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今天我想谈一下在创业过程以及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运气是否决定一切，运气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决定了很多创业活动成败的大问题。我希望至少能从侧面见解的角度来谈一谈这个问题。我认为现今社会里的人们存在一种偏见认为运气决定了一切。我还认为存在着其他值得探索的思考未来的方式。

在谈论进步与未来的本质时我总会使用这张幻灯片。我们可以用两根数轴来概括二十一世纪，纵轴是科技，横轴是全球化。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复制已经成功的经验。全球化的代表就是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对于全世界的几十亿极端贫困人口来说，未来几十年的任务就是效仿发达国家已经成功的经验，同时避免发达国家的教训。全球化代表了水平扩张式的进步，也是从一到n的进步。科技则意味着创造新事物，是垂直集约式的进步。科技进步意味着你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作出某件事的个人、企业、发明家、或者艺术家。科技是从零到一的进步。从零到一与从一到n是截然不同的进步模式。在从一到n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反复进行某一项活动，总结出可行的经验。如果是从零到一的进步，那么世界上的每一项科学与技术突破都具有某些不可重复的特点。假如我们想知道某一项发明，某一个创业项目，或者某一项艺术成就究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还只是一时侥幸的结果，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因为你的样本数量只有一个。这样一来变量的数目几乎无穷大，不可能知道运气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

当然，反对运气的阵营确实掌握一些比较弱的事例证据：有些个人确实具有反复创业成功的经历。这种观点的典型就是史蒂夫.乔布斯，他先后成功创建了苹果与皮克斯公司。杰克.多西先创建了SQUARE，又打造了推特。我的同事埃隆.马斯克从paypal起家，后来成立了SpaceX与特斯拉公司，如今又卷入了SolarCity的建立。运气的支持者们则认为这些人只是取得了一次重大突破，此后所有的成功都是运用这次突破的成果。

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谈论运气的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曾几何时，人们认为运气是一股需要克服或者需要征服的力量。托马斯.杰斐逊说过，“我坚定相信运气的作用，我工作越是努力，我的运气就越好。”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是运气并不能主宰事物的发展，而是需要努力克服的障碍。萨缪尔.古德温也有类似的说法。与这种想法截然相对，今天的人们认为，“成功似乎不仅源自个人特质，同样也源自环境。”你或许听说过所谓的幸运精子俱乐部与幸运卵子卵子俱乐部，还有人认为投胎才是驱动人生的第一动力。同样的理念也适用于创业领域，人们认为成功的创业企业只是偶然与意外的结果。我与保罗.格兰姆在很多意见上都不谋而合，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他只是不自觉地引导了我们对于社会结构的本能偏见。

在涉及运气的问题上，我们有两个方向。我们可以面向过去：我怎样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有哪些因素产生了作用。但是我更注重通向未来的方向：我们下一步应该干什么，从现在的基础可以构建怎样的成就。未来是不是由运气决定的，还是说认为运气决定未来的看法并不正确或者不全面。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

我想谈一下未来的结构以及人们看待未来的方式。人们眼中的未来可以是决定性的，也可以是非决定性的。我习惯用一个2×2的矩阵来描述未来。未来可能是乐观的或者悲观的，也可能是决定性的或者非决定性的。乐观的未来意味着你认为未来的情况会比现在更好，无论你用什么标准来定义更好；悲观的未来意味着你认为未来的情况会比现在更糟。决定性的未来意味着你认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大体可以预测，并且作出了相应的计划；非决定性的未来意味着你认为未来的发展全无迹象可循，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这四个类别组成了四个象限，概括了你应对未来可能采取的各种手段。我想进一步讨论一下这种思考未来的框架。先来看看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区别。假如你相信未来是确定的，那你就对未来抱有某种信念，并且会根据这一信念采取特定的行动；假如你相信未来是不确定的，那么首要的行为准则就是尽可能采取多样化的行为，因为你不知道怎样的行为才能收到想要的效果，因此只得尝试各种不同的做法或者做法组合。关于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有趣之处在于这两种观点最终都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假如你认为未来是确定的，并且非常擅长做一件事情，那么这一件事情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假如你认为未来是不确定的并且采取了尽可能多样化的方法，那么这些方法当中包含成功方法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再来看看乐观与悲观的对比。这两者的区别在于你是否在根本上害怕未来。

假如在历史背景当中理解这一结构的话，那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显然根植于乐观确定的象限，当时的人们认为未来显然会步步升高，下一代人的生活质量肯定会比上一代人更好，而且变好的方式非常具体。科学新疆界肯定会得到开拓，汽车、飞机与火箭的速度都会越来越快，人们的生活肯定会得到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的提高与改善。从1982年到2007年，美国处于另一套不同的想象范式当中。这一时期的美国处于乐观不确定象限。“明天会更好”是这一时期的官方宗教。但是假如你问人们未来为什么会更好以及怎样才会更好，他们却说不出来，总之某种形式的改善与进步是肯定会发生的。这种非决定性乐观主义维持了大约1/4个世纪的时间。不确定性的悲观主义是同一时期其他发达国家的显著特征，过去二十年的日本一直处于这个象限当中。人们觉得未来肯定不如现在，而且谁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认为目前的欧洲也在逐步滑入这个象限。有些人或许会将今天的中国放进确定性乐观象限，不过我倒倾向于将中国放在确定悲观象限。中国人很清楚未来二十年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并且进行了大量的基建与城建工作。另一方面他们还认为到时候的中国将会成为一个穷困版的发达国家，人们很可能会未富先老。总之，目前的中国与1982年到2007年的美国是属于截然相反的两端。

假如要从金融角度来写描述这四个象限的话。乐观主义倾向于低储蓄，而悲观主义倾向于高储蓄。极端的乐观主义者根本不会存钱。假如把政府借款考虑在内，如今美国的存款率是-6%。可见如今的美国人依然极其乐观，我们不必存钱，因为未来会自然而然的变好。我认为我们目前依然沐浴在乐观不确定时期的余热当中。另一方面我认为中国是一个悲观的国家，因为中国的存款率已经达到了GDP的30%左右。人们认为尽管生活的某些方面确实可以随着时间而得到改善，但是未富先老的结局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需要大量存钱。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则会影响投资，好比说你向某一个特定的公司、建筑或者理念进行投资，假如你相信未来是确定的，投资率就会升高；假如你认为未来是不确定的，那么投资率就会降低。不确定乐观主义象限的困境在于，这个象限同时具有低储蓄率与低投资率。我的问题是这个象限是否稳定。假如既没有人存款也没有人投资，假如所有人都不去思考，而是将思考外包给其他人，那么未来是否一定会变得更好。

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描述确定性未来理念向不确定性未来理念的转变。从数学角度来说，数学界的主导学科曾经是微积分，如今则变成了概率统计。在确定的世界里人们关注实质，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人们则关注过程。在当前的世界里，人们会问“你要怎么做”，而不是“你想做什么”。谈论具体要做的事情看上去太确定了，因此让人感觉很不对。从实际角度来说，四个象限各有主导行业。好比说不确定乐观象限的主导行业是金融与法律。因为这两个行业都关注过程与规矩。假如你对未来不敢确定，那就要尽量保证现有体系的顺利运行，哪怕你觉得体系运行完全是自动的，没有你插手的余地。确定乐观世界的主导活动是工程与艺术以及其他具体行为。这个世界的人们相信未来会与现在截然不同，人们对于未来具有独一无二的、与他人不同的设想。他们有意愿为了这样的未来而努力奋斗，并且相信这个截然不同且更好的新世界不可能因为某种随机过程自然而然地出现。确定悲观世界的主导活动是战时配给制度。不确定悲观世界的主导活动则是保险业。我之前谈到过教育行业的泡沫问题，我认为教育泡沫就是不确定悲观主义的体现。人们不确定接受教育有什么用，只是将教育资历当做保险。免得自己掉进越来越宽的社会裂缝当中。

要想看看确定乐观主义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美国历史上的这些经典案例。例如十九世纪的跨北美大陆铁路。当时的人们设想了与现实截然不同的未来，相信整个国家会被这项今天看来依然规模浩大的工程联系在一起。当时有人讥讽说为什么要修建一条通向无人区的铁路，根本没有意义，纯粹是拿着钱打水漂。但是随着铁路的开通，未来毕竟还是照顾好了自己。二十世纪中期最典型的确定乐观主义案例是罗伯特.摩西斯的生平。如今的人们差不多都已经向他遗忘了，但当时他是纽约市最有权力的人，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的权力比市长与纽约州州长还大。他从公园建设局局长起家，后来担任了十七个不同的政府职务。他的推土机推倒了很多民居，修建了很多公园与通向公园的高速公路。他修建了长岛高速公路与罗斯福高速公路。一个又一个建筑项目在他手下得到了重建与翻修。二十世纪世纪六十年代，他计划用高速路连接布鲁克林与新泽西。这条路将会从曼哈顿南部通过，将格林威治村夷为平地。不敢肯定充满了高速公路与摩天大楼的未来是否一定会比现在更好的居民们提出了抗议。这一轮基建大潮也就到此为止了。一旦人们认为未来是不确定的，建设工作也会随之停止。摩西斯很有可能犯下过许多错误，他的行为很可能指向了错误的方向。但是像他那样强有力的组织协调人员现在已经没有了。人们一旦认为未来不会与现在差别很大并且没有多少改善的余地，他们就会停止建设。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纽约市再没有进行过值得一提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旧金山湾区，曾经有人提出过一个拉博计划（Reber plan）。计划内容是修建两条土石坝，将北部湾区与南部湾区变成两个巨大的淡水湖。项目将会填海造地两万公顷。这项计划还包括环绕整个湾区修建一条三十二车道的高速公路，以及在湾区沿岸布满三十层高楼。拉博是一位中学老师。也是一个业余话剧制作人。但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的主张得到了足够严肃的对待。国会进行了听证会以及大型项目推演。最终人们认为这项工程体量太大，恐怕不能成功，于是最终选择了放弃。但是今天我们根本不敢想象，一位中学教师兼戏剧票友竟敢构想出如此宏大的计划，存心想要彻底改造整个地区的面貌。我们今天的世界观与五六十年前的世界观已经截然不同了。所有经典的科幻小说都提到过水下城市、月球城市、火星城市、太空城市等等。这些科幻小说全都描述了确定且截然不同的未来，并且成为了某种形式的自我实现预言。今天回头看看这些科幻小说的插画，画面风格并没有未来的感觉，而是非常过时，完全是过去时代的产物。

相比之下，典型的非确定性乐观主义的标志就是投资组合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股票市场投资的最佳选择就是指数概念股。这样能最大限度地优化你的风险回报率，因为股票的涨落就像宇宙当中原子的运动一样本质上是随机的。我们不可能知道单独一支股票的动向，只能用统计规律对于股票市场的整体走向进行把握。我们不可能知道究竟应该向哪一只特定的股票、哪一个特定的公司或者哪一种特定的产品进行投资。但是我们确实知道股票市场大致上会向东北方向运动。因此关键在于用最小的投入进行最多样化的投资。确定性未来观念向不确定性未来观念转化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社会主流从工程向金融的迁移以及金钱的重要性的提升。简而言之，在确定的世界里，金钱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在不确定的世界里面，金钱本身就是目的，因为你不知道应该如何花钱，于是人们只会变态地不停攒钱。

这种行为看上去很疯狂，但实际上在生活中却非常常见。比方说你创业成功之后通过首次公开募股筹到了一笔钱。你用这笔钱干什么呢？你根本不知道。于是你把钱交给大型银行，希望大型银行帮你花钱。银行拿到钱也不知道应该干什么，于是把钱交给了投资机构。投资机构也不知道怎样花钱，于是购买了一整套股票组合。他们根本不敢投资单一的股票，因为投资单一股票意味着你有确定的看法，而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发行这些股票的各家公司拿到钱之后又干什么呢？他们要尽量产生自由现金流，否则他们就要拿钱去投资特定的项目，而这就意味着他们对未来有确定的看法，这是非常危险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最危险的公司就是不盈利的公司。顺便说一句，我的投资策略恰好相反。我最喜欢向亏损的创业公司投资，因为不盈利的公司对于如何花钱有很多想法，而非常盈利的公司则在一定程度上江郎才尽了。在一个利率接近于零的世界里，有钱不花的做法尤其疯狂。当然盈利的公司会产生现金流。现金流又会回到投资者手中，这个密闭循环又再一次开始了。在不确定乐观主义世界里，事情大致就会这样运作。这是一个高度简化的模型，但是与实际还是比较贴切的。到头来谁都不用钱做实在事情。金钱成为了抽象的概念。结果就是你用钱能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了。

美国国库券的实际利率——也就是用国库券利息减去通货膨胀的额度——一直在稳步走低。目前美国国库券的利息是2%，通货膨胀率是2.26%。换句话说国库券的实际利率是-0.6%。换句话说，只要购买了国库券，就要在接下来十年每年损失0.6%的金额。这种事丝毫不奇怪，因为金融系统里面谁也不知道应该用钱来做什么。一直有人在激烈抨击美国政府的高额赤字，人们主张债券市场早晚会崩溃而利率将会上升。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一幕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发生。我认为这一幕没有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不知道怎样花钱。美国人的上一个非循环性主流花钱理念就是购买房地产。这是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年的主流理念，现在这个理念已经过时了。如今的人们不想买房子，可是也想不到其他花钱方式。利率正在逐渐向负方向运动。因此人们能够感到不确定性乐观主义世界正在逐渐走到尽头。在这一趋势面前，人们的天然倾向就是从金融业转移到保险业。我不想在这里大肆抨击沃伦.巴菲特，但是巴菲特给人留下了走在曲线前面的印象。他的绝大多数投资项目无非是改头换面之后的保险公司，也就是不确定性悲观主义世界的主宰。

我们能够看到这种不确定性怎样在许多不同的场合影响我们，比方说政治领域。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政坛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民意调查员。谁也不知道从政之后应当干什么，于是他们进行民意调查，民调结果会告诉你应该干什么。民调无法显示长期趋势，只能渐进性的告诉你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上应该做什么。随着，我们逐渐接受不确定性的世界，民调员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强。我们现在讨论政治宣传运动与竞选运动的方式都是“某人民调结果如何？”而不是“某人持有怎样的理念？”假如马丁.路德.金在今天的政坛大声疾呼“我有一个梦想”，人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民调反馈结果怎么说？”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做法都会导致极为糟糕的结果。

人们一直都说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麦凯恩要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任命莎拉.佩林作为自己的副手。我认为这件事情一点也不神秘。2008年的时候共和党并不很受欢迎，共和党的州长与参议员的民调支持率大约都在40%左右，唯独时任阿拉斯加州州长的佩林具有85%的支持率。因为当时国际油价上升，阿拉斯加的情况与科威特差不多，人人都能从政府手中领取石油红利。于是合理的做法显然是与民调结果最高的人组成竞选搭档，哪怕佩林的成功经验无法推广到美国全境，因为美国总体的石油产出量远远赶不上石油消耗量。人们常说2012年总统改选是民调专家内特.希维尔（Nate Silver）与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之间的较量，最终是希维尔获得了胜利，而不是说奥巴马因为提出了合理执政理念并且得到了支持而获得了胜利。我们已经不再从施政实质的角度来讨论政治了。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讨论一下政府，尽管政府支出总额占GDP比例在过去五六十年里基本持平。但是越来越多的政府支出正在流向转移支付。换句话说政府也不知道应当怎样花钱，于是将钱交到了基层手里。政府假设民众懂得怎样花钱，但是民众其实也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想法。

我们还能从文学作品当中看到不确定性的迹象，比方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经典科幻小说《2001太空奥德赛》就写道：“每个小时文本都会自动更新一次。一个人可以花费毕生时间不做任何其他事情，只去吸收新闻卫星提供的永无休止的信息流。”这段文字描述的未来很类似于现在的互联网。到了1984年的《神经漫游者》当中，未来则是另一番模样：“港口上空的天空是调到已关闭频道的电视屏幕的颜色。”这段文字描述的未来从根本上是静态的。

从哲学层面上来说。不确定乐观主义象限的代表人物是诺奇克与罗尔斯。尽管我们认为这两个人政治立场相对，但是他们看待未来的角度却是一致的。自由派的诺奇克认为谁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因此个人的价值至高无上。罗尔斯认为你无法决定自己出生在怎样的社会当中，因此社会民主至高无上。这两个人的出发点都是彻底不确定的世界状态。确定乐观主义的代表人物则包括马克思与黑格尔，再向前还能追溯到培根与洛克等人。这些人认为可以通过确定的方法来实现更好的未来。确定悲观主义与不确定悲观主义的代表哲学家都来自经典世界。前者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他们认为该发生的事情必然会发生，不能对科技进步抱有太大信心，科技进步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后者的代表人物则是伊壁鸠鲁与卢克莱修，他们认为宇宙当中只有原子与虚空，原子在虚空当中随机运动，有时也会碰在一起，从而产生事物与世界，但是原子终究会分道扬镳，一切都将分崩离析，因此你的一切行为都没有意义。千百年来最后一组人的思想始终占据主流，这种思想甚至沾染了一丝斯多葛派的气质，因为在压倒性的逆境面前你无能为力，只能咬牙坚挺。宇宙的根本属性就是任意性与无意义，在这一切面前你至多只能实现内心的平和与无动于衷而已。

我们现在对于衰老与死亡的看法也与过去大不相同了。早期的科学将死亡视作一个由特定疾病引起的问题，只要解决了特定的疾病也就征服了死亡。现代人则主要通过保险行业的棱镜来看待死亡，而保险又是不确定悲观想象的主导行业。保险行业的支柱是精算数学，估算得是你在特定年龄段的某一年里死亡的概率有多大，比方说你今年三十岁，那么你在明年死亡的概率大约是1‰。假如你今年八十岁，那么你死在明天的概率大约是1/10。我并不是说这种概率死亡完就毫无可取之处，我只是想向大家解释一下这种思路如何主导了我们的观点。我们不再试图治愈死亡或者解决衰老，而是想着怎样才能最恰当的计算死亡概率，从而将最合适的保险卖给最合适的人。我们就这样对一个根本上随机不确定的事件过程取得了虚假的掌控感。这种做法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的运气总是会用完的。不确定乐观主义是否能够长期维持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因为我们只是在一遍又一遍的投掷硬币。你大概不会死在下一个小时，大概也不会死在未来六个月里。就目前来说，你已经连续投掷出了一连串的正面，但是你却想不到未来。这个象限究竟是否稳定呢？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像这样的迭代过程如果不能引向最好的世界，那么是否至少可以引向一个有可能实现单调性不断增长的世界。

从范式角度来说，不确定乐观主义象限的主导思想是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认为只要有几十亿年的时间，适宜的环境就一定会产生出众多物种。我们将这一思想也应用在了其他方面。作为达尔文主义的反面。不确定悲观主义象限的代表则是城建规划失败的城市。旧金山原本应当是美国最伟大的城市。但是一切都慢慢出了问题。洛杉矶的情况也是一样。这两个城市的情况还算好的。一年多之前我去了巴西圣保罗，从城区到机场的距离大约是十二英里。假如路上没有车，单程开车需要三十五分钟。但是假如九车道高速公路发生交通堵塞，那就需要四个多小时才能开到机场。我曾经在傍晚时分坐着直升飞机升空，看到红色尾灯的长龙堵在路上没有尽头，保险杠贴着保险杠。一千三百万圣保罗人口分布居住在许多相互隔绝的居民区，每个居民区都居住着五十万人。但是圣保罗的情况依然远比印度孟买或者尼日利亚拉各斯要好得多。假如你想为全球化的失败寻找证据，那么证据就在这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是这个样子，而且这些城市的现状绝不可能通过循序渐进的增益方式得到改善。

目前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主要是在经济与环保主义两者之间展开。我们认为经济发展与环保主义代表了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但实际上两者都指向了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经济增长的拥护者或许更倾向于乐观预测，而环保主义者或许更倾向悲观预测。我认为只要我们的辩论依然在这样的框架下进行，环保主义就一定能获得胜利，因为不确定的乐观主义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环境而担心，因为人们可以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反面的观点则认为一步一步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两种的观点的共同之处都认为我们不得不屈服于更强大的外界力量，可能是市场，也可能是自然因素，但两者都是不可知的统计数据。不可能以连贯的方式加以思考。

这种思考方式在创业圈子里也很常见。最常见的创业方法就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一无所知，只是永无休止地进行二选一测试。假如你有几十亿年的时间，遵循达尔文主义的试错或许能收到效果。但是在实际的商业领域，你往往会在测试出正确结果之前就耗尽资金。而且业界整体的研发空间往往要比突破性新领域的研发空间要宽松得多。总体上来说二选一是一种效率非常低的做法。像这样的迭代过程确实可以一步一步地取得改善，但是最终你可能只获得了略有改善的结果，而改善的潜力却几乎是无穷的。城建失败就是典型例子，机器学习领域也是一样，不考虑远期未来就是这样的结果。

最典型的例子在我看来还是极其短暂的创业周期。对于创业者以及他们的投资者来说，任何盈利周期超过一年的计划都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我们全都不敢肯定未来会是什么样，所以必须要在短期内达成成果。现在的创业圈就是被这种思想主宰着。那么这种思想的效果究竟怎么样呢？这种思想就是我们今天的官方宗教。我本人并不信仰任何官方宗教，但是我想提醒人们注意，这种宗教的本质是统计性的，完全由运气驱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成功的企业往往并不遵循这个范式。2007年经济崩溃之后，我们注意到创业者们开始回归科技领域。这些公司全都对未来有非常明确的看法。过去十几年里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乔布斯去世之前的苹果公司。苹果公司是不确定性的反面。苹果对于多年以后的未来有着很明确的展望，而且不顾物流后勤的压力一意孤行要实现这个未来。乔布斯去世之后这个展望能否得到保持还有待观察。我们一般并不从这个角度讨论苹果公司，我们一般都会讨论乔布斯对于员工多么刻薄。我认识好几位生意人在发给员工的内部读物当中着重提到了乔布斯对待手下人的刻薄事例，从而让员工感觉好过一些。我觉得我们真正应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乔布斯的员工能够容忍他的恶劣行止。我认为原因在于乔布斯非常令人信服地描绘了未来。在一个确定的世界里，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一个秘密计划的鲁棒程度。过去十几年最成功的公司全都在一开始就预见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未来。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具有长期规划的公司的最显著特征就是不会出售。在很多情况下卖掉自己的公司都是正确的做法，我创建了paypal，又在2003年将其卖给了ebay。但是我确实认为最成功的公司肯定都遇见了一个与现在不尽相同并且没有得到充分估价的未来，因此在眼下就卖掉公司是不明智的。在我看来，脸书公司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发生在2006年7月6日。当时的脸书刚刚成立两年，依然只是一个校园网站，用户大约是在八九百万人左右，年收入大概是3000万美元并且没有盈利。此时雅虎报价十亿美元要收购我们。于是我们在下一周的周一上午召开了董事会会议。参会人员一共有三人，分别是扎克伯格，我本人以及吉姆.布雷耶。布雷耶与我都认为我们应该拿钱走人。但是扎克伯格说：“召开董事会只是出于礼貌而已，这件事用不着十分钟就能敲定，因为我根本不打算卖。”我们两个试图说服他，毕竟十亿美元是很大一笔钱。我们两个把我今天说的话向他复述了一遍，告诉他出手之后你会永远拥有公司股权的25%。而且还赚到了一大笔钱，想想用这笔钱能做什么吧。扎克伯格说，“我也不知道我用这笔钱干什么。我只想建设社交网站，拿到这笔钱之后我大概也只会去建设另一个网站。但是现在这个网站我还挺喜欢的，所以我究竟为什么要卖呢？”我觉得他的这番话高度概括了我们今天的讨论。

当然，拒绝收购决定的直接结果就是很多人们都在说这个公司的CEO居然如此疯狂，竟敢回绝十亿美元。这家公司一个成年人都没有。让一个二十五岁的毛头小子来担当公司是有多么不靠谱，这肯定是商业史上空前绝后最糟糕的决策。我个人向来认为公司成员要坚决支持CEO。于是我们就将“不出售”当成了公司的准则。不过当时我多少也给自己找了一点借口：雅虎还曾经试图以十亿美元的出价收购另外两家公司，也都被拒绝了，一家是eBay，另一家是谷歌。所以你至少能从伪科学的角度声称，拒绝雅虎支付的十亿美元是正确的创业做法。扎克伯格的根本论点在于，我们在脸书公司要新建很多新事物，而雅虎认为一切尚不存在的产品都没有价值。扎克伯格希望保留创建这些产品的机会。他认为雅虎对于未来没有明确的想法，不珍惜尚不存在的东西，因此十亿美元的开价还是太低了。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着建设未来的挑战，这个未来不应该是静态的，就像播出已关闭频道的电视一样。我们应该建设一个远比现在更好的未来，去竭力协调与激发人们改变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运气将再一次成为需要克服与征服的对象，而不是主宰一切并且阻止人们思考的因素。感谢大家，我就不祝大家好运了。

今天我要谈一谈我们的起源。演讲的一大部分内容会来自我的同名电视纪录片，不过没看过那部片子也无所谓。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拍摄这部影片为我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让我能前往很多从没想过能亲自涉足的地点，与许多杰出的实地考察专家见面，听取他们的见解。此外，这次拍摄还让我有机会向广大公众传播业界最新研究成果。

我们人类是一个极其成功的物种，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尽管可以在哲学层面上反思批判人类对于外界环境的影响，但是这一点并不能抹杀人类物种的成功。我们目前的总数已经达到了七十亿，从两极到热带都能落地生根欣欣向荣。为什么我们这群非洲古猿能够如此成功呢？非洲的其他猿类从没有离开非洲大陆，没有创造优美的艺术与建筑，做不到我们所能做到的绝大多数事物。为什么我们如此特殊呢？答案深藏于我们的进化历史当中。在进化历史的一段时期里，我们也只是众多非洲猿类的一种而已。当时我们与黑猩猩刚刚从同一位祖先那里分化出来。

去年我有幸在乌干达的野外以及保育所里接触了一批黑猩猩。只有亲身接触之后你才能意识到我们两个物种之间多么相似。黑猩猩是与我们亲缘最近的物种。我们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从表面上看来，我们很容易就会首先注意到不同之处，并且认为人类与黑猩猩相差悬殊。比方说黑猩猩全身有毛，跑动时四足并用，等等。我们往往不认为自己是动物的一种，而是某种特殊的存在。但是我们确实仅仅只是动物而已。“身为人类的关键是什么”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从进化角度来看，要想回答这个问题，不仅需要了解我们自己，还需要了解我们的亲族，需要搞清楚我们如何在生命之树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一路认祖追宗直到远古之际。

今天是达尔文的诞辰，所以我必须引用一段他的言论。达尔文坚信人类与非洲猿类大有渊源。他通过长期观察得出了这一结论。“在世界各个主要地区生存的动物都与同一地区的已灭绝物种联系密切。因此，此前的非洲很有可能栖息过与黑猩猩以及大猩猩亲缘联系密切的已灭绝猿类，就好比猩猩是人类的近亲一样。同理，我们的先祖生活在非洲的可能性大于其他地区。”这番话如今听起来无非是老生常谈而已，但是达尔文仔细研究了黑猩猩与大猩猩，并且认为它们与人类的关系比起亚洲红毛猩猩与人类的关系更近。此外，达尔文做出这项主张的时候完全没有化石证据的支持，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出土过任何一块古人类遗骸。当然，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如今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化石。但是除了化石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阐释人类与非洲猿类的亲缘关系。

当你直视非洲猿类的双眼的时候，会感到某种并不像其他动物那样异质的东西也在回望你。除了感性角度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看问题的方法。例如基因编码，假如我们看一看基因当中的非编码部分，就会发现我们与黑猩猩的关系非常近，只有1.2%到1.3%的差别。更重要的是——直到基因学兴起之后我们才发现这一点——人类与黑猩猩的亲缘关系要比人类与大猩猩以及黑猩猩与大猩猩的关系更近。如果只看表面，只看满身毛皮与四足行走的方式，我们大概会认为黑猩猩与大猩猩才是近亲，我们人类只能算是旁系，或者三方之间具有同等的亲疏关系，可是情况并非如此。贾雷德.戴蒙德在《第三种黑猩猩》当中就将黑猩猩、倭猩猩与人类并列在了一起。或许我们并不是智人，而是智猿。比我们更客观的外星人或许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很喜欢自以为特殊，所以我姑且先沿用一下智人的说法，但是大家心里要有数。

黑猩猩的骨架与人类的骨架显然不一样。但是假如将骨头拆解开来单独审视，两者的不同之处就没那么明显了。我在布里斯托大学从没试过这种玩法，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太损了：我一直认为，假如我将一根黑猩猩的上臂骨或者说肱骨掺进医学院学生的考试用骨骼标本里，他们肯定不会发觉任何异样。这并不能说明英国医学院的学生水平太次，只能说明黑猩猩的肱骨与人类的肱骨太像了。当然，黑猩猩与人类骨骼的其他部分差异确实很大。比方说四肢比例，猩猩上肢长下肢短，人类则相反。尽管就哺乳动物的标准来说我们的上肢不算短，可是我们的下肢更是长得可笑。猩猩的骨盆具有长而薄的髂骨翼，人类的髂骨翼则又扁又平。人类骨骼简直就像是黑猩猩骨骼的变形。当然，黑猩猩并不是我们的祖先，而是我们的表亲，所以我们依然不知道我们来自哪里。兴许我们的祖先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反而是黑猩猩变成了另一番模样。

我认为我们的观点全都受到了流行文化的影响。我们都看过那幅著名的《人类崛起》漫画。这幅画体现了线性的进化理念，画面最左侧是四肢着地猩猩一样的生物，然后这个生物越向右腰挺得越直，直到完全站直为止，然后再逐渐弯腰下去，直到画面最左侧在电脑跟前窝成一团为止。这种流行观点认为我们是从黑猩猩进化来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黑猩猩与我们一样都是现代动物。正确说法应该是我们与黑猩猩具有同一位进化祖先。目前研究领域最有趣的题目之一就是还原这位共同祖先的形貌。即便是我们这些专业人士脑子里也有一套固有意象，总觉得这位祖先肯定更像黑猩猩而不是人。

我们与黑猩猩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脊柱的形状。人类的脊柱呈现出美丽的双S型，这一点与人类直立行走有关——事实上人类骨骼的大部分特点都与双足行走有关。并不是说黑猩猩从来都不会双足行走，更准确的说法是人类更习惯于双足行走，这是人类的默认行进方式。假如人类要从A点移动到B点，下意识的反应就是站起来迈步，而黑猩猩的第一反应则是前肢接地。那么两足直立最早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最早具有两足直立特点的骨骸是哪一具呢？现有最早的人类遗骸都是头盖骨，并没有发现脊柱，因此无法体现黑猩猩无人类有的双S造型。

大屏幕上的化石是2002年出土的乍得沙赫人的头盖骨。你可能会问，光看头骨怎么知道这种古猿会直立行走呢？每一个颅骨后部都有一个大孔，脊索会从中穿过。我们在解剖学领域不喜欢说大白话，所以我们不能将其称之为大孔，而是要称作foramen magnum——其实还是大孔——学一点拉丁语对于解剖学还是很有用的。沙赫人图迈的特点在于，他的枕大孔并不像黑猩猩那样位于颅骨后方，使得脊柱管与颅骨呈一定角度。四足行走的话这个角度能使得头部位于最恰当的位置。实际上他的枕大孔位于颅骨正下方，这意味着他的头颅位于垂直脊柱的正上方。因此他的行动姿态比黑猩猩更直立。图迈还有一点有趣之处：直立行走双足承重的模式几乎可以追溯到人与猩猩的基因分裂时期。图迈的化石可以追溯到六七百万年前，而我们与猩猩的基因分裂根据目前估计则是发生在五到八百万年前。把话说得重一点，图迈真的是人类祖先吗？他有没有可能其实是黑猩猩的祖先呢？

图迈化石还驱散了关于人类的另一项错误观念，即人类祖先从树上爬下来并且两足行走进入了大草原。这确实是个听上去很不错的故事。祖先们在树上爬来爬去，下树以后就开始双足行走了。可是这个故事有若干不太对劲的地方，比方说黑猩猩下树之后依然会四脚着地。下地走路与直立行走没有必然联系，在地面上依然可以四脚行走。想想吧，很少有动物双足行走，这样做太愚蠢了，四足行走要稳定的多。如果你一定要两足行走，那么最好在臀部长出一条尾巴来保持平衡，就像袋鼠那样。其次，沙赫人当时的生活环境也不是什么草原，他的生活环境依然有很多树木……

还有一块化石挑战了双足行走的演化根源起始于人类祖先从树上下来的惯常理念，就是这个家伙。这是一套地猿化石，我们给他起名名叫阿迪。他生活在四百四十万年之前。他的骨骼显示了多种适应特色，既能在平地上行走，也能在树上行走。在树上走路看上去很怪，但是这个生物在树上运动的时候的确会挺直上身。这可能是在地面上双足行走的前置动作。当年他很可能用双足在大树枝上行走，用双手抓住其他树枝从而保持平衡。有趣的是，现代猿类也会在树上双足行走。最经常双足行走的现代猿类恰好也是树栖性最强的猿类，也就是红毛猩猩。这样一来我们就远离了非洲，与非洲现存的猿类相比，我们有了一个更贴近的模型来想象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样子。或许我们的祖先更像红毛猩猩，已经开始双足行走，但是并没有下树。

这一理论基于伯明翰大学开展的研究。话虽如此，但是伯明翰大学并没有饲养多少红毛猩猩。研究人员要前往婆罗洲进行实地考察，非常仔细地审视了这种猩猩在树上的运动姿势。问题在于它们为什么要这么运动，为什么红毛猩猩不愿意下到地面上四足行走呢？在树上直立行走有什么用处呢？从进化来说这种做法肯定有目的。四足行走的大型躯体在树上很难平衡，直立上身用双手抓着树枝来保持平衡反而更容易。其次你可以走到树冠边缘，伸手去摘取最细小的树枝上的果实。这样做还意味着你可以从一棵树前往另一棵树而不必下树。假如你是大型猿类，实现这一点很有意义。如果你的食物生长在树上，用不着下树肯定是很大的优势。这意味着你远离了地面上的猎食者，还能节省体力。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树远比下树、走下去再爬上树更省力。可能这就是我们祖先这么做的原因。这或许是平地走路的起源。当我们看到我们与黑猩猩以及大猩猩的不同之处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是我们变成了不同于猩猩的存在，并且想要知道这一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或许这个问题根本就是错的，或许我们才是保守派，我们一直保留着双足行走的习惯，反而是黑猩猩与大猩猩的进化偏离了源头，走上了指节撑地的道路。当然，黑猩猩与大猩猩的指节解剖结构并不一样，它们很可能各自独立地进化出了这种走路方式。

接触了更多的古人类化石之后，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适应双足平底行走的迹象。现在这块化石非常有名，她就是露西，属于南方古猿，生活在三百万年前。她的骨骼进一步适应了双足行走。她的骨盆和人类已经很像了，尽管还不太像，但是已经没有长而薄的髂骨翼了。她的股骨呈现出明显的角度，使得膝盖向内靠。现代人的膝盖也是向内靠的，双膝靠拢在重心两侧。露西也有这个特征。露西依然具有某些树上运动的适应特征。她的腿不算长，手臂却很长。最近发现的大人化石Kadanuumuu也是南方古猿，腿要更长一些。或许这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区别。可惜的是我们找不到大人的颅骨，所以不能确定他与露西是同一物种，但是能够找到现有的部分我们已经很高兴了。

那么长腿究竟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我们注意到我们黑猩猩的不同之一就在于腿部。如果回到过去，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祖先腿很短。大屏幕上是我最喜欢的一具人类化石，保存得非常好，就这样躺在地上。我们在肯尼亚拍摄《我们的起源》的时候拍下了这张照片。我们管他叫做尽管我认为他活着的时候并不叫这个名字。他的死亡地点是纳利奥克托米河附近的湖岸。……纳利奥克托米男孩的最显著特点就在于他的长腿。此外他的骨骼还有很多特点，很难说是为了适应走路。你可能觉得长腿能产生钟摆效应，因此对走路有利。但是他还有其他特点，例如他的颈韧带很强壮，将他的后脑与脊椎结实地连接在了一起。他的腰部很长且有弹性，这个特点以前也没有出现过。他的肩膀往下垂而不是往上耸。他的脚跟部位长有比猿类更结实的肌腱。纳利奥克托米男孩出现的时候人类已经具有了这些特点。D.E.Lieberman与D.M.Bramble在《自然》杂志上提出过很严密的论证，认为这些特征的进化意义是适应跑步而不是走路。我们一直认为人类进化的关键就是走路，现在突然有人提出了跑步的重要性。这一理论的主张者们仔细研究了现代人与纳利奥克托米男孩的解剖结构，还借助跑步机研究了现代人类的运动机制，并且认为跑步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

我说纳利奥克托米男孩是个年轻人，但他其实是个很奇怪的年轻人。如果把他的骨骸放在我的实验室里当成现代人研究，我会认为他是个5英尺1英寸的青少年。我会有点担心他的牙齿和骨骼发育状况，因为骨骼的年龄和牙齿的年龄不一致。你要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不能使用现代人作为判断他的年龄的对照标准，还要考虑其他灵长类。他的发育状况也并不等同于黑猩猩。这也并不奇怪，他毕竟是另一种物种，也就是匠人。目前最贴近的猜测认为他就是个八岁的孩子，换句话说他的成熟期比我们早得多。至于他有没有像我们一样的青春期也是热烈辩论的题目。黑猩猩并没有青春期。纳利奥克托米男孩或许也没有。这怎么说？我认为，假如从远处看，你并不能发现他是原始人，只有凑近了才能觉得有些不对。他的头很小，脑容量只有750毫升。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有一升半左右，比他多一倍。他的面部有些古怪，牙齿也有些突出。但是如果从远处打量一番，他看上去和现代人类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的四肢比例与现代人类是一样的。如果从整体上审视他的遗骸，你就会意识到他与古人古猿都不同，与那些短腿长胳膊的生物很不一样。

这个年轻人正在跑步，跑过了草原——通过气候调查与环境调查等等手段，我们知道当时的草原已经扩展到了整个非洲东部。食草动物数量在这一时期呈现了爆炸性的增长。我们熟悉的非洲草原正在扩展，羚羊已经出现了，包括纳利奥克托米男孩在内的很多动物都在探索这块崭新的草原。他在草原上跑步究竟是想干什么呢？肯定非常重要。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另一个过去几十年在科学界影响力很强大的理念：人是猎手。我们相信纳利奥克托米男孩在草原上追逐各种猎物，可能还会向猎物投掷各种石质武器——当时已经出现了石器。今天我们看看狩猎采集部落的生活，狩猎是他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类源自狩猎是一个非常强力的理念。但是如果看看证据的话，几乎没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一点。这个时期的人类确实有了一些石质切割工具，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工具的用途。我们很难通过石器上的刮痕来判断它们的用途是切割纤维还是切割肉类。同位素鉴定表明这个时期人类食谱当中的肉食的确增多了。但是我觉得肉食的增多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样重要。并不是吃肉塑造了人类。我感兴趣的是当时还发生了什么其他事情。比方说我们可以看一眼牙齿。研究牙齿的问题和研究石器一样，我们可以用显微镜研究牙齿化石上的各种细微刮痕，这些刮痕基本上记录了这个人过去几周的食谱。Peter S. Ungar研究了各种古人类的牙齿并且得出了各种出人意外的发现，其中之一是鲍氏傍人或者说胡桃夹子人。这些人尽管下巴特别大，但是平时恐怕并不经常吃坚果，他们的主食似乎是草。问题在于肉与草在牙齿上留下的刮痕非常相似。我们检查纳利奥克托米男孩的牙齿时发现他似乎有着非常广泛的食谱，有刮痕，有凹坑，还有其他各种痕迹。他们的食谱多样性似乎在此时发生了扩张。我并不能确定这其中包括哪些食物，或许肉确实是其中之一，也可能是植物性食物的种类更多了。

屏幕上这个人名叫尼萨，是一位当地部落的猎人，也是我们去年在坦桑尼亚在拍摄时认识的朋友。与狩猎采集部落的男性谈话十分有趣。你可以问问他们带回大型猎物的次数多么频繁。我认为人类学家遭到了误导，因为猎人们总是声称自己经常带回大猎物，就好像钓鱼迷也总喜欢夸口说自己钓到了大鱼一样。按照猎人们的说法，他们三天两头就会带回一头大个羚羊。假如你和同一个部落里的女性谈一谈，她们总会说：“这个吧，其实主要的猎物还是兔子。”

我认为我们对于狩猎采集部落的采访让我们对于大猎物在人类进化过程当中的的重要性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当然，和部落居民谈话还是能增长见识的。这些人并不是古代人，而是现代人。他们的生活并不是通向人类过去的窗口。但是他们或许能提供一些祖先生活方式的启示。我们的祖先肯定是狩猎采集者，所以对原始部落的考察能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原祖先的生活。尼萨出门打猎的时候，部落里的女性也要去收集食物。如果计算一下男性带回来的食物的卡路里总量与女性带回来的食物的卡路里总量，猜猜哪个更高呢？女性对于收集很有经验，知道去哪里找食物。男性往往喜欢冒险，去狩猎那些未必一定能成功的大型猎物。而女性的采集一定能成功。部落居民在很多时候都要依靠浆果与水果当做主食，但是他们也总有保底的食物供应。就算找不到浆果与水果，地下总还会有食物。对于狩猎采集部落来说，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以及对于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的食物就是块根与块茎。所以说正确的理论并不是男性狩猎理论，而是女性发掘块茎理论。想一想我们今天的主食吧。首先要将麦片排除在外，因为古人类还要花费好几万年才能征服小麦。另一项主食是土豆，这是一种优质的能量来源，而且很可靠。块茎对于千万年前的祖先来说或许也有同样的意义。尼萨部落里的女性收集的块茎看上去并不像土豆或者番薯，更像是膨大的树根。吃的时候要用牙齿撕去外皮，咀嚼内芯，将浆汁咽下去，把渣滓吐出来。

这一点又引起了人类牙齿缩小的问题。人类牙齿在进化过程中的不断缩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将骨骼其他部分的特征与爬树、走路与跑步联系起来，但是牙齿的缩小显然不能这样解释。我认为对于这一点的最佳解释就是祖先的行为。我们很难得知祖先使用火的具体时间，很难通过考古学来寻找篝火的遗迹。因为篝火的灰烬很容易就会被风吹散，什么都剩不下。此外也很难区分天然火焰与人工生火的灰烬。我们知道五十万年前的人类肯定已经会用火了。但是Richard Wrangham认为用火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纳利奥克托米男孩。火焰的用处很多，可以取暖，可以防身。我想自从人类学会用火之后，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将一块食物放在火上烤。烹饪不仅能改善食物的口感与味道，还让我们从同一份食物当中获得了更多的能量。Wrangham认为烹调带来的能量提升相当于狩猎肉食带来的能量提升。或许烹饪才是人类进化的关键。你可以将消化食物所需要的一部分活动放在体外完成，换句话说就是消化食物所需要的能量减少了。锤砸食物也有类似的效果，但是烹饪的效率更高。根据最新的理论，男性依然是狩猎者，只不过通常只能打几只兔子回来。尽管看上去很难接受，不过进化的关键其实很可能是女人带回来的块茎与烹饪手段。

烹饪为我们提供了额外的能量，意味着我们能够供养更大规模的家庭，身体生长也得到了促进。人类进化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大脑扩容。与更早期的人类相比，纳利奥克托米男孩的脑容量其实不算小。750毫升的容量几乎是南方古猿的一倍，而南方古猿的脑容量又与黑猩猩差不多。不过他的体格同样也增加了。因此他的脑容量与身体尺寸的比率并没有增加多少。如果身体变大了，脑容量变大也是应该的。事实让人类脑容量真正发生显著变化还是在纳利奥克托米男孩之后的事情。等到八十万年前海德堡人出现的时候，人类的脑容量才真正开始显著扩充。原因或许是因为我们都成为了烹饪达人。

我刚才表述的理念略微有些失真之处：只要从食物当中获得了更多能量，身体的某一部分就一定会增长。这可不是进化的机制。我们的确通过食谱的改变与烹饪获得了更多能量，唯此才能供养大脑这个极度需要能量的大脑，但是这两件事并不是因果关系。大脑长这么大一定要有进化上的优势，因为供养大脑太耗费能量了。要是没有特别重要的好处，人类大脑肯定不会长这么大。几十年来直至今天，古生物学家们一直因为这个问题而争论不休。有人说或许是为了合作狩猎，可是狮子与犬类都是群体狩猎的动物，它们的大脑并不算大。另一种理论认为大脑扩容的原因是人类开始学习制作工具，学习过程的反馈刺激了大脑生长，需要更大的大脑才能创造文化与技术。我认为这是个很不错的理念，也值得研究。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人类社会与社会成员的互动方式。如果看一看灵长类动物以及其他群居动物的组织规模与复杂性以及这些动物的脑容量，就会发现群体规模与个体脑容量成正比。人类社会群体规模很大，结构极其复杂，或许这正是大脑扩容的驱动力。我们非常擅长追踪群体成员的活动与意图。黑猩猩群体里也有类似的现象，你可以观察到黑猩猩如何相互施展权术。但是人类肯定更有过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进行非常复杂的社交行为，“我认为你对她的看法是这样的，她又认为我对你的看法是那样的。”我们可以将这套推演同时施用在好几个人身上。有人认为，莎士比亚之所以如此成功，就是因为他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热爱这种情节。或许这正是人类大脑扩容的燃料。

当大型群体里的大尺寸大脑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所做的远远不止于玩弄权术。我们能够集思广益，将脑海中的深层抽象理念表达出来，与别人分享，并且创建文化。从考古角度来看，一旦某个地区人口总量与密度达到阈值，就会出现文化与思想的大爆炸。这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理念。直到书写得到发明之前，理念的传播都要依靠口口相传。书写与印刷术使得理念的传播越来越广。现在我们有了互联网，理念相互反馈与相互催生的潜力简直不可估量。我们正处于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的开端。在我们的进化开端，肯定无法预见到今天的世界。

相互学习以及分享理念的重要性恐怕也是人类寿命的基础。人类的寿命非常长。人类女性在生殖年龄过去之后还会存活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个现象在自然界十分罕见，也非常奇怪。这个现象的进化功能是什么呢？更有利的做法似乎是要么一直生育到死，要么绝经之后立刻死去。这个现象意味着老人具有珍贵的价值，而价值的基础恐怕就是分享理念。老人是知识的宝库，是整个社区的珍贵信息资源。

人类是进化历程的产物。我们的牙齿，我们的大脑，我们的体型，我们的运动方式，甚至我们的寿命都是进化塑造而成的。希望到头来我们能对人类的本质有更深的理解，同时也能承认我们其实也是动物，也是非洲猿类家族的一员。

我现在想给大家的工作找一点麻烦。女权主义一直都有另一个称谓，而且这个称谓如今已经沦为了讥讽，这一点表明有些人非常恐惧女权主义。这个称谓就是“妇女解放”。我从来都不是一名追求两性平等的女权主义者，以后也绝不会将两性平等当成目标。并不仅仅因为我觉得目前男性的处境与状态实在不值得我努力追求（笑声），还因为我不理解平等的意义。什么平等？怎样才算平等？你说什么胡话呢？“我有权因为同等价值的工作获得等量工资，”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自己在胡说八道啊！如果我本人不去抗争与争取，工作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工作根本没有先天固有的价值，我们需要上百年的工人运动才能让工作获得价值（掌声）。

我看今天在座的人们当中有几位年纪大的还记得工人运动是什么样子。至于你们其他人大概还记得，正是澳大利亚在全世界最早掀起了工人运动。这是这个非凡的国家做过的最非凡的事情之一。但是历史充满了苦涩的讽刺，如今居然是一届工党政府正在试图抹杀工人运动的成果，方法则是将澳大利亚工人全都变成股东，让他们全都参与针对这个国家的剥削。澳大利亚工人正在眼看着自己的养老金一点一滴地流失，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能听之任之，不过我听说这都是所谓“经济奇迹”的产物。

不过我今天确实想要谈谈平等。在我看来，如果你想获得平等，就必须承担一般公民的责任与义务，唯此才能享有一般公民的权利。鉴于服兵役是公民责任的最高体现，如果女性真想追求平等，就必须参军。你们有些人或许知道，高尚的澳大利亚皇家军团本周爆出了涉及女性的丑闻。我就不用愚蠢的荤段子来烦扰大家了，反正我们都知道男性为什么要用荤段子来相互挑逗。荤段子越是出格过分，男性在同伴当中就越受欢迎。但是有些荤段子依然令我感到恶心。我记得ABC广播公司《世界四方》节目的男性配音员曾经讲过这个笑话：“假如女性在前线打仗的时候来了例假，谁给她们提着装有卫生棉条与卫生巾的手包呢？”你们想必也记得《世界四方》节目网站上挂出来的照片，许多身材高挑的年轻女性——她们确实很美，不要认为美丽也会冒犯人——躺在地上，身边全都是垃圾。有一个姑娘双腿张开，她的大腿还没有我的手腕子粗，体毛全都用蜡拔掉了。她喝得酩酊大醉，衣不蔽体地躺在马路边上。这就是这家网站力图宣扬的女性形象。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是我很反感我们的文化如此随意地流露出针对女性的厌恶与贬损，这种风气让我感到非常压抑。当然我并不感到震惊，因为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我从我们家当地的免费杂志上扯下了这一页。第二页是这份杂志的笑话专栏。按照澳大利亚出版界的惯例，这里的笑话也是从美国同行那里抄来的。

“一名男性骑着哈雷机车在加州海滨旅行。突然天空开裂，上帝在他面前现形说道，‘因为你在各个方面都忠贞于我，我将要满足你的一个愿望。’”

“骑手停车说道，‘请您修建一座连接美国本土与夏威夷的桥梁，让我能随时前往夏威夷旅行。’”

“上帝答道，‘你的要求耽于物质，你没有想到如此浩大的工程将要耗费怎样的人力与物力，怎样的支柱才能直通太平洋海底，多少水泥与钢筋才能贯通整条桥面。我确实能建造这样一座桥梁，但是你对于世俗事物的执念不足以成为我这么做的理由。你应当多花点时间，思考一个能够造福全人类的愿望。’”

“深思熟虑之后【男性的脑筋转得这么慢倒是并不奇怪（笑声）】，骑手说道：‘上帝啊，我希望我与其他男性都能理解女性，我想知道她的内心感受，当她不跟我说话的时候心理在想些什么，她为什么会哭，她说她没事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想帮忙的时候她会发脾气，我要怎样做才能让女性真正感到快乐。’”

“上帝答道：‘你的公路桥想要两车道还是四车道？’”（笑声）

这个笑话掩饰了拒绝理解女性的态度。根据这个笑话的假设，女性天然是非理性的，无法与之打交道。我们都听过“男性来自火星女性来自金星”之类的说法，我们也已经习惯了遭到忽视与不理解。所谓的喋喋不休只是没有人听到的控诉而已。人们倾注了如此之多的精力来扭曲丑化男女关系，实在令我震惊。但是更令我害怕的是，我的街坊邻居们居然会将这种文章收录进专门为地方商铺做广告的宣传刊物当中，认为这种文章理应获得一席之地。

如果我们多想一下这一回澳大利亚皇家军团又给自己惹了多大麻烦，就会意识到这种事我们以前也听说过。想必大家还记得皇家军团Skype性丑闻。一名女性空军军校学员与另一名男性学员发生了性关系，而这名男性学员用摄像头拍下了全过程，并且将视频发送给了另外五名男性学员。当事女性直到看到新闻报道才知道有这种事。当她得知这六人仅仅只会受处分的时候，她联系了十频道电视台。但是十频道的专访节目播出之后，她的一位上级却要求她做出公开检讨，因为她不应当联系媒体，并且“将整个部队拖进了争议当中”。根据《澳大利亚人》的报道，她的公开检讨最终并没有完成，因为现场听众席的一名学员起哄喊道：“羞死这个臭婊子！”其他学员跟着喊道：“羞死她！羞死她！”恐怕现场气氛失控的军官取消了她的公开检讨。然后这名女性离开了空军军校，而那六名男性则留在了军校里。

这起事件当中尤其令我气愤的一点在于当事女性的病历遭到了曝光。之所以有人要曝光她的病历，是为了显示她一直在服用避孕药，从而表明她性欲旺盛，因为服用避孕药的女性必然都是性成瘾者。不过更令我气愤的是她服用避孕药的原因。她服用避孕药的原因就像女性运动员一样，旨在压抑自己的生理周期，因为她接受的训练强度实在太大了。换句话说，为了保持空军学员的资格，她不得不对自己进行化学阉割。这怎么能算是平等呢？接受同样训练的男性可都没有服用类固醇啊。为什么空军的训练就非得这么高强度呢？她是要开着飞机上天，又不是要背着飞机上天（笑声）。

我们现在的处境怎样呢？假如你追求男女平等，就自然希望女性参军。就在上述丑闻爆发的同时，朱莉娅.吉拉德总理正在简化女性参军并投身战斗岗位的流程。根据澳大利亚军队高层的说法，93%的军中岗位目前都向女性开放。尽管如此，步兵、炮兵、工兵、防空兵以及特种部队的作战岗位依然不向女性开放。海军的排雷潜水员岗位也不向女性开放。这算不算体制化的不平等呢？在军队里只有一种出人头地的方式，那就是接受武器训练并且在前线作战。从事其他岗位就意味着其他人会升迁而你不会。这正是许多从军女性的经历。

我可以花费好几个小时来谈论军队当中的女性遭受了怎样的错待。男女平等的主张者们会说，我们需要让更多女性参军，需要让军队当中女性的数量超过临界点。可是当女性确实来到前线，女性的数量也确实有所增加之后——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很不靠谱，例如美军公布的前线女兵数量就在14%到20%之间。根据美军的数据，30%的前线女兵在服役期间遭到过强奸，71%遭到过性侵，90%遭到过性骚扰。澳大利亚皇家军团网站上的信息印证了我一再重复的主张：二十一世纪的军队不是理智的正常人呆的地方（掌声）。现代战争杀人的规模如此之大，士兵必须拿着敌人不当人。毫不意外的是，皇家军团对于穆斯林只有厌恶之情，这种情绪对于他们在阿富汗的一切行动恐怕都只能有害无益。你们还记得那个笑话吗？“要是看见一个一瘸一拐的绿教徒走进你家后院怎么办？重新装弹上膛。”军方很喜欢这个笑话，认为这个笑话非常搞笑。伊斯兰体系的确向我们珍视的价值观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可是正因为如此像这样的笑话才更加有害无益。

自反恐战争开始以来，已有185名美国女兵牺牲在了前线。但是她们在前线部队受到的待遇却令人胆战心惊。有一位年轻的女兵这样写道：“在军队里，每一名士兵都要找一名战斗搭档。两人应当亲密无间，上厕所或者洗澡的时候也要一起去。女兵自然也不例外，或者说女兵尤其不能例外，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保护自己免于遭受强奸。但是在整个连队里只有我一名女兵，因此我找不到战斗伙伴。我的战斗伙伴就是我的枪支与刀具。”这名女兵遭到了班长的袭扰。她打报告投诉，并被调到了另一个军事基地。随后这名班长得到了升迁，她却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平地踏步。后来这名女兵又前往了另一个连队，成为了其中十七名女兵的一员，但是她们的住宿地点全都相距甚远。“更能我感到恐惧的并不是每天例行一次的迫击炮袭击，而是与我同桌用餐的男性。每天一到下午我就不敢喝水，再热也不敢喝，因为水龙头的位置太偏远，一个人去接水太危险了。我曾经忍受着华氏140度的高温，连续十六个小时没有喝水，全靠水果软糖来润喉。我经常因为缺水而休克并且接受输液，以至于我的静脉都变形了。”有一件事她并没有写：有两名美军女兵正是因为缺水而死在了伊拉克。午饭过后她们就不敢喝水了，因为她们不敢独自上厕所。你可能认为这个问题很容易就能解决，只要修个女厕所就行了。但是至今为止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面对这样的局面，追求男女平等的路线很难站得住脚。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没能实现男女平等。如今女性在理论上诠释可以涉足一切人类事业，但是往往在进去之后才发现自己呆不住。甚至在神圣的法律行业当中，取得律师的女性也经常发现自己要面对最为可笑的性别歧视压迫。平等从来都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因为这个目标从根本而言过于保守，而且仅仅只是个幻觉而已。麻烦在于，许多社会角色在千百年里都发展成了专供男性担任的范式。假如你非要让女性担任这些角色，以至于不惜逼迫她们服用类固醇，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压迫女性。作为一名老派女权主义者，我曾经遭受过各种不同的骂名。假如我主张男女并不相同，按照对待男性的方式来对待女性等同于迫害与压迫，就会有人骂我是本质主义者。这些人试图让别人相信，月经周期纯粹是社会文化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锁——我倒是想这样呢（笑声）。因为假如真是这样，我们早就把月经废除了。但是现在我想让大家进一步想一想，西方女权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起到了什么作用。

我曾经在1972年去过伊朗，当时我的身份是伊朗女性组织的客人，这个组织的名誉主席是艾什乐福公主，巴列维国王的同胞姐妹。日常事务的经办人是穆罕默德.阿哈比，她至今依然是一位女权活动家，但是自从伊朗革命之后就流亡到了国外。我在伊朗见到的是我所谓的里通外国式女权主义。当初穆罕默德.摩萨台在伊朗推行石油国有化，结果被CIA搞了下去。之后CIA重新扶植了巴列维国王。为了取悦自己的西方主子，巴列维国王引进了一套强制性女权主义。佩戴面纱成了非法行为，穿着卡多尔罩袍出门的女性往往会在街头被人强行扯掉罩袍，暴露出从未被家人之外的其他人看到过的身体。结果整整一代伊朗女性都待在家里不出门。借助强力来解放别人，替别人决定怎样做才最好，就会造成这种结果。

当时的局面很恶劣，但是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1972年，我在伊朗遇到了几位勇气非凡的年轻女性，她们竟敢公然穿着传统款式灰色羊毛质地的全身罩袍，从远处看活像会走路的帐篷。她们自称是“伊斯兰马克思主义者”。我问她们为什么要穿卡多尔罩袍，她们说，“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抗议美国对于我国的挟制以及巴列维国王的非法统治。”这些女性开启了至今依然在伊斯兰世界不断展开的思想进程。可是出于我无法理解的原因，我们居然还在沾沾自喜，认为这些女性早晚会站到我们这一边。这是非常危险的猜想。

1994年，一名年轻的伊朗女性遭到了枪杀，因为她抹口红。此后另一位名叫赫玛.达拉比的伊朗女性以自焚的方式表示了抗议。女权主义与妇女解放在这些国家并不是儿戏，并不是“女性是否能在通用公司董事会占有一席之地”之类的小事，而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关系到当事人的生命存续（掌声）。你们有些人或许听说过“一百万签名”运动，旨在根除针对女性的歧视。你们或许也知道这场运动在伊朗如何勾连了环保运动，试图取代反动的毛拉统治，用更现代的后启蒙政体取而代之。我们所不知道的是这场运动究竟有没有成功的指望。2010年，芭哈勒.希达亚特以煽动罪被判处九年半有期徒刑。2006年诺贝尔奖得主希尔琳.艾芭迪已经被迫离开了伊朗。她出身于如此古老的文化，却又只得在异国他乡远远观望，并且还意识到自己在另一个层面上扩展了美国文化霸权对于祖国现代化思想的影响力。

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令我心碎的是，我们这些西方女权主义者只能眼看着伊斯兰屏障之后的女权主义者们为了保护同胞女性的生命而苦苦抗争，同时却丝毫无能为力。我们为什么无能为力呢？我们所属的文化是历史上最咄咄逼人的文化。资本主义营销机器打入了发展中国家生活的各个层面。传统文化根本没有招架之力。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庇护当地人眼中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与传统文化免遭美式营销的冲击。在某些地区，人们不惜攒钱一周只为买一瓶可乐。我们怎样做到了这种地步呢？按照惯常的方法：极力鼓吹，大操大办，我们的文化机器具有此前无人敢想的影响力。就连我们这些习以为常的人们有时都招架不住，其他传统文化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为什么我们并不与这些人站在同一阵线上呢？因为我们的文化太醒目了，尤其出产了大量的色情材料。网络上存在着一朵硕大无朋的西方情色云团，基本上就是全部西方文化的杂糅。我今天早上醒来，躺在酒店床上打开电视收看天气预报，看到一行棕色字幕：“全新成人频道业已开放，请按退出键。”我还以为退出键能是退出成人频道的意思，谁成想一按退出键我就迎来了一场劈头盖脸的生殖器暴风雨。我连早饭还没吃呢！（笑声）假如你所生活的社会通过限制肢体暴露与肢体接触来定义自己，假如你从小就连隐藏色情杂志的抽屉都没有，那么节制态度就会成为形成健全人格的关键因素。用如此过火的色情材料来袭击一个如此看重性关系的社会是极其不负责任的犯罪行径。可是我向来都反对审查制度，所以我能说什么呢？我从不主张女性晚上应该勇敢走上街头。我的绝大多数熟人晚上都不敢上街，而且话说回来，女性死于家暴的可能本来就比死于其他犯罪的可能性都要更高。

我们不能辩称自己拥道德优越性，因为谁都能看到我们怎样纵容了针对女性的彻底贬损。我们这些女权主义者们整天想要为全世界女性主张尊严与人性，可是我们却不安地看到，真正征服世界的却是口红。我很难想象那个因为涂抹口红而死的伊朗姑娘感受如何，但是涂抹口红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特权，更不是自由的体现，因为如今西方的姑娘们不抹口红就不敢出门。口红就是我们的罩袍。许多其他事物也是如此。我们认为我们拥有裸露身体的自由，可是事实上衣料稀少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极力压抑自己，起身坐下，弯腰低头，全都要小心翼翼（掌声）。我跟大家说一下波卡罩袍的好处：穿上波卡罩袍之后谁也不会对你的身材说三道四（笑声）。

《世界四方》网站照片当中的可怜姑娘们遵循了我们的文化对于女性的一切要求：节食，减重，全身剃毛。她们全身只剩下头部还保留着体毛，而且全都染成了金黄色。她们双腿修长，她们臀部紧绷，但是她们依然是讥讽的对象。经常有人指责女权主义者厌恶男性。可是我要说女权主义者真正的问题恰恰相反：我们太爱男人了，恨不得自己也成为男人，可是男人不爱我们（掌声）。这正是最典型的责备受害者话术，那些尊严丧尽的女性居然被人告知她们自己才应当端正态度。假如我们当真憎恨男性，很多事情反而好解决得多。

那么我们现在的立场是什么呢？我们应当说什么呢？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你们有些人知道我经常给自己惹上麻烦，因为我拒绝谴责穆斯林女性的面纱。我之所以拒绝谴责面纱，是因为面纱对于一百万名不同女性有着一百万种不同意义，也有着一百万种不同的穿戴方式（掌声）。我的另一部分麻烦在于我甚至拒绝谴责非洲马格里布文化切割女童生殖器的做法。我的理由是我来不及操心马格里布社会如何对待他们的女性，更让我担心的是我们的社会对待女童生殖器的方式。你们知道美国最常见的新生儿整形手术就是针对女童的阴蒂缩小手术吗？你们知道吗？你们觉得这两种做法有本质区别吗？可能我们的手术没那么疼，但是女童很难告诉我们这一点。西方女性一直在切割自己的身体，我们认为维持身材是我们的责任。一直有人劝我把脖子上的痦子割掉（笑声），我必须承认我非常希望这个痦子能够消失，如果真有什么灵验的药膏，我一定会拿来抹上，只要不动刀就行。但是我只是不喜欢动刀而已。我有几位亲戚整天在身上切来割去，我依然很爱她们，尽管我并不理解她们（笑声）。

“为什么北非的女性听任自己的生殖器受到糟蹋呢？”常见的答案是：“男人逼她们这么做的。”这个答案本身就很反女权主义，因为这个答案假设，发生在女性身上的我们不喜欢或者不理解的事情一定出自男性之手。这可是大错特错了。在我们采取任何手段帮助伊斯兰世界的女性以及阿拉伯之春的女性参与者之前，我们要让她们告诉我们，她们面临着怎样的现实生活（掌声）。但是我们很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目前的环境非常严峻。从一开始我们就本应清楚看到，伊朗女性出力推翻了里通外国的国王之后，却失去了在国王统治时期享有的自由。她们必须佩戴面纱，不得抛头露面，不得自由出行，没有丈夫的同意不得出国，等等。我的《女太监》一书得到了世界上从业最早的女性法学家之一马努兹.马努切丽的翻译。她将这本书翻译成了波斯语。现在我眼看着许多女权活动家冒着人身危险深入乡村，与当地女性谈论她们的生活。

你们可能还记得阿拉伯之春期间涌进埃及解放广场的示威者当中有40%都是女性，有人披着只露眼睛的尼卡布罩袍，也有人带着裹住头部的哈吉布头巾，有人没有佩戴任何面纱，还有人特意把头巾拢成一堆顶在头上，就像古代埃及雕塑的造型一样。但是她们都来到了解放广场，心里充满了希望与信念。然后在去年的三八妇女节，埃及女性自己搞了一场示威，结果却遭到了男性同志的袭击。袭击者向她们叫嚣“回家洗衣服去”，然后警察逮捕了她们并且强迫检查了她们的处女膜，因为出现在公开场合的非处肯定是妓女。如今埃及议会的女性议员数量比起阿拉伯之春以前还要少。许多埃及女权活动家都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我们还知道穆兄会赢得了很大比例的选票，但是他们必须与萨拉菲主义者共同执政，而萨拉菲主义者一心想要推行伊斯兰教法。

你在阿拉伯之春开始的时候想到这一幕了吗？你怎么会没想到呢？独裁者本来就不允许替代型政府的出现，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伊斯兰教就是这些国家唯一的反政府力量，因为伊斯兰教拥有自己的基层组织、学校以及内部消息网络。如果没有组织，街头的人群也只是人群而已，从来都不具备任何权力。网络上的虚拟革命根本不是革命。在突尼斯，情况看上去非常乐观。因为突尼斯虽然主要受到法国文化影响，但是却比美国还要超前——如果你觉得这种事值得拿出来说一说的话。突尼斯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很高。但是在阿拉伯之春席卷的地区，当地的经济现实往往提供不了足够的高端工作，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只得大材小用。当地女性们已经接受了以下事实：如今她们的政府已经被穆兄会主导了。穆兄会主张彻底男女隔离，因此女性只能管女性的事情，男性只能管男性的事情。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我对这种做法倒是并不觉得十分骇然，因为我觉得这种做法说不定真能管用，说不定男女隔离真能维护当地女性的利益。

有一件事在我看来非常显而易见，我也想了很久：世界各地的女性们必须学会如何团结一致。劳工运动的历史已经教会了我们团结的重要性。四个女性一起上厕所就不会遭到袭击了。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社会当中的女性总是孤身一人、易受袭击呢？我在英国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有没有鼓励女性“出门乱搞”（笑声），其实并没有。我的原话是“做你想做的事情，不要感到羞愧，不要自我否认，但是一定要确定这些事情确实是你想做的事情。”根据英国的风俗，许多年轻女性都喜欢在周六晚上结伴出门，打扮得花枝招展，而且出门之前就喝得醉醺醺的。英国超市就卖酒，而且酒精饮料是吸引客源的甜头，售价往往比进货价还低。我曾经向英国政府建议，实行酒精销售许可制度，结果把他们吓尿了（笑声），可见只有疯子才会与超市集团作对。总之这些衣料不多的女性走进了凛冽的英国夜风当中，动机大约是为了冒险。男性的冒险方式是去酒吧里打群架，女性则希望自己有可能在街头遇到一个坏小子。冒险的结果可能是平安回家，也可能是烂醉街头，全看运气好坏。

这就是我们正在出口的文化，也是伊斯兰世界极力抵制的文化。我们必须牢记，在所有涉及阿拉伯之春的数据背后，各个伊斯兰国家都存在着大量抵制西方文化与现代化的女性，她们正在积极反对启蒙运动代表的价值观。她们的反应完全是我们一手造成的，因为我们完全不关心传统价值观与传统生活方式。我们认为一切与我们不同的做法都是落后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识过她们的经济现实如何运作。在很多方面，她们的经济现实都已经被摧毁了，而伊斯兰世界正在试图重建这套现实。北非国家以及阿拉伯之春国家的女性们恐怕要为了现代化而支付惨重的代价。诚然，我们可以将诺贝尔奖颁发给这些女性的代表，但是一定要意识到她们代表了我们的价值观，而不是她们的同胞的价值观。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些女性的脖子上挂上了吸引火力的标签。

目前的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必须学习新技能，例如阅读古兰经而不是将其付之一炬，就算手痒痒也不行。我们必须学会与陌生的文化打交道，以免向早已困苦不堪的当事人进一步施加心理压力。当年我们对待本土的土著居民时就没能做到这一步，如今我们面对伊斯兰世界又犯下了同样的错误。我们没有给自己开脱的理由。我们是信息社会的成员，我们能够获取必需的知识，因此我们的无知就更加难以原谅了（掌声）。

今天下午大家已经听过了不少关于人性与自由意志的演讲。我不会从哲学家、神经学家或者心理学家的角度来攻击、讨论或者思考这两个问题，而是要谈一谈物理学定律如何揭示了关于宇宙与未来的事实以及我们在宇宙当中的位置。首先我要排除掉一批显然错误的论点，或者说至少是在座各位都肯定不会认同的论点。比方说居然有这么多人信奉占星术，并且想出了各种云山雾罩的理由来主张星辰的位置能够主宰我们的人生，实在令我诧异不已。这些人相信，宇宙当中发生的一切都要归因于更高一层的力量或者某种无所不能的存在，因此我们自以为拥有的自由意志其实只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世间的一切都已经注定了。同样错误的反对观点则认为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一个人绝不仅仅是全身原子的总和，无论是基于灵魂还是基于心智，总之我们具有自由意志。在我看来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

首先我想定义三个将会在我的演讲当中反复出现的名词。第一个词是决定论（determinism）。我对这个词的理解遵照哲学定义，即过去的事件会导致未来的事件。因此假如我们知道了宇宙当中某一给定时刻的一切，例如每一个粒子的位置，任意粒子之间的互动方式与相互作用力强弱，那么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就能开动计算器，推算出宇宙的未来状态。像这样的宇宙就是决定论的宇宙。

第二个词是随机性（randomness）。这个词的定义也有很多，我这里的意思很具体：独立的事件不会遵循决定论，因为它们并不是由先前的事件导致的。这些事件的运作无法预测，因此也就无法事先决定。这个词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就是非决定论，待一会儿我谈到量子物理的时候还要细说。

第三个词是可预知性（predictability）。假如某个过程遵循决定论，原则上我们就能预测或计算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可预知性并不等同于决定论。一个宇宙可以完全遵循决定论，每一起事件都由之前的事件引发，但是我们依然无法对其加以预测。在这样的宇宙里，预测未来仅仅在原则上是可行的，在实际层面上则做不到。

我想向大家展示四种可能的宇宙。我相信可能存在的宇宙绝不仅只有四种，不过为了方便讨论我只说四种。第一种可能，决定论是真的，我们的宇宙遵循决定论，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宇宙的一部分，在原则上可以预测，因此我们没有自由意志，只有做出自由选择的幻觉。第二种可能，决定论是真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具有自由意志，这就是所谓的相容性主张。第三种可能，决定论是假的，随机性是宇宙根本结构的一部分，并且为我们提供了开放的未来，这个未来不可能提前预知，不可能事先注定，因此自由意志也就得救了。第四种可能，决定论是假的，但是我们依然没有自由意志，因为事件的发生是随机的，不受我们控制，就像注定的事件不受我们控制一样。或许还有其他的组合。但是由于我的本业不是哲学，所以我想得还不够深，也不够全面。我的思考就仅仅达到了这一层而已。

今天在座的各位有很多都具有物理学背景，或者足够理解现代物理学。也有很多人肯定听不懂我接下来打算说什么。我会尽量讲得浅显一些，但是如果有人听完了我的演讲觉得头疼，我也肯定不会道歉（笑声）。

艾萨克.牛顿与同时代的其他科学家们描述了一个我们今天所谓的“钟表宇宙”，一个决定论的宇宙。在这个宇宙里，假如我们知道一切粒子的位置、运动状态与受力情况，那么一切都会像钟表部件那样有序运行。假设有某种超级智能能够计算未来，那么包括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大脑活动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这个钟表宇宙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好比说有一桌弹球游戏，一杆打出去弹球满桌乱滚。你无法再打一杆，让每一颗弹球重复刚才的运动轨迹，因为每一颗弹球之间的碰撞都会稍有不同，并且累计导致越来越大的改变。所以我们永远无法重复之前的一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决定论法则的失效，你只是无法将所有因素都考虑进来而已，例如桌面上的尘埃，空气的湿度，温度，每一颗弹球的精确起始位置，等等。

牛顿主义钟表宇宙的理念后来被爱因斯坦的成果取代了。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其中首次提出了狭义相对论。许多人一听到相对论就会想到指明了质量与能量互换的E=MC^2。事实上E=MC^2只是爱因斯坦后来的想法，首见于几个月之后发表的另一篇论文，而且这篇论文其实挺无聊的，根本不如上一篇论文那样深刻。他在《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的开篇就指出，光速在一切参考系当中都是恒定的，任何运动的物体都追赶不上光速。这句话单独听起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假如我们将这句话的逻辑发展下去，就会得出不得了的结论。我已经给大一物理系新生上了十七年狭义相对论课程。我的一位学生如今在谢菲尔德大学工作，她已经结婚了，如今即将奔四，也生了孩子。有一次她对我说，“我还记得您的狭义相对论课程，当时我就放弃了。”她入学后的第二年，我们学校来了一位年轻帅气的天文学家，于是她立刻改了专业（笑声）。

我在教授狭义相对论的时候，总要耗费十节课才能让学生们意识到爱因斯坦对于宇宙以及时空结构究竟抱有怎样的看法。如果今天有些听众不熟悉相对论，在现场我肯定给你们讲不清楚。所以我想将相对论最重要的侧面挑出来着重说一说。爱因斯坦的理论认为，空间并不仅仅是事件发生的三维舞台，时间也不是独立流逝的宇宙钟表。爱因斯坦证明了时间与空间相互纠缠。仅仅将时间视为第四维度未免看轻了时空纠缠的深刻程度。当然，我们描述任何事件都需要四个数字，三个数字表示事件发生的空间位置，一个数字代表发生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说时间的确是第四维度。可是爱因斯坦的眼光要深得多。

爱因斯坦的思想推导出了块状宇宙（block universe）的概念。块状宇宙是四维时空宇宙，而不是三维空间外加一维打酱油的时间。研究四维空间的最大问题在于我们的头脑无法想象四维空间。凡是号称自己能够想象四维空间的人都是在胡说八道。于是物理学家们说道：“我们姑且想象一下我们的宇宙空间不是三维的，而是二维的，没有深度。”这是块状宇宙的简化模式，因为在这个模型当中时间可以充当第三维。我们想象空间只是一张薄片，在时间轴上从左向右推进。在任意给定的时间，薄片左边就是过去，右边就是未来，薄片上面的某一个点就是此时此地。

这样的宇宙观远比牛顿宇宙更加骇人。牛顿的钟表宇宙观认为未来已经注定。因为一切事物都要服从于我们能够理解的物理原则，因此我们至少在原则上可以预测未来。可是在爱因斯坦看来，未来并非尚未发生，而是与过去并存。假如你能像上帝一样摆脱这个宇宙的时空结构，就能看到时空结构的整体存在。换句话说时间的流逝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未来不仅已经确定了，而且根本不可能存在不一样的未来，只不过身处于宇宙之内的我们看不到这一点罢了。

这就是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的宇宙观。到了几年之后的二十年代，物理学领域爆发了一场更大的革命：量子力学问世了。从此后就有了盒子里不死不活的猫，同时位于两个位置的原子以及自发跃迁并且相互关联的粒子。量子理论告诉我们，在亚原子层次上，自然界高度遵循着随机与概率原则。比方说有一个具有放射性的原子，例如铀原子。这个铀原子会自行分裂并且释放一个阿尔法粒子。不仅我们无法预测某一个铀原子是否会分裂，而且就连铀原子自身也尚未决定什么时候分裂。并不是说我们的理论还不完善，无法理解原子内部的运行机制。“这个阿尔法粒子会在明天下午一点半发射出来。”事实上这个粒子有可能下一秒就发射出来，也可能要再等一百万年才会喷射。但是假如铀原子的数量非常非常大，我们就能很精确地计算出铀的半衰期。半衰期是一个基于统计学的数值：特定的时间过后，一半铀原子肯定会衰变。这一点告诉我们，宇宙在量子层面上并不遵循决定论，非决定论是自然运作机制的固有部分。就算大自然本身也无法提前决定某一个量子现象是否一定会发生。

这一点能否拯救自由意志呢？许多量子物理学家都认为确实可以，而我认为他们都是错的。他们认为既然宇宙并不遵循决定论，既然量子层面存在着随机性，那么未来就是不确定的。这种看法很令人宽慰，因为根据这种看法，我们的选择确实是自由的，一切尚未注定，命运并不存在。量子力学非常奇怪。量子力学的奠基人是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如今大学里教授的量子力学就叫薛定谔方程。这个方程描述了特定的量子体系会如何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这个公式的确遵循决定论。只要你知道某一个量子系统——例如一个原子——的起始状态，就能非常精确地预测出这个系统未来的状态。但是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初始状态”。任意性确实是量子力学的基础，因此薛定谔方程的预测结果也是可能性，尽管是非常精确的可能性。至于实际发生的结果则取决于你在观察时的系统状态，这个量子系统此时如何与整个宇宙互动。

我想谈一下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所谓的“量子力学的核心谜团”，也就是双缝实验。假设你有一个光源，向一道开了两条平行细缝的屏幕放射光波。光波穿过细缝之后会发生衍射并且扩散开来，因此穿过两道细缝的光波会相互交叠。交叠的结果取决于光波是否同相位。假如两道光波同相位，波峰与波峰重叠，光波的强度就会增大。假如两道光波反相位，波峰与波谷重叠，就会相互抵消。然后你就会得到一幅所谓的干涉图像，上面有着明暗交替的光带。明亮的光带显示了同相位的光波，黯淡的光带显示了反相位的光波。这并不是量子力学，而是波的性质。托马斯.扬在两百年前就指出了这方面的原理。

假如我们用粒子而不是波来重复双缝实验，例如沙粒，那么每一粒没有被屏障挡住的沙粒都必然通过两条狭缝当中的一条，并且在屏障后方堆成两堆。这个模式与光暗交替的光波模式非常不同。粒子与波的表现非常不一样。假如我用原子再做一次双缝实验，向双缝屏障发射一束原子，穿过双缝的原子会在屏障后方的光敏材料上留下印记。假如我们只开放一条缝，原子流的印记就像粒子一样。假如我们将两条缝都打开，原子流的印记就像光波一样，出现了明暗交替的干涉图像，只不过这里的光带与暗带都是由大量原子轰击光敏材料造成的小点形成的。原子在发射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小点，落在屏幕上还是一个小点，但是在穿过双缝的时候却表现得像波一样。

假如我们不了解量子力学，可能会认为原子之间会相互作用，只有特定数量的原子能够集中出现在某一个区域。如果我们不理解原子的运作机制，那么这个实验结果看上去并没有不合逻辑之处。不过我们还可以一次发射一个原子，使得原子之间无法互动。只要实验进行的时间足够长，发射的原子数量足够多，最后还是会出现干涉图像。换句话说，每一个原子在发射途中都为波的干涉模式做出了一点贡献。难道原子在双缝面前也会像波一样一分为二吗？难道原子会像云雾一样同时穿过两条狭缝吗？我们可以检查一下这个假说。我们可以监视原子的行为。我们可以用监测器来监测穿过某一条狭缝的原子。假如一个原子在光敏屏幕上留下了印记却没有触发监测器，那么这个原子肯定穿过了另一道狭缝。自然，击中屏幕的原子当中有一半都触发了监测器。可见原子并不能同时穿过两条狭缝。但是此时屏幕上就只剩下了两条亮斑，干涉图像消失了。原子似乎知道自己遭到了监视。我们可以试图智胜原子，将监测器关上。然后双光带模式立刻就变成了明暗交替的干涉模式。

这并不是理论，也不是什么疯狂科学家的空想，而是重复了无数遍的实验结果。我们知道量子层面的事物运作机理非常奇怪，观察行为能够决定事物的结果。我们要怎样解决这个现象呢？要借助数学而不是逻辑。我们不知道某个原子的具体位置，只知道这个原子处于各个不同位置的概率。因此可以将这个原子的位置视为一个同心球体，原子出现在球心的概率最大，出现在外层的概率较小。我们可以借助数学来计算概率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从而得知未来某一时刻这个原子出现在某个位置的概率。我们可以将概率也视为波，尽管原子无法同时穿过两道狭缝，概率波却可以。这道基于数学的概率波就像真正的光波一样会产生干涉效应，因此原子出现在某些区域的概率会很高，出现在另一些区域的概率则会很低。因此大量原子依然可以累积形成干涉图像。

量子理论是科学界最强大的理论。我说的不客气一点，量子理论只用一只手就能将达尔文进化论打得满地找牙（笑声）。量子力学理论已经成为了绝大部分其他物理理论与化学理论的基础，没有量子力学理论就没有现今的世界。这项理论彻底解释了亚原子世界，解释了原子与分子的相互影响机制，解释了原子与分子如何形成了宇宙当中的各种物质。但是这个理论的核心非常古怪。几年前我为BBC拍摄了《原子》这部纪录片，现在我要播放这部纪录片当中三位物理学家的访谈内容。让我们来听一下他们如何看待量子理论的怪异之处。

——对于那些坚持想要知道未经观察的原子会做些什么的人们，您有什么说法吗？

——安迪.杰克森，尼尔玻尔研究所：我不敢说我是在引用费曼还是狄拉克的言论，反正答案是，“闭上嘴，多计算。”

根据这种看法，谁也不该因为原子如何穿过两条狭缝而伤脑筋，反正它能穿过去。量子世界就是这样的，你只管接受现实就好了。这个解释多少让人有些不满意。

——戴维.多伊奇，牛津大学：原子与电子是存在于多重宇宙当中的物体。量子力学描述了多重宇宙物体的表现。这意味着量子理论描述的现实世界的平行宇宙层面适用于一切尺寸的物体——人体、星体乃至星系。

根据戴维.多伊奇——现今世界上最聪明的物理学家之一——的说法，原子穿越双缝的时候，整个宇宙都分裂成了两个平行宇宙，我们看到的干涉图像则是两个宇宙相互重叠的结果。用保罗.戴维斯的话来说，这就叫“物理学家张张嘴，整个宇宙跑断腿”（笑声）。用这种观点来看待单个原子的行为未免太极端了。

——保罗.戴维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今天的实验人员的测量结果会影响到五十亿年之前的现实的本质。

他的看法更糟糕，连目的论都抬出来了。他认为我们现在做的实验可以影响已经发生的过去。

这三位物理学家的看法表明，作为数学理论的量子力学非常强大，也非常精准，但是我们却无法依照逻辑与常识来理解它。整体来说，量子理论的怪异之处仅仅局限于量子世界内部。不过接下来我就要向大家展示一个反例。这张美丽的图片是整个宇宙的地图，图片上的不同颜色代表了深空宇宙的不同温度。科学家们相信，深空宇宙的温度波动体现了大爆炸之后不久初生宇宙的状态。当整个宇宙体积非常小、温度非常高的时候，量子力学就是主管一切的法则。随着宇宙的膨胀，量子不确定性也随之膨胀，嵌入了最大尺度的空间当中。因此尽管量子力学的怪异之处遭到了限制，尽管我们不会看到一个大活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但是量子力学依然会对宏观世界造成一定的影响。有些物理学家又认为，尽管量子力学意味着非决定性与概率，但是从统计学上来说，量子力学的效果会自我抵消，因此宏观世界并不存在非决定性。我们的宇宙依然是牛顿与爱因斯坦的宇宙。尽管量子力学确实伴随着概率与随机性，但是我与其他许多物理学家都认为两次层面的不确定性与宇宙是否遵从决定论并没有关系。

接下来我想提到两位法国思想家，他们对决定论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第一位思想家是拉普拉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拉普拉斯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思想实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假如宇宙中的一切都可知，假如所有粒子的位置以及相互作用都可知，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恶魔，这位恶魔至少在原则上能够计算未来。这个实验很容易造成逻辑悖论。假设这个恶魔是一台超级计算机，你可以为这台计算机编订以下程序：“根据宇宙当前的状态，计算十五分钟后宇宙的状态。假如到时候本机依然存在，就立刻自毁。假如到时候本机不存在，就不要自毁。”本质上这个逻辑悖论就是“这项声明是谎言”的变体，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怪圈。有一种说法能解决拉普拉斯妖悖论：拉普拉斯妖不可能存在，因为拉普拉斯妖也是宇宙的一部分，为了知晓一切，拉普拉斯妖必须有一套信息存储机制，而且这套机制必须是由实体原子与电子构成。因此这套机制还必须存储关于自身状态的信息。所以从逻辑上拉普拉斯妖就不可能存在。

另一位法国思想家彭加莱也作出了同样深刻的类似尝试。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瑞典国王悬赏两千五百克朗，要求证明太阳系结构稳定，地球、月球或者其他行星并不会在未来冲向太阳或者飞向宇宙深处。彭加莱接受了这项挑战。他决定仅仅研究地球、月球与太阳之间的关系。然后他就发现这个所谓的三体问题无法得出准确的数学解答。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足够复杂的公式或者没有计算机，而是因为三体问题从本质上就不可能得到准确解答。不要说三体问题了，就算一开头提到的弹球游戏同样不可解，因为我们无法足够准确地知道弹球系统的初始状态。无论我们对于三体系统的初始状态数值了解得多么详细，在小数点之后很远处的某一个数字的差异依然会导致最终答案的天差地别。再拿天气预报来打个比方。我们能预测明后天的天气，但是却无法预测明年的今天是否会下雨，因为天气预报的变量太多了。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佐据此提出了蝴蝶效应的理念：起始条件的细微变化可以导致未来结果的显著改变。

蝴蝶效应与我们的讨论有什么关系呢？蝴蝶效应具有非常深刻的含义。按照蝴蝶效应的说法，我们可以生活在一个遵循决定论的宇宙里，宇宙中的一切都遵循决定论法则，根据非常精确的数学等式发展变化，但是我们永远无法利用这些法则与等式来预测未来，因为我们无法以无限精确的精度来确知事物的起始状态。这一主张又催生了混沌理论。在我看来，蝴蝶效应与混沌理论对于决定论的打击远比量子力学更凶狠。正是宇宙的不可预测性再一次为我们打开了未来。就算宇宙当真遵循决定论，我们依然无法在实践当中预测未来。

这一点与自由意志有什么关系呢？在演讲的最后我想与大家分享几点想法。这些想法都是我本人的主意，它们听上去或许很怪，不过并没有多少争议，尽管并非所有哲学家都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

——首先，尽管量子层面存在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会在宏观层面上遭到抵消，因此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决定论宇宙当中。

——但是在实践当中，我们不可能足够精确地得知某个时刻宇宙当中所有粒子的位置与运动情况，因此也就无法预测未来。这一点为我们带来了自由意志的幻觉。

——我们是否生活在决定论宇宙当中并无所谓。就算未来已经确定，就算事物必然会按照物理定律发展下去而且我们已经了解了一切物理定律，我们也不可能在实践当中知晓未来，因为我们存在于时空结构内部，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因此拉普拉斯妖悖论禁止我们精确地得知整个宇宙的未来。

——正是这种不可预知性打开了我们的未来。这一点让我们能够做出选择，并且享有自由意志的幻觉，因为这些选择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真实的。

——你可能更乐意主张未来已经注定，自由意志只是虚幻，但是关键在于，我们的行为依然会决定无穷多个未来当中的哪一个会成为现实。作为物理学家，我认为未来确实是无限的，其中有且只有一个未来会成为现实，但是我们不可能提前知道是哪一个。我们自以为根据自由意志做出的选择会让我们踏上通向某一个未来的道路，我这样做就会导致这个未来，我那样做就会导致那个未来。回过头来我们可以说，假如我足够了解我自己的大脑与行为，我就会提前知道我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动手之前，宇宙对于我来说依然是开放的。

这些观点是否令我成为了一名调和论者呢？所谓调和论就是认为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可以共存的思想。我要说我不这么认为。但是我的确打算重新定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存在吗？出于实际考虑，自由意志的确存在，哪怕自由意志仅仅是幻觉而已（笑声）。就算自由意志仅仅是幻觉，对于身处时空结构内部的我来说这个幻觉也已经足够可靠了。

最后我还想谈一谈一个新兴科学领域，这个领域将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量子不确定性究竟是否能影响宏观世界的问题。量子物理是有机化学的基础，因为有机化学研究的是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连接方式，电子如何从一个原子跃迁到另一个原子。有机化学分子生物学的基础，而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正是生命本身。这样说来，量子力学是否会影响生命呢？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薛定谔本人就撰写过《生命是什么》这本书，书中暗示量子力学可能确实会影响生物体的行为表现。如今名为量子生物学的领域正在兴起，我就是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之一。我们正在研究分子生物学当中有可能涉及量子力学的特定理念与现象，例如光合作用，嗅觉的机理，酶在活体细胞内部的催化作用，等等。

有机活体是宇宙当中唯一一种会受到单个分子控制的宏观物体。对于其他事物来说，量子不确定性固然会被淹没在无数个原子的统计结果当中，但是对于有机活体来说，一个分子的行为变化就会导致显著不同的后果。比方说DNA变异就很可能要依赖量子通道效应的驱动。根据量子通道效应，一个失去电子的氢原子可以随机且自发地从双螺旋的一侧跳到另一侧，并且导致基因变异。半个世纪之前就有人提出过这一理念，但是直到今天物理学家与化学家们才掌握了实验验证的计算能力。假如事实的确如此，那么我今天所说的一切就都要推倒重来，量子随机性的确会导致一个非决定论宇宙。换句话说，我并不认为哲学家在宇宙本质的问题上拥有最终发言权，拥有最终发言权的人们将会是量子物理学家。谢谢。

能够在瑞信大会上发言从来都是我的荣幸。在创立Paypal之前，我就曾经在瑞士信贷集团公司的货币交易部门工作过。这段工作经历涉及了全球化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如何兑换货币，同样也涉及了技术问题，例如货币在未来几十年里会获得怎样新颖的存在形式。当我们谈论未来的时候，总会归结到全球化与科技进步这两个问题上来。今天我主要想谈谈科技进步，我的题目包括科技进步过程的未来，我们将会见到多少科技进步，这些进步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实际将要发生的科技进步是否真的像广告宣传里的一样显著，科技领域的进步是否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最后我还想谈一谈全球化与科技进步的关系。

我有一套经常采用的讨论框架。我认为，尽管全球化与科技这两个词经常被人一起拿来使用，但是这两个词却代表着截然不同的理念以及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二十一世纪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世纪。全球化与科技的进程在二十一世纪都将远远超越之前的任何世纪。我们可以这样区分两者：全球化指的是将已经生效的事物普及开来，科技指的是发明新事物。或者说全球化是水平延展的进步，科技则是垂直密集的进步。全球化指的是将一台打字机原型机仿制出一千台复制品销往全世界，科技指的是将打字机转化成文字处理器。最近几十年人们一直在着重强调全球化。不过我今天主要想讲讲科技进步。

我认为，在极高的层面上，我们有好几种思考未来几十年科技进步曲线的方式。我做了一个高度简化的模型，X轴是时间，Y轴是科技进步程度。你可以任意设定衡量科技进步的标准，时间单位可以是年，也可以是十年，甚至可以是整个世纪。科技进步的模式之一是不断加速，例如根据摩尔定律，计算机的运行速度每过十八个月就会翻一倍。乌托邦流派的科幻小说作家经常采用这种模式。在他们构想的未来当中，人类拥有了非常廉价的能源，高度智能的计算机，百依百顺的人工智能以及遍地都是的机器人。太空项目已经超越了月球，通向了群星。纳米技术治愈了一切疾病，人均寿命显著延长。在科技发展加速的世界里，这就是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之后的未来。

我要指出的是，目前绝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这样的科幻式未来了。不过尽管我们不相信科幻作家，我们却几乎全都相信经济学家，而经济学家也肯定了加速增长的模式，或者说投资回报的复合增长模式。我想问的是，如果科幻作家是错误的，那么经济学家有可能是正确的吗？假如科技增长并不是加速式的，那么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影响，科技投资回报率能够无限期地维持在8%到10%左右吗？我这里的关注点主要放在了发达国家，因为新兴市场单纯依靠全球化就能继续支撑很久了。发达国家的科技投资回报率能够长期保持高位吗？

除了一飞冲天的加速发展图表之外，我们还可以勾画其他三种不同的科技进步曲线图表。比方说，先升后降直至触底的末世图表体现了科技发展的崩溃。根据这张图表，科技是人类为自己挖掘的陷阱，最终会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升降交替的循环图表表现了某一个文明的兴衰周期。比方说罗马帝国位于上升期，黑暗中世纪位于下降期，文艺复兴又迎来了上升期。我觉得这张图表不大可信，因为除非发生灭世级别的大灾难，科技在当今的世界里已经很难彻底失传了。平缓上升模式看上去非常乏味，这种模式认为科技还会继续进步，但是发展速度会越来越慢，直至陷入停滞。总的来说，我们只能勾画这四种图表：加速、崩溃、循环与减速。鉴于我们只有这四种可能，很有必要好好想想哪一种可能会真正成为我们的未来。尽管你也可以将这四张图表两两组合，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到了2100年，当我们回首今天的时候，刚刚过去的二十一世纪肯定会反映这四张图表当中的一张。

我先问一个问题：我们是否依然生活在科技加速发展的文明当中呢？还是说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了呢？1968年《星际迷航》首映，在这部科幻作品描述的未来当中，宇宙是最后的边疆，科克船长与进取号飞船是人类精神的象征。可是在实际发生的未来当中并没有什么飞船，只有一个略微有些过气、顶着劣质假发的威廉.夏特纳为Priceline充当加勒比海别墅形象代言人。在其他领域人们也能指出未来并不如人意的情况，各个科技领域都不能免俗。在我看来，除了计算机领域以外，其他科技领域的发展程度从六十年代至今都令人失望。

1953年，艾森豪威尔发表了《和平的原子能》演说，描述了一个核能繁荣，电力极其廉价的未来。这个未来至今尚未成为现实。甚至就连过去十年硅谷掀起的清洁能源革命也在很大程度上令人失望。五六十年代的绿色革命确实显著推进了农业科技，但是这方面的进展也在过去三四十年里放缓了脚步。我们可以将阿拉伯之春视为信息技术革命的胜利，也可以将其视为农业技术革命的失败，总之人们的饥饿感压倒了恐惧感。

在生物制药领域，预期寿命的确正在延长。最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每十年就会增加两年半。但是根据美国食药局的数据，如今每年获准上市的新药种类只有二十年前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对未来的期望也比过去减弱了。1970年，众议院宣布要向癌症开战，决心“在六年时间里击败癌症”，为1976年美国建国二百周年献礼。如今四十三年已经过去了，按理说我们距离根治癌症的目标又更接近了四十三年，但是如今相信我们能在未来六年里根治癌症的人却少多了。过去几十年众多科技领域的失败严重挫伤了人们的期望值。我个人一直觉得，我们没能在攻克老年痴呆症方面做出更多成果实在难以接受。目前八十五岁以上的老人有三分之一都会遭受某种形式的痴呆。更可气的是老年痴呆症如今甚至都没有得到群策群力的研究，因为很多人都不再相信这种病有可能得到治愈了。

今天的参会人员全都需要经常出差。我要特别指出，我们的出行速度增长已经停滞了一段时间了。随着2007年协和式超音速客机的退役，人类出行速度的上限在过去十年里不增反降。在美国，科技含量极其低下的机场安检系统已经将国内航班乘客的出行速度推回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仅有的几个反面例证之一就是方兴未艾的计算机革命。在过去四十年里，计算机领域的发展势头一直没有中断。从半导体到个人电脑，从互联网到网络2.0，从流动网络到智能手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确实为过去四十年的科技进步提供了持续的驱动力。问题在于仅仅依靠这一个领域的发展是否足以让人类文明取得显著的进步，还是说尽管计算机技术变革在个人与个体公司的层面造成了显著影响，但是并不足以彻底改变全球社会，更不足以为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带来一个明显改善的未来。这是我们必须质问计算机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

有一种理解发展势头差异的方法是选取不同的时间跨度。大屏幕右上角的图表是从公元元年至公元2000年全世界平均工资的走势图，这张图上的曲线一路昂首向上，非常漂亮。在起初的一千多年里，全世界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一直陷入停滞，大约相当于如今每年一千美元的实际购买力，这一趋势一直维持到了1750年左右，然后工业革命就引发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工资增长。从两千年的尺度来看，人类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如果再看看右下角的1970年至今全世界平均工资走势图，这张图表上的曲线显然呈现了减速趋势。如果只看这张图，你很容易就会觉得我们的世界即将陷入崩溃，因为工资增长幅度马上就要归零了。

我之所以喜欢研究平均工资，是因为我相信平均工资反映了总体社会福祉。我们可以选取两个四十年区间，从1933年到1973年，再从1973年到2013年。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在第一个区间里美国平均工资上涨了350%。这一事实体现了年复一年的显著社会进步，因此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总体风貌非常乐观。在第二个区间当中，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美国平均工资仅仅上涨了22%。就算把医保之类的社会福利也算进去，这个数字大约也只能爬到40%至50%左右。换句话说工资涨幅显著缩水了。

有人或许会问，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表现怎么样呢？这些国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为全球化意味着你不需要不管不顾地从事发明创新，只要照搬行之有效的技术就行了。如果你真想研究科技的未来走势，还是需要关注发达国家。美国甚至都不是科技发展情况最不如人意的发达国家。实际工资增幅下降的问题也出现在了西欧各国、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已经将加速发展的时代抛在了身后，而且可以肯定有些事情不太对头。

历史上一直有人因为科技进步以及科技力量的局限性而感到担忧。罗马俱乐部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撰写了《增长的极限》一书，回应了马尔萨斯的观点。当时正是科技进步加速的起始时代，当时的人们认为立足于十九世纪初并且将过去一千八百年当成论据的马尔萨斯确实言之有理，但是如果考虑到此后的一百七十年，马尔萨斯就大错特错了。在同一时期，斯坦福大学的生物人口学教授保罗.R.埃尔利希也发表了警告人口增长的著作。但是他们的观点后来逐渐就不时兴了。丰饶主义经济学家朱利安. L.西蒙曾经与悲观主义生态学家保罗.R.埃尔利希立下过一个很有名的赌约，赌得是铬、铜、镍、锡与钨这五种大宗商品在1980年到1990年之间的价格走势。 西蒙赌跌，埃尔利希赌涨。第一次是西蒙赌赢了。这个结果意味着全球经济走势良好，丰饶主义的未来有可能成为现实。但是如果此后每年都以十年为期重复一次赌约的话，从1994年开始每一次都是埃尔利希赢，目前埃尔利希已经连续赢了二十四局。因此我们必须要考虑科技发展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人们对待这个问题的典型态度是：“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多的技术进步。全球化能生效就足够了。”有一位欧洲某国的官僚几年前曾经这样对我说，“新兴国家有六十亿人口，他们都需要改善生活。发达国家只有十亿人口。因此就算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停止了也不是什么大事，目前的当务之急还是要促进新兴国家的发展。”最近几十年的情况确实如此。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的情况并非总是这样。假如同时考虑到全球化的走势与技术增长的走势，可能的组合一共有四种。从1815年到1913年的一个世纪里，两方面的势头都很强劲。全球化与技术增长都为当时的发达国家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从1914年开始，全球化陷入了低迷，六十年代后期文革在中国的爆发可以说是这一轮全球化进程的最低点。在长达五六十年的时间里全球化都没什么进展，可是同一时期的科技却一直在不断前进，即便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极为恶劣的三十年代也没有停步。在三十年代的美国，航空工业正式起步，电影工业欣欣向荣，塑料工业与炼油业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消费品的数量与种类都有了显著增加，烘干机、洗衣机以及空调都开始走进了普通人的家庭。

在1971年到2007年这段时间里，全球化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科技却基本无所作为，除了计算机领域是个例外。在这个时期寻求科技工作是极大的失策。假如你打算在1971年成为一名火箭科学家，那你就是在犯傻。事实上整个工程学领域在这一时期都不景气。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在这一时期的美国成为化学工程师很不明智，成为生化工程师很不明智，成为核电工程师很不明智，成为航空工程师同样很不明智。电气工程师多少还有点发展前途，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也不行了。唯一有发展前途的领域就是计算机工程学。人们经常说美国需要更多的工程师，但是过去四十年的情况表明任何投身工程学的人们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我觉得我并没有告诉你们任何你们不知道的知识。我们的语言已经反映了我们对于这一点的认识。1968年的时候，人们谈论的是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第一世界就是科技进步的世界，第三世界则深陷在各种失败当中。鉴于此前几十年的经历，这种说法对于全球化抱有怀疑态度。到了2007年，人们开始谈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种说法非常拥护全球化，因为发展中国家就是模仿与赶超的国家，发达国家则是朝向同一个目标聚集的国家。但是发达国家的“发达”二字（developed）从根本上就反对科技进步，这个词意味着发达国家内部不会产生任何新鲜事物。尽管硅谷的从业者们对于科技进步一直非常乐观，但是一般民众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如今大约有80%的美国人认为下一代的收入会比自己更低。假如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科技加速发展的时代，这样的答案是非常可笑的。一般人的切身体验与科技行业的宣传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差距。

我想问的问题是，全球化势头强劲且科技进步势头疲软的模式能否持续，以及这一模式在未来几十年里究竟有多么稳定。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值得风险投资人以及思想领袖们彻底思考的挑战。2007-08年的金融危机或许就体现了这一模式的破裂。我曾经在一篇论文当中引用过伯南克的言论。这番言论援引自他在2007年3月的演讲。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表述过类似的内容。“如果将全球化对于进口制造业商品价格的抵消作用以及能源与对于大宗商品价格的抵消作用放在一起考虑，似乎并没有理由认为全球化显著地降低了美国近年来的通货膨胀。实际上相反的论述或许才是正确的。”

至今我依然认为这是伯南克所有演讲当中最令人愕然的一段话。他等于是在说全球化已经对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没好处了。全球化越繁荣，发达国家就越是要与其他国家竞争资源，因此商品价格也会上升。反过来说，假如全球化进程停止了，美国也会因此而受益。在一个不搞创新的世界里，在一个谁也不考虑如何降本提效的世界里，人们经常谈到的全球化带来的贸易收益肯定会被加剧的资源竞争所抵消，而创新与降本提效正是科技发展的本质。

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看待最近六七年的情况，在在很多方面，全球化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零和游戏吊诡地成为了许多人的主要思考方式。在2007-08年，能源价格先是一落千丈，接着又陡然反弹。全球化失败的故事有很多，其中南部欧洲的案例最为触目惊心。在全球化理念的驱动下，德国投资者向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希腊等南欧国家投资，然后全球化的失利破坏了当地的需求，反而使得该地区之外的国家坐收渔利。一个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世界更接近马尔萨斯设想的世界，更倾向遵循零和原则，这个世界的政治生活将会更加难看且分化，经济增长将会越来越慢，每一个赢家都将会伴随着一个输家，所有人都会怀疑发大财的人们肯定窃取了别人的财富。我们这些金融从业者想必很熟悉这样的场景。

展望未来的几十年，我们应当设想一下还有哪些不一样的可能性。我认为未来的可能一共有三种。过去四十年的强全球化弱科技进步模式已经行不通了，这种模式只会导致零和游戏与危机循环。排除掉这个组合之后，剩下的三种可能包括弱全球化与弱科技进步，或者说世界末日模式。这种可能不值得多费心考虑，因为任何人在这样的世界里都不可能赚钱。另一种可能是强全球化与强科技进步，或者说十九世纪模式。这是三种可能当中最有希望的一种，也是我们最想实现的一种。但是返回十九世纪模式的困难之一在于目前世界上的人们依然信奉强全球化弱科技进步模式。为了让全球化持续下去，我们必须研发新技术，开发新能源，发展新农业，为人们提供新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科技创新，发展中国家的六十亿人口肯定过不上发达国家的生活，发达国家十亿人口的生活更不可能再上一层楼。因此我认为直接实现强全球化与强科技进步是有困难的，因为目前在全球化一面押宝的人太多，投身于科技进步的人又太少了。就这样，我通过排除法得到了最有可能在近期成为现实的最后一种组合，即全球化遭到质疑，科技进步走势强劲。这个组合将会使得下一个十年成为人类发展的过渡时期。这个组合可能会奏效，也可能不会。但是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应当能够取得足量的科技进步成果，足以支持下一轮全球化。

这方面的术语总是令人困惑。我在使用“科技”一词时指代的含义非常广泛。可是主流语境仅仅用这个词来指代计算机。因为我们对于科技的定义越来越窄，我们往往觉得一切都好。我们仅仅将科技定义为计算机技术，而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因此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科技发展势头总体良好。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你可以利用计算机去做些什么。如今的智能手机的运算能力足以在1969年将阿波罗飞船送上月球。拥有了这么强大的计算机资源，我们现在可以选择用再次将人类送上月球，也可以选择将愤怒的小鸟扔向小猪的城堡（笑声）。就算计算机革命还会继续下去，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力量依然是计算机的实际应用。我们应当致力于计算机技术与现实世界的交集。我们面前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比特的世界，一个是物质的世界。过去四十年比特的世界发展迅猛，物质世界的发展要缓慢得多。我们要设法将虚拟世界的成果转化到现实世界当中，而不能逃进虚拟世界不出来。我们是具有肉身的实体，物质世界才是我们的根本。我们应当关注如何用计算机技术将生物学与信息科学联系起来，如何利用计算机显著提升经济活动的效率，如何利用编程技术制造出能够承担更多工作的机器人，从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提升人们的生活标准，如何弥合比特与物质之间的分歧。这也是我近几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谢谢大家。

我今天想要长话短说一下。我以前也参加过好几次阿斯彭讲座大会，我知道你们参会的目的不是听我说话，而是听你们自己说话（笑声），所以我会尽量不给大家碍事的。

在ASPEN讨论谦虚这个话题多少有点奇怪。我不想过多地谈论我的书，但是我在书里的确略微描述了一下阿斯彭的居民。他们并没有多少谦虚的理由。我曾经在市区繁华地段的晚上见过他们，他们一个个全都身材苗条，以至于根本谈不上尺码二字，只不过试讲几个造型优美的几何体摞在了一起（笑声）。本地的女性全都实现了某种基因学奇迹，她们的祖母长得都像格特鲁德.斯泰因一样，但是通过与俊美之人的通婚，她们自己一个个长得都像乌玛.瑟曼。本地母亲全都比自己的孩子体重更轻（笑声），她们在怀孕期间服用了那么多全大豆营养剂，孩子一生下来就有十三磅重。然后母亲们就会赶紧找出中文识字卡让孩子们学外语，并且开始为哈佛大学招生申请准备资料。养狗在阿斯彭很时髦，而且还必须是达到室内高度三分之一的大型犬，犬的名字大都来自简.奥斯汀的小说人物。我还听说当地有一群八十来岁的成功商界人士决定自己不打算死。他们全都有私人健身教练，他们吃起希爱力就像吃糖豆一样。在登山的山道上总能看到他们全身裹着氨纶紧身衣，低头猫腰骑着山地车从你身边呼啸而过冲上山顶，在身后扬起一片蔑视的尘埃，就好像你不过是挡路碍事的铁丝网而已（笑声）。当然，这些人并不太清楚谦虚是什么。

首先我想谈一件几个月以前的事情。当时我正在华盛顿特区开车回家，还在收听国家公共电台的广播。我收听的节目名叫《军前演出》（Command Performance），这是一档二战期间面向海外美军的综艺节目。那一天播出的节目正好首播于1945年胜利日当天，就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仅仅几个小时。鲍勃.霍普、玛琳.黛德丽、弗兰克.辛纳屈等大牌明星全都参加了节目录制。平.克劳斯贝是这期节目的主持人，他在节目一开始就说，“我们于不久前刚刚得知日本宣布投降。此时此刻我们并不感到骄傲，仅仅觉得谦卑。我很高兴我们挺过了这一难关。”这种低姿态为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在节目当中他们还在反复重复这一点。布吉斯.梅迪斯在节目期间朗读了一段战地记者厄尼.派尔的文字：“我们之所以赢得了这场战争，是因为我们拥有勇敢的士兵，勇敢的盟国，充足的物资，而不是因为我们是比其他人更优越的上帝选民。我们现在应当努力生活，让自己配得上来之不易的和平。”

回到家里我打开电视收看橄榄球比赛，一个四分卫投出一记妙传之后按照所有职业运动员的风格跳了一支庆功舞，炫耀自己的能耐。这时我意识到，我刚刚在球场上看到的庆功炫耀都比二战胜利纪念节目当中更多。在我看来这个现象体现了几十年来的文化变迁。我们曾经奉行自我贬抑的文化，“我不比别人强，别人也不比我强。”如今的文化则奉行自我扩张。我认为这场文化变迁导致了当今社会的许多问题。

为了描述这场转变，我要先回到《军前演出》的时代，讲述一下那个时代的人们与社会环境。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哈利.杜鲁门，美军最高统帅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想一想这两个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吧。杜鲁门生长在密苏里，艾森豪威尔生长在德克萨斯。他们的成长环境里存在着一股盛行氛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大概都不想回到他们小时候的乡镇里。那些地方交通闭塞，而且大概种族主义盛行，但是的确自有其可取之处。这些村镇毫不质疑地接受了一整套做人的原则，包括辛勤工作，衣着整洁，办事负责等等。当地的社区联系非常紧密，每个人都深入参与到了其他人的生活当中，但是每个人从小也都被灌输了一套律己信条，例如不要炫富，不要自大。杜鲁门曾经形容自己从小的街坊邻居都是些“老实巴交的人”，也曾经有人形容杜鲁门“看上去就是个普通人”，事实上杜鲁门的第一位雇主认为他“从头到腚都很一般”（笑声）。老实巴交，一般人，不炫富，这些描述都算得上是社会平等主义的特质。

艾森豪威尔的家庭虔诚信教，每天晚上全家人都会下跪祈祷。艾森豪威尔小时候，有一年万圣节晚上他想出去玩，父母认为他太小，不让他出门。于是他又哭又嚎，用手锤树，直到双手出血。于是他父亲抓着他用力摇晃，大声训斥了他，并且将他关进了自己的房间里，让他在里面痛哭了一个小时。最后他的母亲为他的伤口上药包扎，并且告诉他，“能够征服自己灵魂的人比攻陷一整座城市的人更伟大。”七十六岁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里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杜鲁门的家庭不像艾森豪威尔家那样虔诚，不过也已经很虔诚了。日后他声称自己小时候背诵的祷文是平生背诵过的最重要的一段祷文，并且在很多场合都重复过。以下是这段祷文的节选：“请让我时刻诚实可信，保持荣誉；请让我心智坦诚；请让我对待他人时能够奉行慈悲、宽恕与耐心；请帮助我理解他们的动机与弱点，就像您理解我那样。”

这两个故事共享了同一套世界观，知识界可能会将其称作奥古斯汀世界观，即我们生而有罪，必须控制自己的弱点。根据这种世界观，一切罪孽之首就是骄傲。骄傲会使人疏远上帝，将自己奉为神明，削弱了针对自身弱点的抵抗力，使人更难领受更大的人生福祉，因为这些福祉来自于自身以外，来自家人、朋友、邻里以及上帝。根据这种观点，骄傲不仅是自我主义的表现，还意味着心中只有自己，无论好坏。将骄傲视为万恶之首是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的成长环境当中的重要因素。

艾森豪威尔与美国著名思想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是同乡。尼布尔曾经写道：“发展到最高阶段的邪恶，其实就是自认为或者假装比自身实际更好的善良。”尼布尔还认为骄傲是一切罪孽的基础，会导致自负、贪婪与虚荣。正是由于受到了这种世界观的影响，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甚至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也尽量不谈自己。在他们的时代，就连电影明星也非常低调，例如加里.库珀，格里高利.派克，吉米.斯图尔特，亨利.方达等等。我还记得我当年跟踪采访老布什的第一次总统竞选，有一次演讲结束后他打电话问母亲自己表现怎么样，他母亲回答道：“你就知道说你自己。”相比之下，如今的总统候选人除了自己什么都不说。老太太倘若活到今天肯定会觉得很别扭。

当然，谦虚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根据字典的定义，谦虚意味着自尊心较低，并不是说完全不能想自己，而是说要平衡个人的抱负与针对自身弱点的认识。犹太教里有一个故事反应了这种平衡。有一个拉比在两边衣兜里各自装了一张纸条，一张写着“上帝为我创造了这个世界”，另一张写着“我只是一堆尘土与灰烬而已”。我认为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在这方面做到了很好的平衡，至少当时的主流文化风气是这样。

但是随后社会文化就逐渐不同了。第一大变化是个人主义的兴起，这个变化主要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与八十年代。我们往往认为六十年代是个人社会解放的时代，八十年代是个人经济解放的时代，两者相互抵制。其实这两者只是同一个趋势的两面而已，也就是将个人从集体当中解放出来的趋势。不过今天我主要想谈谈第二大变化，这场变化的发起人是卡尔.罗杰斯与埃里希.弗洛姆这样的心理学家。他们检视了自己的病人之后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过度骄傲，而是在于自我厌恶。他们认为自己的病人自尊心太低。他们不需要时刻被人提醒保持谦虚，而是需要鼓励与打气。当时有一位心理学家写道：“一切精神疾病都是自我憎恨的表现。”根据这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人类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傲慢，而是缺乏自爱以及自我价值低下。因此他们认为应当调动一切导向机制来促进自爱与自尊。他们相信人性本善，只是需要通过自爱将善意释放出来。用罗杰斯的话来说，“心理治疗的目的就是让人成为真实的自我。”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这种人性观念重塑了美国的一切体制，例如心理咨询、学校、家庭教育、宗教以及社会整体的文化。我认为个人主义的兴起与科技发展也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这场变化是确实存在的，而且我相信我们对于自身看法的变化可以用数据来衡量。1950年，盖洛普公司询问高中生：“你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当时有12%的学生给出了肯定答案。2006年盖洛普公司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给出肯定答案的学生占到了80%。再来看看数学成绩。美国学生的数学成绩一直在下降，但是假如你询问学生们“你的数学水平怎么样？”美国学生的自我认知已经从世界中游上升到了世界第一，我们是全世界最擅长自以为数学精通的国家。1962年美国所有教育学术期刊当中没有一篇关于自尊心的文章，1992年则出现了2500篇。1950年的父母最希望子女拥有的品质是自主思考，这个答案至今依然是第一。不过排名第二的答案就不太一样了。1950年的第二位答案是顺从听话，尊重父母。如今这个答案已经掉到了底部。

此类倾向在近几年并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在过去十到十五年里，研究表明自恋心理的影响一直在扩张。心理学家用测验来调查人们的自我关注程度，询问受试者以下主张是否适用于自己：“我愿意成为关注中心”、“我很特别”、“我有机会就会炫耀”、“我很擅长操纵别人”。这方面的数据追溯不到1950年，但是确实能追溯到二十年前。今天认为自己的能力位于中位线之上的美国青少年与1980年相比增加了93%，换句话说就是自恋心态扩张扩张了30%。婴儿潮一代的后代们往往比婴儿潮一代的自我看法更高。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对自己的生活完全满意，96%的大学教授认为自己的教学能力超过了平均值。55%的高中生认为自己能考进医学院、法学院或者其他本科院校。

《时代》杂志最近的调查显示，19%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属于最顶尖的1%（笑声），还有36%的受访者相信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挤进最顶尖的1%。还有一项针对企业CEO的调查，询问各位CEO对于自己所在的行业了解到什么程度。CEO们接受了行业知识测试，并且要表明自己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给出了正确答案。广告行业的CEO们认为自己的答题正确率达到了90%，其实他们答错了60%的题目。最自大的行业就是计算机行业，计算机行业的CEO们认为自己的答题正确率达到了95%，其实他们答错了80%的题目。顺便说一句，过度自信与性别的关系非常密切。比方说男性溺水者的人数是女性的两倍，因为男性对于自己酒后游泳的能力非常有自信（笑声）。

自我关注膨胀的一大表现就是对于名声的追求。2006年，51%的二十五岁美国年轻人表示出名是人生最重要的目标，认为修身养性是人生最重要目标的受试者人数仅有这个数字的一半。43%的中学女生表示自己的人生目标是成为某位明星的助理，想要成为哈佛大学校长的受试者人数也仅有这个数字的一半。测试者还要求大学生们在受人称颂与性爱之间做出选择，大多数受试者都选择了受人称颂。我多少算个名人，也有过性爱经验。我觉得还是性爱更好一点（笑声）。在世界上最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当中美国一直稳居前五名。其他曾经入围前五的国家包括塞尔维亚、智利与以色列，最不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则包括韩国、瑞士与摩洛哥。

在流行音乐领域，八十年代了流行歌曲歌词大多强调团结协力，如今的歌词则往往强调“我”有多么出色。大多数饶舌歌曲、P!nk的歌曲、Ke$ha的歌曲以及凯蒂.佩里的歌曲歌词走的都是这条路线。最近纽约刚刚闹出了安东尼.韦纳发送私处不雅照的丑闻，可以说是针对自恋的绝佳讽刺。他甚至都不想与不雅照的接收方发展恋爱关系，只是想要向别人炫耀而已。

我认为这种文化变迁不仅改变了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还导致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首先是消费习惯。假如你自视甚高，花钱就难免大手大脚。假如你看一下二十世纪个人消费占据GDP百分比的曲线，在七十年代以前一直保持在60%左右，然后在七十年代突然跃升到了70%。个人债务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在GDP数值的45%上下，直到七十年代一飞冲天，达到了GDP的145%。包括房贷在内的整体债务在七十年代以前相当于GDP的160%，之后则冲到了350%的高位。

其次是将债务传给下一代。假如你将自己视为世代链条上的一环，你就会非常害怕向接下来几环的后代们添加负担。在新政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有着很好的花钱理由，但是他依然坚持不能让后代们负债。假如你觉得自己最重要，看不到自己在世代链条当中的位置，就不会这么害怕让后代负债了。

第三是应对风险的态度。如果你对自己的头脑充满自信，就会更倾向于相信华尔街推销的理财风险评估模式，因为这些模式全都声称你有能力应对投资风险。第四是社会舆论两极化。假如你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智识能力存在短板，就会主动依靠与你意见相左的人们来平衡自己的观点。如果你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百分之百的真理，那么这些人就只能碍事。并非巧合的是拉什.林堡等等观点特别极端的舆论名嘴们总会摆出一副自高自大的样子。因此我认为自我膨胀是导致许多社会问题的原因之一，尽管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此外自我膨胀还导致了许多个人问题。几周之前我在《大西洋月刊》上看到了一篇关于自尊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很多成功人士的自我认知的基础都很不稳固，他们的自我认知并非基于逐步取得的成就，而是基于其他人对于他们的反应，因此也更加脆弱。

刚才我谈到了知识界看法的变化如何导致了我们对于自身看法的变化，以及自我贬抑的文化如何转化成了自我膨胀的文化。这是一个无孔不入的问题，也是一个我们需要设法摆脱的问题。我认为第一步是要更准确且更透彻地理解我们自己，我们究竟掌握什么技能，我们究竟配得上什么待遇。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认知科学的革命，我认为这场革命能让我们更准确地意识到我们的能力多么受限。

过去三十年里，神经学家、认知科学家与心理学家们发现了很多难免让我们感到汗颜的事实。首先，我们对于自己的绝大多数行为都没有意识。人脑一次可以处理二百万条信息，而我们只能意识到其中的四十多条。我们身上发生的绝大多数事情并并非出自我们的主观意愿。名叫丹尼斯的人成为牙医的概率，以及名叫劳伦斯的人成为律师的概率都比一般人要高，因为我们会无意识地倾向于我们熟悉的事物。所以我才将自己的女儿命名为美国总统.布鲁克斯（笑声）。假如你与两个人一起吃饭，你的饭量就会比单独吃饭时增加35%，假如共同进餐的人数达到七人以上，你的饭量就会增加86%。我们具有非同寻常的能力，但是其中绝大多数能力都是无意识地发生的。

其次，我们有自由意志，但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并不自由。我们继承了一条知识的河流，有些知识来自百万年来的基因传承，有些知识来自我们的文明，有些知识来自家庭，也有些知识来自文化。这些知识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但是我们仅仅是这些知识的继承者而不是创造者。在座的每一名男性大概都会喜欢腰臀粗细比率0.7的女性，这个比率并不是我们确定的，而是基因与进化决定的。女性天然喜欢比自己更高的男性。有研究表明，五英尺六英寸的男性在交友网站上想要得到与六英尺男性数量相当的回信，就必须每年多挣十七万两千美元（笑声）。这些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是与生俱来的，或者来自文化灌输，并非出自我们的创造，我们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我们有做出选择的自由意志，但是我们所继承的基因与文化遗产依然会无意识地引导我们的决策。哈佛大学的约书亚.格林认为这就好比我们买了一台数码照相机，我们一般并不会将所有手动设置都打开，而是基本上依靠默认设置。因此我们没有资格为了我们做出的绝大多数决定而感到骄傲，因为我们并不能控制这些决定。

第三，我们并不具有单一的自我，我们每个人都是多个不同自我的集合体。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存在着多个不同的系统，在任何时刻这些系统之间都在争夺主导权。热爱高脂肪食品的自我与决心节食的自我，难过的自我与开心的自我，短期自我与长期自我，我们全都具有许多各不相同的性格。莫里斯.桑达克的著名童书《野兽国》是个很恰当的比喻，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栖息着各种野兽的王国。桑达克的错误之处在于他的小主人公只要直视野兽的眼睛就能将其降服。电影改编要更准确一些，电影里的小主人公从来都没能驯服野兽。

将上述三点——我们的绝大部分思考都出自无意识，我们远远早在意识到之前就受到了绝大部分影响，我们具有通常意识不到的多重自我——总结在一起，可以说安.兰德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并不是掌控自身航船的船长，并不能在人生的海洋上任意遨游。我们具有控制权，但是要受到限制。我们具有能力，但是并不能居功。我们与其他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并不应当为了自己掌控事物的能力而感到沾沾自喜。我认为像这样看待自己的视角更准确，也更谦虚：我们是谁，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要依赖其他人——最后这一点尤其重要。

为了重新发现谦虚，我们需要回到历史当中寻找践行谦虚的榜样。这些人的生活方式更准确地体现了他们的本质。我一直保留着一张记载着此类人物姓名的清单。目前这张清单上有五个名字正在华盛顿工作，这样我就可以说，尽管华盛顿充斥着乌烟瘴气，但是至少还有这五个道德典范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从政并不是为了实现自我，而是为了完成自己肩负的职责。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谦虚。历史上有很多榜样都体现了这种生活方式。

谦虚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层面，而是存在于许多层面当中。第一层是宗教。许多宗教都鼓励信服奉行谦虚与谦卑，借助冥想与祷告来平复自己的心神，并且时刻提醒自己在全能的神灵面前多么渺小。华理克牧师的《有意义的人生》（The Purpose Driven Life）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这一切都与你无关。”置身于大教堂当中的人们难免感到震撼，餐前祷告总能给人带来不寻常的满足感，源自宗教的人生观总会指向舍己与臣服。C.S.刘易斯是最深刻也最敏锐的宗教体验观察家。他认为最深刻的宗教经历就是抹消自己，忘却自己，舍弃自己。“在最深切的孤寂当中有一条摆脱自我的道路。孤寂当中生发了某种事物，这种事物拒绝将自身与任何感官目标、任何生理或者社会需求、任何想象出来的事物或者任何我们自身的心智状态等同起来，从而宣告了自身的纯粹客观性质。”换句话说，只有忘记自我，才能体会宗教的真意。他还在另一本书中写道：“假如遇到了一位真正谦虚的人，不要以为他的表现会符合如今绝大多数人所谓的‘谦虚’。他不会油嘴滑舌地跟你念叨他本人如何无足轻重。他给你留下的全部印象或许就是愉悦与聪慧。他对于你所说的一切言语都抱有真诚的兴趣。他并不会想到谦虚二字，事实上他根本不会想到他自己。”

除了宗教层面的谦虚之外，还有政治层面的谦虚。国父们创建美国的时候非常不信任他们自己，也非常不信任美国人民与美国的国民性。因此他们才构建了一套阻挡在公共意愿与立法之间的共和体制。此外他们也很清楚地意识到了公共精神，不过他们对于公共精神的理解与我们今天正好相反。我们今天谈论公共精神的时候都会想到一个四处签名情愿、积极参与各项社会事业的人。国父们谈论公共精神的时候，则会想到一个极力控制民众热情、缓和民众看法、促进全社会共识的人。因此他们的公共精神典范就是乔治.华盛顿。华盛顿很擅长自我控制，如果其他人在谈话中提到了他，他总会暂时离开房间。国父们用一套共和体制隔绝了民众与立法。可是在过去三十年里，我们逐渐侵蚀了这些共和体制，认为一切阻挡我们将公共意愿变成法律的体系全都不合理。

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但是我最后还想简要谈论一下一个主要的谦虚源泉，也就是对于人生的规划。我最近在一篇专栏文章里写道，我阅读了很多大学新生入学演讲稿，演讲词的内容往往与这个自我膨胀的时代相得益彰：追寻你的激情，实现你的梦想，找到你的快乐，走出你自己的道路，要为自己代言，基本上就是个人主义的集中表达。我并不想彻底否定这种世界观。两年前我最敬佩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也在哈佛做了一场新生入学演讲。他讲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他也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二十二岁那年他以罗德学者的身份又去了牛津。途中他想到：“我要用接下来的一年找寻人生的目的。”于是在这一年里他每天都会花一个小时思考与阅读，考虑人生的意义。他认为，除非你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就找到了人生的目的，你肯定会在茫然摸索中浪费大量的时间，不知道如何为了这个目的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头顶上也没有指引航向的明星。

克里斯坦森是一位值得敬佩的成功人士，这套方法对他来说很管用：我是谁，我生在世间的目的是什么，如何执行实现这一目的的计划。尽管我非常仰慕他，但是我依然觉得恐怕并没有多少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能够清楚地定义自己的人生目的，我觉得他们对于世界的理解还不足以让他们确切地知道度过人生的正确方式，事实上我甚至觉得并没有多少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真正作为他们自己而存在，因为自我只能是人生经历的产物，而人生经历又需要时间的积累。因此尽管我很尊重克里斯坦森的思想根源——自主思考与找寻人生意义，但是我还是想提出另一套实现人生圆满的主张，这套主张更符合我一开始谈到的二十世纪中期谦虚思潮。我认为我们不应当询问“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而是应当询问“我的人生需要我做什么”。

这个问题并不是我凭空杜撰的，而是出自维克多.弗兰克尔的《追寻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弗兰克尔在欧洲长大，还是学生的时候就被纳粹关进了集中营。显然这并不是他会主动为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但是集中营的生活依旧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因此他意识到生活召唤他研究极端苦难环境当中的人类心理。“苦难成为了我们无法置之不理的任务。” 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你要向生活要求什么，而是生活要向你要求什么，生活要求你去解决什么问题。于是人生的问题就从“我想要什么”变成了“世界想要什么”。这个世界并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你降生之前很久世界就已经存在了。世界是一个进行当中的故事，在你出场之前已经展开了大量情节。你在中途插进了一个进行当中的故事，踏上了一块早已别人占据，你的任务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位置，而不是自以为全世界都为了你而存在。弗兰克尔将这种理念总结成了概念，我觉得他一定很熟悉我之前描述的谦虚思想。谦虚的核心就是要将自己视为更广大世界的渺小一份子。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谁都不愿回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谁都不愿生活在那个女性权益高度受限、种族隔离盛行的时代。但是谦虚的确组成了那个时代的传统，而且这一传统可以直至追溯到圣奥古斯丁。而我们如今已经丧失了这部分传统并且受到了相应的损害。如今我们在大多数时候都奉行自我主义，心里只想着自己。但是尽管如此，以下论断依然是正确的：人生只有在投入超越自身的事业之后才有意义，人生的目的也并不是找到你自己，而是舍弃你自己。谢谢。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下我本人的一项担心，近来我越来越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想谈一下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我不仅拿过身为艺术家的报酬，也领过身为科学家的薪水，不过在这两个领域都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培训，因此我认为我具有谈论这个问题的特殊资质。

从文化角度来说，当我审视艺术与科学对于我的意义以及对于其他人的意义的时候，我发现这两者之间正在渐行渐远。这一点导致了三个问题。问题一：我们认为科学与艺术互为反面。我们认为艺术就是不拘一格随兴所至的做派，科学则是不得不死记硬背的无聊事实。问题二：我们认为科学与艺术都离我们很远。我们认为科学与艺术是社会文化光谱的两个极端，最高深的科学与艺术全都令人摸不着头脑。问题三：一旦我们相信自己无法理解科学与艺术，我们甚至不会努力尝试去理解。无知绝不是福祉。

我们倒退着理解一下这三个问题。首先，我们为什么要尝试理解科学与艺术呢？提问：这个世界是否完美？答案：不是。如何能让这个世界更接近完美呢？要理解世界。如何理解世界呢？首先要关注世界上的各种事情，其次要相互交谈。这场交谈就是所谓的文化。有些谈话显而易见，也有些谈话是隐秘的，两者都是我们的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文化就是我们，文化就是我们对于世界以及身边环境的反应。只有白痴才会认为我们能够彻底脱离文化。我们可以选择主动或者被动地参与文化，但是我认为主动参与更好。

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科学与艺术都与我们没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分开来说。首先是艺术，我们的文化将艺术分为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两大类，高雅艺术在我们之上，低俗艺术在我们之下，中间的夹层则是我们真正喜欢的艺术。换句话说我们并不太看重自己喜欢的内容。在低俗艺术当中可以看到写着傻话的背心，在高雅艺术当中则充满了令你难以理解因此也不愿开口谈论的东西。在中间，电影扮演了重要的文化角色，全国观众都在谈论电影，但是就连电影也分成了高端文艺片与低端娱乐片。我们在二十世纪看待艺术家的方式也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要么将艺术家视为深受折磨的苦行者，要么就将他们视为疯疯癫癫的神经病。当我们见到罗斯科、波拉克或者赫斯特这样难以理解的艺术家的时候，我们总会说出下面这句话：“我其实也不了解艺术，不过我知道我喜欢什么。”

我的父亲是一位画家。他仔细地安排了自己的生活，从而每天都至少能作画一小时。在我的整个童年他每天都会画画，经常要画上三四个小时。不过他总是拒绝谈论自己的画作。这些画作对他有意义，他也希望这些画作对你同样有意义。但是他还知道这两者并不相同，因此他不想让自己的看法影响你所接受到的意义。他曾经说过，“我其实也不了解艺术，不过我知道我喜欢什么”是一个人所能做出的最深刻的艺术主张。艺术仅仅就是我们喜欢的事物而已。我们的喜爱标准可能基于我们的经历、教育、心情或者窗外的天气，但是这些因素导致的不同反应全都同样合理。对于文化的反应并没有对错之分，因为我们都是文化发挥作用的媒介。有人说并不存在糟糕的艺术，这纯粹是胡说八道。糟糕的艺术满街都是。但是艺术平等主义并不存在于艺术本身，而是存在于我们对于艺术的反应。面对艺术的唯一错误反应就是照搬别人的反应，让别人告诉你如何思考。我再说一遍：面对艺术的唯一错误反应就是照搬别人的反应，让别人告诉你如何思考。

再来说说科学。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没资格谈论科学。其实并非如此。科学新闻一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新闻讲的是例如希格斯粒子这样特别复杂的题目，但是篇幅却只有二百五十个单词，第二类新闻讲的则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搞笑科技。想想你今天开车到会场这一路上的经过吧，你真希望所有人都拥有会飞的汽车吗？此外我们看待科学家的方式与看待艺术家的方式也很相似。我们将科学家也划分成两大阵营，要么是满腹智慧的老爷爷，要么是赶不上普通人的宅男与极客。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每一代人对科学的看法始终没有改变过：自然界的一切奥秘都已经被发现了。

我的偶像之一理查德.费曼有很多趣事。他的一位同事回忆道，有一次他去费曼家做客，费曼煮了一锅意大利面。当费曼正在下面的时候，这位同事注意到，假如你抓着意面两端用力掰，意面并不会仅仅从中间断成两截，而是总会有一块碎片飞出去。从材料学角度来说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于是两个人顾不上吃面，将费曼家里的每一种粗细不同的意面全都掰了一遍，想要搞清楚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

屏幕上的这位姑娘名叫艾丽.莱莫。十二岁那年她觉得伯克利的停车计时器不准确。此前很多人向伯克利市政府投诉过这个问题，政府表示至少要花两十万美元才能将全市的停车计时器全都检查一遍。可是艾丽仅仅花了几周时间，用一块秒表就完成了调查工作。随后她发表了论文，论文又成为了规范停车计时器的立法，也就是加州的《莱莫法》。

这个小伙子名叫杰克.安德莱克。他在十五岁那年发现了一种诊断好几种癌症的简易方法。他赢得了全国科技大赛的头等奖。我去年受邀造访白宫的时候还见过他。

屏幕上的这幅漫画出自xkcd。《流言终结者》与xkcd一直相互仰慕。在这幅漫画里，作者让起死回生的费曼与《流言终结者》的批评者们对质。批评者认为《流言终结者》是娱乐而不是科学，费曼则反驳道：“通过教导人们用试验来检测理念，《流言终结者》为人类摆脱非科学黑暗状态做出了极大贡献，一千场科普讲座的作用也不能与他们相比。”我不想自卖自夸，但是这番话正是《流言终结者》的主旨。我们一直这么说，今天我要再重复一遍：我们并不主张我们的实验结果，而是主张我们的实验方法。我们知道任何实验仅仅做一次都是不够的，但是我们愿意相信自己的方法足够可靠。假如事后发现我们的方法并不可靠，我们还会重新实验。

科学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就算你只想讲个笑话，只要你会根据听众的反应调整自己的表现与笑话的词句，你也是在根据过往的知识进行经验主义改进。这就是科学方法。“我其实也不了解艺术，不过我知道我喜欢什么”这句话在科学领域的对应说法是这样的：“我不太懂数学”。

人们会说“我知道这座建筑里的人们正在搞科学，可是我也不太懂。”“我对科学事实了解的不多。”“学校里的知识我都忘得差不多了。”这不是远离科学的理由。我有一个痴迷于拍电影的朋友。他通过拍电影挣的钱非常少，但是他整天都在剪辑再剪辑，每周大约要花上五十多个小时拍电影。他说过：“我很擅长数学，我只是不擅长数字而已。”这句话对数学的理解同样很深刻。他当然很擅长数学了，因为剪辑师必须深入理解故事篇幅、节奏、场景与演员表演的算法，必须能够在场景之间来回切换，必须能够将一大堆碎片整合成统一的叙事角度。他完全浸淫在了这套算法当中。如果你让他算账记账，他肯定会搞得一塌糊涂。不过他依然很清楚自己的工作与数学之间的关系。科学绝非存在于我们的理解能力之外。

你要证据吗？我们来看看体育界。在目前的世界里，中学的运动队数量远远超过科学兴趣小组的数量。我希望我的宣传能够逆转这一局面（掌声）。但是目前，每一周里的每一天我们都会被卷入全国层面的体育大讨论。尽管我并不太关心体育，但是我依然很尊重体育界。在我看来，运动员其实就是体能处于巅峰状态的宅男与极客，因为运动员同样需要开动大脑完成不可能的事情。体育牵扯到的物理与数学知识极其复杂，而美国人每天都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为了促进体育，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费曼说过，“科学就是相信专家也有无知之处。”在体育领域，我们可以自然而然无视电视上的专家意见。“我认为这家伙说得一点不对，我认为那支队伍/那个驾驶员/那个球员的能力更强，原因如下……”假如我们在讨论科学与艺术的时候也能采取这样的态度，那就太好了。

最后是艺术与科学相互对立的问题。这恐怕是我们最大的误解。我们的文化浸透了我们，让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科学意味着艺术的死亡，科学方法必然克制开放的创造性。不过上一周刚刚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人员将数学家放进核磁共振仪，然后让数学家看各种美丽的公式，例如欧拉公式。然后他们又让艺术家观看优美的画作。结果研究员发现双方大脑的活跃区域是一样的。

让我们来看看所谓的科学方法与创造性之间的对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提问，第二步是提出假设，第三步是设计实验来检验假设。先来看看如何提问。《流言终结者》最初几季的时候，我们做过一期节目，题目是在雨中怎样行进才会被淋得更湿，是走路还是跑步。这个问题其实很不好回答，因为乍一看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个问题的内容，但是仔细想想就麻烦了。比方说假如你在雨中跑三十分钟，你的衣服肯定会吸饱了水，到时候无论是跑步还是走路就都没区别了。所以我们要检测的是一个存在于衣物饱和之前的时间点。可是这个点在哪里呢？我们应该从一栋楼跑到另一栋楼吗？应该跑过整个街区吗？应该从大楼里跑到停车的地方吗？摄制组内部的意见就不统一。每次我们选定题目的时候都要先确定这个题目的关键要素是什么。换句话说吉米与我整天都会吵个没完。反复争论正是《流言终结者》的立身之本，等到争论结束的时候，正确答案就一目了然了。

科学方法的第二步是提出假设。无论是跑步还是走路，人为什么会变得更湿呢？是因为雨水落在前胸的时间更长而落在头顶的时间更短吗？这个假设是可以验证的。罗伯特.M.波西格在《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当中说过，形成假设是一项自我滋生的活动。你每做出一个假设，都会随即做出下一个假设以及再下一个假设。你已经做出的假设越多，接下来你能够做出的假设也越多。这不正是创造行为的定义吗？

第三步，设计实验并检验假设。做节目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剥除所有变量，让我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一件事。假如你做到了这一点，就会得到非常美丽的结果。假如你失败了——对于我们来说失败是家常便饭——则会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所有这三个步骤都是创造性深厚的活动。所有的科学方法都需要创造性、原创性与想象力才能得出结果。

现在我总结一下。在二十世纪初，科学迎来了一轮高潮。比方说我们的铁路科技已经渗透了整个欧洲与印度。火车运行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推动了全球标准时的出现。在火车出现之前，巴黎的时间始终比伦敦慢两小时十八分钟，谁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个问题，因为火车运动得太快了。1909年并不是美国历史上特别光彩的一年，不过正是在1909年我们宣布美国全境都已经得到了探明。大约在这个时期，前后只有十二年左右，一位年轻的专利局职员提出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公式之一，莱特兄弟也进行了首度飞行。与此同时，艺术界也对这个越来越小却越来越复杂的世界做出了回应。毕加索绘制了他的第一幅立体主义作品《亚维农的少女》，试图将我们的视线同时分割成多个层面，让我们同时看到一个物体的多个侧面。这正是对于世界各地科学进程的文化应对。杜尚也向传统艺术竖起了中指，绘制了《下楼的裸女》，波丘尼也塑造了《空间连续的独特形体》。科学与艺术归根结底都是我们用来表达“我们是谁”与“我们想干什么”的手段。

当年有一位原始人发现，只要将木棍的一头磨尖，然后在尖端安装一枚石质箭头，就能更有效地撕裂动物的内脏，从而使得他能够杀死更大的猎物。正是借助科学他才得取得了这项成果。那么他要怎样将自己的新发现告诉同伴们呢？通过在岩洞的洞壁上绘画，通过艺术。

科学与艺术一直是推动人类种族前进的二连装引擎。所以我对大家有几项忠告。其一是耐心地用心观察，你们肯定会注意到事物的模式。其二是要参与，换句话说就是要质疑一切。其三是要相信没有你理解不了的事物。费曼曾经这样谈论磁力：“我没法跟你谈论磁力，因为我理解的磁力与你理解的磁力并不是一回事。你需要先拿一个物理学的博士学位才能像我一样理解磁力。换句话说，其实我也不太了解磁力。”文化就是对话，科学与艺术都是对话的方式，两者都能提升我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