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给毛派的一点建议，读党内普世派实施薄王战役的初步盘点有 -- hwd99

姓资姓社，要不要争论？　

　 　

宋公明　　

　 　

　 　

2009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几篇文章，其中有《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张海鹏 《 人民日报 》（ 2009年1月12日 07 版）；有《在当代中国搞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倒退》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赵曜 《 人民日报 》（ 2009年1月12日 07 版）。　　　

　 　

　 　

这两篇文章谈的都是敏感话题，而且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当然十分引人注目，人们不免要猜测，这是一个什么政治信号？　　

　 　

　 　

想当初，对姓资姓社问题是采取“不争论”的方针，先干了再说，摸着石头过河，大胆试，大胆闯。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只谈改革，不谈姓资还是姓社，连网上也作为敏感词加以过滤。而某些所谓主流精英就是钻了这个空子，他们搞的一些所谓改革，确实是在故意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例如生产资料从公有制退回到私有制，大量的国有和集体财产以及国有土地矿山等资源落到私人手里；黑砖窑、血汗工厂那样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又重新出现；大批工人下岗，由企业的主人沦为弱势群体；贪污腐败大量产生且无法遏制；社会伦理道德被颠覆，世风为之江河日下，等等。但是由于打着改革的旗号且“不争论”，人们无法对这些倒行逆施加以批判。所谓主流精英们总是说，这些都是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是改革中必须经历的阶段，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改革来解决，等等，百姓们没有话语权，没有人和你说理，没有人向你解释，只能在新的三座大山下苦苦挣扎，度日如年。　　

　 　

　 　

现在看来，主流精英们的所谓改革，无非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非就是用拉大差距来调动人的本能私欲，用剥夺生产资料来逼迫人们去为谋生而竟争；无非就是用一包就灵，一卖就灵，一私就灵对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进行巧取豪夺。这些做法如果真的很灵，如果真的能让国家富强起来，如果真的能让全国人民都走上致富之路，如果真的能让全社会成员都有工作、有住房、上得起学、看得起病，那么姓资也好，姓社也好，都可以不计，那怕改名易帜，也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说不定还会得到人们的欢呼和庆贺呢。也许，精英们当初就是打的这个如意算盘，不争论，闷声大发财，到时生米做成熟饭，成了既成事实，姓资姓社还用争论吗？　　

　 　

　 　

然而可惜得很，主流精英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太精，反而把事情搞砸了。现在自以为对改革立下汗马功劳的所谓自由派也承认当前社会并非一片美好，而是存在着严重的危机。自由派的所谓“宪章”中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主流精英们的所谓改革遭到质疑，他们出的馊主意遭到批判，他们的大忽悠越来越不灵了，他们名声越来越臭了，他们的主流地位越来越不稳固了。　　

　 　

　 　

所以，自由派再也忍耐不住，迫不急待地撕下了面纱，一方面，把改革的功劳挂在自由派的名下；另一方面，把上述社会危机的责任推给当局，责怪当局没有完全听他们的话，没有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说白了，就是迟迟没有打出资本主义的旗号，没有完全走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　　

　 　

　 　

其实自由派抛出的东西并不是什么新东西，1945年国共和谈破裂后的内战中，在蒋委员长面前碰了壁主张就是这些东西；1957年反右中，在共和国人民面前碰了壁的主张也是这些劳什子。现在又把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已过时的看似美丽实则别有用心的标签搬出来，只能让人发笑而已。无怪乎这个宪章并未产生自由派期待和轰动效应，连1957年的效果都不如。　　

　 　

　 　

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茅于轼先生公开表示，1957年把他划为右派一点也没错，没有必要平反，他就是主张搞资本主义的，现在更是如此。自由派对闷声大发财，闷着葫芦摇，实在不耐烦了，他们急不可耐地要公开亮出旗号，改变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而很多百姓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已经醒悟，社会之所以出现种种不能忍受的弊端，百姓之所以困在三座大山之下不得翻身，正是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化过了头所造成的，正是由于主流精英们的馊主意所造成的。　　

　 　

　 　

主流精英们蠢就蠢在这里。他们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要搞资本主义，路线图也是清楚的，就是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化控制民生和国家命脉。他们自以为只要造成既成事实，一切就水到渠成，马到成功了。可惜他们的心太狠了，在自己借改革之名大捞第一桶金大发不义财时，竟然毫不考虑百姓的死活，竟然不肯给百姓留一点生存之道。他们认为只有拉大两极分化，取消社会福利，才能逼迫劳动者拚命活。所以现在差距不是太大，而是不够；用他们的算法，基尼系数不是太大，而是太小。房价不是太高，而是供不应求，是大好事，政府不应干预。经济为何发生危机？社会为何有动荡？是你们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你们搞不好，应当让位，应当搞两党制，轮流座庄，应当让自由派上台大显身手。　　

　 　

　 　

据说，俄罗斯是全民医疗免费的，连印度也是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医疗，就业，上学，住房等方面，也都有向普通百姓的倾斜法律或政策。他们虽说是资本主义，但是为了社会稳定，也不得不对百姓做一些让步，而对资本家做一些限制，甚至吸取了社会主义的某些做法，是“挂狗头卖羊肉”。一些国家在搞“颜色革命”时，为了得到百姓的支持，也会给百姓一点甜头。而中国的精英就是如此愚蠢，自私到了极点。如果他们能收敛一点，少贪一点，吃相文雅一点，对百姓手下留情一点，在医疗、住房、就业、上学等民生问题上，给百姓以起码的保障，那么也许就能得到百姓的拥护或认可了，到那时是不是改名易帜还不是全听你的？中国的百姓是世界上最通情达理、最容易满足、最听话的百姓，连这样的百姓都不能治理，还能怪谁呢？说什么什么按人头发钱，让大家“分享”改革的成果，说什么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种小儿科的把戏，能骗谁呢？　　

　 　

　 　

由于自由派的挑战，不能继续闷着葫芦摇了，不能继续不争论了，因此要打出社会主义旗号。但是人们要问，怎么来判别是不是真的社会主义？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因此有必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做一点探讨。　　

　 　

　 　

人类历史经历过奴隶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有人认为最终要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人认为资本主义是最先进最合理的社会，不需要再改变了。对此，在下也不想争论。但是应当承认，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社会制度，都有过进步意义，都推动过生产力的发展。　　

　 　

　 　

赞成社会主义，并不否定其他社会制度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社会主义制度，也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并不代表社会主义制度就一切都好。电脑的操作系统，从DOS发展到瘟斗死，DOS也有过先进的时候，瘟斗死虽先进，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也仍然要不断发展。瘟斗死弄不好，可能还不如DOS好用。就如有了飞机汽车，手推车自行车仍存在，某些时候，飞机汽车还不如手推车自行车管用。但是并不代表瘟斗死不如DOS，不代表汽车飞机不如手推车自行车。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能有些事没有搞好，也不代表社会主义制度不好。　　

　 　

　 　

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但是并不排拆非公有制经济存在，而且要长期共存。就如马路上既要有快车道，也要有慢车道和人行道。以为社会主义就是单一的公有制，以为公有制就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是极左。社会主义制度下，既有公有制经济，也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公有制经济包括全民所有制，也包括集体所有制；集体所制又包括大集体和小集体。这种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现象，要长期存在。　　

　 　

　 　

文革后，否定了单一公有制经济思想，大力发展非公经济，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过了头，甚至否定了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破坏瓦解了公有制经济，也是错误的，后果已经很明显了。　　

　 　

　 　

在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条件下，上层建筑，也就是政治体制，如何相适应呢？这就如交通管理，既要顾及高速公路，也要顾一般公路及慢车道人行道，做到各行其道，既不可偏废，也不是一律平等。对多种所有制经济也是如此，既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又要顾及其他所有制经济，要使各种经济成份互为补充、和谐共处、协调发展，前提是一切以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不能为了发展非公经济而危害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高速公路就是给汽车用的，自行车手推车就是不能上，这里没有什么汽车与自行车平等的问题。同样，国家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不存在什么不平等的问题，而是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轨道。经济性质不同，管理的方式当然也要有所不同，单一的简单化的管理，眉毛胡子一把抓，肯定是不行的。如果说政治体制要改革，那么应当对不同所有制经济，制定不同的管理法规，不能不加区别，否则大家都不满意。形式上的公平，一视同仁，是大家都觉得不公平，老老实实的经济都得不到发展，结果是潜规则盛行，腐败不断滋生，社会永无宁日。　　

　 　

　 　

反对向资本主义倒退，不是不能吸取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先进成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代表社会主义制度不需要完善和改进。利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先进成份和私有制经济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是并不代表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更不代表要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社会主义制度。就如某种情况下要使用用手推车和自行车，但是并不代表要取代汽车飞机。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经济也会有不完善之处，弄不好也会出现问题，但是并不代表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新生事物，才几十年的历史，当然会有不足之处，在某种情况下，例如失误或天灾人祸，甚至不如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得快，这并不奇怪。航天飞机还有失事的时候呢，汽车碰到堵车，还不如步行快呢。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表现出来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是不争的事实。　　

　 　

　 　

自由派的进攻，很好。好就好在，它让人们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到底向何处去？人民日报的文章做了回答：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人们自然要问：什么是真的社会主义？什么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如何才能避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如何才能不让走资派自由派钻空子？这个问题，恐怕各有各的理解，是不是应当争论一下，弄弄清楚，澄清一下思想，统一一下认识呢？　　

　 　

人民在期待着。　　

　 　

假如海伍德真的是被谋杀，那么，谁是凶手呢？右派说是谷开来杀人灭口，左派说是薄的政敌栽赃陷害。根据刑侦学的基本规律，在双方证据为零的条件下，暗杀对谁最有利，谁就最可能是这一案件的幕后。在冲刺18大常委位置的关键时刻，薄后院失火，亲信叛逃，夫人涉嫌杀人，使人不得不怀疑，这是某派政治力量长期精心策划的结果

《大事件》特约专稿 冯胜平

据新华社北京4月10日消息，薄谷开来涉嫌杀害英籍商人海伍德，移交司法机关审讯。同时宣布停止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自此，中国政坛的又一个乌龙浮上水面。

中共的信用纪录

既然中共对薄谷开来案采取黑箱作业，不公布任何材料，为探求真相，我们只能先从当事人的信用查起。打开中共档案，我们看到一系列的冤假错案：四人帮要搞政变---实际上是华-叶-汪自己策划政变，四人帮只是跋扈，不得人心而已；林彪要杀毛泽东---至今查无实据，小舰队（571工程计划）尚难证实，大舰队（黄吴李邱）绝对没有；贺龙二月兵变；刘少奇叛徒/内奸；彭德怀军事俱乐部；高饶反党集团，张国焘草地电报---统统皆系子虚乌有。 也许，这就是国内毛派网站取名乌有之乡的缘故。

英国外相黑格4月26日声明，海伍德非间谍人员，与政府任何部门无关。 这是处理间谍事件的国际惯例，可以理解。海与薄家关系如此密切---家教，管家，或情人---，很难想象，军情5处会忽略他的存在。同时，作为一个从事国际洗钱的冒险家和007的崇拜者，也很难想象，海会拒绝和情报机构合作。

况且，海在英国兼职的Hakluyt 公司，本身就是与军情6处合作的一家战略情报公司。另一方面，中共国安对海的身份背景应该有所了解。他与薄家的关系和言行也会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甚至监控。众目睽睽之下，要杀死这样一个人物又保密，应该有相当的难度。

三种死亡可能

1 ，自杀：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海想自杀，可以排除。

2 ，他杀：这是一种阴谋论，原创者是中共自己。为支持这一理论，官方报导强调经济纠纷，“民间思想家”王康暗示情杀。关键证人是张晓军，王立军可能是第一检举人。检举时间大约是在两会结束之前（3月14日），其时，温家宝非常冲动，借回答记者提问，抨击薄熙来并不失时机的宣布王立军案已取得“重大突破。”此后谣言以几何级数增长，不仅涉案金额从10亿涨到380亿 （60亿美金），周永康，刘源和张海洋等中共要员也被牵扯其中。传言之一，周是下令者，薄是传令者，谷是监刑者，张是下毒者。原因：海知道周薄谋反情节，并以此敲诈。传言之二，海洗钱佣金要价太高被杀。传言之三，情杀。传言之四，海军情6处卧底身份暴露被杀。

3 ，自然死亡：这是最大的一种可能。没有人谋杀海，他的死亡只是为中共高层权斗所利用。支持这一论点的最大依据是，薄在2月6日王立军出走后的镇定表现。从 2月9日滇池喂海鸥，到2月12日重庆市委会上的长篇讲话，再到3月9日两会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都表明薄没有意识到他已身处险境。一个人如果杀了人又明知他的政敌已经掌握了证据——与薄闹翻的王立军从2月8日起，就在中央控制下，他有一切理由出卖薄——，他不可能会有那样镇定自若的表现。没有人能够具有那样的心理素质和演员才能。更重要的是，薄不是白痴。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有起码智商的人，都不会去北京开会并挑战胡锦涛。就算他不孤注一掷，也应该逃跑才对。

中国版的国会纵火案

与中共相反的说法，是薄的政敌杀海，嫁祸谷开来。 3月底以来一系列外媒披露消息，挑战中共的权威版本。

《泰晤士报》（3月30日）：英国高级官员向该报表示，“中共高层权斗与英国公民之死相关”。海可能是“某种非常恶劣事情的受害者”。他“死亡的时间与薄丑闻爆发的时间如此接近”。报导还引述英国前外交官员的话说：“如果中国也用普京一样的办法，杀死那些依靠官商勾结致富的商人…，那会令人感到很悲哀”。

《华尔街日报》记者Jeremy Page (3月31日)：“海生前曾对友人说，他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因为他和中共一名高层领导人的妻子闹翻了”。

英国《每日邮报》称（4月13日）：海的遗孀王露露希望离开中国，不被批准。据王的朋友说，王担心害死她丈夫的凶手会追杀她和她的孩子。

撒切尔夫人私人秘书鲍威尔4月22日称，谷被控杀死海“就象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被控杀死某某人一样”。

同时，国内也有人不相信官方版本，提出阴谋论解释。清华大学新闻系教授李希光认为，薄受到文革式的政治迫害。他说：“已经基本清楚，大戏的编剧和导演不可能是中国人。目前中国人编大戏的智力还没有这么强。编剧和导演都是美国人，中国人在这出戏里都是演员，谁也不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的最后下场”。

更多的人不相信谷开来杀人。他们认为，迟迟不公布真相，本身就是问题。它说明官方拿不出过硬的证据。极而言之，谷开来就算有杀人动机，又何必亲自动手，还要让有保卫和监视首长双重任务的内勤协助。再说，谷真要杀人灭口，作案地点也应离重庆越远越好，没有人会把仇人请到家里来暗杀。换言之，作为一起刑事谋杀案，重庆是海最不该死的地方；反之，作为一起政治谋杀案，海必须死在重庆。

这里使人想起希特勒的国会纵火案。1933年2月27日，德国国会大厦失火。纳粹警察当场逮捕了放火者凡-德尔-卢贝，一个荷兰共产党人。两天后，德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次年1月10日，卢贝被处决。此案于纽伦堡审判时水落石出。纳粹将军弗郎兹-哈尔德供认：“在1942年元首的生日宴会上，当大家谈论国会大厦的建筑和其艺术价值时，戈林大声说，‘只有我才最清楚国会纵火案，因为火是我放的’”。

无间道中的无间道

众所周知，薄熙来事件是一起政治事件。这一事件以薄谷开来涉嫌杀人结束，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疑点。显然，王立军2月6日的叛逃，还不足以置薄于死地，还需要更大的丑闻。于是，谷开来杀人的消息开始流传并终于被中央证实。海伍德死了。对某些人来说，这位英国商人之死的意义比泰山还重。它可能已经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假如海伍德真的是被谋杀，那么，谁是凶手呢？右派说是谷开来杀人灭口，左派说是薄的政敌栽赃陷害。根据刑侦学的基本规律，在双方证据为零的条件下，暗杀对谁最有利，谁就最可能是这一案件的幕后。在冲刺18大常委位置的关键时刻，薄后院失火，亲信叛逃，夫人涉嫌杀人，使人不得不怀疑，这是某派政治力量长期精心策划的结果。至少，我们知道对王立军的调查，年前就从铁岭开始。忙人斗不过闲人。当薄正在山城折腾唱红打黑，打造他的重庆模式的时候，他的政敌已经悄悄织起了一张罗网，准备随时把他拿下。没有理由相信薄的政敌既然早就选中了王立军作为突破口，他们会看不到比王立军更脆弱的英籍商人海伍德。只要政治需要，罪名永远是现成的，譬如，泄露机密，里通外国。当然，仇杀，情杀会更好。毕竟，死人最能做成死案。

人死了，也火化了。定罪的关键是证人。在一个不信鬼神、不怕报应的国度，没有什么比找证人更容易的事了。何况，王立军，张晓军等还是一群自身难保、希望立功赎罪的污点证人。

薄熙来的政治基础

西方政治斗争的规则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中国政坛的规则是你死我活。与陈良宇和陈希同不同，薄熙来代表了一个强大的有草根基础的政治反对派。他主导的重庆模式是对30年改革开放的反思和修正。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薄说，民生才是硬道理。胡温提出科学发展观，主张科学是生产力；薄强调公平也是生产力。事实上，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的区别，就是毛泽东模式和邓小平模式的区别。前者重公平，后者重效益；前者太霸道，后者太贪婪。平心而论，温指责薄要复辟文革是没有道理的。政治的最高艺术是实现公平与效益的均衡。中国已经朝效益的路上狂奔了30年，回归一点公平有何不可呢？

三民主义，十大自由

芦笛曾说，共产党前30年教人残酷，后30年教人贪婪。此言不虚。50-60-70后是喝狼奶长大的，擅长阶级斗争。80-90-00后是喝地沟油长大的，习惯坑蒙拐骗。

这就是我们的国民，这就是我们的国家。三民主义——顺民，刁民，暴民——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除此之外，我们不知道还有另外的活法。十大自由——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是我们的价值观。在今天的中国，腐败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大众文化。社会上已经没有人痛恨腐败，如果有， 也只是痛恨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美国有四大自由：言论、信仰、免于恐惧和馈乏。中国则有十大自由。除去政治因素，中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与美国的四大自由相比，中国的十大自由显然更符合人性，更易于被芸芸众生所接受。它乃是大多数中国人所信奉的真正的普世价值。在反对派运动中，情况也并不乐观。右派主张民主自由，左派强调公平正义；右派抓特务，左派抓汉奸。去年，政府镇压右派，左派趁机落井下石，起诉茅于轼/辛子陵。今年政府打压左派，右派积极配合。大批左派网站被封，没有自由派起来为他们维权。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似乎都不想结束这个制度。他们更想结束自己的政敌。从思想方法上，中国的自由派和毛派没有区别。

薄熙来犯了可恶罪

谷开来被控涉嫌杀人，导致薄熙来下台。左派说，这是政治迫害，右派说，这是罪有应得。即使真相公布，我相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中国政治。重要的不在于薄谷开来有没有杀人，而在于她的先生有没有犯“可恶罪”。既然薄熙来是中国官场的千夫所指，她迟早会“杀人”的。或者，薄会因监听中央领导而违法；或者，他会与周永康连手搞政变而获罪。总之，他一定会干很多坏事，直到把自己彻底打倒。千夫所指，无疾而终。

薄熙来治理重庆，搞得官不聊生。他若治理中国，将是所有中国官僚的恶梦。

王立军的精神病

坊间流传已久的一个故事是王立军有间隙性精神病。重庆模式的支持者张木生在2月6日事件后，多次告诉朋友，王立军有癔症；他曾向中央报告他破了中国一起重大谋杀案，后发现是子虚乌有。那么，同样的情况会不会在王立军在押其间又发生呢？不同的是，这次他破的不是南京谋杀案而是谷开来谋杀案。非常可能，没有人设计陷害谷开来。因为只要是设计，就会有人卷入，就会有细节，就可能穿帮，从而，被对手抓住把柄。在中国，政治的最高艺术是摆乌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一个随手拣起一块石头砸人的人才是真正的恶人。

一个乌龙摆死对手。不战而屈人之兵，杀人于无形，这才是政治的最高境界。党内政治斗争，出神入化，莫过于此。

结论：一个政治乌龙

在一个信息不公开，政治不透明的国家，阴谋论永远是人们的最爱。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它充其量只是一种有趣的智力游戏。

除非有其它的证据，我相信海伍德就是自然死亡。没有阴谋，也没有谋杀。什么都没有发生，有的只是一个巨大的政治乌龙：一个新加坡人，杀死了一个英国人，一个中国人深夜去美国人那里报案，结果，引起中国官场一场大地震。

这个故事有一个旧版本。1935年9月9日，长征途中，一个姓叶的人，偷了一个姓张的人打给一个姓陈的人的电报，深夜把它送给了一个姓毛的人，结果，引起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场大分裂。

20年后，这位姓叶的人当上了元帅。

77年过去了，人们一直在寻找这封改变了历史进程的电报，至今，还没有找到。(《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