方的信息来源。当警察民警在村庄中的出现频率提高后，群众和警察就有了良性互动，群众有疑问能找到警察咨询，有纠纷能找到警察排解，有案情能找到警察举报，有信息也愿意向警察汇报，警察也能在不经意中获得许多额外有用信息。第三，群众可以感觉到派出所工作态度的改变。派出所如果是机关办事方式，民警的任务由所长临时指派，发生案件时下村处理，无事则回营待命。实施驻村社区警务后，警察与群众交道多了，官僚气息少了，群众都能感觉出来。但是，这些措施却由于缺乏激励而流于形式，很多地方虽然建有警务室，但警察却很少出现。

应该说，当前警察与群众的关系是比较疏离的，远远比不上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初期的群众路线包括直接呼应群众的要求，依靠群众来维护治安，通过接近群众来维护群众的安全感这三个方面；而目前则主要包括通过接近群众来维护群众的安全感这一个方面。现在，群众配合警察维护社会秩序，最多只能进行一些与己有关的检举工作，群众的要求不可能直接转化为国家机关的具体行为，更不可能参与到司法过程中去。因为现代法治否定群众运动和群众性司法，认为群众运动不符合法治程序，很容易侵犯人权。因此，新时期的群众路线也不再主张群众运动，反对群众性司法。当前政法工作的运作基础不是群众运动和群众性司法，因此对群众的依赖程度较为有限；它较为强调警方的专门工作，强调合法证据的收集，尤其强调警察在混混和黑社会内部发展线人。

片面发展“专门工作”，常规政法工作的运作基础就在于混混和黑社会，警察对混混就有了制度性需求，警察就必然与混混发生日常联系和来往，从而产生负面效果。尽管借用混混和黑社会的力量，只要控制得当，还是可以有不错的收效，但负面效果往往相伴而来。变成治安联防队员的混混，终因“素质不高”、屡发侵权现象而遭到中央的全面否定。线人固然是常态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但也会产生负面效果，这种负面效果主要体现在“警匪一家”。虽然线人制度是警察利用混混的“暗”的渠道，但只要这个渠道存在，最终警察与混混会发生联系，“暗”的一面会在“明”处呈现出来。

警察与混混的交往未必是腐败层面上的，却很容易走向腐败。警察为了工作需要，而与某些混混保持特殊的联系。但这种关系久了，就难免称兄道弟，最后很容易变成权钱交换，从而滋生腐败。然而，最重要的是，即便不存在腐败和勾结，这种外在的关系就已经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造成强烈的心理刺激，给群众带来“警匪一家”的心理后果和想象空间。混混已经可以利用这种关系中形成的“势”来压制群众，群众则因此而惧怕他们。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群众更加对警察敬而远之，如果没有“渠道”前去“巴结”的话；更加不会向他们提供重要线索，协助他们维护治安。如此一来，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警群关系。警察由于工作需要（更不用说腐败了）与混混保持很近的关系；混混可以利用这种关系从事非法活动，获取非法利益，一般只要不存在严重犯罪行为；这种关系给群众造成很大的心理威慑，使他们与警察的心理距离更远，因此对警察的工作越加无法配合支持；这样警察对混混的制度性需求就更加强烈了。

简而言之，侧重专门工作的法治打黑策略收效不大，无法有效打击混混和黑社会，群众会有所不满；在遇到大案要案时，警察为了有效打击黑社会，通常要利用混混充当线人，而需要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这对群众也会有心理威慑；更不用说经常与混混保持良好关系，难免滋生腐败，出现警匪勾结的情形。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贯彻群众路线，也许是打破这个怪圈的一条出路。

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提上了日程，法治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最契合的社会治理措施。然而，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不能仅仅从西方的法治理念出发，应当正视中国的政法体制和政法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稳定可行的法律制度体系，采取可行的法治策略。过去的群众司法模式，当然不能直接成为今天政法工作的基本模式，但如何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激活群众路线，则是应当严肃面对的问题。

当今对公众参与的讨论似乎假定，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一扇门，决策者在里面，公众在外面。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无非是把原来紧锁的门改装成虚掩的单向弹簧门，公众参与就好比公众推开了那扇门，得以登堂入室参与屋内的游戏。不过矜持的决策者却不会走出户外。毛泽东等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对“参与”的理解截然不同，他们主张决策者必须走出户外，主动深入到民众中去，这就是著名的“群众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群众路线”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28年。该年11月，李立三在与江浙地区党的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此时这个概念还很不清晰。次年，周恩来与毛泽东分别在各自起草的文件中也使用了“群众路线”的概念。其后，在一系列文章和讲话中，毛泽东反复阐发了深入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关心群众痛痒、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重要意义，使群众路线的内涵逐步丰富起来。1943年6月，在为党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时，毛泽东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概括了群众路线的思想：“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 (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 集中起来 (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刘少奇等其他中国革命第一代领导人对群众路线的形成与发展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45年，在共产党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刘少奇对群众路线作了详细的说明，将它归结为两个方面，即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在肯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领导方法的同时，他特别强调群众观点的重要性，“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 他认为只有具备了这样的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到1956年共产党召开八大时，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以上两方面再次加以强调，明确把群众观点作为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此后，共产党对群众路线的表述基本定型，这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把群众路线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把群众路线看作毛泽东思想“三大基本方面”之一。国外也有学者对群众路线赞誉有加，把它看作中国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最具原创性的贡献。

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一种决策模式。美国学者哈丁认为群众路线与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决策过程模式不谋而合，包括信息采集、议程设定、政策策划、政策确定、政策实施、政策评估等几个阶段，只是用语不同。但这样用西方模式来硬套群众路线有几个盲点，难以把握群众路线的精髓。第一，在群众路线的决策模式里，清晰的决策阶段并不存在；整个决策过程被看作一个周而复始、无限循环的过程，由领导与群众的不断互动组成。第二，群众路线模式的首要条件是决策者具有群众观点，而这个条件必须在任何具体决策前形成，并在与群众的互动中不断深化。第三，与其它任何模式相比，群众路线模式对群众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更加重视，要求形成密切的干群关系。第四，在群众路线模式里，决策者的角色并不是拍板者，因为，他们作出的决定还得拿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以期未来的决策更加正确。总之，群众是群众路线决策模式的主角。

与目前流行的各种公共参与模式相比，群众路线可以说是一种逆向参与模式，它所强调的是，决策者必须主动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而不是坐等群众前来参与。这个模式有四个支撑点。

首先，所谓“从群众中来”就是要求领导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毛泽东本人十分注重密切联系群众。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也经常利用战争间隙深入群众，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疾苦和需要。

其次，深入群众是为了培植群众观点。为此，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经常下基层，并在下基层时实行“三同”，即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拉近与群众的距离。除了在日常工作中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外，五十至七十年代还形成制度，定期将领导机构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当社员，下放到车间当工人，下放到连队当兵，直接参加体力劳动，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只有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干部才能转换角色，把世界观和立场真正转到工人农民这方面来，热爱人民群众，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牢固树立起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群众观点。

第三，深入群众要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民意。毛泽东特别强调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本人也树立了调查研究的典范。他认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一定是脱离实际的东西。“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为此，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名言。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可以有两种方法：走马观花和下马观花。他提倡下马观花，即深入基层、长期蹲点，做从历史到现状的系统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问题、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不光调查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民群众，调查研究的重点也应该是人民群众的福祉。毛泽东在这方面说得很透彻，“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如何能在调查研究中听到群众的真话呢？毛泽东指出，“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

第四，调查研究也是向人民群众吸取民智的过程。毛泽东式的调查研究与西方实证主义的调查研究不同，因为人民群众不仅仅是被观察对象，也是调查的积极参与者。这个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源于对人民历史作用的判断。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基于这个判断，他告诫各级领导干部，“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毛泽东特别注重下层民众的聪明才智。他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向人民群众学习，不仅要有正确的观点，还必须展现出正确的态度。毛泽东根据自身的经验提醒广大干部，要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进行调查研究时，一定要以普遍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尊重群众，平等待人，要采取同志式的、讨论式的商量态度，决不可当钦差大臣，决不可摆架子，不可耍老爷式的态度。

总而言之，群众路线的决策模式调转了参与的方向，要求决策者主动、持续地深入群众。公众参与模式强调参与是民众的权利，而群众路线模式则强调与民众打成一片是干部的责任。虽然在两个模式的着眼点不同，一个敦促决策者走出去，另一个要把民众请进来，但在听取民意、吸取民智方面，它们可能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不是对立的，本可以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不幸的是，当公众参与模式开始吸引人们的眼球时，一份丰厚的遗产却被淡忘了。

非洲，坦桑尼亚，东非大裂谷。

大裂谷是人类的摇篮。数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们走出大裂谷，走向全世界，孕育了芸芸众生。此时，这里已经悄悄弹起雨季的前奏。“东非天，孩子脸。”不时有一阵雨哗地落下，旋即又放晴。就像这里的人一样，热情，直接，又充满孩童气。

夕阳下，一列火车在大裂谷里缓缓穿行。铁路早已年久失修，列车行进时发出很大的“吱吱嘎嘎”的声响。车厢前后、左右、上下剧烈摇晃，在车厢里像是坐在船上在大海航行一样，感觉随时都要脱轨似的。脱轨的感觉并非不真实——车窗外，不时看见散落着脱轨的车厢，有的看起来还很新，有的已经锈迹斑斑，还有的只剩下底盘。脱轨之后，它们就静静躺在路边，无人搭理。

前方依稀看到一个东非村落。火车的到来，扰破了村子的宁静。村落里的黑人小孩赤着脚，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有的光着身子，大一点的小孩背着小小孩。他们笑着闹着跟着火车跑，同时向火车伸着小手，希望乘客能扔下一点什么东西，小到矿泉水瓶，大到相机。得到垂青的孩子们忙着争抢“战利品”。他们身后，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村落，茅草覆盖下泥巴糊成的房子错落有致。远处，是大裂谷的重山与深谷，热带丛林在夕阳下映衬出玫瑰的颜色。

这就是著名的坦赞铁路，是中国人给非洲留下的礼物。它从南部非洲腹地出发，跨过半个大陆，穿越森林、高山、峡谷和草原，历经1860公里路程，最终将触手伸向温暖的印度洋。这是一条被誉为“友谊之路”、“自由之路”的非洲交通大动脉。

笔者就在这列火车里。连日的颠簸，已经让笔者熟悉了坦赞铁路缓慢而摇摆的节奏。眼前的景象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笔者一个人身处异域，眼前的人、事与景致都与故乡似乎完全是两个世界，无论是窗外的茅草屋、眼前操着各种语言试图跟笔者搭讪的黑人、还是盘中用手抓着吃的“乌咖喱”（Ugali）；熟悉的是，列车上的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从洗手间的门把手“有人”“无人”的汉字，里面的“唐陶”（唐山陶瓷），到“青岛某某铁路客车电气设备”出产的配电箱，到蓝白相间的“东方红”火车头，再到上世纪70年代的那种老式电风扇上醒目的中国铁路标志：铁轨上的列车。

从万里之外的中国到非洲腹地，笔者正是为了寻访这样一条既熟悉又陌生的铁路：它离我们如此遥远，却又与中国息息相关，无论是历史，现在，还是未来。

笔者从坦赞铁路“零公里”处——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口出发，断断续续历时30天，经历了远远超出预想的艰辛旅程，克服了身体上、语言上、文化上的诸多困难，最终走完了坦赞铁路全程，到达了坦赞铁路的终点——赞比亚小镇卡皮里姆波希（Kapiri Mposhi，下称“卡皮里”）。笔者一路走、一路谈，采访了很多坦赞铁路职员，上至总局长、下至普通司机和扳道员，以及坦赞铁路退休员工、中国技术专家、援外工人和美国的坦赞铁路研究专家等，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坦赞铁路历史、当前实际运营情况和铁路未来发展方向。笔者还深度探访了沿途的城镇村落，与当地人零距离接触，对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与民众心理做了采风。

归国后，笔者将这段旅程凝成下面的文字，以此向为坦赞铁路付出辛劳乃至生命的前辈致敬，也向为坦赞铁路擘画未来的当代工作者致敬。更重要的是，站在历史看未来，分析这条铁路在我国对非洲战略中的重要价值，探讨利弊得失，展望坦赞铁路和中非关系的未来。

赞比亚鲁西瓦西湖畔的少年儿童欢迎坦赞铁路的列车通到他们的家乡。（1976年摄）

中国的铁路

从达累斯萨拉姆机场前往市区，必经之处就是坦赞铁路达市客运站。它的外观像极了北京火车站。苏式大屋檐下是一排高大的立柱，两旁是那种中国上世纪70年代典型的镂空窗。穿过一道厚重的木门，就进入了候车大厅，仿佛回到了中国一样。

这似乎在无声的诉说，中国与坦赞铁路有着不解渊源。

1964年，周恩来对刚刚独立的非洲各国展开了历史性的访问。1965年，尼雷尔访问中国。就在这次访问中，尼雷尔首次提出了请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

彼时，中国国内经济刚刚有所恢复，却又面临着空前险恶的国际环境：北方有苏联陈兵百万，西南与印度刚刚交战，南边是美国刚刚发动了越南战争，东边则是台湾不断袭扰。在国际上，中国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敌，四面被围，处境艰难，迫切需要打开一片天地。而此时正是非洲殖民地独立浪潮。与新生的非洲国家打成一片，是那时中国外交的必然选择。尼雷尔的访华恰逢其时。

关于那次会谈，尼雷尔后来是这样回忆的：当时，他考虑到中国并不富裕，仅向刘少奇请求援建一个纺织厂。刘少奇爽快地答应了。尼雷尔这才尝试着提出他真正的要求：请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据尼雷尔称，刘少奇当即拍板，“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就干！”

然而，根据中方的史料记载，刘少奇的回答是：“可以考虑。但需要较长时间。第一步是勘察。”

两个版本的迥异，折射出当时中国高层的不同意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起初对援建坦赞铁路持保留态度，认为中国若援建需要“勒紧裤腰带”，代价太大，得不偿失。但是，周恩来算的是“政治账”，从战略高度看待援建坦赞铁路的价值，认为支持坦、赞是“穷帮穷”，并由此团结一大批非洲国家。权衡之后，中国决定上马。

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立刻在西方引起震动。西方媒体声称，中国将“铁臂”深入非洲，坦赞铁路是中国伸向非洲的“细血管”，“中国将派遣成千上万红卫兵进入非洲”等。在西方舆论的压力下，坦、赞两国一些人士尤其是赞比亚也曾经动摇过。最终，在艰苦的外交折冲后，坦赞铁路动工了。可以说，从坦赞铁路的修建伊始，就充满了中国和西方的斗争。

1970年~1975年，我国在国力不强的情况下，耗资约10亿人民币为修铁路提供贷款，还提供了价值数亿的设备，动用了5万余人次技术管理人员和工人参与建设，在崇山峻岭之间、荆棘遍地之中、疾病肆虐之下，与当地人一起修建了这条“非洲自由之路”——坦、赞将独立视作“政治自由”，而将修建坦赞铁路视作“经济自由”。有65位中国人为了这条铁路长眠在异国他乡。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中国最大手笔、付出最多的援外工程。

坦赞铁路通车以来，成吨的赞比亚铜矿得以外运，沿线的物流也得以提升。1997年，坦桑尼亚发生特大洪涝，洪水冲毁了德国人修建的坦桑尼亚中央铁路，而中国人修建的坦赞铁路却岿然不动。

今天，刘少奇当年承诺的铁路和纺织厂都仍然在运营。笔者在达市采访期间，就住在这家名为“友谊”的纺织厂——友谊纺织厂是另一段值得书写的故事。两个项目都为当地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中非友谊作出了巨大贡献。

因为种种原因，目前这两个项目的经营都面临着很大困难，但都还在艰难维持，并探索未来转型之路。这是从政治援外向双赢模式的转身，过程也许会很痛苦，需要我们认真观察、探讨、总结。

风雨36年

坦赞铁路全长1860.5公里，单线窄轨铁路，设计最大坡度2%。全线有车站53个，隧道22座，桥梁318座，其中坦桑尼亚西南段的爬坡路段最为崎岖艰险，那也是修建铁路时难度最大、牺牲最多的地方。

1975年，铁路全线贯通。1976年，中国将坦赞铁路移交给坦赞两国政府，两国政府共同成立了“跨国国有企业”——坦赞铁路局负责管理。

1977年度，即移交后的第二年，坦赞铁路曾完成了127万吨的年货运量——这也是历史上的最高峰了。1983~1986年度，坦赞铁路年均货运量还能保持在100万吨，年均客运约120万人次，当时的铁路还能盈利。这是坦赞铁路的辉煌时期。

但是，好景不长。据老铁路职工哈吉基万加回忆，正是从1986年以后，坦赞铁路的运量逐年下降，最低到了仅37万吨/年。

1986年，在完成了四期技术合作后，中国专家人数逐渐减少，后来性质也从全面指导变成有限咨询。背后，是中国整个非洲战略的调整。

上世纪80年代，在“对外开放”旗帜下，中国外交比较强调对西方的工作，多少忽略了非洲。此时的对非工作，政治的因素在下降，而市场的力量还在襁褓中，因此出现了青黄不接。有不少非洲人说，中国人是“结识新朋友，丢掉老朋友”。

中国撤出非洲，坦赞铁路开始下滑，二者之间也许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此后，坦赞铁路每况愈下，2008财年最低时仅37万吨。

近几年，随着坦、赞两国经济发展开始起诉，坦赞铁路的运量也有所回升，目前约为64万吨。有意思的是，坦赞经济的发展，也与中国经济发展对非洲矿产需求增加、与中国加大对非洲的投入在时间上是一致的。

中国不仅修建了铁路，而且中国的进退与铁路的兴衰息息相关。

弊病丛生的铁路

坦赞铁路的货车按计划是每周两对。但是，据沿途铁路职工告知，经常一周都没有一列。其中，在笔者到访期间，西向东的全程货车一个月才发了一列。笔者是在完成一个月的采访后，才在终点站卡皮里姆波希看到了一列正在装车的货车。

客运方面，坦赞铁路每周开行两趟客车。由于车辆和线路保养较差，列车运行速度缓慢。按照时刻表，“快客”周二发车，全程45小时，平均时速约41公里；“普客”（即慢车）周五发车，全程48小时，平均时速约38公里。

车开得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36年来缺乏对铁路的保养，安全事故频发，因此很多路段设置了限速，有的甚至限速到10公里/时。如此限速，火车按自行车的速度跑，当然就快不起来。

但是，实际上，连这样慢的时刻表，也很少遵守，晚点非常普遍且严重。坦赞铁路局官方统计的客车正点率为11%，而笔者个人感觉就连这个数字恐怕也达不到。如果说国内火车晚点是以分钟计，那坦赞铁路的晚点则以小时甚至以天计。有好些当地人听说笔者要走坦赞线，都反复叮嘱要备足干粮和水。显然，坦赞铁路的晚点是出了名的。最终，笔者的车总共“仅仅”晚点了17个小时，算是不错了。

坦赞铁路退休员工哈吉向笔者介绍，在铁路通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列车一直很正点。到了2000年左右，就开始变得不守时了。到现在，晚点已经是常态。

列车的车况也很差。行进中，列车前后、上下、左右剧烈摇晃，时不时就来个急停，然后又是“野蛮启动”。车厢交接处噪音非常大，发出非常刺耳的“吱吱嘎嘎”声。在车厢内行走，笔者时刻担心被摇晃急停的列车磕到或摔倒，甚至被直接扔出车窗或车门——车窗都是大开的，经常是没有玻璃，有的车门也合不上，就这么开着。

机车缺乏是坦赞铁路运力的瓶颈。目前，坦赞铁路称仅余14台干线机车。而据笔者实地调查，实际仅有9台机车可用。甚至本应报废的“东方红”机车实际上还在服役，充当调车机车。

究其原因，是坦赞铁路管理太差，长期只用不修，出了故障就拆东墙补西墙，把故障车的各种“器官”“移植”到还算健康的车上。我国卖给坦赞铁路的6台机车可缓燃眉之急，但杯水车薪，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机车不足，是造成货运不足、客车晚点等问题的主要原因。

笔者在曼古拉车站看到站里停着一列货车。车站工长马琼萨说，这列货车已经停了两个星期了，因为没有火车头来拉，所以一直这么停着。他说隔壁车站的货车堆积得更多，没地方停，因此这辆只有停在曼古拉了。他抱怨说，现在的情况是货车等火车头，而火车头在等燃油。缺少火车头，更缺少燃料。

坦赞铁路的通信手段落后。全线基本使用手机调度指挥。列车从达市始发站开出后，会给沿路车站的工作人员手机通知；而火车通过每个车站后，该站有义务给下一站手机通知。就这样一站一站地手机传递信息。很难想象，一条长度相当于从北京到广东的铁路，居然就是靠“手机接力”指挥调度的。曼古拉车站工程师弗雷德里克就配有4部手机，分别装有坦桑尼亚四大电信服务商的SIM卡，以备在信号不好的时候换着用。

坦赞铁路窘境的深层原因

坦赞铁路乱象的背后，是高素质人才严重缺乏。

中国在移交坦赞铁路后，曾派出大量专家和技术人员做能力建设，包括培训人才、建立规章制度、协助运营等，那时甚至还有中国司机。通过三期技术合作，中国“手把手”教会坦赞铁路如何管理。但是，根据协议，从第4期技术合作开始，中方人员开始逐渐减少，而且不再参与运营；从第8期技术合作开始，中方专家仅仅提供咨询。直到最新的第15期技术合作，中方专家仅有8人，完全无法做现场技术培训。中国曾多次组织铁路管理人员远赴中国接受培训，但远远不能满足人才需求。

目前，受过中国培训的老一代职工已经退休或邻近退休，大部分人并未得到重用。笔者接触的不少年轻员工缺乏专业技能，仅经过三个月非常简单的培训就上岗。

曼古拉车站工长马琼萨原本是个木匠，扳道工哈迪娅是做小生意的。他们在赞比亚姆皮卡（Mpika，注：坦赞铁路赞比亚分局所在地）的铁路学校接受三个月的培训，据马琼萨说，学习内容“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经过三个月的学习，他们通过了考试，获得了坦赞铁路工作许可。像这样不具备铁路专业知识，仓促上岗的，坦赞铁路还有很多。

很多火车司机不具备资质，造成大量人为事故。比如，有一起事故是这样发生的：司机把半道的山坡上把车厢解开，单把火车头开到车站。车厢就停在坡道上，没有刹车。可以想见，车厢开始溜滑。最后，车厢几十公里/小时的速度滑下山，撞上了一台才刚修好的火车头。像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故，每年都有很多起。

此外，职工懒惰，偷盗现象严重。坦赞全线本建有贯通明显通讯，但目前设备基本都被铁路职工和附近村民偷盗一空。

说道怠工，坦赞铁路司机有独特的怠工方式。他们有时会故意把火车停得离站台很远，让乘客自己走到站台。笔者就在旅途中经历了一次。

此外，坦赞铁路内部权力斗争激烈。根据《坦赞铁路法》，坦赞铁路局总局长固定由赞比亚人担任，坦桑尼亚人只能担任副总局长。赞比亚方面往往派遣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人士担任总局长。总局长考虑问题，往往从赞比亚本国的需要出发，从执政党的短期利益出发。赞比亚籍局长和坦桑尼亚籍副局长不睦已久。内部勾心斗角严重。管理层想的是如何为各自的本国利益服务，如何实现自己的升迁，如何利用职权谋私利，而非考虑坦赞铁路大局。

坦赞铁路的问题千头万绪，但归总起来只有一条：人的问题。只有解决人的问题，坦赞铁路才能重新焕发生机。显然，全靠当地人，是管不好这条铁路的。

援建坦赞铁路值不值？

中国当年“勒紧裤腰带”，付出了巨大牺牲，援建了坦赞铁路，到今天却变成如此窘境。有人也许会问，中国当初援建坦赞铁路“是否值得”？

笔者认为，现在看来，当初援建坦赞铁路，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外交留给今天的一笔遗产，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可以说，坦赞铁路至今仍然支持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因此，应当从战略高度看待坦赞铁路。

在外交上，“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正是坦桑尼亚、赞比亚这些非洲国家。此后40年，非洲一直是我国外交的重要基石，在各种国际场合支持中国的主张。

在经济上，西方媒体曾把它形容为“中国伸向非洲大陆的‘吸血管’”。这自然是攻讦；然而，“血管”之说却被一些非洲人认可了。他们说，坦赞铁路给他们带来了财富，是“血管”。

在政治上，坦赞铁路也曾具有战略价值。她支持了坦、赞两个反对殖民统治的“前线国家”，为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输血”。背后，当然也有中国的贡献。

然而，进入上世纪80年代，“血管”似乎变得不那么流畅了。不可忽视的一个大背景是，当时中国奉行“韬光养晦”，而且重视西方，大幅度减少了对非洲的援助，战略性地从非洲撤退。

从1986年到2006年，有大约20年时间，中国对非洲缺乏明确战略，缺乏必要投入。大环境也反映到了坦赞铁路上。不少回忆中提到的“1986年分水岭”，说明中国专家逐渐撤离与坦赞铁路开始走下坡路之间也许有一定相关性。

从上世纪末起，中非关系又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市场力量不断壮大，有了“走出去”的战略需求。“血管”的含义扩展了。一方面，中国制造业需要非洲的资源；另一方面，“中国制造”需要打开非洲的市场。

今天的坦赞铁路上，东行的列车将赞比亚的铜运往达市港口，装船驶向中国，以满足中国对铜矿石的庞大进口需求；西行的列车则将整车整车的“中国制造”销往非洲内陆。坦赞铁路，这个“计划经济”的产物，如今却正在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服务，这或许出乎周恩来的意料。然而，就算是“歪打正着”，也体现了周恩来时代中国对外战略的前瞻性。

“走出去”倒逼了外交工作的跟进。在非洲的投资往往依赖良好的政治关系。坦赞铁路作为中国援非“金字招牌”，时至今日仍然在为赴非投资兴业的中国企业服务，为中国商品的销路服务。

除了狭义的经济效用外，坦赞铁路还具有战略价值。铁路从东非海岸出发，绵延向西南，直入非洲腹地，接近矿产带。将来，如果坦赞铁路面貌一新，有可能与正在修建的安哥拉本格拉铁路东西相连，成为横穿南部非洲的铁路大动脉，成为正在酝酿中的“南部非洲交通网”的顶梁柱。这将是中国大力参与南部非洲开发的基础，对中国在非洲的经营极有裨益。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过去的反殖民主义的“前线国家”，如今正在成为中国在非洲布局谋篇的新的“前线”。

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如今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已经与当初那个不计成本、无私援助的“老中国”相去甚远；在很多非洲人心目中，“新中国”变成了一个打着算盘追逐利润的经济动物。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市场活力的体现，是互利互惠；然而，在非洲人的思维里，中国人是在“拿走”非洲的财富。中国在非洲的良好形象虽未逆转，但已有恶化趋势。逐渐老去的坦赞铁路，已经无法承载新时代中非关系的重任。

怎么办？

一方面，传统的政治援外模式无法适应今天的要求，必须改革创新；另一方面，我们又要从援建坦赞铁路的历史中汲取精华，重新发现我们已经失去的宝藏：从国家层面上对非洲战略的把握，以及合作过程中对非洲人的尊重。这是今天对非洲工作的两个要点，亦是两大缺失。

中非关系到底好不好？

很多人一提到非洲，就是饥荒、瘦弱的面孔。而提到中非关系，往往还停留在“阶级兄弟”的时代。

现实的非洲和中非关系，远比脸谱化的形象复杂。

好的一面仍然存在。有些老非洲人，确实还记得中国人对他们的“无私援助”。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很多年轻的非洲人也知道中国“现在有钱了”，生产了很多产品。当然，这些印象中也夹杂着非洲式的夸张，如“中国比美国还富”。不少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是勤奋工作，传说中国人居然晚上还工作，这太不可思议了。

当然，也有很多不好的印象。比如，“中国的产品都是残次品”——中国的各种山寨产品充斥非洲市场，而缺乏“一分钱一分货”意识的当地人又确实喜欢便宜货。又如“中国企业虐待劳工”——不少赴非中资企业缺乏对当地法律和文化的认识，把国内的加班、多劳多得等习惯带到非洲，对最低工资、劳动保护等缺乏概念，引发了非议。这两点极大地消耗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在非洲建立的良好形象。

部分非洲当地人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例如，终点站卡皮里姆波希车站财务经理将正在车站采访考察的笔者拘禁在他的办公室里，并质问笔者来此的目的，暗示笔者是“中国间谍”。他说，中国人如果管理坦赞铁路将对员工很坏，会拖欠工资，会虐待员工。他还说，中国人在赞比亚“劣迹斑斑”。

在非洲，流传着很多关于中国人的谣言。其中最有传播力的谣言之一，就是“中国在非洲使用囚犯当劳工”。笔者在非洲采访时，也被问到过这个问题。

这条谣言看似荒诞不经，但并非没有根基：在非洲的中国人确实在衣着上不注意，与当地人交往少，居住环境差，工作强度大，而且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与非洲人眼中养尊处优的“白人”形象相去甚远，而确实有点像“囚犯”了。

中国人工作勤恳，确实让一些非洲人以为只有囚犯才如此辛苦。比如，中国人对“加班”习以为常。但在非洲，休息可是上帝赐予的权利。“加班”是贬义词，有时等同于“压榨”乃至“虐待”。笔者对一个非洲人解释，说笔者经常工作到夜里一两点。听者瞪大了眼珠张大了嘴，半响才冒出一句：“你……是囚犯吗？”

这里还有个深层问题。根据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法，企业必须雇佣较高比例的当地员工。而中国企业和项目大多还是习惯带去中国劳工，一是效率高，二是服从管理。这是一个矛盾。

“走出去”战略已经实施10年左右。现在，到了升级换代的时候了。需要系统地提升“走出去”的质量。这样，才能避免对中非关系的进一步消耗。

坦赞铁路的未来

坦赞铁路的未来，取决于从赞比亚北部到民主刚果南部的巨大的铜矿带。

铜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在军事和航空航天领域也有广泛用途。在赞比亚北部，有一条长220公里、宽65公里的“铜带”，是世界上最大的沉积型铜矿床，储量12亿吨，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这里的铜矿不仅储量丰富，而且品位较高。目前，年产量已重新逼近75万吨的历史高位。而最大的买家就是中国。

除了矿业外，农业也是坦赞铁路的机遇。坦赞铁路在赞比亚境内长约800公里，沿途光热水土条件极好，适合大规模农场和牧场。赞比亚政府将坦赞铁路两边各30公里的范围开放给外国投资者，总面积约450万公顷。即使按非洲标准，其中的可耕地也有100多万公顷。但是，囿于基础设施太差，这条“坦赞铁路农业走廊”一直未得到开发。笔者在火车上的观感也印证了这一点。今后，坦赞铁路的振兴和农业走廊的开发可以携手并进。

南部非洲共同体副秘书长何安卡何罗介绍说，他们正在构建“南部非洲交通网”。这个巨大网络将从赞比亚北部向北延伸到刚果（金）南部、向西延伸到安哥拉的港口、向东经马拉维到莫桑比克。整个网络的地理中心是赞比亚北部。而坦赞铁路正好位于整个交通网中的“顶梁柱”。

然而，横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是坦赞铁路目前的状况。机车和车辆严重缺乏，线路基础设施损毁严重，通信调度落后，信号严重老化，原有的维修厂都悉数停工，劳动效率低下，人员素质差，劳资关系紧张，因此坦赞铁路目前的经营并不顺畅。同时，管理层内部坦、赞两国的权力斗争激烈。根据《坦赞铁路法》，坦赞铁路局总局长固定由赞比亚人担任，坦桑尼亚人只能担任副总局长。赞比亚方面往往派遣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人士担任总局长。总局长考虑问题，往往从赞比亚本国的需要出发，从执政党的短期利益出发。赞比亚籍局长和坦桑尼亚籍副局长不睦已久。内部勾心斗角严重。管理层想的是如何为各自的本国利益服务，如何实现自己的升迁，如何利用职权谋私利，而非考虑坦赞铁路大局。

因此给坦赞铁路带来的恶果是，铁路亏损也十分严重，目前亏损已经达到3700亿坦桑尼亚先令（约合2.2亿美元）。而整条铁路的估值才5000亿坦桑尼亚先令。也就是说，资产负债率已经达到75%。未来两三年，坦赞铁路有可能发生资不抵债情况。

经过实地采访，笔者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坦赞铁路目前只是勉强维持运营。无论是从基础设施角度，还是从铁路运营角度，坦赞铁路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要么就此垮掉，要么浴火重生。

我国应接管重整坦赞铁路

今年6月12日，坦桑尼亚与赞比亚政府宣布成立了联合专家委员会，以修改《坦赞铁路法》。这一举动旨在盘活坦赞铁路，为外资和外国管理层入主坦赞铁路铺平道路。

笔者建议，中国政府应当下决心，考虑给中国企业以充分的支持，大力参与坦赞铁路特许经营，实质是入主管理坦赞铁路。“特许经营”问题已经说了十几年，现在到了该下定决心、走出实质性步伐的时候了。

第一，对于中国来说，坦赞铁路是中国援非的金字招牌，政治意义重大，不能丢掉。然而，现在坦赞铁路可以说弊病丛生。若不捡起，有可能就此垮掉。

第二，坦赞铁路具有重要的现实经济和战略价值，符合我国对南部非洲交通网建设和开发南部非洲资源的战略。

从坦赞铁路各方面对中国的态度来看，政府普遍持欢迎态度。坦桑尼亚交通部副部长暗示已经就将铁路交给中国人的事情已经讨论了很多年，铁路对政府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应该将其注入活力。

坦赞铁路局总局长莱万尼卡也表示，铁路将铜运往中国，是为中国服务。他希望了解中国政府到底准备拿坦赞铁路怎么办，并将尽量向中国政府争取更多投资。此外，多位坦赞铁路职工对笔者表示，当地人管不好铁路，希望中国人回来接管。

坦赞铁路沿线民众欢迎任何将铁路运力提升的计划。一些坦桑尼亚人也对中国人怀有好感，欢迎中国人回来接管铁路。一位坦桑尼亚的大夫得知笔者从中国来，非常激动。他说，因为中国人帮他们修了铁路，当地才能建起医院。中国人还帮助他们培养了医生。

事实上，“中国人要回来了”的消息早已在当地广为传播。坦赞铁路局上下，包括基层职工，甚至还有一些沿线民众都已经听说了这个消息。当然，道听途说使得他们听到的消息非常不准。

不过坦赞铁路局总部工会主席柯霍戈说，劳工问题是坦赞铁路的最大困难，不认为外国管理者能管理坦赞铁路，即使中国人来了也很难管理和控制好当地工人。他还表示，如果外来管理者裁员，将伤害本地劳工利益，言下之意是难过工会这关。

当然，关于接管的具体谈判需要细致谨慎。但是我国应首先明确向坦、赞两国政府表明将接手铁路的政治态度，以防铁路落入他人之手。

非洲：大国战略场

坦赞铁路的终点是赞比亚的铜矿带边缘。这里是坦赞铁路未来的希望，也是各大国争夺的重点。

赞比亚北部和民主刚果南部蕴藏着巨大的铜储量。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冶铜产能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2009年，中国铜矿石进口量达612.8万吨，进口依赖度为64%，高度依赖海外。从供方看，智利出产了全球三分之一的铜矿石，此外还有美国等。在这些国家，上游都在必和必拓、力拓等大集团的垄断之下，我国企业作为需方议价能力较弱。而进入上游的突破口就是赞比亚。

目前，中国的矿业投资已经进入赞比亚。包括中国有色集团、黑龙江、吉林、辽宁的有色矿业公司、中核矿业等，共有24家中资企业从事采矿。他们集中在赞比亚北部的谦比西、卢安夏、恩多拉等地。截至2010年底，中国在赞比亚投资超过20亿美元。而随着赞比亚政局恢复稳定，一些中国的有色金属公司正在加大在赞比亚的投资，届时投资额将会呈几何级上升。比赞比亚北部更值得期待的是刚果（金）南部。那里资源丰富，但由于交通落后，开发还很少。将来，那里的资源出口仍然可以走坦赞铁路。

不过，南非、以色列、印度等公司觊觎坦赞铁路已久，美国和英国也一直有兴趣。坦赞铁路局内部人士透露，他们确实被南非、以色列和印度公司打听过消息，说明他们对坦赞铁路有兴趣。如果坦赞铁路被他国抢占去，将对我国在非工作造成巨大负面影响。

前文说道，坦赞铁路是未来“南部非洲交通网”的“顶梁柱”。目前，美国、英国、南非、以色列、印度等多国都对这个宏大计划感兴趣。德国承建了从赞比亚北部通向民主刚果南部的一条公路。

最值得关注的还是美国。近年来，美国“重返非洲”的势头越来越明晰。2007年，美国建立了非洲司令部。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对非洲的外交工作力度逐渐加大。2011年南苏丹独立，即是美国在非洲外交工作的一大成果。一旦奥巴马连任，势必将加大其“能源独立”战略的执行力度。根据这一战略，美国将减少从中东的原油进口，加大对西非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届时，美国将把非洲当作其重要的能源进口源地。

而美国想要“重返非洲”，面临的是中国已经大举进入非洲的现实。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连续两年对非洲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访问，期间多次影射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目的就是在基本不花钱的情况下，重塑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同时打压和抹黑中国。

相比美国的口头工夫，中国在非洲的投入是实打实的。其中，尤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笔者在非洲腹地采访，就时常碰见修建道路的中国同胞。而笔者本人也有时会被当地人误认为前来修路的。不过，中国公司承建的基础设施虽然数量较多，但却缺乏像当初坦赞铁路那样具有影响力、标志性的工程。

世易时移。当今天的“市场经济的新中国”试图“走出去”、“走进非洲”的时候，面临的仍然是当时质疑中国修建坦赞铁路的美国和西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尤其需要一个有影响力的项目，推动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在非洲站稳根基。

个体的意义

在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各个领域里，最直观、最感人，也最容易引发共鸣的，无疑是“救助个体”。看到一只伤愈的红隼重返蓝天，足以让每一个在场者热泪盈眶。

但是，很容易被志愿者忽略的一点是，救助野生动物个体的价值往往并不在个体本身，而更多地在个体背后的整个种群。这和救助人类社会中的弱势个体是不同的。

动物和人的差异很多，按照演化生物学家道金斯等人的观点，最大的差异可能在于动物缺乏文化。在这里，文化的定义是“与遗传无关、但可以模仿和传承的行为模式”。

人类社会中，文化因素正在逐渐压倒遗传生理的因素。我们对自我的改造能力越来越强，先天遗传素质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小。当我们说“每个人都独一无二”的时候，这种独特性大部分来源于后天。而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更是几乎全部来自文化领域：他的一生中会创造出无数的新思想和新事物，影响身边的每一个人；而当他死去时，哪怕他的血脉有后代来传承，那些未曾表达出来的无数思想也会永远消失。相比之下，他对人类的遗传贡献显得微不足道。

然而，野生动物个体在环境中的绝大部分行为，都可以回溯到它的基因；个体间的文化传承即便存在，影响也通常微乎其微。如果两群狼面对同一场景做出了不同的反应，那是因为它们的遗传特征不同，而不是因为它们各自经历了不同的狼群历史、有不同的狼群文化。就算有动物因为和人相处而从人类这里习得了复杂的行为，当它回归野外时也几乎不可能把自己学会的“人类技巧”教给其它动物、改变原有的文化。一种不适应其所在环境的人类文化可以导致一个文明的毁灭，但动物界中的文化似乎从来没有这样巨大的效果。

因此，野生动物的价值更多地承载于它的基因之中，种群本身的延续更为关键。个体的死亡是必然的，但基因通过种群基因库可以长存下去，维持物种的存在。我们保护野生动物个体，更多是一种保护种群的手段，本身并非目的。所以美国黄石公园才会引入狼来控制鹿的数量、来淘汰老弱病残。这样的行为在人类中无法想象，在自然界却是完全正常合理的；我们经常用人类的眼光去看野生动物，忘记了我们之间的客观差异。

而假如一个物种本身并未濒危，那么刻意保护它们的个体，对整个物种也没有多少好处。如果我们出于其他理由、依然希望保护这些个体免于死亡的话，那就不属于狭义动物保护的范畴了。

物种的意义

如果保护个体是手段，那么保护物种、保护地球生态是不是就应该成为终极目的呢？

但实际上这两个命题都很可疑。物种虽然寿命长，但早晚也要消逝，新生代哺乳动物每个物种的平均寿命也不过几百万年而已。地球历史上至少99.9%的物种都已经绝灭了，绝大部分都和人类没有关系。

至于“保护地球”，则问题更大。其实，没有哪个物种是“不可或缺”的。有些物种消失后其地位立刻被取代了，有些会波及到其他物种，只有很少数的物种一旦绝灭可能会引发生态系统大范围的崩盘。但是，崩盘了也不是世界末日，几千万年过后，一切又都会重头再来。地球的确很脆弱，很容易被打得鼻青脸肿，比如发生在大约2.5亿年前的P/T绝灭事件杀死了海洋中大约96%的物种；但是地球又很顽强，不管多惨都能恢复回来，P/T之后过了1000万年，物种多样性就超过了绝灭之前的水平。

类似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多次。这有点像一个不倒翁，一推就晃，但怎么晃都不倒；换成生态学术语，就是“在地质时间尺度上，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很弱、但恢复力稳定性很强”。坦率地说，只要太阳系的结构维持不变，我想象不出任何方法能把地球生命打成万劫不复；就连核弹也不能保证消灭所有无脊椎动物。

那么我们天天强调要维护生态系统图的又是什么呢？就像是一个人成长期间摔过了无穷多跤，未来也要摔无穷多跤，为什么偏要执着于阻止眼下的这一跤呢？

很简单，地球经受得起生态系统的崩盘，人类可是受不起。虽然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每次都恢复了，但每次陪葬的物种数目却不计其数。不要说生态系统崩盘了，脆弱的人类经济体系连海平面上升几十厘米都招架不住，这让地球历史上动辄上百米的海平面变化情何以堪。

由此，似乎可以导出一个结论：我们保护生态，不是像口号里宣传的那样是为了地球，而根本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地球其实根本不在乎我们怎么闹腾，它有的是时间来恢复；可我们等不及。就算人类没在灾变中直接陪葬，等地球恢复完了人也该没了。

而如果不考虑“保护我们自己”这个因素的话，保护其它野生动物的动机似乎也变得不充分了。人类的捕杀直接或间接导致了猛犸的绝灭，这件事情应该责怪人类吗？但如果这是人类的错，三叶虫绝灭又是谁的错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求硬骨鱼考虑一下三叶虫的感情和生存权？恐龙经受不住小行星撞击而绝灭了，这又应该怪谁呢？恐龙自己还是小行星？一种生物适应不了小行星撞击，另一种生物适应不了人类出现，二者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在外星智慧生命看来，也许是这样的：如果人类把猛犸象杀光了，那是猛犸象缺乏像蟑螂这样的适应力。如果人类因为滥杀生物导致自己毁灭，那是人类过于愚蠢、活该倒霉。如果人类通过保护其它物种使自己得以延续，这就很聪明、很高瞻远瞩；但这不是必然结局，不是理所应当，也谈不上道德高尚。

但我是人类，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希望人类走上最后一条路。

保护的意义

然而，物种存活与否，以人类的价值确实太难判断了，毕竟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还十分浅薄。而难以具体讨论时就诉诸抽象，有了这种常见的思维习惯，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动物保护不仅仅是为了物种本身的存活，而且是顺应（某个不可捉摸的）自然规律；违背自然规律是会产生不良后果的，这个总该没错吧……

这篇文章不讨论其中的自然主义谬误，只说一下把 “保护” 等同于 “顺应自然” 的问题。

顺应自然，听起来很美好，但实践中却根本无法执行——自然界的绝灭是一直存在的，大灾难有绝灭，平时也有绝灭。那么，假如有一个本来要绝灭的物种被强行挽救回来了，这算什么情况呢？ 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损伤了其它本该繁盛的物种的利益呢？动物之间是有利益冲突的，比如流浪猫的繁盛通常都会给野生鸟类带来严重的伤害。不管这样做好不好，这显然是对自然界的严重 “扰乱”。

那么不扰乱，该灭绝的让它们灭绝行不行？问题又来了——谁该灭绝呢？ 你不作为，就会有其他的人类活动影响；而这些活动影响是永无可能被完全抵消的。大熊猫的地位至今也没争出个所以然，它们在野外天然栖息地的生活能力极强，完全不用人担心，真正的问题在于栖息地本身遭受了严重的人为破坏。可是，栖息地本来就是会因为气候变化而改变的，如果人类文明从来没有存在过，大熊猫会不会因为自然的气候周期而遭受危险呢？没有人类的话它们会什么时候气数已尽？绝灭之前会不会产生出新的物种？没有人知道。

所以，实际中的野生动物保护原则其实就一句话：“尽可能维持现状”（包括“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因为这样对人类自身最为有利，环境不变我们才能安安稳稳地发展文化和经济嘛。这样做是不是打断了某个玄而又玄的“自然进程”？

如果把 “自然” 定义为除人类之外的一切，那么人类的每一个行为都是 “打断”。而考虑到人类不过是演化之巨树上的一个小小旁支，那么无理由地割裂 “人类”和“自然”，是不是才是最根本的人类中心主义呢？

实践中的保护

但现实中的野生动物保护的最大困境不是环境伦理，而无一例外在于资源不够。有限的资金如果撒胡椒面一样平分给每个物种，大概会一事无成；残酷的现实使得野生动物被迫分出了不同的等次，我们会优先把资源投给那些花费小、意义大的野生动物。

生态学上的关键种肯定更值得我们去付出，因此，出现了两个保护生物学里专属的概念：伞护种和旗舰种。

所谓“伞护种”，本身不一定有多大的生态学地位，但它们所需要的生存环境能覆盖很多其它物种；只要有人出钱保护了它，就能连带保护很多别的物种。这样的好买卖当然不能放过。围绕伞护种建立动物保护区始终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方向。

而“旗舰种”甚至连生存环境这个要求都可以放宽，它的基本标准严格来说只有一条：能卖萌，能招人喜爱，能吸引眼球，能拉捐款。如果同时满足伞护种的标准那就更好；若是连带还有民族象征、国家特色等等，那就近乎完美了。大熊猫也因此成为迄今为止最完美的旗舰种（WWF拿它当徽标不是没有理由的）：它足够奇特，还算珍稀（身为EN级别，已经合格了，虽然还有很多物种都比它更珍稀），萌起人来天下无敌，并且还相对容易圈养，也能胜任伞护种的角色。

图：WWF的图标和口号

经常有人质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保护大熊猫。确实，大熊猫相对来说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但大熊猫本身的宣传意义、对川滇一带整体生态保护的意义也是确实存在的。不可能拯救每一个，但总应该努力争取更多的人，拯救更多的物种。客观情况如此，我们只能把某些物种放在优先地位，把资源相对集中在有意义的领域。

因此，前三部分的意义讨论并非空谈，我们不得不据此对资源的安排进行取舍。一些保护者太过执着于动物个体、执着于虚无缥缈的“所有动物的利益”，或者某个不能明确表述的“自然规律”，以至于花大力气为某些其实并不濒危的生物摇旗呐喊，我不能说他们一定错了，只能提醒他们，这些资源本可以用到更有价值的领域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