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堕落与辉煌齐飞——秦汉时代的一个诡异现象（1） -- 江南水
家园 两个办法 一个是年度的工作报告，工作做得不到位随时要自掏腰包补偿甚至被免职，另外一个是连坐制度，下级出了问题上级官员要承担相应责任，另外中小官吏和平民之间的生活差异也使得公务员位置显得异常宝贵，耕战政策又提供了大批的官吏预备队，这种环境基层官员怎么会不尽心尽职？
家园 堕落与辉煌齐飞——秦汉时代的一个诡异现象（2）完 汉初，乌七八糟了一百多年的社会风气，竟然一下子变得美好了起来，人们淡漠已久的道德意识，也突然一下子苏醒了过来，人人都自尊自爱，个个是八荣八耻的模范（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那是一个令太史公无限怀念的时代，也是一个令后人无限向往的时代。（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於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
哇，好神奇啊，是什么力量制造出了这样的奇迹？
是人的力量。
自秦国开始武力扩张以来，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大国间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秦汉交替之际，天下又“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腾了七八年。中原大地上，每寸土地都散发着浓烈的血腥味。
据不完全统计，秦军在白起的率领下斩首47万。长平之战时，秦军斩首5万，后又杀了40万赵军俘虏。秦汉之际，项羽杀了20万投降的秦军，在此期间，刘、项、秦三家还都有过屠城的记录。
一个人得有啥样的人品，才能在那个时代活下来？一个姓氏的血脉得有啥样的祖先保佑，才能在那个时代延续不断？一个民族得有多么强大的繁衍能力，才能经得起这种长时间、高强度的人口消耗？
折腾了一百多年，也该歇歇啦，杀一个人只需要一分钟，造一个人却需要十个月，再这么折腾下去，就全他娘的玩儿完了。
广大人民群众在呼唤不折腾，一百多年折腾出来的物质成果，也基本满足民众不想折腾的愿望。物质到底有多丰富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看大门的小区保安都能经常吃上肉（守闾阎者食粱肉）。
吃肉，在今天看来，没啥大不了的，在当年那可是不得了的，孟夫子的理想国里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70岁的人能够经常吃上肉（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当然，从饮食健康的角度看，孟夫子的这个提法是不是合适，有待商榷，但是，农耕地区的肉类稀缺程度，可见一斑。多说一句，要是用孟夫子的这句话，去教化游牧地区的人，准得碰一鼻子灰，人家啥都缺就是不缺肉。若要大道行于天下，而不是在象牙塔里自娱自乐，在宣传上就不该死扣经典上的字句，教条主义是要闹笑话的，要领会精神啊。
汉初，人口足够少，耕地和各种资源又足够的多，于是，人们的道德水准就蹭蹭的往上窜了。你想啊，蛋糕足够大，肯定会有自己的份儿，谁不想文质彬彬、吃相优雅的去吃自己的那一份啊。只要食物供应跟得上，动物园里的狮子、老虎也很温顺嘛。
有意思的是，跟其他朝代的开国初期比，汉初是最窝囊的（没有之一）。北面坐拥万里长城，他却低三下四的向匈奴人乞求和平，这一点，就连澶渊之盟后的司马温公都鄙视他（真不知道，司马温公那霸气侧漏、严重鄙视汉初和亲的底气，从何而来）；南面，他默认东越（今浙江、福建交界处）、闽越（今福建省一带）、南越（今广东、广西一带）事实独立，这些地方可是秦帝国不计成本拿下来的啊。
无能、软弱可欺之类的帽子，正是为汉初的领导集体量身定做的，可是，谁又敢把这些帽子戴到他们的头上呢？两汉的人，不敢，老祖宗嘛，自个儿坐天下的合理性就是来自老祖宗，咋好揭老祖宗的短呢；后世有自知之明的人，也不太敢，因为老刘家出了一个给老祖宗成功洗地的后代，汉武帝刘彻。
在刘彻的领导下，汉家北却匈奴，南收三越、开疆云贵高原，东征朝鲜，西拓西域。因为刘彻的这通折腾，从刘邦到汉景帝，汉家的列祖列宗们立马就伟光正了，“与民休息”、“积蓄力量”之类的光荣称号，全部属于他们。忙活了一辈子的刘彻同学，倒是落了一个“败家子”的名声。呵呵，挺有意思的哈。
可见，生一个会败家的后代，是多么的重要啊！
大概、也许、可能、差不离，在汉武帝时期，社会风气又变坏了。说句实在话，社会风气变坏，跟刘彻是不是败家，真的没有半点儿的关系，要怪只能怪汉朝的缔造者们太不负责任了，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汉朝的缔造者们是一群布衣卿相（说难听点儿，就是土包子），这些人连管理一个县的经验都没有，一下子就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帝国，又没啥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他们立马就露怯了，于是就选择了集体不作为：只要不是谋划推翻大汉王朝，你们爱说啥说啥，爱干嘛干嘛，老子统统不管。这种治国方法，他们自诩为“清静无为”，后世称之为“无为而治”。
此原则一出，好嘛，种田的种田，做手工的做手工，做生意的做生意，铸钱的铸钱，汉初的人们，个个忙得不亦乐。整个经济领域那叫一个自由啊，一塌糊涂的自由。
因为没啥条条条框框，在攫取财富的时候，人们就只能凭个人自己的良心啦，完全的自由心证。每个人的良心，成色是不一样的；在巨大的诱惑面前，良心到底还能不能靠得住，那就很难说了。
就拿铸钱来说吧，在汉文帝时期，中央政府把铸币权下放到各级政府乃至个人，于是，人类历史上壮观的一幕出现了，全民铸钱（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不过呢，从地方政府到个人，就没几个人严格按照国标，去铸造重量合格的铜钱，大部分都是缺斤短两，结果，铜钱越来越轻，造成了通货膨胀。（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
如此无序的自由竞争，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走向垄断，这是经济领域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汉初也不例外。大垄断者，为了维护现有的利益，大都会采取一些经济手段以外的手段，比如，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
别看这些垄断者如此操蛋，官府还拿他们没辙，因为这帮家伙有钱有势，且个个滑头得紧（不滑头，也做不大不是），不管干啥伤天害理的事儿，都能做得滴水不漏，顺手还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济南瞷氏宗人三百馀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甚至，有些白手套，还主动替豪族们去做他们不方便做的事儿。游侠郭解，就是被那个自作主张的白手套给害惨了，同情ing。
用微博体来说：这哪是啥子文景之治的盛世哟，明明是一个物欲横流、恶霸横行、道德沦丧的衰世嘛。不敢掠先贤之美，这是剽窃了太史公的“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不同的是，太史公用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体，俺用的是骂娘体。
就是靠着这些道德上不怎么上道的人创造的财富，汉武帝刘彻开始了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为了把这些财富集中起来，汉武帝、桑弘羊（敛财大师）、张汤（为汉武帝敛财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法律工作者），都绞尽了脑汁。桑弘羊把每一个铜板的财政收入来自何处，都算计得头头是道（言利事析秋豪）；张汤则拿出了“腹诽罪”这个无耻之尤的罪名，来给汉武帝背书。就冲这三位的财迷劲儿，也甭想在中国传统史书上混个好名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最悲催的是桑弘羊，太史公和班固连一个黑他的传记，都懒得给他写。这么一个左右了历史进程的人，被史书华丽丽的无视了，连个“遗臭万年”的评语都没捞上，也够奇葩的哈。好在，桑弘羊后来参加了那场经典的辩论，盐铁会议，详细的言行才得以被记录了下来（是不是原始记录，就不知道啦）。否则，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具体是咋回事儿，还真够后人挠头的。
我觉得，汉武帝这么丧心病狂的敛财，也有他的不得已。战争中的消耗就不说啦，单说一下战后的封赏吧。
汉朝早期的封赏制度跟秦朝差不多，都是军功赏爵，但是，时代背景差得太多了。
当年，秦国人以耕地、宅基地为诱饵，引诱秦人走上战场。为了坚决彻底的贯彻这一点，秦国人还时不时把征服地区的原住民赶走，然后自己移民到该地区（没法子，立功人员的数量是无限的，而耕地和适宜人类居住的宅基地，却是有限的）。跟某国的西进运动比起来，秦国人的这种做法简直就是圣人行为。
前面说过，只要太平洋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土地，这种玩儿法早晚得玩儿不下去。既然注定玩儿不下去了，那就换个玩儿法呗。土地，是真的给不了了，好地方都在开国之初给分得差不多了，这会儿，给你一个上海市户口，你愿意去那个破地方定居吗？别着急啊，给不了土地，还可以给你别的嘛，金钱。有了钱，不就啥都有了嘛，你说是吧。
在赏赐有功人员方面，汉武帝是颇为大方的，漠南战役后的赏赐可供参考（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也就是这个漠南战役，把汉武帝的全部家底折腾了个精光（於是大农陈藏钱经秏，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
后来，汉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汉朝的财政收入则从衰败走向更衰败，以至于，在漠北战役后，朝廷都拿不出钱，赏赐立功人员（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汉武帝不捞油锅里的钱，行吗？
那不是一个温良谦恭让的年代，那是一个人人渴望成功的年代。那不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年代，那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那也是一个不需要后人操心的年代，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的功业惠及后人……
通宝推：浣花岛主,雨落田园,南风,aiyoho,非信,赫然,二宝,家园 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打乡贤的脸 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这句话简直就是在打乡贤的脸。。。
家园 乡贤什么的我也觉的不是很好 但是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好反对的。毕竟我们不是国家政策制定者。能接触到的经济信息不多。也就不能很好的判断经济路线方向。而且，也应该留给国家领导者行使制定国家权利的空间。在全球经济都不好的今天。能使用提振经济方法并不多。从土地上增加财富。缓解危机再把制造业的泡沫挤出来。是一条稳当的方法。
家园 朱由检要是能有刘彻的能力、眼界，崇祯也是明朝的中兴。 人都是向利的，创造出繁荣经济的时代多的是，但是能有效的收割这些财富的帝王不多。所以能创造出经济繁荣不是关键，能力、眼界和手腕才是关键。
就像明末，江南“儒官商混合体”富可敌国，朱由检就是没本事收拢，就只能是个亡国的命。这完全就是个能力和眼界的问题。朱由检，一心想当个“贤君”，不得罪读书人，让江南的地主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然后逼着卖儿卖女的农民交税。这就是眼界不行。即使他如朱由校那样有这个眼界，看到问题关键，也不一定有能力压倒士绅们。那就涉及到能力问题。
还有，比如赵宋，宋朝GDP高的很，大小官员过的很舒服，外国人都说宋朝好，汉学家们宁肯投胎到宋朝过活，可就是王朝都城被攻破，徽钦二帝的老婆女儿被人抓去凌辱。丢过一次人了，到了南宋仍然坚持不懈、孜孜不倦的迫害忠良，又被人团灭第二次。
再举现代的例子，比如常凯申，都说常凯申没站在历史的一边，其实仔细研究，就是眼界和能力的问题。本来在三十年代有了蓝衣社、复兴社，这帮唯校长马首是瞻的年轻人有望成为常凯申的中坚力量，而且在剿红的战场上都是冲在前面的，有了这帮不要命的小弟常凯申也是节节胜利，直到把TG从老家撵走，可以说大获全胜。但是到三十年代末，常凯申抛弃了这帮手底下唯一能成事的组织，跟自己小舅子和连襟搞的火热，弄出个四大家族，连贪带腐好不痛快，从此他的团队再无灵魂、再无战斗力，就像一辆大卡卸了发动机，历史给了他很多次选择，他每次都能选择正好错误的那个选项。
反观西班牙的常凯申——弗朗哥，军事过硬，手段老辣，是大国矛盾中生存的高手，统治西班牙三十五年，最后八十多岁冠心病死在床上。有力地证明不是胜利站在“历史的一边”，而是“历史”站在能力、眼界和手腕一边。
家园 “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本质上“无为而无不为”，汉初的盖公 汉初的盖公等人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简而言之，就是无为的前提的有法可依。
黄老学说直接来源于河上丈人，是道家隐士一类的人物。他的思想
是很大程度上吸收法家思想的道家。黄老思想是道家向法家靠拢，是道、法两家思想合流的产物。从汉初的实际情况看，它是对法家极端暴力的纠正。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黄老可以看成较为温和的法家。黄老政治反映在政治操作中是有为，是改头换面法家路线，而决不是消极无为。而且在汉初有过大规模的立法，剔除了秦法中过于残暴、苛刻、庞杂的部分，大体上还是还是继承了秦律。所谓“汉承秦制”不仅是制度意义上的，也是法律意义上的。而萧何也取代商鞅成为法律领域的祖师爷。
家园 为者伪也 古字为伪不分，所以早就了很多难解的东西。
无为而治，本意不是懒惰不管事，而是管理社会事务时不要滥用个人意志、违背科学规律。
仅此一句，就扫倒了包括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隋炀帝、明太祖在内的一大批明君昏君。
家园 留爪，细读。 家园 理论是理论，具体操作是具体操作，我关注的是具体操作 要是喊喊口号也算数，那宇宙大国早就统领东亚大陆啦，他的兄弟也快是强盛大国了
在具体操作上，汉初的领导集体，确实是大撒把嘛，于是造成了“七国之乱”、“豪强横行”等等不良后果。好在，领导集体始终抓牢了先动武的权力，加上用人得当，才没有酿成大祸。
倒不是埋怨汉朝的缔造者们考虑不周，他们也没啥经验嘛。后来人，吸取了足够的经验，才逐渐避免了这个结果。
至于法家和道家（黄老学说）的关系，《韩非子》中的《解老》、《喻老》也没有讳言嘛。至于这两篇是不是韩非的原著，那就是学术界的事儿了。
家园 汉初无为而治的一个原因是人才匮乏 六国的领导阶层被秦国打烂了，剩下的也不可能被汉朝真正信任（多数是搞分裂的老顽固，象张良那样转而支持统一的官二代是少数）；秦国的领导阶层被胡亥赵高杀光了，剩下的只有中低级官吏可以任用了。
汉朝执政集团主要还是随刘邦起事的集团，除了武人，有政府工作经验的也只有萧何这种搞地方行政工作的人员，所以要他们指导国策，确实有点困难，无为而治是不得已：基层没力气折腾，高层不懂怎么折腾。
所以，汉朝初年是因祸得福，用比较清静无为的高层政治，配合细密的秦式地方治理。
家园 豪强横行那是法律相对宽松的必然结果。比如在袁绍治下，法律 很宽松，所以河北豪强横行；在曹操治下，法律严苛，所以兼并能被抑制。之前秦朝管得太宽太死，到了汉朝这么一放松，豪强“春风吹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