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以色列采访记录（二）初识特拉维夫 -- 梦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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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从Susann Dellal出来之后，我和随行记者一起去了市中心罗斯柴尔德大道。这条大街的地位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十分重要。1948年5月14日，本古里安在罗斯柴尔德大道的一栋建筑当中宣布以色列国成立。此外，罗斯柴尔德大道集中了“包豪斯”风格建筑群。它代表了20-30年代起源于德国的极简建筑风格，又有点工业化色彩，没有什么外墙装饰。除了这些包豪斯建筑之外，以色列当地的建筑都体现为小窗子，没有外飘的阳台，这是为了隔热，带有地中海沿岸建筑的传统。很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拉维夫的包豪斯建筑风格群现在已经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我们从现场的情况看来，这样的建筑群实际上很普通，虽然顶着包豪斯的大帽子，但是未必能够有那么重要的价值。只不过“包豪斯”提醒了我，20世纪20-30年代是德国以及奥地利犹太人的黄金季节。出现了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马尔库塞、阿多诺、本雅明和茨威格这样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大家。社会科学当中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就是这个时候涌现的。魏玛时代的德国实际上很值得认真研究。只不过人们现在似乎对它的看法过于片面和政治化了。

比包豪斯更加吸引我的是驻扎在罗斯柴尔德林荫大道上的帐篷，连绵不断长达一公里以上。这些都是抗议房价高涨的人群扎营所用。在我们前来的那一周，以色列爆发了30万人以上的大游行，抗议房价高涨。以色列不过700万人口，30万人上街游行，这个比例已经不是一般的高。按照接收我们采访的大学生尤瓦尔的说法，房租负担的比例太高，普通人吃不消。“以色列人每个月用于房屋的支出在收入的39-45%之间，欧洲却在30%以下。”他说。依照他们的尺度，我也够资格上街游行了。不论是尤瓦尔还是已经加入以色列籍多年的谢婉琴，对于以色列的经济都颇有怨言。“这十年来几乎没有涨工资，但是生活费用却像是坐了火箭！”这是他们共同的不满。

这个抗议区域已经持续了一个月。从七月十四日（刚好是法国国庆日，巧合）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上个星期达到高峰而已。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等大城市，在街上呼喊口号，唱歌跳舞发泄自己的不满。但是我看到的现场气氛并没有那么不堪。各种人士，左派右派宗教人士都加入了抗议队伍当中。扎营现场有时候显得像一个混乱的小集市。人们在树荫下慢慢地聊着，喝着啤酒，进行吉他演奏。有人在销售贩卖旧衣裤书籍和乱七八糟的小玩意。有人拿着喇叭在乱喊乱叫。据说是因为中午和下午天气太热，抗议者也都躲在树荫下歇气，到了傍晚的时候就热闹起来。我们去的时候正逢工作日，很多上班族无法过来折腾，所以整个扎营抗议现场虽然热闹，但是并不显得喧哗。

抗议现场几乎找不到英语标语，我看到的都是满目的希伯来语，害得我不知道该如何拍照。这是跟电视上的非英语国家抗议场面不同的。许多非英语国家在游行抗议的时候都会出现大量的英语标语——还记得中国在新世纪的某次反X游行当中有人赤裸裸地打出“F**k Ja**ess”的标语吗？使用何种语言抗议，可以做个语用学分析，因为这里面的动机实在是很有趣的。

在其中一个帐篷上，贴了列宁和格瓦拉的头像，上面打了叉。然而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头像就没有打叉。这样做要表现的内容显然是要求和平抗议，而不是其它。尤瓦尔告诉我们，这样的游行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组织者在幕后推动。他们会一直在现场驻扎下去，直到政府采取某种措施才罢手。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呢？他们希望政府能够重新评估一下现有政策。如此而已。但是总算有个期望吧。以色列的天气十分温暖，估计这些抗议者们还会在罗斯柴尔德大道上驻扎很长时间。

另外接受采访的50多岁的老家伙，名字叫做麦克斯。他不像尤瓦尔那样平和，一边激动地说话一边挥舞着一瓶啤酒。他来自以色列南部，从事钻石加工。在特拉维夫没有住房。这人口齿不清地骂政府，然后说自己如何穷困……他一开口就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后来就转移到中国人身上。说中国人以低廉的工资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导致他们没有房也买不起房。他越说越激动，谢婉琴赶紧把我们叫走了。她觉得这家伙喝啤酒上头了，在胡乱瞎扯。她甚至不愿意在此人面前说希伯来语，而是一直说英语，免得让老家伙听了之后越说越得意。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身后的家伙一直用喇叭在乱吼，被这老家伙不高兴地回头喊停了几次。

这些游行人士真是鱼龙混杂。整个营地就是个大杂烩，什么样的人都有。跟旁边刻板冷漠的包豪斯建筑恰好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对比。

从市中心回来，正值日落，地中海海滨上到处都是晒太阳和游泳的人。我拍了多张美女泳装照。收手。归来。夜里去Susan Dellal看表演《天鹅湖》。一路上找不到路，是问了一个同去看表演的女士才找到的。这是我首次现场观看《天鹅湖》，可惜看得莫名其妙。这是一出现代舞，全场的演员也就三个。已经把传统剧目解构得一塌糊涂，几乎没法看懂了。这几个跳舞的姑娘身材似乎也不够好，舞蹈也比较费解。且让我闭上眼睛，享受一下音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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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天气相当热。特拉维夫的空气炎热而且潮湿，当然湿度没有今年夏天北京那么高，但是也足够让我感到难受。坐在汽车前排，阳光直射进入车内，晒得我全身发烫，即使开了很大的空调也没用。特拉维夫是一个略显陈旧的城市。虽然它在海边和市中心有一些高层建筑，但是和北京的CBD相比不在一个档次上面。市区里的街道狭窄，并没有太多光鲜亮丽的东西。与耶路撒冷相比，街上没有那么多的国防军士兵，也没有太多穿黑衣的正统派犹太教人士。大家都穿得比较世俗，就连戴犹太小帽的人都不多。超市里的东西价格比北京贵多了。一瓶大可乐（应该是1.5升的那种）大约买到6个多谢克尔。一大瓶果酱要18个谢克尔。当然最贵的是房子。后来在市中心抗议者们扎营的地方，我们采访了一位大学生，他说他必须每个月付1800谢克尔的房租。对于普通人来说，每个月大约要将35-45%的收入用来缴纳房租或者房贷。游行是必然的。

除了房子，特拉维夫的人还操心交通。昨天从耶路撒冷过来已经堵车堵得不行。今天在特拉维夫前往郊区赫兹利亚一个奶牛场的时候，也是堵车堵得让人心烦。特拉维夫的公共交通做得很差。耶路撒冷刚刚有一条城外的轻轨在测试。但是特拉维夫连地铁和轻轨都没有。其实这是一个建立在平原上的城市，各个居民点之间相距并不远，正好合适进行轻轨交通。但是它就是建不起来。谢婉琴告诉我这些情况之后，叹气说，以色列已经十年没长工资，物价又一天天涨起来了。看来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唯独中国和以色列才有。

中午时分，我们去了特拉维夫郊区的一家奶牛场。几百头黑白相间的母牛正在悠闲地吃草。按照后来奶牛场的工作人员介绍，没有到怀孕和发情期的奶牛，每天需要挤奶三次。需要严格地掌握奶牛的发情和怀孕时间，以便以最高的效率让奶牛产奶。这里的奶牛耳朵上脖子上和蹄子上都缠着感应器，通过无线感应装置随时向电脑中心汇报奶牛的各种状况，以便让奶牛场的员工精确掌握奶牛的身体状况，最大程度地节约人工成本和时间成本。这一切并不算先进，但是很实用。后来我们在办公室里见到的电脑系统当中，居然用中文显示奶牛的状况，以色列工人很熟练地使用这套中文操作系统向我们显示各种信息。不过，老实说，奶牛场里挺臭的，而且天气也是在热得够呛。在正午的阳光下，以色列亚洲协会的高层侃侃而谈，但是我可的确累得够呛，一身都是臭汗了。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特别注意到了start-up是以色列特色的东西。它的出现完全是基于实用主义需求，特别是军队和警察工作的需要。以色列有着很独特的军队文化。以色列一位作家在《创新的国度》这本书里写道：国防军当中鼓励思维的多样化，鼓励每个人进行尝试，这在服普遍兵役制的年轻士兵当中构成了极大的影响。有人说过，以色列军队是世界上最没有军人形象的军队。抛开军队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中如何表现不论，我个人觉得以色列的军队文化确实是犹太文化当中新的因素。在二战以前犹太人从军的情况并不多。但是以色列建国之后建立的军队传统的确对这个国家的科研教育体系产生了影响。通常情况下，以色列青年在读完中学之后必须服兵役三年。之后才是上大学或者选择就业。而这段时间，正是一个人初步形成自己思维和世界观的重要时刻。

奶牛场回来已经是近两点，去到一个特拉维夫的小区里午饭。六个人，每个人大约吃了八十谢克尔。价格还不算高得离谱。烤肉的味道非常好。内塔尼亚胡在这里用餐还留下了照片。这顿午饭吃得相当素，而且我也的确有点饿。毕竟从早上九点钟开始到中午两点钟都在不断采访和跑路的过程当中，这是需要精力的。但是不知道为啥，很容易就吃饱了，而且很晚，直到晚饭都不觉得饿。

午饭之后，接下来到特拉维夫Susann Dellal剧院去参观它的文化准备活动。由于对这类文化活动缺乏关心，在采访过程当中也没有太多的兴奋点。这里是个艺术家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互相交流，仅此而已。北京现代舞蹈团来这里进行过交流表演，这里不缺乏中国艺术家的声音和形象。剧院位于特拉维夫最古老的地区。据说建于1898年。但是因为大火被烧垮过一次，之后重建。接收我们采访的剧院文化经理是一个皮肤松弛的肥胖妇女。对我们的采访有点儿心不在焉。加上同行的记者就剧院的经济支持问题追问得过紧，她很匆忙地就结束了采访。后来谢婉琴告诉我们，这里以高价将部分地皮出租给了一家意大利餐馆。难怪她不肯仔细回答记者的问题呢！不过，这位文化经理自己私下又对我说，她女儿马上就要生产了。当外婆的能不着急吗？姑且认为她说的是真话吧。

想起这位外婆，我们的司机莫蒂又是一个别样的例子。这人一直沉默寡言得让我们生疑。但是在熟悉了之后，他告诉我们，他的儿子将在八月三十一日（两周后）结婚，我们都向他表示庆祝。后来他告诉我们。他原来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在服兵役结束之后为了表示庆祝，前往玻利维亚登山，结果坠崖而亡。说着这些的时候，他一边开车一边从掏出几张照片。上面是他那幸福的大儿子和已经过世的小儿子。莫蒂言语不多，有点儿驼背，是个忧郁的父亲。他家在耶路撒冷。

说到了开车，想起来今天在回特拉维夫的路上，我们的车速已经在80-100公里之间，还是有摩托车手飞一样地从右道超车，一眨眼跑得无影无踪。不要命啦？

我在特拉维夫住的酒店真是糟糕。房间里简直没有空调，有一盏灯老是闪来闪去。而且设备都比较老。就这样还是五星级饭店，每个晚上的价格在200美元以上。服务也不咋样，设备还有点儿古怪。刚才去商务中心去上网。没想到这里还需要门卡刷卡才能进来。可是我误把十谢克尔的硬币投入刷卡机当中了。这样既进不去商务中心，我还损失了十大洋。好在旁边上班的老先生赶快找来维修人员，在20分钟内帮我取出了那十谢克尔。后来发现，这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的问题了。在商务中心上网更要命。版面全部是希伯来文。想要进入我的gmail，得从右边输入，费了老劲儿了。可是查出来的邮件基本不算重要。每两分钟一谢克尔的代价委实有点儿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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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七日早上，这是我到达以色列的第三天。早上八点半的自助餐，吃了几颗很甜但是好吃的椰枣，以色列的水果很不错。当然它的美食也很有意思。这几天几乎把我给撑死了。虽然累，但是没有饥饿的感觉，因为每一顿我都吃得很饱，这两天在用极大的意志在控制自己的饮食。

早饭之后是密集采访，总共有六七个以色列创新企业的工程师或者代表向我们做Presentation。导游谢婉琴得意洋洋地说“以色列公司的老总排队等着见我们”。创新企业（start-up）是以色列经济特色。这个国家由于人口和资源的原因，无法支持大规模的重型工业研发，但是在小型技术研发上倒是无孔不入。一个创新公司往往只有几个人，只有一两项拿得出手的技术。等到这项技术卖出去了，这家公司要么再寻出路，要么就到头了。

密集采访极其辛苦。我必须时时刻刻支起耳朵仔细听，以便想出问题去盘问他们。今天做Presentation的企业是：软件、无线感应技术、轮胎发电技术、废水处理、天气预报等等。其中天气预报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有意思是的是，参加创新企业汇报的这些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当中有好几个人会说汉语，至少到过中国工作过。做天气预报的企业家的太太甚至获得过我们国家的总理级别的表彰（应该是国务院的杰出贡献奖，如果我没听错的话），原因是在奥运会期间对天气预报工作做了大量协助工作。另外一位专家也会说汉语，只不过不流利。他的工作是声音区分，将想要分出来的声音从背景杂音当中分离出来。这项工作的最早启发是坦克指挥员之间的互相通话。后来推广到监听以及别的领域当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以色列的start-up企业有个不为人所注意的共同特点，首先就是这些技术在军事领域当中或者在间谍和安全保护当中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其次是这些内容也包括环保和水处理工作。这是因为以色列的地理环境所限制，必须在这些领域当中拥有世界顶尖的技术，或者说掌握最起码的技术走向。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分析，这天早上给我们做presentation的六项技术当中，可应用于军事、安全、情报分析的有3项，另有两项属于能源和环境，剩下一项是IT技术。后来我在做相关报道的时候，将这些技术称为“小众科技”。它们的使用对象并不小众，但是在研究领域里实在算不上引人注目。“小众科技”的研发反映了以色列所面临的国情。

关于这些企业家的presentation，能够在这里表述的东西实在不多，没有到现场查看，没有掌握现场资料，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当中坐在有冷气的房间里听这些技术人员侃侃而谈，实在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出来。这些企业在中国大多都有合作伙伴。它们希望中国正在发展的大型企业能够购买它们的技术。实际上这就是技术的“外包”。而这种“外包”趋势，正在越来越强烈地为中国国内的技术人员所取代。有趣的是，那位做水处理的女士，提到了用生物技术代替化学技术进行水处理。我们问她，究竟中国人对这个技术的关注点在哪儿。她回答说，中国有五千年的中医史，强调人的健康与自然的协调。所以中国人对于如何处理废水的问题，也非常注意处理技术与自然环境的协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水处理技术，在中国受到的欢迎程度要比在以色列受到的欢迎程度更高。非常有意思的回答：你可以说她有点诡辩的意思，也可以说她多少对中国有所了解。

另外一位介绍轮胎发电的工程师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比较深。他主要说到如何剥离轮胎中的钢丝，然后化解轮胎之后用于发电。据说发电效率达到41-42%，比焚烧轮胎发电的效率高。后者的效率只有26%。对于这个数据，请相关同学鉴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