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懵懂到懵懂-关于六次人口普查的几句话 -- 种植园土

　　那是最神奇的2008年，官话是“这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四川悲苦，北京喜悦，列车出轨，“神七”飞天，校舍倒塌，宝宝结石……媒体同业们在神州大地奔忙，我们有干不完的活儿。

2008年底的一天，我打开工作邮箱，查看完爆料信准备清除垃圾邮件时，看到了一封已经发来数月的邮件。发件人是一个打印店的店名，邮件的标题写着：隆回报告。

　　这是什么垃圾信件？当我点开附件，记忆又涌上心头。“请求上级领导查处镇干部横行乡里制造假证，欺上压下，陷害农民的报告”。这封邮件来自老袁，内容是我以前叮嘱他搜集的，关于隆回县农民小孩被抢走的素材。

　调查完邵东县人大代表被"顶替"事件。在送我去机场的路上，杨广忽然说道：“兄弟，你还记得隆回的事吗？”

　　“隆回什么事？”我问。

　　“隆回啊，就是邵阳下面的县，邵东也是邵阳管的县。”杨广说，“以前，我们不是调查过那里小孩被抢的事吗？”

　　“哦……”记忆重新勾起。我脑海中出现了隆回，农民的小孩被计生办干部抢走，老袁......

　　“我知道了。以前没法做啊。”我有点感伤。

　　“你不做，别人都做啦！”杨广说，前年美国的一个记者采访过此事，报道已经发表了。

　　“别人都写了，我还能做什么？以前都没法写啊。”

　　“你不想在《新世纪》周刊试试？”

　　杨广的话提醒了我。回到北京后，我找出了老袁多年前寄来的《隆回报告》。《隆回报告》如是称：

　　我们湖南省隆回县高平镇计划生育搞罚款经费承包，胡拥军、刘述德、周晓芳等领导人贪贿无厌，胆大妄为，抓计划生育以“钱”为中心，见钱眼开，做事心狠手辣，不顾百姓死活，不择手段，株连亲友，不分昼夜，派人围攻计育对象的房屋，非法抓走计育对象、儿童及亲、家属到镇计育办二楼（四周全都用铁栏杆封闭，是铁牢房）进行关押、拷打，实施法西斯手段，达到敲诈钱财的目的。

　　我地群众视计育办为土匪窝，计育干部是恶老虎。他们如此的做法如同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陆，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横行乡里，搞得民不聊生，鸡犬不宁。高平镇人民群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高平镇计划生育工作出现的问题不但多，而且情节非常严重。我们恳请上级领导体察民情，派人员来我地明查暗访，对那些违法分子严惩不贷。

　　在十余页的报告中，声声泣血、字字含悲。记者的职业素养，往往要求我要克制，要冷静；但再次看完《隆回报告》，虽常自称已炼就了铁石心肠，眼泪却止不住往下掉落。

　　我决定报题。哪怕为了一己私利——我不想再被隆回的事折磨了。

“23个病残儿11个干部爹”曝计生鉴定违规现象

这里就是冷水江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局，然而就是在这栋不起眼的老式建筑里，一个月前的10月21日，冷水江市《2010年行政事业单位申报病残儿通过初鉴公示名单》一经出炉，顿时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一时间，“23个病残儿9个‘干部爹’”的新闻被各大媒体网站争相转载，舆论一片哗然。

最为常见的“癫痫”多达9例

从11月15日到18日，《法制周报》记者通过多种渠道借了解公示名单中11名官员子女的确切情况，试图联系了这些官员本人，但当事人在明白记者采访目的后都迅即挂断电话，甚至关机，避而不谈。当记者提出“去单位拜访”的要求时，当事人多以“在外出差”的理由回绝，经记者粗略计算，11名官员中“在邵阳、娄底、长沙等地出差”的多达6名。

此前关于类似报道也不是没有，早在2008年4月11日，陕西的《三秦都市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陕西20余县干部“合法生二胎”，名单曝光遭质疑》的报道。

　　县的主要领导、各乡镇乡镇长、应急办主任，副科级以上县直机关和省市驻隆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了培训。

　　会议邀请了湖南省行政学院赵达军教授作应急管理知识专题讲座，赵达军结合典型案例，就危机管理、预防公共危机事件的条件、处置公共危机事件的措施、公共危机事件的善后工作等方面的知识做了讲解。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刘焕华在培训会上指出，应急管理工作事关全县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刘焕华要求各单位要进一步完善应急管理运行机制，健全突发事件预警系统，强化应急管理宣教工作，切实做好当前应急管理工作。

　　近日有媒体报道“邵阳隆回县计生部门强行将十余婴幼儿送入福利院”，对此事件，湖南省邵阳市委、市政府及隆回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9日成立了以市县纪委、监察局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对报道中所提及的有关情况进行深入调查。

　　那时候，我们似乎有做不完的选题。我的不少同事在业界堪称“猛将兄”，他们在中国各地漫游，潜伏调查然后悄悄离开。炸弹在各地引爆，引信却远在南方。我的记忆没有差错的话，我选题未通过的理由，是这是涉及计划生育的题材。计划生育是国策，不容置疑。

　　我说换个角度行不行啊，我们就调查小孩被抢，不说计划生育也不提计生部门。这样的坚持也是不行，据说此类题材亦有同事报题，但也不能触碰。那时，我在新单位还是见习期，不好再过多争取。

　　我给“杨广”说，选题通不过，没有办法了。我给老袁打了电话，希望老袁帮忙搜集相关素材。比如谁家的小孩被抢走了，被谁抢走，为什么要抢走？在电话里，我提出了一个架构，希望老袁在当地帮忙搜集原始素材。“上官记者，你真的不能来了吗？”老袁问。我很抱歉的说，“我暂时无能为力了。你先把素材整理好，我看哪个媒体能帮忙。”

　　我无能为力，中国的媒体不会全部无力吧。我如是想。老袁十分失望。从他的口中得知，我并不是他第一个找到的记者。在湖南，隆回农民小孩被抢的消息，就如击鼓传花游戏中的红花，从这位媒体人的手里，再传到那位媒体人的手里，我是第N个接花的人。

　　新闻民工如我，若为一个选题纠结太久，生活都是个问题。虽很无奈，这朵“猛料之花”，我必须传给下一个人。

2008年1月7日，南方和北方三家媒体相互呼应，我和记者朋友们引爆了“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事件”。然而，没过多久便临近春节，那些丑闻和黑幕都被喜庆祥和掩盖。

　　2008年4月，在海南岛上，我正调查农民的十多万亩土地被以租代征的形式，出让给香港的财团建高尔夫球场的事件。一天午后，手机响铃，是老袁给我打来了电话。

　　在电话中，老袁显得很开心。他说：“上官记者，有个北京的李记者，来调查我们的事情了。”我本能心里一紧，这“猛料之花”不是我转出去的，是被谁抢走了？

且不说这些“邵氏弃儿”中颇多并非“非法生养”者，就算其中有“非法生养”的行为，难道就可以此作为“非法处置”的口实么？且不说这些并非弃儿的“弃儿”中有不少有父母，有合法手续，就算人家父母有不当之处，孩子是无辜的，他们是鲜活的生命，是父母生养的健康儿童，计生部门凭什么罔顾血缘，剥夺他人家庭的天伦之乐，又凭什么以自己不知有何根据的作为，强行改变他人家庭、未成年婴幼儿的一生命运？退一万步讲，就算“生养”是非法的，那么如此蛮横、霸道的处置，难道就不是非法的么？这两种非法，哪一种更让人难以接受？

即便邵阳计生部门、孤儿院在处置过程中全程无偿，无利可图乃至倒贴，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也是严重于情不合、于理不合、于法不合的，更何况据媒体爆料，邵阳福利院等相关部门在处置过程中，还曾将所谓“弃儿”当作可居的奇货，全球拉线，到处兜售，最终让本单位获得不菲的收益，却也造成“邵氏弃儿”遍及全球的难堪局面。以“非法生养”为口实，越权处置那些所谓“弃儿”已属过分，在处置过程中还视弃儿为商品，搞起弃儿收养的“国内贸易”甚至“国际贸易”来，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中国长期以来将计划生育当作国策，为推行这项民间抵触性较强的政策，有关方面赋予计生部门过大的权力，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做法已日益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且不说政策就应该与时俱进，适时调整，以适应中国的新形势、新社会特征，即便继续推行“国策”，也应本着以人为本，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正人先正己，做到尊重生命，遵守法律，执行政策，而决不能以违法纠违法，以越权对越权，更不能罔顾“弃儿”及其家庭的利益，为一点蝇头小利就把“国策”当成贩私活的遮羞布，把“弃儿”当成奇货可居的畅销商品。

邵阳的事，恐不过是最知名、最极端的事例，类似的以“非法处置”对付“非法生养”事件，在各地怕还有很多，有关方面必须正视这一问题，把规范、端正执法部门行为、避免“非法执法”当作大事来抓，而不应继续将这种不当做法，当作应急行政的撒手锏来使。

　　湖南隆回县连续十多年获得全省“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的称号，其背后是一系列惊人的违法行政，仅从宣传标语就可见一斑，比如“儿子走了找老子，老子跑了拆房子”。是谁赋予行政人员“连坐”的权力？拆房子的法律依据何在？法律被漠视的另一面，则是地方政府在计划生育工作佳绩中狂欢。违法行政畅通无阻且容易取得佳绩，提拔有望，否则“一年内不得评先评奖、晋职晋级、提拔重用、调动”。这背后隐藏着一套可怕的执政逻辑：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完成工作任务，哪怕涉嫌违法也无所畏惧。

　　地方政府完成计划生育工作任务，是公共利益所需，但如果为了公共利益就可以肆意违法行政，那就意味着政府工作人员将具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一违宪行为得不到纠正，就只会成为地方政府执政的潜规则。为了公共利益可以违法行政，这就为个人私利提供了操作空间。既然可以大张旗鼓地挂出标语要拆除民房，抢走婴儿就不是什么稀奇事，公开的行政行为都从法律束缚中脱缰了，还有什么不敢做的事情呢？

2007年下半年，我又去了湖南。见到“杨广”时，他请客吃路边摊，两个人15块钱。隆回的爆料，已经被其他“猛料”替代了。我沿着从武汉延伸至广州的一条高速铁路线，秘密进行了相关问题的采访调查。这是一个涉及专业领域的调查，为了稳妥起见，我在“深喉”帮助下，采用了极端的证据保全方式，请官方认可的公证人员见证部分调查的细节。我认为铁证在手，万无一失了！

　　其实，我错了。当年的报道虽说震惊海内外，但被质疑的对象并没有将我和报社诉上法庭，他们采取了另外的应对方式。尚未进入新闻业时，我的师友们总教导说，监督公权力和资本是调查记者的天职。我坚信这是对的。但那时，我被公权和资本双重挤压，众师友虽有心相助，但往往也力不从心。我暂时失业了。

依靠朋友接济了几个月后，2007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从北京西站踏上了南下广州的列车。蒙新闻界都熟知的“江老师”不弃，她将我收入麾下——是的，我那时心怀感恩，但觉得自己应该是一名战士。

　　在南方，我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新闻工作。在新东家落脚后，“杨广”又时不时提醒我说，“老袁又打电话给我了。”“老袁？哦......隆回那个。”我又想起隆回，想起老袁，想起他曾经跟我说过农民的小孩被抢走的事。这都是老袁的一面之词，但我欠他一个承诺。

县委书记钟义凡、县长周卫臣指出，县委县政府要主动接受媒体监督，针对此事，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正确面对，主动配合上级和新闻媒体调查，对网曝“计生贴文”中2002年到2005年的计生情况进行重新彻底调查，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汲取教训，认真反思，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和依法行政的理念，更好地推动隆回经济和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