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http://www.loc.gov/rr/record/pressclub/hitchcock.html

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时段（笑声）。这句话兴许只是夸张而已。如果我再坦诚一点，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本人多少也是夸大其词的产物。我之所以采用这句大家都熟悉的开场白，只是因为我觉得假如大家都能想象我并不是本次活动的主要卖点，那么我们都能轻松得多。我希望大家将我仅仅当成一名微不足道的信使，我的使命就是向大家介绍那位娱乐界最伟大的明星——也就是电视广告（笑声）。……

我非常感谢全国新闻俱乐部的诸位能给我这次发言的机会。我喜欢现场发言，因为不用担心听众们会换台。不过假如大家觉得我的造型有些扭曲，我的面容有些可怖，那么世上也没什么旋钮能够修正你眼中的图像。我很清楚你们为什么会对一场来自好莱坞当地人的演讲感兴趣。你们在我国的首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笑声），好莱坞的日常生活在你们看来想必就像发生在另一颗星球上一样怪异。你们听到的关于好莱坞的各种传闻一定十分难以置信：大而无当的预算开支（笑声），炫人眼目的社交场合（笑声），被好事者推进泳池的宾客（笑声），低效浪费的办事作风与习以为常的裙带关系（笑声）。但是我要说，天真且未经世事的朋友们啊，这些事情全都是真实存在的（笑声）。

但是我今天来到这里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说长道短。这一点在演讲一开头就要与大家说清楚。我不会模仿肯尼迪总统（笑声），至多模仿一下皮埃尔.塞林格先生（笑声）。我今天的打算是与大家讨论一个我本人非常看重的话题，也就是杀人。本次演讲不会很长，就算是我也无法无限制地鼓弄唇舌。在过去三十年里，我一直致力于让美英两国的观众们汗毛倒竖。我最近刚刚拍完了一部电影，题目很短，只有两个字：《群鸟》。题目原本是有三个字的，但是我们删掉了一个“致”字（笑声）。自然，《群鸟》一片中的大部分演员都是鸟（笑声）。自从扇子舞不再时兴以来，还没有哪位业界人士像我一样雇佣过这么多身披羽毛的演员。此外演员阵容里也包括几位人类男性与女性。毕竟，电影讲得不仅是人鸟之事，也是男女之事。要确定《群鸟》一片所属的门类确实有点困难，但是我的大部分影片都与今天下午的演讲题目密切相关。因此我对于谋杀抱有一套坚定明确的看法，对于这项艺术目前在影视界以及现实生活当中的处境感到心焦如焚。

就像很多其他体制一样，谋杀也是二十世纪社会变迁的受害者。值得关注的危险信号有很多，但我尤其关心家庭内部谋杀的日渐衰微（笑声）。如今我们在新闻当中读到的谋杀往往不是莉兹.玻顿式的家庭联谊活动，而是发生在酒馆里的抢劫致死案件甚至少年犯的街头斗殴杀人案件。居然有人胆敢在公开场合做出此等举止，实在令我骇然——此等败类实在不知世间尚有体面二字。在我年轻的时候，有身份的正派人总在私密场合进行谋杀，谋杀行为总会发生在紧闭的门窗之后，谋杀对象也总是亲朋好友（笑声）。我认为谋杀模式的转变无非是家庭纽带日益松懈的可悲反映而已：如今的凶手们居然不惜离开家门，专门跑到各种不堪言说的外部场合实施暴力行径。在我年轻的时候，任何自持身份的绅士们都不会涉足这帮人的行凶地点。仅仅如此还嫌不够，他们甚至还经常谋杀那些尚未得到正式介绍的陌生人（笑声）。

我必须承认，即便在过去暴力行为也并非严格局限在家门之内——例如足球比赛、下院辩论以及一战等等——但是此类行为原本就不该局限在家门之内。谋杀则不然。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谋杀的本质就是家庭事务。该隐与亚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说到底，谋杀是一项很私密的活动。假如有外人旁观，那么感觉难免有些不对——假如旁观者是警察那就更糟糕了（笑声）。此外宁静的家庭环境也有助于长考。优秀的谋杀案如同醇酒，需要足够的酝酿时间。只有在被害人与你感情深厚的前提下，你才会耗费心力以兼顾原创性与品位的恰当方式完成相关工作。谋杀并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在我看来大可悲叹的现实是，我们已经偏离了先辈的道路，听任谋杀流落到家门以外的冷漠世界里，沦落进了品行背景的人们手中（笑声），有时这些人甚至干脆就是罪犯。

我认为目前的问题还能补救吗？我确实这样认为。我们的希望就在于那个同样惨遭荼毒的行业，也就是电视行业。这里我要为电视行业声辩几句。我意识到电视有些时候确实十分无聊吵闹，分散精力，俗套重复，令人作呕。但是具有这些弊病的活人我也已经认识好几个了（笑声）。电视与人的区别在于我们可以在瞬息之间就让电视闭嘴而不必因此走上法庭。在观望等待了一段时间后，我在1955年秋天走进了电视行业。老实说，此前我一直在等待电视屏幕变得足够大，从而容纳我的全部身形。完成了这项工程学奇迹的设计师们如今又有了更高远的目标，就是在电视屏幕上完美呈现简.曼斯菲尔德的高耸双峰（笑声）。在涉足电视业以前，我身为演员的经历仅限于在我自己指导的电影里短暂出场。你们大概并没有注意到我，就算注意到我也会将我与该部电影的主角搞混。我知道，我与这些演员的相貌确有几分相似：加里.格兰特，吉米.斯图尔特以及塔卢拉赫.班克黑德等人确实与我撞脸（笑声）。

我向大家透露一点电视制作如何发展至今的内幕：电视与电影的最主要区别在于屏幕尺寸。为了弥补数量上的不足，电视更需要质量。解决之道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往电视节目里插播广告。当然这样做也并非全无异议，一般来说广告赞助商总会反对我们的做法。他们声称插播广告会让观众认为他们在哗众取宠，他们担心公众会认为他们步入电视行业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还担心赤裸裸地邀请观众购买自家产品会让较为敏感的观众们震惊失色。对于这些意见我们只有一条反论，但却是一条极为强大的反论：如果没有广告，电视编辑师什么时候才能去上厕所呢（笑声）？我们的赞助商爽快地接受了这条反论并且允许我们插播广告，在我看来这一举动本身就是对于人性的颂扬（笑声）。

我们从没想过这档节目是否应当录播的问题。鉴于剧中的很多角色在节目尾声的状态，活生生的现场直播显然不太合适。至于背景音乐我也挑选了尽量适合电视的音乐风格。精彩的音乐尤其能够衬托精彩的谋杀，一方面能活跃气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被害人及时调整心态。现代理念认为谋杀应当仅仅以纯人声伴奏，但是这一点毫无历史依据（笑声）。毕竟，尼禄弹琴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娱自乐。顺便说一句，我最近拍摄的电影并没有配乐，因为我们害怕鸟可能会被吓跑。我对音乐问题很有发言权，因为曾经有人告诉我，我长得很像录音棚里的明星，因为我的三围非常完美：33.3英寸，45英寸以及78英寸（笑声）。

今天的人们只要谈起电视，就必然要谈到暴力。电视上的暴力很像冰山，如果你认为荧幕上的暴力十分过分，那你真应该到拍摄现场去看看（笑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条铁律：一切谋杀、自杀、抢劫、枪击以及刀刺场景都必须保持在最低限度。我们仅仅在故事情节完全必要或者我们的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才会采用此类场景。事实上我认为出色的谋杀特别能引发观众的对抗情绪。假如你心里没有对抗情绪，看完广告以后就有了（笑声）。至于凶手的人选，我对普通人抱有全然的信心。换句话说，黑帮成员之间野蛮且毫无意义的相互杀戮并非我的个人兴趣所在。当然我并没有歧视黑帮成员的意思。我所知道的好几起最赏心悦目的谋杀都出自职业罪犯之手。但是从我在其他电视节目当中接收到的信息来看，绝大多数黑帮成员都是神经兮兮的粗坯，丝毫意识不到原创性与个人风格对于谋杀的重要意义。更有甚者，一旦被捕之后他们总喜欢喋喋不休地陈述自己如何一步步走到如今这般田地，实在令人不胜其烦。总体而言，我认为出自业余人士之手的谋杀要远远更加有趣。这些凶手就像你隔壁的邻居那样毫不显眼，但是却懂得以富有尊严且保持品味的方式来杀人。这才是讲究礼貌且身心健全的文明人制造混乱的方式。

再多说两句吧。我推崇悬疑而非神秘。我不喜欢让观众猜测“是谁干的？”而是喜欢让他们琢磨“他要等到几时才会下手？”人们很担心电视对观众造成的影响。因此我们的每一期节目都有寓意，都会像老妈妈一样传授一条做人的道理，例如“说话和气，手拿大棒”，“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等等。另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罪犯总会受到惩罚。就算警察没能抓住他们，我们总还可以逼迫他们看广告。我们很坚持这一点。毕竟我们都很清楚，谋杀极易成为一门肮脏的行当，尤其是当你没有好律师的时候。

那么我们能够指望电视让谋杀回归家门之后吗？谋杀会因为电视而回到自己天然归属的地盘吗？肯定能。但是天边依然有一朵不容忽视的乌云。电视或许当真让谋杀回归了家庭，但是有时候手法却太过生硬了。有时候电视节目的编导与演员才是杀了人却依然逍遥法外的凶手。观众们则是另一回事。我很害怕观众们早晚会意识到，通过电视这一媒介，他们可以尽情享受谋杀带来的刺激与快感，却不用在事后收拾烂摊子。他们用不着亲手清洗血迹，用不着亲自抛尸荒野，用不着眼巴巴地等着水泥一点点变干。像这样不劳而获的习惯对于国民性的培养是极为有害的。这种心态会使人变得粗枝大叶，他们的创造力也会逐渐干涸。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谋杀很可能有朝一日沦为观赏运动（笑声）。

为了收束这段关于谋杀的讨论，我要引述托马斯.德.昆西的精彩散文《作为高雅艺术的谋杀》。在这段文字中他谈到了我们今天的另一个话题，也就是谋杀行为对于当事人性格的阴险影响。“假如某人以谋杀为乐，那么很快他就会对抢劫不以为意。再然后他又会开始酗酒且不守安息日。接下来他还会举止粗鲁且拖延误事。一旦在这条一路下行的作恶之路上走到这种地步，那可真是什么坏事都能做出来了。许多人身败名裂的起因都是一桩彼时彼地不以为然的谋杀。”（笑声）

有人告诉我每分钟都会发生一起谋杀，所以我就不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笑声），我知道大家都想赶紧返回工作岗位。我很有幸借此机会与全国新闻俱乐部的诸位见面。我知道我们必然能相处融洽。毕竟我们的工作很有些相似之处，因为我们都要在罕有人迹的荒原上辛勤劳作，而且我们的谋生手段都是将公众吓得魂不附体（笑声）。谢谢大家。（掌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EmKzZuBN3A

主持：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今天来之前我查了一下，从1983年以来我对你进行过整整二十次采访。今天这次采访对我来说是最困难的，因为现在你身体不太好。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以下简称希）：确实不太好。

主持：你的癌症目前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希：我的食道里长了一个肿瘤，现在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淋巴结。我们现在怀疑癌细胞还转移到了肺部，不过还不敢完全肯定。用专业术语来说我现在患的是四期癌症，你要知道再往前并没有五期癌症。这是很值得思考的情况。我有幸能与很多杰出的肿瘤专家共事，我们正处于众多创新性医疗手段的边缘，其中相当一部分手段有可能会用在我身上。目前我们主要通过化疗来控制癌细胞扩散，所以请原谅我今天的声音有点沙哑。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我不仅要尽力活下去，也要为死亡做好准备。我在回忆录中写到过，人的一生无非就是忙活这两件事而已。生死永远只差一口气。但是目前我的处境使我更加生动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我的日常行程就是上午与医生见面，下午与律师见面。

主持：你为《名利场》供稿的时候怎么想到要让我们也体会一下你现在的经历呢？

希：我也想过我究竟想不想这么做。我并不打算招摇过市地卖惨博同情，但是《名利场》的主编格雷登.卡特逼着我把自己的思想袒露出来。我在行文的时候尽可能不张扬我自己的感受。我很不喜欢那种黄缎带风格的新闻。有人告诉我有些读者从我的文章当中得到了安慰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心有戚戚。既然生活给了你柠檬，那你不妨榨点柠檬汁。动笔写点东西总胜过两眼盯着墙壁发呆。或早或晚每个人都要经历我现在的处境，要么挺过去，要么就死掉。这是我们生来就要做的事情之一。回头读了我自己的回忆录之后，我认为我应当继续写作，因为写作是我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顺便说一句，由于我参与了这么多实验性疗法，我的眼界也得到了极大的开拓。比方说我有幸接受了全套基因组的测绘。我有机会描述肿瘤领域令人兴奋的新进展。我很希望这些全新治疗手段能够尽快应用到更多人身上。

对于我目前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在眼下这个时代患上癌症尤其令人感到百爪挠心。我能看到很多有可能治愈我的疗法正在差一点就够不到的远处冲我招手。这一点一方面令我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让我感到心烦。目前我的体质很好，我的各项生理指标都非常出色，从肝功能到血压都无可挑剔。对于一名癌症患者来说这些指标简直好得不像话。只要我再多坚持一段时间，就可以尝试好几项尚未问世的新疗法。我也确实有这个打算。

主持：听说你的胆囊前几天出了问题？

希：是的。几周前我经受过一次非常严重的胆囊病变。我的医生平时总是个话留三分的人，这一次他却认为我差点就“完蛋了”。我的骨髓衰竭了，这是化疗的常见副作用。我的白细胞与红细胞都低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我的胆囊严重发炎，我的阑尾也破裂了。我的心电图差点就拉直线了。这一次我切掉了胆囊，又接受了输血，所以算是挺过了这一关。

主持：恕我冒昧，目前的疗法对于你的头脑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

希：早期疗法当中最糟糕的部分就是“化疗脑”。你能感到化学药剂致使你思路不清，根本不想阅读，更不想写东西。这使我很害怕。假如我的读写能力被剥夺了，那么我也就没什么说得过去的理由继续生存下去了。而我并不想和绝望过多纠缠。万幸的是化疗脑是暂时性的现象，我现在依然经常感到疲惫，现在我就觉得很累。但是至少在我自己看来我的头脑非常清醒。假如今天我运气好并且喝下基本浓咖啡，我还可以写完一篇专栏文章，读书与交谈更不在话下。假如这些方面的情况出现了恶化，那么我大概就会觉得自己的日子到头了。

主持：你认识很多人，他们对你目前的情况有什么反应呢？

希：也有很多人认识我。在癌症确诊之前我原本在夏天安排了一场相当盛大的巡回签售，结果不得不临时取消。我不能悄无声息地躲进医院里，因为我多少也算是个公众人物，因此必须出面说明签售取消的理由。很多人都为这次签售做了大量工作，我不出来说两句实在说不过去。现在想想那一周大概没什么其他新闻，于是我的病情一下子就成了关注焦点。此外我针对超自然现象与宗教的看法也使得我的病情遭到了很多关注。有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现在我总该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立场了吧？现在我总该抛弃秉承了一生的错误原则了吧？现在我总该与教会握手言和了吧？公共舆论众说纷纭，全国祷告日还专门把我当成了祷告对象。我很乐意看到有人为我祈祷，这至少表明我们站在同一边反对癌症。这次祷告的立意是为我祈福。乞求神灵的力量对我施加反方向作用的人也不是没有。当然在我看来正反两面的人们都有些太拿自己当回事了，不过他们总归忍不住要这么做。

此外我还收到了大量来信，至今依然如此。既有送到我家门前的手写信件，也有发送到纽约办公室的电子邮件。绝大多数信件都表达了可贵的善意，并且向我保证他们认为我的人生并未虚度，尽管确实不算长寿。假如我能活到明年四月份，那我就六十二岁了。这些信件确实教会了我一些东西，一些我早就知道但是现在才真正领会的道理：永远不要犹豫该不该给重病者写信，一切信件都会得到极大的欢迎。我倒不是鼓励人们多多给我写信，但是假如他们的亲友处于我现在的境地而他们又一直抽不出空来写信，我在这里劝告他们赶紧动笔。我收到的信件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帮助。我并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但是这些信件确实令我深受感动，并且极大地安抚了我的心绪。

主持：你的论敌有没有主动联系过你呢？如果有的话他们跟你说了什么呢？

希：你所谓的论敌应该就是与我观点相反的人。他们的态度全都很友好。大卫.布鲁克斯专门在《纽约时报》上写了关于我的专栏文章，措辞非常忠厚。提摩西.伊根也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社论，高度评价了我在伦敦生活与工作的时期。看这些文章就好像提前阅读讣告一样。不过鉴于我还没死，大家都不好意思说我的坏话，所以就专门把好话都挑了出来。看看这些文章固然挺好，可我同时也觉得有些毛骨悚然，因为这些文章令我真切感到自己的死期确实来得有点早。我不知道我的私敌究竟有多少，与我相看两厌的人究竟有几个。但是希望我在眼下以及来世永远受罪的信件数量少得令我自己都有些意外。

主持：我手里现在拿着你的回忆录《希奇22：回忆录》。我发现这本书的头七页内容写得全都是死亡。你这是有所预感吗？

希：并没有，不过你要这么说的话确实挺奇怪。我收到过一份礼物。伦敦国家肖像画廊发行了一份杂志，提醒订户们接下来有哪些展览。当时将要举行的一场摄影展览的参展人是马丁.艾米斯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我们三个人曾经合过影。在开展之前正在制作展品名录的时候，有一位摄影对象去世了，于是他们赶紧在此人的名字前面添加了“已故”二字，结果忙中出错把这两个字添加在了我的名字前面。就这样我在杂志上看到了“已故的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字样，这件事确实将我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死亡上面。他们赶紧给我发来一封言辞恳切的道歉信，我猜他们大概以为我想起诉他们。他们承诺要将这期杂志全部收回并且化成纸浆，我说不要这么做，你们手里还剩多少杂志都送给我好了。我的回忆录马上就要出版了，这些杂志可以充当很不错的赠品。但是当时我的确没想到我要死得这么早。

主持：不久前你在《每日秀》上接受约翰.斯图尔特的采访，当时你的表现颇为幽默且举止如常，但是当时你脑子里怎么想呢？

希：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只想着如何将节目做好，节目录制完成之后的餐会上我才感到自己的身体实在撑不住了。我参加了许多活动，活动现场我的表现都不错，只是在活动间期我才会剧烈呕吐。

主持：你当时知道自己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吗？

希：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医生每年提交的体检报告在各方面都没毛病。

主持：你父亲同样死于食道癌。

希：那年他七十九岁。

主持：你想过这一点与你的关系吗？

希：我在书中写了一点这方面的内容，那还是在我意识到自己的病情之前。我曾经烟瘾很大，因此我担心癌症首先会在肺部发作。食道癌的问题在于极难侦测，你可以带病生活许久而毫无察觉。除非每个月都让食道癌专家检查一遍，否则很容易就会错过这一病症。直到癌细胞转移之后才会出现显著症状。等到我去做活检的时候情况已经显而易见了，只要用手指按压一下我脖子上的淋巴结就能感到不对劲。

主持：那么你接受了什么疗法呢？

希：首先是化疗，直接效果就是脱发。现在我换了一种化学药剂，所以头发又重新长出来几根。我的体重显著下降，体力明显衰退，这些都是我能清楚觉察到的变化。

主持：你在什么地方做的化疗？

希：在贝塞斯达的研究所里。

主持：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希：去年7月。

主持：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希：还在进行中。多亏了国家健康研究所的负责人、了不起的弗朗西斯.科林斯大夫，我现在又有了一点希望。国家健康研究所的下设机构之一就是国家癌症研究所。科林斯大夫在预算不足的情况下依然提前完成了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实在是一项伟大的科学成就。我们之所以相互认识是因为我们在宗教问题上的立场相互对立。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他对我的病情很感兴趣，安排我接受了基因组测序，旨在为我所特有的癌细胞变异找到更好辨别的配型，从而配制专门针对我的药物。今天是1月14日周五，如果我的骨髓恢复得足够好，下周一我就要去尝试一下他的疗法。这套疗法要在我的肿瘤的DNA以及我的血液的DNA之间进行六十亿次配型，从而找出存在于肿瘤当中却不存在于我身上的基因变异。现在的医疗技术真是太了不起了。不过我要去圣路易斯接受检测。

主持：为什么要去圣路易斯呢？

希：这是检测项目所在地。他们正在那里研究如何利用基因组的信息来治疗特定个人的疾病。这种做法很快就会推广开来了。你可能知道这个项目目前经费严重不足。我趁这个机会要为研究人员美言几句，兴许有些观众看了本期节目之后会给自己的议员写信反映这个问题。国家健康研究所最近的预算遭到了严重削减，还有人在愚不可及地试图限制胚胎细胞在癌症治疗方面的应用。在患癌之前我就抱有支持科研的立场，现在我更想要发挥比以往更大的作用，克服这些妨碍医学进展的伪科学障碍。

主持：你在国家健康研究所接受化疗吗？

希：并不。我在研究所接受了各种测试，但是日常治疗还是由我的肿瘤医生进行的。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史密斯医生。他通过网络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专家们对我进行会诊，为我制定了很多治疗原则，并且每隔几周就根据病情发展进行修订。

主持：你在去年12月的《名利场》上写到了一名女性，她在你的签售现场找上了你。你不介意在这里介绍一下具体细节吧。

希：我当时正在作宣传，题目是我们应当写一本关于对待癌症病人的恰当礼节的书。兴许我真会写这一本这样的书呢。当时我在纽约刚刚与塔里克.拉马丹就伊斯兰教问题进行了公开辩论，然后就来到了签售现场。签售队伍排得很长。有一位排在前面的女性走过来——她手里连书都没拿——对我说道：“你生病了我很遗憾。”我说：“您这么说太贴心了。”她说：“我有一位表亲也得了癌症。”我说：“我很遗憾。”她说：“他得的是肝癌。”我说：“那太糟糕了。”她说：“不过后来他 病情好转了。”我说：“好极了。”她说：“不过再后来他的病情又严重恶化了。”我说：“我很遗憾。”她说：“当然了他是个男同。”这句话我没搭腔。她接着说：“他的家人与朋友都抛弃了他，他死的时候孤身一人，非常痛苦，大小便失禁，痛如针扎，尊严丧尽，简直是说不出的可怕。”我觉得这番话实在没法接，于是就等着她继续说。结果她说道：“我希望你知道，我很清楚你现在正在经受怎样的处境。”然后她就径直离开了。

后来我想，假如我身体健康，她还会这样对待我吗？肯定不会。但是假如你身体不好，人们就或觉得自己就算没有责任、至少也有权利对你这么说。另一方面如果患者觉得别人强加的关心令他们感到难受，他们也不应当用自己的痛苦去烦扰别人。我订制了一枚徽章，上面写着：“你不问我不说”。有些人确实很喜欢张扬自己的病情，我也在其他语境下提到过我的病情。比方说我写过我为什么不参加全国祷告日，也写过我所见到的基因疗法最新进展，但是我不打算写肿瘤日记。我觉得写这种文章有点太自恋了。

主持：你在《希奇22：回忆录》的序言里写道，“就个人而言我希望以积极主动而非消极被动的方式来‘完成’死亡，我希望死亡来临时我能直视它的双眼并且做点什么。”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希：死亡也是生命的组成部分，所以死亡来临时我希望自己能尽可能地清醒。至少我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是这么想的。理想状态下，我希望自己能在演讲现场死去，在性爱期间死去，或者在陪伴朋友的时候死去。我希望效仿苏格拉底，在临死前将朋友们全都叫到身边并且一一告别。不过现在我重新考虑了这一点并且有了另外的想法。假如我的癌症病情继续恶化，我的死法肯定会非常难受。例如我很可能被自己的呕吐物呛死。另外来临死之前我还很可能要遭受各种羞辱。问题并不在于我会不会死，因为就算不得癌症我早晚也要死。但是癌症意味着死之前要额外受罪。

现在想想，我写这句话的时候确实有点虚张声势。我依然希望临死之前能保持清醒并且与人交谈，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敢说我有多么坚持这一点了。如果最后阶段的痛苦实在难以忍受，那么在药物引发的昏迷状态当中死去似乎也不算太糟糕。不过我依然觉得后一种死法算不上光明正大，或许只是我的思想太老派了吧。死亡毕竟是人生的一部分，条件允许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尽量透彻地体验一下。

主持：在这段时间里你与你妻子谈得多吗？

希：谈得很多。她是我的支柱，因为她愿意做很多我不愿做的事情，例如上网查询每一种治疗方法的效果与治愈可能性。不知疲倦地寻找新医生与新医院，等等。因此我们谈过很多关于治疗的内容。不过关于治疗失败的后果我们谈得很少，几乎没怎么说过。我决心尽量不死，至少眼下尽量不死。我并非没有可能带病坚持几年再死。另一方面我也决心尽我所能地为各种疗法充当试验品，就算这些疗法对我无效。我在书中引述过美国学者霍瑞思.曼的名言：“对人类无所贡献的人应当在死亡时感到羞愧。”这个标准挺高的，不过我现在很容易就能满足他的标准。只需要我本人支付一点很小的代价，全人类就能得到很大的裨益。无非是苟延残喘而已，我很乐意多坚持几天。

……

主持：我第一次采访你是在1983年11月7日。我记得你在录制节目的时候一直在抽烟。

希：我都想不起来我什么时候戒的烟了。以前在电视上抽烟还不是忌讳。我记得1963年克朗凯特宣布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身亡的时候，演播室里烟云缭绕就像切尔诺贝利一样，桌子上摆满了烟灰缸。

主持：……当时你的烟瘾与酒瘾都很大。我记得你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去采访你，你直接把我领到了酒吧里。你面前摆着笔记本电脑，手里拿着酒杯，嘴里叼着香烟。你有没有想过，假如当时你不沾烟酒的话，如今的一切都不会发生呢？你父亲也是个烟民是吧？

希：没错，他抽烟斗，而且也经常饮酒。我也想过烟酒会不会加速了他的死亡。我哥哥与我对他的死亡所知甚少，因为他确诊之后很快就去世了。我知道他的肿瘤位于胸腔中下部，没法做手术。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多少学习新知识的心思。

主持：你的肿瘤也没法做手术吗？

希：如果在癌细胞转移之前还是可以切掉的，现在已经没用了。而且肿瘤的位置过于靠近我的心脏与肺脏，因此放疗的效果也不理想。现在最有效的疗法就是化疗与靶向基因疗法。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没错，我一直都知道烟酒不忌的生活方式伴随着怎样的风险，而且我决定承受这样的风险。我认为烟酒的确有助于我集中精力。这一点或许只是幻觉，不过我不这么认为。此外烟酒能让我不至于感到无聊，也能让别人的无聊不至于影响到我。烟酒令我晚上更有精力熬夜，与别人谈话的的时候更有兴致。你要问我从头活一遍的话会不会依然抽烟喝酒，那么我的答案大概是肯定的。当然我大概会戒得更早一些，为的是躲过癌症这一劫。

这话我说起来容易，我的子女听起来恐怕没那么好受。“没错，我要让你们重新经历一遍现在的痛苦。”这话听上去是有些不负责任。但是假如我说“要是我知道烟酒多么害人，我肯定不会再碰一下烟酒了”，那只能是口不应心。我知道抽烟喝酒的后果，所有人都知道。生命无非是一堆赌注而已，我决定把赌注压在这里。赌在其他地方的结果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了。奇怪的是我现在几乎并不感到后悔，尽管我很应该后悔。因为我无法想象不喝酒的人生，无法想象人生当中失去了香烟的陪伴。烟酒是我读书、旅行与恢复精力的必需品。

主持：你反复提到了“无聊”这个词。

希：无聊是个大毛病。与无聊密切相关的倦怠位列七大死罪之一。无聊是绝望的接待室。我太容易无聊了，最受不了开会、排队之类的破事。反过来说我是个很幸运的人，因为我始终有书可读有文章可做。酒精的作用并不是钝化我对于无聊的感知，而是使其更加敏锐。

主持：身患癌症是很痛苦的。你怎样打发这段时间呢？

希：做胆囊手术的时候我曾经担心医生给我开的止痛药剂量太大。照理说应该是医生担心我用药量太大才对。我很担心自己会上瘾。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有些晕晕乎乎的。不过手术做完以后疼痛就没那么尖锐了，完全可以忍受。

主持：你做胆囊手术是几天前的事？

希：八到十天。

主持：你做的是腹腔镜微创手术是吧？

希：没错。一旦他们发现病灶位于胆囊，剩下的事情就很简单了。

主持：手术之后你就感觉好多了是吧？

希：并不，因为麻醉剂的效力还没有完全消退。我的体力很差，我的体重下降了很多，我吃的很少，因此麻醉剂对我的影响格外大。比方说昨天我肯定没精力接受采访。昨天我连床都下不来。

主持：三十多年前《新闻周刊》有一位专栏作家名叫斯图尔特.奥尔索普（Stewart Alsop）患上了白血病。他在患病期间一直在专栏当中记录自己的经历。你有没有反过头来看看他的文章呢？我记得他也接受过国家健康研究所的诊治以及骨髓移植。我还记得当年我一直在密切跟进着他的专栏，看着他如何带领读者们一步步经历整个过程。我们还能从你这里听到多少病情报告呢？

希：我希望你们能听到得越多越好。这么说不仅只是为了我自己着想，

主持：那你都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希：首先我要强调现有的癌症诊疗手段多么令人惊叹。这些手段的基础是我们对于人类基因的最新理解。就目前应用在我身上的疗法来说，我希望能尽可能详细地将这些疗法全都记录下来，从而提醒其他人不要错过可能有效的疗法。即便对于相当晚期的癌症病例来说，医学也并非无计可施。

主持：你说过你还想写一本书。

希：没错。这本书的内容一方面涉及如何面对死亡，另一方面则涉及如何尽力生活。就我个人而言，后者的动机之一——除了那些显而易见的动机之外——就是看看我能不能与其他人一道迫使无知的界限向后推却，扩展科学知识的疆域。

主持：你对世间的事务失去兴趣了吗？

希：一点也没有。

主持：那你目前最感兴趣的题目是什么呢？

希：我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要说我最感兴趣的题目，那应该就是我们与伊斯兰圣战运动之间各种形式的对抗，尤其是最近从巴基斯坦传来的糟糕消息。我们还没来得及彻底领会圣战运动在当地造成的威胁。旁遮普省省长萨尔曼.塔西尔最近刚刚被自己的保镖冷血杀害，理由是他反对现行的《亵渎法案》——凶手的理由甚至都不是因为被害人实施了亵渎行为——因此任何自称是穆斯林的人都有权杀死他。而且巴基斯坦的伊玛目们以及其他伊斯兰教权威全都认同这次谋杀。过去巴基斯坦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了，过去法院可以以亵渎罪判处死刑，但是至少当时你还可以说服陪审团或者上诉，法官的判罚至少还需要《古兰经》文本的支持。现在任何人都能自封为行刑官了。任何人都能打着宗教的旗号随便杀人了。我们坚定相信温和派穆斯林的存在并且花钱雇佣这些人来对抗圣战。我个人觉得这样做挺不靠谱的，如果其他人认为我们是温和穆斯林的背后金主，那么温和穆斯林再发表意见就没人听了。

主持：身患癌症令你感到意外吗？你之前已经戒烟戒酒了，许多像你一样的人面对此类情况的时候都会将病症归咎于自己的习惯。那么你在整个过程期间感到意外吗？我所说的过程就是从发现病症到确诊为四期食道癌的时期。过去半年你有没有感到出乎意料的时候呢？你写了整整七页关于死亡的内容，显然你已经想过很多了。

希：我觉得任何上了六十岁的人写回忆录的时候都要面对死亡。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满足读者的需求。我并不觉得目前的情况有多么意外。癌症是很常见的。我并没有空耗时间质问“为什么是我？”因为宇宙没那个闲工夫回答我，甚至都不会说一句“凭什么不能是你？”对于与我年龄相仿并且此前长期保有像我一样的生活习惯的人群来说，患癌简直不出所料。唯一令我感兴趣的就是抗癌领域居然有这么多直到不久前才刚刚研发出来的新疗法。这些疗法都是才华卓著的人们费尽心力搞出来的成果。能够借此机会结交几位这样的人物是我的荣幸与幸运。

主持：我们都从亲友那里听说过有些医生很不体贴，与病人交流的时候出口无忌。我记得《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告诉过我——他已经不在了——检测之后医生给他打电话，当头就是一句：“你猜怎样？你碰上大C了！”我简直不相信真有人胆敢这么说话。

希：（笑）这么说是挺粗俗的。

主持：那么你为诊疗你的医生们打几分呢？他们有没有为你提供抗癌胜利的希望呢？

希：他们给我的希望不算太小。除非我主动发问，否则他们不会向我透露我的存活几率。一开始我下决心不问他们。不过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这条信息对于安排后事很有用。我总还要为爱人与子女考虑一下。从实际角度出发我很乐意获得估测结果。他们倒是不太喜欢我这么问他们，因为他们其实也不太清楚。目前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假如找来一千个与我同龄、与我体质相近且性别相同的人，那么其中五百人活不到明年的今天，剩下的人当中又有一半能继续多活一整年，这些人当中又有相当一部分能多活好几年。这个估测结果是国家健康研究所的一位高级研究员告诉我的，他们没办法说得更精确了。

主持：你对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来到你家，希望与你交谈，你知道我们对你的故事感兴趣，而你的故事也不少。你对我们的来访感到意外吗？

希：有点意外。我想你们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我对于宗教的看法。很多人都问过我，癌症有没有改变我对于永生与超自然的看法。我说我实在看不出来为什么癌症就应当具有这么奇怪的效果。我从不认为我的宗教立场值得深究。我在人生当中花费了很多时间来确定救赎并不存在，来生并不存在，主管人间一切事务的大老板并不存在。如果说因为我的食道里长了个瘤子，所以我就理应重塑三观，那只能说明癌症影响到了我的智力。否则的话癌症与观念转变之间并没有逻辑联系。我很喜欢参与这方面的辩论。

甚至就连那些为我祈祷希望我康复的好人们身上也存在着某种食尸鬼一般的瘆人气质。因为他们不仅为了我的康复而祈祷，也为了我能及时与宗教实现和解而祈祷。于是我提出了一项交换条件。我认为世俗主义者也应当来到医院里，找到弥留之际的极端宗教信徒，对他们说：“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不然在最后几天里尝试一下身为自由人的生活怎么样？你肯定会感觉好很多的。现在放弃他们给你灌输的那些胡话还不算晚。体验一下自主思考的快感吧。不要在恐惧当中生活，不要用神话传说来敷衍自己。”我认为他们的反应肯定不会太热情。当然我们也不会这么做。但是他们却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有权对我们这么做。我本人对于这种做法倒是不算反感，因为送上门来的辩论我肯定求之不得。我想作为一名公众人物我的地位并不算高，因此人们对我的兴趣应当主要源自我对宗教的看法。

主持：你认为在现阶段继续仇恨别人是个好主意吗？

希：仇恨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对仇恨善加利用。我之所以反感基督教，原因之一就在于基督教将爱当成了强制性的义务。，以至于很多基督徒不得不采取虚伪态度，假装去爱那些其实并不爱的人。此外基督教还要求我们一面爱上帝一面怕上帝。认为某人无法忍受是完全正常的心态，比方说亨利.基辛格就是这种人。仇恨如同酒精，既是良仆又是恶主。我对于基辛格抱有冰冷的仇恨与鄙视。我对于他的仇恨并没有浪费我多少时间，而是帮助我看穿了他笼罩在自己身上的烟雾，看穿了他用来自我保护的虚假名声。这份仇恨并没有令我心神不安，并不会令我晚上失眠，并不能让我满腹苦涩，但是我也不能假装我们两个仅仅是政见相悖而已。我相信邪恶确实存在于人世间，有时还会幻化成人形。我认为在评价基辛格的时候我没有任何义务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

主持：那么你改变了对于特蕾莎修女的看法了吗？

希：有什么可改变的？我从来都不恨她，因为她太可怜了。但是我十分厌恶她造成的影响。她之所以被捧成圣人，理由是因为她关心穷人，或者用她本人的话来说就是“穷人当中的穷人”。可是我们都知道扶贫的最有效手段是什么：女性赋权。从孟加拉到玻利维亚，这一手段屡试不爽。让女性自行控制生殖过程，让她们摆脱动物性的哺育周期，然后贫困水平自然就显著下降了。特蕾莎修女终其一生都在反对计划生育与堕胎，她将此类做法称作谋杀。她甚至在诺贝尔奖获奖仪式上声称堕胎“威胁到了世界和平”。这实在是愚不可及的屁话。这样的态度以及被别人捧起来的圣徒地位是我厌恶她的主要原因。

她嘴上说自己关心穷人当中的穷人，但是她结交的都是些富人当中的富人。例如储贷危机的始作俑者查尔斯.基汀，她接受过基汀的赃款馈赠，基汀东窗事发后她却拒绝退钱。她还接受过海地独裁者让-克洛德.杜瓦利埃的捐款，此人向来将穷人视作猪狗，但是特蕾莎修女却祝福了他。特蕾莎修女的一生是反动倒退的一生。在我批判她之前从没有任何人说过她的一句坏话。我在书中提出了五六条针对她的直接指控。全世界的新闻媒体——包括宗教媒体在内——全都看过我的书，至今没人能挑出毛病来。假如我的批评只有一半是真的，那依然意味着对于她的现行看法全都是错的。但是我已经习惯了主流舆论对她的赞扬。人们需要完全彻底的幻觉来安慰自己，她就是幻觉之一。

主持：那么假如基辛格现在主动联系你寻求和解，你又会怎么做呢？

希：这个假设非常有趣。不过我之所以憎恶他，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不会这么做。我在写作批判他的书时，他甚至拒绝接受我以书面形式提出的问题，更不用说接受我的采访了。他在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候总要与电视台约好绝不提到我的作品。好几位制片人都向我证实过这一点。甚至他在全国记者协会露面的时候依然要求别人不得提到我的书。当然他没理由喜欢我，但是假如我是他，至少会假装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态度：“这个无名小卒希钦斯究竟是干什么的？别总拿他来烦我。”更重要的是，想想他被人查实的行径都有哪些吧。想想他在越南与智利问题上的谎言，想想他在孟加拉导致了多少无谓的死亡，为的只是维护他本人以及他那个罪犯总统的面子。

与他同时期的人物，例如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麦克乔治与威廉.邦迪兄弟以及威廉.科尔比等人在各自的回忆录当中或多或少都表达了悔悟之情。“我们制定了很糟糕的政策，当时我们就觉得有些不对。结果比我们想象得更糟。我们很抱歉。我们愿意在此分享一些你们可能不知道的内幕情况。”这样的自我批评言论基辛格就连一个字都没说过。一旦有人批评他，他就会变得怒不可遏，嘴脸丑陋。套用《万能管家》里面吉夫斯的台词，“先生，这样的可能性万中无一。”但是假如他真想见我，我绝对不会推辞的。

主持：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希：可别这么说。还是让我来做决定吧。

主持：（笑）你知道你剩下的时间是有限的，大约在六个月到一年之间。你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吗？

希：他们不会告诉你还剩多久。这是另一个他们不愿被问及的问题。你可能还记得已故的众议员斯蒂芬.塞洛斯，他和我一样也是患上了食道癌。在临终之前的几年里他身上足有四五处癌变部位，不过都控制住了。在此期间他四处旅游，并且热衷于人权政策与国际关系政策。后来医生告诉他癌症失控了，他的大限到了。然后他很快就死了。这才是几周前的事情。过去几个月我最大的损失就是丧失了出门旅行的能力。感恩节我去了多伦多，这倒是还不算太难。然后我去了加州。再然后蒙大拿的演讲活动组织者很好心地派来私人飞机把我接了过去，我也终于见到了小巨角河战场以及美丽的国家公园。现在美国只有三个州我没去过了。

主持：哪三个？

希：南北达科他州与内布拉斯加州。就连波多黎各我都去过了。

主持：你有叶落归根的打算吗？

希：这样的想法有点感情用事。不过几天前确实有人无意间对我说：“你就不担心再也见不到英国了吗？”然后我才意识到我确实担心这一点。我无法承受死在他乡的可能性。但是我现在回不去，最早也要等到这一轮化疗结束才能动身。

主持：节目时间到了。我衷心希望几年后还有机会再采访你一次。

希：我也是这么想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d7smXRp1yo&t=1522s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前来与我共度今天下午。能有机会与咱们这个群体暂时打成一片，我感到自己获得了一份了不起的礼物。我今年已经五十了，明年1月就要51岁了——为幸存者鼓鼓掌吧（笑声），都五十岁了还没死。反正今天的五十岁是过去的三十五岁。我一直在宣讲我过去二十年的生活，我特别喜欢学习新鲜事物，我抗拒不了闪闪发光的东西。从我的节目中大家可以看到我就像个乒乓球一样满世界乱窜，无论走到哪里都尽可能地吸收一切新知识。从自私的角度来说我想获得新知，从不那么自私的角度来说我想在身后留下一点东西。对于我所造访过的很多房舍、村庄、地区甚至国家来说，我都是第一个出现那里的肥胖秃头美国白人男性。所以我非常感谢各位在我工作的第一天让我感到宾至如归，我很久以来一直想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却不知道咱们这里就有这样的环境。所以待会儿我会努力回答大家的提问的。

当初我开始制作《古怪食物》这档节目的时候向电视台推销我的想法，他们说“我们不想要这档节目，因为肯定没有人看。”我问他们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我刚刚提出了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电视创意，而且我很擅长我的本行，请相信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电视台领导面前一定要摆出信心十足的架势来——他们说你的这个节目充其量能在PBS播出一年，只有极小一部分人会对它感兴趣。他们建议我把节目内容侧重调整一下，从80%的科普教育与20%的娱乐转换成80%的娱乐与20%的科普教育。当时我觉得我可能要与魔鬼做交易了。节目播出后，《纽约时报》的评论认为“这档节目的80%都是娱乐，奇默先生是个非常和蔼的好人，让人看见就想抱抱，但是剩余的20%内容却非常严肃认真，显然耗费了心血。”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将这段话当成座右铭，紧紧抓住这20%不放手。我经常与我妻子在电话里彻夜交谈，与她讨论我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各种创意。她始终向我保证，只要我保持耐心继续坚持下去，就肯定会遇到志同道合的人，像我一样想要为了他们自己、他们所在的社区以及全世界而积极影响这个世界的人们。于是今天我就遇到了你们。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见闻，然后告诉大家旅行为我带来了什么影响。在南卡罗来纳与佐治亚州的海滨社区生活着很多几百年来一直靠海为生的人们。这些人自称“湾民”，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向南分布到了佛罗里达，向北分布到了加拿大的沿海行省。不过目前最出名的湾民还是住在南卡罗来纳与佐治亚州的沿海地区。历史上这些人一直在捕捞鱼类以及采集各种时令海产。在南卡罗来纳，采集时令海产就意味着捕虾、捞牡蛎、捡蛤蜊，一网下去有什么鱼捞什么鱼。如果寒潮来了他们就在水里布设鱼笼蟹笼。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在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当中定义了美国文化，而且也定义了当地社区。这套方式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然后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拥有全世界最昂贵的一片地产。风景优美的滨海地段在历史上是渔民的栖身之地，如今却有了截然不同的用途。

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当地的湾民已经成了他们历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最后守护者。等到有朝一日他们也不再依靠住宅与码头附近的海域维持生计的时候，新来者们使用这片地皮的方式将会大不相同，这里将会成为高档住宅区与私人别墅的所在地。当地有很多渔民自发形成的组织，例如南卡的麦克莱伦村至今依然住满了姓麦克莱伦的人们。他们每天早上乘坐捕虾船出海撒网捕虾，假如天气不好——捕虾也要看天气的——他们就去海边捞蛤蜊收蟹笼。要是海边实在没事干，他们就去树林里打猎。我在一户麦克莱伦家的储藏室里看到六到八头鹿，三四头野猪，还有二十来只各种野鸟。他们每个月只去一次超市，购买垃圾袋、火柴、洗涤剂等等。但是说起肉食供应他们从来都自行解决。他们吃的蔬菜也是自行种植的。他们家几代人依然居住在同一间房子里。这种生活方式看似老套落伍，但实际上却能与现代生活无缝对接。他们的孩子白天去上学，父母收工之后晚上也会看深夜档电视剧。和他们待在一起让我觉得我才是那个生活方式有所欠缺的人。这也是旅行的好处之一，能让人开阔眼界，

我问麦克莱伦先生最近情况怎么样，他说不太好。麦克莱伦村原本有五百多户人家以捕鱼为生，现在只剩下两户人家了。西西里的马赛玛米也遇到了一样的情况，这是一个捕捞金枪鱼的小渔村，曾经有六十多家金枪鱼公司坐落在这里，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渔船与罐头工厂。现在这些公司只剩下一家了。我登上一条当地渔民的渔船出海捕鱼，连续两天一条金枪鱼也没抓着。过度捕捞致使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于过去的世界里，地中海地区的生物圈遭到了极大的威胁，生物多样性与社会形态也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对马赛玛米的理解方式与我对美国大西洋沿岸村镇的理解方式并不一致。通过与麦克莱伦先生的讨论，我了解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知识。过去二十年里，捕虾捉蟹采牡蛎的成本每年都在上升。汽油钱、孩子的学费与课本费还有电费都在年复一年父变得更加昂贵。与此同时海洋当中牡蛎、虾与螃蟹的产量也越来越少。但是这几样水产品的价格却没有一路走高，而是始终持平，因为现在美国开始进口水产品了，例如从越南进口得到补贴的虾。我完全支持国际贸易，但是如果进行国际贸易的出发点不够高远，看不到我们这边的生活方式将会受到威胁，那就弊大于利了。我这样说并不是地缘中心论，只是从生态、经济与文化可持续性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们嘴上说一套，手里做一套，致使麦克拉伦村这样只有捕捞这一项主业的沿海社区陷入了经济困境。

很多外因都可能影响到此类社区的处境，我们已经见过了风暴如何在美国各地肆虐破坏，但是如果发生这一切的原因是我们自身的无知与可耻行径，那就太糟了。假如我们以现在这样的速度改变世界，同时又不加思索地地看待家庭、文化、个人权利、我们对环境造成的冲击以及可供使用的资源现状，那就太糟了。所有这一切问题都值得我们采取行动。我问麦克莱伦你想怎么办，他说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虾越来越少了，螃蟹越来越少了，牡蛎也越来越少了。

第二天我又遇到了另一位渔民，名叫拉里.高尔，他住在麦克莱伦村二十英里开外。拉里的爷爷创建了一家螃蟹经销公司，如今已经有110年历史了。公司的基本业务是螃蟹批发，拉里用公道的价格从当地各家各户收购螃蟹，然后批发给餐厅与水产市场。拉里的妹妹是个大美人儿，她在长岛大学上学期间爱上了另一个渔民世家的儿子——一个姑娘爱上与她父亲一模一样的男人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人有匈牙利血统，婚后两个人搬到南卡生活。每年到了感恩节——顺便说一句，拉里妹夫家的文化传统并不庆祝感恩节，他们只是逐渐接受了我们这边的传统而已——拉里的妹夫都会烹饪自家的传统大菜，也就是章鱼沙拉。一开始两口子购买的章鱼全都是来自墨西哥或者欧洲的冰冻货色，价格非常昂贵，质量很不咋地。有一天拉里的妹夫来到麦克莱伦村串门，心想兴许能在这里捞两条章鱼尝尝，或许还能为捕捞种类增添一个选项。多样性正是渔业保持生命力的关键。于是他背上氧气瓶，在距离海岸线两百码的水域潜水观察了一番，然后就放弃了自己的想法。章鱼喜欢躲藏，也喜欢捕猎，但它们仅仅在遍布岩石地区的活动。章鱼特别喜欢岩石，假如你将一套乐高积木拼成的房子扔到海里，章鱼也会钻进去躲藏起来。你在海里翻开石头就能找到章鱼。但是在麦克莱伦村附近，一连十几英里的海底都只有沙子没有石头。

但是拉里觉得妹夫的想法很有名堂——顺便说一句，我在三个月前才采访了拉里——他把我请到渔船上，向我展示了他用来捕捞章鱼的渔具。在一条长长的鱼线上，大约每十五英尺的间距就栓着一根三英尺长十二英寸粗的塑料管，塑料管上用钢筋穿透了好几处，管子的底部用水泥封死。基本上他就是制造了一连串章鱼公寓。他将十到十二根管子拴在鱼线上扔进海里，第二天再来回收，十二根管子当中有七根装着章鱼。他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才学会怎样将章鱼从管子里取出来，诀窍就是用浓缩柠檬汁淋在章鱼身上，否则的话章鱼吸盘会牢牢贴附在塑料管的光滑内壁，根本扯不下来。现在他们每年要往海里投放上千根管子，应季的时候75%管子都能捉到章鱼，不应季的时候回报率也有60%。

这里就有了一个鸡与蛋的问题。或许是拉里这样的做法使得西班牙章鱼料理之类的陌生菜式在过去十年的美国大行其道，因此我的节目才有人看，又或许是我的节目与以及其他类似节目一直在宣传替代性蛋白质来源，使得人们越发接受了陌生菜式，从而为拉里的渔获打开了市场。许多电视节目都在向人们展示食物可以多么美味，这样当你下次出去吃饭的时候就会说“我在电视上看到很多关于章鱼沙拉的节目，这次我也想尝一尝。”

不过我今天并不想着重论说这个题目。我今天确实要舌灿莲花地宣讲的题目是创意与亲力亲为。在咱们巴布森学院每过七秒钟我就能听到有人在讨论自己正在从事的项目。大家都在切实做事而不是整天空谈，这实在太了不起了。就渔业而言，捕捞对象的多样化正是拯救传统商业捕鱼的关键。

几周之后我又在马萨诸塞州的马布海德发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当地渔民在长滩上捕捉狗鱼，但是却没有办法将这些狗鱼销售给新英格兰当地的餐厅。90%的渔获都会出口到英国，成为炸鱼薯条的原料。狗鱼其实很好吃。只要这个社会能多改善一点，只要多一名厨师选择烹饪狗鱼，也就意味着多一个渔民家庭得到拯救。在马萨诸塞州的渔民家庭迅速消失之际，我们越是保持美国的文化多样性，就越不容易陷入过去五六十年里我们在其他食品领域酿成的悲剧当中。通过加速成长周期、加工、补贴、降价等等手段，我们完全摧毁了这些领域。所有研究食物历史、食物政治与食物文化的人们都知道我们对美国的食物体系都做了什么。可是令我大惑不解的是极少有人理解以下事实：为了避免再次陷入困境，过去八十年的历史能够为我们的决策提供很有意义的借鉴。为什么麦克莱伦村的渔民对于我来说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儿子将来长到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谈论饲育场牛肉、商品化猪肉与工厂化鸡肉那样来谈论水产品。这是个错误的故事，传达了错误的信息，对我们身体没有好处，对这个星球更没有好处，

我是不是从来都这么认为呢？当真不是。不过我确实相信我平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旅行。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普通人，直到现在我也不敢说我凭什么有资格给大家讲话。许多我崇拜过的名人都曾在这里发言，许多我非常敬仰的饮食界重量级人物都在这里与听众席上的若干成员交换过意见。更有甚者，你们是一群当真想要改变世界的人，而且很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夸夸其谈。与你们交流让我感到有点害怕。昨天晚上我对我妻子说，我可以面向一群电视界的同行讲述我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可是跟你们说同样的话却要把我吓坏了。她对我说“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吧！”我能为大家提供的就只有我的故事与亲身经历。但是在问答环节之前我想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我为什么要做这一行，这样做怎样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希望在从长计议的将来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讨我们可以怎样合作，因为我真心相信集体的力量。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一起出门旅行了，我真心相信旅行可以改变人。旅途当中的人们更喜欢冒险，心态更开放，更有耐心，更懂得关心别人，更忠于自己的价值观，更容易接受教化。我觉得我在日常生活当中还算一个比较容易教育的人，但是当我踏上旅途时，我会远比平时更加关心长途汽车邻座的乘客正在干什么。我住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优美郊区。假如你要求我要与四十二个人一起乘坐一辆只有三十六个座位的大巴车长途跋涉十六个小时，期间有六到八个人要全程站立，上车之前要带足食物与饮水，而且汽车中途不靠站，想上厕所必须跟司机打报告，那我肯定会说你发神经。再多说一句，车况与路况简直都差到家了，大部分路面都没做硬化处理。可是实际上却是我拽着摄制组的其他成员死说活说非要踏上这段旅程：“我们要乘坐大巴横穿玻利维亚，太酷了！”我们在委内瑞拉拍摄节目的时候，有几个人手拿自动武器捅进了我们的车窗，结果也是我主动站出来与这些抢匪们进行谈判。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也不知道。在旅途当中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更乐于冒险的自己。

为了纪念《古怪食物》第一百期——每次一小时的电视节目做足一百期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我对此非常骄傲（掌声）——我们做了一套往期节目精彩画面集成。我把这套集成称作“安德鲁大冒险”，因为每一个镜头当中的我都在作死。上一个场景当中我刚刚在波多黎各雨林里跳进乌黑浑浊的水潭，下一个镜头里我就从南非的平顶山上一跃而下，腰上仅仅拴着一根绳索——请勿模仿，谁模仿谁傻逼，那次我差点就挂了。但是我也做过不那么有趣但却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例如我们造访了约翰内斯堡的内城贫民区，就连索韦托与这里相比都像迪士尼乐园一样安全舒适。当局不会涉足这里，甚至就连军队都不敢轻易进入。法律在这里完全不起作用，没有人保护你。保险公司声称在这里发生的事故不属于理赔范围。我们拍摄节目的时候专门聘请了雇佣兵当保镖。但是就在这里，从小被人从故乡掳走的老一代祖鲁人正在极端恶劣无法描述的生存环境里努力向年轻人们传授祖鲁民族的舞蹈与饮食文化。我的儿子今年七岁了，在那里有一个六岁小孩走过来摸了我的脸，因为我是他亲眼见过的第一个白人。我当场就哭了，这是我从事电视行业以来经历过的最美好体验。

在家里我并不是这样的人。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心里想的都是我自己和我自己的问题：洗衣服，照顾孩子，与妻子通话，打电话，支付账单，等等。我很少停下来真正参与生活。但是当我身在旅程时，我对生活的参与程度远远超过绝大多数人的想象。回到家后我又将我在旅程当中学到的经验教训引入了日常生活。我成为了一个主动与陌生人打招呼的人。我知道这整座发看上去只是小事，但是我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这么好的人。我是个大忙人，只想着一门心思向前冲。我出身的社会文化就是这样的，我必须强迫自己把脚步放慢下来。当我坐在玻利维亚的长途汽车上时，我吃了以前肯定不会吃的东西，我与以前肯定不会搭理的人密切交谈并且分享各自的人生经历，对于我在美国本土的生活也平添了几分感恩之心。此外我也看清了当地人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文化、环境与政治的知识，更深入地理解了我们身边的世界，加深理解的方法则是观察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如何采取不同方法解决同一个问题。

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请大家体会一下当我仅仅听从我自己的头脑对于世界的看法时会犯下多么可笑的错误。去年我们去纳米比亚做节目，这期节目的最终目的地是纳米比亚北部的辛巴部落。我们在纳米比亚其他地区也能见到迪士尼乐园版本的辛巴人，他们在路边摆摊售卖各种饰品，这些人与辛巴原生文化之间的联系并不比我强到哪里去。他们还要承受自己文化当中的寄生阶层的剥削，不得不在路边出卖首饰摆件来供养别人。我真正想要拜访的是依然遵循几千年来畜牧生活传统的辛巴人。在制作节目的前期调研环节，有一天晚上我看到网上有一篇文章说在纳米比亚与安哥拉的边境地区正在兴建一所水力发电站。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从来都想要宣传特定主题，因为尽管一期节目包括六个不同地点，但是我需要一根主线将这六个地点串联起来，这根主线就是我前面提到的20%。我是一名生长在纽约市的左倾自由派，从小受到六十年代文化的熏陶。当我看到传统部落民族与高耸的水电站大坝相互对峙的场景时简直就气炸了，当时我下定决心要带着当地政客和我一起去实地考察。我要从纳米比亚的首都温得和克出发，途经斯瓦科普蒙德，沿途捎带上每一个与我志同道合的人。我要在当地的山顶插上反对施工的旗帜。我要把我自己捆在直插地面的桩子上——顺便说一句，这一幕肯定能够极大地促进收视率——我要用血肉之躯阻挡推土机的前进，我要进行绝食抗议，我要在身上涂满蜂蜜再让别人将一指长的红蚂蚁撒在我身上。除非辛巴人得到政府保证不必背井离乡，否则我就绝不离开。

在穿越纳米比亚的途中，我心里的怒火越烧越旺。大坝一旦落成，依靠畜牧为生的辛巴人就必须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辛巴人的社会形态是十几个家庭组成一个部落，每个部落大约四五十人。辛巴人奉行多妻制，这样做完全处于实际考量（笑声）——犹他州的各位想必心有戚戚。在终日放牛放羊的畜牧社会，夺取妻子就意味着多生子女，这样你在跟随雨水在高地与低地之间来回转场的时候，你的妻子与子女就能成为你的常备人力。妻子们对这样的安排都很满意，因为她们的丈夫每年仅仅在家呆三个月。我的妻子认为我们两个的婚姻也很类似当地人的安排。我每年也要花费九个月时间满世界做节目，然后在家里呆上三个月。兴许我心里也有一份游牧天性吧。总之我来到了辛巴部落。在我与当地人交谈之前，首先我要证明自己有资格待在这里。纳米比亚政府在当地的代表是一位保护区官员，名叫尼尔森。他生来是辛巴人，接受了现代教育，然后就担任了在现代世界与辛巴世界之间建立联系的工作。要想在部落生活当中赢得一席之地，你就必须努力工作，将肉食摆上餐桌，奉承各位女性，生火，照看孩子，起早贪黑地干活，想尽一切方法证明自己的价值。部落体系当中的私有财产很少，你要是不能干活，就是妨害整个部落的废物。

于是最初几天我一直忙着砍柴喂羊做饭照顾孩子，哪里用人就去哪里帮忙，终于赢得了与部落酋长当面座谈的机会。这将是这期节目的高潮段落。我要直视着他的眼睛，摄像师要站在他的身后，我要问他怎样看待这座大坝。酋长很担心我要怎样找到回家的路。他知道世界很大，也知道我来自世界的另一边，但他辨别方向靠的是天上的星星，而世界另一边的星星很可能与这里不一样。令我惊讶的是，他显然很不尊重我。我尽可能委婉地询问道，我在过去几天还有哪些方面做得不足，没有达到合格部落成员的要求。他说：“你看上去像是个很重要的人，但我总觉得你在作假。其他人都很尊敬你与你的同伴，显然你是你们这群人当中的领头人。但是你养了多少头牛羊呢？”

“我既没养牛也没养羊。”

“那么说你肯定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所以我才很奇怪，我不知道哪种说法才是谎言。”

我赶紧说，“在我的国家里我做其他工作谋生。”

“那我要看看你家是什么样的。”

我用手机给他看了我家住宅的照片。这一来他的疑心更重了。

“你家门前这么大一片草地，为什么不养牛羊呢？”

我说，“我养了一只猫与一条狗。”

“那就更可疑了，你为什么要养这么没用的东西呢？”

接下来他问了一个我无论如何也不想被部落酋长问到的问题：“你有几个妻子？”他是个很强大的男人，足足娶了八位妻子。

我说：“我有一位妻子。”

他当场就起身要走，显然不想继续在我这个无名小卒身上浪费时间。“你还能再没用一点吗？只有一个妻子的家伙也敢在我面前装蒜？”

我说，“在我的文化里，绝大多数男人都只有一个妻子。”

现场气氛一度非常尴尬，但他最终还是逐渐相信了我，并且当场就将他家唯一一位尚未出阁的女儿许配给了我——她当时十四岁。我的翻译在一边使劲用脚踹我：“快答应下来！快答应下来！”（笑声）因为假如我竟然胆敢解释为什么这桩婚事不合适，那就等于把他的面子扔在地上踩个稀烂。你们要是有人看过那期节目，想必还记得他当时多么兴高采烈，至于他的十四岁女儿简直要乐翻了。

第二天我决定，既然我们已经混熟了，我应当抓住时机赶紧询问他对于大坝的看法。然后一连串的事件彻底打开了我的眼界。我站在牛羊群当中，四面都是沙漠。正当我打算开始拍摄的时候，看见地平线上有几个小点。我一开始还以为是鸵鸟。赶紧让摄像师拍个特写。我设想的效果是我与酋长在近景交谈，远景里是热气蒸腾扭曲不清的沙漠地面，一行鸵鸟缓缓走过。我简直都能闻到艾美奖的味道了（笑声）。因为这样一来观众们就会意识到大坝不仅会影响当地人，还会影响动物。

摄像师透过长焦镜头看了一会儿，说道：“不对，不是鸵鸟，是小孩子。”我感到艾美奖从指缝当中溜走了。

顺便说句题外话，辛巴女性会用磨碎的赭石涂抹全身，闻起来与看上去都令人惊叹。她们的身高全都有六英尺，她们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整理仪容，简直就像最高级的贝佛利山社交名媛一样。她们身上的每一件饰品都传达了个人信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位女性生养了五个孩子，那位女性改嫁过三任丈夫，这位女性的丈夫有几只羊，那位女性的丈夫有几头牛，等等。辛巴女性上身赤裸，下身穿皮裤。辛巴男性裹着兜裆布。辛巴人用树枝搭建了晚上睡觉的棚子，这些棚子只能用来睡觉，性爱活动要在公共场合进行——与部落民族共同生活就是重塑三观的过程（笑声）。尼尔森的母亲曾经公然邀请我与她共度良宵，而她的儿子则不以为意地为我担任翻译。我强烈建议大家都去看看那期节目。

书归正传，随着天边的小点越来越近，我也拿起双筒望远镜仔细端详起来。然后我就感到我的整套世界观都崩溃了。因为我问道：“这些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我心里隐约已经知道答案了。果然尼尔森答道：“从学校来啊。”我看到一个孩子拿着一台卡带式索尼随身听，我已经有十五年没见过这东西了。他的书包上有海绵宝宝贴纸，他的背心上印着说唱歌手五十分的头像。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的美式自由派白左思维模式已经彻底停摆了。我一度以为我知道怎样的生活对辛巴人最有好处。可是现在我才想明白他们想要水电大坝，他们迫切想要过上通电的生活。辛巴人早就选择了自己的生活，而且所谓的辛巴传统生活方式早就被遗弃了。辛巴人与西方世界已经接触得太频繁了。孩子们每周要去远方城镇的学校上三天学，而且学校里有电脑。二十四岁的尼尔森已经彻底告别了畜牧生活。他是第一批接受现代教育的辛巴儿童之一。上过学的孩子们都比他们的父辈多了一项人生选项。我相信，过上一两代人以后，全新的辛巴人将会为自己营造不同于传统的新型畜牧社会。

我正在见证辛巴人的历史转折点。我们没有权力自作主张地决定将他们关在盒子里，让他们手拿木棍放牧一辈子牛羊。辛巴人已经知道更广大世界的存在了。酋长还在担心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他的十四岁女儿却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搭乘她丈夫的飞机去美国看看了。他们的世界变化得如此之快，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应当为辛巴人做点什么”，而是在于“我们应当怎样为辛巴人提供他们认为自己需要的东西？”而辛巴人已经明确提出了自己的需求：他们想要经济援助，他们知道电力与教育能够改善当地经济，他们想要一套既能维持文化遗产又能融入外部世界的方法。

在斯瓦科普蒙德，我曾经对很多理应用心关注的景象视而不见。荷兰与中国的渔业公司都在当地经营业务。拜大西洋洋流所赐，全世界最丰饶的海域就是纳米比亚的骷髅海岸。这里有全世界最优质的鱼类、螃蟹与牡蛎，在海滩随便转一圈就能捡回一尺长的咸水鳌虾。渔业公司不要马鲭鱼，捞上来之后就免费送给当地人。同样一条鱼在我们这里的寿司店每份都能卖出四十美元，当地人却将马鲭鱼当成鱼饵与种地的肥料，因为他们没有制冷设施。我们以为自己正在帮助纳米比亚与辛巴人，事实上纳米比亚与辛巴人也的确在无数领域亟需我们的帮助，但是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设身处地为他们考虑，而不是把我们的哲学强加在他们头上。

辛巴人的文化彻头彻尾地改变了从旅程当中归来的我。这就是旅行的力量，这就是我在世界各地一次又一次反复见证的故事。在纳米比亚，历史进程至少慢得足以让你抓拍一个镜头，但是美国社会规则的变化已经快得令人应接不暇了。如果你真想改变世界，那就要亲身投入世界各地的生活，为各个社区的人们提供他们的发展当真需要的东西。我希望能在美国各地的社区实践这一点。阿拉斯加北部的因纽特人部落正在对抗酗酒与无家可归，许多因纽特人放弃了他们的传统文化，搬进安克雷奇这样的“大城市”，并且纷纷死于酗酒、吸毒与自杀。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这里一磅熏金枪鱼卖到五十美元，而全世界最优质的金枪鱼就出产在因纽特人家门口。所以我正在与其他活动家一起在当地兴建熏鱼加工厂，因为这正是当地人最擅长的生意。

旅行让我意识到了从未想过的问题并且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希望通过分享这些经历也能改变你们的人生。齐心合力，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切实的改变。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我今天来这里发言的原因。就算画一千幅画也未必有人将你称作艺术家，但是说服一个人放下成见品尝昆虫就能改变他一辈子的口味。我的职业生涯让我走到了这里，面对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人们，我们全都理解一点小小的创意可以为一个社区带来全新的生意，这门生意提供的教育机会又能为社会变革提供全新的模式。我认为教育不只是读书，向人们展示某一套体系的运作机制也是教育，教育的关键在于动手操作。假如我们能向别人展示与分享我们的创意，那么我们不仅能接受对方的教育，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耐心、宽容与理解，获取不同的价值观——我在成长期间错失过很多价值观，全靠其他人的教导才找补回来——而且我们还可以回馈对方，为他们提供改变自己生活的工具。我相信这是拯救地球的唯一可行之道。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扁平，因此我们也越来越需要与世界各地以及美国各地的人们打成一片。我相信我们对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的理解就像对于美国俄亥俄州坎顿市的理解一样重要。只不过我们想去坎顿市要更容易一些，至少机票更便宜。

请大家提问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6xz58O4xq8

刚刚过去的2016年确实够受的。所以在12月份的节目当中，我们决定让别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讲一讲电子游戏怎样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并且为他们带来了希望。我们并不经常这么做，但我相信这些故事能让听众们大受裨益，并且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提醒我们为什么游戏依然重要。

故事一-Sara Winters：我的视界

在我三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儿科医生在常规检查期间突然走出了办公室。我母亲将我抱在怀里，很奇怪医生为什么要终止常规检查。几分钟之后他又回来了，比起离开的时候略微镇定了一点。“我认为你女儿是盲人。”

我父母几乎要崩溃了。他们不知道要如何抚养一个失明的女儿。他们已经有一个正常的儿子了。我的两个眼球就像变色龙一样独立转动。我认不出我父母的面容，也无法追踪移动的物体。我还不到一岁大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脸上按上了一副一英寸厚的眼镜。医生说我患上了视觉白化病。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疾病，在女性身上尤其罕见。尽管我长着一头略带棕色的金发，但我依然是个白化病人。暴露在阳光下会烧伤我的皮肤，尽管我父母都有一身橄榄色的皮肤。我的眼睛并不是棕色，我的眼底分散着一块块棕色色素，中间有着极大的空隙。我不能走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稍微移动一下就会摔倒。医生说青春期到来时我的身体多少会产生一点色素，但从那以后就再也不会继续生成色素了。换句话说我的改善余地并不大。

十岁那年，医生建议我玩一点电子游戏。当时我的身材已经超重了，而且青春期来得比其他孩子都早。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必须偷偷央求隔壁孩子的母亲替我买卫生巾，当时学校还没开性教育课呢。我的视力确实有所改善，不过大概也就只能这样了。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我依然是个盲人，只能看见一点点东西。我能读书——我从小就是个小书虫——但是必须要把鼻子贴在书页上才能看见。只要隔着一条马路我就看不见对面的路牌。我肯定不能开车。当时我只有一个朋友，我经常跑去他家里在超任游戏机上玩《超级马里奥世界》。我父母对此很不高兴。两年前我哥哥十岁生日的时候我爷爷送给他一台Playboy。我父母将这台游戏机没收了，因为他们认为玩游戏是浪费时间，没有用处。我的眼科医生却有不同看法。

“这孩子成绩都能拿A吗？她和朋友们玩的开心吗？那就让她玩游戏吧。”

那场对话的剩余部分我已经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医生给我开的处方：首先要去给Pearle Vision给我配一副新眼镜，其次要去马路对面的Gamestop买一款游戏。我母亲坚决不让我玩物丧志，但是医生确实发话了。于是她带我来到收银台买了一套《打砖块》用来训练手眼协调，又买了一套《口袋怪兽-红》用来训练我阅读屏幕上的小号字。为了能让我玩游戏，游戏机上必须安装放大镜。但是我哥哥的Playboy型号太老，装不上专为口袋版Gameboy配置的新款放大镜。要是没有放大镜，我根本看不清Gameboy屏幕上的蝇头小字，而我母亲又不肯再花100美元为我买一台新款Gameboy，因为她依然觉得她这是在白花钱。店长注意到了我的困窘处境，于是直接从货架上拿下了一台口袋版Gameboy样机交给我——至今我也数不清他这么做究竟违反了多少条规程。“这玩意儿耗电池没够，”他告诉十岁的我。“而且电池槽的后盖掉了，你得用胶布把电池固定住，不过它是你的了，不要钱。”直到今天我依然保留着这块电子垃圾，偶尔还会拿出来打一把俄罗斯方块。

十二岁那年我的视力翻了一倍。这种事本来不可能发生的，但是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将眼镜戴好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些事情非常非常不对。我妈忧心忡忡地带我去看眼科医生，医生说我需要配副新眼镜。我的视力从200/10——或者说正常人视力的1/10——上升到了100/10。与其说我的眼睛变好了，倒不如说我的大脑终于学会了如何解读眼睛发送过来的信息。过去两年我身上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在父母严格监督下坚持玩游戏。当然作业与家人要排在前面，但我也总会拿出整块的时间来玩游戏。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我终于不是盲人了。我的视力依然很差，依然不能开车。但是以前我看书的时候只能看字体特别大、特别厚的弱视专用书。现在的我只要使劲瞪大眼睛集中精力就能看清一般书页上的小字，或者家庭作业本上的字迹，或者马路对面烘焙坊的招牌。

十八岁那年我把一台PlayStation带到了工作场所。新泽西州南部的一所夏令营雇我去给盲童以及视力障碍儿童上课。我的老板很讨厌这台PlayStation，她就像很多其他人一样认为这东西纯粹是浪费时间。但是当我将Wii交给男孩，将PS2交给女孩之后——两台机器都是我从家里带来的——孩子们接受了平生最有趣的一次理疗，就像八年前的我一样。我们利用简单模式的《热舞革命》来训练肢体协调，利用Wii Sport与Wii Fit来安全地锻炼身体。班上有一个十岁的孩子也患有和我一样的视觉白化病。在那之前或者之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另外一位病友。

今年我29岁了。游戏为我带来了数不尽的机会。我成为了某知名厂商的志愿测评员，这份工作又将我引进了国务院的大门。入职第一天国务院的有关人员就告诉我他们看中了我的游戏经验。我们的工作项目包括将《我的世界》当作在非洲教育城市规划的教具。这款游戏的配置要求如此低下，哪怕用一台烤面包机也能运行，因此很适合非洲的落后条件。我还设计了一款脸书网页游戏教育玩家如何投票。电子游戏使我成为了一名建设者与旅行家。我成为了一名专业竞赛级别的Cosplayer，从Kotaku到Adafruit都选用过我的作品。我使用他们提供的元件制作了一个《瑞奇与叮当》里面Mr Zurkon的模型，而且模型还会说话。我凭着手感缝纫Cosplay演出服装，我甚至还自己焊接了很多电子器件。游戏还让我认识了我现在的男朋友，我们是在匹配大厅里相互攀谈起来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从来没有玩过游戏，我的视力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好。二十年前医生建议我玩游戏的时候，将电子游戏作为治疗视觉障碍的疗法还远没有得到广泛接受，但是现在这项疗法已经很流行了。游戏的真意就是在安全环境里进行探险。我可能会看不清书页，打不中目标，接不住球，但我总会再次尝试。玩游戏并没有改善我的双眼，而是促使我的大脑尽其所能地理解了眼睛发送过来的信号。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游戏玩家社群的成员，我也很骄傲地宣称电子游戏救了我的命，或者至少也是极大改善了我的生活质量。在下一个十年里，电子游戏还会为我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_1vHXEG2L8

故事二--Daniel Starkey：黑魂之光

她在圣诞节的早晨走出我们的卧室，对我说：“我们两个需要谈一谈。”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两个一致同意我们其实并不合适。我从来不知道我居然能流出这么多眼泪。好几个月之前我就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但是我实在舍不得放手。过去好几年我一直在幻想我们两个会有怎样的未来，现在这个未来已经烟消云散了。

我不喜欢高难度游戏。就我个人而言倒是并不认为它们多么讨厌，但是我总觉得高难度游戏太浪费时间。就算我在一次又一次GG之后终于获得了一点非同寻常的收获，当我退出游戏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自己非常孤独。我的大部分朋友与家人都不是游戏玩家，但是我的本质工作是游戏评论，所以当我真正遇到一款打动我内心的游戏时总会感觉自己特别孤独，不能与他们倾诉。我与我最好的哥们把酒言欢的时候却并不能向他描述《银河战士》的氛围营造多么出色，也不能与我最心爱的亲人们讨论《洞穴探险》或者《矮人要塞》的最佳策略。简直就好像我拥有另一段异彩纷呈的人生经历却不能向他们吐露。

所以我总会有意识地回避高难度游戏。我在玩游戏的时候总会选择新手模式，并且在心里想象如果我真要要向家人与朋友们介绍这款游戏应该怎么说。我与女朋友分手之后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一直在竭力逃避自己的感受。我不惜去寻求任何人的陪伴，只为让自己感到不那么孤独，但是这样做只能让孤独感越来越深。原本只是令我有些心烦的孤独感逐渐加剧成为了彻底隔离。似乎在我与好友之间出现了一道深渊，某种意义上说也确实是这样。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觉得我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反思自己的生活。

一位关系很好的同事向我推荐了《黑魂》。一开始我觉得他的建议很奇怪。此前我对《黑魂》系列的了解仅限于广告词——“做好再死一次的准备”——以及资深玩家对于新手的无休止嘲讽——“只要多死就能变强。”我不太信任他的建议，但是他向我保证，《黑魂》曾经帮助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想通了很多道理。“玩《黑魂》就像练武术一样，你玩一下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

当我不知第几次被翁斯坦与斯摩合力击杀的时候，突然就理解了他的意思。这对双人组是游戏里最难对付的敌人。《黑魂》里面的大部分战斗都是一对一，因此你来得及举盾格挡或者翻滚闪避，尽力保住性命。这里的情况却远非如此。抡大锤的斯摩体型庞大，动作缓慢，可是攻击范围却大得不像话，足够覆盖半个场地。手持长矛的翁斯坦则更加精准且速度更快。最初的几轮游戏简直就是白白送死。这两人的互补性太好了，防住了一个就会被另一个打倒。然后我的头脑突然开窍了。这就是许多玩家在戏谑当中提到的时刻，你终于不再玩游戏，而是亲身代入了游戏。从那以后一切都显而易见了。我能看清攻击模式，我知道怎样的走位才能免于遭受攻击。当然我还远远没有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就在那一刻我终于弄懂了这款游戏。一切游戏都会培养你的某种技能。《黑魂》培养得则是耐心与谨慎。在《黑魂》的世界里，巨龙会一脚把你踩成肉泥。无脑刚正面等于送死。你必须学会等待，学会自我控制，必须具备高超的观察力。我在意识到这一切之后玩的《黑魂》与之前完全不是同一个游戏。

我有一点精神问题，致使我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别人都说我很容易激动，而且我总是忍不住发脾气。当初我与女友分手的时候说了很多至今回想起来都令我汗颜的过头话。当时的我既莽撞又残忍，因为我心中的某一部分唯恐自己被她遗忘，唯恐我们过去的岁月不值一提；我心里的另一部分则痛苦不已，因为一个曾经与我如此亲密的人正在慢慢离我远去，就好像她不接受我的为人一样。这样的痛苦可谓钻心剜骨，我觉得我的人生都失去了主动权。当然我无法强迫某人呆在我身边，这样做不仅有悖道德，而且根本不可能。但是我依然觉得自己被强行推上了一条无意涉足的道路。而《黑魂》则迫使我放慢脚步，三思而后行。

向我推荐《黑魂》的同事知道我多年以来一直在学习柔道与剑道。这两门武术都要求人们用心思考并且适应对手的招数，都要求人们学会后发制人以静制动。但是后发制人绝不等于拱手让出主动权。想通这一点使我能更好地控制我自己。仅仅因为我觉得自己正在随波逐流并不意味着我确实在随波逐流。选择权一直在我手里。反躬自省的重要性永远不亚于大干快干。

这样的台词在游戏里很少听到，在现实生活中就更少了。现代世界充满了各种迫使我们外向进取而不是内敛沉思的外在因素。自从我开窍之后，接下来又在《黑魂》当中发现了大量其他课程。例如在面对高难度挑战时向其他玩家求助并不丢人。其他玩家留存在《黑魂》世界各地的留言时刻激励着我，无论面对看似怎样无敌的敌人都有取胜之法。仅仅因为你自己感到无计可施无能为力，并不意味着你就一定失去了一切成功可能。每一段留言都是明证。反过来说，无论我的水平怎样提高，依然需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粗心大意必然送命。

《黑魂》提醒我个人成长与生活多么困难，有时也会令人感到心力交瘁，无路可走。但我绝不孤独。其他人也遭遇过我眼前的处境并且挺了过来。我可以向他们取经甚至求援，没什么大不了的。归根结底我的选择属于我本人，要想成为最好的自己就少不了持之以恒的努力与付出，不过到头来所有付出都物有所值，因为自觉自省为我赢得了最美的奖赏——我终于能平心静气地与自己相处了，无论我身在何方，无论我的身边人是谁。曾经步步杀机的罗德兰最终变得如此亲切而又熟悉，成为了我在数字世界里的第二故乡。我心中的焦虑与颓唐也终于转变成了平和与专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69XsBCxkCE

故事三--Zhenghua Yang：第二条命

昨天我花了三个小时陪伴一群多年未见的好友。今天我花了三个小时完成了一件重大人生目标，我感觉非常好。我打满了三个小时的《英雄联盟》。对你来说这点小事可能不足挂齿，可是我来说能做到这一点简直难以置信。电子游戏定义了我们的世界，也在我的人生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没有电子游戏，我根本活不到今天，

大一那一年的万圣节前夕，我的鼻子开始流血不止。由于我是个内向的宅男，所以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找人求助，而是用卫生纸把鼻子塞住，继续投入期中考试的复习。直到当天晚上我才意识到必须去看医生，因为我总是被自己的鼻血呛到，根本睡不着。在一位朋友的焦急敦促下，我来到学校医务所验血。那一天我整整流了十四个小时的鼻血，原因在于我的每升血小板数量只有两万两千，而正常范围应当是十五万到四十万。医生建议我回去好好休息，明天早上再来接受进一步检查。万圣节一大早我就来到医务所，验血的结果并不是好消息。我的每升血小板数量已经降到了两万个，一晚上就下降了两千。医务所的医生建议我立刻去正规医院的急诊室看一看。

我一进急诊室医生们就忙碌起来，护士一针一针从我身上抽血，医生们带着成群结队的学生在我的病床前进行讨论。我既困惑又害怕，于是叫住一名护士询问我的病情如何。她拿出我的病历，指着上面的一个数字，我的心立刻坠入了冰窟。原来学校医务室的医生看错了我的血小板数量，这天早上我的每升血小板数量并不是两万，而是两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迅速下降。不出一个小时我就开始七窍流血，我的皮肤上出现了大块的淤青，很快就因为血压降低而失去了意识。几个小时之后，我在一间昏暗的病房里醒来，护士告诉我医院无法确定我的病因，而且我只能再活几个小时了。她交给我用来撰写遗嘱的执笔，然后就无言地离开了。

万幸的是那天晚上我并没有死。但是接下来的两年我一直在住院，从十八岁直到二十岁。这是我平生最难熬的两年，并不是因为病痛折磨或者治疗多么困难，而是因为我的人生丧失了一切指望，我再也没有未来可言了。我与所有的朋友都失去了联系，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以为我早就死了。我的父母也和我一起受罪，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帮助我或者怎样才能让我好过一点。我们时刻提心吊胆，唯恐我突然死去。在这两年里，孤独而绝望的我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唯一一件还能让我的人生有一点意义的事物上面：打电子游戏。

我什么游戏都玩，从《最终幻想》与《时空幻境》这样的单机游戏到《魔兽世界》与《英雄联盟》这样的在线多人游戏。在游戏当中我重新获得了活下去的意志。在《时空之轮》当中拯救世界让我的人生也有了意义。尽管我知道游戏并不真实，但却是我能找到的真实人生的最佳替代品，正因为如此我才有了求生的目标。我在多人在线游戏当中花费了一万多个小时，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他们当中很多人甚至都不会说英语。他们会时常询问我的病情，提醒我要按时吃药注意休息。还有一位朋友是个医学研究人员，他为我联系了全世界最好的血液学专家。他引荐的医生为我提出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建议，使我能够幸存至今。可是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家伙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电子游戏为我带来了看待世界的全新视角。我的身体也开始缓慢地好转起来。2011年我终于出院并且返回了学校。但是我总忍不住问我自己，《最终幻想》与《英雄联盟》的设计本意都不是帮助我走出困境，但是它们的确极大地帮助了我，那么我们能不能设计一款一开始就以帮助玩家为目的的游戏呢？从此我开始创作价值观导向的游戏。我开创了Serenity Forge，这家游戏制作与发行公司的主旨就是创造有意义的游戏。我将我的患病经历改编成了一部纪实类视觉小说，名叫《热爱生命》（Loving Life），并且免费在线发行。从那以后我的公司又制作了十几款游戏与互动作品，旨在激励艺术灵感，提升教育水平，普及医学常识。

鬼门关前走一遭的经历以及随后对于游戏的全心热爱让我学到了宝贵的一课：游戏早就不仅只是哄孩子的玩具了，我们必须学会从实务角度来看待它们。游戏可以教授职业技能，推进科学研究，缓解身心创伤，解决人际争端。两名天各一方的玩家可以在《英雄联盟》里通力合作，而且他们完全不必说同一种语言，来自同样的文化背景，甚至不必拥有同样的信仰。美国人与中国人或者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都可以成为游戏世界的伙伴。日后诺贝尔和平奖的竞选人将不仅局限于艺术家与施政者。或许就在此刻，某个孩子就正在自家车库里编写一款足以团结整个世界的游戏。

当我躺在化疗病房里等死的时候，我眼前根本没有未来。最后是电子游戏救了我的命。或许有朝一日，游戏也会拯救你的生活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Mb5mik9H7w

我想与大家反思一下博物馆究竟是什么以及博物馆为什么会存在。我的理论是这样的：博物馆在欧洲的兴起是欧洲社会世俗化的结果。在十九世纪中期，信仰上帝及其配套机构的英国人数量显著下降。当然此前的英国就有博物馆，但是此后博物馆的数量才呈现了爆发式增长。如果用图表来表示，将参与教堂活动的人数画一条线，将参观博物馆的人数与博物馆数量画一条线，两条线大概相交于十九世纪中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人们开始认为参观博物馆能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教会活动。今天有人说“大教堂是全新的博物馆。”我认为这种想法很美丽。传统上人们在宗教当中寻求的很多东西都能在艺术当中找到，例如集体归属感，指引感，道德感，对于生活艰辛的抚慰，对于人生黑暗侧面的体面描述。在这些问题上艺术的领域与经文的领域确有互通之处。在十九世纪中期，约翰.罗斯金与马修.阿诺德等人开始主张艺术在世俗社会当中的作用，认为文化应当取代经文，从前去教堂的人如今应当投身于艺术。

这是个美丽的理念，也是个有趣的理论。但是如今我们却把这套理论彻底遗忘了。如今如果我走进教堂并且下跪哭泣，为自己人生当中的诸多错误而懊悔，为自己的脆弱与愚蠢而伤心，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为我让出空间，因为这里正是此类行为的恰当地点。可是假如我要在美术馆里做出类似举动，假如我看到伦勃朗的美丽画作《先知耶利米哀悼耶路撒冷的毁灭》——此时耶利米正位于毁灭的顶点，他生活中的一切都坏到了极致，他的人生落入了最低谷，一切希望都消失了——假如我在画作面前痛哭流涕，“耶利米啊，我理解你，请你引领我的人生吧。”那么保安肯定会立刻把我轰出去。我认为艺术界的当权派们将一套体制化的冷漠态度强加在了我们头上。在博物馆里，我们看待艺术的方式被局限在了学术层面上。讲解文字都说了些什么？讲解文字告诉你一幅画的创作时间，作者是谁。伦勃朗本人会关心自己的某幅画创作于1661年还是1662年吗？肯定不会。但是守护伦勃朗的人们却非常关心这些问题，并且鼓励我们关心这些问题。正是这些人塑造了我们在博物馆里的体验。

我今天演讲的目的是向大家介绍一场展览，展览的灵感来自我的新书《作为疗法的艺术》。Rijks博物馆举办的这场展览的名字则是“艺术就是疗法”。Rijks博物馆的这一举动可谓非常大胆。我与这次展览的总设计师谈了一谈，她说：“这场展览很现代化，所以我们一定要营造现代氛围，最好有点朋克。我想用便利贴来介绍展品。”我认为还是古典风格更合适，但是我势单力孤，于是展览就采用了便利贴。必须指出的是。我是个老古董，Rijks博物馆的员工则是新人类，因为Rijks博物馆立足于一条十分现代的理念。在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文明的艺术观念都与我一致，也就是以教化为纲，以实用主义为本，将艺术当做宣传工具。各大宗教都抱有这种理念，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拉图，从奥古斯汀到阿奎那，从黑格尔到东方哲学，全都具备一套相同的理念：艺术品是用感官形式来表达思想的场所，旨在引诱受众接受某些社会或者金主认为至关重要的信念。无论是贝利尼的祭坛装饰画还是佛陀造像都是将艺术作为宣传体系组成部分的体现。这种做法令现代世界感到忧心忡忡。我实在不认为现代社会应当如此担忧——这一点我们回头再说——但是现代社会的艺术观念确实有一条非常奇怪的前提：艺术没有明确的意义，没有压倒性的目的。所以在现代社会才不可能回答“搞艺术究竟为了什么”的问题。艺术的本质是神秘且私密的，与政治无关，尽管政治家本人摆脱不了政治立场。鉴赏艺术应当是私人体验。艺术无意改造世界，艺术本身就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艺术抛弃了许多曾经的抱负，不再作为指导人生的教化力量而存在了。

这场展览虽然把解说词写在了便利贴上，其实却回溯了这一古老传统。这座建筑里的艺术品以及创作这些艺术品的艺术家们绝对相信艺术的教化作用。宗教题材的作品自不必赘言，其他作品也不例外。例如维米尔的《小街》就是一部政治性作品，是荷兰的建国文献，向观者展现了作家心目中的美好生活。楼上的阁楼里专门有一个展区展览的是十七十八世纪的道德印刷雕版。我们可能觉得印刷雕版也要讲道德的想法很奇怪，但是印刷纸币的雕版上确实有“贪婪者不得进天堂”的铭文。我们今天可能会认为“这也算是好艺术吗？”但是道德教化的确曾经是艺术观念的核心。这次展览的目的就是告诉人们，用艺术来宣扬道德无可厚非，并不会滑向意识形态宣传的深渊，我们应当学会习惯这样的艺术。

如果某人认为“艺术应当具有治疗效果”，这话究竟什么意思呢？“治疗”二字本身就很吓人，好像是美国的舶来词，所以请容许我打消各位的恐惧。治疗过程的目的并不是让人整天高兴，而是让人实现情感成熟。这一点意味着接受治疗的人要理解并且熟悉悲剧，因为悲剧、损失与伤痛是生活的固有元素，熟练应对悲剧的能力也就是成熟的本质。治疗过程的终极目标是塑造一个成熟的人而不是培养一个只知道傻笑的白痴。“治疗”这个词的确会引发许多争端，我们的确可以将这次展览称作“艺术是通向成熟人性的道路”，但是那样观众人数恐怕会少很多。所以我们确实有故意引战的意图。

当代文化十分看重艺术，赋予其极高的地位，似乎一切都很美好。艺术展览的门前总会排起长队，索斯比拍卖行与克里斯蒂拍卖行的拍品价位屡屡再创新高，所以如果你说我们对待艺术的态度正在遭遇危机，恐怕并不会立刻得到认可。但是我相信我们确实面临危机，危机的本质就是颓废。我们不能明确指出我们究竟想从艺术当中得到什么。我认为这一症状反映了一个略显混乱且不能理解自身深层需求的社会。

我在身患中二病的少年时期发现了马克.罗斯科的作品，并且立刻就被他牢牢抓住了。我感到这些被巨大色块占据的画布散发着强大的力量，但是却不知道心里究竟应当怎么想。画布边上的解说词仅仅写道这些画作采用了丙烯颜料，曾经被某某收藏家持有过，曾经在某某博物馆展出过。对我来说这些言语一点意义都没有。就像很多罗斯科的仰慕者一样，我也有着强烈但却未经指引的感受，而且无法用言语表达。每当有人让我用言语表达我对罗斯科的感受时我都会气不打一处来，因为我的感受太珍贵了，一旦说出来就会消逝。多年之后我看到了一篇马克.罗斯科专访，这次访问多少有些火药味，因为《时代》杂志的采访者的脑子稍微有些不太灵活——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喜欢刨根问底。他反复发问道：“罗斯科先生，你在画布上涂满颜色究竟是为什么呢？你究竟想表达什么呢？”最后罗斯科终于生气了：“我之所以作画，为的是让我心中的悲哀与你心中的悲哀在画布上相遇，这样我们就都不会像原先那样孤独了。”我心想：“说的太好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呀！我从来不知道我居然当真可以这样想。他们为什么不把这段话写在解说词上呢？”

每当我表示艺术应当具有工具性的时候，听众们都会陷入恐慌：“你是哪个政府部门的？你是不是觉得艺术的用处就是推高GDP？”艺术具有工具性的意思就是艺术可以用来实现某种目的，比方说略微缓解你心中的悲哀。并不是说艺术的目的必然在于激励底层人民推翻暴政或者实现其他宏大愿景。当贝利尼创作祭坛装饰画的时候，所有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艺术的目的就是宣扬福音书当中的真理并且吸引更多信众，提醒人们应当努力向基督耶稣的生活方式再靠拢一点点。这是一件说教意味很浓的作品，也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品。有人认为如果一部作品的意义在一张明信片上就能写下，那么作品本身一定非常浅薄。这话是完全错误的。一件艺术品可以展现难以置信的高超技艺，但是艺术品的核心思想却能用寥寥数语表达清楚。如今最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出版物就是博物馆藏品目录，读起来就好像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一样——我觉得德国的博物馆藏品目录读上去应该像是从荷兰语翻译过来的——总之就是不说人话。艺术品的意义理应能用大白话说清楚。

接下来我想谈论几个我认为艺术有潜力发挥治疗功效的方面。最显然且最值得提及的方面就是艺术能帮我们记住各种事物，因为人很喜欢忘事。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英国画家约翰.康斯太勃尔对变幻不定的流云很感兴趣，用他的话来说他希望“将云朵装进瓶子里”。假如你能够将某种东西装进瓶子，那么在需要的时候就能随时拿出来。康斯太勃尔的天才就在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时刻，将流云固定在画面上，任何人想要观看的时候随时都能看到。某种程度上所有艺术家都在这样做，将某些美丽却往往被人忽视的事物装进瓶子里。他们的技艺越是高超，他们所表现的体验就越是与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当我们来到美国并且驱车在凤凰城郊区观光的时候往往会说：“这里的风景真有爱德华.霍普的风格！”霍普技法高超地将某种特定的氛围装进了瓶子里，于是他的名字就成了这种氛围的同义词。他的作品能让面对相同氛围的我们对于自己的感受不再那么陌生，并且能与其他人交流自己的感受。身为作家，我坚定相信用文字描述视觉体验的重要性。我坚决不同意有些艺术流派认为“写出来感觉就不对了”的主张。

艺术家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装瓶的技艺，还在于他们能选择正确的装瓶内容。霍普并没有挑选美国社会的随便哪个侧面，而是选择了对他来说最有价值的氛围。维米尔并非随便绘制了某一位女性，而是选择了特定的光影构图与场景气氛。我们说这是一幅伟大的画作，但实际上这是一套伟大的选择：究竟应当捕捉什么，纪念什么。艺术的用处就是将最有意义的人类体验装进瓶子里供人们随时取用。

顺便说一句，博物馆的问题之一在于我们前往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往往并不是我们最需要艺术的时候。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往往在度假，我们的心情往往轻松愉悦，然而艺术品传达的信息却往往涉及最为极端的情感状态。我们最需要艺术的时候往往是在浴室里发呆的时候，在厨房里劳碌的时候，在面对日常琐事的时候，在孩子们满屋乱跑的时候，在我们独自一人坐在车里不愿下车的时候。这些时刻才是我们最需要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风景画、维米尔的静谧街景绘画或者瓶装云朵的时候。然而此时艺术品却往往并不在我们眼前，而是摆放在遥远的博物馆里。因此我认为任何一家博物馆里最重要的场所就是礼品店，因为礼品店能让我们将博物馆教给我们的课程带回外部世界。我还认为大规模复制生产的明信片具有极大的价值。因为明信片虽然不够正宗，但却能让我们在最急需的时候接触到艺术。

这张明信片上的画作是莫奈的《睡莲》，这也是全世界最流行的一张明信片，每年都能卖出几十万张。很多有识之士对于这幅画的看法都很消极，因为这幅画太漂亮了。严肃的思想家们质问道：“你们忘记了叙利亚的儿童正在死亡吗？你们忘了巴基斯坦与乌克兰的环境多么恶劣吗？”这些人抱有以下的艺术观念：人生而天真，艺术的功用就是擦亮人们的双眼，让他们看清世界的残酷现实与生活的黑暗本质。问题在于，只有整天躲在洞里不出来的人才会认为世间一切都很美好。对于绝大多数当代人来说，真正的危险并不是天真与多愁善感，而是抑郁症，因为生活太艰难了，世间的问题太多了，而且随时都有人提醒我们这一点。这些看上去很美的艺术品不仅很美，而且美丽背后传达的情绪是希望。我们需要希望来撑过每一天。生命之所以珍贵，正是因为生命中存在着莫奈的《睡莲》与马蒂斯的《舞蹈》。我们需要艺术来提醒我们记住美丽，因为我们太清楚这个世界充满了丑恶，以至于很容易就会遗忘美好的存在。全世界博物馆里销量最好的名画明信片上面的内容都是春天的花朵，从草地上跑过的儿童以及湛蓝的天空。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一类画作并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并不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叙利亚儿童正在受苦，而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叙利亚儿童正在受苦，所以才需要这些绘画来振奋精神。我认为二十世纪的艺术评论完全误解了这一基本事实。

这幅画的内容是一束玫瑰。这束玫瑰很美丽，所以绘画这束玫瑰的画家肯定是个以为生活中充满了玫瑰的白痴。情况并非如此。这幅画出自亨利.方丹.拉图尔之手，他的人生充满了黑暗与折磨。十九世纪的法国涌现了一大批饱受折磨的疯狂天才，而拉图尔可算是其中翘楚。他患有梅毒，与父母不睦，与情人牵扯不清，债台高筑，而且政治立场不见容于社会，总之他的人生基本就是一场噩梦。但是他在艺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描绘花朵。他并非多愁善感之辈，而是充分认识到了花朵对于人生的重要性，因为他很熟悉痛苦。小孩子从来不会怜惜花朵，因为他们还没受过苦。只有历尽苦难的人们才会第一眼就被花朵的美丽所折服。当你们像我一样抵达人生后半程的时候，春天肯定会让你们产生全然不同的感受。因为年轻的时候你想当然地认为人生将会一帆风顺，逐渐才意识到你的人生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人生本身都充满了无法解决的问题。然后你就会发现空地上的蒲公英多么可爱。诚然，它们一周之后就会枯萎，但是此时此刻我只想静静地看着它们。在痛苦与纷繁复杂的大背景下，单纯的美丽尤其重要。美丽是希望的纹章，我们全都需要美，再严肃的人也不例外。

艺术还有一项功能。当你孤身受苦的时候，孤独会加重你的痛苦。传统上人们希望艺术能够以较为体面且公开的方式回应他们自己的苦难。好比说理查德.塞拉的极简主义雕塑《费尔南多.佩索阿》，雕塑题目所指的葡萄牙诗人是描写痛苦的名家。这是一座很有分量的作品，世间存在这样一尊作品是好事，因为它认可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低潮时刻，如果我们的低落情绪能在公共场合得到承认，那就再好不过了。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也画过类似的主题。当然，表现悲苦的作品未必会令人感到抑郁。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会听巴赫的康塔塔或者莱昂纳德.科恩的歌，因为这些作品应和了我们的感受，从而救赎了我们并且缓解了我们的孤独感。爱德华.霍普的《女引座员》也属于这一类作品。画面左半边的内容是电影院放映厅里的观众们正在观看最新的好莱坞电影并且开怀大笑，但是画家真正想要描述的角色——也是最能抓住我们眼球的角色——却是画面右侧的这位女士。她是这幅画的女主角，光线打在她身上，因为她是悲哀的见证人。我们不知道她为什么悲哀，但是在这个充满欢笑与肤浅的场所，她似乎是私密愁苦的护卫者。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这位女引座员，不得不面对一个并不承认我们的悲哀的世界。因此艺术可以作为探索个体痛苦与私密情绪的媒介。

研究艺术与美的人们经常会遇到一个显著现象，也就是人们的艺术品味差异极大，致人们无法一致认为哪些作品算是吸引人的艺术品。这一现象似乎彻底否定了艺术可以具有教化功能的理念。如果我喜欢这个而你喜欢那个，那么我们怎么能同意应当将哪些艺术品摆放在我们身边呢？我认为导致人们欣赏某一类艺术品的心理机制其实是很容易解释的，我认为我们喜欢的艺术品浓缩体现了我们深切认同的品格、道德观念与情感。这些特质深切吸引着我们，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十分少见，我们自身的性格也无法可靠地呈现此类特质。当我们看到这些特质被艺术品外化的时候，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当我们说“我被这部作品感动了”或者“这部作品打动了我”的时候，我们真正想说的是“我看到了一小片天堂，但是我却抓不住它。”美丽之所以时常与痛苦相伴，原因在于我们知道这样的美丽在生活中的地位并不够巩固。很多美丽的艺术品会同时让我们感到幸福与悲伤，幸福是因为这件艺术品确实存在，悲伤是因为类似这样的艺术品存在得还不够多。

现在屏幕上呈现的是伦敦极简主义建筑师约翰.帕森设计的室内装潢概念图。我很喜欢这种满目素净墙面空白的感觉。因为我的生活太混乱了，看到这张概念图之后我想：“这个房间才是我应当栖身的地方。”当然这里并不是我的家，但是我希望我的家能像这里一样。我们的艺术品位是由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愿望决定的。或者反过来说，一个人的恐惧决定了他的艺术品味。我害怕混乱，因此我喜欢极简主义。相比之下凡尔赛宫的艺术品味则与极简主义背道而驰。今天有人很无礼地将其称作“俄式品味”，当年则有人将其称作“阿拉伯品味”。这种艺术风格会吸引什么人呢？他们究竟在害怕什么呢？他们害怕贫困，害怕像农民一样土里刨食。只有哪些对于简单朴素恐惧至极的人们才会喜欢凡尔赛宫。无论是在前苏联还是在阿拉伯半岛，类似这样的恐惧在很长时间里都很好理解。人们的的艺术品味源于内心的缺失，欣赏艺术就是一种代偿行为。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改变，我们缺失的事物也会改变。比方说你可能会觉得画面上这座房屋是一座可爱的农舍，玛丽.安东内特王后也是这样认为的。这座房舍就坐落在凡尔赛宫外缘。对于玛丽王后来说金碧辉煌的品味已经足够了，她想要换换口味，稍微来一点单纯的美好。另一方面，英国的绝大部分民居都是这种造型，因为英国人非常非常害怕现代世界，害怕科技进步与城市化。如果真的让农民看到这座房子肯定会说“快把我弄出去！”我们必须远离此类房屋最初兴建时的社会环境才能看出它们的魅力。几天前我看到了一本厨房装修杂志。杂志上的厨房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约翰.帕森的极简主义厨房，另一类则是大量使用木材与手工装饰的天然风格厨房。极简主义厨房表明我们缺乏内心平静，天然风格厨房则表明我们缺乏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当我们徜徉在博物馆里的时候都会被各种不同的展品所吸引。只要问一下“你最喜欢哪件展品？哪件展品最吸引你？”就能踏上通向人们内心的康庄大道。

艺术还有一项我们今天往往讳莫如深的传统功能。在传统当中艺术一直具有警示作用。例如弗拉.安杰利科的《最后审判》就告诉我们，假如我们盗窃钱财、虐待儿童或者玩弄政治，那么我们就会掉进地狱，在油锅里遭受烹煮，我们的四肢会被扯掉，我们的脑袋会被砍下，我们的尸体会被各种怪物嚼碎。当然这张画作是基督教哲学的宣传品。如今的人们非常害怕宣传这个词，一听到宣传就会想起希特勒。我认为我们很有必要为宣传一词正名。所谓宣传就是为了说服人们接受某一理念而做出的协同努力。比方说一尊佛陀造像也是宣传品，但宣传的理念却非常正面，例如克己持戒，坦然承受苦难，照见五蕴皆空，等等。这件作品的用意就是鼓励人们模仿佛陀，稍微向佛陀靠近一点。这件艺术品也是毫无掩饰的宣传品。就算很多并非显然源自宗教的作品也会宣传特定思想。例如安格尔的《杜瓦塞夫人》也宣传了特定的人生态度，画面上女主人公的面容就像佛陀造像一样传达了作者的宣传意图。你会觉得这位女性律人律己都很严格，但同时又充满同情心且心态开放。无论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糟糕的问题都可以向她倾诉，她肯定不会惊慌失措，因为她很见过一番世面。画家的用意就在于让我们能略微更严肃地对待画中人物彰显的品质。

当然，抽象作品也能起到宣传作用。例如这只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朝鲜瓷瓶不仅是一件美丽的中世纪器皿，同时也主张了一条人生观念：不全不粹未必不美，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不全不粹的。就算造型略显不周正的器皿同样可以十分体面，釉面的划痕同样无伤大雅，因为我们不打算珍藏一个完美无缺的瓷瓶。像这样区区一个瓷瓶就宣传了诸多佛教思想。将这个瓷瓶摆在你家角落或者商店橱窗里，它就会对外宣扬一套很有深度的政治理哲学，教化观众接受特定的生活方式。我们将思想领域与视觉领域分离得太远了，以至于将视觉物体赋予任何意义都仍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哪怕艺术品的创作者希望它们具备这样的意义。

艺术还能帮我们应对名人文化。名人都是光彩照人的角色，他们占据了大篇幅的媒体报道，这个名人开了一家餐厅，那个名人举办了一场派对，还有一对名人刚刚结婚，等等。问题在于我并没有受邀走进他们的生活，你也没有。我们被排斥了充满魅力的名人圈子之外。心情好的时候我们不会太在意这一点，但心情不好的时候这一点就很烦人了。我的生活太普通太无聊了，为什么我就不能遇到好事情呢？我也想上电视啊。我们现在正好处于全世界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博物馆里，因为Rijks博物馆收藏了很多十七世纪荷兰画家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坚定不移地站在平常生活一边。荷兰艺术家对于幸福观念的贡献在于主张日常生活也很有尊严。荷兰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关于理想生活的主张有很多，主流的理念有三种，首先是贵族生活，也就是成为坐拥万顷庄园的大贵族；其次是宗教生活，也就是成为圣徒与殉道者；第三是军旅生活，也就是统帅千军建功立业。这时荷兰艺术家们提出了另一种非常奇特、非常有趣也非常动人的理想生活，他们认为呆在家里洗衣服同样很有趣。我们在楼上展出了当年荷兰妇女用过的洗衣橱，上面雕刻着妇女洗衣服与小孩子玩耍的场景。这个衣橱也是政治哲学的体现：这个新兴国家将会是一个基于家庭价值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今天的社会就像十七世纪的荷兰社会一样也是一个基于家庭生活的商业社会，但是这一点总会令我们感到尴尬，导致了可观的紧张情绪。Rijks博物馆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荷兰静物画家经常花费大量时间来描绘柠檬，例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幅彼得.克莱兹的作品。我们如今花费几个欧元就能买到一包柠檬，谁也不会对它们多看一眼。这些作品问世的时候，人们刚刚开始意识到工业社会意味着什么。如今我们很熟悉工业、劳工制度与商业的黑暗面，十七世纪的荷兰商业社会自然也意识到了它们的危险——画面上总会有飞蛾与啃食水果的蛀虫——但是他们依然很喜欢描绘物质财富带来的欢乐情绪并且接受了消费主义的正面因素。此外静物画正是日常生活的最高体现，所谓的静物只不过是一张桌子外加一堆摆设而已，并不是国王、王后或者圣徒等等。丹麦画家克利斯丁.考克的整个艺术生涯都在哥本哈根的大街小巷绘制路边的灌木丛，河上的桥梁以及夜空。他的画面极其令人愉悦，他的绘画题材极为平淡无奇。艺术家的职责就是从平凡当中提取出不平凡，提取出在华丽气派的遮蔽之下被我们忽视的日常美好。媒体将一幅幅华丽的画面堵在我们面前，这对我们过好自己的生活很没有好处。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伦敦国家美术馆的布局平面图，这是你能想到的最愚蠢的美术馆布局图，尽管全世界所有的博物馆都这样布置。这里的所有画作都是按照创作年份组织并排列的，这间展厅是十八世纪绘画，那间展厅是十九世纪绘画。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美术馆馆长认为关于一幅绘画最重要的信息就在于它的创作年代。假如一幅画创作于1799年12月前后，那么几天的差距就会让这幅画从一间展厅转移到另一间展厅。我们绝不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安排我们自己的唱片或者藏书。年代排序确实是一种排序方式，但却也是最没用的排序方式。你在整理唱片或者藏书的时候最自然的方式就是根据主题进行排列，历史书放在一起，言情小说放在一起，等等。但是我们却将博物馆收拾成了一个巨大的文件橱。也有人采用了不一样的方法，例如威尼斯的弗拉里荣耀圣母教堂里面的艺术品就完全不按编年顺序排列，贝里尼的祭坛装饰画边上就是唐纳泰罗的施洗约翰雕塑。但是这套安排在主题上却是统一的，主题就是如何在基督耶稣的帮助下救赎你自己的灵魂。教堂里所有的艺术品都旨在推进这一过程。

我们的目的当然不是让基督耶稣救赎你的灵魂，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与之类似的目标。比方说艺术的诸多目标之一就是推动某一个文明呈现自己的最佳风貌，让这个文明的成员变得更加成熟。假如这是你的目标，你要怎样以此为依据来安排艺术作品呢？首先要按照主题来安排展厅。“这里是十八世纪展厅”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更好的说法是“这里是表达焦虑主题的展厅”，因为焦虑是我们生活中的常量。那么艺术对焦虑有什么见解吗？涉及焦虑的艺术佳作简直数不胜数。假如让我设计一座理想的美术馆，进门的第一个展厅就是焦虑展厅，展厅里的第一件展品就是雅克.路易.大卫的《贝利撒留行乞》。我们大家全都害怕失去工作，失去社会地位，沦为社会里的多余人，遭到别人的羞辱。贝里萨留曾经是查士丁尼皇帝麾下一员大将，但是在政治斗争中一落千丈，不得不向路人乞讨。就算我们没有失去工作，我们也肯定会从独立成年生活逐渐走向依赖于他人的老年生活，这幅画作精炼的总结了这一旅程的主旨。每个人都会经历由盛到衰的过程，早晚都将不得不仰赖他人的好意才能生存下去。

另一个令我们焦虑的事实在于我们全都会死。在这种时候就不妨看一下安塞尔.亚当斯的摄影作品《白杨树》。当我们感到痛苦折磨以至于生命不久长的时候，总会感觉这一切都是针对你个人的。这张照片雄辩地告诉我们死亡是自然的本质。地球要经历生死循环，树木也要经历生死循环，早晚有一天我们都会像秋叶一样飘落在地。这张照片并没有传递多么强烈的教化信息，但是我们都能体会到其中的深意。

还有一个令我们经常感到焦虑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眼界会受到周遭环境的局限。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杉本博司的《海景》，因为这套系列摄影作品能让我们从日常琐事中超脱出来。我们的心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眼前景物的影响，如果风景开阔了，我们的心胸也会开阔起来。杉本博司将我们的视野投向海天之间，因此很能令人放松下来。不过要说起疏导缓解焦虑，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艺术作品还要算是哈勃望远镜拍摄的深空宇宙照片。我认为每家每户的厨房里都应当悬挂一幅深空宇宙照片，这样一张照片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场合都会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假如我要设计一家理想的美术馆，肯定还要布置一个以爱情为主题的展厅。爱情的问题在于，假如我们与爱人在一起呆得时间太久，就会忽视他们的存在。我们与爱人同床共枕的第一夜如此令人激动，我们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如此洪福齐天，以至于兴奋得彻夜难眠。这样新鲜的感受消失到哪里去了呢？尼古拉.皮萨诺的名画《达佛涅斯和克洛伊》就将这种感觉装瓶保存了起来。这幅画能提醒爱情曾经让我们觉得自己多么特殊。当然恋爱一定会出问题。良好的伴侣关系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关系，而是能够缓和问题的关系，就好像一堆怪石尽管每一块的造型各不相同却能拼在一起形成艺术品一样。理查德.朗的大地艺术作品正是体现了不规则石块如何组成了顺滑规整的造型。当然，在我的爱情展厅里我还要展出达芬奇的人类胎儿素描画。达芬奇是个好奇心旺盛的人。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需要知道的一切。尤其是在伴侣关系当中，所以我们的伴侣关系才会如此脆弱。达芬奇不怕麻烦，亲自探明了婴儿出生的过程。人类已经生育了千万年，但是在他之前谁也不愿花费精力研究整个过程。因此达芬奇才成为了代表好奇心的英雄。

为了让人们更好地欣赏身边人，我要展出爱德华.马奈的《一捆芦笋》。我们都承认芦笋是好东西，可是谁也没心情仔细研究他们。而马奈却花费了大量时间来绘制芦笋，这样当我们看到这幅画时才会发自内心地说：“芦笋真是好东西啊。”这幅画体现了一条非常简单的道理：生活中充满了你视而不见的美好事物，你的配偶或许就是其中之一。今天的展览为大家准备了艾德里安.库特的草莓静物绘画，立意也是一样的。假如在座各位当中有人陷入了感情危机，丧失了对于伴侣的新鲜感，我建议你们待会儿去好好欣赏一下那些草莓。

我的理想美术馆还要开设一个政治展厅。政治的问题在于如今我们往往因为爱国自豪感而感到尴尬，唯一能让我们尽情为国骄傲的领域就是体育。我认为艺术绝对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因为艺术家能够将国家特质当中最好的部分提炼出来并且摆在人们眼前，尤其是在艺术家与建筑师要为某国设计大使馆的时候。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瑞士大使馆就是个好例子。作为我的祖国，瑞士藏匿着众多非洲独裁者的不义之财以及纳粹分子四处掠夺来的赃物，而且瑞士人还普遍具有排外的毛病。但是这个国家也拥有优秀的民主社会，人民充分享有平等与尊严并且尊重自然。斯蒂文.霍尔受邀设计瑞士驻美大使馆的时候，他决定将瑞士最美好的一面都展现出来。他并没有天真地认为瑞士只有美好的一面，而是决心要让美好的一面呈现在尽可能多人们的面前。奥斯卡.尼迈耶设计巴西三权广场的时候，巴西社会的环境远没有他的作品那样漂亮。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在一片混乱当中修建如此美丽的建筑，他说一百年之后的巴西就会变成这样了。这些建筑体现了理想与前进的方向，表明了艺术家希望社会能够达到怎样的层次。

许多艺术家都在努力定义理想。我们一听见理想这个词就会心生怀疑，好像心怀理想就必然意味着忘记现实一样。奇怪的是我们却很愿意接受反方向的艺术品，例如讽刺漫画。讽刺漫画把某一事物描绘得比现实更糟，从而彰显出这些事物为什么这么糟。理想化的艺术作品遵循相同的原理，此类艺术同样是对现实的简化，但是目的确实凸显美好的事物。楼上展厅里陈列了大量理想化描绘荷兰日常生活的作品。这并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将这些作品的内容误当做现实，而是知道它们其实是路标，指向了这个国家完全有可能实现的最佳状态。这也是艺术的传统功能之一。今天我们对于这一点多少觉得有些不舒服，我认为这项功能同样需要我们来捍卫。

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喜欢博物馆与艺术，是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完美。假如这个世界全然完美，假如所有的城市都像版画一样美丽，假如所有人都热爱观察草莓，假如每一段恋爱关系都充满了温柔、善意与原谅，那么艺术的感染力肯定会大打折扣。我认为艺术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艺术包含了在现实世界当中供应不足的价值。那么博物馆的终极使命是什么呢？狭义来说当然是保存国宝。但是从广义上来说，馆内的艺术品理应在外部世界发挥更大作用。所以我才如此重视博物馆里的礼品店，因为恰恰正是礼品店履行了后面这项使命：让荷兰看上去更像是楼上的展品，为人们实现这一政治进程提供更多更趁手的工具。人们常说：“我很喜欢某某城市的博物馆，可惜城市的其他部分太难看了。”我认为这种观点简直是灾难。我们希望看到博物馆与市容之间的连续性。在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博物馆里根本用不着开设礼品店。艺术源自失望。正因为世界整体而言并不完美，我们才会如此关注这些稍纵即逝的完美时刻。我们的行动方向应当是改善世界。在尽可能实现自我完善与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艺术理应占据虽不显著但却依然重要的一席之地。谢谢大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fm0GCvsIVA

我们的祖先通过外推自己的亲身经验来理解世界的起源。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宇宙要么是从蛋里孵出来的，要么是父神与母神交媾之后生出来的，又或者是某个造物主的手工作坊制造出来的——在一系列弊病缠身的理解宇宙尝试当中，最后这项理论离我们最近。所有这些理论都认为宇宙的范围并不比我们肉眼可见的区间广大多少，宇宙的历史并不比我们的口述或者文字记录久远多少，宇宙的本质与我们熟悉的周边环境并没有多大区别。祖先们研究宇宙学的动机旨在让外在世界看上去更加亲切。尽管我们做了诸多努力，但是我们的发明能力并不很强。西方的天堂安静祥和，充满了蓬松的云朵；西方的地狱则像极了火山的内部。天堂与地狱都受到等级制度的辖制。一神论者将上帝称作万王之王。每一种文化都认为与人间政治体制类似的系统掌管着整个宇宙，却没有多少人觉得这一点有多么可疑。

然后科学就出现了，并且告诉我们人并不是衡量一切的尺度，世间充满了人类想象力无法企及的奇迹，宇宙并没有义务去遵从令我们感到舒适或者合理的理论。假如我们并不重要，并不位于宇宙的核心，并不是神灵眼中的宠儿，那么以神学为基础的伦理体系又将如何自处呢？对于人类在宇宙当中真实地位的探索受到了漫长悠久的抵制，以至于直到今天相关辩论的遗迹依旧俯仰可见，有时候还会将地缘中心论的动机露骨彰显出来。

那么我们究竟想从宗教与哲学当中得到什么呢？莫非我们只想接受治标不治本的安慰疗法吗？我们究竟希望用寓言故事来安抚心灵呢，还是希望真正理解我们的确切处境呢？因为宇宙不肯遵从我们的偏好而感到伤心似乎是非常孩子气的做法。我们可能会以为成年人恐怕没有脸面将这样的失望付梓印刷。时髦的做法并不是指责宇宙——因为这样做看上去实在太没意义了——而是指责我们用来了解宇宙的方式，也就是科学。科学告诉我们，人类天然具有自我欺骗的才能，因此客观性未必总能主导人的生活。科学结论源自针对自然界的调查，未必总能根据预先的设计来满足我们的需求。就算是深受尊敬的宗教领袖也像我们一样无非是所在时代的产物，因此同样有可能犯错。各种宗教相互矛盾，导致矛盾的问题小到走进祈祷场合的时候究竟应该摘下帽子还是应该戴上帽子，吃饭的时候应当回避牛肉还是猪肉，大到神灵的本质：世间究竟有没有神？有几个神？

假如你生活在两三千年之前，相信宇宙为了我们而存在并不丢人。这一论点很有说服力，与我们当时所知的一切并行不悖。当时最有学识的人们就是这样教育别人的。但是从那以来我们又学到许多新知识，在今天依旧坚持这种观点也就等于彻底无视证据以及回避自我认知。我们渴求自己的存在能有意义，尽管经历了如此之多的自我欺骗之后我们依然没能找到任何显而易见的意义。人的一生承担着一副逐渐累加的负担，也就是自我欺骗的反复被揭穿。我们是宇宙的后来者，我们栖息在宇宙的偏远角落，我们的祖先是淤泥当中的微生物，我们的表亲是各种猿猴，我们的思想感情并不完全受到自身的控制，宇宙中很可能存在远比我们更加聪慧的物种。更重要的是，我们糟蹋了自己赖以生存的行星并且危及到了自身的生存。我们就像绞刑架上的死囚，脚下的踏板门随时都有可能开启。我们将会掉进无底深渊，身陷无边黑暗，不会有救援队来寻找我们。

限于现实如此严酷，我们很容易就会闭上眼睛，假装自己正在家里安全舒适地躲藏着，无尽的坠落只是噩梦一场。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克服对于自身渺小的恐惧，我们就会来到一条门槛的边缘，发现一个在时间、空间与潜能方面都远远更加广大的宇宙，我们祖先以人类为中心搭建的小小戏台根本不能与其相提并论。我们的视线穿越了几十亿光年的空间，看到了大爆炸之后不久的宇宙景象，我们的目光深入了物质的基本结构，我们探索了地球的核心与太阳的炙热内里，我们看懂了决定地球上万千生灵体态习性的基因语言，我们发现了自身起源的失落篇章，我们发明并改良了农业从而喂饱了地球上绝大多数人，我们创造了拯救几十亿人性命的药物与疫苗，我们以光速相互交谈，我们只需一小时半就能绕地球一周，我们向超过七十个外星世界发射了探测器，还向遥远的星辰发射了四艘飞船。

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自然界充满了诸多值得恐惧的事物——闪电、风暴、地震、火山、瘟疫、干旱、漫长的冬天。宗教最早就是安抚与控制——尽管谈不上了解——自然界无序侧面的努力。假如人类当真生活在为我们量身定做的花园当中，除人类以外其他栖息在花园里的生灵全都听凭人类发落利用，那该有多么美好啊。西方文化当中确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反映了这种心态，只不过即便在那个故事里面，花园当中的一切也并非全都为了人类而存在。花园里有一棵树，树上的果子不允许人类食用。这个故事不允许人类拥有知识理解与智慧，我们必须永远保持无知的状态。但我们就是忍不住，我们对知识有着如饥似渴的渴望，这也是日后一切人类苦难的起源。首先，我们就是因此才离开了花园，因为我们知道的太多了。只要人类没有好奇心并且百依百顺，我们就能用自身的重要性与核心意义来安抚自己，并且告诉自己宇宙为了我们而存在。但是一旦我们开始放纵自己的好奇心，开始学习，开始理解宇宙真正的运作方式，我们就将自己从伊甸园放逐了出去。手拿烈焰之剑的天使在伊甸园门前守候了千百年，禁止我们回归乐园。原本的花园主人如今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民。偶尔我们也会哀悼这个失去的世界，但是我认为这种思绪仅仅是多愁善感而已。人类不可能永远幸福的无知下去。

宇宙当中充满了设计的迹象。但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自然进程——天体的碰撞，基因库的自然选择，甚至一壶热水当中的对流涡旋——足以从混沌当中提取出秩序，并且诱导我们在虚无之处推导出意义。我们生活的意义以及我们这颗脆弱星球的存在意义只能由我们自身的智慧与勇气来决定。我们是生命意义的守护者。

我们一直渴望父母的照料，希望父母能原谅我们的过失，从我们的幼稚错误当中拯救我们。但是知识永远胜过无知，难以接受的事实永远胜过安抚人心的童话。如果我们真想为自身在宇宙当中的存在寻求目的，首先就要设定一个值得实现的目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WOfP-Lubuw

几年前有一位名叫詹姆斯.埃金斯的艺术批评家在报刊杂志上刊登广告，征求人们在观看画作时感动落泪的故事。他将这些故事整理成了一本书，名叫《画与泪》（Pictures and Tears）。书中有些故事很好理解。有些令人流泪的画作当中的题材在现实生活当中同样能令人落泪。例如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描绘了战争的痛苦与悲剧。也有些时候画作与观者的个人经历产生了共鸣。例如有一名英语教授给埃金斯写信，说他的妻子在投入另一名男性怀抱之前几周画了一张空床（笑声）。后来有一天他看着这幅画，突然就忍不住哭了出来。这些故事确实很感人，但也很好理解，毫无神秘之处。但是另一些来信人的故事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比方说催哭观众数量最多的画作位于德州休斯顿的罗斯科教堂，马克.罗斯科在室内悬挂了三幅硕大的紫黑色画布。很多人都声称自己曾经在这三幅画作面前悄然落泪。

另一类并不相同却颇有渊源的谜题涉及到了画作引发的积极情绪反应。例如埃德.拉斯查的《谈谈空间》，纯蓝底色的顶端用明黄色写下了“空间”一词，底端的中间则是一条明黄的竖直短线。肯定有人非常喜欢这幅画，以至于愿意花费350万美元将其买下。谜团在于这些画作究竟如何引发了此类情绪反应呢？现代艺术领域充满了此类谜团。几年前有调查机构邀请艺术家们选出最具影响力的二十世纪艺术作品，拔得头筹的是马塞尔.杜尚的《泉》。在很多人眼中这就是个小便池而已，这些人无法理解区区一件溺器怎么会被如此拔高。像这样的例子在当代艺术当中数不胜数，例如达明安.赫斯特的福尔马林泡死牛。汤姆.弗里德曼最近的一件作品是将一张白纸贴在空白画布的中央，作品名叫《一千小时的凝视》，因为弗里德曼花了一千小时凝视这张白纸。这些谜题正是我的研究兴趣所在。

看起来现代艺术率先提出了此类谜题，但是我认为较为传统的艺术作品同样体现了这一点。例如《在伊默斯的晚餐》，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这幅画出自约翰内斯.维米尔之手，并且将其视为无价之宝。欧洲各地的人们不远千里赶赴荷兰，只为一睹这幅杰作。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这幅画的真实作者其实是著名伪造者汉.凡.米格伦。于是突然之间这幅画就变得一文不值了。我很想知道这幅伪作后来的下落，于是在谷歌一番之后我发现这幅画如今就收藏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一家地方博物馆当中，距离我家只有一个来小时的车程。于是我专程去了一趟，看到了这幅曾经被好几名警卫严密看守的画作，可是眼下这座博物馆却空空荡荡，一个人都没有。当时我就想摘下这幅画，冲回汽车一路开回家里。不过如果我真这么干了，明天的新闻标题肯定不会是《伟大艺术品失窃》，而是《抽疯大学教授偷走不值钱赝品》（笑声）。这幅画的价值究竟为什么会消失呢？这一类现象究竟要如何解释呢？

许多实验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以及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这就是胡扯。斯蒂芬.平克这样看待心智的运作方式：“艺术不仅作用于涉及审美的心理机制，也作用于涉及社会地位的心理机制。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目的不在于令观者感到愉悦，而是要证实并强化批评家与分析家行会的理论，哄骗资产阶级买家，以及唬弄广大公众。”（笑声）源自这一观点的社会学理论认为人们并不喜欢这些作品，而是将其当成了彰显财富与品味的手段。话说得难听一些，随便哪个白痴看见漂亮的画作都会感到愉悦，但是我却花费重金购买了一张空白画布，首先这说明我很有钱，其次我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笑声）。平克认为这就是现代艺术怪像的解释。

我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社会地位因素的确会影响我们看待艺术的方式。但是我希望说服大家相信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心理学将这一因素称作本质主义。本质主义认为我们并不仅仅关注事物的外在层面，而是会深入探究。我们痴迷于事物的来源与历史，这是所有人与生俱来且不可抗拒的本能。我认为这一现象不仅能解释我们如何通过艺术感到愉悦，还能解释性、食物以及其他各种生活享受如何让我们感到愉悦。

我最早对本质主义产生兴趣是在研究婴幼儿成长心理学的时候。我的研究题目是儿童如何为自己的画作命名。成年人在为画作命名的时候往往会考虑很多与画作本身无关的因素。以毕加索为例，他画过一幅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肖像画，但是这幅画看上去却一点不像斯泰因。有一则逸闻声称斯泰因的朋友曾向毕加索抗议声称：“这幅画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格鲁特德！”毕加索说：“以后就像了。”（笑声）我们知道这幅画是斯泰因的肖像，因为毕加索本人是这么说的。毕加索的另一幅画作的主人公是他的情人之一，这幅画与模特更是毫无相似之处，但是我们知道毕加索的用意。作为成年人，我们能够接受某个物体与看上去全无瓜葛的画作之间的关系，因为画家希望我们接受两者之间的关系。

那么儿童又怎么样呢？幼儿也有产生此类联系的能力吗？心理学教科书会声称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成长心理学家的标准看法认为幼儿会按照画面内容给画作命名，如果画面像瓶子，那么画作的名称就应该是《瓶子》。直到成长起来之后，大约受到了学校教育与文化熏陶的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才变得逐渐复杂起来。

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可惜有一点不对：出自儿童之手的画作看上去总是与绘画对象毫无关系。我的小儿子扎克里很喜欢画画，我注意到他给画作起的名字和画面内容根本不搭界。好比说他用蓝色和紫色颜料涂了一大滩，我问他画的是什么，他说他画了一架飞机。莫琳.考克斯写了一本很精彩的书，名叫《儿童绘画》（Children's Drawings）。我给大家念一下其中一幅插图的搭配文字：“妈妈——作者加利斯，年龄四岁零七个月。画面上的人像看上去没有身体，四肢直接从头上伸了出来。”这幅图画旁边并没有搭配加利斯的母亲的照片（笑声），不过按照常理推测一下，这幅画虽然看上去多少像个人，但是却并不像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更不用加利斯的母亲了。

那么凭什么说这幅画画得就是母亲呢？扎克里凭什么画得就是飞机呢？我与我手下的本科学生罗莉.马克森一起研究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对于儿童来说就像对于成人一样，创作者本身的意图决定了画作的内容与名称。接下来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我们要求三到四岁的儿童画四幅画，题材分别是气球、棒棒糖、他们自己以及实验人员。我们认为这个年龄段的儿童绘画能力有限，无法区分气球与棒棒糖，也无法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区分开来。如果他们给这些画作起了不同的名字，那么肯定不会是因为画作身与画作对象看上去多么相似。情况也确实如此。如果一名儿童希望让圆圈加直线的画面表示气球，他就会将其称作气球，反过来则会将其称作棒棒糖。他如果想要画自己，就会告诉别人他画的是自己。如果想要画别人，也会表明自己画的是别人。

当儿童为其他人的画作起名字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我与一名受试儿童面对面坐着，我们中间放着一把勺子和一把叉子。我非常认真地盯着两者之一，画了一幅画，然后拿给他看，问他这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个陷阱，因为我手里的画早就提前画好了，而且特意画得既像勺子又像叉子。在针对成年人与幼儿的实验当中都发现，他们给起名的根据是我在画画的时候看了什么。假如我看着勺子，他们就会说我画的是勺子；假如我看的是叉子，他们就会说我画的是叉子。这些试验表明，即便对于幼儿来说，艺术家的意图也很重要，艺术品的外观并不是为艺术品命名的唯一要素。

回头再谈谈本质主义的问题，我们在讨论艺术的时候也摆脱不了本质主义的影响。我想知道这一点对于快感来说是否同样有效。我们在决定自己喜欢什么的时候是否也会深入探查呢？我们对艺术品的偏好是否会受到深入探查的影响呢？目前的共识对这一点持否定态度，奉行简单理论。简单理论认为艺术通过模仿看上去赏心悦目的现实事物给人们带来快感。无论人们为什么喜欢观看一大盘子水果，总之我们喜欢。但是你的身边未必总会摆着一大盘水果，于是你就找来一幅水果静物画，看着这幅画也就等于看到了水果。这幅画之所以让你感到愉悦，是因为它充当了真正水果的替代品。这个理论确实有道理，因为在现实世界当中我们也喜欢山川风景、俊男美女、可爱的儿童与宠物、热闹的社交场合等等。支持这一理论的最佳范例就是色情片。出于某些原因，我们喜欢观看性感的裸体男女。但是你的身边不可能永远围绕着性感的裸体男女，于是你就找来了性感裸体男女俊男美女的平面替代品，比如绘画、照片以及网络视频。这些画面之所以能带来快感是因为画面内容模仿替代了现实生活中能为你带来快感的事物。

两位俄裔行为艺术家维塔利.科马尔与亚历山大.梅拉米德专门创作了一件艺术品来探索与讥讽这一现象。他们想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来决定美国最受欢迎的画作是哪一部。于是他们聘请民调公司调查了一千零一名美国人，民调结果显示美国人喜欢传统、户外风景、水面、野生动物、儿童、历史人物以及蓝颜色。然后他们就画了一幅包括上述所有元素的画作。当然他们的用意是讽刺，但是如果你到网上搜索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这幅画确实很好看。其次，他们两个在很多其他国家重复了这项实验，例如肯尼亚、日本、瑞士与波兰，结果世界各地的人们最喜欢的画作题材都差不多。这一点支持了普世审美观的理论，你之所以认为一幅画赏心悦目，大概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景物同样赏心悦目。因此艺术快感的来源在于模仿。

但是我们也知道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首先，并不模仿令我们感到愉悦的现实事物的艺术品同样能令我们感到愉悦。比方说杰克逊.波洛克的作品就令很多人感到愉悦，但是看上去什么都不像。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当中也提出了针对这一理论的另一种反驳：“我们只乐于看到真实事件的再现，即使真实的东西是令人厌恶的，如低等动物、虫子和死尸。”你未必会认同亚里士多德的例子，但是他的观点很值得考虑。有时候我们会倾心于某件艺术品，而艺术品的题材在现实生活中却会令我们避之不及。有一次我去马德里旅游，看到了弗朗西斯科.德.戈雅的《吞食其子的农神》。这幅画作的面积很大，完全震慑了我。但是假如我在返回酒店的途中看到了这一幕，我肯定不会感到高兴。这种事在画面上很震撼，在现实当中很恶心。最后，这个理论也解释不了赝品现象。同一幅画作，如果人们认为作者是维米尔，那就是无价之宝，后来人们发现作者其实是汉.凡.米格伦，画作立刻就一文不值了。但是这幅画给人们的观感却没有任何变化。发生改变的并不是这幅画的外观，而是我们对这幅画的看法。

我们要如何解释这些关于艺术快感的谜团呢？我认为答案依然是本质主义。在鉴赏艺术的时候，我们的喜好受到了信念的强烈影响：我们正在看什么，这幅作品是怎样创作的，由谁创作的，在怎样的环境当中创作的。这个理论并不是我的原创，很多伟大哲学家都捍卫过这一理论，例如阿瑟.丹托。你可能觉得我们如此关注原作者与真伪是艺术特有的奇怪特质，但是丹托认为这一现象实际上可以作用于更广泛的快感领域。“比方说性快感也部分源自我们是否相信我们的性伙伴是正确的人选或者属于正确的类型。”食物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假如某人意识到自己关于食物的信念是虚假的，那么食物就会在口中化为苦涩的灰烬。比方说正统犹太人意识到自己误食了猪肉之后，比方说印度教徒意识到自己误食了牛肉之后，比方说我们绝大多数人意识到自己误食了人肉之后，食物带来的快感都会瞬间消失——无论这块肉原本尝起来多么美味都无济于事。”

我很喜欢他用食物与性举例子的做法，我想在他的基础上再引申一下。大屏幕上的这两张帅哥美女照片是我在做实验时采用的刺激源。假如不给予进一步信息，受试者普遍认为他们两个很性感。但是我们也发现，在你眼中这两个人的性感程度完全取决于你对他们的身份的看法。假如你了解到这名帅哥其实是女扮男装或者美女其实是男扮女装，那么你的性欲反应肯定会受到影响。假如你了解到他们的实际年龄比你预想的大很多或者小很多，那么你的性欲反应肯定会受到影响。假如你了解到这两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和你是血亲，那你受到的影响就实在太大了。意识到某人与自己有亲属关系会立刻驱散你的性欲反应。还有很多实验表明，你越是喜欢某人，这个人的外貌在你看来就越美丽。假如你让人们匿名回答幸福婚姻当中的某人多么美，那么此人的配偶的打分肯定远远高于其他人的打分，因为在幸福的婚姻当中人们对配偶的看法很高，连带着相貌也变得美丽了起来。另一项有关因素在于你认为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们会爱上特定的人而并不是特定的外貌。用萧伯纳的话来说，“所谓爱情就是对于某个人与其他人的区别的过度夸大。”（笑声）

我想用两个例子来表明这一现象，一个例子比较罕见，另一个例子更常见一些。罕见的例子是一种名为卡普格拉综合症的神经失调症状。这种这种失调很少见，但是确诊病例数量并不算少。病人由于大脑受伤或者中风而产生了幻觉，坚信他们在世间最亲近的人被完美的复制品调包了。一百年前的患者会认为这些复制品是魔鬼或者怪物，今天的患者则会认为复制品是外国特工或者机器人。卡普格拉综合症通常会导致悲剧结果，患者经常会杀死自己的亲人但是在一起病例当中卡普格拉综合症却带来了大团圆结局。这一病例发生在1931年，患者是一名女性。研究记录显示她此前一直抱怨自己的伴侣床上功夫不济。发病之后她却高兴地告诉研究人员，她刚刚发现自己的伴侣还有一个替身，这个替身不仅风流潇洒，而且还充满了贵族气质。（笑声）当然她的伴侣还是同一个人，但是她相信自己的伴侣变成了另一个人，因此看法也变化了。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写过一部短剧。主人公是个呆子，他与妻子闹掰了，看到自己的妻子一点感觉都没有。于是他离家出走去闯荡世界，可是不小心迷路了，三转两转又转回了自己的小镇。因为他是个呆子，因此相信自己来到了一个新的村镇，只不过这个村镇的居民全都碰巧与原来村镇的居民相貌一致而已。然后他看到了自己的妻子，立刻欲火燃烧起来。

第二个例子源自温迪.多尼格的著作《床上掉包计》（Bedtrick），这本书分析了信念对于性欲的影响力。所谓“床上掉包计”是莎士比亚学者们率先创造出来的术语，用来形容莎剧当中反复出现的桥段，也就是主人公上床之后突然发现自己的床伴并不是自己原来以为的那个人。根据多尼格的总结，床上掉包计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文学传统与文化当中，古往今来的人们都非常害怕自己犯下这种错误。床上掉包计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有些异性恋男性的恐惧心理，他们害怕自己上床的时候以为对方是女性，结果却发现对方也是男性。希伯来语圣经的好几段核心情节都涉及床上掉包计。例如在创世纪当中，雅各想要迎娶拉结，可是在新婚之夜他的岳父拉班却用拉结的姐姐利亚顶替了拉结。第二天雅各发现受骗之后气得大骂道：“你向我作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欺哄我呢？”可见这种事对人们来说很重要。

再来说说食物。有多少人愿意吃下这块肉呢？这当然取决于这是块什么肉。如果是块肉是鸡肉而不是牛肉，有些人就愿意吃；如果这块肉是牛肉而不是猪肉，另一些人也愿意吃；如果这块肉是狗肉，愿意吃的人肯定会少很多；如果是人肉，愿意吃的人肯定更少；还有些人除非认定这块肉是用大豆合成的仿真肉，否则绝对不吃。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更有趣的问题在于，无论你如何选择，这块肉吃到嘴里的味道究竟怎么样？口感与味道也会受到信念的决定性影响。你怎样让儿童心甘情愿地吃胡萝卜喝牛奶，而且还要让他们真心认为自己口中的胡萝卜与牛奶比起一般的胡萝卜与牛奶味道更好呢？几年前的试验表明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容易：只要当着他们的面将胡萝卜和牛奶从麦当劳外卖纸袋里面拿出来就行了。（笑声）

你可能会认为小孩子比较好骗，那么成年人又怎么样呢？也有很多实验采用了红酒这种成年人饮料。怎样让一名成年人相信他们口中的红酒比一般的红酒味道更好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早就知道了：只要在红酒酒瓶上贴上高价标签就行。好几项实验都表明，酒瓶上的标签会显著影响人们对红酒的评价。最近有实验研究了刚刚从品酒课程毕业的学生们。在毕业测试期间，考生们要使用黑色玻璃质地的酒杯品酒，这样一来就看不出酒的颜色了。有些学生发现情况不对，但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后者用了很多形容红酒的词汇来描述杯中酒，例如“果味很重”。但事实上他们喝的是白葡萄酒。只要他们相信自己喝的是红酒，那么喝到嘴里的酒就是红酒的味道。我并不是MRI神经成像技术的坚决拥护者，我认为这项技术得出的研究结果往往遭到了夸大。但是接下来这项研究结果我还是很喜欢的。受试者被塞进扫描仪里，嘴里插着一根灌注红酒的管子。受试者眼前有一块屏幕，展示了他们正在饮用的红酒的信息。每个受试者喝得都是同一种红酒。如果他们喝的是廉价酒，他们的神经活动强度就比较一般。如果他们相信自己喝的是两百美元一瓶的好酒，他们大脑内部感受快感的部位就会圣诞树一样闪烁起来。

我谈到了性，也谈到了食物，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日常生活用品。我们购买日常用品是因为它们有用。你出门的时候脚上就要穿鞋，你去高尔夫球场的时候手里就要拿一根球杆，你无聊的时候就要嚼口香糖。但是这三种物品都能具有高于实际用途的价值。比方说J.F.肯尼迪曾经使用过的一套高尔夫球杆拍卖出了75万美元的高价。小甜甜布兰妮嚼过的口香糖渣卖出了七百美元。事实上专门有一个市场交易那些被名人吃过的食物。最近还有人在Ebay网上拍卖奥巴马吃剩一半的早餐煎饼。再来说鞋子，不久前沙特阿拉伯的一位富豪花几千万美元买了一双鞋。这双鞋的历史因缘的确不同寻常，因为在多年之前伊拉克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人用这双鞋子砸过小布什总统。其他投掷物品的市场也很大，比方说有一位加拿大企业家花300万美元购买了一颗打出全垒打的棒球。在上述案例当中，这些物品之所以卖出大钱并不是因为自身的物理特质。肯尼迪用过的球杆质量并不比其他球杆更好，打出过全垒打的棒球从手感到外观都与其他棒球没有区别，真正重要的是这些物品的来头。

历史影响物品价值的途径有很多。心理学家保罗.罗森发现与负面事件或者负面人物接触的经历会降低物品的价值。比方说希特勒穿过的毛衣一般人肯定不愿意穿，杰夫瑞.达莫戴过的帽子一般人肯定不愿戴。我和耶鲁大学的同事们更感兴趣相反的问题，也就是与正面人物的接触是否会提升物品的价值。我们调查了100名成年人。首先让他们指明一位自己最仰慕的人，得票最高的答案之一是乔治.克鲁尼。然后我问他们愿意为了乔治.克鲁尼穿过的毛衣支付多少钱。受试者给出的平均价格是135美元，比起商店里出售的新毛衣价格要高出很多。然后我们对这件毛衣进行了一系列改造与限制。比方说我们告诉一组受试人员，他们不能告诉任何人自己拥有乔治.克鲁尼穿过的毛衣，也不能将这件毛衣倒手再卖出去。这样一来平均价格就从135美元降到了122美元。其他改造效果则更显著，例如我们告诉另一组数受试人员，这件毛衣在交付给他们之前要彻底洗一遍，这一来平均价格就降到了105美元。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对应的案例，比方说有一家慈善基金会专门拍卖男女明星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时穿过的礼服。这家基金会运营几年之后在网站上张贴了以下说明：“请不用担心卫生问题，拍卖服装在发货之前全都彻底干洗过。”结果顾客们纷纷抗议，要求他们不要采取这么煞风景的做法。用我妻子的话来说就是“不要把克鲁尼的味道洗掉”。（笑声）至于穿着时的快感，禁止告诉别人或者转卖的限制并没有影响，但是清洗造成的影响却很大。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艺术。来源与历史在艺术界是最关键的因素。丹尼斯.道顿在《艺术本能》（The Art Instinct）一书中说得很好，对于艺术品来说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表演。艺术品的价值根植于以下假设，既艺术创作过程的基础是人类行为表现。我是马克.夏加尔的忠实拥趸，一直很想拥有一幅夏加尔的真迹。但是我绝不会为了一幅完美的赝品而支付同样的价钱，就算我本人看不出区别也是一样。这并不是单纯的势利眼作祟。我之所以想要一幅真品夏加尔，是因为我希望自己能与夏加尔更近一些，能与正确的历史产生联系。而赝品并不具备同样的历史。我认为我们很多人对于艺术品都抱有同样的看法。维米尔与米格伦之间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观感，前者是艺术创作史的一部分，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后者只是廉价的模仿而已。

在座各位有多少人喜欢杰克逊.波洛克？又有多少人对他无感？我想说的是我能够提前预测你属于哪一组人，预测根据就是你对于波洛克的创作过程的看法。如果你相信你的孩子也能画出同样的画作，认为波洛克只不过是往画布上胡乱泼洒颜料而已，那你就不会太欣赏他的作品。假如你相信他的创作过程激烈、困难而又冗长，你的态度也会相应改变。我之所以要用波洛克举例子，是因为几年前有一名少年艺术家也采用同样的风格进行创作，而她也经历了从维米尔到米格伦的转变。她的名字是玛勒.奥姆斯戴德，只有四五岁。她按照波洛克的风格绘制抽象画，每张画作都能卖出几千美元。有一部名为《天才画童》的纪录片非常精彩地表现了这个故事。事后看来她的父母犯了一个错误，允许《60分钟》摄制组入户拍摄她的绘画过程。后来《60分钟》声称她的父亲指导了她的绘画过程，这样一来她的画作价格立刻一落千丈，白送都没人要。在这部纪录片的DVD结尾，导演在玛勒家附近的城镇议会大厅里访问了当地居民。当地美术馆馆长愤怒地质问道：“究竟有什么区别？你要是原本就喜欢她的画，她爸爸有没有指点她又有什么关系？”导演的回答在我看来很有道理：“购买艺术品就是购买故事，假如故事变了，我们对艺术品的观感自然会变化。”

心理学家对于历史如何影响我们鉴赏艺术的问题研究不多。这方面的故事很多，但是实验结果却很少。我这里向大家介绍两项实验，其中一项发生在实验室里，实验人员向若干组受试人员展示了同一幅画，并且告诉一半受试者这幅画的创作时长是六个小时，告诉另一半受试者这幅画的创作时间是二十六个小时。这点小手段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后一半受试者对这幅画的观感更好，愿意为其支付的价钱更高，并且声称在观看画作的时候比前一组人更愉悦。第二项实验并非出自心理学家之手。实验的发起人是《华盛顿邮报》记者吉恩.韦恩嘉顿，实验地点是华盛顿的地铁站。记者找来了世界知名的青年小提琴演奏家约书亚.贝尔，想搞清楚假如听众们不知道约书亚.贝尔的真实身份，会对他的演奏作何评价。于是贝尔拿着价值四百万美元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来到华盛顿地铁站开始公开演奏。他演奏了一小时，赚了38美元。就卖艺者的标准而言这个成绩并不算坏，但是作为国际级音乐家来说就有些差强人意了。事实上贝尔总共赚了58美元，不过他将20美元剔除了出来，因为给这20美元的人认出了他。在演奏即将结束时，一名路过女性在他身边停下了。事后得知她在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出当中见过贝尔——演出门票价格不菲。她站在原地打量了贝尔一会儿，然后从钱包里掏出二十美元放在他面前的盒子里，说道：“你的运气用光了是吧，我真为你难过。”（笑声）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能总结出很多道理，对我来说，关键在于一旦你意识到约书亚.贝尔是约书亚.贝尔，他的演奏立刻听上去不一样了。你对自身经历的信念可以改变你的感官体验。

再举一个音乐方面的例子。约翰.凯奇的代表作《4分33秒》是著名的现代音乐作品。这部作品要求钢琴演奏家在钢琴面前安静地坐上4分33秒。当然这部作品至今依旧争议缠身，有人认为这是杰作，有人认为这是胡闹。但不管怎么说这首乐曲已经在Itune上架了（笑声），你可以花费1.99美元买下4分33秒的沉默。Itune评论栏里有很多愤怒的留言：“你把电脑关闭4分33秒不也一样吗？”但是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说的确不一样。

我是一名成长心理学家，因此我总想在儿童身上检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我的问题是，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究竟多么自然？幼儿在决定喜好的时候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历史的影响呢？我们的一项实验涉及了儿童已经产生情感依赖的物品，就好像《史努比》里面莱纳斯的安全毯子一样。假如儿童对某一件物品产生了依恋，那么他们是否会像家长们经常声称的那样拒绝接受外观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呢？我与布里斯托大学的同事布鲁斯.胡德进行了这项实验。布鲁斯是一名魔术票友，他设计了实验场景。第一次试验涉及二十名具有情感依赖物品的儿童以及二十一名没有情感依赖物品的儿童。前一组儿童带上了自己的依赖物品，后一组儿童从家里随便拿了一件玩具，之后他们就来到了实验室。我们向受试儿童展示了一台复制机。机器有两个空盒子，你将物品——例如一颗苹果——放进一个盒子里，然后警笛鸣响，警灯闪烁，实验人员打开盒子，另一个盒子里也有了一颗苹果。当然我们并没有复制机，只是从盒子后面的暗门里把东西塞进去而已。受试儿童完全接受了我们的设定。毕竟漫画书的二维世界当中就有复制机，那么凭什么三维世界里就不能有呢？在实验的第一部分，我们复制了一个红色橡胶玩偶，并且询问儿童更想要原件还是复制品。面对着这个从没见过的崭新物品，无论是前一组还是后一组儿童选择复制品的比例都超过了六成。两个玩偶差不多，不过复制品更酷。那么假如孩子们将自己从家里带来的东西放进机器里又怎么样呢？没有情感依赖物品的儿童的态度并没有变化，同样还是有超过六成的儿童选择了复制品。但是有情感依赖物品的儿童表现却大不相同。六成儿童选择了原件，只有四分之一选择了复制品。如果你问六成加上四分之一凑不成百分之百是怎么回事，那是因为剩下的孩子坚决不肯将自己的依赖物品放进复制机里面（笑声）。

我认为物品的来源与历史对于快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主要用这项理论来解释艺术鉴赏当中的现象，但是我相信这项理论可以解释我们对于一切事物的欣赏方式。你们或许想问，这样的研究有什么用处呢？对此我有两个答案。首先，我认为这是人类心智的有趣侧面。我们经常认为，许多哲学家、心理学家与人文主义者都将快感贬斥为简单的感官享受。进化使得我们对于一套事物产生了积极反应，因此快感仅仅是生物学现象而已，毫无思想深度可言。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无论是艺术欣赏这样的高等快感，还是喝牛奶或者性高潮这样的低等快感，你的感知都会遭到信念的左右。其次，我认为这样的研究确实有实用价值。就像在座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一位艺术爱好者。对我来说艺术鉴赏是重要的生活组成部分。我坚定地相信，越是深入理解快感的本质，越是深入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具有各种偏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的快感就越能得到丰富与扩展。谢谢大家。

一：论“我也能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7EKAIY43kg

几周之前我们接到观众来信，请问我们应当怎样应对以下看法：“这种东西我也能做出来，这种东西太简单了，不配称之为艺术。”我们认为，首先你大概做不出同样的作品，其次你也并没有做。但是另一位观众对我们的说法并不满意：“这不就意味着艺术的价值仅仅在于创作者能否占先以及其他人是否有意效仿吗？这个答案看上去太懒惰了。”很好，那我就来一个不太懒惰的答案。

假如当你打量一件艺术品的时候忍不住想说：“这种东西我也能创作出来，或者我的孩子也能创作出来，”那么第一件事就是估计一下自己究竟能不能创作出同等水准的作品。例如彼埃.蒙德里安的方格绘画乍一看上去很容易就能画出来，但是只要你拿过油画画笔就会意识到，如此笔直的线条与如此平滑的用色绝非易事。在画布边缘戛然而止的线条显然表明这绝不是外行所为。赛.托姆布雷的作品乍一看去好像小孩子的涂鸦，但是仔细看看就会发现，他的线条质量上乘，他的用色克制而精细。这并不是蜡笔在纸面上的胡乱涂抹，而是画家对于油画颜料、铅笔与蜡笔的高超掌控。这些画作或许的确只是涂鸦，但却是质量高超的涂鸦。如果你依然相信这些画作你也能画出来，那你就去画画试试吧。依靠亲身实践来理解一幅画作的创作过程是很有裨益的，你兴许还会学到新的技艺，你的生活与工作也会踏上新的方向。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假如你真能创作出同样的作品又怎么样。以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的《无题（完美爱人）》为例。这件作品是一对一模一样的普通电子钟，时间也调到了分秒不差的程度。你当然也可以去商店买两只一模一样的钟表挂在墙上，然后试一试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让两只钟表分秒不差地步调一致以及哪只钟表的电池会首先耗尽，但这样一来你就错失了重点。这部作品的标题显然要求你将作品视为恋人的譬喻，两个心跳如同钟表指针走动的个体能够如何取得协调，并且不可避免的地最终不再协调。这题目还暗示就算两位恋人的步调不再一致也依然很完美。作品的内涵还不止于此，因为这部作品并不是随便什么时候的随便什么人创作出来的。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是一名公开的同性恋，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他的伴侣刚刚被确诊患有艾滋病。这部作品富含公开且讲究策略的政治意味。当你了解到作者的伴侣死于1991年而作者本人死于1996年的时候，这部作品的含义也更加丰富且更能打动人心了。作者本人的电池仅仅比他的伴侣多延续了几年而已。

如果你相信一部艺术品应当不借助墙上的简介标签也能传递一切你应该知道的信息，那么我大概说服不了你。但是对我而言，无论是蒙娜丽莎、折扣服装店里的风景画还是iPhone手机，任何一件物品的含义都与其创作环境有关，而创作环境也会影响物品的意义。冈萨雷斯-托雷斯的很多作品都以可复制性为基础——例如一叠空白的纸或者一堆糖果，观众们可以从糖果堆中任意拿取。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扩散开来，同时出现在众多地点，还希望观众参与也成为艺术创作的一部分。对他来说，艺术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东西我也能做”，而在于“我想让你做这东西”。你对于他的作品的复制也是他的作品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他的作品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即便在他身后也是一样。今天你依然可以体验他的作品，甚至将他的作品带回家里。

下次当你说“这种东西我也能做出来”的时候，你真正想说的话以及我鼓励你应该说的话是这样的：“这件作品看上去并没有体现令人印象深刻的技能水平，而我认为技能水平才是艺术欣赏的标准。”我认为偏好那些体现了超凡脱俗的手工技艺的艺术品完全无可厚非。但是自从二十世纪初以来，一大批艺术家都曾经独辟蹊径，刻意避免展现手工技艺，而且他们的理由也很充足，例如为了颠覆当时的主流艺术趋势，质疑独特物体的价值；为了破坏艺术界的商业体系，创作出难以让有钱人收藏把玩的作品；或者为了重新思考艺术与生活之间的隔离。

二十世纪初期出现了所谓艺术“去技艺化”的讨论。去技艺化这个词最早用来形容机器与操纵机器的非熟练工取代熟练工的过程。工业化对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带来了全新的艺术品复制方式，更不用说照相技术的问世了。照相让人们开始质疑花费大量时间学习逼真绘画物体的意义。于是有些艺术家不再花费时间掌握某一种媒介，而是开始扩展这些媒介的边界，甚至将边界全盘抛弃，例如刻意采取平庸琐碎风格的雕塑，故意只使用入门技法的绘画，存心走简约路线的构图，等等。这些作品并非不需要技艺，而是需要不同于手工技能的另一套技艺——调查、推演、合作、探索新材料、激进理念。在生活当中，我们并不认为手工行业是唯一有价值的行业。同理，在艺术领域我们也应当重视那些并不关注手工技艺的作者的作品，因为他们关注创意的良好执行。他们的艺术创作侧重于将思想代入形式，或者让他人将思想代入形式，而不是形式本身。

下次你忍不住说“我也能做”的时候，应当在开口之前想一想“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怎样的环境使得我没有这么做却迫使他们非得这么做不可？怎样的环境使得他们不仅想到了这个理念，还将其付诸实施，并为其找到了观众？他们的创作过程发生在怎样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条件下？”你依然可以敬佩非凡的技艺，但是同时还可以敞开心胸，接受一个远远更广大的艺术世界。

二：为行为艺术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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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正在美术馆里观赏作品,。突然间你的眼角余光捕捉到了一阵骚动。不至于吧？你的额角流下一滴冷汗，赶紧寻找最近的逃生通道。可是已经太晚了，行为艺术已经开始发生了。为什么？为什么要侵犯我那珍贵的第四面墙呢？为什么我要被迫要承受这不可避免的尴尬呢？以下就是我们为行为艺术的辩护。

所谓行为艺术就是以人体为媒介或者以某种形式涉及现场行为的艺术、当然这没什么新鲜的。人类历来都有在彼此面前表演的传统，具体形式包括宗教仪式、讲故事、舞蹈、狂欢等等。但是随着艺术的演进，人们开始专门用艺术一词形容特定的物体，例如绘画与雕塑。现场行为属于另外的艺术门类，例如话剧、芭蕾舞与歌剧。可是从二十世纪以来，艺术家们开始探索能否将现场行为融入艺术作品。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意大利未来主义者了认为行为艺术是接触大众群体的唯一途径。他们举办了噪音音乐会，以及存心营造扰乱效果的剧场表演，旨在摧毁“艺术当中肃穆、神圣、严肃与崇高的特质。”你是不是认为这些艺术家都是疯子？未来主义者就是希望你能这么想。“人们使用‘疯人’这个词的用意是堵塞一切创新者的嘴，因此这个词理应被视为荣誉头衔。”

达达主义者同样拥抱了疯狂的特质。他们借助一战之后卡巴莱歌舞在德国的兴起为自己造势。雨果.鲍尔与妻子艾米.海宁斯于1916年在苏黎世开办了伏尔泰咖啡馆，邀请艺术家来到酒馆里进行各种类型的音乐表演与朗诵，谁也不知道随便哪个晚上会有什么节目演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包豪斯成为了全世界第一家提供行为艺术培训课程的机构，进一步巩固了行为艺术的地位。先锋主义剧场在欧洲遍地开花。早期超现实主义者安托南.阿尔托总结了他所谓的“残酷剧场”，主张让观众与景象直接交流，用行为将观众们吞没。“我们废弃了舞台与观众席，用单一的场地取而代之，不存在任何割裂两者的屏障，这就是行为的剧场。”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黑山学院成为了实验性跨学科艺术活动的温床。先锋派作曲家约翰.凯奇在这里开班授课并且安排跨门类合作艺术创作。凯奇告诉学生们，他认为音乐与禅宗佛教大有渊源，艺术不应当与生活隔离，而应当存在于生活行为当中，与生活的一切混乱、意外与偶尔的美丽相辅相成。凯奇作品的表演者们会收到大量留白的乐谱供他们自由发挥。他们的演出效果事先无法预测，事后也无法重复。黑山学院还传播了舞蹈家与编舞者摩斯.肯宁汉的革命性见解。他主张即便是走路站立这样的普通动作也可以被视为舞蹈。

二十世纪五十年抽象绘画的兴起强调了身体参与艺术创作的重要性。有一件显然却经常被人遗忘的事情：当你在观赏一幅风景油画的时候，每一幅画作都是对于过往曾经发生的动作系列的记录。但是自从杰克逊.波洛克以来，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了。用批评家哈罗德.罗森伯格的话来说，“一系列美国画家开始将画布视为表现行为的角斗场……换句话说落在画布上的并不是绘画，而是事件本身。”日本的具体美术协会将这个理念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白发一雄当着观众的面在泥水里裸体打滚，春上三郎冲破了一排纸糊的框架，田中敦子穿上了用电线缠绕而成的外套。在欧洲，伊夫.克莱因雇用女性人体模特在身上涂抹颜料，然后印在纸面上。

行为艺术并不要求我们走进房间观看过去事件的记录，而是将事件带到了此时此地你的身边。偶发艺术的创始者阿伦.卡普罗于1959年在鲁宾画廊举办了自己的第一次艺术实践。他在请柬上这样写道：“你将会成为偶发艺术的一部分，你将在参与的同时感受艺术。”受邀宾客们根本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他们不仅目击、而且也参与了一场结构松散的行为活动，然后就若有所思地离去了。卡普罗之所以将自己的艺术实践称作“偶发艺术”，是因为“这种事情是自发的，就这么发生了。”参与激浪运动的艺术家们将日常行为当成了一书，他们认为任何人都是艺术家，所有人都是艺术家。在1962年激浪艺术节上，本.帕特森进行了“低音提琴变奏”，即使用很多日常器物拨动大提琴琴弦。白南淮将自己的领带与头发泡在油漆桶中，然后在一条十三英尺长的纸上留下了一道拖曳痕迹。艾莉森.诺尔斯做了一大盘子沙拉并且当场分发了出去。

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一切都很好玩，但也有些人的态度非常严肃。约瑟夫.博伊斯不仅授课，还会编排戏剧化的行为，从而施行他所谓的“社会雕塑”理念。他的用意是改变人们的意识，相信艺术可以也应该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维也纳的年轻艺术家们兴起了所谓的行为主义，认为行为主义不仅是艺术形式，还是一种存在态度。赫尔曼.尼奇重现了古老的仪式，将其称作“出自美学的祈祷方式”。瓦莉.艾丝波尔将纸箱套在身上，用帘子遮挡住纸箱前方的开口，邀请观众从开口伸手进来触摸她的裸体。这种幽默却暗含机锋的行为质疑了针对女性身体的物化。

在动荡的六七十年代，行为艺术也奠定了自成一家的地位。民权主义与第二波女权主义都强调身体的政治意味，艺术家们则抓住了这一理念的潜能。1963年卡罗琳.舍尼曼这样解释道：“之所以要将我的身体当成绘画的延伸，是为了挑战与威胁恩准女性进入艺术种马俱乐部的权力界线。”通过行为艺术，女性身体、黑人身体、同性恋身体以及整合了多重身份的身体可以通过许多视角得到重新主张、重新肯定与公然体现，不再仅仅局限于白人男性的视角，而是将当事人自身的视角也考虑了进来。极简主义者关心现象学，或者说从特定视角触发的意识研究，行为艺术家也是一样。将活人身体插入艺术作品当中直截了当地动摇了普遍视角的幻觉。行为艺术主张每个人都是由事件、语言、历史与身份认同塑造的独立自我，永远处于变化当中。这些自我成为了绘画的组成部分，成为了承载绘画的画布，占据了空间与自然界当中的位置，为他者在空间当中找到了位置，执行了任务并且要求他者执行任务，建造了专门承载身体的结构，尾随了陌生人，接受了其他身份，提出问题，创造店铺，承担危险，测试自身的忍受力，将观众变成表演者，彻底融合了艺术与生活，探索了欲望、两性、性取向、异域情调以及艺术史表现的负担。

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行为艺术就在艺术节赢得了相对稳固的一席之地，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利用行为艺术讨论了范围广泛的问题。他们的艺术创作得到了记录与展示，但是总体而言始终抗拒着商业力量，使得艺术家们在经常具有压迫性质的市场体系之外找到了另外的创作方式。今天的行为艺术形式极为多样。卡卢普.林兹以名为“台湾”的替代自我的身份演唱歌曲。这个自我是一位神经质的女性，后来他又宣称这名女性已经死亡。珍妮弗.阿洛拉与吉列尔莫.卡尔萨迪利亚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让奥运体操选手在木制民航座椅复制品上面表演体操动作。瑞恩.麦克纳马拉公开学习舞蹈。凯特.吉尔摩将一栋板屋刷成粉色，每扇窗户后面都安排了一名白衣女子荡秋千。班尼特.米勒将一只腊肠狗摆在了联合国代表的席位上面。拉格纳.基亚尔坦松安排演员将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的最后一分钟内容反复演出了十二个小时。至于更经典的还有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著名作品《凝视》，邀请观众们排队与她本人对面而坐，四目对视。并不意外的是，说唱歌手Jay-Z也受到了阿布拉莫维奇的启发，将自己的MTV称作行为艺术影片。他认为：“音乐会基本上就是行为艺术，只不过表演场地不一样而已。”

行为艺术源自跨门类的思考方式，在不同门类之间的空白空间茁壮成长。你是否觉得艺术仅仅是有钱人精心策划的可笑骗局呢？许多行为艺术家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利用行为艺术有意识地触犯并且颠覆了传统，从内部改造了艺术。行为艺术源自人们想要将传统艺术形式的内在等级扁平化的愿望。倘若实现了这一点，艺术家就能直接触及受众，而不是必须借助受到密码束缚的形式或者必须在自身与观众之间隔一张画布。与其说人们想要创作行为艺术，倒不如说特定行为从各种已经无法容纳它们的艺术门类当中渗透了出来。就像任何其他艺术门类一样，行为艺术的好坏也要由你来衡量。欣赏行为艺术的关键在于要允许自己感到不安，承认自己感到怀疑、害怕、厌恶或者幽闭恐惧。行为艺术为你提供了思考空间，让你能想清楚你是谁，你在哪，你与那些不是你的人有什么关系。行为艺术能让我们思考任何特定空间或者地点的成文与不成文规则。如果你因为行为艺术感到不适，别忘了这正是艺术家原本的目的。不要急着离开。留下来，感受自己的不适，体验一下不明所以的神秘感，想一想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充分接受不适，接受未知。你本人，艺术家与艺术本身都将会因此而受益的。

三：为抽象主义辩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6hl5J47c3k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当人们试图创作艺术品的时候，都会试图将其制作成为身边现实物体看上去的样子。然后在大约一百年前，有一批艺术家决定不再这样做。他们的作品令人们大为惊骇：“这不是艺术！这不是艺术的目的！”面对这片全新的艺术领域，谁的手里也没有指南针，谁也不知道应当怎样诠释与欣赏此类艺术。抽象艺术如今已经不再如此令人震惊了，但依然令人感到困惑烦躁。我们要怎样应对与可识别物体完全脱节的艺术形式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以下就是我们为抽象艺术的辩护。

有一点现实很需要注意：我们并非直接一头扎进了彻底的抽象表现手法。J.M.W.透纳的作品表明现实世界当中的事物看上去往往也可以很抽象。惠斯勒的《夜曲》以及维克多.雨果的墨水画也体现了这一点。但是随着十九世纪的推进、工业革命的发展以及摄影技术的发明，欧洲与美国的城市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体现城市生活的艺术作品自然也会发生极大的变化。艺术家们越来越有兴趣以非自然的方式来描绘事物。他们依然以客观存在的事物为主题，但是开始对其加以抽象化处理，即总结风格、简化细节与扁平化特征。

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马蒂斯与安德烈.德朗开始以陌生的手法绘制常见事物。他们的色彩如此明亮，笔触如此粗犷，以至于评论家将他们并称为“野兽派”。毕加索与乔治.布拉克率先尝试了立体主义风格，他们绘制得也是日常物体，但是将其拆解成了几何形状，粉碎了画面的平面，并且同时展示了一个物体的多个侧面。立体主义超越了人眼在特定时间能够看到的全部内容，将多个不同视角与时刻融合在了一起，同时也使人注意到了画布本身的扁平特质。意大利未来主义者想要体现城市生活的速度与过度刺激，因此他们的绘画也体现了空间与时间的碰撞。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基希纳利用抽象笔法与浓艳的非现实色彩来描绘城市街头混乱焦虑的景象。与他同时代的佛朗兹.马克以及瓦西里.康定斯基声称自己的作品受到了非洲部落艺术、中世纪德国木版画、俄国民间绘画艺术、法国新艺术派以及儿童涂鸦的影响。马克选择抽象主义是为了描绘自然世界，而康定斯基的兴趣则是描绘精神世界。他声称自己的作品体现了“观者在画面上的形状与色彩组合的影响下的体验与感受。”对于他来说，抽象主义并不是现实主义的对立面，抽象就是现实。毕竟肉眼不可见的真实事物也有很多，例如情绪与意识就像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一样真实，或许也能用绘画体现出来。卡西米尔.马列维奇将自己的抽象艺术风格称作至上主义，声称自己笔下的几何图形及其布局体现了接近于零的内容，也为“至上的纯粹艺术感受”打下了基础。

在一战来临之前的几年里，上述名称各异的团体往往会让人们产生错觉，以为抽象艺术是一场步调一致或者有组织的运动，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抽象主义的确源自一张遍及全世界的艺术家网络，这些艺术家也的确在关注着彼此的作品。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瑞典艺术家希尔马.阿夫克林特早在1905年就开始绘制抽象作品了。她是所谓“五人组”的一员，这一群体经常举行降神会，借助绘画与各种精神进行沟通。阿夫克林特的抽象创作源自她对精神世界、密教崇拜与科学的兴趣，她还试图绘制新近的科学发现，例如电磁场、x光与红外线。神智学者安妮.贝赞特在1901年发布了一系列图像，将其称作“思想形态”。神智学者相信理念、情感与声音都会发出可见的气场，这些画作则体现了这一想法。

康定斯基与许多其他人都读到过贝赞特的文章，并且将音乐当成了绘画的对照。音乐可以按照自身的标准接受评判，完全不必承担表现实际事物的负担。康定斯基喜欢瓦格纳与勋伯格，保罗.克利喜欢巴赫。弗朗齐歇克.库普卡也在音乐与绘画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相信摆脱了分散精力的具体事物之后，艺术作品可以直接作用于灵魂。与此同时，罗伯特.德劳内却因为音乐与噪音而“大为骇然”，他还宣称：“我从来不会以数学方式发言，也从来不会与灵魂或者精神有什么牵扯。”他更关注色彩与对照的即时性与绘画现实，他的《日光盘》被人视为当时最纯粹的抽象作品。他的妻子索尼娅.德劳内为一部影响力极大的诗集绘制了插图，将抽象画与凸版印刷结合了起来。后来她又将这种风格延续到了绘画与时装领域。彼埃.蒙德里安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抽象方式，将他最喜欢的树木与建筑题材转化成了纵横交错的方格。蒙德里安抛弃了现实主义绘画的空间错觉，用他所谓的“真相”取而代之。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能简化成水平与垂直的线条，只需借助水平与垂直的二元对立就能描述整个世界的结构。所以抽象主义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

在充满创痛的一战期间，保罗.克利这样的艺术家有意识地背离了物质世界。1915年，被征召进德军的克利这样写道：“外部世界越可怕，艺术世界就越抽象。”战争结束后，克利与其他许多抽象派艺术家在1919年成立的包豪斯学院授课。她们的核心教学原则是技艺与艺术拥有平等的地位。他们还试图通过建筑、器物设计与艺术来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像这样对于形式与功能的双重强调也得到了特奥.凡.杜斯堡与荷兰风格派的采纳。这里出现了“可塑性极强的全新艺术，一种简化的几何风格，可以作为日常生活当中的普世审美语言。”抽象主义还通过对于偶然性的探索体现了出来。达达主义艺术家汉斯.阿尔普的创作方式就是将纸片洒在画布上，然后按照落下时候的样子做成拼接画。

当然抽象艺术并不仅仅局限于绘画领域，比如抽象雕塑在俄国就大行其道。著名雕塑家弗拉基米尔.塔特林在一战之前提出了“真实空间中的直实材料”理念。战后的亚历山大.罗德钦科在1921年将三幅单色绘画摆在一起展示，然后他写道：“都结束了，再也不会有其他的表现形式了。”然后他彻底抛弃了绘画与高雅艺术，转而加入了生产主义者的阵营，专注于设计宣传海报与广告，从而将艺术整合进生活当中。抽象画的事业还将会继续发展下去，而参与者的目的也各不相同埃尔.李西茨基、马斯登.哈特利、胡安.米罗、亚历山大.考尔德、阿希尔.戈尔基以及许许多多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共同推进了抽象主义的发展。在二战期间，很多欧洲艺术家都逃到了美国，例如约瑟夫与安妮.亚伯斯夫妇，费尔南德.莱热、蒙德里安、雅克.利普契兹、汉斯.霍夫曼、安德烈.马松、马克斯.恩斯特等等。他们将抽象艺术创作的新手法带到了美国。人们普遍认为，二战期间涌入美国的先锋艺术思想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抽象表现主义者在纽约取得成功的前提。抽象表现主义的许多参与者都喜欢从古代神话与上古文化当中寻求创作灵感，试图寻找超越时间的创作题材。他们还受到了荣格心理学以及爵士乐的影响。像这样基本上属于即兴创作的做法为作品赋予了直接即时的特质，旨在通过大尺度、充满动态的姿势或者面积巨大的色块触发强烈的情感。反应日本的具体美术协会也接受了将画布当作表现动作的角斗场的理念，白发一雄甚至用双脚来绘画。

抽象艺术的流派众多。海伦.弗兰肯特尔与莫里斯.路易斯代表了后绘画性抽象，硬边线抽象则可以用来形容埃斯沃兹.凯利、肯尼斯.诺兰德、菲拉斯.海因斯、艾格尼.马丁、艾德.莱因哈特的作品。此外还有欧普艺术与极简主义，后者将艺术蒸馏成了最基本的原材料。再往后还有后极简主义，强调采用非传统的创作材料与身体参与的创作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新表现主义，九十年代出现了概念抽象主义，等等。尽管说了这么多，但我们还是忽略了大量重要且有趣的艺术家与作品。但是随着我们跑步冲向现代，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众多艺术家处于各种不同的目的都曾经采用过抽象创作手法。如今的抽象艺术已经不再是破旧立新的手段了，但是对于那些有志创作的人们来说，抽象艺术依旧大有可为。今天最有表现力的抽象作品往往以创作媒介的传统为基础，对此前的创作方法进行循环再利用与重新诠释，从而创作出新事物。我们可以利用抽象艺术来思考科技的形式与功能，也可以通过对于质地与实体存在的强调来否认科技。此外抽象艺术还在不断地逼问我们，艺术创作的正确与错误方法分别是什么，究竟还有哪些打动眼球与心灵的全新方法。

很多人都在抱怨虚高的艺术品市场如何偏爱抽象艺术品。但是这一点包含着极为重要的事实：抽象艺术是包罗万象的艺术。抽象艺术不是单一的事物。它可以是一面镜子或者一扇窗口，可以根据时间、地点与观看者的身份来改变自身形象。既有优秀的抽象艺术，也有低劣的抽象艺术。但是抽象艺术具有极大的弹性，很容易加以诠释，因此才会受到市场的欢迎并且通行全球。优秀的抽象艺术值得长时间凝视，同一件作品的意味会随着你的转变而转变。但是如此宽广的内涵往往也会令人心焦气馁。但是只要将眼界放宽一些，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与世界互动的许多核心方式都是极为抽象的——宗教、市场、通货等等。人类自古以来就热爱抽象，早在原始人的洞穴里就出现了抽象几何图案。陶器与纺织物上的花纹也是抽象艺术的先驱。几何形状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不过经常被视为边角装饰或者低于艺术的手工艺。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抽象图案伴随了我们多么久，就会意识到这种叙事多么荒谬。抽象艺术不是凭空臆造的产物，而是探索与接纳的产物。如果换一个视角，恐怕从未采纳过抽象艺术的人类历史才是不可思议的。

四：为Kanye West辩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8cCSRIk9c8

2015年5月，Kanye West在芝加哥艺术学院接受了荣誉博士头衔并发表了演说。这一事件引发了很多评论家的尖刻评论。可是Kanye West为什么不值得被艺术界认真对待呢？姑且先不考虑他的音乐，让我们将Kanye West视为一位艺术家——不是嘻哈艺术家，也不是音乐家，而是一位跨门类新浪潮艺术家——并且看一看他的作品为什么理应在艺术学院与博物馆里拥有一席之地。丑话说在前面，Kanye根本不需要我们的认可，正因为如此他才配得上我们的认可。以下就是我们为Kanye的辩护。

1977年7月8日Kanye West生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母亲是英语系教授，父亲是摄影记者。父母离婚后Kanye随母亲来到芝加哥生活并在此度过了大部分童年时光。从小他就喜欢写诗作曲以及唱饶舌音乐，还学会了如何录制样片。Kanye在学校里成绩良好，不过最终还是从大学辍学从事音乐，逐渐成为一名成功的嘻哈音乐制作人，并且赢得了洛克菲勒畅销唱片奖。之后他又成功转型成为歌手并且一炮走红，剩下的情节大家都知道了。他的第一部个人专辑《College Dropout》发行于2004年。在这部作品以及随后一系列作品中他都体现了广泛取材的非凡能力。他的音乐不仅广受欢迎，也受到了同业与批评家们的称赞。

合作是他身为制作人时期的的核心创作原则。转型之后他依然吸引了一大批人才来丰富与反映自己的创作理念。与他合作过的歌手包括Lupe Fiasco、蕾哈娜以及保罗.麦卡特尼。Kanye对于自己作品的各个方面都极为关注，尤其是专辑封面设计。为他工作过的艺术家包括村上隆、乔治.康多、里卡多.堤西以及Kanye旗下的常任创意总监Dhanda。此外他还拍摄了许多实验性质的MTV，聘请斯派克.琼斯拍摄了《Flashing Lights》，《Otis》以及《Only One》，聘请史蒂夫.麦奎因为自己的《All Day I Feel Like That》拍摄了短片，并且在洛杉矶艺术博物馆播放。Kanye甚至还执导了有三十五分钟的短片《Runaway》， 菲利普.林担任服装设计，瓦妮莎.比克罗夫特担任艺术总监。Kanye与比克罗夫特曾多次合作，还请她为自己的2013年《Yeezus》专辑巡演设计了舞台布景。Kanye的表演艺术经常包括女性模特摆成的活体舞台造型。他这样评价比克罗夫特：“她是我的眼睛，是我的大脑的一部分。”她还为Kanye筹划了时装展示，让全体模特排成方阵一言不发地原地站立。Kanye坚持不懈地试图打入时尚领域，并且吸引了时尚圈核心人物的注意与偶尔的不屑一顾。Kanye设计的服装遵循极简中性原则，还借鉴了军装的元素，这些设计选择表明他很愿意让受众群体产生两极分化的观点，并且将关于种族的社会评论融入时装当中。

Kanye从不会错过打破疆界颠覆预期的机会。他不断改造自己的形象与音乐。他在2015年好莱坞露天剧场的演唱会上拒绝演奏热门歌曲，而是完整演唱了2008年的专辑《808s & Heartbreak》。他经常发表公开言论，而且自我意识极强，因此总是争议缠身。尽管Kanye经常遭受自恋的批评，但不可否认他的志向极大并且从不忌讳公开表白。他说话经常口无遮拦但从不口是心非。他相信公正并且急于抨击自己眼中的不公正现象，但是想法转变之后也不会耻于道歉。

自古以来艺术界就充满了自我膨胀之辈，Kanye只是新近的例子而已。但是Kanye也激励我们去做重要的事情，去从事能够影响别人生活的切实工作。当他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发言时曾说过，“这份荣誉会使你们的人生更加轻松。”他的话有两层意思：首先，身为Kanye校友的身份有助于学生打入艺术界；其次，有了Kanye的艺术界也会更加开放且少几分精英主义。

理想的艺术家应当有主见地创作，应当坚持立场并且勤于反思，应当不断进步并且引发讨论，应当博采众长并且自成一家，应当直抒胸臆而不是沦为公关公司的傀儡。我们绝不认为Kanye做什么都是艺术，我们也绝不打算支持他在2020年竞选美国总统。但是当他的作品与其他艺术相互参照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想到——他也鼓励我们这么想——视觉艺术以外的众多其他艺术门类当中还有哪些作品有资格进入美术馆。艺术界以外的人们越是参与艺术，艺术就越能获得补益，我们也越有机会让美术馆成为有趣、新颖且关系重大的场所。这样的美术馆旨在为真实存在的公众服务，而不是一味迎合仅仅存在于臆想当中的高雅公众。Kanye从未臆想过自己的受众群体，他的受众群体切实存在于我们身边，现在正是人们放下成见接受这一点的时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0eiycH077A

感谢大家。能够得到“皇帝光屁股奖”对我来说是极大的荣誉。这次获奖实在令我很意外，也让我觉得有些尴尬，因为我查询了历届获奖者名单，发现其中有很多人都切实地做出了改善世界的了不起事迹，在公共领域捍卫世俗主义。我是一名理论物理学家，我喜欢想事情而不是做事情（笑声）。所以我想我的获奖感言应该说什么呢？然后我想起来万圣节马上就要到了。吊诡的是，万圣节是自然主义者与无神论者群体最喜欢的节日。所以我挑选死亡作为这次演讲的主题。你们可能注意到了，我并不是研究死亡的专家，更不用说研究世俗主义的专家了，而且死亡还是个多少有些禁忌的话题。因此我决定降低一下难度，将这个话题引入我自己的研究领域，也顺便谈一下物理，因为物理总能让大家感到内心温暖（笑声）。

你可能会问，一名物理学家对死亡有哪些了解呢？我的工作与死亡有什么关系呢？几个月之前，我在纽约参加了一场辩论。我与Steven Novella一队，我们的论敌是Eben Alexander与Raymond Moody。我们的论题是“死亡并非最终结局”。Eben Alexander是一名神经医生，也是《纽约时代》榜上有名的畅销书作家。有一次他因为脑膜炎而陷入昏迷并且造访了天堂。我们知道这段经历是真实的，因为他亲口这样说，而且他的态度很诚恳（笑声）。Steven Novella与我尽我们所能地提供了科学证据。好消息是我们赢了这次辩论（掌声）。辩论举办方在辩论之前与之后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同意我方论点的人数在辩论之后的确增加了，可见人的思想是可以通过理性讨论加以改变的。不过大家可以看到还是有将近半数的人相信死亡并不是最终结局。这个理念确实很有说服力。

我们当然可以说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但是还有很多无神论者与自然主义者都认为我们无法确切主张人死后究竟有没有来生，因为我们没有证据。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确切主张人死后肯定没有来生（掌声）。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的论点如下。首先，人的思想意识是大脑的产物，在大脑活动以外没有思想意识。其次，大脑是由原子组成的。接下来这一条争议就比较大了，就连我都好些朋友都不认可，但我还是要说：我们知道原子的运作方式，原子的运作方式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是秘密了。而且由于原子运作方式的限制，当你死后作为你的信息是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让你成为你的知识、想法与理念并不会离开你的身体，而是会与组成你的身体的原子一起遭到埋葬或者火化。

我想简要说一下“我们知道原子的运作方式”是什么意思。无论怎样延展我们的想象力，我们都不能说自己知道一切物理定律。但是与组成人体的原子有关的物理定律我们已经全都知道了，我们已经不可能继续发现影响组成大脑的原子运作的全新物理定律了。这条论点很微妙，要是今天的演讲有三个小时，我肯定会和大家掰开揉碎地解释一下这些定律都是什么以及我们的底气为什么这么足，但这样的话我也会烦的。所以我决定还是祭出物理公式把大家全都吓倒好了（笑声）。这一条公式就总结了所有用来理解大脑当中原子运动的定律，以及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能量、物质与尺度。这个公式涵盖了量子力学、时空结构、重力、包括电磁力与核力在内的其他作用力、包括电子与夸克在内的物质以及希格斯粒子。物理学定律为其他事物留下了充分的空间，比方说我们依然不知道黑洞如何运作。我不想说物理学已经没什么搞头了，我就是一名物理学家，暂时我还退休不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让我们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如果的确存在着其他类型的作用力、粒子与场，那么它们肯定影响不了你的大脑当中的原子。它们要么太弱，以至于产生不了什么作用，要么就早已被我们找到了。

我这话别人一般都听不懂，所以我要重复一遍以上论述的核心：我并不想说我们已经理解了全部物理定律，我不想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以外的物理学领域无法做出新的发现，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基本物理定律怎样在宏观层面上产生了如此复杂的现象，例如青蛙、生态系统以及银河系的旋臂。科学领域还有无数艰巨工作需要完成，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基本框架，我们将其称作量子场理论。量子场理论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而目前现有的所有证据都支持量子场理论。假如量子场理论是对的，那么除了我们已经发现的方式之外就不可能再有其他全新的影响大脑原子运作的方式，作为你的信息也不可能在你死后继续保留下来。就算Eben Alexander的书卖得比我多得多，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对于那些声称自己有证据证明死后有来生的人们，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会向他们呈现两个选项，他们选哪个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意识到自己选的是什么。选项一，某些尚未得到明确定义、不遵从已知任何物理学定律的超自然物质与大脑原子产生了互动，而且此类互动躲过了科学史上一切受控试验的探查；选项二，人们在濒死时会产生幻觉（笑声，掌声）。我请大家考虑一下这两个选项，当然这种事就没有必要送交最高法院了，因为他们经常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是除了那些号称自己去过天堂并且著书立说的人们之外——因为显然他们已经肩负了宣扬天堂的任务——我们还可以采取更科学的态度。既然人体是由原子构成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原子的运动方式，那么生命究竟是什么呢？这个源自基本粒子的运动与互动的复杂的非基本现象究竟是什么呢？

埃尔温.薛定谔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在纳粹掌控奥地利之前，有很多著名物理学家都逃跑了，原因要么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要么因为自己的朋友是犹太人，要么是极端厌恶纳粹政权对待犹太人的方式。薛定谔也逃跑了，原因是包养情妇开销太高（笑声）。于是他满世界找工作，终于在爱尔兰圣三一学院求得一份教职。于是他搬到爱尔兰并且成为了一名生物学家，在此期间他写了一本书，名叫《生命是什么》。这本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预见了很多我们发现DNA与基因编码之后才得出来的科学结论。这就是物理学家的思考方式。不过他也试图回答自己在标题当中提出的问题：一团物质怎样才算是“活着”呢？他提出了非常有趣且引人思考的回答：如果某团物质在理应停止之后很久还在运动，那么这团物质就算有生命（笑声）。好比说你养了一只小鸡，只要你不停的给小鸡喂食，它就会到处乱跑扑扇翅膀。小鸡死后就会停止运动，身体也会腐败分解，回归大地。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让生命体到处乱跑乱叫呢？他的答案是我最喜欢的一条物理定律，也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或者封闭体系的熵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持续增加。熵就是衡量事物混乱无序的标准。把完整的鸡蛋打碎是很容易的，让打碎的鸡蛋回归完整就很难了；将生鸡蛋打碎做成炒蛋很容易，将炒蛋还原成完整的生鸡蛋就很难了，而且这个过程肯定不会自发进行。

这是一条非常深刻的物理定律，在社会、个人以及科学层面都牢牢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此外也为创造论者提供了口实。“既然有一条著名科学定律告诉我们一切事物都会崩坏，一切事物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缺乏组织性，宇宙最终会归于热寂，那么你怎么能指望我相信，所有这些令人惊叹经常的复杂性——生物体，生物圈，还有你们这些人总在念叨的进化——完全是从毫无秩序可言的史前泥浆当中自发形成的呢？”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方式。第一种是简单正确的回答：封闭系统。地球并不是封闭系统。网上有个取笑创造论者的段子：“物理学家总是声称地球不是封闭系统，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如果地球当真不是一个封闭系统，我们的天空就应该悬挂着一个硕大的能量球（笑声），这么好的好事一听就不可能是真的。”第二个回答要更加精细一些：生命在地球上的出现确实在字面上违法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但是并没有违反这条定律的精神。

为什么复杂精密的生命体会通过毫无个性的物理学活动产生出来呢？如果说物理运动有趋势的话，那也应该是通向混乱无序的趋势啊。罗杰.彭罗斯画过一幅画，画面上的太阳是冰冷天空中的一个热点。假如整个地球表面天空的温度全都是白天的温度，地球就会接收到多得多的能量，但是地表的温度也会很快上升到与太阳温度一致，那时候我们都得烤死。假如整个地球表面天空的温度全都是夜晚的温度，地表温度就会很快下降，那时候我们都得冻死。地球上之所以有生命，是因为太阳是冰冷天空当中的一个热点，因此我们从太阳那里得到了有序的第一手能量，这样的能量能用来做有用功，例如光合作用与开大会。这些活动都会导致能量降级。我们提高了太阳能量的熵值，并且将提高的熵返还给了宇宙。我们从太阳接受一个光子，就会向宇宙辐射二十个光子，与此同时我们利用了每个光子的能量的二十分之一。换句话说我们从太阳获得了多少能量就会向宇宙返还多少能量。太阳不是能量来源，而是低熵能量来源。我们用低熵能源来维持生命并且进行各种生命活动。

不仅仅在生物圈是这样，在整个宇宙都是这样。请让我带领大家回顾一下宇宙的历史。这是一张宇宙大爆炸之后一秒钟的照片，完全是白茫茫一片。大爆炸发生在137亿年前，有时候有人会将大爆炸描述成为纯黑背景上的一个白点，这个意象完全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意象表明大爆炸发生在原本就存在的时空结构当中，事实上大爆炸是整个宇宙从无到有的过程。大爆炸之后一秒钟的宇宙温度很高，密度很大，到处都很光滑均匀，到处都很明亮。大爆炸过去38万年之后，宇宙终于透明了。现在这张照片是宇宙微波背景照片，我们能看到各种结构正在逐渐形成，宇宙正在变得越来越异质化，越来越不均匀。照片上蓝点的密度比较小，红点和绿点的密度比较大。随着时间的流逝，万有引力会进一步加剧密度的差异。然后就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美丽的宇宙，有各种星系、恒星与超星系团。第三张照片是哈勃望远镜拍摄的10的10次方年之后的宇宙，这是人类所拍摄过的最深刻也最美丽的照片。你只要将天文望远镜指向天空的空白一点并且打开快门，而且这部望远镜的功能像哈勃望远镜一样强大，你就能看到这幅景象。我们生活一个具有上万亿星系的宇宙当中，谁知道哪颗行星上的外星人正在召开大会，争取当地环境当中的政教分离呢？我们经常听到的故事声称这就是宇宙的结局，可是并非如此。就算人类灭绝之后宇宙还会继续进化。第四张图片是10的15次方年之后的宇宙，此时所有的恒星都已经燃烧殆尽，最后一颗恒星已经熄灭，宇宙当中只剩下了冰冷的岩石与黑洞。但就算这样也不是最终结局。所有的岩石与恒星残骸都会落入黑洞当中，而且斯蒂芬.霍金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告诉我们黑洞不会永远存在，而是会向外辐射并最终蒸发消失。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一谷歌年之久，这里的谷歌是计数单位，也就是10的100次方。这时最后一个黑洞也会蒸发殆尽，剩下的就只有空荡荡的空间。我们现在的理论认为空间会永远存在下去，这就是宇宙的历史。

将这五张图片放在一起，大家会注意到熵值一直随着宇宙膨胀而不断增加。大爆炸刚刚发生之后宇宙之所以如此顺滑是因为当时的宇宙高度有序，密度极高。这样的状态极其罕见，也非常微妙。随着熵增，宇宙当中出现了各种结构，恒星闪亮熄灭，人类生老病死。最终宇宙陷入了一片虚空，熵值达到了最高点。但是复杂性——也就是物质的组织方式——又是另一回事了。大爆炸刚结束时的宇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地方，一谷歌年之后宇宙又会成为一个非常简单的地方。在此期间正是熵增的过程使得宇宙具有了复杂性，行星、恒星、星系与有机体正是因为熵增才得以产生。这样的过程并非偶然，而是由宇宙的本质决定的。熵值只会增加，而复杂性却会先升后降，直到达到热平衡状态为止。

因此对于创造论者的质疑，正确的答案应该是这样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不仅允许地球上产生生命这样的复杂结构，而且生命这样的复杂结构之所以能够在地球上产生正是拜热力学第二定律所赐。一切生命都寄生在熵增过程上面。我们是熵增浪头上的冲浪者，直到被浪头冲上永恒虚空的海岸为止。在这一点上宇宙其实并不特殊，一杯加牛奶的咖啡都能体现这个过程。刚刚将牛奶加入咖啡的时候，牛奶在上层，咖啡在下层，这是低熵状态，组织性很强，状态很简单。假如你将牛奶与咖啡彻底混合起来，熵值就增加了，状态也很简单。只有在中间阶段我们才能看到牛奶的触须千回百转地伸进咖啡当中，这时候才有复杂性。这些位于简单开始与简单结束之间的扭结触须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宇宙从简单到简单的过程中暂时爆发出来的结构与组织。

几年前我乘飞机出门，邻座碰巧是地质化学家Michael Russel。他看过我的几篇论文，于是对我说：“生命的意义是吧？那还不简单？生命的意义就是氢化二氧化碳。”（笑声）地球早期大气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的熵值比较低。地球大气很想转换成为熵值较高的状态，也就是将二氧化碳变成甲烷。但是二氧化碳无法直接转化成甲烷，只能通过一系列复杂化学反应。早期海洋当中偶尔出现了能够进行全套化学反应的结构，这个增加大气熵值的结构就成了一切地球生命的祖先。这样的见解不仅对于科学的生命观念至关重要，而且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至关重要。当我与Eben Alexander以及Raymond Moody辩论的时候，不支持我们这一边的观众们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死亡之后你去哪里了？不是说能量守恒吗？那么组成你的能量难道消失了吗？”生命并不是能量，不是作用力，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而是一套化学反应。所谓人死如灯灭，熄灭蜡烛之后能量并没有转移到别处，只是导致燃烧的化学反应停止了而已。你死了以后同样哪里都不会去，你只是不再发生了而已。按照HBO招牌剧集的说法就是“凡人终将不再发生”。

只要等待的时间足够长，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热均衡那一天。地球上的医学技术完全有可能极大延长人类寿命，人类完全可以活上几千甚至几万年而不违反任何基本物理学定律。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就像地球上的其他哺乳动物一样，我们人类也拥有十五亿次心跳，跳完之后我们就该走了。所以我才说来生是虚伪的慰藉，希望人生会永远持续下去的一厢情愿并不正确，天堂是一个很糟糕的主意。很多诗人与歌词作家早就看穿了这一点，因为天堂就是热均衡的最终状态，在天堂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只有无聊。David Byrne知道，“天堂就是永远无所事事之地。”Lenoard Cohen也知道，“这个地方就像周六晚上的天堂一样死气沉沉。”我宁可在周六晚上与你们这些不信者一起讨论各种话题也不愿与天使在天堂里消磨时光（掌声）。

在《10又1/2章世界史》的最后一章，作者朱利安.巴恩斯描述了他心目当中的天堂。故事主人公是一位死后上了天堂的英国蓝领工人，天堂的导游向他解释道，天堂里的人们可以想做自己想做的一切事情，但是必须自己想清楚自己想干什么，你的想象力与提问能力决定了你能拥有什么东西，我们不会向你提出任何建议。于是主人公说：“我想打高尔夫球，我想与美女上床。”接来的几百年里他不断完善了这两门技艺。他睡遍了各种女性，解锁了各种姿势；他将球技磨练得出神入化，随便挥一挥就能一球进洞。然后他就厌倦了。于是导游对他说：“在这里每个人都还有一项选择，就是真正的死亡。”“那么有多少人会这么选呢？”“到头来所有人都会这么选的。”（笑声）相信永恒完满的存在方式确实存在是错误的想法。我们的生命转瞬即逝，由熵增驱动，这其中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不存在完美的生活方式。

不仅仅天堂是个坏主意，就连幸福都是个坏主意。请不要误会，我喜欢幸福，而且我现在也还算幸福。我所反对的是盲目迷恋幸福。《纽约时代》畅销书榜上除了证明天堂确实存在的书就是指导人们追求幸福的书，介绍天文学的书却没有多少。我们错误地认为自己可以达到永久幸福的状态，但是自然的本质就是运动、改变与进化，因此不可能存在完美的生存方式。心理学当中有一种所谓“享乐主义跑步机”的说法。心理学家衡量了人们在经历足以改变人生的大事之前与之后的态度：好比说你赢了一张彩票，你的幸福感会陡然上升，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逐渐下降，一直恢复到赢得彩票之前为止；假如你因为车祸而全身瘫痪，你的幸福感也会陡然下降，然后再逐渐上升，直到几年之后恢复到车祸之前的水平为止。你尽管可以谈论这其中的生物化学道理，例如多巴胺怎样作用于大脑，但是这一切都反映了我们最根本的认识弊端：我们不可能实现完美永恒的幸福，因为完美永恒就意味着毫无改变，而毫无改变的状态非常无聊，根本不可能使人幸福。这就是幸福与完美永恒之间的根本矛盾。

穆里尔.鲁凯泽说过我本人最欣赏的一句话：“宇宙是由故事组成的，而不是由原子组成的。”鲁凯泽并不反对科学，她还曾经为十九世纪美国科学家威拉德.吉布斯撰写过精彩的传记。她真正想说的是，假如你在星巴克与其他人第一次约会，对方说“向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吧”，你肯定不会把组成你身体的每一个原子都列成清单给对方过目（笑声）——当然在我执教的加州理工真有人这么玩，他们觉得这么做挺性感的——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更加大而化之的叙述方式，选择向对方讲故事。就是故事让我们的人生有了意义。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达到某一种状态并且停留在里面不出来。一切故事都有起承转合，根据物理学定律故事必然要结束，而故事的精彩程度才是人生成功与否的标志。

当然我并不想贬低伴随着死亡的真切悲伤。我们都失去过亲朋好友，亲近之人的逝去会令你感到非常伤心，这并没有错。失去我们关心的人的确很值得伤心。就算明知死亡不可避免，死亡带来的悲痛也不会减弱，但是这一认知确实能影响你应对死亡的方式。我讲个不太体贴的笑话吧：“我儿子得了癌症，我觉得这应该是全世界最令我心碎的事情了，然后我也得了癌症。”（笑声）这个笑话让我想起了巴黎的人骨地下城。巴黎街道下方有一片绵延几百英里的隧道，里面堆满了上百万人的骨骸。因为十七十八世纪的人们不太擅长修建墓地，雨水经常会冲开坟茔，将骨骸漂到街道上来。于是他们就将全市墓地的骨骸全都挖出来，集中存放在了地下隧道里面。这里的确是一个肃穆阴森的场合，但是巴黎人的态度却与美国人截然不同。除了人固有一死的严肃气氛，地下城里还有些无厘头取乐的氛围。例如摆放骨骸的人会用头骨摆出心形，还会在墙上写下各种格言诗句。有一条诗句粗略翻译一下是这个意思：“地面的一切都会如此结束/精神、美丽、气质、才能/如同鲜花一样易逝/最轻微的微风也会将其吹散。”换句话就是“别看你现在跳的欢，早晚给你拉清单。”死亡是必然发生的，死亡是很严肃的，严肃对待死亡是很正确的态度。但是死亡之所以严肃是因为生命非常重要。我们的人生不是彩排，而是唯一一次的正式演出。（掌声）

最后我想让大家看一看我本人最喜欢的宇宙图片。我一直跟别人这么说：早晚有一天会有人给我整整一个小时的演讲时间，到时候我会将房间的灯光全都调暗，将这幅图片投放在大屏幕上，然后就一言不发地站到一旁，与观众们一起盯着这张图片沉思一个小时。宇宙会让人深切地感到自身的渺小与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尽管微不足道，却依旧非同寻常。诚然，我们只是原子的组合，但我们这堆原子组合却能够反躬自省，能够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能够撰写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的生命不可能永远存在，所以生命才如此重要。谢谢大家。（掌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_rCbrbzYLw

很有幸在大会闭幕当天演讲。大家玩得怎么样？是否缔结了持续一生的友谊？是否放开肚量享用了会场提供的免费茶点？我恐怕要让大家失望了，因为今天我的讲话速度不会特别快，因为我现在并不在工作。我也没带幻灯片，只能靠嘴说。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名游戏批评家。一年半以前，我终于摆脱了女友与工作的奴役，希望找一个由头来发泄一下心中的喜悦之情（笑声）。于是我制作了一批质量标准极高的短片，称其为“零标点”系列片。这些短片很受欢迎，以至于我与赞助商签署了协议，然后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一脸懵逼地站在刺眼的聚光灯下，面对着冷漠挑剔的观众目光，有些观众以前大概还在网上骂战当中被我喷过（笑声）。对我来说，在Game Connect大会上发言的感觉确实很怪。我知道我的视频观众群体包括一大批职业游戏开发人员，不过我实在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对我的想法感兴趣。从小电子游戏就令我着迷。我曾经在纸上写下各种游戏创意。游戏设计是我的梦想，专业游戏设计师在我心中都是些活在传说里的人物。二十年后我却要告诉整整一屋子游戏设计师们怎样工作。

那么好游戏的组成因素有哪些呢？光看看这个问题就能把人吓死了。字面上看来如此简单，仔细想想却又那么复杂。并没有什么保证能做出好游戏的神奇秘方，每一位制作人都有自己的口味偏好，每一款游戏都试图尝试不一样的内容。我可以大讲特讲难度曲线与浸入式故事，但是这样做就等于将一件在我看来必须整体对待的事物砸成了碎片。这就是我看待游戏的方式。首先，我并不会测评游戏，因为我并不是一名产品测评员。产品测评员的工作对象不是游戏，而是剪草机。他们会将剪草机大卸八块，将零件铺满一地，他们会称量刀片的重量，计算剪草的效率，并且根据草坪的整齐程度为剪草机进行满分十分的打分。如今的游戏测评也有倾向这个方向的趋势。画面8/10，音效6/10，爆头效果血腥程度10/10。我认为这样的打分方式完全跑偏了，就好像按照画框的雕工与漆工来评判《蒙娜丽莎》的艺术价值一样。我更喜欢别人将我称作游戏批评家，因为批评的对象不是产品，而是艺术品。

每当我宣称“游戏是艺术”的时候，难免总会有人窃笑几声。“又是这一套，”他们说。“快看那个宅里宅气的死宅，无关紧要的小事就能让他激动得满头大汗。”如果全心投入自己心爱的事物就是宅男的定义，那么我宁肯做一位心满意足的宅男，也不愿变成像您这样冷淡乏味、空有人形的皮囊（笑声）。游戏确实是目前最令人兴奋的行业。我热爱玩真正好游戏的感觉，我也热爱玩真正坏游戏的感觉。因为憎恨也是激情的表现形式，撰写充满憎恨的游戏测评文章就像顺畅排泄一样舒爽。我真正不能容忍的是批评那些不上不下的平庸游戏，那些没什么大毛病但就是让人不痛快的游戏。你花了八个小时，仅仅是在一团各项功能完全正常的迷雾里兜圈子。

此类游戏待会儿再说。就目前而言，游戏是艺术。我不理解游戏如果不是艺术还能是什么。一切人类造物只能分成两类，一类是工具，另一类是艺术。有用的就是工具，没用的就是艺术。游戏无法带来任何实际好处，所以肯定不算工具。当然你可以辩称游戏多少还有些用处。如果你希望说服你妈为你买一台主机，你可以说游戏能锻炼神经反应。如果你是机器人，游戏还能测试系统稳定性（笑声）。但是游戏尽管可以具备一定的功能，但是游戏的主要目的还是探索人类情绪与同理心。同理心对于游戏的重要性恐怕要超过其他一切媒体，因为无论书籍还是电影都不会要求你将自身直接代入主角的角色。这就是评判游戏好坏的标准之一。假如游戏的卖点是剧情，那么游戏能否让我关心故事的结局？假如游戏的卖点是玩法，那么游戏能否让我介意自身水平的好坏？你当然可以谈论画质音效等等方面，但是归根结底我们总要回到那个压倒一切的问题上来：“这个游戏究竟关我屁事？”

我玩《银河飞将》玩的很烂，第一关都打不过去，只要几分钟我的战机就会被炸成一片混杂着金属碎片与血肉残肢的云雾。然后哀乐响起，屏幕上出现了葬礼的过场动画，高贵的指挥官为一位连姓氏都没有的飞行员发表了坚毅的悼词。这一幕总会让我像个孩子一样哭出来，当然当时我也确实是个孩子。我哥哥拿这件事笑话了我很久。可是我为什么这么伤心呢？让我如此伤心的游戏角色从没露过正脸，从屏幕上只能看见他的膝盖与操纵方向杆的双手。如果某部电影的角色从始至终仅仅露出膝盖与双手，观众们肯定会很不以为然。我当然可以重新开始游戏，赋予主角一条全新的生命，但是我依然无法忘却刚才正是我的无能与笨拙害死了他。这正是货真价实的情感反应，远比电影电视更能打动我。

再举一个更切近的例子。最近我玩了《科南时代》。我与一位身穿三点装的女性进行了一番交谈。我看着她那美丽的造型死板地站在地上，下巴在对话的时候一开一合地运动，偶尔扭扭腰肢，撩撩头发。她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还要做任务，赶紧向我介绍任务吧，巴拉巴拉拉……”此时这个女人已经不再是故事里的角色了，而是一堆喋喋不休的几何形状。我认为这个现象可以用恐怖谷理论来解释：接近现实但是并非完全契合现实的模仿往往会令人不安。毕加索风格的街机像素人物就是个好例子。尽管像素时代的游戏角色画质一看就是低水平科技的产物，但是却远远更有趣且更有表现力。

这里的关键在于浸入。玩家就是游戏的全部存在意义，因此吸引玩家至关重要。《科南时代》将玩家排斥到了浸入体验之外，迫使他们关注游戏的单个机制而不是整体体验。最好的游戏过场动画就是让你注意不到的过场动画。所以回到最紧要最关键的论点，所谓好游戏一般来说就是让人看不到游戏的游戏。这样的游戏超越了6/10的画质打分，超越了对于各种游戏组成元素的评判，达到了整体大于各个部分之和的效果，击穿了玩家的心防，唤起了他们的同理心，让他们觉得自己并非仅仅是在乱按按钮，操纵化身在一片零与一当中辗转腾挪，而是亲身参与了一起事件。

换句话说，好游戏就是有灵魂的游戏。但是很多游戏开发的基本做法似乎都会危及游戏的灵魂。我觉得这就是如今主流游戏的根本问题。关键在于个人的激情。我们这个世代的游戏主机都是些性能惊人的庞然巨物——当然等到二十年后脑后插管成为主流游戏方式的时候，今天的主机也一定会成为讽刺奚落的对象，但是按照如今的标准，用“强大”二字来形容它们并不为过。这样一来游戏开发人员就肩负了充分利用硬件性能的责任。因此各家主机都养成了对于游戏画质的偏见，假如游戏画面的光线做不到栩栩如生，假如景深比非洲大陆的尺寸小了一星半点，主机就会对其嗤之以鼻。这样一来主流游戏开发领域就只剩下了财大气粗的大公司。《半条命2》的制作团队里有二十个人专门负责调整主角外套的颜色。来自发烧友卧室的小成本游戏远离行业潮头的时间已经太久了。相当一部分灵气似乎也随它们一起逝去了。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实验。受试者坐在一间隔间里，通过听筒收听隔壁隔间里的另一个人讲话。然后这个人突然宣称自己胸口疼，接着就不出声了。一部分受试者被告知他们是唯一一个收听此人讲话的人，另一部分受试者则被告知有很多人都都在收听这个人说话。实验表明，前一组人更容易离开隔间去隔壁救人，后一组人更倾向于原地不动，希望别人出手援救。特里.普拉切特曾经说过，要想知道一群人的智商，只要将其中最愚笨的人的智商除以总人数就行了。我认为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游戏开发，因为游戏的开发过程也会遭受胸口疼并且不再作声。

我测评的游戏越多，分辨那些由委员会集体设计的游戏也就越容易。很难说这种游戏有什么显而易见的突出特质。你只会觉得这款游戏在按部就班地展开，从头到尾都有些不对劲，有些平淡无味。委员会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这样那样的创意，但没有哪一个成员会承担全部责任。没有哪个人会斩钉截铁地说：“不行，BOSS战放在这里会打乱节奏”或者“这段对白必须重新写一遍，原来的对白就像蠢猪拱出来的一样”。大型公司似乎认为，投入的人力财力越多，最终的游戏质量也就越高。的确，高昂的人力财力可以保证优美的画质，流畅的物理引擎，甚至一两个隐藏起来的优秀卖点。但是委员会游戏总让人觉得委员会里每一个人的标准都不算太高，都会将“这就不错了”这句话说得略微早一点。

从《光晕》到《GTA4》再到《辐射3》，这些游戏看上去全都容光焕发，游戏的玩法也没有特别不对的地方，但是这些主流游戏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单调乏味，欠缺灵魂。这种感觉渗透在每一处小细节：这里的情节有点仓促，那里的对话有点唐突，多余投资的铜臭挥之不去，恨不能将砸进去的每一美元都在屏幕上展现出来，迫使玩家叹为观止，至于游戏节奏与精细含义就顾不得了。这就是企业文化的标志。一款游戏有几百人共同开发，每个人都能非常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但却没有一个人能拍着胸脯说：“这款游戏是我做出来的。”我宁肯玩一款独立人格研发出来的坏游戏，也不愿意玩一款由委员会集体看法的还不错的游戏。《神鬼传奇》算不上一款好游戏，游戏设计只能用支离玻碎来形容。但是设计师Peter Molynuex对于这款游戏的激情却一点也不掺假，光芒万丈地映照了整个游戏。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游戏设计界的文艺复兴时期。休闲游戏与小成本游戏正在越来越受欢迎。玩家们确实喜欢这些小制作身上的灵光闪现，灵光则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品牌或者仅仅为了满足创作欲望而设计游戏的单独个人。游戏设计需要减少委员会的参与，加强个人因素。好游戏的驱动力应当是一个视野清楚、他知道什么合适什么不合适的个人。所谓游戏的灵魂实际上就是实际存在的个人的灵魂。一位个人越是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愿景，灵魂分裂的份数也就越多。归根结底，如果要为我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提供一句话的简要回答，那么一切好游戏都是双主角游戏：一位主角是玩家，另一位主角则是设计师。就说这么多吧，谢谢大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ucVNYQNGAs

大卫.布鲁克斯（以下简称布）：今天我们来谈一下角色，尤其是艾伦如何塑造角色。第一个问题，你在塑造角色的时候会在撰写对白之前先创作这个角色的简短生平吗？你的角色有真人原型吗？

艾伦.索金（以下简称索）：我并不会这么做，不过确实有其他人这样做。必须要指出的是，塑造角色并没有一定之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就我来说，与其向观众介绍一个角色是谁，倒不如让观众看到这个角色想要什么。简而言之就是意图与障碍：某人想要某样东西，其他人或者事物挡住了他的路。他可能想追求女孩，追求财富，想要搬到费城居住。具体目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角色想要实现目标——如果他还需要实现目标就更好了——但是他遇到了很大的障碍。他为了克服障碍所采取的策略界定了他的为人。就好像挂上饰品的小树才能称之为圣诞树一样。

布：你的角色的欲望是否来自人口群体的一般特征呢？

索：你说欲望实际上是指意图吧，的确是这样。你说“人口群体的一般特征”，我觉得你想说的是特征提取。这种做法有点像土豆头先生，一个主体搭配一堆组成四肢与五官的各种零件。如果一个角色真能凭借组装创造出来的话，组装过程也肯定是创作的最后一步。角色的欲望与排除障碍所采取的策略才是定义这个角色的根本。

布：我觉得《玩具总动员》对于土豆头先生的塑造还是挺成功的。

索：没错。你看一下《玩具总动员》里的角色，从伍迪以下所有玩具都有东西。他们最大的欲望就是陪伴它们的主人安迪。他们要满足自己身为玩具的本质，也就是让孩子们高兴。它们遇到了各种障碍，克服障碍的过程也彰显了它们各自的个性。

布：你认为如此强烈的意图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人们身上很常见吗？还是说这只是你用来创作戏剧故事的笔法呢？

索：问得好。让我这么说吧，如果你觉得我没说清楚就告诉我。人的特质与角色的特质几乎毫无共同之处。我知道看上去并非如此，因为真人与角色看上去很相似。但是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不会说对白。他们的日常生活并不是一系列依次展开的场景。戏剧的规则与生活的本质相差极大。

布：莎士比亚也是这样吗？

索：尤其是这样，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说话可不会押韵。（笑声）

布：曼哈顿下城区的人们说话也挺押韵的。（笑声）

索：我的作品追求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我的角色多少都有些堂吉诃德的气质。他们将会反复失败，反复跌倒。不计利钝地做正确的事情本身就很浪漫。

布：你觉得你有道德动机吗？你的创作是为了改善世界还是仅仅为了描述世界呢？

索：你这算是问着了。因为我的写作方式以及写作题材——比如《白宫风云》以及《新闻编辑室》——人们很容易觉得我是在说教。“这才是事情的正确解决方式，只要所有人都遵循我的想法，遵循我的角色的做法来说，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这根本不是我在创作时的想法。我并不想推荐特定的路线，更不用说政治路线了。当然老实说我还是有政治诉求的。十一岁那年我暗恋上了一位六年级女生珍妮.莱文。放学以后她在当地的乔治.麦戈文竞选分部担任志愿者，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去。有一个周日，他们用大巴车把我们全都拉到了白原，因为尼克松的竞选车队将要从我们那里开过去。我们手里拿着支持麦戈文的牌子等在那里，这时有一个年龄肯定已经有一百四十三岁的老太太从我背后猛然冲过来，从我手里夺过牌子使劲砸我的头，然后又扔在地上使劲踩。我唯一的政治诉求就是一条渺茫的希望：我希望那个老太太至今还健在，好让我把她活活气死。（笑声，掌声）

布：你还在脸书上关注珍妮.莱文的近况吗？

索：信不信由你，我没有脸书账户。我在为《社交网络》撰写剧本的时候玩过一段时间脸书。我并没有排斥脸书的好理由。不过我同样也没有非得使用脸书不可的好理由。你说的对，我确实不介意了解一下珍妮最近怎么样了。（笑声）

布：谁借他手机用一下。（笑声）你向来以撰写对白而出名，那么你的对白是怎样成型的呢？

索：当别人问我撰写一部电影剧本需要多长时间的时候，答案往往是好几年。但是在旁观者看来，在这段时间里你的大部分行为都不算写作，看上去我只是躺在沙发上看体育节目而已。实际上我是在向意图障碍的祭坛献上祭品。意图与障碍是汽车的驱动轴。确定了这一点之后就可以进一步去做更有趣的事情了，对我来说就是写对白。我喜欢对白，因为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带我去剧院看戏。很多时候他们带我看的戏过于艰深，以我当时的年龄根本无法理解。九岁的时候我就看过了《谁会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笑声）。我完全看不懂情节，但是我很欣赏对白的声音，在我听来就像音乐一样。从那以后我一直试图模仿这种声音。情节是我的弱项。我觉得情节就是对于我真正想做的事情——也就是写对白——的必要干扰，因为没有情节也就没有对白。我要让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谁要什么，什么碍事”这八个字，然后才能动手。如果一个房间里有两个人，这两个人的意见必须不一致。事由不必大，可以仅仅是当时的正确时间，但是他们必须意见不一。从这里出发我就能继续写下去。以《社交网络》为例，我一开始就在脑海中想好了整部剧本的前三分之一。其实我经常先写开头再想结尾。我也希望我一开始就知道结尾，可是我实在等不了这么久，只能先写下去再说，希望结尾会自己冒出来。总之我想好了剧本的前三分之一，而且我很清楚第一幕的内容：第一幕必须发生在某所大学的校内酒馆里，人物是两个学生，其中一个是马克.扎克伯格。这两个人约会过几次，现在他们要分手了。在我写这一幕之前已经筹备了一年多，期间我各种构思，造访了哈佛大学的Final Club，深入采访了文克莱沃斯兄弟。当我动笔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两个角色比我以前创作过的所有角色都更年轻，所以我必须让他们听上去好像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我写了六句台词就写不下去了，因为太难看了。还是得让他们像其他人那样说话。我的角色并不会因为谈话方式而彼此区分开。

布：“所以你才会去波士顿大学。”这句台词太毒了。

索：过去四年我一直为了这句台词到处赔礼道歉。我妹妹就是波士顿大学的学生，这是一座很好的大学。但是在这个场景里这句台词最合适。（笑声）

布：你写出一句精彩台词的时候知道这句台词特别精彩吗？

索：我知道哪句台词我特别喜欢。好的台词听上去有乐感。词语听上去的感觉对我来说就像实际意义一样重要。我知道一句台词能不能推进下去，知道我自己在不在状态。

布：你写剧本也有几十年了，你觉得这份工作改变了你与其他人的谈话方式吗？如果做一份别的工作，你还会如此细致地观察别人吗？

索：应该说我确实更有观察力了。或者说假如我干了别的，那么在每一个确切的时刻我都不会如此专心地想要利用这个时刻来增进自己的工作。正是因为我躺在沙发上看了一年半的体育节目，我才会有这种想法。我一直很害怕我或许已经将我知道的每一个单词都写了出来，并且穷尽了所有的排序。就像所有人一样，我家里也有一本字典。有一个念头始终让我难以忘怀：就在这本字典里潜藏着我所能创作的最优秀的剧本，而我只要将正确的单词挑出来并且进行排序就行了。剧本早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需要我去解码而已。因此心不在焉对我来说是常事。我总是在考虑当前的写作难点。为电视剧创作剧本的时候情况尤其糟糕，因为一个截稿期之后紧跟着另一个截稿期。所以答案是肯定的，我的与别人谈话的时候确实希望这段谈话对我有所帮助。有时候我遇到写作瓶颈，就会有意前往公共场所，例如餐馆或者公共车站，总之就是能听到别人说话的地方。我希望能够遇到一段特别有趣的对话，让我心想：“这段对话是怎么开始的呢？”然后我就会试图将之前的对话写下来。有一次我出去吃饭的时候听见邻桌的人气急败坏地说道：“老天爷，你觉得能有多少人叫戈登啊？”（笑声）当时我就心想“我非得把这个场景的开头写出来不可。”还有一次我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城路过一条公园长椅，长椅上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个说道，“他们这会可是要把耶稣吓死了。”我心想，“最佳台词已经让他写出来了，我只要给他补充一下场景就行。”

布：你觉得写作增强了你的同理心吗？为了理解别人的情绪与伤害，你必须进入别人的心智。

索：我不知道你所说的同理心是不是这个意思，不过在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创作背景下，我曾经创作过两个反英雄。其一是《社交网络》里的扎克伯格，其二是《史蒂夫.乔布斯》当中的乔布斯——我这里完全没有王婆卖瓜的意思，不过这部电影会在今年10月9日上映（笑声）。在塑造反英雄的时候必须要拥有同理心，因为你不能评判你的人物。我创作的人物，无论是反英雄还是纯粹的反派——例如《好人寥寥》当中的杰克.尼克尔森饰演杰塞普上校——你在塑造这些角色的时候都要想象他们正在上帝面前陈述自己理应进入天堂的理由。

布：我本人最喜欢的电影是约翰.福特执导的《搜索者》，约翰.韦恩在剧中演了一个混蛋。这是一部很复杂的角色，但是也很感人，因为他被特定的环境限制住了。他是一个困在半文明社会当中的原始人。

索：在戏剧当中让观众同情一个混蛋是很容易的，例如《全家福》，我们全都喜欢Archie Bunker。因为Norman Lear，全体演员以及Carroll O’Connor十分出色地让我们对这个人的生平感同身受。他的父亲对他过于严苛，他本人辛苦工作却只能勉强糊口，而且他还住在皇后区。另外他也是一位好父亲。想要精确刻画这样一个角色是很不容易的，但并非做不到。又比如说《十二怒汉》，在全篇的结尾你肯定忍不住想在Lee.J.Cobb的肩膀上拍一拍，安慰他一下。

布：有一次酒会上我遇到了一个小说作家。他问我：“你在写专栏的时候喝酒吗？”（笑声）他大概觉得我的专栏文章看不懂。我说：“不，你在写小说的时候喝酒吗？”他也说不。他又问我，“那你写完了之后喝不喝酒呢？”我说“经常喝。”（笑声）他说“我也是。”我问他为什么要在写作结束之后喝酒，他说“我的写作过程太情绪化了，我需要喝酒来平复一下心情。”我说，“对于我来说写作过程太严谨了，需要小酌一下来放松神经。”你的情况怎么样？

索：我从来不喝酒，所以这个问题没法回答。不过我在写作的时候确实是个很情绪化的人，甚至经常手舞足蹈，尤其是在写得顺手的时候。我总会忍不住表演剧中人物的动作，暂停打字站起来到处走。最远的时候我会走到距离我们家两条街以外的地方，等到思路完全打开之后再冲回来接着写。我要是写的好，这种感觉是很爽的。我要是写的不好，这就是全世界第二糟糕的感觉。我是一名父亲，如果我的女儿遭遇不测，那肯定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感觉。但是你还是要继续写作，为的就是那些正中靶心的短暂时刻。有一次我在写作期间碰断了鼻梁。当时我正在创作《新闻编辑室》的最初几集，有一天晚上我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因为我想到了一个很精彩的段子，几乎就像喜剧本身一样古老，但是放在这里正合适。然后我就从卧室来到书房，先写下几条简短心得，然后心得就变成了长篇对话，然后我心想“去他的吧”，干脆翻开剧本在上面直接写下来。当我正在写作的时候，我无意识地从书房走到了厕所里，然后一头就撞在了镜子上，因为没人拦着我。如果这一幕出现在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里，他肯定会说“我们再拍一条，这次不要流这么多血。”（笑声）我的鼻子撞断了，满脸都是血，然后我赶紧给朋友打电话。她赶过来一看见我就说“上帝啊，我们得赶紧送你去急诊室。”我说“别急，先看看我写的怎么样？”

布：我记得普鲁斯特临终之前还在修改《追忆似水年华》当中的一幕死亡场景——

索：别跟我扯什么普鲁斯特，你个《纽约时代》的大知识分子（笑声）。

布：那好，我记得Lady Gaga去世之前——（笑声）。我们还是来谈谈政治吧。你觉得自由派与保守派同样欣赏《白宫风云》吗？

索：我有统计数据表明他们的欣赏程度肯定不一致（笑声），但我很高兴我们又开始谈政治了。我这人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政治路线，我的政治主张也并不太复杂。但是我有一群好老师。在创作《白宫风云》与《新闻编辑室》的时候，我雇佣了一批曾经在华盛顿以及白宫工作过的人为我担当顾问。他们向故事注入了特别的活力。比方说有人告诉我说，万圣节那天白宫新闻办公室的员工可以带着孩子带到白宫来玩耍。还有人告诉我，总统车队只要总统一坐进车里就会立刻启程。有时候现任总统参加改选选举的时候，竞选团队里的某位低阶员工可能会到路边店里购买明信片或者T恤衫之类的纪念品，结果从店门出来就发现车队已经开拔了，将他们独自留在了俄克拉荷马。这两个细节都在《白宫风云》中出现过。此外他们还教会了我两个聪明人意见相左的时候听上去像是什么样子。

布：不过你的很多作品——尤其是政治题材的作品——似乎都体现了理想主义的倾向，“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索：我的本意并不想说“你们这帮傻逼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聪明”，我只是在进行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创作而已，我希望自己能像弗兰克.卡普拉一样优秀。

布：经常有人将你与卡普拉相比吗？卡普拉也是很讲究理想主义的。

索：我可不敢自比卡普拉。

布：他是从小就激励你的电影人之一吗？

索：并不是。我喜欢他的电影，尤其是《史密斯先生在华盛顿》与《生活多美好》。但是这两部电影并不能令我感到兴奋，《堂吉诃德》才能令我感到兴奋。

布：刚才我提到普鲁斯特你说我显摆学问，你现在提到塞万提斯倒是挺自然的（笑声）。

索：一点不错（笑声），因为《堂吉诃德》被改编成了百老汇音乐剧（笑声），所以就连我也能看懂。

布：创作生涯当中最爽的时刻是什么？是写作完成的时候吗？是作品登上银幕或者舞台的时候吗？还是你听到演员念诵台词的时候呢？

索：这一行的美好时刻很多，糟糕时刻更是多得多。你必须提醒自己，每三次击球仅仅失败两次的棒球运动员就能入选名人堂了。说到美好的时刻，好比说你创作了一幕场景并且感到满意，于是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收工了，因为你上床睡觉的时候很清楚明天早上需要干什么。你用不着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因为没有想法而抓耳挠腮。这样自己给自己放假的感受是很爽的。听别人朗读我写的剧本感觉也很爽。我还记得我创作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好人寥寥》。杰克.尼克尔森饰演杰塞普上校。他的第一句台词出现在剧本的第23页。对台词的时候全场一共有八十多人，尼克尔森一开口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可不是什么尼克尔森模仿秀，这是如假包换的尼克尔森本人。还有其他几名演员能让我产生这种感受。但最重要的时刻是你意识到写作并不是唯一因素的时候。你写的东西是用来读的，我写的东西是用来演的。作曲家肯定不会将曲谱直接交给观众让他们自己看，那样的话肯定不会产生同样的情感效果。表演是全体人员共同合作的结果，包括演员、导演、美工、技师以及观众。观众尤其是演出的共同参与者。如果你写得好，如果一切都严丝合缝，那感觉真是非常好。不幸的是这种感觉总会稍纵即逝，你必须重新投入工作，昨天的美好感觉是支撑不了今天的活动的。

布：我向很多做这行的人都问过这个问题：你感到满足了吗？当初无论是怎样的抱负驱使你做这一行，这份抱负得到满足了吗？你觉得自己现在可以休息了吗？

索：任何作家都不会做出肯定的回答。我的偶像与导师是威廉.戈德曼，他凭借《虎豹小霸王》与《总统班底》的剧本拿到了两个奥斯卡奖，他创作了《公主新娘》与《傀儡凶手》，他是一名杰出的小说作家，杰出的剧本作家，还是一位杰出的纪实文学作家。我向所有人——不仅只是电影从业者——推荐他的《银幕历险记》（The Adventure in the Screen Trade）以及《炒作与光荣》（Hype and Glory），后者讲的是他在同一年里担任了加纳电影节与美国小姐选美评委的经历，同时还插叙了他的婚姻在这一年里的解体。总而言之，威廉.戈德曼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找到我并且辅导我，直到今天他在我心中依然是教父的形象。当我看到他依然整天忙碌不休的时候，当我意识到他依然觉得自己还没有实现既定目标的时候——别忘了他创作过《虎豹小霸王》与《公主新娘》——我就知道我这辈子肯定没指望完事收工了（笑声）。所以才有人会去吸毒啊。

布：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然后咱们就接受观众提问。首先你提到了意图问题，我发现你的很多作品都发生在工作场合，这是有意安排吗？其次，你说角色要有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要有抱负。不过所有的抱负都一样吗？还是说你觉得你笔下某些著名角色的抱负特别高尚呢？

索：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的确，我喜欢创作发生在工作场合的情节。我的作品主题一直都是这样：如果你能在工作场合找到家人，那么就算孤身一人在大城市打拼也无所谓。我喜欢工作场合，我喜欢擅长本职工作的人们，我喜欢看他们工作。再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将虚构文学与纪实文学区分开来。《社交网络》的主题并不是扎克伯格的做事动机是什么。另一方面，《查理.威尔森的战争》当中的查理.威尔森动机非常高尚，他的行事方法有些扯淡不过确实有效。但是当我写小说的时候对于高尚动机确实很感兴趣。我的关注重点不在于好与坏的区别，而是在于好与伟大的区别。

布：我相信这个问题你已经回答过一千遍了。扎克伯格在电影所描述的这个年龄段里已经有了一位长期的女朋友，而在电影里他是单身宅男，他的行为动机完全出于单相思。这样写合理吗？

索：我看到了马克.扎克伯格在全片第一幕描写的那天晚上的博客记录，这些文字也是你在画外音里听到的内容，基本上一字不差。我所进行的笔削修改并不会影响你对原文的理解，因为我仅仅修改了当事女生的名字。这段博文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女生真碧池”——我想要创作的就是这篇博文出现之前一个小时的情节。无论当时他有没有女朋友，我都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那一天有一个姑娘让他过得很糟糕，在我看来这就是最合适的行为动机。

布：现在我们就从这边先开始吧。

观众一：威廉.戈德曼说过“所有人都一无所知。”

索：没错。

观众一：你的《白宫风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应对制片方的问题上，《白宫风云》与《新闻编辑室》有区别吗？

索：区别很显著。《白宫风云》就是“所有人都一无所知”的典型例子，因为在当时谁都不会拍摄反映华盛顿政治生活的电视剧。有人试过几次，全都失败了——因为当时广播电视领域创作的主要指导思想就是尽可能不要惹恼观众。你看看早先的热门电视剧，所有的角色都住在春田镇；丈夫有一份工作，但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商人，也可能是广告策划；我们不知道全家人信什么教，也看不到他们领薪水，因为他们要给尽可能看上去与你一样。电视与观众的关系很不同于电影或者话剧。电视与观众的关系要亲密得多，因为电视会登堂入室。看电视的时候你还会翻阅杂志，接电话，哄孩子上床睡觉，做晚饭，等等。我们一开始根本没想到《白宫风云》会成为热门电视剧，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想到《白宫风云》能够播出。《白宫风云》的播出纯粹是运气好。我们一开始做了先导集，但是结果并不太理想。观众反响不能算差，但是并没有达到一炮走红的热度。为了说服NBC将这部电视剧加入排片表上并且预订十三集，华纳兄弟提供了一套以前从来没有人试过的全新测试样本，根据这套测试，《白宫风云》在四个群体当中取得了极其热烈的反响：首先是年薪超过75000美元的家庭，其次是家庭成员当中有本科毕业生的家庭，然后是订阅了《纽约时代》的家庭（笑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组——不要忘了《白宫风云》首播于1999年——是当时家中已经连通了互联网的家庭。之所以第四组人如此重要——1999年互联网还不像现在这样普及——是因为当时正是互联网商业热潮时期，华纳兄弟NBC可以向这些人进行针对性的广告宣传。如果你现在回头看看，不要看剧集的DVD，而是看看当年电视剧播出时的录像，就会发现剧中插播的广告有一半都在宣传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公司、宝马与《纽约时报》是这部电视剧得以上映的基础。

布：这套人口组成全国总共只有十六个人吧？（笑声）

索：这个人口组成确实也就十六个人左右，但是NBC与时代华纳依然能够将《白宫风云》当成收视率第一的电视剧推销给广告客户，因为这些广告客户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只有这部戏能让他们接触到自己的顾客。

布：你在创作剧本的时候考虑过这些商业因素吗？还是没怎么考虑呢？

索：何止没怎么考虑，是根本没考虑过。我还记得《日落大道60号》，这是一部不太成功的电视剧。有一个周一晚上我在看剧，看到剧中插播了一条六十秒的超强力润滑剂广告，我心想“谁会看这部电视剧啊？这部戏的观众群体都是什么人啊？”再说HBO的《新闻编辑室》，这部剧的商业模式就截然不同了。HBO根本不关心《权力的游戏》、《新闻编辑室》或者《衰姐们》的收视群体有多大，他们关心的是《纽约时代》会给出怎样的剧评以及公众口碑如何，这才是促使人们订阅HBO的原因。你们肯定想不到某些最热门的HBO剧目的实际收视人数多么少（笑声）。我敢肯定HBO的管理层并没有想到要为剧作家营造最理想的创作环境，但是他们的商业模式的确取得了无心插柳的结果，为剧作家以及各种艺术家营造了最理想的创作环境，因为一部戏只要口碑过硬，就算没多少人看也一样能在HBO长期播出。我愿意在这样的环境里碰碰运气，是成是败我都没话说。

布：请问下一个问题。

观众二：你成功的在电视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电视并不是创作者表达个性的最佳媒体。你在写剧本的时候是否会有意识地发挥这种声音呢？还是会有意识地回避这种声音呢？

索：这样一来我们又说到对话了。如果我有意识地做某件事，那么我大概是做错了。需要有这样一个时刻，当你终于想通了以后，当你满脑子都是想法以后，当你知道这一幕的关键是什么以后，当你知道这一幕必然会发生什么，必然会出什么问题以后，你必须在某个时刻放手让这一幕自己飞起来。能走到这一步算你走运。我必须承认，如果我写的很糟糕，我肯定会意识到的。我能意识到我正在写作的东西确实很糟糕，而不像讽刺剧那样只是看上去很糟糕而已。这样的话我就会停手，我会对自己很有意见。但我的写法就是这样，我觉得挺好。

观众三：刚才你提到了你构建情节的方式是为你的角色提供障碍，让角色挣扎一番之后最终实现目标。你的生活中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影响了你的写法呢？还是说你从你最喜欢的作家那里借鉴了这种写法呢？

索：我得把话说清楚，他们没有必要非得实现目标不可。他们可以失败，但他们必须全力尝试。他们的动机必须清楚，障碍必须难以克服，至于大团圆结局则不是必须的。我从两处地方学会了这种想法，首先当然是模仿我最喜欢的作家，其次就是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部作品甚至都不能算是一本书，充其量算是宣传手册，只有六十四页的篇幅，可是其中明确提出了戏剧创作的指导原则。这些同样也适用于电影与电视剧，尽管亚里士多德肯定想象不到这两者的出现。《诗学》告诉了我们，主角、英雄、悲剧英雄与反派各自需要什么，一部戏的必备元素是什么。除非出现我所谓的坏对白，当你在写作期间遇到麻烦的时候，几乎肯定是因为你破坏了亚里士多德的规则之一。你必须成为一名诊断专家，要搞清楚哪里出了错误，违背了什么规则。你是一名作家吗？我的建议就是阅读你喜欢的作家的书，想清楚你为什么喜欢。当你看到或者读到某些你不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也要想清楚自己为什么不喜欢，要像医生那样思考。

观众四：你谈到了你喜欢的作家与你效仿的作家，那么你觉得你的超我在多大程度上投射在了你创作的角色身上呢？

索：首先，我父亲的形象在我的角色身上投射的程度要比我本人更深。其次，我觉得很多人都将我的角色与我本人的性格搞混了。人们总觉得我的角色只是我本人的信息传递工具，我只是在利用他们说我想说的话而已，不是这样的。但是我在写作的时候的确会上蹿下跳手舞足蹈，所以说在《白宫风云》当中，CJ Cregg与Sam Seaborn都同样反映了我的性格。

观众五：我想问大卫一个问题。你一直在研究做人的品格，那么你在艾伦的角色身上学到了哪些关于品格的道理呢？

布：问得好。

索：问得真好（笑声）。

布：没学到什么我不知道的道理（笑声）。我以前从没考虑过抱负与动机对你的角色而言具有怎样强大的力量。我一直在想这股力量来自哪里。今天在座的大家当中有很多成功人士，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都有缺憾，现在正在努力弥补。你刚才说过，戏剧创作——新闻也是一样——永远没有功德圆满的那一天。我觉得你的角色之所以活力十足正是因为他们永远都要填补这个空洞。我这说法听上去怎么样？

索：确实是这样。我还要说今年10月9日上映的《史蒂夫.乔布斯》尤其是这样（笑声）。

布：不过人们也能感到满足，等到……

索：等到他们二刷《史蒂夫.乔布斯》的时候（笑声）。

布：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不过我一下子想不出更好的答案了。我必须想两个小时才能想出真正的好答案来。

观众六：从个人层面上你更认同谁？在《好人寥寥》当中，你更认同杰克.尼克尔森还是汤姆.克鲁斯呢？在《法恩斯沃思的发明》（The Farnsworth Invention）当中，你更认同法恩斯沃思还是萨尔诺夫呢？如果能选择的话，你希望成为你笔下的乔布斯吗？

索：在一定程度上我认同他们所有人。用我刚才的话说，我在创作这些人物的时候就好像他们正在上帝面前声辩自己理应进入天堂一样。我与他们每一个人的关系都很密切。你提到了法恩斯沃思与萨尔诺夫，恐怕好些人都不熟悉我的这部作品。我曾经为百老汇写过这个剧本，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冲突的一方是一位名叫费罗.法恩斯沃思的年轻人，也是电视的发明者，另一方是戴维.萨尔诺夫，美国无线电公司董事长兼NBC创始人，也是公认的大众广播传媒发明人之一。这出戏讲得就是这两个人之间的较量。《社交网络》与《史蒂夫.乔布斯》的制片人Scott Rudin告诉我，他之所以相信我是为《社交网络》编写剧本的最佳人选，就是因为他看过了《法恩斯沃思的发明》。在剧中萨尔诺夫是反派，他偷走了法恩斯沃思的电视发明据为己有。Scott Rudin认为，我在剧中明确表达了对于萨尔诺夫的同情心，极力说服观众们相信萨尔诺夫没有那么坏。因此他才认为我最有资格创作《社交网络》的剧本。

观众七：这个问题也是问索金的。我很喜欢你的作品，不过作为一名硅谷从业者，我想问你下面这个问题。你与科技的关系似乎要用爱恨交加来形容。你很倾心于法恩斯沃思、扎克伯格与乔布斯等角色，同时又创作了很多反科技或者不认同科技的角色。你本人也发表过反对科技的言论。你觉得你与科技是亦敌亦友的关系吗？

索：有一说一，我不是卢德主义者。我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享受科技的便利。就像你指出的那样，在剧作家的圈子里，要是说起在电脑屏幕前面对二进制体系进行浪漫渲染，比我花费时间更多的编剧不会超过五个（笑声）。我并非对科技器材有意见，而是对社交媒体有些看法。我以个人身份表达过这条意见，也在《新闻编辑室》里以戏剧形式表达过这一点。好些数字行业的从业者都挺喜欢我的描写，他们并不觉得我的立场单纯就是“新媒体傻，旧媒体聪明”。

布：我们还有时间问两个问题。

观众八：你今天谈到的角色除了CJ Cregg之外全都是男性。说道意图与动机作为驱动力的问题，你认为男性与女性有区别吗？你觉得性别会影响角色们的追求吗？

索：除非某一幕的主题就是性别，例如男女谈恋爱的场景，否则我不会考虑性别。我不会想到一名女性应当这样做这样说，要不然也太空泛了。我只关心意图与障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角色的性别特质是由演员来决定的，例外很少。

观众九：我想问问选演员的问题。你创造了这些角色，你将他们饰演出来，你为他们设计了对话，在整个创造过程中你始终具有完全掌控。但是接下来就是选角与表演的过程。你怎样应对放手的问题呢？你会放手吗？选角过程的内部动态是怎样的呢？

索：我不会放手的（笑声）。我做这一行是出于自愿。我不知道我能否成为一名出色的小说家。我觉得大概不行，因为我的描写能力不够出色。但是我非常坚决地发展了一套基于合作的讲故事方式，因为我觉得在合作环境中能产生不得了的成果。因此我已经做好了接受现实的准备，我知道最终的成品与我的剧本肯定会有所不同。多年以来我一直在脑海中塑造史蒂夫.乔布斯的形象，现在迈克尔.法斯宾德成为了乔布斯的化身。另外导演——就这部电影来说是丹尼.博伊尔——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博伊尔读透了我的剧本，但他的工作不是执行我的命令，而是按照我指出的大概方向布置摄像机镜头。我对类似这样的合作很感兴趣

布：过去的一个小时实在太美国了。这个国家充满了活力与抱负。通过你的角色，无论是扎克伯格、比利.比恩、乔布斯还是查理.威尔森，这些人都拥有非同寻常的抱负。人们往往难以想象，身处他们那样的境地的人们依然抱有如此超凡的抱负。

索：我觉得这种想法很浪漫，而这一切又能追溯到堂吉诃德。他觉得他生活的这个世界有些不太文明，过于粗野，理应得到改进。他是个有些神经错乱的老人，相信只要表现得像个骑士就能成为一名骑士。

布：我注意到，当你讨论你自己的手艺的时候，理想主义也是固有因素。总有一些超验的时刻让你忘我地投入手艺当中，在这些转瞬即逝的时刻追求真正的完美，能够做到这一步的话，多少也对得起你的抱负了。

索：这些时刻确实转瞬即逝，但依然完全值得我们为其付出。

布：我们再次欢迎艾伦.索金。

索：谢谢大家。（掌声）

1，这期节目的脚本是由AI撰写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p10knivMRg

只有一部分宇宙掩饰了看似某些事物。这些节目提到了首先的，或者是对于另一种说法的评论。最主要的力量去知道是一切的创造或者事实。整体的效果不是完整的效果，两者都在演员心中，因为看上去要考虑的事项更多，有些角色在个人事件中确实能够。降级成为了一系列比喻之后，世界的汽车在思想的宇宙当中仅以个体存在。尽管相同的作家或者类似之人的群体——或者某些暴力的事物，确切的面目。某种意义上来说，面目与状态将会如何呢？他们会学习。看似去做的宇宙在前一类事务当中。

总体来说，一个被利用、被拣选的人听说了拥有最早的演出。这一点以及一切依然评论深入。或许我们可以关于恐怖，在构建而成的黑夜里向上，这一点以宏大的标记标注了科学，来自并不使它更长的组成的面容。一个人就是国家之上的世界，拥有了麦克风的建造。在前方的人们能够吗？他们如何应对他们的一部分呢？

这就是邓布利多的题目。在上班期间对于发帖的评论的构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为了交换，对于某些事物的思考，怎样权衡，就好像是。四方的面容，书籍就是剩下的历史，不过得到了合理化。这就是完整，死亡，解构的线条与联系。的确，事物客体与后方在他们的作法的常量当中。同一的内容与存在，就像很个人化。

在这个世界里，痛苦的这些确有一些。他们认为这个想法经过考虑的游戏过程，就好像发帖成为了实质，有些人可以告诉水甚至空间不同的后方，后方主要的生产生长的临近，理解清晰的感觉。同样，你观察目标，计算机，计算机与力量，以及全身的冲浪，关于合同，以及看上去很好的世界。在其中世界的提醒的事物并不是一个源头。以及声称的科技预示，差异有一个可能的逐字逐句与众多角色之一对于互联网，他这样写道。并且去做特定的保留那一点。首先在意义在建议当中，却不在演出当中。

人们观点简要论述的面孔，没能强调真正显示了顶端。你认为知道就能真正描述盈利的运气吗？开始的基金考虑几十亿的虚构。有些是因为清单声称宗教暴力，右翼，以及支持某人的经验。在体现的主题破拆当中，就像远方，我们的碎片就像意义——或者别的什么——的组成部分。区别并不在于技术，游戏与艺术与真实的感受或许不同，此前在可能是一张脸上。只需一秒就像很多互联网一样开始，具有比喻的那一个，因为艺术家与他们无能为力的方式。远离并非不沟通，扇走了裸露的语言。来自所说的更精密的大坝建造机械。巴希灵魂，作家的问题，真正张贴成为了独一的无限。他们很可能成为事物，重新组合了意义与结尾。一个好的像很多人一样总是甚至思考构建理论的艺术。一名未成年人，也是一样。允许转瞬即逝。

你们怎么认为？我们因为实际上精疲力竭，许多代人一直在土地道路上工作，总是将互联网之书称作有根据的猜测？新边疆是否被召唤论述物质以及故事的成功？一直到表情包对我们的草垛为止？请在评论栏留下您的意见，我们会在下期视频当中统一回复。

……………………

我们来讨论一下刚才这段内容吧，我保证你们没有精神错乱。这段文稿是由一个循环神经网络创作而成的，网络在科学运算框架Torch当中运行，采用的编程语言是Lua。我采用的文字生成方法是从我的朋友Jeffrey Thompson的教程当中学来的。这个程序接受了Idea Channel的每一篇脚本的训练，整整五年的文字资料，其中还包括几篇半成品脚本。训练资料没有采用我对评论的回复，这个程序模仿的是我的写作风格而不是说话风格。

那么效果究竟怎样呢？循环神经网络通过“阅读”Idea Channel的语料库“学会”了如何写作。神经网络将语料库反复阅读了很多遍，学会了某个单词的前后最经常搭配哪些其他单词，各种标点符号最经常出现在哪里，每一个单词的出现频率有多大，等等。训练过程耗时好几个小时，我的电脑也变得非常烫手。

训练完成之后，我就让神经网络生成一段仿造受分析语料库风格——也就是我的风格——的文本。神经网络先生成一个单词，然后在这个单词后面生成最有可能出现的单词，然后检视这两个单词的搭配并且声称该搭配之后最可能出现的第三个单词，然后再检视这三个单词的搭配并且生成第四个单词，以此类推。这个过程称作语言建模，Torch允许你提供一段热身文本，他们称之为元文本。我采用的元文本就是每期节目的导语。

Torch还有一项称为温度的设定，用来决定产出内容的新颖程度。假如温度设定为1，那么产出就全都是胡言乱语，每一个单词都是胡编出来的，充满了根本无法拼读的昏话。如果将温度设定为0，那么文章内容就全都是介词与be动词。我这篇文本的温度是0.4，总体而言比较保守，但也有创新之处。我试过了各种不同的设定，选好了最喜欢的设定之后就生成了十篇文本。我从中挑选了第一篇能让我笑出来的文本。为了保障我与你们的神智健全，我去掉了几个拼读不出来的怪词并且添加了几个句号。

明天我们要发布另一段视频，完全由我本人撰写，题目是机器与人工智能究竟能不能具有创造力，能不能创造艺术。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我认为更有趣的问题在于我们人类对于创造的定义，以及为什么人类有可能不允许机器创造艺术，至少不允许它们独立创造艺术。在此之前，欢迎大家重温一下本段视频的第一部分，看看听听机器产生的内容，想一想世界的面目与标记如何暴力，以至于某些来自智能的也属于相同的一堆，将有可能重要的更多。

2，换脸软件，Deep Dream与克苏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5AeqYfcb7w

就像任何一位小有名气的专业网红一样，我不止一次与朋友们玩过换脸游戏。但是最近的一次换脸让我认真考虑了换脸技术的性质。这项技术非常怪异，往往可笑之极，而且弥漫着恐怖气息。

如果你还未能有幸亲身体验一下，换脸需要特定的软件与应用程序。换脸并非新鲜事物，早在photoshop的时代就有许多模因高手们这样玩过。不过如果我们看一看2013年的档案，就会发现一类非常不同的换脸。当年的换脸对象并不是人，而是人的形象。人的面孔成了具有新用途的信息。印在纸上的事物都会具有纸张的物质特性。同理，数字化的事物也会具有数字客体的物质特性。只不过数字化的物质特性很复杂，人脸同样很复杂。

人脸是身份的大本营，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名声与个性的代称。汉语将脸面与人品联系在一起，这一用法流传到了日语当中，如今包括英语在内的多种语言都采用了这种用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词典编纂者Michael Carr发现，在汉语当中与面容以及表情气色相关的词汇从语义层面上构成了98种表达地位、荣誉或者名声的常用表达方式，在日语中有89种。汉语中的“面子”可以是争夺的对象，可以出借给他人，可以被撕破，也可以丢失掉。相比之下，英语当中类似的表述方式只有五种：lose face，save face，save-face，face saving以及face saver。尽管英语当中例子较少，但我们依然有充分例证表明人们将脸当成社会与文化层面的标志，用来代表实体的自我、形而上的自我以及本人与旁观者都能体验到的两者结合。Mark Johnson与George Lakoff在他们合著的《我们经历的比喻》（Metaphors We Live By）将这一现象称作“一人一面”。“不仅语言如此，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首先关注别人的脸而不是举止姿态，借此获取关于此人的基本信息。”

这种做法绝不肤浅，而且很有效。因为从广义来说，面孔就像指纹一样是唯一的，但是却很容易分辨，并且是固定不变的。如果不用高科技手段大动干戈，你是不可能与别人换脸的。不过如今只要有一部手机就行了。我想知道的是，这一点是否有助于解释人们对于换脸的常见反应。我认为换脸具有一定的恐怖意味，尤其是身体恐怖。作为恐怖艺术的门类之一，许多从业者都利用各种媒介创作过不少优秀作品。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身体恐怖的代表人物是大卫.柯南伯格，代表作品则是他执导的《变蝇人》、《夺命凶灵》、《感官游戏》与《录影带谋杀案》。身体恐怖可以很残忍，也可以不太残忍，但是一定会令人感到不适。

在论文《变异与变形》当中，Ronald Allan Lopez Cruz认为身体恐怖“就是对于正常身体外形与功能的操纵与扭曲。”人们对于身体恐怖的畏惧“并非等同于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于自身遭到毁灭的潜在可能性的恐惧。”身体恐怖作品当中身体遭受的破坏未必致命，但却肯定违反了身体的正常功能。破坏未必是整体性的，但往往是结构性的。同理，换脸并不残忍，但是却很令人心里发毛。换脸也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借面子”，看上去很有几分可怖。更有甚者，换脸的工具是我们的社交科技，我们用自己的面容装饰各自的虚拟空间，从而构建我们的名声。Snapchat的研究员Nathan Jurgensen在接受City Paper采访时说，《录影带谋杀案》是关于社交媒体的最优秀电影。“这部影片描述了躯体以及人性如何与科技以及传媒信号融合、混杂并且坍塌在一起，并非相互隔离，而是彼此交织，相互增强。”平时的寻常换脸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这一点。但是还存在另一种换脸，不仅做到了上述事项，而且还引入了一种完全不同且远远更加广大的恐怖。

换脸软件有时候会遭受某种技术性空想错视——所谓空想错视就是在不存在模式的地方察觉到模式。严格来说这是一种心理现象。我们能将云朵视为飞鸟，能将星尘团看做马头，能在烤面包片上看到耶稣头像，至于面目更是无处不在。神经视觉处理、记忆与想象力的结合将任意排列的物体与形状组合成了有意义的格式塔。从编程角度来说，计算机化的人脸识别程序的工作原理也差不多。粗略来说，我们可以教会程序——有时程序也会自行学会——怎样的形状组合意味着人脸。但是面部识别程序归根结底缺乏人类的判断力，比方说你也会觉得墙上的插座看着很像人脸，但是并不会担心墙里的小人出不来怎么办。因此算法有时候会遭到愚弄，将死物当成生物性最强的社会身份表达——也就是人脸。

Brian Feldman在《纽约》杂志上撰文认为，像这样的换脸体现了对于人类以及身份的意义的根本误解，这一点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们对于机器智能不断增长的焦虑。“就算编程是一步紧扣一步的指令，但是依然会出错，知道这一点多少让人感到些许宽慰。程序尚且不能完全效仿人类技能与外观”我却认为反面的论点才是正确的。得知机器也会出错并不能让人感到宽慰。正相反，确切得知算法眼中的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样子，我们的身份的视觉构造是什么样子，不仅令人坐立不安，而且还隐约有些恐怖。我们认为身体与身份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基本联系，它们却根本没有这种想法。在算法看来，人脸与轮胎印并没有区别。

这种看法并不是身体恐怖，而是宇宙级别的恐怖，足以与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相提并论。哲学家Graham Harman在《怪异的现实主义》（Weird Realism）一书中认为洛夫克拉夫特理解鸿沟的恐怖，尤其是事物外观与本质之间的鸿沟。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角色总是难以理解并形容自己看到的事物。这些角色的经历所包含的事实与主体远离了一切人类理解力的领域，往往会导致疯狂或者等同于疯狂。 Harman的同事Ian Bogost也在《异类现象学》（Alien Phenomenology）一书中指出，想要想象身为一件物体——咖啡杯、政府、手机应用——的感觉，就算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极为困难的。我们想不想要这样的知识确实值得商榷，但是假如我们当真获得了身为物体的体验，就不得不面对洛夫克拉夫特的鸿沟。我们见证了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认知模式，这种模式与“体验”一词在任何意义上都不相同，而且基本上无法形容。换句话说，我们面前呈现了一片的空白，一边是我们所认知的真实，另一边则可能是真实的确切形态。

因此换脸故障的可怖之处一定程度上在于让我们瞥见了程序与算法眼中的世界，尽管只是微不足道且充满比喻的一瞥，但是我们依然暂时了解了机器的感受。机器就是机器，与人类臆造出来的各种胡说八道毫无关系，而且也不感兴趣。机器不认可、不理解或者干脆不关心组成人类的身体部分。人类通常被视为唯一具有能动性的存在，或者极少数有能力具有值得考虑的体验的存在当中最重要的一类。面对物体的体验往往就像洛夫克拉夫特恐怖一样模糊不可解，与其说会伤及人身，倒不如说会令人坐立不安。

从这一点出发，可以得出很自然的推论：不同的机器与算法也会具有不同的体验并且用不同的方式看待我们。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编码眼中的人性获得对人性的另类见解，并且问一下这些见解是否同样会导致宇宙级别的恐怖。这方面最恰当的例子就是谷歌的Deep Dream。Deep Dream的设计目的是对面容照片进行分类识别。接受辨识的图片上的某些模式会得到增强，然后再附加到原来的图片上。将一张图片如法加工过几轮之后，图片原有的意义并没有被算法提取出来，反而是外来的意义被算法强加了进去。Deep Dream对面容的关注塑造了这一意义。原本平淡无奇的照片具有了令人晕眩的效果，层叠铺陈着若隐若现的人脸、动物脸与鱼脸，背景则好像Alex Grey的画作一样铺满了密纹与眼睛。Deep Dream在我看来是身体恐怖，宇宙恐怖以及赛博朋克敌托邦的结合体。借用Philip Brophy 对于约翰.卡朋特的《怪形》的评论，Deep Dream的图像处理结果体现了“对于人体的彻底误解与无知”，这一点又是它自身视角的效果：一个人造算法痴迷于人脸，与此同时又对人脸一无所知——或者反过来说，Deep Dream拥有几乎无限的关于人脸的知识，但是任何天生长着人脸的个体都无法理解这些知识。Deep Dream的算法利用了身体与身体的形象，却不必受到身体的拖累。

换脸软件的幻视令我忍俊不禁，而Deep Dream的迭代过程生成的图像却让我笑不出来，而是有些凛然。不仅因为图像本身令人不安，还因为我勉强能想象计算机眼中的我就是这样一幅怪形。这的确是细思恐极的事情。

3，AI能否创造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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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绘画机器到早期数字艺术再到AI，我们一直在考虑看似人性基础的艺术创作能不能由机器来完成。我的答案是绝对可以，但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个“但是”。

谷歌大脑团队是一只致力于深度学习的团队。该团队研发了Magenta，对现有作品进行无指导或者半指导的计算性特质提取之后，这项技术能利用循环神经网络生成类似的艺术与音乐作品。换句话说就是让一台强大的电脑对现有艺术品进行分析然后根据分析结果生成新的艺术品。换句话说这货还以为自己是人呢，简直要萌死了。在今年的电子音乐节Moogfest上，谷歌大脑团队还播放了一段Magenta生成的音乐。

Magenta远远不是唯一一台创作艺术、作曲写文的机器——但是它的出现时间很近，任务很明确，机器创造者的目的也得到了明确记录。在最近的一片博文里，Magenta研究员Douglas Eck写道，他们的短期目标是向艺术家普及这项技术，看看他们能捣鼓出什么名堂。他们的长期目标则要宏大得多。比方说Douglas Eck想知道我们如何才能让此类模型具有真正的生成性，也就是真正的从无到有。他还写道了艺术家如何会因为自身艺术探索的成果而感到意外，并且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创作兴趣。他想知道，机器学习模式如何体现专注重点与异想天开之类的特质。在他看来，真正的挑战在于要让机器生成大段的有趣事物。“目前机器生成音乐与艺术的时候要想好听好看，就只能生成一些小段碎片。”总而言之，首先是要让机器产生原创创意，其次要让创意保持新鲜，最后要将众多创意有序组合成有意义且令人愉悦的成品。不管主体是不是机器，这三条就是创作艺术的过程。如果只看新闻大标题，你还会以为我们已经做到这一步了。缪斯女神已经被机器捕获，成为了分析、深度学习与神经网络处理的对象。尔等肉体凡胎准备好在真正具备创造力的AI巨作面前叹服跪拜吧。但是——这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但是——我认为在第一位AI安迪.沃霍尔出现之前我们还要克服两大挑战。

第一大挑战就是所有人最喜欢的问题：“可是这个算艺术吗？”我认为，假如你不敢肯定这东西是不是艺术，那么它大概就是艺术。第一个问题在于受众们能否将机器生成的事物当成艺术来欣赏。根据刚才的谈话，我接下来的观点可能有些倒退，但是自从有艺术以来，无论是艺术家、机器还是艺术家与机器的结合都从未创造过艺术——他们仅仅创造了作品，例如物件、媒体、表演与软件。只有受众才能将作品变成艺术品。艺术家创作作品，受众通过欣赏将作品变成艺术。对于某些媒体、风格、受众与艺术家来说，这一契约基本就是铁打的。油画、芭蕾、交响乐、戈达尔的电影就是艺术，并非因为它们具有相通的基本特质，而是因为所有人都理解欣赏它们的方式与理由。它们传统且美丽，它们的创作过程非常辛苦，它们讲述了很有意义的故事，等等。但是一动不动地坐很久算艺术吗？对于有些人来说算是。在溪流浅滩用弯曲的树枝摆个圆圈算艺术吗？我觉得心有戚戚，有些人则觉得傻气洋溢。鸦雀无声的《4分33秒》算艺术吗？这首乐曲的影响力可谓无远弗届，但是在有些人眼中却集中体现了艺术界的懒惰、诈唬与自吹自擂。很多受众拒绝将这些作品转化成艺术，通常原因在于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作品值得欣赏。

在受众面前，机器生成的作品恐怕要比静坐不动、树枝圆圈与无声音乐更加难熬。对于机器作品的欣赏具有全新且棘手的侧面。迄今为止艺术欣赏依然遵从着诗歌模式：艺术呈现了一个富有意义的世界，有时艺术的意义隐而不显但却依然存在，甚至或者说尤其是在受众意见不统一的时候。艺术是创造者的组织能力、技艺与技巧的体现。就算看似“我也画得出来”的现代艺术同样也是常年刻苦练习的结果。无论怎样，人类对于人类艺术作品的欣赏基于一套价值框架，这套框架看重劳动——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看重意义与意图——哪怕含混模糊或者未能实现，看重主观性——艺术家的视角与背景。这套框架要么根本不适用于机器生成的作品，要么必须彻底改头换面之后才能适用，因为机器生成的作品是另一类截然不同的劳作的结果，这一类劳作完全不具备意图，这一点则是由完全没有主体性导致的，或者按照换脸那一集节目的说法，是由于完全不同于人类的体验方式决定的。

我并不想说人类不能或者不会欣赏AI艺术或者机器不可能具备创造力，只不过这种创造力很难被人类内化。Margaret Boden写到了作曲家与机器创造力先驱David Cope如何在创作了音乐编写程序EMI二十五年之后又亲手毁掉了程序的数据库，因为“就算那些确实欣赏EMI的乐曲的人也依然不认为这是音乐，仅仅是电脑输出而已，因此可以无限制地大量生产，其价值也遭到了相应的贬低。”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机器生成的成功作品——例如EMI的音乐或者Cope随后进行的机器创造计划Emily Howell，又或者完全由AI编写剧本的《Sunspring》——都非常依赖人类的诠释。作品来源的机器特质成为了新奇的特质，为人们提供了放弃寻求意义的理由而不是鼓励人们寻求意义。很难说撰写了《Sunspring》脚本的程序Benjamin究竟想说些什么，因为Benjamin是个人工智能。我们一般认为Benjamin什么都不想说。这种神经反射性的反应令人厌烦且难以回避。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反应也会淡化，或者我们最终会学会欣赏机器的意义，或者机器会创造更符合人类观念的意义。但是目前，从批评与实际的角度来说人们都必须与机器生成的作品保持近距离，唯此才能让这些作品说人话，符合我们经常主张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传统结构。

这一来又牵扯到了机器沃霍尔的第二大问题。除了要问我们能否欣赏机器按照自己的标准创作的作品之外，我们还要问机器是否当真创作了这些作品。刚才提到了Douglas Eck想让机器实现真正的生成过程，这个挑战分两部分。首先是搞清楚如何才能让Magenta的创造算法就像人类艺术家的头脑一样混沌。这一点可能会让我们想到一切创造过程究竟怎样或者是否全部具有生成性。所谓的原创性难道仅仅是未知但确定的复杂体系的密码吗？真正的原创性新理念莫非神的不存在吗？挑战的第二部分，也是Eck没有深入阐述的部分，在于独立性与意图。机器出产艺术的历史已经很久了，但是始终没有脱离人类指导。画笔作画，打字机写文，摄像机与照相机捕捉影像，计算机制作电影、游戏与音乐。但是这些机器都不是独立的，需要直接且往往不间断的人类参与，而人类而不是机器也被名至实归地视为艺术品的创作者。Magenta与类似科技使得局面更复杂了。目前来说Magenta就是一台打字机，是作家的工具。但是人们希望它最终能自行创作艺术，如果说现在它还没有创作过艺术的话。Brain Team创造了一台强大复杂的打字机，或许有朝一日用不着直接且不间断的人类参与也能写下某些原创新鲜有意义的文字。但是它究竟能不能彻底摆脱人类参与呢？

Twitterbots可以组合出很多看上去像极了出自人类头脑的语句。随机音乐与视觉艺术中和了艺术家的有意识意图。人工智能很可能会以人类无法想象的方式组合源材料。但是这些算法与程序员的意图或者目标之间的距离真的有这么远吗？我认为真正的创造性不等同于真正的原创性，因为真正的原创性兴许只能说说而已。事实上真正的创造性应当等同于真正的独立性。佐治亚大学科技教授Mark Reidl在接受MIT Tech Review采访时说，“目前的神经网络依然处于模仿模式。你灌输进一批经典作品，它们就会学习其中的模式。但是它们必须从其他来源学习创造意图。”

考虑到目前关于算法决策的涟漪效应的对话，这段说法尤其有趣。算法决策不是算法做出的决策，而是设计算法的人们做出的决策。理想状态下算法会自行决策，它们会分类测量，省下我们的工夫。它们的决策速度更快，效果更好，偏见更少。事实上人类会将自己的人性与偏见带入它们制造的每一件技术，哪怕是自行运转的技术。尽管谷歌的搜索结果排序完全基于算法，但是在搜索年轻男性非裔美国人的姓名时还是更容易出现与拘捕相关的广告内容。在线SAT辅导班针对不同报名者的收费标准也是由算法决定的，但是住在亚裔聚集区的人们总会被多收钱。当然我们希望机器创造的艺术并没有种族主义倾向，但是认为创造性技术可以回避人类意图还是很天真的想法。或许存在着一套稀释过程，人类设计了一套算法，这套算法又设计了第二套算法，第二套算法又设计了第三套算法，直到人性被洗涤殆尽，奇点降临，机器人太君这边走，等等。但是在目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Magenta都不会独自运作。诚然Magenta的自主性令人称奇，但是要到什么时候人们才会忽视它与谷歌的关系呢？什么时候它的主要身份才不会是Brain Team的科研成果呢？目前Brain Team会频繁地发布与其相关的博文，提供运行维护与技术管理，他们有没有彻底放手的那一天呢？

涉及AI的问题并不是它们能否创造艺术——它们已经创造了不少艺术了。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允许机器自行创造艺术。当我们检视AI艺术产出的时候，要在什么情况下才不会将其视为受命于人类或者拓展人类能力的施事结果，而是独立产生的结果呢？我们要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认为机器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呢？另一个问题是哪一个“我们”才会欣赏此类艺术，以及此类艺术会得到怎样的欣赏。机器的产出确实很新鲜，但是人类真的永远都是衡量艺术意义的黄金标准吗？AI的作品是否会受到传统艺术品的对待，成为广泛交易、展览、收藏与批评的对象呢？这些作品是否会被视为出自艺术家之手，但是却摆脱了一般人看来与艺术创作实践密不可分的混乱因素呢——例如创意、感受、兴头、劳动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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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写了一部小说，但是今天晚上我不想谈论这部小说，如果大家有兴趣，敬请踊跃购买。今晚我真正想做的是讨论这部小说背后的立意。有人问我，你干嘛写小说呢？你不是向来只会创作非虚构文学吗吗？我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爱情观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小说阅读——当然也来自歌曲电影等等其他艺术形式，但是就其本质而言正是我们所读到的爱情叙事塑造了我们的爱情观。这话听上去有些残忍，我们往往认为我们的爱情是自发的，并没有受到阅读内容或者亲身见闻的影响，但实际上我们的爱情的确发生在复杂的社会与历史背景当中。按照福柯的说法，有些人假如从来没有听说过爱情的存在，那么一辈子也不会主动恋爱。当然这种说法有些极端了，不过当我们恋爱的时候的确会从外部世界吸取大量的暗示。我们尊崇一些感受，因为别人告诉我们这些感情值得尊崇；我们压抑另一些感受，因为别人告诉我们这些感情无关紧要，不必格外关注。

从爱情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绝无仅有的历史时期。我们现在生活在浪漫主义时期。浪漫主义发源于十八世纪末期，最早起源于欧洲诗人、小说家与作家的书房与沙龙当中。如今就算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位欧洲浪漫主义诗人或者小说家的名字，你也依然无法摆脱浪漫主义的影响，因为浪漫主义的影响无处不在。就算你对浪漫主义一无所知，浪漫主义也依然环绕着你。

那么浪漫主义的爱情观是什么样的呢？浪漫主义提出了一整套特色鲜明的观念，定义了爱情是什么，我们对爱情应当抱有怎样的期待，以及如何维系恋爱关系。现在请允许我简要介绍几条浪漫主义爱情观的基本假设。首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世间都绝对存在着一位灵魂伴侣。我们可能还没有遇到这个人，我们可能正在心急火燎地上下求索却一无所获，但这个人确实存在。只要我们足够努力寻找就总能找到这个人。只要我们找到了这个人，我们两个人的心灵就会合二为一，曾经困惑孤寂的心灵角落就会得到救赎，在人生奥秘面前我们将不再觉得哑口无言闷闷不乐。因为我们找到了真正的伴侣，孤独寂寞都将会遭到永远的放逐。灵魂伴侣就是这样一个正在等待着我们到来的人。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找到灵魂伴侣呢？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浪漫主义给出的最主要答案就是依靠本能。在人类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夫妻配对的选择都是由社区中的长辈、夫妻双方的父母或者夫妻以外的其他人决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包办婚姻。包办婚姻有一套基于理性的标准，比方说你有一头山羊，他有一头绵羊，又比方说你们两家的土地相互毗邻，都可以成为结成婚姻的条件。王室之间的通婚历来基于这套做法。几千年来人们一直都是这样婚配的。但浪漫主义却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结婚前提，要求人们凭借本能寻找结婚对象。早晚有一天，你将会对某个人产生非常特殊的感觉。你不可能知道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将会降临，你可能正在酒吧喝酒，在游泳池游泳，或者正在等着排队，然后你突然看见了一个人，尽管你对这个人毫不了解——实际上浪漫主义者认为你根本不该对这个人有任何了解——但是一看到这个人的面容你就自然而然地意识到了此人是你的灵魂伴侣。这种特殊感觉不应该遭到质疑。你告诉你的父母“我遇到了一个人”，他们说，“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人吧”，你说“我对他有特殊感觉”，然后所有人就都会闭口不言，大海将会在你们面前分开，你们两个将会手拉手在海底走过。反过来说，如果你始终都没有这种特殊的感觉，那就有些尴尬了，或许是你有什么问题，于是你只得假装自己有了特殊感觉。因此浪漫主义非常强调一见钟情，也就是突然间十分肯定地意识到自己遇到了正确的人的感觉。

浪漫主义的发展伴随着十九世纪欧洲铁路系统的建设。在浪漫主义小说当中，男女主人公的第一次见面往往发生在火车上。哪怕仅仅局限于俄文，包含男女主人公在火车上初次相见情节的小说也可以装满一整座图书馆。在这些小说当中，初次相见的双方都对彼此没有什么印象，或许只看到了对方的脚踝、手肘或者侧脸，然后你就发现了灵魂伴侣。

浪漫主义非常热衷于“从此永远幸福”的理念。爱情并不是一个稍纵即逝的阶段，而是永恒存在的感受，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著名浪漫主义作家死得都很早。在小说当中，男主女主一见倾心之后女主就会非常不幸的感染上风寒或者肺结核，两人的恋情只能进行几个月就会被死亡截断，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段爱情依然是永恒的。此外浪漫主义者也非常热衷于自杀，用戏剧性的方式主动结束自己的人生。在浪漫主义世界观当中死亡与爱情之间存在着非常奇妙的联系。

浪漫主义者的另一个特质就是不工作。几乎很少有哪位浪漫主义者拥有稳定的工作，因此可以花费大量的时间用来相互拥抱。此外浪漫主义者非常喜欢在自然环境中散步，瀑布非常浪漫，海岸线非常浪漫，拍击着峭壁的浪涛非常浪漫。从一天的时间上来说，黄昏非常浪漫。天边挂满了红霞，反射着落日的余晖，天空染上了一层粉紫色。这就是通过自然来强化爱情的方式。

浪漫主义对于性爱的看法也很独特。人类进行性交已经有千万年的历史了，但是浪漫主义者的特质在于相信性与爱的紧密结合。他们将性交奉为爱情的顶峰，视其为爱情的极致体现；远远不是单纯的活塞运动，而是你对另外一位个人的真挚感情的最充分表达。这确实是个很美丽的理念，不过有一点不太方便的地方，那就是这一理念使得通奸变成了一场灾难性的悲剧。假如你像浪漫主义者那样相信性爱是爱情的顶点，那么夫妻之外的任何性活动都是灾难性的。正因为如此十九世纪欧洲所有著名爱情小说都有通奸的情节，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不一而足。通奸的历史就像婚姻一样古老，但是浪漫主义为通奸活动添加了全新的分量。通奸触犯了浪漫主义者对于爱情的一切信念。

我必须承认，很多浪漫主义理念都非常美丽，我们全都经历过这些理念的洗礼，一味对其嗤之以鼻是很愚蠢的。这些理念无所不在，已经成为了我们应对爱情的核心。但是我依然认为浪漫主义对我们维持长期恋爱关系的能力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假如我们想要获得成功的爱情，就必须背离使我们开始恋爱的许多浪漫主义理念，因为浪漫主义威胁到了我们在长期恋爱当中自得其乐的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请允许我简要分析一下在我看来浪漫主义为我们找麻烦的感情领域。

浪漫主义取代了一种早期的人性观念，这种观念源自基督教，着重强调我们全都脆弱、残缺并且背负罪孽。浪漫主义认为这种看法是无可救药的悲观主义，坚持认为每一个人类都拥有纯洁完美的本性。浪漫主义非常看重儿童，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儿童永远是甜美的，这一看法的代表人物就是十八世纪中期的卢梭。从此以来的浪漫主义者都认为儿童是人性至善的体现，而社会则是败坏儿童的祸根。简而言之就是人性本善。相比之下传统的基督教观点——例如圣奥古斯丁的看法——则着重强调人性的罪孽本质。圣奥古斯丁认为人性生来背负罪孽，儿童也不例外。我们所有人都带有亚当的原罪，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或者潜在的罪人，需要其他人与上帝的怜悯与宽恕，唯此才能忍受各自的人生。浪漫主义抛弃了这种看法，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天使一样的纯洁本性。值得注意的是，浪漫主义的兴起伴随着有组织宗教的衰落。从很多方面来说浪漫主义都是针对有组织宗教的世俗替代品。当我们开始恋爱的时候，我们不再用天使一词形容那些背生双翅的神性生灵，而是用来形容我们的爱人。这一现象在浪漫主义时期越发显著。从浪漫主义的视角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是暂且收拢双翼的天使，从未受到罪孽的玷污。我认为这种观点对恋爱关系造成了极大的挑战，因为这种观点导致了一切恋爱当中最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自以为是。如果你相信自己很完美，你的伴侣也很完美，那么肯定会有麻烦。只要你身处于长期恋爱关系，那么你就肯定会在对方身上发现一些不那么完美的特质。如果你所信奉的意识形态主张世间所有人都是美好的，而且你的伴侣尤其美好，那你要怎样应对这种感觉呢？这种意识形态为恋爱当中的麻烦布设了非常棘手的背景。我认为远远更有利的看法是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内心的最深处——我没有贬低任何人的意思——全都是疯子（笑声）。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全然神志正常地度过童年、青春期以及随后的人生各阶段。我们的性格一定会遭到有别于其他人的扭曲变形。我们可能要花费五十多年时间才能意识到自己遭受了怎样的扭曲变形，但扭曲变形是不可避免的。在开始恋爱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必须在头上顶起一块硕大的警告牌。

为什么我们往往不认为自己遭到了损害，因此很容易自以为是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认知程度都非常有限。自我认知之所以如此困难是因为我们身边的所有人全都默不出声，不会告诉我们他们对我们的看法，以至于刚刚与我们交谈二十分钟的陌生人对于我们个性缺陷的认识就可能超过我们一辈子能够达到的深度。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告诉我们呢？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告诉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父母能够看到我们的缺陷，但他们希望我们一生平安，因此不会告诉我们，或者被他们感情蒙蔽了双眼，所以根本看不见。我们的朋友不会向我们指出我们的某些个性缺陷，因为他们只想陪我们一起消遣玩耍而已。你必须要当真非常关心某个人才会深入了解他的个性弊端，而我们的大多数朋友与我们都没那么亲密，因此懒得费事。我们的前任对我们的个性必定也有深刻的理解，但他们同样不愿费事。他们往往会说他需要多一点时间独处，他们想要出去看看世界——都是胡说八道。他们看到你身上有些难以忍受的毛病，可是他们懒得告诉你，就让别人去操这份闲心吧（笑声）。

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总体来说我们是很好相处的人，只要遇到正确的人就行了。我在二十来岁的时候一直相信我只是没遇到正确的人而已。认为自己很好相处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必须彻底加以压制。天底下就没有好相处的人，只要近距离接触一下，每个人都是麻烦。如果让我来设立规矩，以后每一次晚餐约会上的第一句问话都会是“你怎么个疯法？我是这么疯的，你是怎么疯的呢？”这句话不应当带有一丁点贬低奚落的语气，而且我们也应当听到一个深思熟虑且毫不戒备的回答，那样的话我们能节省多少时间啊！我们不需要成为活着找到完美的人才能开始恋爱，但恋爱双方的确都需要对自己的不完美之处有所理解，从而才能够相互提醒自身个性的令人不适之处。但是这样做很困难，当我们发现别人的个性缺陷时，这些缺陷往往会让我们遭受深重的痛苦，因此我们也不会对这些缺陷报以同情。冷静地向其他人解释自己的个性缺陷的能力是最重要的天赋，也是我们能向彼此提供的最重要的订婚礼物。假如我们能向自己的未婚夫或者未婚妻递交一本大书，《论我的疯狂》，那么我们肯定能省去许多麻烦。

浪漫主义的另外一大误区在于对于本能的过度强调。传统的婚姻观基于理性计算与家庭安排，浪漫主义则告诉我们婚姻应当基于本能。问题在于你根本不必对心理分析或者心理疗法有什么深刻理解就知道心理治疗的一条基本原则：我们身为成年人的恋爱方式受到了我们在幼儿时期对于爱情的理解的深刻影响，你身为成年人的恋爱方式与我们在幼儿时期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我们在童年所学到的恋爱方式往往并不健全。我们的父母当然非常关爱我们，但是他们也在很多方面严重妨碍以至于伤害了我们，尽管是无意为之。这一点对于我们身为成年人寻找爱情的能力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我们身为成年人的爱情观往往是童年时期爱情观的进一步提纯。但是我们童年时期养成的爱情观未必就没有问题，而是往往被扭曲成了非常有趣的样子，并且满载着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些扭曲之后的观念又成为了我们在成年时期寻找伴侣的标准。有人说他们希望通过爱情寻求幸福、满足与舒适，但我们真正希望寻求的是熟悉感。我们所遇到的陌生人往往让我们感到很不熟悉，因为他们很关爱我们，也很善解人意，这样的待遇让我们感到手足无措。

有时候你撮合两个朋友见面，从纸面上来看他们十分般配。约会之后你问他们情况怎么样，他们说“我不知道啊，那个人真挺不错的，我们相处的挺好的，我们的共同点很多，但是我就是觉得还少了点什么。”简而言之，我们本能地意识到这个完美的人不会按照我们的意愿让我们受罪，不会让我们遭受我们期待在恋爱当中遭受到的折磨。我一直认为爱情会以特定的方式让我不幸。我们都知道这种现象的极端表现形式，比方说有些女性心甘情愿地呆在施虐者的身边忍受拳打脚踢。但是就算没有极端暴力，某些人之所以吸引我们的原因某种程度上也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优点，而是因为我们对于他们挫伤我们心灵的方式感到熟悉。

浪漫主义还有一个问题，也就是对于诚实的看法。浪漫主义非常看重诚实，恋爱的主旨就是对另一个人开诚布公。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要一刻不停的撒谎，我们要掩饰自己的想法与感受，不管内心多么痛苦也要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我们终究会遇到这样一个人，我们可以在他们的面前放下吊桥，拆毁城墙，显露出自己原本的样子。在爱情的初始阶段，我们感到我们终于遇到了这样一个能够彻底接受我们的人，这个人能接受我们的一切，我们可以真正成为自己。不过说句老实话，任何一个你声称自己深爱着的人都不应当承受这样的款待（笑声），你绝对不能在对方面前彻底袒露自己。今天在座的都是成年人，我们就用性爱来举个例子吧。在你的人生早期，你非常孤独，在性生活方面也是一样。然后你终于遇到了一个人，你对他说“你喜欢玩捆绑与手铐吗？”假如这个人说“我其实一直想试试，不过我从来不敢向别人主动提起。”这种感觉非常亲密，因为我们再也没有必要为自己感到羞耻了。这实在令人喜不自禁，让人感到自己充满了力量。我们再也没有必要低头弯腰地苟活，我们最黑暗的秘密终于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可与接受。

如此可爱的时期大约能维持三个月左右（笑声），然后就会发生接下来的一幕。你们分享了捆绑与手铐，你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正确的人。然后有一天你们在咖啡馆里聊天，你与那个相互敞开灵魂的人正在卿卿我我，然后你看到有一位服务员姑娘非常漂亮，然后你就说：“我要是把那个服务员叫过来玩双飞你不介意吧？”然后你发现你那位一向开明的伴侣并没有感到跃跃欲试，而是一脸愕然。这样你就来到了岔路口，一条路通向城市，另一条路通向爱情（笑声）。你想继续描述自己的性幻想呢，还是就此闭嘴呢？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闭嘴。这是另一个具有根本性重要意义的时刻，我们终于意识到即便在爱人面前我们也不能完全做自己，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在爱人面前掩饰肮脏不堪的秘密。恰恰正是出于爱情的名义我们才不能充分做自己，而是要呈现剪辑之后的自己。如果我们无时无刻都向另一名个人彻底袒露自己，那么我们大概会毁掉这个人，因此我们必须以爱情的名义压抑自己。浪漫主义丝毫没能让我们准备好这一点，实际上浪漫主义认为这种做法无异于背叛。浪漫主义强调真实，忠实于自己也就等于忠实于爱情，任何其他做法都是对爱情的背叛。但是这一理念却与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并且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痛苦。

浪漫主义从来不会谈论爱情的实际层面。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作家、诗人与艺术家从来不会谈到洗衣服，从来不会承认任何处于长期感情关系当中的人们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一起洗衣服、打扫房间、养育子女等等。这使得我们产生了误解，认为聪明理性的人不会自找麻烦做这种事情。因此浪漫主义往往使人在这一领域准备不足。于是在恋爱的某一个阶段就会出现以下这一幕。一对夫妇非常相爱，也都非常看不惯各自父母对于家庭琐事斤斤计较的态度。然后有一天他们突然在浴室里爆发了这样一场争论：“毛巾扔在地上干什么？”“我正在洗澡呢。”“我知道，可是毛巾扔在地上干什么？”我这就要出门办事去。”“我知道你要出门办事，可是毛巾扔在地上到底干什么？”“什么叫扔在地上干什么？扔在地方就扔在地上了呗！”然后突然间双方的语气中就都带了一丝不耐烦。夫妻双方都认为自己很聪明，不在乎鸡毛蒜皮的小事。浪漫主义让人们认为自己都很聪明，不会发生这样的争论。假如两个人都认为自己不会进行这样的争论，那么一旦争论起来就会争得昏天黑地（笑声）。想想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吧，包法利夫人从小养成的爱情观全都来自浪漫主义小说，她相信爱情就是白马王子、高耸的城堡与晨雾中的散步。然后她嫁给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实人，然后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生活的大部分内容都被洗衣服、买牛奶与切奶酪占据了，而她的丈夫只会坐在一边查看账单或者读报纸。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她以为自己是为了爱情才结婚的，但是现在却陷入了沉闷无味的现实生活。这写疑虑引发了一系列的心理反应与实际行动，最终导致她走上了自杀的绝路。认为现实生活在爱情当中没有位置的理念是浪漫主义的核心，也为长期感情关系带来了灾难。

浪漫主义者还相信你不应当与伴侣过多交谈。谈话意味着并不真正理解一个人。浪漫主义非常看重在恋爱初期两人不用言语也能交流的阶段。“我们当时正在湖畔聊天，然后两个人突然都安静下来了，因为我们突然了解了对方，我还没说他就知道我在想什么了。我用不着像上一段糟糕的恋爱关系那样费尽心力地解释自己的想法。”浪漫主义很反感对自身感受的过度分析与表达，浪漫主义相信一旦你开始表达自己的感受就将感受毁掉了。我们对此都能感同身受，有些时候言辞的确会破坏感觉。浪漫主义眼中的爱情就是一个人出于本能理解另一个人而无需语言的辅助。这种看法长期而言依然会带来灾难，因为这种看法会让人整天闷闷不乐。所谓闷闷不乐就是你觉得自己受到了另一个人的伤害，但是你不打算解释自己的感觉，因为这个人理应爱你。如果他爱你，他就理应知道。当然你可以解释，但如果需要你来解释，那么他就不爱你，因为真爱的本质是无言的。好比说你们两个参加一场派对，期间有人冒犯了你。回程的车上你一言不发，因为你是个浪漫主义者，对方应当理解你。然后你们上楼回家，进了家门之后你立刻躲进卫生间把门反锁上了。因为作为一名浪漫主义者，你相信你的伴侣的灵魂应当有能力穿透卫生间的屋门，穿透你的躯体，直接感受你的灵魂。所以你为什么还要麻烦开口说话呢？这种做法是一场灾难，因为就算心底最善良的人们也无法理解我们内心的全部想法。他们大概能理解我们的童年早期被父母辱骂之后承受了怎样的伤害，或者频繁转学对我们造成怎样的影响，但是在长期感情关系当中无法直接理解的事物占了绝大部分。你不能指望自己的另一半具有读心术，但是浪漫主义却将读心术当成了爱情的核心本质，

浪漫主义还告诉我们，假如我们当真爱一个人就会爱这个人的一切。你当然会爱他们身上的优点，但也会悄悄地爱他们身上那些小小的缺点。因此在恋爱初期你在对方身上发现的小小缺点都能强化爱情。比方说她的门牙牙缝太大，可能对牙科医生来说是个小问题，但是对你来说没有问题。或许他依然保留着母亲送的旧睡衣一直舍不得扔掉，睡衣上面还印着小熊图案。当然这件衣服不可能赢得任何时尚大奖，但这是他们本质的一部分，而你热爱这一切。因此在恋爱初期，对方身上的脆弱无助也是一个人之所以可爱的原因之一。直到大约三个月之后（笑声）发生了接下来的这一幕。某天早上你们吃早饭，吃的是坚果碎麦片。你看着她的吃相突然忍不住说道“你吃饭怎么跟牛吃草一个架势啊？就不会把嘴捂住吗？”然后她说，“你等会儿，过去一天你已经找我三次麻烦了，我还以为你爱我呢。”你说“我当然爱你了，可你吃饭确实像牛吃草料呀。”然后她就生气了，“以前可没人跟我这么说过！”“是啊，你的朋友肯定不愿冒犯你，你的父母看到了也不往心里去，你的前男友都跑印度去了。”（笑声）这时你就遇到了问题，浪漫主义相信爱一个人就要爱这个人的全部。因此在恋爱过程当中早晚一个人会对另一个人说，“如果你爱我，那为什么要批评我？”就好比说爱在这一边，批评在那一边，两者不搭界。一旦搭界爱情就失败了。这种哲学同样也是灾难性的。任何一个人只要和我们呆一段时间，就会从我们身上找到一大堆毛病。你完美吗？假如你不完美，那你怎么能指望别人从你身上挑不出毛病并且不感到反感呢？

让我们远离这种不健康的哲学，回顾一下早期的另一种爱情观念。这种观念来自古希腊人，我认为对我们更有帮助。古希腊人就像我们一样关注爱情，但他们对爱情的看法却与我们大相径庭。古希腊人相信，爱情就是对另一个人的完美版本的倾慕，对于这个人的美德与成就的倾慕。对于此人身上的缺陷你尽管可以宽容大度地接受，但是你没有必要爱它们。爱情仅仅局限于限于另一个人身上的优秀品质。古希腊人还相信爱情应当是一个相互教育的过程，爱情当中的两个人应当相互教育，使彼此都成为更好的人。教育并不意味着相互贬损，恋人们之所以相互教育，是因为他们心中真诚地关注着彼此最深切的利益。换句话说爱情就是一个学生与老师反复轮换角色的过程，人人都要当老师，人人都要当学生。相互教育并不意味着爱情被抛弃了，而是爱情非常活跃的证据。这种理念在现代社会听起来太奇怪了。假如你对你的伴侣说，“我今天听了一场讲座，我希望能够教育一下你。我想给你上一堂课，批评一下你的性格与吃相。”这种做法也太奇怪了。

为什么我们这样不擅长当老师呢？许多恋爱关系的失败都可以视为教学的失败。有些你想说的话传到听众耳朵里的时候往往会发生极大的错误，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认为自己没资格当老师。好老师的特质之一就是镇定自若，而镇定自若的前提就是不要太担心学生能不能听进去。数学老师当然希望学生们学会三角函数，但就算全班学生全都不及格，明年还会有新一届学生来凑数的，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在爱情的教室里我们要紧张的多，因为赌注要高得多，而我们内心的想法是最可怕的督导员：“我担心我嫁给了一个白痴，这个人根本不理解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最基本事物，这个人根本不听别人说话。所以我要对他施压，我要采取粗鲁的态度，我要侮辱他。”问题在于羞辱与嘲讽从来没能让任何人学会任何事物。等我们不得不诉诸侮辱的时候，课程也已经结束了。我们不相信爱情应当是一个相互教育的过程。我们对于恋人的理解超过其他任何人，我们亲身近距离见证了他们最光彩与最疯狂的侧面，但是我们却无法分享利用这些知识来促进共同成长，因为我们太脆弱，戒备心也太重了。“你这是打算给我上课吗？”面对这样的质问，柏拉图会回答道：“没错，我确实打算给你上课，因为我非常爱你，而且我也希望明天能再给我上一堂课。”浪漫主义者则认为“我必须离开她，因为她整天给我上课。”当爱情教室失灵之后，恋爱关系就会变得非常脆弱，两人都会陷入抱怨与敷衍的恶性循环。抱怨是教学的反面，你不打算教育别人，而是打算强迫别人，控制别人的言行。你根本不管对方心里怎么想，只是一味要求他们怎么做。而抱怨总会遭到敷衍的抵制，被抱怨的一方总会拿起报纸装听不见。不幸的是，相互装聋的现象在浪漫主义恋爱当中非常常见。

难道我们就只能绝望下去吗？难道我们就只能一头扎到底了吗？我们就不能采取什么挽救措施吗？我相信我们还能采取很多措施。有人对我说“你对爱情的看法太悲观了，就好像我们应当降低自己的期望值一样。”不对，我确实相信我们在开始恋爱的时候期望值越高越好，问题在于浪漫主义精准到位地向我们描述了高期望值的状态，却没有提供任何达到此类状态的可靠方法。因此我们的任务应当是修建通向高标准的台阶而不是将标准降低。用我的小说角色的话来说，“人们终将发现，爱情并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套需要学习的技能。”这种想法很奇怪，因为我们如此看重“随心而行”，我们认为一切都应当自然而然地发生。假如不自然，那就是错的。我们做其他事情的方式却截然相反。我们的社会非常讲究规程，我们认为做一切事情都有规矩，有诀窍，有方法。但是在爱情领域我们却主张要完全依靠本能。不会有人说“我打算凭借本能驾驶波音777并且降落”或者“我打算凭借本能完成一场大脑手术”。但是我们却不介意依赖本能踏上为期五十年的婚姻道路。

那么我们需要养成哪些技巧呢？有一种或许有帮助的做法就是将你的伴侣视为一个小孩子，年龄大约在两岁到三岁半之间（笑声）。因为我们的社会确实非常擅长照顾两岁到三岁半的小孩子。比方说你家里有一个这样的孩子，你为这孩子晚饭做了土豆烧菜花，孩子吃了一口就把饭菜推到一边去了。你并不会因此憎恨这个孩子，并不会说“你怎么能这样不体贴我？我上一天班有多累你知道吗？”你会说“宝宝不是牙疼了？是不是跟哥哥姐姐怄气了？”我们总会想出非常温柔的答案来解释为什么小孩子做出了如此刻薄的举动。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天然刻薄恶毒，而是认为他们感到焦虑受伤并且需要我们的帮助。但是成年人的恋爱关系却不是这样，我们总是从极端个人的角度来评判对方的反应，“你存心要打击我”、“你看不起我”、“你根本不关心我”。问题在于我们看上去并不像儿童，这一点实在很碍事。小孩子长得就像小孩子，但成年人长得就像成年人。尽管从本能上我们很难接受这一点，但是成年人身上依旧存在着大量两岁到三岁半儿童的特质。心理创伤最不方便的地方就在于别人看不见。假如你断了一条胳膊，别人都能看见。会有人问你疼不疼，进出门口的时候会有人给你开门。但是我们的内心的损伤之处却不能方便地向别人展示，因此也得不到别人的体谅。我们应当意识到世间的每一个人都背负着严重的损伤，需要我们深切地加以关怀。总体来说他们的本性并非刻薄恶毒，他们只是吓坏了而已。一个人作出的最恶劣行为的核心往往并不是邪恶而是恐惧。

我们绝大多数人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会逐渐将我们的伴侣视为白痴，所以喜剧幽默才如此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接触我们内心的搞笑一面。许多喜剧的主要角色都是彻头彻尾的白痴，但是当我们观赏喜剧的时候明知道他们是白痴但还是忍不住喜欢他们。在我们的眼中他们是一群可爱的白痴。在想象当中将一个人从白痴转换成可爱的白痴是非常难得的转变，也是成熟的标志。在恋爱当中，哪怕我们只能偶尔做到这一点，也能更好地平抑我们对于另一半的贬损看法。

我们还需要应对一见钟情的冲动。一见钟情确实很刺激，并且支持我们度过了特定的人生阶段，但是我们必须克服一见钟情。一个人看上去或许很有魅力，当你在机场或者超市看见一眼之后就惊为天人，回家以后依然念念不忘，因为他们依然徘徊在你的记忆里。不过我们之所以能够克服一见钟情，是因为我们知道一项科学事实：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天使，只存在人类，而且世间的每一个人从近距离观察都充满了问题。你不可能事先知道某一个人会怎样令你抓狂，但你必须知道他或者她一定会让你抓狂。无论他们看上去多么有魅力，无论他们的脚踝多么动人，无论你们的言谈多么投机，你都一定要知道这个人将会为你带来无休止的麻烦，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而是因为他们是人，是人就会这样做。在现代科技的辅助下，我们都想找到那个完美的人，但是世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完美的人。从存在主义角度来说，相互合适是爱情的成果，而不是爱情的前提。所谓正确的人并不是同意我们每一句话、接受我们一切行为的人，而是愿意带着几分慷慨与几分幽默，以特定的方式协商解决特定问题的人。这就是正确的人，但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完美。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性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性的期待值很高，浪漫主义提高了我们的期待。我们想要达成两个目标，而这两个目标的方向却截然相反。我们想要安全与忠诚，也想要兴奋与刺激。在社会上大约每过二十年就有人声称找到了这个问题的解决答案。好比说六十年代的人们主张自由爱情，如今又有了多元恋的说法，认为嫉妒无非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已（笑声）。很不幸的是这些说法都不是真的。归根结底你必须自己挑选你想受哪种罪。你偏好安全与忠诚吗？听上去不错，很温馨很可靠，但你也肯定会错过很多。到了某个周六的晚上，你肯定会宅在家里想“现在夜店里的人们都在玩什么呢？”但是你已经做出了选择，夜店已经与你无缘了。当然了，兴奋与刺激也很不错，总能遇到新的人，总有新的艳遇，但是这样的生活也伴随着全然的混乱、指责、嫉妒与困惑。所以归根结底问题在于你想受什么罪，你是想头晕脑胀还是想百无聊赖呢？（笑声）最近我去美国进行了一场巡回签售。在东海岸倒是没出什么情况，因为这里的文化氛围更接近欧洲。可是当我来到加州向观众们讲明我的观点之后，台下一片沉默。“难道我们不能鱼与熊掌兼得吗？我们可住在洛杉矶啊！”英国最重要的一项出口产品就是忧郁。忧郁是一项非常有用的情绪，因为忧郁既不是恼怒也不是愤怒。我知道生活并不完美，但我正在竭力应付呢。我相信忧郁是英国对人类做出的最大贡献。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坚持陪在随便哪个人的身边呢？是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我们竭力去适应呢？我可没这么说。对于某个你声称自己爱着的人来说，婚姻其实真不是什么好事（笑声）。毫无疑问，有些人你应当离开，有些感情应当一刀两断。怎么知道应当离开哪些人呢！我有一条简单法则：你可以审视自己的生活，将所有让你感到痛苦的事情都开列出来，假如绝大多数事情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归结到那个人身上，那就离开他（笑声）。但是如果你说“我也不敢肯定我能不能什么事都怪他”（笑声），那就留下来，因为你所遇到的痛苦很可能是自然发生的，只是碰巧你身边有人而已，而不是由这个人导致的，这两者很容易混淆。英国与欧盟的婚姻就陷入了这一误区，英国相信自己的痛苦都归因于与欧盟的联系，只要与欧盟断开联系，痛苦也会消失。现在英国不得不像很多失恋的人们一样直到为时太晚之际才学到痛苦的一课（笑声，掌声）。

那么我们还需要费事结婚吗？婚姻还有意义吗？主要报纸几乎每个月都会刊登一篇《婚姻还有必要存在吗？》。从各种方面来说这个问题都没有意义。假如我们用完全理性的眼光来看，婚姻其实很不合理，我们往往是一头栽进婚姻当中的，今天的人们依然如此，尽管有各种不这么做的理由。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难道就仅仅只是发疯而已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们举行盛大的婚礼，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请来参加。这样一来想要解除婚姻就很尴尬了。我们不得不挨个给亲友打电话，“还记得你送给我当结婚礼物的那台电视吗？很不好意思，尽管我结婚只有三个月，但是我已经决定要退出了。”我们之所以要公开与某人订婚，是因为我们内心当中较为成熟的那一部分知道，将自己锁进婚姻的笼子里对我们的个人成长有好处。我们自己将自己锁进笼子里，并且将钥匙扔掉，并不是因为我们发疯了，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一部分个性只有在无法轻易抽身离开的环境里才能真正发展起来。随时都能逃跑的能力虽然看上去非常诱人，但是对于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却没什么好处，所以我们心甘情愿地把我们自己锁了起来，因为我们意识到，只有只有在无法轻易抽身而退的时候，我们才能实现某些方面的成熟。想要抽身而退，就必须付出极大的成本，承受极大的尴尬，我们这么做并不是发疯，而是意识到了束缚是成熟的前提。

我确实相信长期恋爱关系的可能性，我只是认为我们应当检查一下我们会在什么条件下踏上这一旅程。当你终于承认你很疯狂并且终于理解了自己的疯狂与伴侣的疯狂之后，当你清醒意识到就算在火车上遇到的完美陌生人同样也会充满问题之后，当你准备好洗衣服，准备好讨论地上的毛巾，准备好与别人讨论你的内心感受而不是让他们瞎猜之后，当你准备好用语言耐心解释自己的感受之后，当你相信所有这一切努力以及一点幽默调剂都是认真恋爱关系的一部分之后，我相信你们就已经为爱情做好了准备，我也鼓励你们勇敢的迈出下一步。谢谢大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7IHU28aR2E

理查德.道金斯（以下简称道）：咱们四个共同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有人指控我们严厉、傲慢、恶毒、刻薄。对此我们有什么看法呢？

丹尼尔.丹奈特（以下简称丹）：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我在我的书里不遗余力地迎合了理性宗教信徒。我让一群虔诚信教的学生替我审阅了一遍书稿。原稿的措辞确实令人很不安，所以我修改了好几遍。但是这番功夫一点作用都没有，还是有人批判我粗鲁凶狠。然后我才意识到我根本就赢不了，根本就是犯傻。宗教的谋划使得你根本无法在根本上不同意的同时不至于粗鲁。只要一有机会宗教人士就会声称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所以你就只能二选一：我是情愿粗鲁呢，还是把这段批评憋在肚子里呢？

萨姆.哈里斯（以下简称哈）：突破禁忌就是这样的。宗教被安置在了远离批评范畴的地方。甚至在世俗主义者与无神论者当中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听任其他人沦陷在各自的迷信当中，即便这些迷信使人陷入了悲惨受害的境地，我们也不愿近距离审视。

丹：我的新书标题就是这个意思。魔咒是存在的，我们需要将其打破。

克里斯托弗.希金斯（以下简称希）：如果说在公共讨论当中必须要允许有些人指控别人犯下冒犯罪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毫不自怜地声称我们同样会遭到冒犯与侮辱。当塔里克.拉马丹这样的人成为了牛津大学的发言人并且声称他认为石刑处决女性的做法应当“暂缓”一下的时候，我并非仅仅抱有不同意见而已。我认为这种言论已经不仅仅是让人心烦这么简单了。像这样的言论不仅是侮辱，而且是威胁。

哈：你似乎并不觉得你本人受到了冒犯，而是恐怕某些思考方式会造成更深远的负面影响。

希：类似拉马丹这样的人主张，假如我质疑穆圣的教诲，我就伤害了他们最深切的感情。可是宗教主张声称离开了某种超自然地外独裁者的指导我们就无法区分对错，我认为每个人都应当觉得自己最深切的健全人格受到了此类言论的冒犯。如果我们同意冒犯罪应当得到广泛施行并且由媒体担任执行者。那么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也理应受到相同的保护而不必自怜或者将自己包装成受到压迫的少数派——这种反方向的风险同样存在。但是我认为我们无法完全避免受到冒犯别人的指控，因为我们的言论的确冒犯了很多人的核心感受。比方说我否认基督耶稣的神性，这肯定会让很多人感到惊骇与受伤。

道：源自宗教问题的冒犯与源自其他问题的冒犯之间的对比向来令我非常着迷。比方说艺术品味，你对于绘画与音乐的喜好。还有政治立场。有人认为我们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不仅毫不克制，而且远比讨论宗教的时候更加粗鲁。我很想验证一下这种说法，做一下量化测试。我想询问人们对于自己支持的足球队或者最喜欢的音乐剧的看法。我想看看我要问得多么过分才能让他们感到冒犯，以及我的质问与“你真丑”之类的侮辱之间有什么区别。

希：你说这话挺有意思。我经常与天主教捍卫同盟的John?Francis?Donoghue辩论。他的确有些现代艺术作品感到非常不满，因为这些作品想要借助亵渎行为来吸引注意，例如安德里斯.塞拉诺将受难十字架泡在尿液里，用大象粪便来塑造圣母玛利亚造像的头部。我认为我们很有必要在这一点上认同索福克里斯以及其他一神论出现之前的哲学家们的观点，也就是对亵渎行为的厌恶。我并不想看到教堂被夷为平地或者宗教造像遭到拆毁。我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宗教的美学成就感到钦佩。

哈：我觉得我们的论点其实布满了倒钩。我们不仅在冒犯别人，还在告诉别人受到冒犯是不对的。物理学家的观点遭到挑战或者否定的时候并没有人为他们辩护。你的头脑在探索世界真相的时候不该得到此类保护。宗教声称自己代表了真相，但是对于外界的挑战却有着狭隘、斤斤计较甚至很危险的神经反射式反应。我们所反对的就是这种反应造成的负面后果。

丹：我们无法用礼貌的方式告诉某人：“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荒废了人生呢？有没有意识到你将自己所有的努力与财物奉献给了一个包装精美的神话呢？有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呢？”想要不冒犯人地说出这番话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因为他们需要考虑一下这种可能，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这样审视自己的生活。

道：Dan Barker采访过一群失去了信仰却不敢承认的教士，因为神职是他们唯一了解的工作，他们只会干这个。

希：我年轻的时候与一位共产主义者辩论过。当时他们都知道苏联马上就完蛋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经历了非凡的苦难、牺牲与英勇奋斗，始终维护着自己心目中的崇高理念。他们无法放弃共产主义。但是如果有人对我说：“你怎么能在他们面前批评苏联？你不知道这些人付出过什么吗？”我只会说：“别搞笑了。”

丹：别人告诉我我很粗鲁的时候，我总会说：“如果我用同样的言论来抨击制药行业或者石油行业，你还会觉得我粗鲁吗？当然不会。”我希望我们能够用对待制药与石油行业的态度来对待宗教。我并不反对整个制药行业，我只是反对它们的某些做法。我希望宗教也能得到同等对待……

希：例如宗教组织不能免税以及不能接受政府补贴。

道：我很奇怪宗教是怎样获得其他行业都没有的地位的，而我们居然全都接受了这一点，无论我们本身是不是宗教信徒。历史过程导致了宗教对于批评的免疫。我们允许宗教对冒犯格外敏感。

丹：尤其可乐的是——我曾经感到很生气，但现在只觉得好笑——他们设法拉拢了大批非宗教人士代表他们抒发遭到冒犯的愤懑之情。针对我的书籍的最激烈抨击都来自非宗教信徒。他们非常害怕伤害宗教信徒的感情，因此批评我的时候尤其不遗余力。

道：感同身受啊，感同身受。

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观点多么屈尊俯就。他们就像感化院的员工一样，觉得有人需要他们，而他们需要保护这些人安全地呆在自己的神话里。有一个问题或许会彰显我与你们三个的不同：至今我依然会很自然地使用“灵性”、“神秘”这一类的词汇。很多无神论者对此都大为不满。我认为的确存在这样一类非常少有的精神状态，目前只有宗教才会非常自然地讨论这些状态。因此这些讨论充满了迷信，用来施行在其他条件下不可能成功的形而上学骗局。但是很多非宗教信徒都有过此类体验，无论是因为服用了迷幻剂，还是因为独自一人在洞穴里呆了很久，又或者只是因为他们的神经结构有别于常人。很多人都有过超越自我的经验，在某些日子里觉得自己天人合一。因为目前宗教是唯一一种讨论此类体验的力量，所以才有人觉得讨论宗教是禁忌。因为在他们看来，你是在对别人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时刻评头论足甚至恣意糟蹋。

道：当然我未必同意你，但是我还是要说你的想法很不错。宗教不应当成为讨论灵性的唯一力量。就好比说政治右翼阵营当中同样也应当存在无神论者，否则就会导致价值观的混乱。哥哥领域的多样性很有好处。我的确同意你的说法，但就算我不同意，我依然认为你的说法很有好处。

希：如果每个人有且只有一次改变世界的机会，那么我希望能够区分超然与超自然。染色体研究的先驱弗朗西斯.柯林斯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有一次他爬山的时候被周围的景色慑服，然后跪在地上信奉了基督教。完全不合逻辑的做法。因为从未有人暗示过基督耶稣创造了这片地形。

哈：冰封的瀑布分为上中下三节，明显代表了三位一体。

希：要是这么说的话万事万物在人类眼中都能分成三个部分。显然人脑具有这种思维方式的先天结构。人类从没设想过四个脑袋的神灵。我认为想明白这一点能够清楚人们的混乱认识：我们的情绪事实上是个性的剩余价值，也是对于进化没多少用处的那一部分——至少目前我们还无法证明情绪对进化有什么用处。但是我们依然全都拥有情绪，情绪并不属于超自然范畴，也并不能任由神职人员征用。

丹：悲哀的是，人们不敢信任自己对于各种生活经历的评估。似乎除非得到上帝或者某种宗教的认可，否则自己做出的评估就没有价值。并不是这样的。这的确是你平生当中最好的时候，因为在这一刻你忘了你自己，成为了比你的预想更好的人，谦卑地看到了自然界的一切奇丽之处，这难道不是很美好吗？但这绝不意味着如此了不起的体验一定是由更了不起的存在赐予你的。

道：我们的头脑被劫持了。

希：我认为这是人类性格的固有畸形或者缺陷。宗教一直在主张自身多么谦卑温顺，兼听则明，简直有些克己舍己的意思。但是宗教在这些问题上的主张向来极其傲慢：我突然意识到宇宙是为了我而存在的——实在太好笑了——而我却因此感到万分谦卑。快别扯淡了！我相信我们应该也必须借助嘲讽手段让人们摆脱这种想法。

丹：“如果丹奈特教授能够再谦虚一点的话……”这种说法我都听腻了。说这种话的人全都傲慢得令人气短。

希：“我无足轻重，我只是上帝的仆役。”呵呵。

哈：说到这里我们不妨谈谈“科学的傲慢”。没有任何一类对话像科学那样如此严格地强迫人们保持谦虚，因为科学家必须承认“我不知道”。一个科学家只要开始讨论本专业以外的领域，立刻就会小心说话。“在坐的各位当中肯定有人知道的比我更多”，“我们目前的数据还不完备”，等等。科学谈话模式尤其要求我们坦诚自己的无知。

希：其实有好些学术从业者都喜欢假装谦虚，不过我理解你的意思。

道：谦虚是学术人士的职业要求。宗教人士的问题在于他们每周都会重复同一批信条：三位一体，童贞玛利亚，耶稣死后三天复活等等，而且每次复述的时候都丁点不差。可是他们居然厚着脸皮说我们过度自信。

丹：我认为很多宗教人士都从来没有想过科学家时刻扪心自问的问题：万一我错了怎么办？他们根本不会这么想，这不是他们思路的组成部分。

希：我有不同意见。宗教人士之所以如此难以驳倒，恰恰正是因为他们一直处在信仰危机当中。实际上祷文当中就有这么一句：“主啊，我相信，请您扶助我的不信吧。”格雷厄姆.格林说过，身为天主教徒的最重要特质就是要时刻挑战自己的不信。许多宗教信徒都按照两套书的要求过两种生活。根据我的观察，许多自称信徒的人都是这样生活的。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们都是精神分裂，这样说的确太粗鲁了。但是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言论在哪些方面站不住脚。当他们去找医生看病或者出门旅游的时候并不会遵循宗教信条。他们很尊敬质疑理念，只要有机会就会将其纳入自己的信仰体系。

道：那倒是挺有趣的。当他们坚定地诵读自己的信条的时候。简直就像是在竭力克服自己的怀疑一样。“我的确相信，我的确相信。”因为其实我并不信。

希：当然，就像世俗人士一样，宗教信徒也因为其他人信仰宗教而感到欣慰。他们不希望其他人拒绝肯定他们的信仰。

哈：在我最近的《论信仰》一文中提到了一套由浅入深的话术。首先，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依然是非常高贵的行为，反面教员就是怀疑的多马。从这一点出发又进一步提出，人们可以不依赖证据就相信这一现象本身就是非常微妙的证据。我们的头脑天然就是这样的构造。我们具有信仰上帝的本能，这一点正是上帝存在的证据。就像点火一样，一旦你承认没有证据也能相信，那接下来没有证据也能相信这一点本身就能成为证据。要求更多证据的想法也沦为了败坏智力的举动，导致堕落的诱惑，或者其他需要严防死守的有害因素。于是你就拥有了一台自我蒙蔽的永动机。

希：但是他们很喜欢宗教真理不能展示的理念，否则就没什么值得信仰的东西了。

哈：这不就是信仰的核心吗？

希：假如全世界所有人都亲眼目睹了耶稣的复活，也都明确知道耶稣拯救了我们，那么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无法更改的信仰系统中。这样的世界将会陷入警察统治当中。我们这些不相信的人们显然会因为上述场景并未成真而感到快乐，因为这样的世界太可怕了。不过信徒们同样不希望信条得到毫无疑问的证实，否则人们将不再经受良心挣扎与灵魂暗夜的考验。

哈：咱们几个写的书当中有一本正是遭到了这样的书评，我忘了是谁的书了。“无神论者竟然要求完全的证据来证明上帝存在，这种做法多么粗鄙啊。如果所有人在证据不够多的情况下都拒绝相信”——想起来了，这话是弗朗西斯.柯林斯说的。

希：我的一位朋友，牛津的Fenton教士曾经说过，假如教会认可了都灵裹尸布的真实性，那么他肯定会退出教会，因为他不愿与采取这种做法的教会有任何牵扯。我开始我的第一次签售之旅的时候没想到自己会有多么幸运。杰里.福尔韦尔上路第一周就去世了。我没想到特蕾莎修女也是个无神论者。但是看一看她留下的信件吧。她向自己的告解神父与上级承认，“我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我感受不到上帝的存在，哪怕是在弥撒与圣礼期间。”他们在回信中写道：“这很好，这好极了。你正在受苦，你承担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你成了救世军团的成员。”这套话术体系不可能从内部驳倒。你越是不信，就越是彰显了信仰本身。

哈：你的动摇反而证明的真理的可信。

希：灵魂的暗夜本身就是证据。我们必须意识到科学与宗教的思维领域互不重合。我们不能指望与宗教心态进行争辩还能得到任何结果。

丹：我们可以采取你现在的做法：“看看这一口袋的手段多么有趣啊。”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些都是自我维持的循环论证，可以用来阐述任何论点。你不应该与他们争论，而是应当指出此类思维方式无法可靠地思考任何题材，你能用同一套方法来维护显然虚假的东西。许多宗教思维方式与诈骗犯的手法颇有相似之处。宗教人士与诈骗犯都会采用似是而非的论点与非逻辑论述，将你的信任包装成了优点。一旦你开始怀疑诈骗犯，他们就会装出一副受伤的样子来，赶紧提醒你保持信仰多么美好。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新手段，所有这些手段都已经进化了好几千年了。

希：如今还多了虚假特效，这是另一个令我坚信宗教等于诈骗、相信奇迹等于犯傻的要点。同样还是这帮人说什么爱因斯坦感到了宇宙精神力量。可是爱因斯坦的原话是，“不存在奇迹，自然秩序不容更改。这正是最大的奇迹。”这些人可以十分自然地将同一句话当成讥讽爱因斯坦的把柄。

哈：其实每一位宗教信徒在面对其他人的宗教信仰时都会采取我们这些无神论者的立场，坚决排斥其他信徒的虚假奇迹与信念，也能看穿其他信仰的各种手法。每一位基督徒都知道古兰经不可能是造物主的口述记录，任何相信这一主张的人只要将古兰经仔细读一遍就够了。问题在于他们并不会采用如此严密的对话模式来进行自我批判。指明这一现象很有助于巩固我们的立场。此外我们还应当指出，无论人们在教堂与祈祷当中感受到了什么，既然佛教徒、印度教徒、基督徒与穆斯林全都体验过相同的感受，这就证明了此类感受的源泉不可能是耶稣的神性或者是古兰经的独特神圣特质。

希：我跑个题说点小事。今天早上我接受ABC新闻采访的时候主持人问我是否承认宗教在世界范围内做了一些善事。的确，我听说过哈马斯在加沙地区提供了社工服务，伊斯兰国领袖路易斯.法拉肯的追随者帮助监狱里的年轻黑人男性戒毒。我不知道这两种说法是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也无所谓，并不能改变以下事实：哈马斯是抱有极端反犹思想的武装激进恐怖组织，法拉肯的教团是一个以种族主义为根本的邪教组织。我还听说科学教也安排信徒戒毒呢。我的观点一直是不能只捡好的说，而是要好的坏的一起说，要不然的话就变成涂脂抹粉了。

哈：我们可以自行发明一套显然虚假的意识形态，而且这套意识形态如果能得到千百万人的接受，将对人类进步起到很大作用。我们可以将其称作我的新宗教，这门宗教的教义是所有人都要从小接受科学教育、数学教育、经济学教育以及一切其他学科的教育。要是他们学习不刻苦，死了以后就会被十七个魔鬼上刑折磨。我这门宗教对人类的用处要比伊斯兰教大得多，但是十七个魔鬼难道因此就存在吗？肯定不存在啊。

道：有些宗教人士其实挺滑头的，他们面对思想复杂的神学家是一套说辞，面对会众尤其是儿童又是另一套说辞。我认为我们都受过这样的指控，说我们吃柿子专拣软的捏，只会与杰里.福尔韦尔作对，却躲开了思维缜密的神学教授。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是根据我的经验，神学教授彼此交谈以及与其他知识分子交谈时说的是一套说辞，面向会众时又是另一套说辞，谈论奇迹什么的。

丹：可是神学家向布道人讲理论的时候，布道人根本听不进去。高级神学就像集邮一样，是一门非常特化的手艺。他们数量很少……

道：影响也很小是吧？

丹：……他们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别人看来无足轻重的细节都会令他们大为着迷，同一门宗教的信徒并不太在意他们说了些什么。当然他们的研讨内容也有一小部分会渗透到大众圈子里，但总会得到扩充修饰以便公众吸收。根据我的经验，他们在著作当中说的话全都非常复杂繁琐，与生活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希：这里我可得为 Allister McGrath教授说句公道话。有一次他攻击理查德的时候说过，基督徒并不像大多数人所说的那样信奉特图里安的“credo quia absurdum”信条——“正因为不合情理，我才相信。”我专门查证了一下，特图里安的原话是“信仰的不可能之处正是其最为可信的特质。”这两句话确实很值得区别一下。某件事物源自编造的可能性被这件事物本身的不可置信特质抹杀了，因为谁会编造如此不可信的东西呢？我认为这个论点还是很值得一驳的。我的反驳是这样的：你把你的电子邮件发到错误的信箱里了。所有人都说我们不能凭借原教旨主义者与极端分子来评价宗教，好吧，那咱们就用英国国教会来举例子。一位高级教士最新表态约克郡北部的洪水是同性恋导致的，当然不是约克郡北部的同性恋活动，而是伦敦的同性恋活动。

丹：上帝的准头差了点。

希：说这话的人是卡莱尔主教，下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候选人之一。国教会应该是温和、缜密、思虑深沉的，但是却做出了如此狂热的主张。我倒想听听Allister McGrath会给卡莱尔主教说什么。“亲爱的主教大人，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让你本人以及我们的教会都丢人到家了？”McGrath写过这封信吗？如果他仅仅私下里把这封信寄出去，我依然觉得很不以为然。他应当公开提出批评。

道：卡莱尔主教后来把这话收回了。

希：我可以理直气壮地按照主教的公开言论来评价教会，我理应这么做。

道：学术神学家暂且不论，神父牧师的问题他们总喜欢攻击其他人按照字面意义理解经文。“我们当然不会从字面上理解创世记了，呵呵。”但他们另一方面又在宣讲亚当夏娃当年的行为，就好像这两个人当真存在一样。他们似乎觉得自己有资格谈论自己明知道是虚假、其他人也明知道是虚假的东西。他们对会众说话的时候就好像亚当夏娃确实存在一样，而会众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亚当夏娃确实存在。

丹：你能想象一位布道人在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这么说吗？“我所说的都是神学假设，本身并不真实，但的确是非常精妙的比喻。”

道：他们的确暗示了他们希望你会这么想。

哈：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公开宣布自己是在什么时候才不再以字面意义理解经文的。这么多温和派都在批判我们惯用粗陋的文本主义来攻击宗教，因此就像原教旨主义者一样糟糕。但是他们却不敢承认自己怎样成为了温和派。成为温和派就意味着失去了对于全部或者至少一大半经文字面主张的信心，因为这些主张遭到了科学与世俗政治的致命打击

丹：也就是被粗陋的文本主义批评方法打残了。

哈：对于成千上万个问题而言，宗教都已经失去了说一不二的裁定特权。温和派认为这是信仰的胜利，宗教信仰对自身进行了启蒙改造。但这种启蒙其实是外来力量强加在宗教头上的。

希：说道这一点，我对于我们这个原教旨主义小圈子也有话要说。索思沃克有个教士，我记得他应该是第一个这样攻击我们的人。他说我们就像炸毁伦敦地铁的人犯一样都是原教旨主义者。你们还记得他叫什么吗？

道：他的名字我忘了

希：我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了。他在圣公会当中的地位很高。我和他一起参加了BBC的访谈节目。节目中间插广告的时候我问他，你怎么能将你的会众称作羊群呢？这不是暴露了你的宗教的本质了吗？信徒都是羊，怎么牵着怎么走？他说：“我曾经在几内亚做过牧师。当地人不养羊，这一来福音书就很难讲了。当地最重要的牲畜是猪，所以我们就用猪群来指代会众了。”这个人说话全都是有意为之的，他的适应力非常强。他说我们这些质疑宗教的人就像那些炸死其他同胞的人一样糟糕，这话说的太不走良心了。所以我并不太在意别人指控我存心嘲讽或者鄙视这一类人，因为我实在忍不住。我也是个很幽默的人，我不会为了礼貌起见就存心压制我本人的幽默感。

丹：有人认为应当区分专业神学家与业余人员之间，你觉得呢？我像你一样也对教会官方人物很不耐烦。研究宗教就是他们的职业生活，在我看来他们理应更加明智。教众并没有更明智，因为教会不让他们变得更加明智。我确实很不认同讽刺会众信仰的做法，因为他们将权威交付给了自己的领袖，假设领袖会做正确的事情。谁还能挺身而出负起责任呢？在我看来，应当是布道人、牧师与主教。我们应当对这帮人穷追猛打。以创造论为例吧，如果某个原教旨主义教会的教众认为创造论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牧师就是这么说的，那么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们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所尊重的人们所说的话是真的。那么牧师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不管是从哪里来的，他或者她本人肯定要负责，因为他们的工作要求就是搞清楚自己说的话。

道：你这么说话的时候要小心，不要给人留下居高临下的印象，就像布道人那样。

希：你发表的关于人类以及自然科学的言论我总会相信，并不是我缺乏核实的动力，而是因为我知道你是那种说话之前总会自行核实的人。如果你对我说“某某主教这样对我说了，所以肯定是真的”，那我相信你根本就是在犯傻。这就好比对一个种族主义者说“你的观点令我恶心。”这些观点或许都是别人灌输给他的，但这并不能使他免于我的谴责。而且他也不应当免于谴责。拒绝在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基础上与其他人对质才是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做法。公众意见经常是错的，乌合之众的意见永远都是错的，宗教意见从定义上就是错的。这一点咱们回避不过去。说到这里我想提一下H.L.门肯，如今地位颇高的美国作家。其实他并不太符合我的口味，因为他太倾向尼采的理念，而且还一度是一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可是为什么他在这个国家的二三十年代得到了这么多人的尊重呢？因为他声称相信卫理会教义或者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言论的人们都是傻瓜，他们并没有受到愚弄，而是本身就是傻瓜。

丹：“你们居然相信我，实在太丢人了。”

希：没错！他们让自己陷入了颜面扫地无知愚昧的境地。门肯丝毫没有闪烁其词，他的论述混合了机智、证据与理性。效果非常好，算得上是二十世纪最成功的反宗教论辩。

哈：我觉得我们刚刚谈到了一个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也就是权威的问题。宗教信徒们经常辩称科学只是一叠没有兑现的支票，谁也不知道会不会遭到拒付。你怎么能知道宇宙常数就一定是科学家所宣称的数值呢？我觉得你们两个很适合分析一下这种说法。在科学与理性领域我们毫无顾虑地相信权威，同时我们又批判其他人相信传教士或者神学家的做法。怎样区别这两种相信呢？

道：我们这些不是物理学家的人们在信任物理学家的时候究竟做了什么呢？我们信任物理学家是因为我们有证据表明物理学家深入研究了某个问题，他们做了实验，他们的论文受到了同行审阅，他们的结论在研讨会与讲座当中受到了大规模批判，而且他们的结论挺过了所有这一切考验。

丹：不仅是同行审议，而且还是竞争性的同行审议。比方说安德鲁.怀尔斯证明了费马大定理。他的证明过程我反正是看不懂，但是我之所以相信他的证明过程是对的，是因为每一位能力足够的其他数学家都希望他是错的。如果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证明是对的，那么这个证明肯定是对的。宗教界根本没有类似这样的机制。

哈：宗教的做法根本是反着来的。

希：从来没有哪一位宗教人士胆敢像爱因斯坦一样说话：“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下一次日食将会在若干年月之后发生在非洲西海岸的某某地点，误差是多少多少。”还从来没有哪一位先知的预言得到过如此精确的证实，也没有谁胆敢赌上自己的名声来预测未来事件。

道：有一次公共集会时有人问我：“你难道不认为量子物理的神秘特性就像三位一体的神秘特性一样吗？”我可以用理查德.费曼的两句引言来回答这个问题。其一：“如果你认为你理解了量子理论，那么你肯定还不理解量子理论。”他承认量子理论非常神秘。但是费曼还说过，“量子理论的试验预测结果如此精确，就像将北美大陆的宽度预测到了一根头发的误差之内。”量子理论受到了极其精确的预测结果的大量支持，就算你不理解哥本哈根诠释或者其他理论也是一样。但是三位一体理论根本就不打算做预言，更不用说精确预言了。

丹：我很不喜欢神秘这个词。人们针对这个词提出了很多哲学讨论，还出现了所谓的神秘主义者。乔姆斯基就曾经说过，世上有两种问题，一种是谜题，一种是神秘，谜题可解而神秘不可解。首先我不认同这种说法，其次我认为科学一点也不神秘。科学当中充满了深浅不一的谜题，有些谜题我们还没有解决，有些谜题永远也解不开，但是这些问题就整体而言并未超越人类的理解范畴。认为这些问题从本质上不可理解的理念在科学领域当中并没有容身之地。

希：所以我才觉得我们应当在如今的对话当中重新启用例如蒙昧主义或者反开化之类的术语。这些理念会让聪明人也犯傻。比方说John Cornwell，他最近刚刚又写了一本批判理查德的书。他也是我的老朋友，头脑很聪明，撰写了关于天主教教会与法西斯之间关系的卓越著作。但是在一篇书评中他说，“道金斯教授应该看看市面上有多少关于三位一体的书籍，在他声称三位一体不可解之前应该看看图书馆里有多少书籍都在研究三位一体问题。”但是所有这些书籍确实全都没能解决三位一体问题啊。三位一体的根本关键就在于不可解，其存在目的就是让人们觉得糊里糊涂、低人一等。

道：但是我还是想讨论一下物理学当中的神秘问题。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因为我们的大脑是在我所谓的“中段世界”里进化出来的，不需要应对极端巨大或者极端渺小的事物，所以我们永远无法出于本能地理解量子力学。当然，我们依然可以验证量子力学的预言，依然可以进行数学运算，任何人都能阅读仪表的指数。

丹：我们能够看到，过去几百年来科学家一直在构建大量的思考工具与数学工具，让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自然进化而来的石器时代大脑的固有限制。克服限制并不是直来直去的过程，有时你要放弃一些东西。你无法本能地理解量子物理。但是你确实可以理解量子物理。这是一个劳心费力的过程，但你确实可以取得进展。你必须将一定的权威让渡给这个思考过程，但也可以测试这个过程。这个过程能将你从a点带到b点。假如你高位截瘫，且某种人造装置可以将你送一点带到b点，这并不意味着你能从a点走到b点，但你的确能到达。

道：胆量再大一点的物理学家甚至会说：“你管本能干什么，看看数学结果不就行了。”

丹：没错，他们很满意依靠假肢进行思考。

哈：最好的例子就是高维空间。人类无法实际想象第四维与第五维空间，但是如果用数学来表现就不是什么大事了。

丹：如今本科毕业生就能学到如何理解高维空间以及N维空间当中的向量。当然他们想象N维空间的方式与你想象三维空间的方式还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的确可以依靠数学来补全本能的缺陷。

道：心理学家在研究个性的时候会说人的个性有十五层维度。你也完全可以将其想象成十五层空间维度。你可以想象在任意一层维度当中运动而不必实际想象出整个十五维空间的样子。

丹：一旦你放弃对于本能的需求，一旦你意识到可以不依赖本能思考，那就轻松多了。反正我也不能用肉眼看到细菌，但我能意识到细菌的存在。

希：头两天我在电台做节目的时候还有人用这个问题挑衅过我。他说我对于原子的信仰也并不基于证据，因为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原子。以前George Galloway对我说过，他从没见过整整一桶的石油。（笑声）你要知道，说出这种话的人都已经走投无路赤膊上阵了。我并不是想让我们几个的日子更好过，而是想让辩论本身更明晰一些。我们很乐意承认自己有不知道的东西。杰克.霍尔丹说过，宇宙不仅仅比我们所理解的更奇怪，甚至还比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更奇怪。我们知道科学还会得出更新的伟大发现，我们知道我们还能看到新发现的问世，但是我们也知道科学伴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科学与宗教的区别就在这里。信徒们不仅要主张上帝的存在，不仅要主张某个心智正在主宰宇宙的运行——这个论点我们无法反证——而且他们还能理解这个心智的思考方式，能解释这个心智的行为意图，甚至与这个心智私交不错，偶尔还能听到这个心智的点拨讲解。

哈：他们还有一本典籍，逐字记录了这个心智的意见。

希：任何正当的智识讨论都必须在一开始就将这些人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声称他们比自己的认知极限知道得更多。我们必须说：“这种说法从根本上就是错的，我们能够继续了吗？”这样一来有神论在第一回合就被排除出去了。如果是电视真人秀的话，有神论就是第一轮遭到淘汰的选手。

哈：对于丹尼尔刚才的说法我再补充两句。就算神秘与未知是我们必须吞咽下去的苦药，我们也能在认知层次上逐渐接近真理而不必向有神论让步。

丹：绝对不行，有神论者并不比我们更清楚有神论的真理。

哈：而且我们还主张任何启示都应当完全透明可解。

希：而且我们必须时刻提醒他们，当年他们有权有势的时候都说过什么：我们的信条绝对是正确的，所有的细节都是正确的，你要是不相信，我们就杀了你。当然未必今天就杀了你，但是早晚要杀了你。要是当年他们没有随便杀人的权柄，如今他们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丹：克里斯托佛，你刚才所说的话会让很多宗教信徒感到恐惧与焦虑，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这种辩论方式是不可接受的，是游戏规则所不允许的。从小到大他们受到的教导都是辩论就应当这样进行，我们却突然告诉他们：“不好意思，游戏规则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你这么做了就会被取消游戏资格。”

哈：如果你做出了这种举动，就会失去别人的尊重

希：能大略给我们说一下所谓的“此类举动”究竟是什么吗？或者只跟我说说你认为此类举动都是什么。

丹：比方说打信仰牌。他们会说“我是一名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必须相信这一点。”此时我觉得最礼貌的说话方式就是“好吧，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就不能继续参加讨论了，因为你刚刚宣布你不能本着开放的心态进行讨论。”这是我希望听到的说法。如果你不能捍卫你自己的观点，那我们就不能允许你打信仰牌。如果你想以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捍卫你的圣典，那很好。但如果你说“圣典上是这么说的，所以一定是真的”，那可不行。如果你认为这样说没问题，那你就太傲慢了，根本就是在欺负人，我们可不能接受。

哈：而且在涉及其他信仰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接受其他信徒采取同样的做法。

丹：一点不错。

希：话说到这里我想问问你们三个一件事，因为你们在这方面都比我更明智。Victor Stenger认为我们无法科学地否定神的存在，你们对这一论点有什么看法呢？

丹：哪个神？

希：任何类型的神。可以是创世神，或者监督神，或者干预神——我觉得这三种类型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的观点是，我们永远都要与不确定性共存，那么在认真讨论开始之前那些完全确定的人们就应当离席。Victor Stenger似乎认为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会本着理智的自信来否定神，认为神的存在尚未得到证实，或者还有更好的解释。我觉得他的主张很有意思，因为我很在意我们的观点能否与不确定性相一致。换句话说，我们惯于怀疑。

哈：我是他的书迷，还在护封上写过推荐词。但是我认为这一主张的最脆弱环节在于针对文本的根本主张。他认为信徒都知道圣经是全能神的完美言辞，是他们的认识论标准的精髓。换句话说假如圣经没有魔力，基督教就会烟消云散；如果古兰经没有魔力，伊斯兰教就会烟消云散。你可以看看这些经书，然后扪心自问一下，有没有一丁点证据表明只有依靠全能的神灵才能创作出这样一本书呢？书中有没有哪个句子是某一位将手推车当成尖端科技的古代人说不出来的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假如圣经当中提到了DNA与电力，那么我们肯定会下巴掉一地。到时候我们也会合情合理地讨论一下这些知识从何而来。

希：Dinesh D’Souza在新书当中提到了这一点。顺便说一句，在我们的所有论敌当中他的水平格外高，很有文化，而且博览群书。不久后我就要与他辩论了。他说在创世记当中，上帝先说要有光，然后过了几节文字之后才出现了日月星辰。以前人们经常嘲笑这一点，认为是疏漏。要是没有日月星辰光从哪里来的？可是如果按照大爆炸理论，光的确出现在恒星之前。

哈：我在《信仰的终结》的结尾用一大段文字分析了这种思维方式。信徒能够在任何文本当中找到神奇的内涵。所以我当真走进一家书店，找到烹饪部分，随便打开一本菜谱，找到了一道番茄汁铁锅煎虾，然后就为这段菜谱找出了神秘的解释。你们也可以试试，可以刻意曲解任何一段疯狂的文本，并且在其中找到智慧。

希：Michael Shermer在《圣经密码》一书当中就这么玩过。

哈：那本书我还没看过呢，不过道理是一样的。

希：那本书的副标题是“圣经当中的隐藏信息”。书写的非常好。他能从圣经里找出昨天的报纸大标题。

哈：我想问问你们三个一个问题，有没有任何主张信仰的论点，任何针对无神论的挑战，曾经让你们犹豫过，曾经让你们感到自己没有现成的回答？

丹：我反正什么都想不出来。

道：我能想到的最接近你的要求的论点就是宇宙基本常数看上去太恰巧了。这一点看上去确实需要解释一下。Victor Stenger并不认为宇宙常数多么特殊，但是很多物理学家的确这么认为。当然这一点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表明存在着创造宇宙的智能体，因为这样一来我们还要回答这个智能体本身由谁创造的问题。一个具有足够的创造力与智力，足以精妙地调整宇宙常数并导致我们出现的创世智能体肯定要比宇宙本身更加精妙。

希：为什么在创造太阳系的时候要让所有其他行星上全都没有生命呢？

道：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希：我们姑且认为这位造物主的手艺很高明吧。蒙蒂菲奥里主教以前是我的朋友，他就很擅长这个论点。按照他的说法，你不得不为了生命在刀刃上起舞的姿态而感到惊讶。我说是啊，生命的确是在刀刃上跳舞。就说我们这颗星球吧，许多地方要么太热，要么太冷，要么布满了寄生虫。至于其他行星更是要么太热要么太冷，根本无法支持生命。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太阳系而已，也是唯一一个我们所知存在生命的恒星系。如果说创造生命就是设计者的最高目的，那么这位设计者的水平未免太不堪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此类论点，我也没这个指望。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想明白了，他们什么新内容都没说出来。为什么要费力设想新内容呢？毕竟这些论点本身就非常古老。这些论调都是在人类对于自然秩序的了解行非常非常有限的时候提出来的。唯一一个我觉得对我还有些吸引力的论点——这个论点不仅能支持宗教信仰，也能支持有神论——就是我所谓的辟邪功能（apotropaic）。当人们说“一切赞美归于神”的时候其实是在表达谦虚的态度。这种说法很迷信，但的确避免了骄傲。当然一神教出现之前的宗教同样具有这一功能，不过宗教的确能够帮助人们避免骄傲，无论是在道德层面还是在智识层面。

道：但这并不能表明宗教是真实的。

希：老天啊那可不行！既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论点。

哈：那我先把问题问得宽一些……

丹：你先慢点！别急着下结论。我能想到好几项足以将我的无神论信仰打翻在地的科学发现……

希：比方说前寒武纪的兔子化石？（笑声）

哈：我说的不止是对于宗教信仰可信度的辩护，而是说有没有论点能够证明我们批评信仰的做法是不好的。

道：哦，那就好找多了。是说我们从根本上就不该批评宗教是吧。

希：这方面的论点我可知道不少。

丹：好理由也更好找吗？

道：如果有人能够主张，所有人都相信某个虚假论断的世界会更美好，那么这个理由就不错。

哈：当你们应对批评者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在某些情况下感到对方的论点让你们感到犹豫呢？

丹：那是一定有过的。创作《打破魔咒》的时候还好一些，但是忘我撰写关于自由意志的书的死后，经常遇到阻挠我的批评家。他们基本上表达了非常类似宗教的观点：自由意志如此重要，如果我们放弃自由意志的理念，人们就会失去责任感，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因此我们不应当过于紧密地检视自由意志，只要转过眼去就可以了，不要过于仔细地研究分析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问题。我认为这种顾虑就相当于人们担心工程建设会影响环境一样。我特别仔细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能否想象我的无法抑制的好奇心会让我表达某种观点——无论这一观点是真是假——并且对整个世界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以至于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闭嘴或者换个话题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都应该问一下自己。我花了很多时间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我所要表达的观点不仅对社会环境无害，而且还是必须得到表达的观点，唯此我才能心安理得地出版这两本书。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问，于是我就问了。

道：这个问题要在出书之前问，而不能在认定自己的论点是真是假之前问。我们决不能效仿某些具有政治动机的批评家的做法：这种观点在政治层面上太恶心了，因此肯定不是真的。这两种顾虑不是一回事。

丹：完全不是一回事。

希：后者就好比你认为智商钟型曲线的正确画法是区分开黑人与白人，各自画一张。

道：如果结果不好看就不让发表。

希：然后你看着自己的研究结果，心想“这回我该怎么办？”万幸的是此类问题并不会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

哈：我说一下我在什么时候遇到过此类问题。好像是在《洛杉矶时报》上有人说过，美国的穆斯林人口之所以并不像西欧那样极端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人的日常对话十分看重宗教信仰，因此美国的穆斯林社区并不像西欧那样遭到社会隔离并且满腹怨气。我不知道这一点是不是真的，但如果确实是真的，那么我在批评宗教的时候的确会犹豫一下。

希：前任世界银行行长，现在的加沙地区调停人詹姆斯.沃尔芬森说过，他坚定相信他能对哈马斯以及穆兄会起到极大的正面影响，因为他本人是一名正统派犹太人，与对方有共同语言。我认为这种说法太令人作呕了，这份工作从一开始就不该交给他。因为我们都知道一项铁打的事实，那就是加沙冲突遭到了宗教问题的极大恶化。如果加沙问题仅仅是国家与领土问题，那么现在早就解决了。他这种得意洋洋的言论就算是真的，也只会让我更加反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