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要旗帜鲜明地为改开三十年大唱特唱赞歌 -- 不会飞的鱼儿
家园 刚刚看到新闻-上海一男子在超市寄包柜内放置炸弹并引爆 万幸人家还打了个电话提醒超市。哪怕是3年前，看到电视上的类似报道，我还以为我的祖国永远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也算你的第四？汤都喝不到的时候不晓得“留着眼泪、血汗勤奋不息的中国人”会把积极性用到什么地方？
家园 黑砖窑的工人和失业的大学生不知会不会和你一起唱赞歌？ 家园 文革确实不会有失业的大学生 压根就没有大学生。
家园 我的回复 黑煤窑，是不唱赞歌的人开的；
失业大学生，抱歉，您拿数据出来。
ps：纠结于这些，是应该的，但绝不是全部。
如果您生活在农村，抑或，您在乡下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我想，您的理解，也许会变化。
家园 当年一百个人才3、5个大学生，但你能否成为那百分之三或五 绝大多数人是上不了大学的，现在吐槽容易，当年就是看你有没有福气当大学生了，不过我看是相当危险。
有些村子，能出一个大学生就是新闻了，几年一遇。
笔者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读于河南省的一所地方重点高中，一个班50多人，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因素，到毕业时全班只剩20多人。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全班有5人考上大学，笔者有幸忝列其中。这在当地成了新闻，因为本校其他班只考上两三个，有的高中甚至全军覆没。眼看着落榜的同学有的回乡种地，有的在城里找个月薪二三十元的事干，心中凄楚，一辈子也就如此这般了。五十来年过后，昔日同窗已年近古稀，回忆当年高考，对那个录取率不免要抱怨！上世纪八十年代，各乡镇甚至各管理区都设有初级中学，各乡镇驻地一般都设立高中班，共有12个，每个中学有1至2个班级，加上县城一中，大约有20个班级，那时侯的班级人数要求基本定量，大约平均在45人左右，毕业生总人数在1000余人，加上复习班也不过1200人。1983年那一届，全县考上了我们本科12人，高中专科30多人，总共有45人，就让前几届的大学生们惊叹和不满，有人说“如此下去，傻子也可以上大学啦”，可见之前的高考录取率有多低，那时侯的大学生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是多么的高。屈指算来，那时的升学率不到百分之五，而本科中举率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一，那可真是百里挑一啊！
1982年到83年，采取预选考试制度，过预选这一关首先要刷掉三分之二或一半，也就是说到高考时真正有权利参加高考的人数不过600人，经这样打折后，实际升学率提升到8%，本科录取率在3-5%。所以大多数人根本就不敢去考虑上大学的梦，只有那些班级中的尖子学生才敢面对，所以，那时侯大多数人都低调的面对升学。
家园 人人平等你不知道？机会 农民有机会当总理级别
工人也有
学生也有
军人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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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各业都有机会
叫机会平等
现在就学生才能进公务员。你说咋比较呢？也就是你要想当高级公务员，你只能进211之清华北大开始？
啥叫机会平等。
都是修地球
你说代表多少人。
家园 按你的平等论，有个总理级别必须是傻子，否则对傻子不平等 正常人有的，天才也要有，同样的，傻子也要有；正常人能到总理级别，天才也能到总理级别，那傻子也要能到总理级别，否则凭啥只有正常人或者天才 才能到总理级别，那就是对傻子不平等；
汉人能到总理级别，满人也要能到总理级别，蒙古人也要等到总理级别，依次类推，起码要56个总理级别，不然就是对某个民族不平等.......
江苏人能到总理级别，那湖南人也要到总理级别，江西人也要到总理级别，依次类推，要再来29个总理级别，不然就是对某个省市不平等。。。。。。
家园 机会？机会懂不？ 至于的你说的地区？
你说有没有这些地区有没有机会？
行业？的机会是大了小了？你分析一下？
就知道下面放气?
汉人能到总理级别，满人也要能到总理级别，蒙古人也要等到总理级别，依次类推，起码要56个总理级别，不然就是对某个民族不平等.......
不是56个位置，是每个人都有可能上的机会？难道不对？关键是有没有机会？
也就是说各行各业都有机会，各地区各种族都有机会，比只有学生才有机会好哪里去了，不会出现华山一条的局面的？
社会局面是引导出来的？机会概率引导的？懂不
家园 我要旗帜鲜明的为慈禧太后大唱特唱赞歌。 第一，太后即便有千错万错，象我这样的中国小民，我知道现在的中国还能保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该感谢谁。那种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无视之。
第二，当年的环境，如果没有太后那种急转向的魄力，没有对以肃顺为代表的顽固派的坚决打击，洋务运动还能不能搞起来、多久才能搞起来，我持怀疑态度，我认为绝不是“只是换成光绪、鬼子六来搞而已”。急病碰上慢郎中，那是要死人的。
第三，我极度痛恨大清，但我拥护慈禧太后的信仰。抵抗西方文明与道光和咸丰的权力观有很大关系，就鸦片战争而言他们的错误无疑是很严重的，但要区分来看：以二帝为代表的大清皇帝的不割寸土的信仰永远是伟大的。
第四，站在我这样一个小民的角度看来，洋务运动三十年最大的功绩莫过于在人性的解放和对人权的尊重上的巨大进步（尽管同时也产生了很多垃圾）。正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小民的积极性爆发出来，有了今天的中国。辉煌成就的每一个数据背后都流淌着勤奋不息的中国人的眼泪、血汗！任何否定洋务运动三十年的中国人，都要先好好扪心自问下再发言。
第五，那种认为“总体来看，慈禧太后是历史发展的负面因素”，不是居心叵测，就是一叶障目，还吐槽“不宜和康熙、乾隆、光绪相提并论”，啥玩意儿！（抱歉，实在忍不住爆粗了）
通宝推：青衣江水,家园 慈禧并没有让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好 从1901到1911，中国经济加速下滑，大量自耕农破产，这是辛亥革命的社会基础。
家园 我只是照搬楼主的逻辑。 1901到1911，从另外一方面看，你也可以说中国社会近代化程度不断加深。
家园 你搬错了 他第一句就说邓小平让他家顿顿都吃上了肉。这句话很有力。绕不过去的。
政治的优劣有评判标准，保家卫国是第一要务，接下来就是让人民丰衣足食，让一个男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养妻活儿，赡养老人，然后再扯其他有的没的。在任何国家，任何历史时期，这两条都是打头的。
那些经历过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年代的人，想起家人盼望着吃鸡蛋的表情，看见现在这些从字词语录出发，来做口舌之争，为毛辩护的年轻人，当然会很反感。这也是河里为什么有那么多年纪稍长者，看到此类话题，上来就是一句“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还没死绝呢”。
- 复 你搬错了
家园 割资本主义尾巴是邓主持的，赵紫阳也是积极分子。 今天人们都说是四人帮一伙鼓吹“穷过渡”，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是1975年派工作组下农村去主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情，却不是四人帮干的。在这个时候，四人帮正在忙着在报纸上批判经验主义，针对的事实是邓小平以造反派干部没有经验为名，在整顿过程中把他们一股脑儿都下放到了农村和边远地区。
据说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各项措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按照柳随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的资料，这个反复辟工作组确实是邓小平派出去的。由于四人帮几个人中间，并没有很好的行政管理经验，他们几个也从来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国家的经济管理和中央的日常行政工作，主要是周恩来主持，有一段时间是邓小平主持。1975年9月15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说农业搞得不好要拉国家建设的后腿。9月27日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说农业要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会后各地区抽调了上百万干部到农村帮助整顿，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这个下乡的钦差大臣们干的，这些工作组的成员，基本上都是被今天的右派们美化得跟如来佛差不多的当权派。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政策后来广为人知：例如在社员家里房前屋后搞什么前三后四，超过界线的树木竹子归集体；养鸡养猪要降低数量指标，多余的部分必须宰杀等等。
在笔者的调查中间，在1975年这一次大规模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件中间，后来被称为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黑爪牙、黑爪毛的那些人，基本上都下放在农村蹲点，许多人极端反感当权派在割尾巴的事情上把矛头对准群众，与工作组处在相当对立的位置上，甚至发展到贴大字报驱赶工作组的程度。不管怎么样，毕竟下放的人没有上级干部能量大，最后是这个运动取得了相当的成效，本来城市的市场供应就不怎么好，现在更是一落千丈。
摘自老田《对于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初步探索》
通宝推：大汉铁骑,家园 难怪，那是城管的前身吧 如今的城管抓小贩，真像。
家园 关于“割资本主义尾巴” “割资本主义尾巴”么，中央的政策是一回事，宣传是一回事，各地的实际措施又是另一回事了。估计啊，当年那些大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的，和后来声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有可能就是一个人哦。
把路线教育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码市公社的调查报告 人民日报1971年12月
辇江大队打草鞋本来是一项家庭副业，有个时期，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开展家庭副业的幌子下，刮起一股专打草鞋，不出集体工，搞副业单干的歪风。大队党支部发动群众批判了这股歪风，他们又抛出“消灭草鞋耙，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谬论，妄图从极“左”的方面破坏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联系这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个大队组织干部社员反复学习党的有关政策，进一步开展大批判，划清副业单干和正当家庭副业的界限，使家庭副业生产健康的开展。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前进——福建顺昌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经验 人民日报1972年04月
近几年来，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以后，在一部分干部中，又出现了“抓粮食生产保险，抓多种经营危险”的错误思想。他们在开展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进行革命大批判中，没有很好地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和政策，把抓多种经营说成是“以钱为纲”、“金钱挂帅”、“走资本主义道路”，把政策许可的传统的集体副业和社员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联系实际进行生动活泼的路线教育 人民日报1972年06月
党的养猪政策我们早就知道，为什么却不能落实呢？问题出在我们领导思想上。我们对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比较敏感，对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却往往失去警惕性，缺乏鉴别力。当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形“左”实右的一套黑货时，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受到了毒害。有一个时期，我们就是把社员家庭养猪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的，以致把党的正确政策也当作“资本主义”斗掉了。再深挖一下，“刘毒”所以能流到郭庄来，还因为我们头脑里有私心杂念，有适应它存在的土壤。我们错误地认为，集体养猪越多，个人养猪越少，郭庄才称得上“先进”。在“一把山芋秧子”的大辩论以后，我们虽然发现养猪数量显著下降，感到不执行党的政策不行了；但在执行中又打了折扣，采取了限制社员家庭养猪的错误做法。本来，我们想的是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步子迈得更大些，实际上却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群众批评说，毛主席号召两条腿走路，你们想砍掉一条腿，怎么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这种批评是很中肯的。“割尾巴”的教训 人民日报1972年09月
前年夏天，社员们在稻田除草时，顺便把扯的草带回家喂猪。有的人向我反映了这件事，我心想：我们是先进队，社员扯的草不给生产队，拿回家怎么行呢？会上，我不指名地批评了一下，要求社员“割资本主义尾巴，长社会主义翅膀”。以后，再没有人带草回家了。看到这些，我心里还挺高兴。但是，到了冬天，社员家庭的生猪存栏数下降了。我们找贫下中农查原因，他们说：“只管集体养猪，不帮助社员私人养猪，跳‘独脚舞’，怎能不下降？！”听了贫下中农的批评，我重新学习了党的有关政策。政策明明规定“公养私养并举”，那么，社员为了养好猪，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带几把草回家有什么不可以？而我们却把社员的正当副业生产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我们纠正了这种错误做法，积极鼓励社员利用业余时间养猪。去年年底，生猪存栏数就达到平均每人一头。
为了总结两次“割尾巴”的教训，今春，我们队委会认真学习了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大家边学边议。有的说：“我们总想在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上把脚步走快点，但是少了一条腿，反而走慢了。我们割的不是‘资本主义尾巴’，而是割掉了社会主义政策。”有的说：“看起来，我们为集体着想是番‘好心’，其实，我们是担心‘先进’保不住不好办，这种想法正是私心作怪。”我越听越激动，认识到执行政策所以有偏差，是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路线斗争觉悟低。第二天，在社员会上，我联系两次“割尾巴”的教训，挖了“好心”背后的私心。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干部私心杂念的尾巴割掉了，政策落实了，我们养猪的积极性就足了。”
政策一落实 精神变物质 人民日报1972年09月
有一个时期，由于刘少奇一类骗子极“左”思潮的影响，一些人分不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把正当的家庭副业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禁止社员养鸡养鸭。一次，有个干部到商店买鸡蛋，营业员批评说：“你们不让多养鸡，我们那里有蛋卖给你。”公社党委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纠正了违背政策的错误作法，鸡鸭发展很快，一九七一年比上一年增长两倍。坚持科学态度 改进领导作风 人民日报1972年11月
一九六九年，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形“左”实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提出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在这个错误口号的影响下，我们这里刮起了一股不准社员养母猪的歪风。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违反党的政策的，就把社员养的母猪全部收归了集体，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全大队生猪饲养量显著下降。吃了苦头之后，我们又回过头来学习党的政策，认识到：社员养母猪，能够为社会增加财富，发展生产，社员也能增加收入，并不是什么坏事。于是，我们立即纠正了这个错误，诚恳地向社员作了检查，鼓励社员多养猪、多积肥。政策落实后，养猪事业又继续向前发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记江西临川县湖南公社孔庄生产队党支部书记艾荷香的革命事迹 人民日报1973年10月
一九七一年，上面来的一位“大人物”到处散布“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谬论，艾荷香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有人为她捏着把汗说：“人家是上面来的，你不怕死呀！”艾荷香坚定地回答：“不管哪里来的，只要不符合毛主席说的，就要不怕坐牢，不怕死，坚决和他斗。”兴和县大养其猪 人民日报1975年08月
通过学习理论，弄清路线和政策的是非界限，这个县坚定不移地认真贯彻“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家庭养猪”的方针，坚持以公养为主，公养与私养并举。在这方面，他们克服了许多阻力，在全县推广大库联大队的经验，大办集体养猪场；同时动员社员家庭养猪，批判那种把社员家庭养猪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谬论。要说呢，修养是个筐，什么坏事都往里装，确实是冤枉。不消说，76年以后，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文章更多，只不过里面的反面人物都是四人帮一类骗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