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客熙熙

主题:【原创】发展与变革 -- wild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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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说的对,其实现代医学渐渐证明了这一点

        最近有一本畅销书,讲癌症的,The emperor of all melodies,通俗的讲了癌症的历史。也许癌症就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障碍。大家都在追求更快、更高、更强,就要用更激进的办法生长。癌细胞其实挺像人体的干细胞,可以按照需要迅速成长成人体需要补充的各种组织细胞,但是他的生长是没有约束的、仓促的,也是充满错误的。也许几百年后,人类就能适应这种生存模式,到那时,新的癌症就会出现了。

        • 家园 癌细胞的异型性

          不错,癌细胞确实是无限分裂生长的,但是它和正常组织的细胞结构相差很大,并非是“可以按照需要迅速成长成人体需要补充的各种组织细胞”,干细胞是可以生长成各种组织是因为其未分化,癌细胞则是发生了异变。

      • 家园 医学的启示(补丁A)

        大脑通过神经对人体进行控制,神经则通过受体配体的结合来完成动作传导。但是人体释放配体的数量以及相应受体的数量都不是精确的,而是大致能完成传导就行。这就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体本身谈不上非常精密,即便是在基因层面,“出错”也是常有的事,突变是经常在发生的事,只是突变被稳定下来却是不易的,因为整个人体都有一定的“容错”度,突变的基因很容易“突变回去”。

        我们知道社会在推进某项政策时常要依靠一些“基本盘”,人体似乎也有类似的机制,整个人体一直在犯一些“小错误”,但是由于“基本盘”稳固,故而整个人体在生命周期内不会出大的纰漏,也能靠自身对抗大量的病症。但是当病症太过厉害时,就需要引入免疫系统来对抗,本质上免疫系统就是用人体的储备资源做固定的事,它是人体内相对最“精确”的系统。在社会层面,免疫系统对应的是西方的司法系统和中国的法家。

        (未完待续)

        • 家园 不是不精确

          实际我觉得非常精确。

          受体、配体的数量都有复杂的反馈机制来控制,负反馈负责平衡,正反馈负责应激。反馈机制失灵就是疾病的发端。

          人体系统内部调节机制,我觉得是自然界规律中最美的乐章,金字塔的塔尖。其中蕴含的力量,不知道人类最终有没有能力挖掘出来。

    • 家园 【原创】(一)动与静的世界

      动态与静态是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的两种物质状态,但是在哲学层面,动与静就稍显抽象,东西方对于动与静的理解和应用上也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么可以这么说,西方的动是基于静的动,而东方的静则是基于动的静。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东西方哲学分野的总纲,故而我们可以以此为线索来解构一下两个不同的哲学世界。

      对于前半句话,相信今天的人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现代文明的基础基本上都是西方打下的,所以现代社会的大部分知识结构都能从西方哲学体系里找到根源。当各种公理定理,公式数据,模型学说占据了我们绝大多数的大脑时,我们很少去注意的是这些东西全是静态的。在这些静态基准点的支撑下,现代社会可以把一切动态物体全部解析为静态的,就象好莱坞电影里常用的镜头定格后360度旋转观察周遭。在自然科学领域,这种分析方法无疑带有巨大的便利,工科生们在面对自己的专业时候从来都是自信满满的。可是显然在人文社会领域,工科生们却屡屡受挫,就象河里曾经流行的那些泡妞方程式,谁看了都会忍俊不止。而现代社会实际上却在试图让类似的方程式变为现实,这就不再是一件让人觉得好笑的事了。

      在评述西方静态思维系统的特点时,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最佳”问题。从静态视角出发,最佳是显而易见乃至毋庸置疑的,方程式只要有解,那就是固定的;事物只要数据量足够,那就一定有最优路径;等等。在此基础上,只要掌握足够的信息与数据,对与错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虽然可能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以对错来衡量事物往往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但在静态思维体系下,对错几乎就是永恒不变的主题,你很难绕过它,因为既然存在最佳,那么一切与最佳相悖的自然都是错的。这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问题的关键点出在一个字母上,在自然科学体系中,我们常用T来代表时间,无论这个T是0还是无穷大,它都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与其他常量或变量比,T并无特别之处。但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时间却带有极大的特殊性,一个人一辈子只有几十年,甚至作为黄金区间的可能只有几年。不同人之间,T的差值在数字上或许并不特别显著,但在实际中却往往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异,譬如说为了交通琐事耽误病危病人的几分钟送医时间,你能轻易判断那几分钟无关紧要吗?这其实往往就是工科生在处理人文事物上的最大软肋。我们在实践“最佳”的过程中,往往都在这个T上面出了问题,政客们都说只要再给我一个任期,我会如何如何;专家们总说如果再过多少多少年,就会blabla......可是有没有考虑过,在这个T背后影响的是多少人的青春乃至生命?或许一切的关注点都是T后面那个冷冰冰的数字吧。

      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就会发现,所有的人文领域静态思维分析全是马后炮。模型设计得再完美,那也无法完全符合真实情况,那么与现实有差异的“最佳”还叫什么最佳呢?而如果剔除了最佳的诉求,那么整个静态分析就刹那间失去了作为唯一分析方法的合理性,这也就是西方社会话语权危机的根源之一。这样我们再转回东方,看看东方思维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奥妙。

      中国自宋以后,自然科学领域可谓每况日下,人才迅速向人文领域汇集,以至于做官成了几乎全部中国人的最高诉求。只是凡事有得必有失,有失也必有得,今天的中国人很自豪自己的历史,这份自信自然多少也与千百年来人文领域的卓越发展不无关系。至少能长时间地把偌大的地域治理得如此井井有条的,放眼全球,实在很难找到比肩者。在历史上,中国人早就摒弃了对错的提法,而主张讲功过,而功过是一个有时效的词,但凡每个王朝都会对功过重新进行评述,这里面有着很深的玄机,不过有关历史观的问题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详述,这里就一笔带过了。由此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人早已不追求最佳,而侧重于平衡各方面诉求,而且这种平衡并非消极的,而是尽可能解决问题的。这一点上,今天的西方社会就显得比较消极,虽然他们也已经部分放弃了对最佳的诉求,而是通过议会的吵吵嚷嚷让各色人等都能获得一定的收益,但这种收益是以牺牲美国以外的利益来换取的,故而实际上他并未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只是不停地把问题挪后再挪后,争取别爆在自己的任期内。

      这时我们再来理解本文开头的那后半句话:东方的静是基于动的静。对于古代中国来说,一切皆可为法,一切又都非成法,各个时期乃至个别事上都有可能作出适当的变数,故而法不容情有之,法外开恩亦有之,只要付得起代价两者就不矛盾,一切都需跟着时局走。由于所有的“法”或者说政策都带有一定的未知性,故而必须时刻注意调整,虽然“祖宗之法不可变”老是挂嘴边,可是真变起来,变也就变了,这与西方动辄一套制度混吃等死比起来,其实是上了一个台阶的,只是今天的人要真正意识到这点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吧。东方也有很多的基本点,其中最重要的是民心,但是民心却是变动的,所以一样的做法,今天能得民心,明天却会失去,因此为了能持续地把民心抓在手里(静),就要适当地改变做法来维持(动),相应的很多规章制度之类自然也就都需要进行大大小小的调整,具体表现上就成了“人治”。

      归根到底,两种思维模式各有优缺点和适应的方面,西方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强势使得他们试图将静态思维的成功扩展到人文科学领域,但是由于时间这个变量在人文科学中的权重有时会异乎寻常地大,且基本无规律可言,于是公式或模型上合理乃至最佳的答案在人文社会总是走不通。当然今天的西方人在试图通过工业化把人尽量同质化来消弭时间变量的不可捉摸性,但是工业社会有其自身的软肋。就短期局部而言,工业化无疑有着极大的优势,但是工业化作为一个整体,却是非常脆弱的,其成本之高使得任何维系的努力都显得那么单薄,今天欧美都进入后工业时代,其实就是一个明显的征兆。今天的西方人只能靠不停地灌输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未来终极社会理念来维系那种追寻最佳的静态思维体系,讲得白一点,就是先预设一个“正确”“最佳”的路径,然后通过高音喇叭抢夺话语权来胁迫所有人都走上这条“康庄大道”。于是,我们就老是看到各种有关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是末日理论的争论。而从东方的动态思维出发,其实压根不需要想这么远,把民心照顾好,然后所有“远大目标”时间点尽量安排在一两代人内,社会自然就会走向他该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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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部分赞同。

        只选择一个“最佳”路径或目标,这造成了西方文明的优点和缺点。这一点赞同。

        不过这和你说的工科的分析方法倒没有必然联系。所谓分析法其实也就是“科学”--分科研究的学问,在中国也称为格物致知。中国起初翻译“Science”一词就是“格致”,后来才翻译成科学。

        所谓格物致知是可以应用于人和社会上的,而且从中国传统来说,多数时候也是应用于人和社会上的。

        其实我们对事物进行分解以后,也就是格物以后,不一定只有一个选项,而是可以有多重选项,然后根据当时具体情况,选一个最合适的,这就是易经的精神实质。

        头脑里不能完全一团浆糊,也是要有比较清晰的分类,比如象易经那样分成两仪四象八卦。同时要平等地对待这些分类,并不预设一个“最佳”,而是根据当时具体情况选择当时的最佳。

        • 家园 【讨论】对格物致知的理解

          你所说的这种解释,不过是朱熹的一家之言。

          而王阳明认为,“‘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并不是通过分解来认识事物,而是通过端正对事物的看法以认识自己的本心,从而能本能地直觉地做事。这其实是在强调从整体去认识和改造事物。

        • 家园 del

          del

          • del
            家园 有最佳,只是并不执着

            条件一变,最佳也会变而已。

            片面强调道德是有不足,这方面的确是应该在中华新文明中有所修正的。

            应该分清方法和目标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中国传统的方法并没有问题,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也是有最佳的,是可以做决定的。只是条件一变,最佳也改变而已,并不执着于某种固定的最佳。

            中国传统文明的问题是在于目标设定主要局限于道德领域,这方面应该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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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del

              del

            • 家园 在东方思维里,最佳算是伪命题

              因为有1天的最佳,1年的最佳,10年的最佳,也有100人的最佳,10000人的最佳,甚至还有101人的最佳和10001人的最佳。无论你如何变换切入点,各种“最佳”就是不可调和的,终究要用一系列妥协和交换来换取现实的结果。

              这其中,重点在于,东方思维强调整体性,即便“格物致知”,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而非强调方法论本身。一般来说,东方的方法论可粗分为稳扎稳打、循序渐进的“正派”方法论和讲究速成,不求甚解的“邪派”方法论。两种方法论都能解决问题,邪派比较容易获得短期成功但不持久,往往一次大失误就前功尽弃;正派方法论则反之,可谓困难重重,但是即便失败成百上千次依然能再爬起来。故而自古以来,中国人都说邪不能胜正,虽然邪的总是很厉害,但的确翻不出正的手掌心,因为邪派厉害的时限总是不长久。当然西方人也总说正义能战胜邪恶,可是往往都要用金手指来让正义得以声张,谁更自信其实一目了然。

              科技里有个测不准原理,大体是说观察者无法保持客观地位,观测行为本身会对结果产生影响。与之相对应的是东方强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为当言传的那刻,真意必然衰减甚至歪曲。最佳或许设立时不是问题,但是一旦实行立刻情况迥异,人心会变,天时地利也会变。本质上东方思维认为社会是“活”的,故而应变性、随机性和主动性并存,这是今天的人工智能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的。于是西方人老想把社会拆解成死物就屡屡碰壁,无论你如何模拟,在全部导向天量的数据面前就是一个死局,东方可以利用时间的优势轻易击溃这种穷举式思维。所谓病万变,药亦万变,重要的不是药有多灵,而在于用药之人如何和病魔抢时间。

              • 家园 "病万变,药亦万变"就说明有当时的最佳嘛

                过一段时间等病变化了,最佳的药也会发生变化。若没有当时的最佳就根本无法下药了。

                一种极端是把“最佳”当成永远不变,另外一种极端是认为没有最佳于是囫囵吞枣糊弄过去就完了。

                随机应变总得行动起来,不可能只是旁观不参与,而一参与也就要选择当时的最佳选项。随机应变的基础正是建立在客观整体的分析之上的,没有分析的功夫,就谈不上随机应变,只能说瞎碰撞大运。就好比先要熟悉某地的地形地图,然后才可能随机应变地根据当时的位置找到最佳路线。

                很多中国人错误地理解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实际上造成了自缚手脚。在科技方面落后于人的主要原因,其实正是思想上出了偏差。也就是说,很多中国人完全忘记了先要摸清地形地图,而是莽撞地冲出去撞大运,还借口说自己可以随机应变,其实什么也应变不了,结局多数是落入陷阱。

                • 家园 都是妥协的产物了,还谈什么“最”佳哦,呵呵

                  最佳至少有很好的重现性,也就是说一样的条件,“最佳”的结果一定会出现,可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能完美重现的事物几乎是不存在的。无论你如何强调客观理由,如何去设想平行宇宙,总之是导向没有意义。此时按东方思维,一个“借鉴”就可以为这个永无休止的糊涂帐打上一个句号,而要按西方思维,继续刨根问底,务求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有没有意义,那就可想而知了。

                  归根到底,在谈论人文科学时,自然科学可以作为借鉴,但是自然科学是作为“客”体存在的,人文科学的有自己的行为特征,我屡屡强调“活的”这一概念,就是试图以抽象的文字来标记这一内涵,但显然要想把这一概念所代表的事物搞清楚,是远远不够的。

                  • 家园 怎么又说到妥协了?当然有重现性。

                    什么时候说过“妥协的产物”?

                    比如从急行军从南京到北京,当然有现实的最短路线,就是当时的“最佳”且有重复性的。

                    如果后来修了高速公路,又会有当时的最佳也有重复性。

                    不管做什么事,如果连当时的最佳选择心里都没有数,完全凭瞎撞,这可不是中国思维,而是幼稚。

                    毛泽东思想里面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其实也是在找当时的最佳路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如果象你说的没有重现性,那就根本不必解剖麻雀了,蒙头乱冲就完了。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思维的一种典型,而蒙头乱冲肯定不是中国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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