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陈郢客MM也被刀笔小吏愚弄：毛主席如何对待活着的鲁迅 -- 2313234454dfsd
家园 毛在双百中的动机与“LX活着会怎样”的评判 因为“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对话是在57年这个大环境里发生的，如何评判毛发动双百的动机就和其关于鲁迅的对话紧密联系在一起。
那么到底毛是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呢还是为了对资产阶级引蛇出洞呢？
另外，不知道毛的原话中“不作声”这个动词的的客体是什么？对什么不作声好像没有在公开资料中看到过。
家园 续谈毛评鲁迅的两次谈话，兼及双百、反右与文革。 毛说鲁迅如果活着，“要么在牢里继续写，要么识大体不做声”。在3月间他强调和鼓励的是前半句，要座谈的对象，坚持观点，敢对执政党谏言；在7月，他强调的是后半句，要座谈对象认清大局，站稳立场。
两次谈话都是借谈鲁迅宣传党的政策，侧重点变化不是对鲁迅看法的改变，而是对座谈对象认识的改变。
两次参与座谈的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精英，毛两次谈话的态度改变，就是表明毛对这些精英认识发生了巨大转变。
毛和黄炎培对话时，提出跳出周期律的办法，就是“民主”。与其他同时期的党内人士看法不同，他不认为因为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进程决定的，就跳出了周期律；社会主义中国与封建官僚体系一样。仍然有可能蜕变，倒退回去。于是，毛提出了用民主的办法制止这种蜕变。
双百方针就是毛的第一次民主尝试，这时候的毛想到的就是“精英民主”：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精英们起来监督共产党精英。
毛提出这一方针时，充满了对社会主义、共产党的自信，也饱含了对旧式精英们的信任。他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感召力，相信精英们也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认为这些精英们对共产党的批评会有利于遏制共产党官僚化、自身利益特殊化。
所以，毛顶住了党内的巨大反对，特别是党务系统和军队的反对，到处宣讲双百方针，以赢得党内支持，开门整风。
事情发展出乎他的意料，这些旧精英们根本不打算支持共产党政权，纷纷借双百的时机参与了政权争夺。想想起50年代初傅作义、梁漱溟等在毛蒋间首鼠两端的态度，毛的自信和信任其实是虚幻的。
党内双百方针的反对派和共产党的基本群众，全部开始质疑双百方针了。毛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提出了引蛇出洞方针，继续鸣放，目的却在暴露打击右派了。
“双百”是毛一次真诚的精英民主尝试，在其导向政权失控时，他只好提出引蛇出洞的阳谋，这是毛面对党内反对派批评时的一种自我政治保护。尽管那些党内反对派只是从保护官僚体系利益出发，但是他们毕竟预言对了。
但这不是毛向党内反对派低头，而是他确实认识到自己错误判断了旧精英的阶级属性和其本质了。从此之后，旧精英们开始被毛逐出了政治殿堂。
因此，毛在3月间谈鲁迅时，他是把在座的旧式精英们作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来鼓励的；而7月间谈鲁迅时，他是把在座的旧式精英们作为政权的争夺者来进行震慑的。
从双百到反右，对毛的影响是极大的。在此之后，毛放弃了“精英民主”的设想，决定另寻民主道路防止周期律。这就是后来的文革中的“草根民主”——用“大民主”防止复辟蜕变。
从双百到反右，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也极大。在此之后，双百方针的党内反对者和反右功臣——刘、邓、彭们——威望也高涨起来。毛不得不开始考虑与路线分歧相伴的政治权力角逐了。
通宝推：聂盘,飒勒青,李寒秋,河虾,九霄环珮,踢细胞,方恨少,不远攸高,老老狐狸,回旋镖,陈王奋起,李根,阳明,非真,Javacai,ifuleu,西安笨老虎,发了胖的罗密欧,家园 老大被你说的好像不是思想家，而是幻想家似的 毛提出这一方针时，充满了对社会主义、共产党的自信，也饱含了对旧式精英们的信任。毛的自信和信任其实是虚幻的。对毛的影响是极大的。毛不得不开始考虑政治权力角逐了。
如题，观点不是问题，态度有点问题，看来他是个浪漫主义幻想家，以前老忙天天谈不幻想不悲观，他连老忙都不如。
政府请大家吃饭，大家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个可能性都没有考虑到，他太幼稚了。
这么说来，对于这次黄金周高速免费大餐，政府很尴尬很委屈很失望咯？
好比攻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佯攻一下，作下一步行动的依据，抛出一个观点，也是如此，观点也是一种工具，指鹿为马是阴谋，大是大非是阳谋。
家园 一定程度的打压士大夫阶层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踏上千万只脚就短视了，士大夫阶层是社会精英组成，你不团结他们，不给他们上升空间，难免二世而亡。始皇帝如此，朱洪武如此，主席亦如此：尸骨未寒就让人家连锅端了。这点上我们可以借鉴朝鲜，看他们的党旗，笔杆子是在中间的！朝鲜那样困难，精英阶层能保持一致来支持现政权，给笔杆子社会低位是重要原因之一。
家园 关于毛和黄炎培对话和周期律 下面是《庄冬:艾因斯坦的笑话和民主是个啥东西？》里的一段：
(四) 黄言陪忽悠的周期率
说民主的人们有一个津津乐道的有名的黄炎培和毛主席的对话。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我自己的对这个有名的对话的解读。这是那个有名的对话的原话：
黄炎培：“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主席：“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对话完！
很明显，“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是不受什么“周期率”的支配的。如果说这个“周期率”的支配的意思是“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表达的含义的话，那这个“周期率”的支配的意思就是“万物都有一死”，或者说是“生的快，长的快，死的也快。”
所以，黄炎培实际上是在忽悠万物都有一死，最多也就是说了有的物生的勃焉，长的勃焉，死的也忽焉，就是“生的快，长的快，死的也快。”
但是他用“周期率”这三个字加上了“周期”还带“率”，不是姓塞(就是“科学”)还能是姓啥？也许黄炎培是自觉的和有意的在忽悠，那他就是聪明的。也许黄炎培是不自觉的和无有意的在忽悠，那他就是盲目的。
为什么我说黄炎培是在忽悠呢？
因为他说“周期率”没给出“周期”，恐怕他也根本就没想过说“周期率”应该算算“周期”是啥。如果连“周期”都不算也不知道的话，还谈什么“周期率”呢？
所以，我肯定黄炎培是在拿“周期率”忽悠，只是他是否在自觉的和有意的忽悠不能确定吧了。特别是考虑到黄炎培关心的其实是乃至一国的 “中国”，可他却列了一连串的“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我肯定黄炎培是在拿“周期率”忽悠就又多了一个证据。
我的时间有的是我都嫌黄炎培罗嗦了，不就是“改朝换代”嘛，忽悠“周期率”还没算周期。
其实呢，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虽然多各朝各代却也是从短的十几年、几十年到长的几百年长短不一的，那里有什么“周期”呢。
如果看中国历史一定要说出个什么周期的话，我孤陋寡闻就只知道一个《孟子公孙丑》记载“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人家孟子好歹给了个周期：五百年！
连我这样竞争性不是很强的人都看出来黄炎培是在忽悠了，所以我猜毛主席也一定看出来黄炎培是在拿姓塞的那个先生在忽悠了。
自然的，来而不往非礼也，毛主席就拿姓得(就是“民主”)的那个先生忽悠回去了。
大家看看毛主席的这段话到底是不是纯忽悠吧。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前面已经说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周期率”。黄炎培忽悠的“周期率”的内容其实是我前面说的万物都有一死的意思，无非是有的命长一些，有的命短一点而已，因此所谓跳出这“周期率”的新路实质上就是长生不死药。
我不管在延安的窑洞里的时候毛主席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相信毛主席那时是一个唯物论者，也就是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万物都有一死，也就是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政府也都有一死，也就是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没有什么政府的长生不死药。
当然啦，我相信毛主席相信“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就更不用说毛主席说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跟“两个先生”的关系不大或者说至少是没什么必然的等价关系了。
不过呢，有人说了：“黄的话是一种善意的提醒，提醒共产党一旦掌握政权，能否注意历史兴衰经验，避免王朝更迭覆辙。与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同一目的。”
其实黄与郭是完全不同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是看到了中共的农民起义成分和李自成的相似性属于打预防针是为了避免一种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农民起义胜利后的常见病，黄的话是泛泛而谈“避免王朝更迭覆辙”又不直来直去开门见山是忽悠王朝的长生不死药（王朝更迭覆辙是什么？就是王朝的死嘛，王朝的死避免得了吗？），两者完全不同。
这就好比你老婆生了个儿子，郭医生说孩子有可能会得麻疹打我的麻疹预防针吧，黄医生说孩子会死吃我的长生不死药吧，两者完全不同。至于善意不善意的吧，我就不关心了。
有人还说：“黄的所谓“周期”，其实是规律，不能从字面理解为时间。所以他用“勃”“忽”来修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之一，就是不能事事以数字计量。若黄定出确切时间长短，反倒近巫近卜，符合忽悠的特征了。”
但是我以为黄的所谓“周期”，其实不是规律，只是“改朝换代”和有生就有死的另一个说法而已。不能从字面理解“周期”为时间，那理解为什么？先信仰黄的正确性，然后再往正确的地方解释？规律不需要修饰，用“勃”“忽”来修饰的不是规律。为什么不干干净净直来直去开门见山而要用“勃”“忽”来修饰呢？既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之一就是不能事事以数字计量，那就不要用有数字计量含义的概念如“周期率”，因为这样不仅不会帮助交流思想时保证准确无误还至少有忽悠的嫌疑。有巫卜定出确切时间长短的吗？没有吧？因为那样一来就可以验证了。黄当然不比算命的傻，若黄定出确切时间长短，也就可以验证黄就无法忽悠了。黄含糊其辞才反倒符合忽悠的特征了。
家园 这种解释最合理，最容易让大家理解 家园 掺和几句 主席究竟说过鲁迅先生在牢里写作那几句话没有，至今有些不同意见，双方又都说得振振有词，搞得我们普通群众也不知道信谁好。
不过，平心而论，我相信主席的内心其实是相信鲁迅先生可能在牢里写作的。
主席曾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硬骨头自然不是投机分子，不会搞什么朝秦暮楚，有不同意见且敢于表达，是硬骨头的基本特点；但以主席对中国历史、对官僚的深刻理解，主席自然也知道，硬骨头的不同意见，是要得罪官僚的，而以中国官僚的油滑阴狠，随便安个罪名，鲁迅先生可能就要进牢房了。而主席也知道，虽然在有些时候，官僚们说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可有些时候还真就一句也不顶。主席叫小平同志给文革做个结论，三番五次，小平同志不就是不听吗？
但作为一个政治家，我又相信主席未必会在公众场合说这种话，因为作为一个领袖，他要考虑说这个话的后果，如果他的话会给群众带来困惑、带来不理解，他就有可能不说。
所以，我对此事的态度是信又不信。信的是，这话符合主席思想的逻辑；不信的是，主席是大政治家，说什么话是很有讲究的。
家园 我理解，这是TG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准备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 变的一次尝试。
沈志华曾说，朝鲜战争打断了TG从革命向执政转变的历史轨迹。我却认为，在此社会主义改选完成之后，1957年，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TG在整体意识上开始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只是很不幸，失败了，还很惨。
这大概就是忙总说的1957年是中国最有机会解决所有权和经营权问题的时候，可惜，被一帮充满政治野心的“民主人士”和TG作为一个既定执政者的私心搞黄了。
另外，兄台应该注意，“双百”方针应该放在《正处》理论的大框架下，1957年的政治关键词不是“双百”方针，而是《正处》理论。只有从《正处》理论出台的国际国内两个背景才能读懂1957年毛主席关于鲁迅的谈话。
简言之，“双百”方针只是《正处》理论下一个极小极小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