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造反了：对杖鱼说不！

四十年代，工党心目中理想化的英国正在成型。这将是一个纪律严明而简朴的国家，由尽忠职守的公务员们在伦敦加以组织与领导，接受他们指挥的国民也是知荣明耻，自我约束的一群。卫生，理性，官员做主与公平，这基本就是圆颅党的社会观，只不过少了强制性的赞美诗与军事独裁。对于工党来说十分不幸的是，英国根本不是这个样子。混乱无序，寻欢作乐，个人主义，这才是（至今依然是）这个地方的真实面貌。工党的道德信条是自制与公平分配，各位大臣们对消费主义充满厌恶，视其为滋生于美国的祸害。但是消费主义很快就会以势不可挡之势爆发开来。老百姓很喜欢免费的眼镜与更为优厚的国民保险计划，对于预制房屋也表示欢迎，印巴独立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他们反感各种限制，厌恶日复一日的排队与物资紧缺，尤其痛恨在七八年之后还要每天被人提着耳朵拿敦刻尔克说事。于是英国人又一次采取了惯常的手段：他们造反了，但并不是以法国人的方式。没有暴力，没有漫天飞舞的石块与声嘶力竭的传单，英国人造反的方式更为安静，也更为固执。他们已经反抗过了住房短缺，他们拒绝穿着政府指定的服装，现在他们连摆在他们面前的食物也不吃了。

日记与信件反映了一个完全痴迷于食物的英国。公众们一直以为战争结束之后商店里就会恢复到战前琳琅满目的常态，结果配给制不但没有松动的迹象，而且还越收越紧，于是民怨开始酝酿起来。BBC电视喜剧《老爸上战场》（1）描述了一个虚构的连队，里面有一位由詹姆斯.贝克扮演的乔.沃克（詹姆斯.贝克在现实生活中的性格比起电视里更加放荡不羁，44岁就因酒精中毒而死）。沃克总是穿着双排扣的西服，两撇八字胡纹丝不乱，走到哪里都神气十足，他虽然是个反角，但却有一付热心肠，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搞道德说教，他总能不动声色地变出一瓶威士忌，或者一盒雪茄烟，或者一双丝袜之类的违禁品塞到对方手里，让他们原形毕露。沃克以游击战的形式推进着服务业经济。他是个违法份子，但人人都离不开他。战争结束之后，无数现实生活中沃克的原型从阴暗的角落走了出来，街头巷尾的黑市商贩们成为了工党治下日常生活当中人们普遍认可的组成部分。

1949年上映的两部广受欢迎的伊灵喜剧很好的反应了当时整个社会知法犯法的道德困境。在《通往平利可的护照》（2）一片中，住在轰炸地点周边的居民们发现自己在法律上已经不再从属于联合王国，而是属于勃艮第公国。身为勃艮第人，折磨其他伦敦市民的配给制以及各种限制条款对他们无效。他们还没来得及庆祝这从天而降的自由，蜂拥而至的黑市商人们就把这里团团包围起来，秩序与法律岌岌可危。这些人代表着长期受压制的物欲与消费主义，社会主义者们一直担心它们随时有可能爆发——的确如此。政府当局试图用铁丝网将平利可隔离起来，勃艮第的人民则坚守不屈，很有1940年英国刚刚参战时同仇敌忾的气势，不过多了几分搞笑的元素。伦敦市民们站在勃艮第人这边，他们向铁丝网里面投掷食物，借以为平利可助威。这其实就是对一年半之前占房运动的喜剧化再现。电影的最终是个莎士比亚喜剧式的大团圆结局，造反的平利可居民与政府达成了妥协，重新回到了配给簿支配之下平等而有序、尽管有些丧气的英国。

《荒岛酒池》（3）在《通往平利可的护照》几个月之后上映，这部电影从对立的另一面反映了相同的问题。剧中一艘名为“SS政治家”号，满载威士忌的货轮在拖代的赫布里底岛搁浅。故事自然是虚构的，但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取材于战争中的真实事件。事件中的商船名叫“SS内阁大臣”。岛上的居民和其他英国国民一样饱受威士忌短缺之苦，因此抓住了这次机会，将大量原本要运往北美的威士忌藏了起来，瞒过了代表政府当局的国土守卫队总司令沃格特队长（这一角色由巴西尔.拉德福德（4）扮演，他是《老爸上战场》中亚瑟.罗维（5）的前辈）。在影片中，清教式的英国遭到了一个决心坚定，团结紧密的岛屿社区的颠覆，后者用一场盛大的舞会来庆祝来之不易的解放。和平利可不同的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渴望在拖代取得了最终胜利。在现实生活中，一名收税官对这批酒水锲而不舍的搜索导致了岛民的分裂。有人因为盗窃而遭到指控，邻里之间的氛围也因此遭到了难以弥补的破坏。但是观众们忘掉的是现实，记住的是故事。

脏橛子与富尖子

从五十年代末一直风行到六十年代晚期的灰色单元楼遍布英国各地的城区。还没有哪种新生事物能如此之快地黯淡下去，革命乐观主义也从来没有如此之快、如此之惨地迷失方向。就像其他所有革命一样，这场革命也发源于欧洲，后来才传播进英国，此时距离现代主义的混凝土先知们初次发言已经过去了一代人的时间。密斯.凡德罗（1），勒.柯布西耶（2），瓦尔特.格罗皮乌斯（3）还有奥古斯特.佩雷（4）都是二三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梦想着一个新世界，充满明亮、高大、覆盖着玻璃幕墙的建筑，尽情释放人文主义。这不仅仅是建筑工程，还是一场由混凝土与预制钢材来完成的社会革命，目的是将卫生与阳光带给大众，解放那些在工业化欧洲黑暗、破落而且毫无章法的街道上生活与工作的人们。纳粹的上台逼走了许多理想主义者，大部分去了美国，在那里他们的高楼 不再代表社会主义，而成为了全盛时期资本主义的礼赞。不过还有些人来到了英国，贝特洛.莱伯金（5）为伦敦设计了许多优美的白色现代主义建筑，包括早期高层公寓，健康中心以及伦敦动物园的企鹅池与猩猩馆。另一方面，艾诺.古德芬格（6）则更喜欢装人的巨塔。他曾经严重冒犯过伊恩.弗莱明，以至于后者把他的姓氏安在了笔下反派的头上。

在另一些场合，从德国、俄国、法国以及瑞士来的先锋派艺术家们在英国的影响力则要有限一些。这个国家的建筑一直以来都在古典主义与复兴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但是从二战结束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期，老旧工人阶级住宅的数量短缺与质量低劣驱使着人们转向对速度与捷径的追求。五十年代中期，仅苏格兰就有400000间房屋没有室内厕所。格拉斯哥贫民窟的生活条件如此之差，以至于罗马教廷都曾公开予以谴责。英格兰中部及北部的大型工业城市也基本是一个德性。一位又一位政客越来越轻易地许诺更多新住宅，和任何类似国家相比，英国建造的国家标准住房比例都是最高的——当然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相比还有差距。理想主义建筑师们带来了规模与速度——天空中转眼间就出现了一条条街道。各个城市的地方官们纷纷伸出双手欢迎这些舶来的梦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一张照片得到了极其广泛的传播。实际上这一题材的照片多得很，很多城市都有自己的版本，但内容都是一致的：坚定而有力的西装男子居高临下地俯瞰着城建模型，指点着分布其中的纸板楼房。

建筑界的有识之士们以及几十名年轻、现代思维而且崇拜他们的英国建筑师们为自己的高楼选择了起伏的原野作为背景，周围绿树掩映，头顶春日和煦。各个城市的地方官们一开始对将居住人口转移到辖区之外以便获取更多空间的想法普遍持敌视态度，他们觉得人们更喜欢住在原来的社区。此外他们还想保住自己的票仓与税收来源。所以，高楼只得在城市中心的闲置土地上或者刚刚被推平的维多利亚时期建筑的遗址上拔地而起。从1958年起，各地市政府在建造高于5层的建筑时每多一层都能得到中央政府的相应补助，这等于是政府贿赂人们往高处盖楼而不要往四处扩张。新式高楼尽管在数量上只占新建筑的一小部分，却为工人阶级带来了切实的好处——内置厨房，地板供暖，浴室，卧室大到孩子们再不必挤在一张床上睡觉。目标更长远，做工更精细的高楼兴建计划从未付诸实施，资金与时间的匮乏以及猖獗的地方腐败行为使得地方建筑公司更热衷于快了萝卜不洗泥的做法。

曾几何时，英国不同的地区都曾拥有各自独特的建筑传统。格拉斯哥有红色砂岩廉租公寓，伦敦有深红色雕花砖房，曼城有双栋连体房。现在，在单一现代审美观点的影响下，外形完全一致的高楼开始到处开花。建筑师谢巴德.费德勒（7）曾回忆自己与伯明翰工党首脑，“小凯撒”哈利.沃顿共度的微醺一天，当时两人一起去视察一座原型高楼。接下来的叙述很有时代特色。“为了接近这座建筑，我们穿过一顶大帐篷，里面摆满威士忌与白兰地之类的烈酒。走到大楼跟前时我们两个一致认为这座楼太漂亮了。……我们离开的时候，哈利.沃顿突然说道‘好，照这样给我来五座。’——就好像他在买糖果一样，‘给我来五座，就安置在X附近。’……” *52*沃顿是个右翼工党领袖，反对移民，支持绞刑，虽然不是市长，但却是伯明翰许多重要委员会的主席。他并不腐败，但是十分专横而自以为是。英国各地都有类似沃顿的这种人。纽卡斯尔的T.丹.史密斯（8）就是个贪污犯，但是也有像格拉斯哥的大卫.吉布森（9）这样清教徒作风的社会主义者。吉布森的一名同事曾经敬畏地描述他：“面色苍白，目光犀利，干劲十足的理想主义者，绝对的狂热分子，……就我们看来他的眼中只有一件事：如何尽可能多地盖新房，如何尽可能地为他心爱的工人弟兄们提供体面的居住条件。”*53*

（1） 生于德国亚琛，过世于美国芝加哥，原名为玛丽亚路德维希密夏埃尔密斯(Maria Ludwig Michael Mies)，德国建筑师，是最著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之一。http://baike.baidu.com/view/859555.htm

（2） 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年10月6日-1965年8月27日)，原名Charles Edouard Jeannert-Gris，是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是现代建筑运动的激进分子和主将。http://baike.baidu.com/view/117127.htm

（3）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Gropius1883年5月18日-1969年7月5日)出生于德国柏林，是德国现代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现代主义建筑学派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公立包豪斯（BAUHAUS）学校的创办人。1969年7月5日卒于美国波士顿。格罗皮乌斯积极提倡建筑设计与工艺的统一，艺术与技术的结合，讲究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1945年同他人合作创办协和建筑师事务所，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以建筑师为主的设计事务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建筑理论和实践为各国建筑界所推崇。http://baike.baidu.com/view/122900.htm

（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8F%A4%E6%96%AF%E7%89%B9%C2%B7%E4%BD%A9%E9%9B%B7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Berthold_Lubetkin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Ern%C5%91_Goldfinger 下文中提到的007反派就是金手指。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wyn_Sheppard_Fidler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T._Dan_Smith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Gibson_(UK_politician)

占房客与预制房

第一批故事于1946年7月登上了报纸头版。突然之间，48户受够了没有正经地方可住的家庭闯进了斯肯索普的一座废弃军营。很快这事又在米德尔斯堡重演了一次，又有30户家庭不请自来地搬进了废弃军营。萨里斯波里无家可归的人们占领了30座临时营房。在纽卡斯尔海边的锡厄姆港，8户矿工家庭在空置的临时营房门口用粉笔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就开始在里面铺床叠被。接着占房运动也在唐克斯特开展起来。在白金汉郡风景如画的查尔方特圣贾尔斯，一百余户家庭宣布成立了“维切尔公园产业委员会”，然后就接管了一座军事基地。他们选举了一位格拉斯普先生当主席，他以极富伊灵喜剧（1）风格的方式宣称“只要团结一心，我们就能成功，地方当局要想把我们赶出来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到了8月份，占房运动的势头越来越强劲——从艾什顿到贾罗再到利物浦，阿伯丁郡的弗雷泽堡，以及威尔士最古老的城镇之一兰特威特梅杰 。在巴斯，一座皇家空军机场也让人占了。在拉姆斯盖特，矿工以及家属们占领了一座炮台。好几家人硬搬进了卡迪夫一座空置的疗养院。伦敦一位公交售票员及其家属占领了博克斯雷希斯的一座疗养院。伦敦德里郡之外的军营里闯进了500多人。谢菲尔德的一座防空炮台也让人占领了。大部分此类入侵都十分和平，但是占房者的决心十分坚定。在原用于关押德国战俘的图普司立军营门前，《泰晤士报》的记者这样报道：“一位下士拒绝人们进入，但是他寡不敌众。大门被硬生生地挤开，大约20名男子与几位妇女进入了军营。他们发现了十座空闲营房并立即善加利用起来。”6对夫妇搬进了克罗伊登的皇家炮兵营地。在斯劳，32座铁皮屋坐落在足球场中心，占房者们耐心等待着，看守刚一分心他们就潜入了进去。伯明翰的人们则干脆搬进了无人的公寓。

到了初秋，全国估计大约有45000人非法入住进了空置的临时营房、公寓或避难所。直到此时，这场席卷全国的叛乱才真正成为报纸头条的题材。

9月8日，一个下雨的周日下午，大约1000人在伦敦的金斯顿大街汇合，他们主要是带着孩子（包括婴儿）的年轻夫妇。大多数人都带着行李箱。跟着他们的是拉着床板与家具的出租车与小货车。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行动，幕后的负责人是伦敦共产党的干部，例如托比.罗森。此前他们一直在伦敦城里物色并标记空置的物业。另一名《泰晤士报》记者看到“那些暂时还找不到住处的人们耐心地在雨中等待着，搜索队在周围四处侦查，寻找更多的空闲房屋……人们冒雨在路灯下交换着情报，他们似乎有一个十分精巧的信息传递系统，通过信使来互通声气。”全城各地的空房子一座也没剩下。伊尔切斯特勋爵（2）在伦敦的故居，坐落于白金汉宫一角的摄政公园阿比洛奇公寓，还有韦茅斯大街、马里波恩大街、菲利莫尔花园的公寓，再远一些在伊灵与皮姆利科也有人占房。

当局一开始的反映极具英国特色。妇女志愿服务组织的人带来了热饮，警察们非但不去驱逐这些占房家庭，还从肯辛顿兵营带来了咖啡和茶。报纸对他们的行为持同情态度，似乎公众舆论也是如此。随着占房运动的继续，人们开始自发地组成人链，从这些房屋的窗户往里传递食品。在有几条街道上，警察甚至会亲手将食品包裹交给占房者。外面的人们为这些占房者收集毛毯、钱、食物、巧克力还有香烟。伦敦大学的学生们上街游行，打出的横幅上面写着“居者有其屋，富人方得享其奢。”有些被占房屋收到得食品太多，简直没法处理。但是随着反叛的继续，政府的手段也越来越强硬。有些房屋被掐了电，地方政府得到警告不得协助占房者，骑警也被派出来驱散被占房屋外面的同情者。白金汉宫路上的占房者们直接给国王写信抗议。一位占房者代表来到唐宁街10号求见艾德礼，结果吃了个闭门羹，让首相的管家挡了回来。内阁决定叛乱必须得到制止。主管住房的比万宣布，现在是维护社会正义以及对“有组织非法行为”作出回应的时候。共产党领导哈里.波利特反唇相讥道，“政府真想报复就放马过来吧，工人阶级正想活动一下筋骨呢。”最终占房运动还是偃旗息鼓了，共产党也收了手。政府威胁说参与占房的人在日后排队购买救济住房时没有位置，这很可能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

（1） http://i.mtime.com/zuoshengxiang/blog/3255877/

（2） 此人的祖父培育了世界上第一个金毛猎犬族群，而他则于1952年公开了其祖父毕生的配种记录。http://www.countrysportsandcountrylife.com/sections/gundogs/GoldenRetriever.htm

人民的经济？

工党的其他一些国有化举措就得不到这种评价了。首先是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听上去惊心动魄但其实没什么实际效果。银行里掌权的人根本没变，经营政策也毫无改动。对煤气与电力行业的国有化也没掀起多少波澜，因为地方政府和许多小型私人企业早已部分掌控了这两个行业。从1908年工党刚刚建党之日起就提出铁路国有化。战前的英国铁路体统基本分配给了四家公司加以瓜分：伦敦东北铁路，西部大铁路，南部铁路和伦敦铁路。到了四十年代中期，铁路系统基本不存在竞争，而且还会定期接受拨款以维持经营。自然，分配与国有化之间的差别不只是说说而已。但是战争一开始政府就直接控制了铁路，因此接下来的事情也就水到渠成了。

这一举措并没有带来一个焕然一新的交通体系。工党的世界观完全是胖总管式的（1），他们希望将所有交通工具一把抓，不管是卡车、火车、轮船还是驳船。新生的英国铁路仅仅是庞大交通帝国的一部分而已，还有伦敦地铁，穿越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运河网络，上千家货运公司的卡车车队，主要港口甚至旅行社与饭店都将听命于英国交通委员会的辖制。这意味着一向是国家骄傲的铁路系统一下子被排挤到了老二的位置上。现在铁路系统要受一个新的铁路行政主管及其地方经理的辖制。这些人要管理632000名员工，20000辆蒸汽机车头还有超过4000辆电力通勤机车，若干维多利亚时期留下来的老旧车厢，一开起来全身都响，此外还有7000匹在调车场拉车用的马。*47* 战后的铁路系统和汽车问世之前的公路系统相比运力还是要强一些，但是现在情况很糟，而且由于经济危机和钢材短缺，根本得不到新的投资。没上漆的桥梁和漏水的隧道都已历经百年之久，老旧不堪的信号系统，生锈中断的线路，电力的缺乏以及冰冷而不舒服的车厢——这一切都不是国有化的错，但是话又说回来，单纯进行国有化而不追加投资也无法解决上述的任何问题。唯一从铁路国有化当中受益的就是铁路公司的原始股东，他们得到了十分合适的赔偿，就连他们自己也没料到。

在四十年代，煤炭与钢铁甚至比交通更能激发公众的紧张情绪。煤炭供应着全国十分之九的能源需求，煤烟与燃煤的气味笼罩着英国大大小小的城镇。一旦煤炭业产量跟不上或者由于天气原因而停产，工厂就要关门，老百姓都得打哆嗦。煤炭也在工党党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26年大罢工就是由矿工发起并结束的，工党议员最痛恨的人就是“一脸凶相的矿坑老板”。煤炭是个红得发烫的话题。年轻而野心勃勃的哈罗德.威尔逊就曾写过一本干预如何推进煤炭行业现代化的书，希望能以此扬名立万。普利斯特利与奥威尔一路的社会主义作家们对矿工恶劣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大加渲染，以期令读者们意识到英国目前的社会弊端。对于工党议员们来说，将煤炭业国有化不仅是他们当初投身政治的最初动机，还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意味。这件工作被交给了政府内部一位较为年长并理想化的成员。曼尼.申威尔（2）小时候在伦敦东区的一家裁缝铺当学徒，后来迁往格拉斯哥并成为“红色克莱德赛”运动（3）的活动家之一。他是一位极富煽动力的演说家，也是一位资深议员，但是当他接受煤炭业国有化这一任务时，他发现根本没有现成的计划书或者蓝图可供参考，唯一能找到的是一份当年工党的宣传册，还是用威尔士语写的。

申威尔费尽力气终于在1947年1月1日按时完成了任务，但是他的时机实在是糟糕得无以复加。正如我们所见，滴水成冰的天气彻底封死了各个煤矿，发电厂也相继关门。暴风雪怪不到社会主义的头上，但是申威尔依然与粮食大臣约翰.斯特拉奇（4）一道沦为了妖魔化的对象，因为他许诺绝不会出现电力短缺。用报纸上的说法就是“与申威尔一起哆嗦，与斯特拉奇一起挨饿”。长期来看，更重要的一点是缺乏计划，如何对这个关乎英国国计民生的产业进行现代化的计划。许多煤矿的技术条件依然停留在维多利亚时期，它们几十年来一直是家族的私产，这些煤矿必须要关闭。另一方面新的煤矿必须开掘。到了1947年，英国的煤炭产量早已远远落后于战前水平。到处都急需现代化挖掘与通风设施。如何缓解劳资关系也是迫在眉睫的问题。矿工们得到了新的合同以每周两天假期，但是国有化刚刚进行了几个月就爆发了多起大规模罢工。国有化正式施行的第一天，各大煤矿门前都挂起了醒目的标语，宣称现在由国家煤炭理事会来“代表人民”进行管理煤矿。在某些地方，“人民”两个字被划掉了，“矿工”取而代之。一段时间以后，地方上的经理们——大多数人在国有化之前就上任了——与矿工之间的关系多少还是缓和了一点，投资多多少少地还是到位了，条件最差的几个矿坑也都得到了关闭。但是认为只要推进公有制就能促进工业发展的天真想法早已被无情地戳破成了泡影。真正要紧的是经理们的素质。历史学家康瑞利.伯内特既不厚道又十分公道地抱怨道，白厅为国有化理事会挑选的主事人员“都是些四平八稳、三锥子扎不出血的老好人，而不是意志坚强、富有人格魅力的创新型领导者。”*48* 分管煤炭的是海因德利子爵（5），一位63岁的老煤矿人。煤气理事会由一位伊顿校友主持，交通主管则是战争交通部来的西里尔.赫科姆（6）。代表人民接管重要工业在政治上的确很有象征意味，但是正如一代代政客们每隔三五年就会重新发现一遍的那样，谈论改变与带来改变根本不是一回事。

1948年至49年的钢铁辩论是国有化的最后一役，不过到了此时公众的情绪早已开始扭转。工党的确国有化了钢铁业，这一行业的利润空间比煤炭业与铁路业更高而且劳资关系也更为缓和。但是他们这么做的时候神经极其紧张，因为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风向的变化。工党不得不给自己打气，声称“钢铁之战是对民主政治的终极考验——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我们的结果”。但是内阁之所以咬牙硬上仅仅是因为害怕如果不这么干会被人视为精神崩溃的表现。在下院的辩论中，年轻的后座议员们公然反水。钢铁业的老板们组织得力，精力十足。工党面临着一段极为动荡的时光，而托利似乎正在重整旗鼓。*49*兴奋过度的克里普斯在下院发言称：“如果我们不能依靠法律手段来完成我、对钢铁业的国有化，哪怕诉诸暴力我们也要完成目标。”他们最终还是做到了，但是此时钢铁业已经损伤了元气。钢铁业对投资的需求如同矿山与铁路一样迫切——新的炼钢厂、焦炉与炼钢炉等等。但是国有化又一次没能满足这些需求。仅仅过了几年，钢铁业的主体又重新遭到了私有化。

国有化的确在某种意义上为英国带来了现代化，但是这不过是一场薄弱而缺乏资金的国有化，与其策划者预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艾德礼政府上台四十年后玛格丽特.撒切尔对这一轮国有化进程的逆转将是她最伟大的胜利之一。煤炭行业在经历了几次轰轰烈烈的大罢工之后终将消失，英国铁路也将成为全国的笑柄，在接下来一次不成功的私有化之后还将继续大出洋相。总之，国家统筹的概念很快就丧失了对人们的吸引力。

（1）“胖总管”（The Fat Controller）托芬海特，著名卡通系列《小火车托马斯》里的角色，铁路公司老板。http://flash.178.com/201008/74822172045.html

（2）http://en.wikipedia.org/wiki/Manny_Shinwell,_Baron_Shinwell

（3）Red Clydeside，二十世纪初以格拉斯哥为中心苏格兰地区发起的政治激进运动的统称，工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http://en.wikipedia.org/wiki/Red_Clydeside

（4）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Strachey_(politician)

（5）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Scott_Hindley

（6）http://en.wikipedia.org/wiki/Cyril_Hurcomb,_1st_Baron_Hurcomb

*47* Christian Wolmar, On the Wrong Line, Aurum Press, 2005

*48* Barnett, The Lost Victory

*49* Godfey Hodgson, The Steel Debates in Sissons & French, op. cit.

NHS，奈尔的一点想法

对贝弗里奇的理想至关重要的国民医保体系落实起来则要棘手得多。英国此时倒是有一个志愿医院系统，各家医院要自筹经费，因此在规模、技术与卫生程度上都优劣各异。此后不久又有了市立医院，绝大多数都是由原先的济贫院改造而来的。在相对发达的城市如伦敦、伯明翰或者诺丁汉，这些医院经营得还算高效整洁，大部分床位都是为了穷人而预备的。其他地方的市立医院就不敢恭维了。志愿医院的经费来源五花八门，有投资，捐赠，慈善募捐，政府拨款和各种保险项目。今天我们觉得病房关闭，医院濒临破产是全民医保体系的不治之症，但是战前的医疗体系远比今天不稳定，当时的病房也会因为缺乏资金而关门。战争结束时大部分医院都已纳入了一个单独的国家急救服务体系。问题在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应该将医院全部国有化呢，还是让它们重新自行其是？家庭医生们的面前也悬挂着一个大大的问号。普通医生主要依靠出诊费来赚钱，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通过各种医疗保险体系来接诊穷人。在不必登门问诊或者参加手术的时候，他们有时也会以非专家的身份到市立医院接诊开刀，时常因为能力不足而被院方轰走。而且当时报保险制度不包括老人、主妇与儿童，他们只有在病痛难忍、生命垂危的时候才能得到就诊。牙科与眼科服务也大致如此，没钱的人根本沾不上边。就是在这样一个烂摊子上，工党政府决定推行西方民主国家当中的第一个医保系统，对有求之人免费医治。

简单就是最强大的武器。比万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将所有医院统一收编到国有体系之下，地方医院董事会依然可以存在，但是伦敦卫生部要统管全局。这样的自信很有英雄气概。破天荒第一次，单独一名政客要为全国几乎所有医院承担责任，只有几家私人医院不在此列。赫伯特.莫里森一直坚定维护市级政府的权限，因此反对这次的国有化，但是比万把他推到了一边。

更加危险的敌人是医院里的医生们。接下来发生的是战后工党政府打得最艰苦、意义最重大的一仗。由倾向保守的英国医学会组织起来的医生们完全有能力将全民医保扼杀在摇篮当中，他们只需要拒绝为其工作就可以了。他们担心得是自己在新制度当中的地位——莫非以后他们就是政府的勤杂工了？而且他们对比万也很不放心。因为他想把医生们也一道国有化，由政府统一发工资，个人不得私自收钱。这意味着与得到上百万人信任并对他们予以救治的整个医生群体开战。不过比万不止是个铁杆社会主义者，还是个很有手腕的现实主义者。首先他先拉拢高层医生与医疗顾问，内外科医生则得到允诺，可以保留油水十足的有价床位与私人问诊权。用比万自己的话说就是“用金子堵住他们的嘴”。然后他又在50000名普通医生面前做出让步，承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接诊人数获取相应薪酬而不是拿死工资。但这些做法还不够。民调显示，支持与反对新体系的医生比例是一比九。随着全民医保正式开张的日子越来越近，政治僵局的紧张气氛也越来越浓厚。比万一边继续让步，一边攻击医生组织的领导人是“政治毒化的一小撮”，存心要破坏议会的决定。独立职业人士组成的旧英国，还有他们的派系、地位与收费，究竟会不会接受新英国的国家管制呢？他们会的，软硬兼施的比万最终降服了他们，议会多数票属于比万而不是医生们。但是这一仗打得实在是既漫长又紧张，而且还很难看。

1948年7月5日全民医保正式投入运行。手术室、医院与药房门前都挤满了人。15个月以后，比万宣布全民医保体系已经发放了525万双免费眼镜，开出了1亿8700万张免费处方。850万人获得了免费牙科服务。关于浪费与奢侈的抱怨也随之而起，从膏药到假发的各种需求一路攀升。浪费是肯定存在的，新部门十分臃肿，而且人很很容易高估新制度带来的变化——在全民医保之前大多数人也还是有条件接触其他形式的廉价医疗的，尽管这些制度覆盖范围不均而且尤其照顾不到工人阶级妇女。新制度的最大作用是驱除了恐惧。在此之前上百万社会最底层的穷人们不得不忍受疝气、癌症、牙疼、溃疡以及其他各种疾病的折磨，看病对于他们来说等于往伤口上撒盐，因为他们没钱。全民医保推行初期留下了许多打动人心的记录，一队队赤贫的病人们第一次不用以乞丐的身份进入候诊室，而是享受权利的公民。如果说英国从战争的牺牲当中得到了什么，那就是在有需要时可以免费的医疗体系。我们从那天起一直牢牢掌握着这一点，任何主流党派都不敢妄言将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