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历史上的官员选拔与培养 -- 种植园土

1、春秋战国

春秋之前，职位以世袭为主。春秋时渐渐出现“士”的阶层。什么是士？就是聘任制的非世袭职业人：读几本书，舞几把剑，有些想法，四处推销自己。春秋时代，士找工作还不太容易，所以有豫让“众人国士”之论。豫让本人的情况是，主公失败了，可以跳槽，但感觉知遇之恩不跳槽，宁肯以死报答。

到了战国时代，出于竞争因素，游士推销得好可以跨六国相印，推销得不好，只能去做小吏（比如，威名赫赫的马服君赵奢就是小吏出身）。一句话：中国战国时代而非春秋时代大致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士可以直销（游说君主）。比如苏秦，前几次推销失败，就回家头悬梁锥刺骨，刻苦攻读，直到弄清了大战略。也可以投奔贵族，成为门客，门客一般被分配些具体任务，得以锻炼和显现。毛遂，因为没有得到锻炼机会，就很不满意，转而自我推荐，最终证明了实力。战国的游士横行，君主被迫拥彗折节，礼贤下士，和秦朝的焚书坑儒以及愚民政策有些因果关系，又构成鲜明对比。

2、秦汉

秦是过渡阶段。汉的特点是推荐制（察孝廉）。士在获得高位之前，一般要经过游学和在高级官员府中做吏两个阶段，获得实际能力，后再由高官推荐成为普通乃至高级官员。名士一般会拒绝普通高官的招聘，自显身价。这种人物要么是大人才，成为朝廷的栋梁，要么在实践中漏馅。

3、两晋南北朝

九品中正制，根据血统定职位。这时候高级士族一般有自己的土地、亲族、部曲（部曲平时是生产力量，战时是军队的来源），平日管理这些部曲即可获得实践能力。

但随着时间推移，高级士族不愿参与管理具体事务，忙于饮酒、吸毒、淫乱、玄谈，所以政权逐步落在刘裕这样出身寒门士族的军阀手中。

北方政权的贵族一般要带兵和管理民政（晚至隋代，陇西李氏-李世民的家族-仍可通过府兵制握有军权），这个过程中可以获得实践机会。北方门阀受了打击（比如崔氏在北方试图评定门阀等级，就搞不成），但仍有一定影响力。寒门知识分子要依附于贵族。

4、唐代。

唐代是科举制，广开取士门路。但这个科举制并不是完全公平的考试。要想考试成绩优良，一般还要获得高级官员的认同。所以就要把考完后要把试卷拿给高官们看（行卷），获得他们的认同才有希望录取。这实质上一种变相的考试+荐举制。这个行卷制对于李白之类的人物是个很大折磨（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但比九品中正来得合理些。首先，能通过考试的人，必然具备了相应的文化修养和基本治国理念--也就是基本素质合格了；其次，迫使你去获得高官推荐--那时的高官都是具备实践经验的高级知识分子--至少筛掉了许多高分低能和情商低的人。

是不是这个方式就完全合理呢？显然不是。毕竟出身寒门的人才要多些，荐举制的残余使得最核心职位仍集中在若干士族阀阅之家--它的优点是，士族阀阅之家的优秀子弟是从小就具备一定行政及社交实践机会的，但坏处是普通人家的优秀子弟很不服气。所以有党争。党争加上宦官、藩镇之祸，直至唐朝灭亡。

如果混不进科举怎么办？只好进地方官员的幕府。所以韩愈发出“董生怀抱利器，勉之哉”的慨叹。

5、宋代。宋代之初，军阀战乱持续了许多年，人民不乐读书，读书者不乐仕进，仕进者不乐忠诚。宋朝（尤其是宋仁宗开始）决意尊重读书人，施恩于读书人（整个宋代号称未杀一个读书人），给读书人权力和地位，授权给读书人去管理行政乃至军事体系。慢慢地，一个庞大、成熟的官僚体系形成了。为了给这个官僚体系输送合格人才，许多书院应运而生。在野的学者讲读于书院（朱熹之流在书院教书，而范仲淹之辈在书院苦读），或从事学术著作，其影响力直达朝廷。比如，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的时候，整个朝廷谁不知道洛阳有个“司马相公”？读书人的价值观就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所以陈寅恪说宋代是中国文治最鼎盛的时代。如果一定用一个词形容宋朝的人才培养机制，那就是朝野一体。

但是成熟意味着失去锐意进取的动力。军事方面，唐末由于征发灵州等西北各郡汉族壮丁，西北沦陷为蛮夷膻腥之地。宋代因此一直无法收回西北--结果马匹严重不足,导致须以步兵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另外，幽云十六州归于契丹，导致少数民族获得了汉族的持续后勤能力。所以宋朝一直在收缩，直至灭亡。

6、蒙古灭宋之后，第一次见到文天祥之类的人物，大感震惊。在游牧民族看来，有奶就是娘，有打劫就一起去，打劫不成就四散逃跑--此乃天经地义的事。居然有人要“取义成仁”--放着高官不做，非要自寻死路--整个金国、西夏、花剌子模、阿拉伯都不曾遇到一个类似人物。这种震惊让蒙古人产生了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深深不信任乃至敌视感。所以决定从中亚引来穆斯林（色目人）管理汉人，把汉族儒生打到八娼九儒十丐的最底层--这是臭老九一词的来源，也是元曲发展的外部动力。

7、明代

从未见到一个朝代，知识分子象元末那样痛快、彻底、义无反顾地加入农民反抗斗争--象李善长之类的厉害角色，安安静静地在朱元璋帐下做文书。朱元璋偶尔发了句牢骚：“四方战斗，何时定乎？”这个文书居然对出了以下有水平的话：“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

朱升之类的“广积粮”老儒，刘基之类的“卖柑者”望族兼神童，如雨胼集。甚至还有元朝为了招降朱元璋，派来了户部尚书张昶做使节，朱元璋动员了一番，张昶居然也就把体制内的财政部长辞了，安心从事山贼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字，道尽了明朝政权的合法性。但鞑虏好驱逐，如何恢复中华是个难度很大的问题。

九十多年屈辱匍匐于蒙古铁蹄和穆斯林官员的敲诈勒索之下，宋代那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阶层已不复存在。九十多年失去政权，读书人的行政经验也基本失去。相反，色目官员在中华大地那种完全没有廉耻、不顾明天的疯狂贪污却巍然成风。为了扭转这股色目官吏带来的贪污歪风，朱元璋以极其残暴的手段对抗腐败，超过60两就剥皮之类的不是奇谈。其结果就是人们不乐仕进，官员很缺，上朝如诀别一般。由于官员太缺，甚至不得不用判了死刑的官员判决案件，判完案件，官员和被判决的囚犯一起押赴刑场一并斩迄的奇闻（但相对应的是洪武时代没有一起民变，同时政府财政收入稳步提高）。

虽然彻底恢复宋代的士大夫阶层已经不太可能，但恢复科举制度是必须要做的。朱元璋推行了标准化的科举考试，即八股文。八股的特点是公平，从教材、参考书、考试范围、答卷、考场规则到阅卷评分都超级公平。寒门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几率更大了。副作用是明代的士大夫多数成了只会八股、但“钱谷瞠目不知、刑名瞠目不知、兵事瞠目不知”的高分低能书呆子，许多还性情偏激（有如海瑞风格的愤青），酿成了“大礼议”这种无聊事件，君臣之间的关系僵得无法收场--在汉代，早有若干大儒轻轻松松从《春秋》中解释出一番道理，让各方面的面子都保住了。这些八股出身的书呆子派到地方去，无非是收收公粮，判判案子，但置于朝堂之上决策帝国大政方针就太危险了。于是不得已，翰林院就充当了八股优等生再教育的机构。

翰林有几个优势：（1）没有具体职责，有的是时间观察和学习（当然有些时候承担些修史和监考职责，但修史本身就是高度政治性的职责，监考只是短期出差而已）；（2）能够接触大量档案资料，了解行政、财政、国防的历史和发展动向；（3）熟悉朝廷人事关系（上至天子、内阁，下至中低级官员），象张居正，还担任了国子监祭酒--这是个相当于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所以明代的翰院是内阁的备选机构。

8、清代

清代大体继续了明代的方式，把翰院当作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就像忙总刚刚提到的曾国藩，他在翰林院干了那些事呢？简而言之就是拜了倭仁和唐鉴两位老师。倭仁讲的是理学道德修养，唐鉴讲的经世济民的实用之学。除了经过河南话（倭仁是开封籍的蒙古人）和湖南话（唐鉴是湖南善化人）的洗礼，曾国藩还通过了道光帝的记忆力测验。道光帝觉得这个人靠谱，就连续提拔他，十年之间七次升迁，级别升了十级，37岁就做到礼部侍郎（那时候中央政府才有6个部）。道光准备把他作为留给太子（即咸丰）的高级储备人才。所以曾国藩嘴上不说，内心以咸丰帝的社稷臣自期。于是，咸丰登基之初，曾国藩同学以从二品大员之身，就连上几道言辞尖锐的奏折，从皇帝私生活到用兵之道到官场流弊统统指责了一遍（看了曾国藩的奏折，我认为当时的他可以定性为专业级愤青），其中《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气得咸丰没读完就把折子摔在地上，当众说要杀他，众人力保才保住脑袋，从此曾国藩吓得再也愤青了。但是，清朝的江山确是由这个曾经愤青过的翰林保下来的。

清代又和明代不同。明代重内阁，所以翰林备选内阁；清代重封疆，因此翰林备选督抚。林则徐、陶澍、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沈葆桢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全是翰林出身，其余数不胜数。

但是，到了曾胡李的时代，翰林威望到了顶点，也就免不了走下坡路了。随着京师风气的败坏，翰院也不能免俗。翰院成立清流横议朝政的基地。张之洞和张佩纶都是其中有名的清流翰林。在朝廷的局域网上，这两人发帖最多，骂人最凶。偏偏慈禧这个网管，很相信这两个热血沸腾的清流翰林，觉得这样的人才是新生代的曾胡李。她哪里想到同样是翰林，但曾胡李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光曾国藩就兵败试图自裁过两次，其余的没两把刷子也早殉国了。于是张之洞和张佩纶都很轻松得到了高位。事实证明，老太太对了50%，错了50%。张之洞不光笔头来得，实践也来得，眼光更是来得，成了清末名臣。张佩纶却在马尾目睹南洋水师被法军“点名”，吓得屁滚尿流，逃跑而归，成了清廷永不录用的弃臣（李鸿章居然不嫌弃他，把小女儿嫁给了他。张的孙女就是张爱玲--其天才、颓废、细腻的文笔和亡国贵族堕落、自恋的心态将征服无数不懂历史的文学女青年）。

中法战争的失败，意味着清流派的彻底破产，翰院作为其大本营，威望急剧下跌，再也未能恢复，为百日维新中废除翰院埋下伏笔。但可怜的慈禧老太太还在继续犯错。她从信任清流，转向清算清流。她对康、梁这样的半瓶子醋维新派半信半疑，就纵容小皇帝试了试，发现不好使，随即又发动政变，杀了戊戌六君子。由于西方公然支持光绪皇帝的维新派，她转而信任极端保守派，极端保守派就祭出了义和团这个大杀器，激起庚子之祸。她看到义和团又不好使，就转而把屠刀对准义和团。庚子事变，慈禧西狩归来，由于朝廷的威信已荡然无存，1905年，她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但宪政变成了一场闹剧。结果，在这个能干的家庭妇女顽固试错过程中，清朝的末日不知不觉到来了。

总之，中国历史上的取才用才之道，大致来说价值观是最重要的，这也是儒家最看重的，也是儒家的强项。熟读了儒家经典和二十四史，不可能不接受中华的价值观。只有元代和两晋、南北朝一度对价值观抓得不严，这两个朝代政局烂得一塌糊涂。

但除了价值观之外，实践机会和取才范围之间是个矛盾（其实用tension这个词更准确些）。过于强调实践机会，就往往把选才范围限制在贵族或者官僚小圈子内；过于强调考试公平，则须放些高分低能进来。

具体朝代来看，春秋战国重自我推销，可谓游士横行；汉朝通过察孝廉(孝和廉都是价值观），又通过游学和充当小吏的实践培养；晋、南北朝采用九品中正；唐的科举辅以行卷（有一定的门第残余色彩）；宋代优待读书人，讲究制度化（即韦伯所说的国家官僚主义），形成社会重文化、尚读书的风气和朝野一体的人才培养机制；蒙古引入外族人才；明、清八股科举+翰院制。上述都是人才选拔之道。

假如要给各朝代的选才制度排个优劣次序（春秋战国不算统一朝代，更类似于近代欧洲），我会选：

汉代（重价值观，重社会性教育，重实践）>宋代（重价值观，重社会性教育，重制度化，但缺点是轻军事）>唐代（重价值观，重实践，重野无遗才，但还有重门第思想的残余，人才多是“救时之相”，党争也比较厉害）>明清（重价值观，重考试公平性，在翰院小范围培养高级人才，但考试和实践脱节）>晋、南北朝（重门第，价值观口头说说而已，道德沦丧，有实践机会而拒绝实践）>元（引入色目人管理汉人，拒绝汉化）。

民国以来及当代，在此就不多说了，只引用一段高阳先生小说中对清末皇族内阁一事的侧面描写：

补充：关于捐纳

链接出处

• 其实宋代也做不到“打倒门阀”
• del
• 帮忙总注释一下明清翰院储才制度的兴衰
• 又到周五，忙里偷闲坐园主的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