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约翰.保罗二世逝世谈起__中国基督教发展前景浅析 -- royalpalm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提到中国派遣志愿军抗美援朝之后，梵蒂冈指示中国的天主教徒”反战“，新中国当然无法容许这种行为，于是中国与梵蒂冈决裂，把他们的主教赶走了。如果我看到的这段记载没错，那么说明第一：在解放初期梵蒂冈仍然在大陆留有机构并驻扎人员，这应该是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映像中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历史课本中就没再提到过中国的教会及天主教传播发展情况，那么在整个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天主教会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有些什么故事呢？希望知道的人来谈谈吧。

“约翰－保罗二世 (John Paul II)是当时能跨越东西方的鸿沟的完美教皇人选来。他不仅是第一个非意大利裔的教皇，更重要的是他当时来自冷战‘铁幕’之后的共产党国家，”《即将到来的天主教会（The　Coming CatholicChurch）》一书的作者大卫?吉布森（David Gibson）说.

约翰－保罗二世生于波兰，原名卡罗尔?沃伊蒂瓦，在1978年当选为教皇，是450年内第一位非意大利裔的教皇。他于2005年4月2日去世。

约翰－保罗二世 (John Paul II)首先对于稳定罗马教廷功不可没。他的前任约翰－保罗一世仅仅就任34天就谢世于自己的睡床，在这之前，保罗六世在其统治最后六年中郁郁寡欢而不问世事。就在罗马教廷的声望岌岌可危之际，约翰－保罗二世就任，为失落中的罗马指明了一个发展方向。只是这是很多美国人不甚同意的一个方向。很多美国人希望罗马教廷能够更灵活和开放，约翰－保罗二世并不愿意屈从于这样的期望，改变自己的主张，而他在教皇宝位上一坐即为27年。

美国的天主教徒人数高达6430万，教徒人数一直有所增长，是美国最大也最富有的宗教团体。约翰－保罗二世带给美国天主教的影响是双重的：他的个人魅力和对“生命文化（Culture of Life）”的信念激发了美国天主教徒的热情，深刻影响了美国天主教徒乃至美国整体主流社会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另一方面，他统治下的罗马教廷保守而僵化，因为他将权力集中于罗马而使得美国的天主教会在最近几年危机四伏。

“不要害怕 (Be Not Afraid)”

这一句“不要害怕”（Be Not Afraid）是约翰－保罗二世的标志性口号，是他对于整个天主教徒、全世界人经常反复叮嘱的一句话。“不要害怕（Be Not Afraid）”也是约翰－保罗二世当选为教皇后所说的第一句话。

“这是他自己生活的一句总结，”美国《宗教和道德新闻周刊》的执行编辑金?劳顿（Kim Lawton）说，“这里是一个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焦土之中的人，经过纳粹年代，看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成为一名主教和红衣主教，然后成为450年里罗马第一位非意大利裔教皇。这是如此让人惊叹的事情，又是如此的负担。而近年来，他的健康不断恶化，这个强壮而精力充沛的人就在我们眼前变得虚弱不堪。在你眼睁睁地看着他挣扎的时候还在说‘不要害怕’，让这句话添加了一种新的意义。”

约翰－保罗二世在当选为教皇所说的第二句话是“如果我的意大利语讲得不好，请纠正我”。

约翰－保罗二世明显理解美国对于整个世界的巨大影响，因此他竭尽全力在美国，不仅在天主教徒中，也在非天主教徒中传播“生命文化论”这一思想理念。27年中，约翰－保罗二世一直努力在美国宣传其“生命文化论”，不惜在任内旅美七次。他的在1999年访美时一段话最好地解释了这一理念。他在提到美国社会的矛盾时称，这一矛盾是“肯定、珍惜和庆祝生命这一礼物的一群人同寻求宣称没有出生的、患绝症的、残疾人和其他被认为是‘无用’的一群人是在法律保护之外的另一群人”之间的矛盾。

功夫不负有心人，约翰－保罗二世在美国被深深敬仰，他1993年在丹佛市的世界青年日中征服了很多美国青年人的心，在他成为教皇的第二年，美国的《时代》杂志就曾以他的照片为封面，文章冠题以“约翰－保罗超级明星”。

“我认为教皇的性格对于很多国家的人民，不仅是天主教徒，而且非常具有吸引力。美国很多的长老教基督徒（Protestants）都因为教皇牢固的宗教信仰而对他非常敬仰。他们可能对教皇对崇拜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批评不以为然。但是这样一种某位世界领袖从宗教信仰角度出发评论天下万物的概念对美国人来讲非常具有吸引力，”美国公共电视台阿波奈提说。

约翰－保罗二世的“生命文化论”果然逐渐深入人心，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关于妇女堕胎的问题重新成为竞选政治中的热门话题，波士顿甚至有几位主教走到台前，宣称支持妇女堕胎而信仰天主教的政治家不能接受圣餐。在天主教仪式里，非天主教徒才不能够接受圣餐。

“（美国的）天主教徒拥戴约翰－保罗二世，就象他们拥戴约翰?肯尼迪总统（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天主教总统，编者注）一样。一边同教皇感到个人的接近，一边看教皇用现代的媒介同教徒沟通，美国人忍不住想‘他听到我说的话了。他准备做我告诉他做的。或者他准备听我们的意见，进行改革。’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吉布森说。

20世纪最具有矛盾性的教皇

当代最有影响的德国天主教神学家之一汉斯?库英克(Hans Küng)的结论－“保罗二世不是最伟大的教皇，而是20世纪最具有矛盾性的教皇”－其实是很中肯的评述。

约翰－保罗二世之下的罗马教廷对很多社会问题的立场有非常矛盾的地方。

美国宗教和道德新闻周刊的执行编辑金?劳顿（Kim Lawton）说：“你不能把约翰－保罗二世轻易地放在任何一个盒子里。传统的保守和自由派的划分并不适用于他，因为他的思想框架里兼收并蓄，全是基于他自己深深埋入心里的信仰之根。他反对堕胎和避孕，这是非常传统和非常保守的天主教信仰，但是他也主张给穷国免债，反对死刑……他反对伊拉克战争，特别强烈地反对布什政府……无论如何，他在美国一般人中的受欢迎程度让人猝不及防、难以理解。不过，你总是可以喜欢歌手，而未必喜欢歌手的某首歌。”

很多的美国人认为，目前的罗马教廷背叛了60年代初关于积极适应现代生活和回应普通大众而进行改革的承诺，美国的天主教会也私下里抱怨罗马教廷将各种决定权力集中在罗马，而使得美国的天主教会无法及时响应自己教区内信徒的心声，比如惩罚对儿童进行性虐待的神职人员。美国不少人还批评罗马教廷不能用更灵活的态度来对待同性恋问题以及给与妇女更多教会领导权，对待批评更是不够容忍。

美国神学家查理?克伦（Charles Curran）就因为其对罗马教廷禁止使用避孕手段的批评而被约翰－保罗二世逐出美国天主教大学，失去了教职。

除了近年来性丑闻所引发的信任危机之外，神职人员数目不断下降问题也在逐渐引发天主教在其它领域的重重危机。另外教会缺少一个框架更积极地接纳新移民。美国天主教教徒数目不断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外来移民中，尤其是西班牙裔和亚裔移民有不少是天主教徒。然而，缺乏人手而又不够灵活的天主教会对待信仰天主教的外来移民不够积极主动。

“参加弥撒的人数一直在减少，天主教神甫和宗教领袖的数量也在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普通教徒献身于教会工作，”普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吉姆?戴维森（Jim Davidson）说。他认为这一变化虽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也会改变传统天主教会的一些特征。

教会是在扩大，但是神甫的数目在下降。在美国，天主教会中的修女数量更是锐减，这直接影响了曾经是天主教中坚事业的教育、医疗保健和其它福利机构，这些曾经是修女们主管的天主教扶助机构逐渐因为修女数量不足而逐渐被转移给一般信徒来掌管。

“我认为那些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天主教的人同那些只是有专业经验的人在扮演教育家、护士和福利事业工作者的角色上是有一定差距的……我们都拼命去做来缩小那差距，但是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而（美国的）天主教会还没有准备好如何来应付，”福坦莫宗教与文化中心的主任玛格丽特?斯坦菲尔斯（Margaret Steinfels）说。

陈雅莉，《华盛顿观察》周刊(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第13期，2005/04/06

不是迷信的信仰不叫信仰。

哈哈。

至于共产主义，基本上来说，是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一个体系的，共循一种文化范式，另外，和佛教也有一点哲学关系，但和道教、中国文化就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共产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现代西方宗教，继承了西方的两希文化传统，并揉入了一些近代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具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但由于还处于宗教的成长期，教义纷杂，异端辈出，还很不稳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统一教会”（汤因比语），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世界宗教，有待进一步发展，共产主义对对世界宗教史的贡献和意义相当于公元1-2世纪的早期基督教。

呵，应该搞个“宗教文化遗传学”，研究一下它们的“文化基因”，应该是挺有意思的。

至于共产党政府排斥基督教、天主教的发展，我觉得很正常，因为它们本来就有竞争关系，本是同根生，姑表亲兄弟。（从某种意义上说，耶稣就是个原始“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就是个近代“基督徒”）

至于共产党和FLG的斗争，则是另外一问题，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延续。

OK，这些问题都超巨大，涉及了俺不懂的文化比较研究，厄就不再做解释了。

新中国 从来没有打压过任何宗教，新中国 倡导 自主办教。

让所有的宗教共享一个资源，在宗教场所自主传教即可。

宗教场所可以按人口比例，民族信仰程度，由政府设定比例，所有宗教派别之间民主协商即可。

Pope's Mystery Cardinal Could Be Revealed

By THE ASSOCIATED PRESS

Published: April 4, 2005

Filed at 2:31 p.m. ET

VATICAN CITY (AP) -- What happens to the mystery cardinal the late Pope John Paul II selected in 2003 but never publicly identified?

Will the world ever find out who was picked?

Vatican watchers wondered Monday whether there was still a way in accordance with Church law for this unidentified ``prince of the Church'' to take his place among the cardinals and, if he is young enough, vote for the new pope.

When John Paul created new cardinals in 2003, he announced that he was keeping one name secret, or ``in pectore,'' meaning ``in the heart.'' This is a formula that has been used when the pope wants to name a cardinal in a country where the church is oppressed.

Vatican watchers have speculated that the prelate could be from China, where only a state-sanctioned church is recognized.

But Polish Archbishop Stanislaw Dziwisz, 65, John Paul's longtime private secretary who was at his bedside when he died, has also been mentioned as the possible secret cardinal.

The Rev. James Conn, a professor of canon law at the 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 in Rome, said that if John Paul identified the man in writing in some authenticated document before he died, the man would be a cardinal.

``I think that any means of publishing the name of the cardinal that was previously not revealed, including in some testimonial that was authenticated, would be acceptable,'' Conn said.

Canon law says only that the pope has to make his name public. But it doesn't say whether that has to be done orally, he said.

Once the name is made public, the cardinal ``is bound by the same duties and possesses the same rights'' of the other cardinals, including the right to vote for a new pope if he is younger than 80, canon law says.

There are now 117 cardinals eligible to vote in the conclave to elect John Paul's successor.

John Paul has named three other ``in pectore'' cardinals whose names were later revealed, including Marian Jaworski, archbishop of Lviv, Ukraine, for Catholics who follow the Latin rite, and Janis Pujats of Riga, Latvia.

Both Ukraine and Latvia formerly belonged to the officially atheist Soviet Union.

The third was Ignatius Kung Pin-Mei, an elderly Chinese bishop who spent 30 years in Chinese prisons for defying attempts by China's communist government to control Roman Catholics through the state-run church.

While in prison in 1979, he was named ``in pectore'' by John Paul in the first group of cardinals named by the pontiff.

His name was made public in 1991, nine years before he died in Connecticut at the age of 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