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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苍狼与白鹿4中的历史 -- 五藤高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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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英国 剧本3 苍狼的末裔 1

              爱德华一世:这是英格兰中世纪著名的武士国王,有“打击苏格兰之锤”(Malleus Scotorum)之称的爱德华一世(Edward I)。此君为人个性强悍,极其能打,是金雀花王朝武德最盛的君主之一。他在任内重振金雀花王朝的尚武之风,采用了最早的军国主义政策。所以他可以算是英国的军国主义之父。是英国古典军事传统真正的先驱。

              无地王约翰的孙子,亨利三世的儿子。他身材上短下长,身高达188厘米。所以历史书上多叫他 “长腿爱德华”(Edward Longshanks)。1239年生于伦敦,童年在威斯敏斯特宫渡过,长大后他获得了加斯科涅当封地,但问题是这个时候西蒙-蒙特福被派去主政加斯科涅,所以他只是有名无实的英属大陆领地的领主。加斯科涅和南面的卡斯蒂利亚有冲突,1254年冲突加剧,为了避免跟卡斯蒂利亚打起来,他爹亨利三世就提出和卡斯蒂利亚联姻。而卡斯蒂利亚接受了这个条件,他就娶了自己的正妻和毕生挚爱埃莉诺王后(Eleanor of Castile)。为了表示自己儿子是有能力成家立业的,亨利三世同意给儿子一块年入15000银马克的封地,但因为一时找不到地盘,所以亨利三世就决定先按照条款给儿子打钱,等有了封地之后再说。这时候爱德华显现出了明君的做派——拿到钱的他没有去混吃等死,而是给自己攒装备和人脉。他早早的参与到了英国朝野的党争中,而且很快吸引到了以瓦朗(William de Valence)为代表的一派人的忠诚,顺利搞出来一个太子党。由于想早日继承自己的领地,而且他这一派人在早期的英国党争中属于英属大陆领地来英格兰的外来派法系贵族,所以他这派人很不受英国本土贵族的待见,而爱德华一世同样也不待见这些英国本土贵族。这成为他日后改革国政,压制贵族权力的动力。

              爱德华的老爹亨利三世是个人菜瘾大,又喜欢玩弄权术的人,结果在爱德华15岁时玩脱了,引爆了第二次诸爵战争。爱德华见老爹玩脱,一方面决心保爹,另一方面为了干掉自己一直看不上眼的西蒙-蒙特福,成为本应是自己的加斯科涅的真正主君,遂领着他的那个班子作为保王党的骨干力量投身战争。在战争中他能打的本事被激发出来——他因为崇拜自己的伯祖父理查一世,所以从小就努力习武。为表决心,他甚至在自己宫殿和猎场休息处上全挂上伯祖父的画像以为榜样。而且他通过自己和大陆领地的关系,他早早给自己和扈从弄了全身铠,还引入弓骑兵作为随从。所以他的马队装备好,战力强。凭着自己带出来的这支强兵,他先后在多个地方击败反乱军。但最终在刘易斯战役中因为打的太上头,领着自己的马队追击敌人过远,撕裂了保王军的阵型,导致被反乱军切了中路,击败了他老爹和他大伯的部队。于是没招的他只好跟着他爹投降。西蒙见俘虏了爱德华之后就打算干掉他。但是爱德华毕竟有自己一党人。而且他那个党里面不少人还跟反乱军里的头头脑脑沾亲带故。西蒙本身也只是一个“我意即民意,除此外别无他意”的主,论走极端做表演扯旗杆子是把好手,真论纵横捭阖就不行了。所以在俘虏国王之后,他的一党人就因为分赃不均而迅速分裂,其中有一些人在太子党的劝说下,相信了爱德华有王气,就组织人放水,让爱德华来了场戏剧性的脱狱(当时看守爱德华的人中有好几个隐藏的太子党,由于西蒙一派内讧很重,所以对爱德华看管很不力,甚至允许爱德华出门散心。这样太子党事先给爱德华买了匹好马,然后出行的时候居然提议赛马行乐。其他看守三心二意的同意了,于是爱德华骑上好马纵马狂奔,很快甩开看守,脱狱成功)。脱狱后的爱德华组织太子党招兵买马,很快就拉起来一支队伍。西蒙则此时发现因为自己的横行霸道,他已经是众叛亲离了。于是他不得已求助于威尔士的统治者小卢埃林。但是他本来是打出“皈依者狂热”招牌,自诩为英国贵族的榜样人物,结果情况落下风就去求助敌国,等于自打嘴巴,遭到很大鄙视。由于吃相实在是过于难看,他向威尔士借兵反而导致他这一党人进一步分裂。结果他的兵反而更少了。爱德华见状立即加大攻势,最后在伊夫舍姆(Battle of Evesham)以先虚张声势以吸引敌军,将敌人分为两部,然后出动机动部队将之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办法获得胜利,终结了第二次诸爵战争。诸爵战争的结束,标志着英国王权的恢复和国家秩序的重建,再建了王室的威望。所以在战后,亨利三世觉得有儿如此,死不恨矣。遂正式交权给爱德华。因此虽然此时爱德华还只是王太子,但是史学家大多以这次战役发生的1265年作为他为君的开始。

              开始治世的爱德华一世,其优缺点都逐渐显露出来——他和所有的金雀花君主一样,从来不会做仁君,甚至可能连为君之道都不擅长。比起做君王,他更像是一位纯粹的武士,治政从来不是他的长处,当一个大军阀已经是他的能力极限了。而且他这为人性格过刚,甚至有点走极端——他终生都把手腕狠辣,做事残酷看作是武人本分。因此毫不忌惮于使用残暴手段。他在击败西蒙后下令将西蒙分尸,将其睾丸被割掉,挂在鼻子两侧后公开展览。其手脚则砍掉,派出使者带着尸块到不同地方巡游以儆效尤。虽然说这是一种简单直观的宣传方法,但也暴露了他的暴烈脾气和残忍个性。同时代的人曾评价他说是:像狮子一样骄傲,像豹子一样好斗,像芳香油膏一样甜美”,因为“他的骄傲和凶猛像狮子;他的反复无常和生性易变却像豹子,从不信守诺言,用甜言蜜语为自己开脱。”同时,同样作为武人的本分,他极其喜欢战争。以至于他在1265年平叛完成后,立即就响应了教会的号召,率英军参与了第九次十字军。本来十字军可以期望获得伊尔汗国的支持,但伊尔汗国因为参与了蒙古内战,被察合台汗国束缚住了手脚,所以导致爱德华的英系十字军虽然击败了马木留克朝的军队,但却无法取得更多成果。无力进取的爱德华一世随后又遭到了史上著名的刺杀——拜伯尔斯请“山中老人”萨巴赫出马,派了个刺客持毒刃来行刺爱德华,爱德华空手入白刃,成功反杀刺客。从此英语字典中多了“assassin”这个词,而爱德华虽然干掉了刺客,自己也受伤中毒。多亏自己媳妇给力,带头吮毒,爱德华才幸免于难。但身体情况已经不能允许他继续呆在东方了,于是他只能回国,第九次十字军也就此落幕。1272年,亨利三世薨,爱德华一世归国奔丧,由于他去过圣地,有巡礼者头衔,而且战绩也确实显赫,所以毫无障碍的加冕为新王。

              登基称王的爱德华一世并没有改掉他的军阀脾气。而恰巧的是时代还恰好给了他不用改的机会——由于亨利三世的愚蠢治政引爆了英国的内乱,导致周边被英格兰压制的势力都趁着英国的内乱开始恢复自己的实力,这导致英格兰国防形势的恶化,此时除了英国国内蠢蠢欲动的内乱势力,昔日半独立的威尔士地区也借助英格兰的内乱开始争取独立地位,在小卢埃林的率领下,威尔士人连续挫败英军,获得了极大地独立性。而苏格兰也同时开始对英格兰阳奉阴违,打算摆脱英格兰的影响。所以此时英格兰非常需要一位强悍的武士国王来对抗各种内外敌人。而这个位置实在是太适合爱德华一世了。而且爱德华一世虽然做不得仁君,但称为明君还是配得上的。因为虽然他脾气酷烈,但头脑清楚,对自己和人生的目标都有很深刻的认识。他知道自己做不来仁君,于是干脆把行政这件事丢给国会去做。所以在他执政时期虽然英国国会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而且几个政治理论基础文件也都被认定为反动宣传材料遭到废黜。但一方面其形式性得以保留,而另一方面其代表性反而增大。因为爱德华一世为了打击他的内敌传统英系贵族,他反而利用国会的广泛性,主动拉拢下层人士,将他们拉入国会跟贵族阶层斗,进而压制贵族阶层。爱德华一世治政时期是英国下院的形成期,在王权的支持下,以低阶骑士、新兴豪商和下层教士为代表的英格兰底层阶级获得了参知政事,或者至少是话语权力的极大增长。英国下院遂开始形成,并在日后演变成英国两院制。通过引入下层人士参知政事,贵族的势力开始受到抑制,无形中加强了作为天然的中人的王室的地位。通过做中,君主的地位得到了加强,而且爱德华一世作为一个大军阀式的君主,一直是以荡平外寇,国威远扬为己任的。所以上任后他就雄心勃勃的准备拿外敌开练。这时候爱德华一世发现了国会的好处——国会虽然在他看来虽然是个作奸犯科者的巢穴,但至少名义上是代表全国的。如果国会定下来某件事情,这件事在全国推行就合理合法,反对国会决议的就是国贼,人人可诛之。于是爱德华一世经过琢磨后,在英国首开了“众筹战争”模式。英国的军国主义传统由此诞生。

              “众筹战争”在英国乃至欧洲,都是有着开天辟地头一遭的。在这个模式之前,传统的欧洲封建战争的特点是非常频繁,可以说甚至没一天不战,但是烈度却比较有限。因为那个时候的战争很多是依赖封臣对于宗主尽军事义务来组织军队和打仗。但是这种军事义务大多有明文规定日期限制(一般是一个月到四十天),到期之后如果宗主要继续战争,封臣就不再是封臣,而变成了宗主的雇佣兵,宗主要对封臣军队的吃喝拉撒付钱。由于中世纪欧洲国家政治普遍不统一,不能实行国家级的财政政策,所以宗主往往到期就选择停战了,以免打一场自己和敌人同时破产的战争。而爱德华一世首开的众筹战争模式是公开开大会,他在会上直接和封臣们谈条件订合同,相约出资多少,如果打赢回报多少,他以此来筹措军费和动员国家进行战争。这种做法非常高明。因为第一:开国会是全国范围的,而且大家出资后均是公款。在这之前国家财政这个词,其实只是指王室家族自己的财政,但是这次全国上下都出了公款,就变相的让国家财政名副其实了。这样王室的财政真正的向国家财政过渡。而国家财政的建立,为日后英国国家统一的事业起了个好头。第二:这种大会公开讲目标,直接谈投资回报率,都是明码标价公开买卖。人人在众人面前压上信誉,不但过后很难反口。打仗时也不得不出工出力,因为如果不出力被人参一本,国家可以合理合法的削减甚至不给予对应的回报。等于出力还白玩,所以这种带有军事民主色彩的公开决议,初步建立了国家早期的财政纪律和军事纪律。并为日后锻造严格的财政和军事纪律奠定了基础,而严格的财政和军事纪律,是英国日后腾飞的基石,也是日后英国国家政治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这种众筹开战,投资回报率是等比的,下的本越大,一旦成功,捞的也就越多。为了保本,打仗也愿意动脑出力。这就比起封臣尽军事义务上更有积极性,在动员能力上远大于旧式的封建军队,而且为了项目成功,参与者脑筋普遍比较活络,观念也可以开明,如果国家军政制度里有不利于战斗力发挥的限制,为了项目成功,上下也都有改革的动力。所以很容易推进军事技术和军政体制的变革,进而能组织起一只虎狼之师。现代英国的种种尚武传统,也就是从这里诞生的。而且这种众筹开战的做法解决了传统封建军队的一大问题——不能进行时间较长的战争。因为公开谈项目,所以回报时间也可以谈。这样就避免了旧式领主和封臣之间较为传统的,依靠封建义务来进行有时限的战斗的做法。而改为通过契约和协议来进行较长时间的战争。这种办法组成的军队,虽然不如公民军或者人民军队,因此仍不能打近现代性的长期战争,但对于早期的封建制军队来说,也已经有极大地的优势。甚至可以说这个模式之前的封建军队,只能被认为是一群能够打一场战役的家丁。而这个模式之后的封建军队,是真正能够进行一场战争的军队,能进行战争的军队对只能进行战斗的军队,自然有着碾压优势。

              看到了种种好处的爱德华一世在琢磨出来这个模式后,立即开始利用国会来推行他的政策,这就是著名的1295年的“模范国会”(Model Parliament)。得益于他在召开模范国会之前就打出来的好成绩——爱德华一世在开会前已经部署人马打击威尔士的小卢埃林。尽管小卢埃林顽强抵抗,但爱德华一世采用步步为营的战士来进逼威尔士人,他先在威尔士大规模建设石质城堡为代表的军事据点,再通过堡垒联营的战术来压缩威尔士人的活动空间,最后进而将其歼灭。(所以成4说他“筑众多城塞”。爱德华一世建立的这些石质城堡很多都保留了下来,现在也是英国本土著名的景点。而依靠这些堡垒而衍生的城市,也因此成为威尔士主要的城镇)。小卢埃林虽然借助英格兰的内乱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但其军队本质还是游击队,而且威尔士只是一隅之地,且英军一直没有丧失对于主要交通线的控制,所以一旦英格兰再次强大起来,像威尔士这样的小地方是顶不住堡垒联营的。因此在稳扎稳打数年后,爱德华一世终于击败威尔士,并凭借极为巧妙,甚至是赌博的方法在法理上确定了英格兰对威尔士的吞并,(一个梗是这么说的:说威尔士人被击败后拒绝屈服,于是提出除非爱德华能派出一个生于威尔士,出身贵族,既不说英语也不说法语,而且道德纯洁无瑕的人来统治。否则威尔士绝不受英格兰吞并,而爱德华一世立即爽快答应。一年后埃莉诺王后在威尔士顺利生下王太子,因为王太子是贵族,生在威尔士,婴儿没有道德问题,也不会说任何语言,所以正好满足了威尔士人提出的全部要求,因此威尔士人只能愿赌服输,从此接受英国统治,后世英国王太子尊位——威尔士亲王也就此诞生)。因此爱德华一世跑到国会上讲话,立项谈条件的时候,在场的投资人对他这个绩优股要上市是一呼百应,这场成功的“模范”的“IPO大会”开完后爱德华就拿到了天使轮投资来支持他提出的这个“上市项目”——征服苏格兰。

              亨利三世朝的内讧增加了苏格兰和威尔士这两个英格兰传统对手的实力,但论利用有利形势增强自己这个方面上,苏格兰远不如威尔士——小卢埃林只是国家太小,所以英雄气短(就这样还依然扛了10年)。而苏格兰的亚历山大三世则是看不清楚形势,为了争夺一些岛屿地盘,他跟挪威的哈康大帝干了一仗,虽然击败了挪威军队,但对挪威的军事行动牵扯了他的精力,让他没办法好好利用英格兰的内讧。于是在爱德华一世上任后,亚历山大三世也只能看着爱德华征伐威尔士,而他还有内宅不宁的问题——他没儿子,只有个来自挪威的外孙女。于是他一方面想办法娶新媳妇以搞个儿子出来,另一方面又搞了一大堆复杂的文件来保障王位在他本家里传承。他的操作过于复杂,不同文件之间还相互矛盾,结果把他给坑了——他死后他老婆的遗腹子是死胎,而他的外孙女想要凭借法律关系继承,结果却在坐船的时候吃坏肚子腹泻致死,苏格兰王国王统断绝的结果是导致争权夺利的全面爆发,和王室有姻亲关系的多达14家,而且家家都想夺得王冠,于是乎苏格兰的全面内乱立即爆发,这样战略优势就从苏格兰转到了英格兰一边。

              此时虽然爱德华还在镇压威尔士,但作为一代明君的他可不想这样放弃这一千载良机。于是他就开始积极介入苏格兰的内讧中。不过此时他实在抽不出人来进攻苏格兰,于是他就来了个拉大旗作虎皮,靠诈唬来骗苏格兰人。亚历山大三世是爱德华的妹夫,所以他通过婚姻收嫁妆,在英格兰是有自己的地产的。爱德华瞧不上这个妹夫,妹妹死后他心里就琢磨怎么笑纳妹妹的地产。征伐苏格兰的心也就此萌生,而亚历山大三世此时也正着急生儿子,同时大搞各种法律连环套,没精神头跟爱德华争来夺去,于是爱德华在得知自己有了儿子后就设了个套,他和亚历山大三世谈判,提出让自己儿子和亚历山大三世那个挪威外孙女联姻。这样万一亚历山大三世实在没儿子,他的三岁的外孙女就是苏格兰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王。这样年幼的女主继位,闹出来乱子是板上钉钉的。所以爱德华承诺到时可以让女王借英格兰的兵镇压不服管的反叛分子。亚历山大三世看出爱德华有谋苏格兰的心,但是他此时病急乱投医,于是他在同意有个保险条件的情况下——即便是女主继位,苏格兰和英格兰也得并行两套王统——签了这个《伯尔格姆条约》(Treaty of Birgham)。条约授予了爱德华三世“苏格兰的保护者”的头衔,尽管这是个空头衔,但是爱德华想要的大旗和地产到手了——女方家出嫁妆,把亚历山大三世在英格兰的地产作为嫁妆给了爱德华的儿子,同时爱德华从法理上得到了干预苏格兰的内政事务的合适借口。亚历山大三世不是不知道这么做的坏处,但一方面他不信自己家会真的这么倒霉,另一方面他也找了个外援——法王腓力四世。这位法国的铁王和其他的卡佩家的国王一样,终生以削藩为志向,而金雀花王朝这个法国最大的藩,一直就是卡佩家族要干掉的头号大敌。做了这番安排的亚历山大三世就放心大胆的去玩他的法律连环套,结果他死后,他的一系列安排连续玩脱——他是真的就这么倒霉,一个儿子没有,外孙女还死了。然后法律连环套把国家给坑了——圈套圈式的法律安排给了大堆野心家谋朝篡位的借口,包括他的亲家爱德华。爱德华听说妹夫死翘后就挥舞着条约,大喊说亲家同意出了事的话让我做中,你们苏格兰贵族们不能无视先王遗愿。而此时苏格兰贵族圈里争权夺利的各路诸侯中最强的两家是巴里奥尔和布鲁斯两家族。而此时巴里奥尔家正在走下风——论血缘亲疏他不如布鲁斯家近,所以此时布鲁斯家理论上掌握在苏格兰的权柄,并以此口实到处镇压反叛——就像爱德华预料的一样,苏格兰不可能接受一位幼年女主,所以叛乱蜂起,整个国家实际已经陷入内战状态。随着挪威小公主腹泻致死,苏格兰的内乱有增无减,已经到了各家贵族自建坞堡,各村联保据守的态势。实在不能忍受的贵族为免全面内战,就在巴里奥尔家的带头下,听了爱德华一世收买的苏格兰长老会的提议,同意接受爱德华一世的做中。于是爱德华一世赶紧从威尔士战线抽出一支兵马,武装北上做中。1291年,爱德华一世抵苏格兰,自命中人的他先不着急做中,而是拿着昔日的条约大谈条件,要求苏格兰恢复过去对英格兰的臣属地位。而这时候他发现自己这个素来看不上的妹夫不是那么没本事——亚历山大三世是一位杰出的讼师,他敢搞法律圈套圈,自然在文件上处处留心。他在条约里措辞字斟句酌,所以很容易就让苏格兰贵族们找到借口抵制爱德华的提议。爱德华一看讲法律不行就搞串联,他直接提出要么做中要么内战,然后派说客去游说各家诸侯。最后迫使大部分不愿内战的苏格兰贵族以个人身份宣布成为英格兰的封臣,于是最后双方妥协,爱德华一世顺利做中,判了巴里奥尔家继承王位。苏格兰的巴里奥尔王朝就此建立。但是这个王朝也因此烙上了傀儡的烙印,这就注定了它的命运。

              做中成功的爱德华一世,通过成为苏格兰贵族们的宗主,获得了对苏格兰国政的干涉权力,本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原则,他马上就进一步以宗主的身份开始谋夺苏格兰,于是中世纪常见的各种宗主谋夺封臣财货地产的骚操作就新鲜出炉了。同时爱德华一世开始用激将法,变着招的侮辱巴里奥尔,因为苏格兰贵族向爱德华效忠是以个人身份或单一领地的身份宣誓,并不是苏格兰王国整个向英格兰臣服了。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单一封臣双重效忠的局面,而爱德华对此再熟悉不过——这正是英法当时的局面,而这种局面曾给英国带来了多大的被动,历代英王都是心里有本账的。相似的局面但角色地位相反,所以爱德华就用了和法国王室谋取英国大陆领地一样的路数来对付苏格兰。但这个套路在英吉利海峡两边太流行了,所以巴里奥尔也懂这套路,他选择一面当缩头龟,一面让人去鼓动法王来跟英格兰开撕,而卡佩王室非常愿意这么干,所以为了制约英国,法国开始动员兵马蚕食英国的大陆领地。在法军的不断进攻下,军队被造反的威尔士人困住的英格兰立即感觉有点顶不住。面对两边压力的爱德华一世必须想办法还手。于是他先找自己的盟友——就像苏格兰有盟友一样,英格兰也有自己的盟友——佛兰德斯诸城市正在跟他们的新宗主法王闹别扭。于是爱德华一世先想招弄点人马去加斯科涅,然后一边想办法支持自己的佛兰德斯盟友造法国的反,一边到处派人游说停战。在教廷的做中下,爱德华一世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时间,他决定要加紧搞定苏格兰。于是在1293年左右他直截了当和巴里奥尔摊牌,要求吞并苏格兰王国。巴里奥尔当然不干,派人通知法王腓力四世,于是腓力四世立即加码,终于攻下了英属大陆领地的核心区加斯科涅。丢了加斯科涅的爱德华一世顿感危机,他急需筹集钱粮兵马摆平外敌。所以他筹划好上市项目后,就召开了1295年的模范国会,向各位大主教、主教、修士团长、贵族和豪商组成的四百多名代表游说筹钱,这场IPO大会开的非常成功,参与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很快组织起来一只兵马。拿到钱的爱德华一世立即开始向投资人兑现承诺,7月,他宣布正式吞并苏格兰,要求苏格兰为英格兰反对法国的军事行动出资。巴里奥尔这样没法再当缩头龟了,只能撕破脸皮直接开战。1296年,邓巴战役(Battle of Dunbar)爆发。由于巴里奥尔背了苏奸罪名,他又是爱德华做中当上的国王,所以普遍被看做是双料叛徒。因而不受任何人待见,除了自己的一点人马外他动员不起来苏格兰的任何人。而他这点人马在英格兰的重甲骑士和弓骑兵面前就是被吊打,两军见面走了一个回合他就垮了。于是6月爱德华一世率领英军抵达爱丁堡,将巴里奥尔一党人全部抓起来蹲大牢,然后宣布英格兰王国正式吞并苏格兰,并在贝里科组建了殖民政府,随后带着包括苏格兰的国宝斯昆石在内的一批财货凯旋而归。

              消灭巴里奥尔王朝是“众筹战争”模式的第一次大胜,尽管对手实在是弱的可以,但也展示了这种模式的先进性,为之后英国军国主义传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参股的各位股东获得的回报也很可观,可以说对英格兰是一次完美的战争。但对于作为君主的爱德华来说,这个回报并不令人满意。作为开疆扩土的国君,爱德华一世成功获得了名望,英格兰王室的权威也随之恢复,他成为金雀花王朝的又一位实权君主。但金雀花王朝的君主基本都不会治政,所以他成为实权君主不等于他能用政策巩固他的权力。军事成功给他带来了权威,而他只会用更多的军事成功来巩固它。他的对手巴里奥尔王朝和它君主的绰号一样,只不过是一件“空大衣”。因为苏格兰王国本来就很贫瘠,爱德华打倒这个君主又只是苏格兰政坛中的一股没落的势力,所以他在这次战争中在财货上所得很少,因此只能通过建立殖民政府,用土地来满足投资者们要求的回报。这时“众筹战争”模式的第一个主要弱点就显示出来——这种战争模式要求快速且直白的回报,所以封建战争中常见的“胜负双方均破产”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纠正。越战越穷的情况不但存在,而且随着投机资本大力进入这种战争模式后,回报额度越发不可控。事实上爱德华获得了苏格兰国库的财货后很快就把它花完了,因为他一方面欠了外国投资人的债务,拿了苏格兰的财物后要还债,另一方面是他和法国的昂贵的战争依然在继续。尽管腓力四世和他签了和约,并在他的吸引下调头去对付佛兰德斯。但依然保持着对加斯科涅为主的英国大陆领地的军事压力。和法国的军备竞赛和佛兰德斯起义军的开支都需要英国掏钱,而穷的荡气回肠的苏格兰国库没办法给爱德华带来太多钱。因此他不得不想办法继续弄钱。他首先想起他昔日政敌西蒙开过的恶劣先例——赶走犹太人,于是他先通过宰犹太肥羊弄了一些钱应付一下,然后他开征羊毛关税,开国会征收地产税,向意大利银行家借贷来弄钱。最后为了搞钱他甚至在1293年把脑筋打到了英格兰教会身上,要求英格兰教会捐献,为此还跟教廷大吵一架。最后英格兰教会同意在不设限的前提下捐资,通过以上种种手段,爱德华总算是将财政问题糊弄了过去,但是糊弄没多久就裱糊不了了,因为“众筹战争”模式的第二个主要弱点爆发出来——这种模式因为要求回报是普遍性的,所以急着发财的参与者们人数很多,他们为了见利益,普遍拒绝顿顿饱,基本都采用竭泽而渔一顿饱的做法。众筹战争模式在日后由于受益者扩大到下级兵士,导致回报不受控制,进而让军队彻底蜕变为强盗团,而抢掠也成了战争的主要目的。但在爱德华一世时期由于参与者还大多是国会的议员老爷们,不至于为抢参军,但获得了封地的他们马上就开始对新征服的地区横征暴敛敲骨吸髓,贝里科政府本来就是一个殖民政府,而着急要钱的议员老爷们很快就把它变成了殖民政府中最糟的一种。残酷而彻底的聚敛逼反了苏格兰的老百姓,让他们很快团结在以威廉-华莱士为代表的各路苏格兰游击队中。随着华莱士的崛起,贝里科政府的控制能力日益糟糕。而此时爱德华一世虽然裱糊了财政问题,但对法战略带来的压力,特别是佛兰德斯诸城市为了对抗法军而向他要支援的要求仍然消耗着英格兰的国库,这个问题到1297年时达到了一个高峰。导致一批贵族要求爱德华一世停止征税,并承诺不带领他们的扈从前往佛兰德斯地区对抗法军。因此爱德华一世只能带着自己的亲信部队去佛兰德斯给佛兰德斯诸城站台。

              不过就在他离开之后事情有了转机——9月11日华莱士率领苏格兰抵抗军在斯特灵桥大败英军,贝里科殖民政府丧失了全部的野战部队,迅速崩溃。胜利的华莱士开始率领苏格兰人反扑英格兰,连续击败英格兰的边军,甚至深入英格兰内陆地区,并且沿途把贝里科政府的残酷做法全部给英格兰人来了一遍。华莱士的做法让苏格兰人大出一口恶气,但也激起了英格兰人的恐惧。对复仇主义的畏惧驱动了英格兰策划反扑,并导致贵族们愿意和爱德华一世再谈谈。爱德华一世当然不能允许自己征伐苏格兰的武功化为流水,同时他见各路诸侯又愿意“尊王攘夷”。于是马上领人回来组织兵马。10月,爱德华一世在开完会后宣布签署了《宪章议定》(Confirmatio cartarum)和《林法宪章附件》(Charter of the Forest)。前者确定了《大宪章》仍然是一份英王需遵守的法律文件,后者则重新厘清了“森林”概念,给英格兰各阶层都让了利的同时(英国传统上森林菏泽地区都是王室的私产。但自亨利二世后,“森林”概念大规模扩大,乃至和森林沾边的土地也都被认为是林地,归王室所有。自这个宪章签署后,森林概念被严格限制,因此民间获得了对于不成林的地区和林木线的开发权。而且这个宪章也规定了从森林地区里获取燃料和土特产应被视为一种公益,这样小民只要缴纳税费,在获取这些资材的时候就不该再被贵族在中间吃拿卡要。贵族权力因此受到限制,所以这本宪章为后世英国的森林法和民权法都提供了法律上的参考范例,因此在英国史上有重要地位,被认为是《大宪章》诸附属文件中最重要的一份,现代我们熟知的对于产权保护的种种法律其实并不源自《大宪章》,而是源自大宪章下面的类似《林法宪章》这样的“附属文件”。说到底其实大宪章只是一个筐,而真正填满筐的,是许多份这样的文件),也说服了英格兰贵族们团结在他身边。于是众筹战争模式再次开启,很快英国就组织起来一支强兵。特别是著名的威尔士长弓兵的逐步加入,极大的增加了英军的火力。1298年,爱德华一世带着英军再次杀进苏格兰,并在福尔柯克战役中以先用长弓兵猛射,再以骑兵续冲的战术击败华莱士的军队。并最终扫平了华莱士派的抵抗军,顺利赢得了“打击苏格兰之锤”的尊号。一战封神。

              但爱德华一世的封神并没有修正他的性格缺陷,反而把他的性格缺陷神格化了。爱德华一世性格的阳面是一位伟大的,精于谋略的军人,而性格的暗面里则是一个残忍暴烈,心狠手辣的兵痞。他曾经有一次没忍住,对随从大发雷霆,竟然把随从给吓到自杀,他的毕生所爱埃莉诺王后生前时就很担忧他的脾气,因此努力约束他,所以之前的他还能忍忍,但在埃莉诺死后,斯人已逝的悲痛一直困扰着爱德华,这让他脾气更加易变,身上的光芒开始散去,而反复和残忍渐渐成为常态。他赢得福尔柯克战役胜利后,华莱士重操旧业,把残兵化整为零,继续以游击战术来攻击英军。一打就是好几年。在华莱士的游击作战下,爱德华一世的众筹军没办法应付,也不能安全的把战果兑现,虽然说官面上爱德华一世是兑现了众筹合同,所以股东们也不能对爱德华讲什么,但老是这样拖来拖去,收上来一点钱就流水价花,这让爱德华头痛不已。最后他决定用离间计,勾结现在已是苏格兰王位不二人选的布鲁斯家,以叛卖华莱士为代价扶植布鲁斯家上位。布鲁斯为了鸟位,叛卖华莱士给爱德华。爱德华抓住华莱士后大为欣喜,这时他性格的暗面发作。因为自己的身份和个性,所以爱德华素来看不上华莱士这样的小民出身的人,在他的观念里战争是贵族的事务,小民不过是随军的牲畜,任何反抗都是可怕的洪水猛兽。于是他立即下令要用最残酷的手段将其杀死,于是华莱士在经过走过场式的审讯后,惨遭虐杀分尸。他悲惨的结局激起了苏格兰的民族义愤。使得苏格兰人更不能接受英格兰的统治。民族义愤直接推动了布鲁斯的崛起。因为爱德华一世为了剿灭华莱士,在跟布鲁斯勾结的时候心里一着急,就真的让渡了很多重要权力给布鲁斯,在干掉华莱士之后他回过味来,开始琢磨怎么整布鲁斯。而布鲁斯对他的心思洞若观火,所以他一方面跟英格兰合作充当维持会,凭借爱德华给的权力以权谋私。另一面抓紧收编苏格兰反抗军的残部,借助华莱士被杀的义愤来团结苏格兰人,势力迅速壮大。爱德华见按下葫芦浮起瓢,赶紧让自己在苏格兰的总督科明(John Comyn III of Badenoch)想辙干掉布鲁斯,结果科明反被布鲁斯算计,中伏被杀。撕破脸的布鲁斯立即加冕,扯旗造反。这下众筹战争模式的第三个问题就暴露了出来——这种模式光顾着军事建设,没有政治建设。而且回报要求过多过滥导致只能使用暴力对付反抗,这样就很容易把中世纪常见的封建兼并战争搞成民族解放战争。而这种众筹模式不可能应付对抗民族解放战争的需求。所以爱德华一世组织人马开进苏格兰后,迅速陷入苏格兰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虽然英军依然能赢得大部分战斗的胜利,但是布鲁斯就犹如打不死的小强,次次都能卷土重来。爱德华此时因为身体江河日下,丧失了自控力,于是开始使用越加残暴的方法对付苏格兰的反抗——反抗者家庭中男眷被抓住就会被肢解,而女眷被抓住则剥光衣服关进笼子挂起来示众。这种兽行的结果就是激起来更大的反抗,反倒让布鲁斯的力量越战越强。被逐渐糜烂的局面困扰的爱德华越加狂躁,晚年的他以燥郁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甚至把自己的暴烈脾气被用在了教育后代上,最后导致自己儿子养出了龙阳之好,成了英格兰的绝代昏君。被狂躁遮掩了理智的爱德华身体越来越差,也越来越不能应付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1307年,布鲁斯在劳登山战役(Battle of Loudoun Hill)中再次击败瓦朗的英格兰殖民军。驻苏格兰的英军机动部队损失很大。爱德华见势头不好,拖着病体组织了兵马去支援瓦朗,但是走到半路他因为乱喝生水而患上了痢疾,最后在7月6日腹泻而死。

              爱德华一世的时代是将英格兰步入兴盛的时代,他作为金雀花王朝又一位极其能打的君主,在任内顺利敉平内乱诸侯,重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对外讨平威尔士,重挫苏格兰。基本奠定了英格兰在英伦三岛的绝对优势。他首创的众筹战争模式,在日后成为英国军国主义文化的先驱和精神源泉,也并推动了日后英国政治体制的形成。所以这让他成为英国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明君。但是他的过分鲜明的个性把他性格中好的坏的东西都放大了,并且随着他的武功而进一步被神化。他强悍尚武,精于谋略的性格为英格兰民族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如狐的狡诈,但他的残暴不仁和狭隘的种族阶层观也在英格兰人的民族性格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性格中的阳面会让英格兰在日后走上巅峰,而他性格中的暗面则注定了英格兰日后的命运。作为一位典型马基雅弗利式的,信奉宁要人畏莫要人爱的君主,他的风格和操作都成为日后英国对外政策的范例。所以他作为一位英格兰历史上甚具开创性的君主,永载史册。

          • 家园 重商主义在咱们国家没有基础

            你说的那些原因更是了。

            但是,今天大家不是被钱烧的嘛。所以羡慕嫉妒恨。

            当然了,了解这种思路也有利于了解西方的发展历史脉络,作出针对性应对改善吧。

            荷兰的商业立国模式也算比较强烈的。

            教皇国还是有自己的军队的啊?米兰斯福扎家族也算有自己的军队了。

            当然,当时愿意使用雇佣军,尤其是瑞士雇佣军的势力集团确实也不少。

            斯福扎由军队而成为军阀,也算是有意思,有点类似马木留克了。

            就这样,意大利统一后还参加了八国联军,也是牛了。

            • 家园 给商人权力的后果是啥呢 -- 有补充

              鬼子的田沼意次提高商人地位,结果天明大饥荒的时候这些商人囤积粮食不救灾,饿死无数。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
              家园 农耕时代商人的短视和逐利本性决定了他们不能成为国家领导层 -- 补充帖

              否则他们只会利用国家权力为自己牟取好处,这点王莽深有体会。

              • 家园 英国 剧本3 苍狼的末裔2

                斯科脱史:这位是英国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早期的英国哲学家、教育家 邓斯·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中文古典翻译叫董思高)。

                英国经院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司各脱系经院哲学的开山祖师。由于为人生平几乎无传记可考,所以只能依靠他的作品和第三方记录来推断他的生涯。从姓名可以得知他生于苏格兰的邓斯镇,早年生平已不能考证,第一次出现的正式的记录时是他在英格兰的北安普顿的圣安德鲁斯教堂里当了神甫。由于正式神甫授职要求获选者至少也要25岁,而且当时惯例是都是事先申请获批,然后熬日子,等岁数一到即授职。所以一般推论他生于1265年左右。由于这家教堂是方济各会的堂口,而且他叔叔埃利亚斯是方济各会苏格兰分会的总务,所以司各脱是在方济各会学的神学,后来也当了会士。后来他就作为会士到处游学。大概在1300年左右他是方济各会英国分部的高阶会士,在牛津大学神学院当了句法学讲师,并研究神学理论,在哪里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个著作集《牛津论丛》(Ordinatio or Opus Oxoniense)。司各脱一生作品很多,但作品风格和格式大多是发帖搞论战式的,所以后来史学者研究它的时候大多使用他作品的结集。接下来司各脱申请当忏悔神甫没通过,但方济各会英国分部的地区总务决定让他当外派留学生去巴黎大学搞学术。他到了巴黎后,顺利当上了巴黎大学神学系的句法学讲师。他一生主要的学术著作,例如《巴黎论丛》(Collationes parisienses)和《问题论丛》(Quaestiones Quodlibetales)等都是他在巴黎大学时期成稿并发表的。1302年法国发生了著名的阿维农教廷事件,法王腓力四世派人掳劫教宗卜尼法斯八世。这时巴黎大学神学系里一批人对这件事表示反对,结果遭到清算。司各脱也是其中之一,被巴黎大学辞退。尽管他后来又在巴黎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的教职,但已经被边缘化,或至少是不愿意在巴黎大学呆着,而是积极在方济各会系统里谋求别的职务。在1307年左右他终于谋到方济各会科隆分部的职位,于是他去了科隆,但仅干了一年左右即因意外去世。

                就以职务和职称而言,司各脱在当时的经院哲学家里面只能算无名后辈,但可能正因为如此,他反而在哲学思想上更为激进,这为他成功的挣到了重要的历史地位。他是唯名论经院哲学(nominalism)的“大成至圣先师”。唯名论这种理论尽管是唯心主义的,但已经可以理解为雏形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它属于使用唯心主义方法论来推导,反而推出了含有片面的唯物主义解释的一种哲学理论。要理解这种思想就必须说说经院哲学。由于中文世界里长期对欧洲经院哲学的理解不够深刻,所以在通识教育中普遍将其定性为“烦琐哲学”或者某种无用的,如“研究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的幻想。这种定性不能说错误,但委实片面。经院哲学的历史意义其实要比通识教育里面的观点要大。如要类比中国历史的话,更贴近的是禅宗的“旗动、风动、心动”和“子非鱼,子非我”等名场面。以笔者的粗浅理解,它更像是一个从唯心主义世界观出发,通过哲学讨论而开发各种方法论的过程。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世界观对应物质,方法论对应意识。如果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那么方法论是可以反作用于世界观的。但这里有一个简化的前提,即方法论是会立即反作用于世界观上的,但现实情况往往是方法论虽然最终是会反作用于世界观上,但这个过程往往不会是即时生效的。更常见的一种可能是方法论在最终反作用于世界观之前,会通过哲学讨论而进行推导和演化。好比实际做产品之前总是要几个方案相互比较,计算其合理性和可行性。毫无疑问这些计算和比较都是智力上的,而不是体力上的。但不能说因为它不是靠体力,靠手付诸实际, 它就是“繁琐的”和无用的幻想。所以经院哲学就以本质上来说无疑是唯心主义大发觉,但在实操中它确实通过智力的博弈和逻辑推理,成功开发出来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思想上的方法论工具。而司各脱是这些开发者中的佼佼者。

                自阿奎那开创经院哲学之后,到司各脱的年代时,宗教哲学的两大前提——前定和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需要新理论来进行解释的地步,当时这两大前提的拥簇,通过著名的“名实本质”论战来交锋。“名实本质”论战讨论的是意识和物质的相互关系。因为如果意识可以独立于物质存在,那么就很难说有“前定”可言。因为灭亡也是前定的一部分。而如果意识需要附着于物质,那么很显然前定更能说得通,因为既然前定了,物质是前定的,精神附着于物质,所以精神也应该是前定的。经院哲学的学者们的探讨,导致了以唯名论和实在论(essentialism)为代表的新经院哲学派系的诞生。其中实在论更唯心,认为精神是独立于物质实体的,主张“人在即是人在,人死绝了,人也在”。而唯名论则偏唯物,虽然认为是虽然有差异,即“人人迥异,天下无人可谓之共人”,但精神和物质是共生,不是各自独立的,即“人在,则人存,人灭,则人亡”。在这个基础上,司各脱更是大胆的提出“物质有灵论”,即既然物质和意识是共生的,那么从理论上讲,物质是可以具备思维能力的。因为既然神是万能的,只要神想要,那么神当然可以创造出有灵魂,可以思考的物质。不然神就不是万能的。既然神可以创造这种物质,不管创造了与否,至少说明物质和意识是平等的,甚至可以认为要么意识就是物质创造的,要么物质不过是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这就已经非常有唯物主义色彩了。所以马克思非常欣赏司各脱,他评论道“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的天生的产儿,大不列颠的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就曾经问过自己:物质能不能思维?为了使这种奇迹能够实现,他求助于上帝的万能,即迫使神学本身来宣扬唯物主义”。

                不过尽管司各脱的理论是有一些唯物主义成分的,他本质上还是一个修经院哲学的神学家,他的唯心主义理论尽管用了唯物主义成分,但本质还是唯心主义神学思考。他的激进中是包含有为了搞论战,所以大书狂悖言论的成分在的。但是他的这套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工具,已经有足够的历史震撼性。司各脱系经院哲学认为上帝是不可知的,它只是一切的起因,但具体的做法和行为,都是不可解的。正因为不可解,所以神学不是哲学。神学只是通过信仰的方法和手段来表达情感,它不应也不用有理性思考存在。理性思考是属于哲学领域的。司各脱说“如果我们要用理性思考上帝,那就会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对于上帝,不能思考,只能是相信,我们可以根据圣经和教会的权威信仰它们,也可以发自内心的信仰和热爱。一个定理在哲学看来是真的,但在神学看来就可能是假的。关键是,反之亦然。神学认为神迹,在哲学看来也是假的。这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讨论的完全是两回事。根据哲学,我们是不可能认识上帝。但根据神学,我们可以信仰上帝、爱上帝。”这样,司各脱就等于把神学从一套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术,变成了纯粹方法论的学术。 这是经院哲学方法论开发历程中里程碑级别的壮举,因为在司各脱将神学变为一种基于非理性的,纯感情的,方法论式的学术后,等于给其他种类的世界观思考开放了大门。因为既然神学可以和哲学分离,那么科学也可以和哲学分离出来,再进一步,自然科学可以细分为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工学、农学……然后社会科学也可与自然科学分离,文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艺术学……,这样文艺复兴思想解放的潮流就有了一件趁手的理论武器。这就是为什么这位神学家会被后世推崇备至,最后拿到了在成4里出场的资格。后人在研究了他的理论后,送给了他“灵巧博士(Doctor Subtilis)的尊称。现在司各脱的哲学理论依然大大的影响着现实。甚至可以称其为当代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真正统治性的思想理论。这种理论本质是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上搞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这一方面使得它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分离开,另一方面让它认定价值理性是不可知、不可测和不受反馈的。而唯一可知、可测和可受反馈的只有工具理性。这在一方面为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的现实功利主义传统提供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则为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社会中众多的 “靠魔法打败魔法”的做法奠定了舞台。因为这种单纯考虑工具理性,即只要方法起作用,它就是正义的思路一旦走火入魔,很容易就会蜕变为“砍头,乃治疗头痛最有效,最节省之法”。而且很容易在论辩中出现“你别说人怎么样,就说头痛治没治好吧!”这类似是而非的诡辩。各种奸奇风格的诡辩术极易借此方便之门进入世界。所以司各脱派经院哲学其实是当代种种魔幻现实主义思想的根基。今天我们看到的种种流行于西方的,困扰着人类的荒诞无稽的错误观念,其实都是从这里来的。

                华莱士:这就是苏格兰传奇英雄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这里吐个槽,话说成4的翻译人员是机械吗?英镑破了英国远征军是什么鬼?Pound这个词在这里是“圆”的意思,它是一个特指词,指的是著名的苏格兰步兵环形方阵(现在已经采用苏格兰的称谓Schiltron,不再用pound了)。看到pound就是英镑,荒腔走板。

                苏格兰独立战争的领袖之一,不过其经历多见于传奇故事,真正的史料现存不多。这是因为首先他出身低微,中世纪的苏格兰是一个很贫穷落后的国家,贵族权力强盛,门第观念盛行,所以文字记载非常缺乏,其次是后来胜利者英格兰刻意抹除“反叛者”的痕迹,对他的历史资料进行了破坏,所以考证非常困难。最后是因为他在苏格兰的权力斗争中站错了队。所以后来的苏格兰君主只愿意让他成为一个民间传奇,而不愿意讲他的真实历史。由于民间口口相传,谬误很多,让他的故事和苏格兰独立战争中的人和事混杂了起来。比如好莱坞改编了他的事迹,拍成大片《勇敢的心》。这个“勇敢的心”其实来源于另一个苏格兰民间传说,而这个传说的主角乃是他的敌人罗伯特-布鲁斯。好莱坞直接把这俩强捏起来拍片了。

                1270年左右生于苏格兰的艾尔德斯莱(Elderslie),早年生涯不详,但可确认出身寒微,家中可能是佃农或者下级贵族。不过下级贵族说比较靠谱,因为他是家中次子出身,所以谋碗饭吃就得靠文武本事,他想进教会未成,遂练了一身武艺。这都是小贵族才有的常态。

                苏格兰人是凯尔特人的后裔,英格兰人是盎格鲁-萨克森人的后裔。凯尔特人最早在英国定居,相当于土著。450年左右,罗马帝国崩溃,罗马人撤离英国,盎格鲁-萨克森人才从欧洲大陆来到英国,把凯尔特人赶到不列颠岛的多山的北部和西部。由于山多林密阻挡了盎格鲁-萨克森人的征服脚步,苏格兰王国得以幸存下来。13世纪大部分时期,这两国之间名义上英格兰是宗主国,但实际上是各自独立发展、苏格兰一时间还与英格兰并驾齐驱。但是13世纪末苏格兰开始逐渐落后,因为苏格兰虽然和英格兰一样是一个等级分明,贵族权势强盛的社会,但苏格兰既缺乏明君圣主,其山地民族的特性导致它也不像英格兰一样通过参与十字军运动可以接触引进外界的先进事物。所以其经济非常落后,连下级贵族都跟农民区别不大。1286年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意外身亡,导致苏格兰邓肯王朝绝嗣。于是苏格兰陷入贵族内讧,强盛大族争相夺取坐在斯昆石上的权力(苏格兰国王加冕时需要坐在一块名叫斯昆石的神石上)。这时在13个争夺者中有两个大族最有可能夺位——巴里奥尔家(Clan Balliol)和布鲁斯家(Clan Bruce)。由于贵族无底线的争位斗争导致苏格兰有陷入全面内战的危险,于是苏格兰长老会决定请一位外国君主当裁判员,来判定王位的归属,在英格兰间谍的操纵下,长老会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请英王爱德华一世来做裁判员。爱德华一世立即借机介入苏格兰内政,他通过选择巴里奥尔家族为王的办法迫使其卖国,顺利干涉苏格兰内政成功,将苏格兰再次变为英国封臣,随后又借口苏格兰和法国联盟,宣布将其吞并。苏格兰贵族发起反抗,被爱德华一世在贝里科战役(Sack of Berwick)和邓巴战役(Battle of Dunbar)中击败,国家实际陷入灭亡。但是部分苏格兰人决定像先祖一样继续在山中打游击,而华莱士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由于和英军有杀妻之仇,所以拉起自家的几个宗族兄弟进入山中继续抵抗英军。英格兰对于苏格兰国家事务的长年干涉和对不同族的苏格兰人历来的歧视和杀掠,让苏格兰人有着历史和现实支持的国仇家恨,反抗之心如秋天干柴,只待一个火星。华莱士之前其实就已经有一些苏格兰义军在坚持抵抗英格兰人。但是华莱士是这些义军中最先打出名号的。

                1297年,华莱士率领部队在拉纳克(Action at Lanark)伏击英军成功,斩英军二百余。这场战斗虽然不大,但是这次胜利为苏格兰人的民族解放事业燃起了希望,许多好汉慕名来投,让原来只有百余人的华莱士的队伍迅速壮大至三千余人。有了足够兵力的华莱士军开始拔除英军留在苏格兰的据点,连战连捷,消息传出后起义烽火迅速烧编苏格兰,英军则全力镇压。1297年,华莱士和另外一名起义领袖默里合兵一处,准备夺取关键的战略据点斯特灵。这里是英军北进苏格兰重要的关口。英军统帅约翰-德-瓦朗要力保此地,遂率军接战。华莱士在战斗中采用了苏格兰环形阵来迎击英军。中世纪的苏格兰由于国家中央权力虚弱,没有产生多少像英格兰那样的明君强主,所以国家政策混乱,经济模式落后,养不起骑兵,传统上是个步兵国家。而自诺曼征服英格兰之后,步兵在重甲骑士面前基本就是被砍的菜,因此苏格兰人老被英格兰的法式重甲骑士们吊打,惨遭多年殴打的苏格兰人就一直在琢磨如何对付英格兰的重甲骑士。因此苏格兰步兵一方面其武器非常重视破甲和斩马的能力(比如著名的苏格兰阔剑)。另一方面战法也强调步兵应该有能力抵抗重甲骑士的猛冲,因此苏格兰人创造了环形方阵,苏格兰环形方阵注重发挥地形优势,它以若干长枪兵为一组,并常携带有制作简易的尖木桩,一旦遇敌骑兵则让各组长枪兵背靠背,分多排站立,枪尖朝外,第一排长枪兵跪地,第二排长枪兵将长枪搭在第一排的头上或肩膀上,时间允许的话还要在阵前部署尖木桩作为拒马,以形成一个攻防皆利的环形作战单位,这种阵型很像古罗马的龟甲阵,非常适合对抗重甲骑士的冲击,但缺点是对弓箭几乎没什么用,一旦对方部署大量弓弩兵就被吃定了。华莱士就是使用这种战阵的高手。他在斯特灵城旁边的福斯河上的大桥一侧展开部队,瓦朗轻视华莱士军的力量,认为他们是土民骚动,待铁骑一到即可粉碎之。遂率军越过斯特灵桥向华莱士进攻。斯特灵桥虽然在当时不算窄桥,但作为军队运动之用则远不够宽。华莱士抓住英军被窄桥切为两个集团的战机,果断发动苏格兰长枪兵进行半渡击,陷入交通困难的瓦朗调动不起来部队,大败亏输。英军死伤五千多人,丧失了几乎所有在苏格兰的野战部队。斯特灵桥战役(Battle of Stirling Bridge)是苏格兰独立战争中的第一场决定性的大胜,它大大鼓舞了苏格兰人民的抗战决心。所以现在依然在苏格兰被人铭记。华莱士在战后自封为“护国公”,而为了拉拢更多的势力加入,他在一些巴里奥尔派的贵族劝说下,宣布拥立被流放的巴里奥尔国王为苏格兰正统国王,进而重建苏格兰王国。他的这个做法并不出奇,但惹怒了同样觊觎王位的布鲁斯派。因同为抗战同志,布鲁斯派不敢公开和华莱士翻脸,但开始在暗地里进行暗算和叛卖活动。

                歼灭了在苏格兰的英国野战军之后的华莱士开始将战火烧向英国,正在法国作战的爱德华一世见状立即带着人马回来,华莱士知道爱德华一世的本事和英军的厉害,于是采用坚壁清野的战术来打击英军。弄的爱德华一世相当头痛,但在1298年7月22日,可能是因布鲁斯派的叛徒告密,英军终于在福尔柯克(Battle of Falkirk)捕捉到华莱士军本队,凭借威尔士长弓兵顺利击垮了华莱士。虽然华莱士在林利斯戈随后扳回一局,但是他依然在布鲁斯派的逼迫下宣布退下护国公之位。随后华莱士继续进行游击作战,为此迫使爱德华一世先后五次连续征伐苏格兰,爱德华一世采用三光政策来对付游击队,结果给两国均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率先撑不住的苏格兰贵族被迫请降,而爱德华一世也被迫提出只要能杀死华莱士,就可以宽大处理苏格兰人。于是布鲁斯决定昧着良心当蒲山公李密,让埋伏在华莱士身边的间谍把华莱士这个翟让给卖了。1305年8月5日,华莱士被英军逮捕,在进行了走过场式的审判后,被残酷虐杀和分尸。

                但华莱士之死,此时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场无意义的报复,毫无公道可言的审讯和遭到虐杀分尸的悲惨,让遭受同样残酷压迫的苏格兰人民感同身受,这让他的形象瞬间高大,成为苏格兰人传诵至今的烈士,从此英格兰对苏格兰的统治已经不可能稳固,同时接下来的苏格兰独立战争的民意基础也因此具备。而出卖华莱士的布鲁斯和李密一样,华莱士这个翟让的死,不但不可能熄灭他心中的反抗之心,反倒是让他在继续民族解放战争的路上少了个绊脚石。由于华莱士被害,巴里奥尔派树倒猢狲散,布鲁斯进而成了苏格兰人团结解放的旗帜,尽管此时苏格兰人力量更加弱小,但拥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布鲁斯只是缺乏嫡系人马,一旦重建了自己的指挥系统,他会有比华莱士更大的号召力和动员能力。而此时恰逢法王腓力四世剿灭圣殿骑士团,一些逃过屠杀的圣殿骑士借助法国和苏格兰的长期关系,逃到苏格兰,加入了布鲁斯的麾下。苏格兰人在得到了一批沙场老兵的同时,也终于第一次“睁眼看世界”,学到了许多新鲜的本事。重整旗鼓的布鲁斯再次组织起来一支焕然一新的苏格兰军队,迅速地拔掉了英军几乎全部在苏格兰的据点,并最后赢得了苏格兰独立的关键一战 班诺克本战役(Battle of Bannockburn)的最终胜利。苏格兰王国再次赢得了独立地位,而布鲁斯也因此加冕为布鲁斯王朝的太祖罗伯特一世(Robert I)。罗伯特一世晚年因为患病,同时也因为圣殿骑士的帮助让他对于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因此受领十字,参加了十字军运动,但因为病的太厉害,他遗嘱死后要将心脏挖出,放在盒子里交给他的战友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 “Black Douglas”)带往东方。因为当时的欧洲人认为灵魂是居住在心脏里的,所以带去东方表示他的灵魂已经去朝圣了。道格拉斯后来作为外援参加了卡斯蒂利亚的再征服运动,在泰巴战役(Battle of Teba)中做侦察兵陷入了埋伏,战死沙场。据说他在战死前取出了罗伯特的心脏抛向敌军,然后高呼 “向前冲吧,勇敢的心啊,就像以往汝曾经做的那样,道格拉斯将追随汝或者奋勇战死”。这就是苏格兰家喻户晓的传奇“勇敢的心”的由来。后来梅尔-吉布森把这两个人的故事捏在了一起,方有著名的电影《勇敢的心》。华莱士也因此暴得大名,成为世界著名的历史人物。

            • 见前补充 4671146
      • 家园 这个国家很厉害了,美第奇? -- 有补充

        不算米兰和两西西里王国?

        我看他们都很厉害。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
        家园 记错了,美第奇是佛罗伦萨,米兰是斯福扎 -- 补充帖
        • 家园 英国 剧本3 苍狼的末裔3

          瓦特泰勒:这就是英国历史上唯一一次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起义——瓦特泰勒起义的首领瓦特-泰勒(Walter Tyler)。

          由于出身贫贱,所以历史记载语焉不详,很难考证其早年生涯。一般认为他在1341年生于肯特郡,以做瓦工为业。其他生涯则基本不详。比较流行的假说认为他当时是肯特郡的名人。他甚至可能作为普通士兵参加过百年战争。后来作为老兵载誉归国。因此在乡里很受尊敬,一些编年史家称他为“极有才干的机智人物”、“有卓越的智慧”。

          不过战争中得到的荣誉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很大改善。尤其是他回国成家立业的时候,正赶上了英国历史上的一个严重的困难时期。14世纪的英国因面临百年战争的战事漫长化,加上黑死病的严重打击,导致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开始撕裂英国社会。首先就是因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货币地租的推行,大大加重了缺乏信息和谈判手段的自耕农和佃农的负担,这使得农村阶级分化加速。富者愈富,而贫者渐无立锥之地。其次, 1348年黑死病结束后,劳动力价格上升,而生产资料价格则下跌。这导致封建领主们一方面通过任意掠夺荒地,强占公共牧场和林地等手法大肆扩张自己拥有的生产资料。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呼吁实现廉价劳动力,力主推行恢复劳役制,颁行限制劳动力价格的法律。这种被纯粹的贪婪驱动的想法,传到社会上之后就理所当然的激起全社会的极大不满和仇视。但大封建主组成的英国政府对此充耳不闻,并在1351年根据这个吁求,颁行了极为可恶的《劳工法》。该法由于规定最高工资不得超过黑死病之前,且新增了“失业罪”“休憩罪”等等荒诞无稽的罪名,规定身体完整却不工作者都有罪,并允许领主有对不工作者进行逮捕和强制劳役的权力。由于这直接等于把人当奴隶看,从封建社会倒退到奴隶社会去了。所以颁行后,激起民间极大民怨。最后这些民怨在1380年,因英王理查二世为筹集对法战争军费开征人头税而彻底爆发出来。理查二世继任英王时期,旷日持久的英法百年战争的军费开支,已经到了把英国财政压垮的程度。但对法战争一方面是英国王室惯用的建立权威的手段,另一方面对法战争已经创造出一批利益集团,这让理查二世无法放弃战争,所以只能通过开征新赋税的办法来聚敛。靠“征三饷”来应付战争。在1381年之前理查二世曾两次征收过这种苛税,当时就已经引起小规模的暴乱,逃税者甚众。不过之前征税的条款尚比较细致,受到影响的缴税群体还不广泛(首次征收时仅限单身成年人,成家者不征。第二次时按照社会级别梯次征税,成家者也征税,但可以缓缴和抵扣)。虽然筹集了一笔钱,但完全不足以应付军事开支,甚至只能靠这点钱求债主同意延期。所以到1381年这次征税,为了见成效,时任摄政冈特的约翰会同各部堂官之后,将条件改为统一普征。这下彻底激怒了社会底层。由于冈特的约翰本人就十分富裕,加上他为了做曹操,经常宽纵手下行贿受贿。因此英国中央政府所有派下去的税官都被看作是奸臣鹰犬,因此所到之处轻则遭到抵制,重则甚至遇袭。就在这个官民高度对立,国势危如累卵的时刻,罗拉德派的出现,为农民起义提供了最后的推手。罗拉德派出现之初就十分亲民,对于圣典不但以国语教授,还大力提倡俭朴生活,将勤俭视作是圣典精神的真正表现。罗拉德派的教士和牧师布道时都自称“穷牧师”,将英格兰教会的正统教士蔑称为“富神甫”。进而对社会不公和世道不靖大肆批判。而后来起义军的“政委”约翰-保尔,就是当时最有名的“穷牧师”。由于约翰-保尔在埃塞克斯和肯特郡等地到处演讲,泰勒也因此曾在某处听过约翰-保尔讲罗拉德派观点。他很受吸引,后来经常去听,遂成铁粉。后来保尔多次入狱,而泰勒眼见自己的偶像蹲大牢,在心中更加认定保尔的观点之正确,这导致他对贵族和教士积怨成愤。遂对官差憎恨非常。

          1381年4月中旬左右,冈特的约翰开始下派更多税吏下乡催税,由于当时英国早已经济衰败,税赋沉重。所以税吏们带着上级派下来的KPI下到基层没多久,就发现这活儿干不来。但是指标悬在哪里,为了避免祸及自身,逼急了的税吏们就经常采取各种蛮横无理,残虐剽掠的手法来掠夺民财。一天,税吏来到泰勒家,逼迫缴税。泰勒交不起,税吏就要拉走其女儿抵税,当着他的面演了一出《白毛女》。义愤填膺的泰勒不再忍耐,遂杀死税吏造反。消息传出后,周围乡民苦暴政久矣,遂愿追随于他。瓦特泰勒农民起义遂成。起义风潮迅速席卷肯特郡周边,并在英格兰境内大部分地区都造成了规模不一,连绵不断的暴动和起义。其中埃塞克斯和肯特地区的起义军势力最大。由于这两个郡就是邻居,所以两郡的起义军很快完成合流,这个过程中的义军凭借人数优势连续击败当地的太平绅士。在这些小型战斗中,泰勒都有出色表现。因此很快露头,被义军推举为领袖。与此同时因为义军在战斗过程中破坏监狱,释放犯人。所以约翰-保尔也被释放了出来。保尔眼见有人实践了自己的思想,还把他放了出来,就觉得“形势一片大好”,十分上头,遂对起义群众发表演说,非常成功。此时以泰勒为代表的几位起义领袖正在商讨下一步的计划,泰勒的主张是向伦敦继续前进,打“清君侧”旗号进入伦敦,肃清奸人,得一个好世道。而其他起义领袖的意见则十分纷乱,既有认为给士绅们一个教训目的已经达到,可以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绥靖主义者,也有认为应该上山做贼,当草头王的流寇主义者,还有认为应该逃亡四方,活一天是一天的逃跑主义者。在诸多的意见中唯有泰勒的意见还算是比较有大义名分的。因此被保尔的演说刺激的起义群众遂同意泰勒的意见,继续在其带领下向伦敦进军。

          起义军向伦敦推进的时间段很巧——这个时候伦敦没兵。因为此时英国军队大部都在法国战场上,剩余部队则在防御爱尔兰/苏格兰等边疆区。虽然此时地方的太平绅士们只要想要,还是能组织勤王队伍的,但一来起义爆发突然,事前无预警,进展还极快。其他地方的太平绅士没时间组织起来。二来时任英王理查二世刚刚继位,而且他十分年轻,位子不稳。大权都落入王叔,时任摄政冈特的约翰之手。而这位摄政其实并不能服众,心怀异志的诸侯大有人在。加上王室和大封建主历来的矛盾,因此太平绅士们大多不着急组织人马去勤王。很多人还抱着看笑话的心态,打算借机搞宫斗,把王叔斗下台。三来英国的农民自古以来大多十分驯顺,搞点小暴动已经是顶天了,能弄成起义,是古来未有之事。加上英军在百年战争中横扫西欧一哥法国的战绩,所以大部分英格兰封建主这时心里并不把农民们的造反当回事,觉得一帮土民,闹的再大,铁骑一到,立成齑粉。所以各地的封建主大多观风,伦敦实际上是个空城。理查二世也好,他的王叔摄政也把,呼喊奔走也聚集不起来什么军队,只能一边派人去和起义军谈判拖时间,一边想办法看看谁能来勤王。不过起义军此时义愤填膺,只是因为缺乏装备和工具,所以限制了前进速度。而王室的谈判意愿并不起作用,因为在保尔和泰勒的鼓动下,起义者认定了这次要“除小人,明臣职,以正朝纲”,把所有王室代表都视作“君侧奸人”。因此对谈判要求一概不理。理查二世本人不得已也出面来谈。但是第一次谈的时候他自恃身份,打算在河中小船上喊话谈判,起义军要他上岸,他拒绝上去,随后又在侍从簇拥下离去。这下在起义者心中更坐实了“君上为群小所挟”的形象,于是乎起义军士气更加旺盛,反而加速向伦敦进发。6月13日,起义军抵达伦敦,此时除了伦敦塔还有守军外,整个伦敦完全不设防,于是起义军毫无障碍的进了城,开始了他们理想中的“清君侧”活动。不过起义军到底没有令行禁止的部队建设,而且由于其早早的到处宣扬“闹得欢,拉清单”。其参与人员也大多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很多人甚至祖祖辈辈都没来过伦敦,进了城也不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有的人甚至是抱着进城看西洋景的态度来的,所以一方面进城后虽然到处搜杀“乱臣贼子”,但基本上主要的对手都没抓到。另一方面起义者自己也没料到能这么顺利,因此进了城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只能到处乱撞泄愤。不过起义者的道德纪律抓的尚比较好,因此虽然举止粗俗可笑,但也没有到处掠夺,匪过如梳。因此在伦敦城里还比较受城市居民的欢迎。以至于到后来连伦敦塔这座唯一有守军的堡垒也一矢不发的向起义者投降了。眼见得最后的兵也不可靠了,没奈何的理查二世只好承诺废除农奴制,不过他还知道力保自己的臣子,拒绝发命令让人将这些臣下交给起义军。由于理查二世在这件事上敢担责任,因此很快赢得了一些封臣们的信赖。这些人开始团结在理查二世身边,镇压的力量开始形成。

          理查二世的欺骗性的承诺让很多起义者感到满意,他们也觉得自己已经看够了城里的西洋景。也泄了长久以来的愤,因此心愿得偿的他们就打道回府了。这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于此同时,由于之前争论起义前途时有部分人不同意泰勒的意见,所以泰勒往伦敦出发的时候,这些人就四散到英国各处,并开始流寇山贼化。他们在扰乱了治安的同时,也大大损害了封建主们的利益。尤其是他们的流动,将泰勒起义的消息带往英格兰各处,使得英格兰社会的普遍不满都开始爆发,出现许多仿效泰勒,要“有怨报怨,有仇报仇”的动乱和小型起义,这引起了大封建主的愤怒和不满。最后,泰勒率领的起义军如此顺利的进了伦敦城,逼迫国王做出了倾向于下层人民的承诺。这大出众人的意外。加上起义的星火四散,成功激起了封建主的恐惧心理。认识到农民起义真的发生,而且事态极为严重的英格兰封建主们马上拿出自己的看家的反动本事,迅速想法组织勤王军队来镇压下层人民,并立即向理查二世通风报信,表示忠诚。理查二世很会抓机会,看到封建主能团结一心听他指挥,马上就暴露出自己的残忍的反动面目。

          不过此时反动军队尚需时间集结和整顿,所以理查二世只能依赖自己身边的这支由臣下组织的反动小部队。因此理查二世就只能考虑用阴谋手段来镇压起义。6月15日,理查二世和泰勒再次会面。由于此时起义者没有长期计划,所以泄愤之后已经散去很多。因此泰勒的部队人数已经大大减少。这次会面时泰勒身边只带着一些比较亲近的随员,大部队则聚集在另外一侧。这样单以会面来说,泰勒并不占据人数优势。而理查二世又要和泰勒单独谈,于是泰勒带着几个人和理查二世谈判。接下来的事情众说纷纭,但比较可信的假说是理查二世见到泰勒后没说几句话,就大骂泰勒不守信用,因为之前的谈判中理查二世已经承诺废除农奴制,并以此为条件要求泰勒等人回家。但现在伦敦城里依然到处是起义军。泰勒则表示这样的承诺不足以满足起义者,要求更多的详细条件。于是两方相持不下。谈到中午的时候泰勒要求吃点东西,理查二世则说泰勒这样的不守信用的小人不配吃饭。泰勒因此大怒,用恶语回怼。这时伦敦市长沃尔沃思组织了几个随从,见状则大喊道“逆贼冒犯天颜”,遂拔剑向前攻击泰勒。泰勒可能抵抗了一下,也可能是直接逃走但被人追上,最终死于沃尔沃思等人的剑下。起义的领袖就这样迎来了自己的结局。泰勒的随从见泰勒身死,立即拔出武器打算抵抗。但理查二世此时显示出了超凡的狡诈。他阻止了自己的随从和泰勒的人对砍,而是直接说如果你们真的是尊王的忠臣,那就应该听我这个国王说话。不然怎么能叫做“清君侧”呢?泰勒的随从只是跟泰勒一起闹事而已,并没有严格的隶属关系,所以既然大义名分被理查二世拿住,他们无法反驳,因此只能收起武器离开,理查二世遂命令沃尔沃思将泰勒的头砍下来,挑在高杆上拿到另一头向大股的起义者展示,并当众发表演说,痛斥起义者都是逆贼。起义者见领导身死,自己本来也没有什么大志,又加上已经出了气。而且此时沃尔沃思终于招募来一支反动军队来镇压,因此起义者遂一哄而散。赢得了时间的理查二世终于等到了封建主组织的勤王军队的支援,随后对参与起义的人员进行大规模捕杀,瓦特泰勒起义遂告失败。

          瓦特泰勒起义是一次非常有英国特色的起义活动,如果套用中国人惯常的农民起义剧本来看的话,这次起义在各方面都非常原始和幼稚。起义者坚持“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信条至终,最后反而成就了理查二世。整场起义除了发自义愤这条还跟中国一样,剩下的几乎就像是过家家,既没有组织建设,也没有适当的施政。甚至连合纵连横都没做到。可以说水平也许还不如山大王。但是以英国的政治现实来看,不得不说这场起义还是非常符合当时英国普通民众认知水平的行为。首先作为起义的精神支柱的罗拉德派,其存在和发展就是受到英国王室成员的秘密支持的,所以罗拉德派其实很亲王室。把王室看作是金主爸爸。反对自己的金主其实是做不到的。事实上这次起义时罗拉德派就普遍暴露出其笔头子功夫了得,碰见实操就麻爪的现实。他们同情农民,谴责暴政,却把农民反抗暴政看作是洪水猛兽,农民起义爆发后罗拉德派普遍表示反对。但是大封建主并不因为罗拉德派的反对就不予以打压。所以罗拉德派在起义之后纷纷跑路,将经书流传四方。总的来说罗拉德派的崛起,是英国经院哲学风格这种以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上开发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的做法的顶点。而当一个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反作用于其世界观时,它因为不能承认世界观的问题,因此也无法推进方法论的实践,所以最后注定了它的败落。其次在英国,“反贪官不反皇帝”也确实很现实。金雀花王朝史就是一部贪官权臣当道的历史。国王被权臣挟持,被贪官愚弄,确实都是有历史事实支撑的社会普遍认知。尽管从阶级性和历史性观点来看这种认知实在是形而上学式的幼稚,但鉴于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低下和英国长期的历史实践来看,这种认知是合情理的。所以起义者们最后被骗,最后惨遭失败和镇压,是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必然。最后,起义本身也说明真正的封建制度下,封建主之间尽管相互倾轧,甚至拔刀互砍,但其对于其辖区还是有着极为强大的控制能力的。一个封建国家中真正混乱的是其上层,而不是下层。而下层的人民,普遍是无组织无纪律,呈现一种彼此原子化,对上依附性的人人关系。这样的关系虽然可以由某种共同的愤怒激发,形成某种共同行动,但却无法进化为有组织有纪律的社会运动,只能是群氓的中二狂想大发觉,甚至连阶级群体的共同利益都无法表达。起义虽然是因为征收人头税而爆发,但是起义过后,国家只是宣布“人头税”这个名字永不使用,然后把这个税改了个名儿就继续征收。所以在这一点上来看这次起义失败的是极为彻底的。但是瓦特泰勒起义作为英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活动,它的爆发还是显示了下层的威力,打击了英国艰涩的封建制度。迫使英国封建主在接下来对社会的压榨中还要有所顾忌。这推动了英国以对外侵略来转移社会矛盾的手法的成熟。起义农民在活动中表现出的道义性和朴素的道德性,为日后英国政治激进主义设立了标杆,推动了其发展。而起义中对社会道德和公义的号召,也增加了日后英国左翼思想的诞生基础。英国左翼思想和之后社会主义思潮都大量使用此次起义中起义首领的行为和言论,并将其神圣化、戏剧化和文化标志化,这都在日后的英国左翼运动中起到了启蒙教育和动员群众的作用。所以瓦特泰勒起义虽然是一次幼稚而且失败的运动,但是其社会意义还是重大的,依然是戏剧般的英国史上最重要的一幕。

          约翰保尔:这位是英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农民起义——瓦特泰勒起义的两位领袖之一,起义军的“政委”约翰-保尔(John Ball)

          因为缺乏历史资料,所以生年和早年生涯皆不详。目前常见的假说认为他在1338年生于科切斯特。家里可能是下层家庭,后来进教会谋口饭吃,他在约克完成了神甫的教育,得了职务,回家做教区的下级牧师。当时由于英国农村因受到黑死病的打击,和常年战争导致的苛捐杂税压迫,境况困窘,非常凋敝。保尔看不惯这种对普通人的残酷压迫,因此他一直想做个有良心的真牧师。他在某个时候接触到了罗拉德派的思想,对威克利夫的观点一见倾心,很快就成了罗拉德派的忠实信徒。随后他大力向乡民宣传罗拉德派思想。一度离开了自己的堂口,作为游学教士到各个堂口宣讲。作为最早的新教思想,罗拉德派的政治性比较弱,宗教理论性也不强,更像是复古风格的道德运动,主要是反对堕落的社会风气,特别强调反对奢侈。罗拉德派的十二信条里有五条是反对奢侈和物质交易的。加上罗拉德派本身强调国语授经布道,所以讲义非常浅显易懂,十分亲民。因此每逢保尔布道,往往激起乡民的热情。保尔的足迹几乎遍布他所在的埃塞克斯郡的所有教堂,因为所言在理,每到一处都能激起老百姓的狂热和追随。随着保尔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让作为新教的罗拉德派在旧教眼中就越来越危险。所以在坎特伯雷大主教西蒙的命令下,英格兰教会开始对保尔进行打压,很多教堂禁止他进入布道。以至于保尔不得不在门外,甚至市场里向平信徒们布道。但这反而让他的布道更受欢迎。而且由于屡遭打压,保尔的布道内容也逐步激进起来,起初他只是反对不正的社会风气,随着他遭到打压,并多次被捕入狱,他的布道内容逐渐从抨击社会不公,进化到宣传无阶级社会,反对教会和封建领主。1366年,坎特伯雷大主教西蒙将其破门出教。但保尔越挫越勇,反叛精神丝毫不减,仍继续在市场或任何可能的场合进行布道,影响力开始从埃塞克斯郡蔓延到了肯特郡,因此一度得名 “肯特郡的疯牧师”。面对保尔影响力有燎原之势的情况,1376年起英格兰教会遂开始多次抓捕保尔。不过罗拉德派这个时期还是英国上层的盟友,而且罗拉德派的主流都觉得保尔的思想过于激进,且英格兰教会自己也因为威克利夫的成功而陷入了分裂里,所以保尔也就只是反复吃牢饭,不至于被砍头示众。

          1381年,保尔又进了位于肯特郡的大牢。但随后就出了大事——这一年五月,伦敦议会派当地的太平绅士巴普顿来埃塞克斯督税。巴普顿为了出政绩,硬说老百姓其实已经交过的税没交。勒令百姓再次缴纳。当地百姓再也不堪忍受,遂引发暴动。由于爱德华一世的军国主义政策让英国达成的“控弦百万”壮举,导致当时英国普通人的武力值也不差,所以老百姓起来暴动后,很快就演化成了起义军,而在当地的太平绅士们立即就控制不住局面。起义军迅速攻打各处教堂和官衙,破坏监狱,烧毁刑具。所以在起义军打开肯特郡的大牢后,保尔就被放了出来。由于保尔之前就已经是名人,因此在泰勒说服了一部分起义群众继续向伦敦进发后,保尔立即表示支持,并为起义军提供了理论支持。得到精神支持的起义军遂继续向伦敦进发。鼓动成功的保尔找回了入狱前的感觉,遂在一路上每到一处,都不断向起义军发布演讲。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演讲发表在肯特郡的布莱克希思,这篇演讲词现在多称为《论奴隶与自由民》:其中最有名的一段是这么说的:“在亚当和夏娃男耕女织的时代,哪里有什么大人老爷?上帝造人之初,一切人生来本属平等,后来恶人不正义的压迫,我们才陷于奴役束缚的境地。如果上帝一开始就要创造奴隶,他必然会指定谁为奴隶,谁享自由。上帝任命的时刻现已到来,因此我要劝你们考虑,只要你们愿意,就可以摆脱身上的枷锁、恢复自由。我建议你们深思熟虑、鼓足勇气、振作精神。你们要学习一个好庄稼人的榜样,先耕耘田地,再拔除损坏庄稼的莠草。你们也可以先铲除国内的大贵族,然后除去法官、律师、贪得无厌者和一切压抑平民百姓的人。时候一到你们将可以得到和平与安稳。除去那些大人物后,你们就能得到自由平等,再没有高低贵贱的不同等级。剩下的只是你们对一切事物的同等尊严和权威。”这篇演讲词在历史上影响力非常大,尤其是起头的一句“在亚当和夏娃男耕女织的时代,哪里有什么大人老爷?”(When Adam delved and Eve span, Who was then the gentleman?),堪称是欧洲版本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后来这篇演讲词和其他罗拉德派的思想材料传入欧洲后,几乎每逢有人要组织农民起义的时候,都会引用这句口号。德国农民起义的著名军歌《我们是盖尔的黑军》,里面就有这句歌词。受到保尔激励的农民军越加有动力前进,最后他们顺利抵达伦敦。但是在自己的历史局限性的限制下,起义者受了王室的欺骗,仅仅惩办了一些贪官污吏出了口恶气,并没有更多的行动。这给了英王理查二世以纠集反动军队来镇压的时间。最后在泰勒被英王谋杀后,起义遂告失败。英军大肆镇压捕杀起义者,保尔因为实在太过出名,遂被英军逮捕,并迅速被虐杀分尸处死。

          保尔的一生短暂而纯粹。虽然以中国农民起义的标准来看,他的成就最多只是十八路反王水平,但以提出革命口号这一点来看,也算是反王中的佼佼者。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地方的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所致,就以本人的所作所为来说,算得上一位慷慨的义士。所以他虽然惨死,但在英国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起义失败后因为起义者惨遭杀戮和镇压,导致很多起义者被迫跑路去国外,他们把保尔的演讲稿当做圣物随身携带,并在罗拉德派开启的经书民族语言化浪潮中,和《基督圣经》一样翻译成各种文字,一并传播到欧洲各地,激励着所在国家的人民的反抗精神。而在英国文化和艺术史上,保尔也成为一位富含英伦特色的人物,成为很多作品的重要角色。有的人将其视为传统意义上的义士,有的人则质疑他的理论是对宗教信条本身的违逆。有的人将其视作是英国共产主义思想的先驱。有的人则依旧相信他是肯特郡生产的知名疯子。这种种的观念,不管是在中国人看来十分值得欣赏的,还是十分隔路的,都延续至今,成为反映英国人民族性中的重要参考和标志。

      • 见前补充 4622919
      • 家园 剧本二:群狼的咆哮

        贾科牟:这位是威尼斯共和国43代督治雅克卜·提厄博罗(Jacopo Tiepolo)

        生年不详,大概1205年出现在史书记载里。提厄博罗家是威尼斯的名门,雅克卜的父祖都做过督治。1205年,威尼斯最强的督治丹多洛死,雅克卜和皮耶卓·齐亚尼 (Pietro Ziani,1205-1229年任职)成为下任督治的热门人选。雅克卜出身名门,富有且有军人经历,所以被市民大会青睐。然而元老院的议员们则认为齐亚尼资质相当。其父是海军宿将,齐亚尼自己在海外也有20年从军和经商的阅历,性格沉着冷静,只是门第差些(齐亚尼家只在奥利欧之前出过一任督治,属于新贵)。而且齐亚尼跟雅克卜家还有姻亲关系。出于门第高低的考虑,元老院议员们决定选齐亚尼来平衡各大家族之间的势力。心知肚明的雅克卜决定让贤,一来避免造成市民大会和元老院的分裂,二来齐亚尼往大了说也是一家人,为了督治位置闹到家宅不宁招引外贼进来没有必要。于是他主动离开威尼斯,宣布要回家乡做生意,齐亚尼就此上任。觉得欠了雅克卜人情的齐亚尼和元老院,决定要给些补偿。正好在1211年时,威尼斯趁着第四次十字军造成的东地中海地区混乱,向克里特扩张。丹多洛秉政时期,威尼斯势力通过各种手段,掌控了地中海东部到黑海的海域。其中丹多洛的侄子马尔科(Marco I Sanudo)领着一批人马在爱琴海的岛屿上搞了个爱琴海公爵领(Duchy of the Archipelago),自立为爱琴公爵。他这个自立跟威尼斯的利益是抵触的,但是为了争取时间,他要和先本家搞好关系。于是他怂恿威尼斯政府吞并前东罗的地盘克里特岛。被他说动的威尼斯立即组织人马进军克里特。于1211年将其吞并,雅克卜这时被威尼斯政府委派来这里负责成立新政府。封号为克里特公爵(Dukes of Crete意大利语:duca di Candia)。雅克卜在这个位子上干了4年,大大拓展了家族的实力,同时,通过对克里特的经营,让雅克卜成为东地中海地区问题的专家,这为他日后上位督治奠定了基础。

        雅克卜在克里特治政时期,他凭借克里特的地缘优势和背后威尼斯的支持,成为威尼斯共和国对东地中海局势进行干预的先锋。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十字军势力在东罗马帝国的尸体上建立了一系列的,以拉丁帝国为首的十字军国家(也叫拉丁国家)。与此同时,以尼西亚帝国为代表的东罗复兴势力和其他中东政权依然存在,并各有自己的国家目标,各家争来夺去引发的混战使得东地中海局势一直不稳定。丹多洛虽然摧毁了前宗主东罗马帝国,扩张了威尼斯的势力,但是他没有时间和计划建立一个稳定的秩序,东罗的崩盘引发的是诸侯混战,而不是“威尼斯治下的和平”。所以如何应对东地中海局势,在利益诉求不同的各家中为威尼斯谋取最大利益,是丹多洛之后的督治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雅克卜在这一点上经验丰富,他任克里特公爵期间,首先就成功挫败觊觎该岛的尼西亚帝国,令其无功而返;然后他还两次协助拉丁帝国维持统治。第一次是1218年,当时拉丁帝国第二任皇帝亨利(Henry of Flanders),被其希腊妻子毒死,传位给法王路易七世之孙——康特涅伯爵皮耶尔(Peter of Courtenay,法语:Pierre de Courtenay),但是皮耶尔赶来就位的途中,被伊庇鲁斯君主国抓获(疑似处死)。没了皇帝的君士坦丁堡局势动荡、威胁到威尼斯的利益。雅克卜就被共和国转任为君士但丁堡领袖(Podestà of Constantinople,Podestà直译为尊长或上官。它是中世纪意大利常见的职务名称,常用以称呼一个区域甚至是一个城邦的最高行政领导人,跟米兰的人民尊长和佛罗伦萨的正义旗手差不多。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时期,墨索里尼就用过这个称号,将其下属的区领导呼之为地区领袖。所以这里采用墨索里尼的称呼翻译。君士但丁堡领袖相当于威尼斯共和国派驻在拉丁帝国的特命全权大使。驻君堡的威尼斯人社区的一切内外事务和威尼斯共和国在此地的外交事务,他都有权过问和相机处理)。凭借着威尼斯对拉丁帝国的影响力,他成为当时君堡最强的实力派,迅速稳住了局面。由于他赞成推举皮耶尔的儿子罗贝尔(Robert I, Latin Emperor)成为下任拉丁帝国皇帝,拉丁帝国群龙无首的局面方告结束,他在罗贝尔来君堡期间,成为了拉丁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代表拉丁帝国与埃及和塞尔柱帝国谈判条约。后来罗贝尔死后,其子小鲍德温年幼,又是在雅克卜的坚持下,君堡诸侯选了布里昂来当摄政。这段时间里又是雅克卜在君堡说了算。两次干涉拉丁帝国成功,保住了威尼斯人的利益,让雅克卜人气大增。第一次干涉成功后的雅克卜,于1229年参加了新一任的督治选举。对手是丹多洛家族的族长马里罗·丹多洛(Marino Dandolo)。结果两人各得20票,打成平手,雅克卜最后通过抽签胜出,结果引发了丹多洛家族和提厄博罗家族间的不和,毕竟前者出过雄主丹多洛。雅克卜不得不签署一份告天誓书自限权力,还承诺会继续把雄主丹多洛50年前推行的法律改革延续下去。同时威尼斯重订选举法。投票人从40人增至41人。

        上任后的雅克卜开始邀买人心,为获取更多支持,他将土地授予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并在此基础上建造两座教堂,这就是后来威尼斯的名胜圣保罗大教堂(San Zanipolo)和圣玛丽亚大教堂(Santa Maria Gloriosa dei Frari)的由来。同时他兑现承诺,将昔日丹多洛主持拟定的《市政新法》(Statutum novum)定本发布了,这是威尼斯第一次以成文的形式确定了民法典。这部法典一共五本,对后世意大利国家民法典的制订有一定影响。雅克卜的这两个政策都很成功,不过他对教廷修会的友好,使得他让威尼斯在亚平宁半岛上常年的帝党教党争斗中站在教党一派。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二世与教廷不和。腓特烈二世绝对是个奇人。他的领土核心区是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但他作为神罗皇帝,却不愿在西西里和德国二选一。他对教皇的东征要求不上心,最后逼的没招去了之后,,凭借自己的外交才能,不费一兵一卒就进入了绿教徒控制的耶路撒冷,还顺道娶了个异教徒美女。他稍作努力就成为德意志国王,但本人却对德国兴趣不大,把重心放在意大利,搞得自己的势力范围把教皇国围了一圈。逼的教皇英诺森四世跑去里昂办公。帝党(吉贝林派)和教党(圭尔夫派)战争进入腓特烈二世阶段后,雅克卜治下的威尼斯选择支持教皇,加入了第二次伦巴第联盟(意大利北部城市联盟,该联盟不久前刚打跑腓特烈二世的祖父:红胡子腓特烈一世)。随后在1237年科特努瓦之战(Battle of Cortenuova)中,伦巴第联盟军大败,雅克卜的长子皮耶卓·提厄博罗(Pietro Tiepolo)被帝党军队俘虏后吊死示众。第二次伦巴第联盟也因此解散。吃了大亏的雅克卜一时没了计较,而腓特烈二世借助胜利就坡下驴,释放了一批威尼斯的贵族回去,随着俘虏回家,高唱和平调子,威尼斯元老院也偏向讲和。雅克卜无奈,遂同意讲和。接下来雅克卜继续任督治到1249年,这一年雅克卜年龄很大了,这个时期的威尼斯有很多位督治,都是在这个年龄段退休回家养老的,雅克卜的前任齐亚尼也是这个岁数退位让贤的。而且雅克卜这个时期健康很糟,所以在舆论压力下,雅克卜也决定回家养老。1249年3月份他出让督治位置回家,4个月后就病逝了。他的小儿子洛伦佐延续了他的辉煌,他在位时被认为是提厄博罗家族在威尼斯的最巅峰时期。

        布拉诺卡必尼:这位是中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外交家和修道士 乔万尼·柏朗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又译为普兰·迦尔宾)。13,14世纪时期,随着蒙古帝国打通东西方交流之路,有一批西方人通过蒙古帝国的路线来到东方进行外交和传教活动,比较有名的有剧本3-4里的几个将领 柏朗嘉宾、马可波罗和孟高维诺,还有安德鲁-龙如美(André de Longjumeau)和纪尧姆-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ouck),他们被公认是东西方交流的先驱,为后人留下了历史价值极为珍贵的记录。

        1182年生于意大利的佩鲁贾。青年时入教会求职。后因缘际会认识了方济各。二人很谈得来,结为挚友。方济各创自己的修会时,他是创始人之一。1221年,他作为方济各会的资深修士,被修会和教廷派遣到日耳曼和伊比利亚等地传道和任职。任内兢兢业业,很有成绩。特别是在神罗帝国地区,他先干到萨克森地区的修会督导(custos),最后做到整个北德地区的方济各会的地区总务(minister),名声遂起。

        1241年4月蒙古第二次西征欧洲,拜答尔率3万蒙军在里格尼茨战役(Battle of Liegnitz)大败3万波德联军,波兰统帅西里西亚公爵亨利二世被杀。天主教欧洲一片惊惶。四年后,教皇英诺森四世对蒙古帝国的忧虑仍然不减,因此决定派遣教团前往蒙古,一方面谴责蒙古对欧洲的侵略,一方面获取蒙古军队的可靠情报。此外,教皇还想联合蒙古人打击穆斯林。英诺森四世选中了柏朗嘉宾,任命他为全权特使,携带教皇写给蒙古大汗的亲笔信(这份外交文书有个专有名词叫论和诏谕Cum non solum),于1245年复活节正式从教皇居住地的里昂出发。此时柏朗嘉宾已年过六旬。在经过波希米亚、波兰和基辅罗斯之后,使团渡过伏尔加河,来到金帐汗拔都的营帐。拔都根据大扎撒法,很重视使团,一面派人护送,一面对使团行方便。比如柏朗嘉宾因为年龄大,而且身材肥胖。所以获准一路骑驴行进。1246年7月底,使节团抵达上都哈拉和林。8月24日,贵由登基大汗,此时柏朗嘉宾作为外国使节获准参加登基仪式。不久被召见并呈上教皇的书信。书信有两封第一封是对基督教教义的描述,第二封则劝告蒙古大汗停止进攻西方,并谴责蒙军滥杀无辜。由于教皇和蒙古大汗之间互不了解,导致教皇以为蒙古不过是一个中东式的国家,而贵由则以为教廷不过是一个教团领袖,这种人在蒙古征服期间见得太多了。所以贵由完全拒绝了教皇的要求,并指责和威胁教皇,回信勒令教皇必须向蒙古称臣纳贡。柏朗嘉宾遂携带复函,于同年11月踏上归途,一年后回到里昂,朝觐教皇,并呈递贵由的复函。由于出使有功,教皇让他出任安蒂瓦利总教区(Roman Catholic Archdiocese of Bar)的大主教,他于1252年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威尼斯附近的亚得里亚海东岸,安蒂瓦利总教区的核心地带)逝世。

        柏朗嘉宾出使完成后,奉教旨作出使报告,他的这部报告中文翻译为《柏朗嘉宾蒙古行纪》(Ystoria Mongalorum,直译就是《蒙古史》)。这本书成书于1240年代左右,它是欧洲人对蒙古帝国最古老的纪录,也是第一部以编年体来撰写蒙古历史的欧洲史书。该书一共有九章,通过柏朗嘉宾的观察,详细的记录了蒙古帝国的风俗、习惯、军事组织、战术、武器、饮食、历史、地理等等等等。由于是当时人的第一手观察,而且柏朗嘉宾本身就是带着刺探情报的任务去的,所以这部史书力求精细,其资料涵盖范围很广,历史准确度极高。影响力及于当代,比如柏朗嘉宾在书中记叙了他一路上走过的山川大河,将以前西欧人有争议的地方予以了理清。伏尔加河这个词,就是柏朗嘉宾一锤定音,从此成为窝瓦河的通用叫法的。柏朗嘉宾在书中开篇点题,在西欧第一次理清了蒙古和鞑靼之间的区别。他这本书的全名就叫“Ystoria Mongalorum quos nos Tartaros appellamus”,意思是“蒙古,即我们之前称之为鞑靼人的历史”。并在书中记叙了蒙古的沿革和攻灭鞑靼的过程。从此蒙古和鞑靼在西欧的历史研究中就此分开,分门别类,再不被认为是一家。柏朗嘉宾这本《蒙古行记》由于历史价值极高,因此出书后被多次再版保存,原稿现藏于意大利都灵国家图书馆。是研究蒙古帝国史和东西方交流史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 家园 纠个小错,关于拉丁帝国的皇帝

          拉丁帝国是按照西欧模式组织的,其继承符合当时(类似现在)的法规,被推举为第一任 拉丁“罗马”皇帝的是佛兰德的鲍德温。

          鲍德温被保加利亚人打败,死在监狱里,继任的是他的兄弟,埃诺的亨利

          亨利的第二任老婆,其实不是希腊人,而是保加利亚沙皇卡洛扬的女儿......亨利死后,因为没有子嗣,第一顺位继承人是他和鲍德温的妹妹,约兰达

          但是,“罗马帝国”(无论东西)的惯例是 女人不可以出任皇帝(与西欧的国王不一样,后来哈布斯堡的玛利亚特蕾萨也是 只能由她的丈夫和儿子出任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以 康特涅的皮埃尔(彼得)是以约兰达的丈夫的身份,出任 拉丁皇帝的

          夫妇二人前往 君士坦丁堡的路上,走了不同的路线,约兰达带着俩孩子走海路,平安抵达。康特涅的皮埃尔 先去了罗马,接受教皇的加冕,然后带着部分军队在巴尔干登陆,准备趁机从 伊庇鲁斯 尊主手里夺取一部分土地,但是惨败被擒,此后不知所终(并没有被明正典刑)

          约兰达只能担任摄政,先扶立长子罗贝尔出任皇帝(也得到威尼斯人的支持,如你所写),但是罗贝尔懦弱无能,而且荒淫好色,并且把勾搭的一个法兰克骑士的女儿接到宫内秘密结婚——当时拉丁皇帝 需要靠联姻维持帝国的政局,并不能自主选择妻室;拉丁帝国的封臣们冲进皇宫,把罗贝尔的夫人割掉了鼻子和嘴唇,又把他的“岳母”丢进海里淹死。惊恐万状的罗贝尔逃出君士坦丁堡,跑到罗马向教皇申诉(其母亲已经去世),教皇没有搭理他,他返回君士坦丁堡途中病死

          拉丁帝国的末代皇帝,鲍德温二世,是罗贝尔的弟弟,而不是儿子(百度百科是错的.......)

          最后说明一点:按照第四次十字军的分赃协议,威尼斯占有君士坦丁堡八分之三的土地(四分之一给皇帝,剩下四分之三由威尼斯和其他封臣分割,所以威尼斯的份额是八分之三),所以威尼斯驻节在君士坦丁堡的领袖,不止是派驻拉丁帝国的全权大使,同时还是威尼斯掌管的君士坦丁堡城区的行政首长,他的实际权力是非常大的,应该是 仅次于威尼斯本城督治。就在君士坦丁堡本地来说,由于威尼斯人是统一的接受管理,所以威尼斯人领袖的理论权力都不小于皇帝——他的地盘更大啊

      • 家园 剧本一:奔驰于草原上的狼 -2

        法兰杰斯科:这位是方济各会的创始人,欧洲著名的宗教学者和思想家方济各-阿西西(Francesco d'Assisi)。他创办的方济各会(Franciscan Order),又称“小兄弟会”( Order of Friars Minor),是天主教会的著名大宗派。旗下能人辈出。是中世纪欧洲,乃至世界史上都响当当的团体。方济各本人精善修行,传说极多。比如说因他诚心修持,感动天主,引致圣灵在他身上印下耶稣受难时所承受的五伤(即双手双脚与左肋),用以感化罪人的顽心,使罪人见之即能痛改前愆而得救恩。方济各五伤是至今为止罗马教廷唯一官方承认的圣痕。所以自他以后,罗马教廷的教宗名号谱系多了一个“方济各”(比如当今教皇方济各十一世),就是为了纪念他的。他也是意大利的主保圣人和动物、商人、天主教教会运动以及自然环境的守护圣人(Patron saint)。

        1181年左右生于意大利中部阿西西城的一个富商家庭。本名叫乔万尼-皮耶卓-贝纳多尼(Giovanni di Pietro di Bernardone)。方济各本来是他父亲给他起的昵称(方济各/佛朗西斯科本意就是“法国的”,因为其父是跑法国-意大利贸易成功而致富,他妈妈就是一个法国人)。后来出家后他就用作法名。年少时性格良善,轻财好义,所以经常聚众畅饮,而且喝高兴了就施舍穷病之人,结果浪费家中金钱甚多。父亲将其目为败家子,恨铁不成钢,遂送其参军以谋个出身。1201年他参加和佩鲁贾当地领主进行的战斗,结果被俘,次年赎回来后长期患病,其父对其非常失望,遂不再管束。于是方济各借口养病,四处出游。出游期间对人生和世界体悟很多,渐生看破红尘之念。1205年他因为名列军籍,所以被征召参军,结果参军路上遇见神迹。根据记载,他一天听见一个声音召唤,遂按照声音的启示开始巡礼,最后寻到遇见一个破败的教堂。于是发愿修复,遂变卖家产筹资。结果他回家后遭父亲严厉责罚。之后他重新加入军队,打算去东征谋出身。出发后在经过斯波雷托(Spoleto,位于现在意大利的佩鲁贾大区)时又遇神迹。当时方济各听见一个声音跟他说:“方济,谁能为你做更多的事?主人还是仆人?富人还是乞丐?”他回答:“主人和富人能为我多所作为。”声音说:“那么,你为什么离弃了主人而献身与仆人?为何拣选乞丐,而放弃无穷富有的天主?”梦与神遇的方济各就开始了长期且激烈的内心挣扎。最后在1206年他顿悟觉醒,决定出家走上苦修之路。其父亲对于他彻底绝望,遂愤怒的把他带到当地神甫面前,宣布废去其继承权。方济各遂脱掉所有衣服,裸身离开,以示自己为人赤条条来去,今定出家,归神召为求道人。神甫为其行为所感,行完出家仪式后追出门去,将随身法袍送于方济各。方济各从此过起了清贫的苦行生活。他首先在阿西西附近苦行,后来他发愿要将那个破败的教堂修复,于是他在好友的帮助下,踏上巡礼之路。他在巡礼期间四处求石,将其想法带回那座破败的小教堂,然后自己干活修复。这样干了两年后,这座小教堂虽然依然朴素,但重新有了一个教堂的样子。这座被方济各愚公移山一样重修的小教堂。就是现在意大利著名的圣达米亚诺修道院(San Damiano, Assisi,当然现在这个修道院是后来又重新加盖的,这么大工程方济各一个人是干不完的),它是意大利历史上最古老的正规修道院之一(之前的修道的地方往往都是山洞之类的,不是这样的修道院),现在是方济各会的妇女分支——圣克拉雷女修道会(Order of Saint Clare,拉丁语:Ordo sanctae Clarae,它别名叫方济各会第二分会)的本堂。做了两年建筑工的方济各又觉得对于天主来说,物理修复的功德那是不如精神修复的。所以他决定接下来搞精神修复为主,所以1208年方济各加盟了阿西西城附近的天使之后圣殿(Papal Basilica of Saint Mary of the Angels in Assisi,不过这个时候它还不叫这个名字),他在此开始讲道,因为他凭一己之力修复教堂,功德甚大,被很多人认定是现世的圣人,所以此时已经声名远播。因此他一开讲,就马上成了网红。有不少人慕名而来,并迅速路转粉。方济各为人虔诚,能严以律己。他认定守贫为求道之本,就真的能做到守贫不违。所以名声越来越大,投入他门下做修士的人也日益增加。1209年,方济各和他的道友们商量了之后,决定成立一个修会,他们一行人去罗马申请批准。他们到罗马的时候正逢阿西西本地主教乔万尼(Giovanni di San Paolo)晋升为萨宾纳中央教区(Diocese of Sabina–Poggio Mirteto,罗马和梵蒂冈就座落在这个教区里,所以这个教区主教虽然名义上只是教区的头,但实际上跟红衣枢机主教是平级的,是教区主教的最顶级)的主教,乔万尼早就听说了方济各的事情,对他们非常欣赏,所以在教宗英诺森三世面前力荐他们。英诺森三世闻讯后遂召见方济各一行人,言谈考究过后也对方济各很欣赏,因此批准认证成立修会。这个新修会就是狭义上的方济各会,也就是小兄弟会。之所以叫狭义,是因为方济各之后还帮别人忙成立新修会。新修会也采用他的会规。比如1212年他协助贵族妇女克拉雷(Clare of Assisi)成立克拉雷安贫会(Poor Clares)。这个克拉雷安贫会就是日后的圣克拉雷女修道会,为了纪念方济各的协助,这个女修道会也叫方济各会的第二修会。所以广义上来说,奉行方济各会规,或奉其为会祖的多个修会都可以自称为方济各会,会士都可以叫方济各会修士。但在历史学上讲方济各会时,大多数用狭义,也就是唯有小兄弟会的修士才能叫方济各会修士。

        方济各建会后,方济各一方面帮人继续建新修会,另一方面继续修持。但在建立了第三修会后(开始叫兄弟姐妹悔罪会Third Order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Penance,现在叫圣方济各第三修会Third Order of Saint Francis。这个修会的特点是它是个居士协会。会士是边过世俗生活边修行的。而第一修会和第二修会的会士都是专业的出家人),方济各觉得修会事务比起灵魂修复的事业来说,也是日常俗务,所以他决定放下俗务,潜心修持。于是他继续做一个托钵僧,一边旅行一边修行。方济各的旅行足迹很远,几乎绕了整个地中海一圈。1219年他随着十字军前去埃及传教。后转赴耶路撒冷朝圣。1220年方济各和道友在耶路撒冷朝圣,从此方济各会在中东扎根。在他远游期间,方济各会成长迅速,很快就在西欧主要的大国中都设立了分会。迅速成为欧洲最有影响力的组织,1221年后方济各返回意大利,继续潜心苦修,但是长期的苦修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1226年,方济各在故乡病逝。死后教廷将其封圣。

        方济各会修士多着灰衣,所以又叫灰衣修士团。该派特点是偏重修持,崇尚苦行。虽然也推崇传教,但偏重宣教不重自修的多明我会不同,属于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修道士,方济各会讲究是先悟道后传道,不清修不传教,所以又叫证道修会。方济各本人很重视玛窦福音第十章。这一章里酥哥对信徒们说,要出去宣扬天国的来临,而宣扬时不需要带钱物。因此他的修会会规强调苦行,要求会士不蓄私产,济贫乐道。但因为神职阶层在中世纪欧洲长期以来以各种方式兼任行政官员,因此会规遵守不严,蓄产修士层出不穷。因此到后来已经分裂为数派,除共同敬奉方济各为会祖外,共同之处已不多。方济各会的修行法强调行思研道,所以对学术研究和文化事业非常重视,会祖本人亦身体力行,立下榜样。因此会士颇多文采飞扬,勇于探索之人。自13世纪蒙古帝国打通欧亚商路后,方济各会会士发扬勇于求法,传道四方的精神,积极向未知的区域探索。足迹遍布欧亚大陆,甚至远赴东亚三国,为东西方交流留下了很多历史价值极为昂贵的一手资料。许多历史名人,如波拿文都拉、罗杰·培根、J.邓斯·司各特等,都是方济各会会士出身。而且方济各还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关爱大自然与动物。他的生平故事和传说中的一大特色,就是有许多他与飞禽走兽的对话,其中充满哲理;他本人也写过歌颂世界的很有文采的诗书。不过方济各本人的作品并不多,对他的认识大多是源自于围绕着他本人的各种传说和故事。自方济各封圣后,在他的修会会士的努力下,他的人生经历逐渐为世人所知,由于其独特性,让他成为艺术创作的一个大IP,以他为主角的风格各异的文学艺术作品在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大量涌现。方济各会门下的各大修会也日益强盛,最终成为西欧中世纪最强大的天主教修会之一,影响力及于当代。

      • 家园 剧本一:奔驰于草原上的狼 -1

        奥利奥:这位是威尼斯共和国第40代督治奥利欧-马斯洛比埃罗(Orio Mastropiero)。威尼斯共和国的国家元首,音译为督治(Doge di Venezia),这个词本意为“军事领袖”,但也有公爵之意(公爵一词本意也是军事领导)。所以中文史书上有的翻译为总督,有的翻译为公爵。不过威尼斯共和国的督治是选举出来的,所以本处取总督意。威尼斯共和国的政体曾多次变化,早期督治权力极大,可以看作是国王,但威尼斯人的共和传统和商人共和国体制的发展,寡头政体崛起,逐渐代替君主政体,督治权力日益受限。逐渐成为一个代表性职位。早期督治的职权并未被特别限定,因此多由共和国的几个名门望族中的德高望重且年长者终身担任。后来发现这些督治们经常在位时以权谋私,替自己的儿子谋公职刷经验,之后好继承督治职位。遂进行修正,规定督治不得提名自己的继任者。1172年后,督治的选举权被交给威尼斯大议会选出的一个四十人委员会(The Council of Forty)。1268年共和国为求尽可能减少强势家族在选举中的影响,通过新选举方法。规定由大议会抽签选出九人,而这九人要通过多个复杂的抽签和选举步骤选出真正具有投票权的四十一人,其中每一步都要求多达四分之三,至少过半的最低支持率才可通过。并且于同年通过了督治法,规定了督治治政时应有的各种限制,有效约束了督治权力(例如督治在打开外国信件时,必须有其他官员在场,不然是渎职罪。督治不允许在外国拥有土地,否则视为渎职罪。督治逝世后,由议会召开政绩评定会,评估此人的治政,如议会认定这位督治有渎职行为,可以罚没其地产以为惩处)。通过这种复杂的选举制,威尼斯共和国的权力中心被定在了寡头豪门当道的威尼斯元老院(Maggior Consiglio)里。但是威尼斯依然保留了市民大会,这样督治代表的办事权,元老院代表的行政权、部分司法权和部分立法权与市民大会代表的另一部分立法权和司法权形成了三者制约。著名的《君主论》作者马基雅维利认为:威尼斯共和国的政府是结合了君主专制(督治是终身的,只要没有弹劾,一般督治只有自己主动辞职或被刺两种退休法)、寡头专制(威尼斯元老院)、民主政治(市民大会)的混合政体,其政治制度的复杂性人类史上罕见,但严格分类仍可划入“共和国”的范畴。这种复杂的政体是威尼斯共和国绵延13个世纪的一大保证,所以让这位权术大师对其推崇备至。奥利欧是威尼斯政治由类君主制向寡头制转变时期的代表。他是威尼斯历史上第二位出身是新兴资产阶级,而非传统豪门的督治。

        生年不详(可能是1128年),出自一个富商家庭。祖上是手艺人,经营得法。所以到他这一代的时候家业已很兴旺。他凭家资做海商,主打黑海地区贸易,做做类似“雅典的美术品换伊斯坦布尔的绒毯”(大航海时代2玩家狂喜)的生意,非常成功,巅峰时日进斗金。他大概在1164年于政坛上崭露头角。当时威尼斯遭经济问题,国库见底,遂发行国债向资产者求资,他是几个带头认购的豪商之一。因为借了1150银马克给共和国政府,为威尼斯渡过本次经济危机出了力气,所以政府投桃报李,让他承包了威尼斯最著名的里亚尔托(Rialto)大市场做监市。在大发横财的同时步入政坛。后任法官和外交官,声名鹊起。1172年左右奥利欧参与到贵族集团反对时任督治维塔·米迦勒二世(Vital II Michele,1096-1172年)的活动中。维塔·米迦勒二世出自威尼斯著名权门米迦勒家族,这个家族在此之前出了多位督治,个个表现优秀,很受威尼斯人尊敬,以致统治威尼斯达62年之久。米迦勒二世开头干的也很好,对威尼斯经济也做出不少贡献。但是他想让自己的儿子们担任要职好接班,引发其他权门的很大不满;更致命的是他在1171年搞砸了威尼斯和东罗马帝国的战争。这次威尼斯-东罗战争中威尼斯军备损失其实不大,但是一方面在君堡的威尼斯商人们被东罗政府看作是间谍和肉票,被一网打尽,导致经济损失十分惨重。另一方面因为舰队闹瘟疫,人员损失很大,威尼斯有船无兵,缺乏打下去的条件。米迦勒为了赶快结束战争。未经总督辅佐官商议、便擅自与东罗马帝国皇帝签订和约,这是明显的僭权。威尼斯人传统上对于君主专制是高度警惕的,而且对于输给东罗,而且无结果即言和,威尼斯人不能接受。因此米迦勒二世遭到全国一致反对。以新兴阶级人物塞巴斯蒂安·齐亚尼(Sebasttian Ziani)为代表的威尼斯贵族们借机弹劾米迦勒二世。米迦勒二世见势不妙,表示退意,但却为时已晚,1172年他在准备退隐的圣萨卡利亚修道院(Chiesa di San Zaccaria)门口遭到刺杀身亡。威尼斯人遂选新的督治。同年,威尼斯元老院成立。在此前总督是由市民大会推举,而市民推举时往往青睐实力雄厚又有知名度的人。所以往往容易选出来“凯撒”。而元老院的设立,就是为了防止候选人仅依靠人气胜出,进而当“凯撒”的可能。自此威尼斯的督治选举改为先由元老院推举,再经市民大会获准。而塞巴斯蒂安·齐亚尼成为新体制下的第一位督治。齐亚尼也是一位海商巨富,他治理威尼斯6年。期间专注于文斗,不搞武斗,让威尼斯获得一段太平时期。但即便如此,威尼斯人依然立法规定督治未经辅佐官同意不能做任何决定。同时辅佐官人数由2人增至6人,由威尼斯城下的6个行政区各推举一人充任,并规定督治的家族成员一律不允许担任辅佐官,而辅佐官任期是6个月,且不得连任。在此背景下,1178年齐亚尼退休,而奥利欧作为第二个新兴阶级代表,被选来接替齐亚尼成为新督治。

        奥利欧的执政时期很长,但是他做事低调务实,而且当时威尼斯依然没有从经济危机问题中走出来。特别是1182年因爆发瘟疫,威尼斯国力遭到重挫。所以虽然统治期间大事不断,但奥利欧的选择还是不搞事,所以威尼斯的局势相对来说比较风平浪静。这个时期匈牙利在北方开始成为威尼斯的外患。匈牙利国王贝拉三世意图干涉威尼斯和意大利的事务,1181年,在匈牙利的金援下,扎拉造反,宣布脱离威尼斯。奥利欧无奈,只能凭借已有的资金征集兵马围攻扎拉城。但是威尼斯军队粮饷不够,只能象征性的打一打。随后到了1187年,阿尤布王朝的萨拉丁攻占耶路撒冷,导致第三次十字军的进击和1189年的三皇会战。这段时间威尼斯虽然被萨拉丁搞没了巴勒斯坦地区的贸易特权,但并没有参战,只是做十字军的海上运输及物料供应等后勤工作;而且暗中却与绿教徒签署贸易条约,两头通吃。同时二十年前东罗马帝国取消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的贸易特权所引发的两家争端在奥利欧时期暂告一段落。1183年,两家签订和议,被捕的威尼斯商人得到释放,其受损的财物也得到了补偿和退还,贸易权益也部分得到恢复,而威尼斯则同意给予东罗马帝国更好的优惠条件。同时奥利欧大力拓展外贸,当时有一个威尼斯历代督治都会做的大营生——卖顶级木材给英格兰,让其制造日后称霸一时的长弓。奥利欧把这条军火贸易给做大做强,获利颇丰。通过几项明智的外贸政策的获益,威尼斯顺利从瘟疫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为日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奥利欧还重建了圣约翰及其他1座教堂,又新建1座教堂。1182年瘟疫期间,他把新建的教堂改为公共医院,力所能及救治麻风病人。将瘟疫对威尼斯的打击降到了较低水平。1192年奥利欧因体弱多病,便效仿前任选择主动隐退,隐退后在圣十字修道院发病摔倒而死。

        但德罗:这位是威尼斯共和国第41代督治 恩里科·丹多洛(Enrico Dandolo),他可能是威尼斯共和国历史上最能干的督治。此人老谋深算,到最后智近于妖,有太公望、孔明之相。他凭借巧妙的策略,直接推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灭掉东罗马帝国,并顺利的在东罗马帝国的尸体上建设起来绵延了一个多世纪的威尼斯的贸易霸权。是一个深刻影响了欧洲中世纪历史的狠角色。因此非常受史家推崇。

        1107年生于威尼斯,威尼斯共和国传统名门丹多洛家族出身。这个家族中权臣辈出,祖上出过督治,族长长期都是可以票决督治人选的四十人委员会的成员。比如恩里科的父亲维塔莱-丹多洛(Vitale Dandolo)就是威尼斯的法官和四十人会的委员,而且还是39代督治维塔·米迦勒二世(Vital II Michele)的贴身顾问,权力很大。他的同名叔叔恩里科,是罗马天主教威尼斯教区的牧首,地位崇高。不过正因为父辈都是政坛大佬,而且寿命都很长,导致小辈的恩里科一直出不了头,恩里科正式出现在史书中的时候已经有五六十岁了。在此之前他长期负责家族的生意,大概在1171年方才熬出头。这一年爆发了威尼斯-东罗战争。起因是由于威尼斯商人垄断了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的商业,而意大利半岛另一侧的“海洋国家”热那亚逐渐崛起,存在竞争关系的两家明争暗斗不断。热那亚便挑拨东罗马帝国与威尼斯的关系。此时东罗执政的科穆宁家族早已腐败,为避免一家独大,又想让威尼斯填补长期的国库亏空,因此对于热那亚的挑拨就顺杆爬。威尼斯商人的过于强势,使得“四大海洋国家”的另外一家比萨也加入热那亚的阵营,逐渐形成二打一的局面。时任东罗皇帝曼努埃尔--科穆宁(Manuel I Komnenos Porphyrogennetos)抓住机会,反过来对几个海洋国家里挑外撅。弄得两派人在君堡多次当街打架。打到最后威尼斯人没忍住,雇了一批盲流冲入热那亚人的居住区,报复性的摧毁了热那亚商人驻东罗的总部。东罗立即派出军队接管街区,维持秩序。随后东罗借口威尼斯人搞暴乱,把境内数千名威尼斯人全抓了,并趁势没收了威尼斯人的财产。消息传来后,时任督治米迦勒迫于公众压力,对东罗发起远征,丹多洛随同参军,但1172年,瘟疫击溃了这支军队。米迦勒只好与东罗签约并撤军,并在回国后被愤怒的民众刺杀。丹多洛在这个时期是赴东罗的威尼斯外交使团的随员。齐亚尼上台后他留任,由于有家族担保,丹多洛本人也能力出众,所以积功拔璀,在1174及1191年先后担任驻西西里王国和费拉拉的大使。1183年他作为赴东罗使团的团长取得外交成功,成功让东罗恢复了威尼斯人的权益,并同意修复损坏的房屋和发还财产。这让他开始在威尼斯政坛上崭露头角。1192年,在前任奥利欧退休后,丹多洛被四十人会票决为新督治。他是威尼斯历史上第二位纯粹由四十人会票决,而未经大众推选出来的督治。

        丹多洛上任后,人们普遍很不看好。因为丹多洛是个半盲人。他患有间歇性的皮质盲(有种说法说他是在东罗被东罗皇帝刺瞎的,但是史学者普遍认为是他在东罗出使时期意外受伤导致的。因为威尼斯法律规定盲人不可以签文件。所以丹多洛在耄耋之前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盲人),而且丹多洛此时已年过花甲,以这个时期督治继承的传统来说,能上任也干不了多久就得准备退休。但丹多洛到底是威尼斯历史上最牛叉的督治,手腕老练的很。他上任后首创了督治的告天誓书(意大利语:promissione ducale,直译就是“督治的承诺”。这是威尼斯共和国督治专门的起誓书。它很像现代的竞选承诺,但它是反过来的,得当上督治之后才能发。而不是发完来帮助竞选。告天誓书是威尼斯的官方文书,具备有法律效力。违誓是刑事犯罪,市民大会有权逮捕违誓者交付威尼斯法院审判。不过这种誓书就以目前存世的少数几个例子来看,应用范围很窄。大多是保证督治不能恩萌子嗣,不能任意提拔自己家里人的,所以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安民告示,最多也只是寡头间的君子协定)。通过立誓书的方法,一方面稳定了人心,另一方面安抚了各大家族,因为丹多洛的誓书承诺自限权力,并且死后不传子嗣。这就让顶级名门出身的丹多洛在誓书没有涵盖的地方获得了全权,所以虽然自限权力,但实质上他反而成了一位能说一不二的实权督治。一朝权在手的丹多洛就把令来行。他上任后不久就下令宣布驱逐在威尼斯短期居留的外国人出境(居住超过两年者不受影响),其财货一体没收。消息传出威尼斯一片哗然。但威尼斯政府依然强势执行了下去,丹多洛验证了他的权势后,就开始主持他的改革。丹多洛承接了奥利欧时期的承平硕果,由于率先渡过瘟疫,威尼斯此时经济恢复,而且发展势头很猛。丹多洛遂打算利用此时威尼斯经济力量强盛的局面,赢下东地中海,甚至是整个地中海贸易圈的霸权。所以他的改革政策一开始就是要为对外扩张打基础做准备的。1199年,威尼斯与比萨开片,打了一场胜仗;随后在丹多洛主持下,威尼斯与维罗纳和特雷维索、阿奎利亚、亚美尼亚、东罗和神罗(1201年)两帝国均缔结了条约,稳定了外部环境;然后丹多洛为了加强与东方的贸易和参与十字军东征运动准备战费,遂准备发行国债。首先从货币改革入手,在丹多洛的主持下,威尼斯发行了一种纯度98%以上的银币,这就是日后流通于整个东地中海世界500余年的头号硬货,欧洲历史上第一种高纯度的标准正金 威尼斯格罗索(Venetian grosso)。为了感谢丹多洛的工作,第一批格罗索用的就是他的头像。格罗索银币成色极好,制作精美,币值合理,配合上威尼斯强大的对外贸易,一出场就迅速成为东地中海世界的抢手货币,受各路商家喜爱和肯定。随后丹多洛下令发行威尼斯的长期国债,威尼斯的长期国债是欧洲第一个长期国债。由于威尼斯的国债结算只用格罗索,格罗索又是良币,所以很快威尼斯的财政部门就变成了近似于今日的美联储一样的存在。各国的金主们排队拿着各种钱来换格罗索,然后再拿格罗索买威尼斯的国债。这反而又促使了威尼斯必须实现地中海的贸易霸权,不然这一屁股债足够压垮威尼斯。于是丹多洛最终就开始了他计划的最后一步——除掉东地中海里妨碍威尼斯实现贸易霸权的全部政治势力,而这个时候这些势力里最重要,最显赫的目标,就是东罗马帝国。

        严格意义上讲威尼斯为了实现贸易霸权,努力除掉反对它的政治势力,或将其弱小化无力化的做法并不始于丹多洛,而是自十字军运动以来威尼斯一而贯之的国策。自十字军运动兴起,作为十字军最主要的势力之一,威尼斯在整场运动里,一手扮演了物流商、后勤总管和大金主的综合性角色。通过扮演这个角色,威尼斯顺利搭起了东地中海的贸易网,进而国势蒸蒸日上。但这个角色需要东地中海地区不能出现一个强势的,有完善国家体制的国家。对于威尼斯来说,他需要东地中海地区被一系列的武力强横但难以自立的小国统治。也就是说威尼斯的梦想就是东地中海最好都是一堆由军政府统治的小国。在威尼斯理想的附庸小国里,首先这个国家不能武力太弱鸡,因为武力太弱鸡,就容易被人消灭掉。事实上正是因为十字军的武力,威尼斯人才能得以深入到被异教统治的东地中海地区,进而和其交易,建立商贸关系,最后建筑贸易网络的。其实中东的当地人一开始并没有和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欧洲贸易圈进行交易的迫切愿望和需求。中东商贸市场当时是一个封闭性的市场,它不拒绝和欧洲人贸易,但亦无意愿或热情去主动和威尼斯与欧洲人打交道。威尼斯能获取中东市场的合同,很大程度是因为十字军能打,进而建立一系列十字军国家,使得贸易能够跟着军队进入中东市场(后世葡萄牙也是想这样,但是北非当地人也是对此既没有愿望也没有需求,葡萄牙商人根本没法参与到交易中,又没法在黄沙遍地的北非建国,被迫走上远洋航海的道路,进而开启了大航海时代)。而军政府依赖的强大武力,又容易让这些小国成为众矢之的,进而掩盖威尼斯其实是这些小国命运的实际操控者的事实。其次这个国家不能有一个文官主持的政府体系对辖地实行实际管理,因为一旦有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正常政府,它对威尼斯的依赖就将减弱,甚至反过来可以凭借国家权力来夺威尼斯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威尼斯偏爱的交易对象要么是在异教土地上建立,其统治阶层和如汪洋大海般的本地群众格格不入的城邦国家,要么就是草原游牧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其实都是军治、军有、军享。正因为如此,它们的命脉才掌握在威尼斯人的手里.经过了三次十字军运动后,乱成一锅粥的东地中海地区已经完全变成一个军政府的乐园——除了虽然政事混乱,但还有一个民政府的东罗马帝国。所以威尼斯必须搞定东罗马帝国这个前宗主。而风口浪尖上的东罗马帝国也同样不给力——宫廷政变频仍的科穆宁王朝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它最擅长宫廷政变的分支安格洛斯王朝取代。而这个最擅长宫廷政变的安格洛斯朝,把宫廷政变变成了传位继承的基本形式,这导致其底线直线下坠,在搞出来暴乱夺位之后,接下来马上就是引狼入室——安格洛斯朝的首位副帝阿列克塞四世因为叔叔谋篡,从君堡逃到自己姥姥家——意大利文艺复兴八大望族之一的蒙特费罗家,然后到处找外援好回国夺位。与此同时,由教廷发起的第四次十字军运动已经进入整备阶段。此时能运输十字军去东方的运输商仅有威尼斯,于是1201年,十字军特使来到威尼斯面见丹多洛来订立运输补给方面的合同。见天赐良机到了,丹多洛立即开始了他的谋划。在这位谈生意像吃饭喝水一样频繁的老人精眼里,摆弄十字军代表一点都不比摆弄木偶难多少,甚至对他来说可能更简单。面对十字军代表提出的需求,丹多洛立即拍胸脯,要以“天主和圣马可的名义”大包大揽,他认为现有的十字军的需求不但可以满足,甚至如果能给够钱,再多也可以,并且表示威尼斯人乐意且能够做大生意,所以十字军只管招兵买马就够。甚至当场开出保证,如果十字军人数够多,威尼斯可以多准备出50条新的加莱船来运人。被丹多洛一碗迷魂汤灌的五迷三道的十字军代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就跟丹多洛签订了当时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运输合同 ——威尼斯作为承运人,承诺为十字军运输33500人马。为此十字军应支付给威尼斯总价值85000银马克的酬金。这些银币总共折合23吨白银,相当于同时期法国一整年的财政收入。丹多洛签约后以倾国之力去筹备,他借助长期国债筹来的钱,又召回2万多海外侨民回来干活。在丹多洛的指挥下,整个威尼斯全城无论是国营的威尼斯兵工厂还是私营的船厂,把所有订单全部停掉,一律只为十字军的订单开工。整个威尼斯城邦都为这个大单而忙碌。威尼斯人效率惊人。1202年夏天成功备出足够的海船,并把远征所需物资塞满了港口仓库,顺利完成了订单。可赶来出征的十字军却没有威尼斯人一样给力——由于此次十字军大多是地方封建领主响应,并无西欧大国君主参与,所以不能以国家名义动员,因此号召力很差。很多参与东征的人并没有选择坐威尼斯的船出发去东方,实际赶来履行合同,坐威尼斯船出发的十字军人数只有12000多人,比合同少2万多;而且他们不是按点来的,而是稀稀拉拉的添油一样过来的。由于合同里已经写明了十字军在威尼斯留宿的时长和相关供应,这样稀稀拉拉来人,导致十字军必须在威尼斯逗留更长的时间来攒一波兵。这样就先来的人饮食费就超支了。因此威尼斯人就有理由要求更多的费用。丹多洛对此完全心知肚明,实际上他一开始就是要凭借此次十字军号召力不足的条件,赌十字军不能履约,而事实证明从他半盲的双眼发出的眼力要比正常人的准的多。1201年,丹多洛领人去十字军在威尼斯的营地圣尼科洛-迪-丽多岛,要求十字军按合同交钱,并补上超支的费用。债主当面,囊中羞涩的十字军立地尴尬,遂请求修改合同。而丹多洛毫不客气,当面指出威尼斯是按照十字军自己的要求准备的,如果十字军不能结清,多余的部分立即成为坏账。十字军倾其所有,凑了51000银马克给了丹多洛,而后就再也拿不出钱来了。而此时离合同金额还差34000银马克。这样大的坏账,当时足以让威尼斯全城破产,所以丹多洛要钱不成直接摊牌,逼十字军马上清账。而十字军实在无钱,丹多洛遂下令停止供应食水。顿成饿鬼的十字军马上慌神了,在饿了一阵子后,被王境泽定律折磨的十字军苦求丹多洛给条活路,见火候已到,丹多洛遂给出条件——十字军如果可以帮忙消灭掉威尼斯的叛臣扎拉(Zara),威尼斯人就可以免除债务。

        扎拉城位于亚得里亚海东面,达尔马提亚海岸上(现在这个地方叫扎达尔Zadar,归克罗地亚共和国管辖,是扎达尔县的县府)。它本是威尼斯共和国的一个封臣或合作伙伴,是威尼斯统治亚得里亚海的关键点。但是随着贸易增长,扎拉的实力增加,逐渐成为另一个城邦国家,对于威尼斯的贸易霸权日益不满。1181年,随着匈牙利阿帕德王朝的南进和克罗地亚民族的开始形成,扎拉觉得可以摆脱威尼斯对其外贸的控制,遂引匈牙利和克罗地亚人为外援,于1181年反叛威尼斯。威尼斯在奥利欧时期就跟扎拉打了几场,但只是抑制住了扎拉不至于控制住整个达尔马提亚海岸。丹多洛一方面是想把这个心腹之患拔除,这样他在威尼斯就会有说一不二的威望。另一方面他也是想试试看十字军能不能听自己的摆布——扎拉是地道的极毒教城市,而这次十字军因惩于前几次十字军都军纪败坏,走一路抢一路,导致东方诸侯无人愿意协助,遂在出发前立誓不会攻击其他教友。而且匈牙利国王也是这次十字军的参与者之一,如果攻击扎拉,十字军必然分裂。但攻击扎拉,也就等于纳下投名状,这样十字军就得听丹多洛的了。条件一摆出,十字军内部立即大哗,不少人,甚至包括此次十字军的带头人蒙特费罗侯爵都打道回府。但仍有不少人因为已经倾尽家财来东征,回家无望而选择留下来。正当群情惶然之时,丹多洛决定再加码。1202年9月8日,丹多洛和几千名威尼斯人在圣马可教堂宣布加入十字军。大债主亲身下场,十字军又群龙无首,自然惟命是从。1202年11月23日,在丹多洛的指挥下,十字军猛攻扎拉,顺利将其拿下。尽管扎拉此时满城房屋高悬十字架,连城墙上都涂上了十字架图案,但毫无疑问对于这群只会打酥哥旗号,酥哥的精神一点领会不到的剧贼来说没半毛钱作用。攻破扎拉的十字军大掠全城,为已然丑恶至极的十字军运动又抹上了一层可耻的血色。

        消息传到教廷,教宗英诺森三世很是恼火。由于这事情干的实在可耻到无话可说,英诺森三世不得已,下令将十字军全体破门出教。但是比起扎拉的悲惨,英诺森三世心中更看重十字军东征事业运动。他很清楚没有威尼斯的舰队,十字军根本到不了中东。而英诺森三世的想法完全在丹多洛的计算中。扎拉城破之后,丹多洛立即推进他计划的第二步。他一方面派人在教廷活动,另一方面指使十字军派出特使去教廷解释,让他们把事情全推到威尼斯头上。英诺森三世遂收回对十字军的绝罚令,仅绝罚威尼斯一家。但是绝罚威尼斯的同时,英诺森三世又不禁止十字军和严格说已经是叛教徒的威尼斯合作,完全是绝罚了个寂寞。丹多洛算准这条,遂在免除了十字军的债务后,以十字军诸侯身份问其他参与者之后往哪里去?已然无耻之尤的十字军们只能继续无耻到底,选择继续东进。而这时候,丹多洛计划最后一步的题眼——阿历克塞四世,跟着教廷使者来到了扎拉的十字军军营。

        阿历克塞四世是跟着他的舅爷蒙特费罗侯爵卜尼法斯一起来的,扎拉之战后,教廷请蒙特费罗侯爵返回十字军重掌这支部队,严防他们又被威尼斯人拉去当佣兵,然后三光另一个扎拉。正好教廷也要派个人宣布对扎拉之战的处理结果,蒙特费罗侯爵就兼职使者跑了回来。而阿历克塞四世也跟着他舅爷来到扎拉——随身还带着和教廷的密约。阿历克塞四世和蒙特费罗侯爵这个时候已经要准备用十字军的力量回君堡夺权。同时阿历克塞四世和教宗达成了密约——如果十字军帮助阿历克塞四世回君堡改朝换代,阿列克塞四世就主导东正教和罗马公教两统合一,实现极毒教会一统于罗马旗下的夙愿。这个条件对于英诺森三世来说是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破门出教了威尼斯,却又不禁止十字军跟威尼斯做买卖。而对于十字军,阿列克塞四世大开空头支票,承诺让他们大发横财。丹多洛知道阿历克塞四世是个在找外援的奇货,但威尼斯是不是阿历克塞四世的吕不韦,丹多洛就只能赌。所以当阿历克塞四世的使节来到扎拉后,丹多洛就知道自己赌对了大铺。于是乎在丹多洛拿着密约大肆鼓吹,在他的坚持下,早已将信条抛之脑后的十字军终于选择去进攻君士但丁堡,帮助阿列克塞四世夺位。1203年,手握基督之旗,胸无耶稣之心的十字军坐着军船,攻到了极毒教最伟大的城市,“基督信仰的公主”君士但丁堡的海墙之前,开始了君堡围攻战。

        十字军自己对于围攻这座伟大城市的行为,心中是百感交集的。但是对于“先做威尼斯人,再做基督徒”的威尼斯共和国来说,围攻君堡实乃人生一大快事。对威尼斯人,东罗马帝国是昔日骑在自己头上的宗主,是一直对自己生意横征暴敛的酷吏,是挑拨自己和他人相斗的奸人,是在“拉丁大屠杀”中惨无人道的杀害自己挚爱亲朋的凶手。眼见终于到了长出恶气,大仇得报之时,威尼斯人战意充盈,身为督治的丹多洛更是以身作则。十字军海陆并进,负责海岸方向的丹多洛身着锁子甲立于船头,率旗舰先打头阵。这个苍老的盲人神采奕奕,俟舰靠岸,他一边大声呼喊,一边用手摸索着前进,竟然和几个随从率先踏上了东罗马的土地。眼见身残志坚的老督治竟有如此雄姿,被羞耻心刺激的威尼斯人军心大振,他们争先恐后的冲下船,向君堡的海墙发动舍生忘死的猛攻。在威尼斯人凶猛的进攻之下,一天时间君堡海墙即被突破。随后十字军在陆上亦突破得手。1204年,十字军通过一扇被守军忘记关上的小门突破了城墙,君士但丁堡沦陷。安格洛斯朝也就在这一天实际上画上了句号。

        君堡沦陷后,作为卖国贼的阿列克塞四世发现他陷入了一个尴尬处境。他本来就是一个“米自船里产出”的公子哥,一贯不知轻重。又很早踏上流亡生活,对政事一无所知,并不知晓东罗马早已家徒四壁。所以面对他承诺的20万银马克天价(相当于当时整个西欧的GDP),他敲骨吸髓也只能搞到一半。而他作为卖国贼,不可能获得君堡居民的认可。所以他很快就被起义的君堡人民和逼债的十字军夹成了一块肉,最后全家被起义者杀死。而逼债的十字军自然是不能人死债消的,必然是钱债命偿。1204年4月13日,十字军大掠君士坦丁堡三天三夜。这是人类历史上排的上号的无耻抢劫,其凄惨程度也是罕见的。无数精美的艺术品和手工艺品被砸毁并铸成钱币;无数的圣物被掠往西欧,来装饰法国和威尼斯的宫殿,被抢掠的圣物如此之多,以至于西欧人称1205年为圣物年,连大兵们赌钱的桌子都用圣像来装饰。君堡大部分建筑在战火中被烧光,历史学者估计总共有超过50万银马克的财物被抢走。比起十字军的那些“昔日的穷汉”,并不缺钱的威尼斯则更注重掠夺君堡保存的古罗马典籍和文化遗产。东罗马帝国历代传承的大量典籍和遗产都被抢回威尼斯,为日后的文艺复兴提供物质的支持。其中和威尼斯相关的,最有名的文化遗产当属君士坦丁堡大赛车竞技场上的装饰物——“四匹铜马”.它被丹多洛运到威尼斯,至今仍作为威尼斯黄金时代的象征而摆放在圣马可教堂正门。

        攻灭国敌的功勋,让丹多洛的名望和权力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达到了巅峰。他真的成了威尼斯的国王。大权在握的他在内政外交上开始安排后事,内政上,他下令开始编订威尼斯的第一部民法典《市政新法》。外交上他开始搞“威尼斯治下的和平”。1205年,十字军势力在君堡建立了拉丁帝国。他们搞出一个选帝侯大会。由十二位十字军的领主们负责为拉丁帝国选帝。十二领主之中,威尼斯自己就有六位。鉴于这个力量对比,十字军觉得干脆直接推选丹多洛当拉丁帝国皇帝好了。但是精明至极的丹多洛很清楚这个皇帝宝座只是黄金雕琢的炉子,威尼斯既不该也不能去坐在炭火上烤。而且皇帝这个头衔本身也不受威尼斯人的欢迎。于是丹多洛力辞此位,连拉丁帝国的爵位都不要,只坚持让一贯不虔诚的威尼斯人出任拉丁帝国的大主教位置。由于威尼斯势力强盛,不登位的丹多洛反而能决定谁登位,而他的选择是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Baldwin of Flanders,1204—1205年)。而其他十字军体系的小国也纷纷由丹多洛选定领主,以拉丁帝国为共主的十字军势力就进而在东罗马帝国的尸体上建立起来。鲍德温一世为了酬谢丹多洛的支持,给了威尼斯一系列的优惠条件,比如他承诺将君堡财库收益和威尼斯分成,其中前者分得八分之五,后者分得八分之三。(所以丹多洛自称自己是“东罗马帝国八分之三的君主”)。而且将亚得里亚海许多重要港口,伯罗奔尼撒半岛,爱琴海上的塞浦路斯和克里特等等全都送给了威尼斯。威尼斯获得了东地中海完整的制海权和贸易线路。签署完分赃协议后,丹多洛发病,预感自己大限已至的他做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件大事——他把自己的女儿嫁去了当时还默默无闻,只不过是匈牙利的一个小封臣的塞尔维亚,而且重赠嫁妆,彩礼金额竟相当于对方国库的十倍。事实证明这位盲眼雄主的眼光强的匪夷所思——塞尔维亚帝国只用了60年就迅速崛起,最后席卷了半个巴尔干半岛,威尼斯的另一个大敌匈牙利也从此被巴尔干事务深深困扰,极大地分散了其力量,威尼斯北面的压力进而得到了改善。眼见诸事安排妥当,丹多洛,这位威尼斯的姜子牙,在1205年病逝于君士坦丁堡,享年98岁。他葬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墓穴顶部雕刻着督治的帽子和圣马可的臂膀。在他身后,是一个步入巅峰的威尼斯共和国,大片的新领地,安全的外部环境,无敌的海上霸权,遍布地中海的忠诚打手,延伸至黑海的贸易触角 —— 蒙古帝国正在远东崛起,东方的产品将随着他们滚滚而至,并将在未来把威尼斯公民证变为“免费领取黄金的凭证”。1261年,拉丁帝国被东罗马复兴势力推翻,国柞仅57年,但东罗马帝国受困于威尼斯的力量,不敢动丹多洛的陵寝分毫。1453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将圣索菲亚教堂改为了清真寺。但在威尼斯支持下的东地中海各势力依然牢牢的钳制着奥斯曼帝国的前进步伐。随后奥斯曼帝国应威尼斯的要求交还了丹多洛的遗骨,买买提二世算端在威尼斯使者觐见之时手指遗骨,直截了当的说道:“我很崇拜他”。

        丹多洛振兴威尼斯,推动第四次十字军运动攻陷君士但丁堡,将威尼斯带入黄金时代。让威尼斯共和国直到奥斯曼帝国崛起之前,事实上成为了东地中海地区诸国命运的主宰。即便是奥斯曼帝国崛起后,威尼斯凭借这次运动造成的惯性,依然是东地中海地区主导性的大势力。比如和奥斯曼帝国征战的几次十字军运动,和第四次十字军一样,不是靠威尼斯的钱来支付军费,就是靠威尼斯的船才能到达东方。可以这样讲,如果说东地中海-黑海地区就是一个“地中海世界”的话,丹多洛之后的威尼斯,就是这个世界里的美帝国。现代美帝国的起家历史,社会体制的一切特征,用过的种种手法,可以说没有几样是威尼斯没做,没有那些是威尼斯没有,没有几种是威尼斯没玩过的。现在的美帝,其实就是过去的这个“威尼斯帝国”的升级版。所以丹多洛这个美帝1.0的缔造者,是历史学者们最热门的研究对象,也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他的陵寝在丹·布朗的小说《地狱》中充当了关键角色。席德梅尔在游戏《文明V》中,加入了威尼斯文明,并让丹多洛成为了文明领袖,以示对这位大器晚成的盲人王者的至高敬意

    • 家园 更新:阿尤达雅朝

      阿尤达雅朝:正名阿瑜陀耶朝(Ayutthaya Kingdom,泰语อาณาจักรอยุธยา、Anachak Ayutthaya),泰国正统四大王朝之一(当代泰国官方历史认为泰国正式的王朝有四个,其他王朝要么是传说不可考证,要么只能算是地方割据势力上不了台面。所以称之正统四王朝。四王朝在中文史书中,都以首都所在地命名,分别是素可泰,阿瑜陀耶,吞武里和曼谷),阿瑜陀耶的意思是“不灭者”或者“不败者”。中文史书则多称之为大城,所以也叫大城王朝。王朝传国34代,共410年,其城市遗址现在被泰国开发为阿瑜陀耶朝历史公园,归泰国素攀武里府管辖。

      早期的阿瑜陀耶朝,相较于其他中南半岛的政权来说,其崛起和建政的过程颇中规中矩,平淡无奇。但是在1538年,东南亚的四大争竞之一的缅泰争竞开始爆发(另外两个是越占争竞、泰柬争竞和马来-爪哇争竞)。在接下来的200多年中,阿瑜陀耶朝各分支和缅甸的历代王朝仅有史可查的大战就有24次,小战斗更是不计其数。这段时间里阿瑜陀耶朝既有惨遭缅甸劫掠,王室被掳的悲剧,也有纳黎萱大帝重振旗鼓,绝地反击,重创缅甸的辉煌。在漫长的泰缅战争中,阿瑜陀耶朝既有无能无耻的昏君,也有敢于革新的明君(泰军自阿瑜陀耶朝10代目策陀起,开始大量使用火器,到后期其火器技术已经很先进,甚至能出口海外)。他们都推动了中世纪的阿瑜陀耶朝向现代泰国民族转变的过程。但是中南半岛政权采取的印度教-南传佛教的政治伦理所故有的根本性问题,使得这个王朝的内乱是一刻不停。最终阿瑜陀耶朝末代君主阿迦达因为听信谗言,任性恣睢而自陷困局,结果被缅甸侵略军赶走,死于流亡路上。缅甸军队捣毁阿瑜陀耶城,王朝无法再建,就此灭亡。泰国历史也陷入了“缅甸入侵”的军阀割据时期。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军阀割据时期,日后有中华民族殖民四大伟人之称的泰国华裔传奇名将 郑信成功崛起,郑信因手持大义名分(郑信是阿瑜陀耶朝野战部队最后的指挥官,阿迦达猜忌他,逼他放弃城防优势,出击攻打缅军,结果战败后郑信要撤回城中时,阿迦达下令闭门不纳。郑信临危不惧,身先士卒率队反冲锋,结果领着一群残兵败将成功突破缅军重围,撤往泰国南部,这就是郑王城门反正的传奇.郑信坚守大义到最后,是被昏君所迫而反正。所以他在军阀割据时期能收泰国志士之心),在得到泰国潮汕华商集团的支持后迅速成为泰国最强的军阀,最后郑信不但成功驱逐缅甸光复故土。还实现反杀,把泰国领土扩张到历史最大范围。开创了泰国历史上武功最盛的吞武里王朝,不过你在泰国问郑信大帝的话,一般泰国人是不知道的,因为郑信大帝在泰国历史里一般被叫做披耶甘烹碧或披耶达信。泰国在曼谷王朝改革以前,习俗是有名无姓,历史记叙重要人物时或用名字,或用任职地点,然后前面加爵位来称呼。郑信大帝起家时在达府,后来做甘烹碧府的太守而成名,他当时爵位是泰国五大爵第二级的披耶,所以历史书里往往叫他披耶甘烹碧。而这个制度正是阿瑜陀耶朝时期定下的。五大二小七爵制度正名叫“萨克迪纳”(Sakdina,泰文ศักดินา),泰文“萨克迪”意为权力和尊严,“纳”意为土地、稻田,萨克迪纳直译理解就是“拥有土地的权力”(顺便说一句我国壮族的土语壮话里,土地也叫“纳”)。萨克迪纳制度下设一副王,附以七个爵位(昭披耶、披耶、拍、銮、坤、蒙、攀)。爵位和田土数目和相关义务挂钩,其中副王封授田土10万莱(1莱=2.4亩),昭披耶封田1万莱,披耶5000莱、帕1000莱、銮500莱、坤100莱、蒙和攀数十莱不等。而平民称之为“派”,其义务和和田土挂钩。王室直辖的平民称之为“派銮”。其他爵位所辖的部民称之为“派索姆”。 派可得15到25莱田土,但只有土地使用权,无所有权,而且萨克迪纳法令规定人身和所得土地绑定。所以平民必须依附于某一封建领主,有向以泰王为首的封建领主服劳役及缴纳贡赋的义务(所以有些泰剧翻译的时候直接叫男爵某,侯爵某,其实不是那么对的。因为男爵侯爵不一定和田土绑定。而七爵制度下上五爵都是有固定田土数目的)。萨克迪纳制度强调等级规范,实行人身依附,是非常典型的封建农奴制度。但是有一点它不太像典型的东亚封建制,就是不甚抑商。因为当时东南亚国家的“自然采矿业”(指东南亚的自然产品,如玳瑁甲、檀香木、燕窝等,因存量巨大,采集手段却落后,所以长期以来可以像采矿一样来进行采集并出口)是国用重要来源,因此从事商业的群体,特别是外来的中国人在萨克迪纳制度下,只需缴纳较贵的现金贡赋即可,很少服各种劳役(特别是兵役,但后期因政治不稳定,世道混乱,成规模的华兵也逐步出现。但是华人投军者比泰族人来说志愿者更多,所以战斗意志更高,兵少而锐),并且初期有优惠。这使得华人成为香饽饽,为常年饱尝封建兼并战争之苦以至于女多男少的泰人妇女喜欢,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中世纪的泰人曾经以中国人的审美标准为自己的审美标准,称呼美女都说“吾家女美甚,华人见亦赏”。所以华人大量赴泰国,并与泰族妇女广为通婚,进而深深植根于泰国社会中,当今泰国华人上千万,占泰国总人口14%,是泰国六大族中名列第二的大族。

      在社会改革的同时,阿瑜陀耶朝还实行了政治改革。早期它使用的是传统的四柱制(Chatusadom)。但是在八代目戴莱洛迦纳执政时期,对四柱制实行了改革。首先它改变了过去军政不分的情况,分设政务总长(头衔固定为 昭披耶却克里Chao Phraya Chakri)和军务总长(头衔固定为 昭披耶玛哈塞那波滴Chao Phraya Maha Sena)。昔日的“王国四大支柱”,即财务、田务、宫务及政务大臣被纳入政务总长之下,然后以上六人均授予昭披耶头衔。而军务总长之下是陆军和海军大臣,此外还设有王宫卫队、壮丁登记厅、税收厅、宗教厅、文牍厅、王室服饰厅等机构。其机构领导并称为“八长官”(Krom),皆授予披耶头衔。以二相、四柱、八长官为核心形成了中央体制。地方上,改昔日的藩主为太守,且只负责主持民政事务,另设厅长主管军务。除了彭世洛府和洛坤府这两个边防重地由昭披耶统领外,其他各府的太守和厅长均由披耶担任。而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官吏均由国王直接委任或通过中央政府机构任命,从而建立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体系,强化了中央集权。。阿瑜陀耶朝还进行了法制改革,颁布了以《宫廷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宫廷法》内含礼仪、百官职守、刑罚三个方面。涵盖非常广泛,从各属国进贡的仪式,到王后、王子到宫内各官员的品级、仪礼和职责都进行了规定并确定了处罚条例。该法的特点是细且苛,例如:凡震荡御舟者处死;踢宫门者刖足;打御象及马匹者断手;辱骂御象及御马者割嘴;窃窃私议事闻于国王者处死等等。而且对于防范叛乱的规定极多,如著名的“递刀律”规定:“亲王不能持武器,如果国王将武器递给亲王。亲王不准接,如接了即是谋叛,死罪;应让宫廷侍从接,如(侍从)不及时接,是谋叛,死罪。如持武器随国王出行,剑不能出鞘;如向国王递武器,刀刃向己,刀背向陛下,递错了即是谋叛,死罪”。并规定爵位高的王子犯法用金脚镣,爵位低的王子犯法用银脚镣,死刑时使用檀香木棍笞挞处死,以显示王亲贵戚与一般庶民有别。同时又颁布了宫廷礼仪,如规定大臣和平民晋见国王要下跪,国王外出时,队伍中不准喧哗,甚至在国王身边的人还不准咳嗽。王所经过的两旁,老百姓要关窗下楼,跪伏在道路两旁,不准抬头看。到最后甚至禁止王室使用民间用语(比如说当时民语吃饭发音为“金考”,王语则改为“沙为拍格雅寒”)

      以《宫廷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法案起到了强化等级观念、统一上下思想的作用。阿瑜陀耶朝进行的这些改革,做到了等级分明,进而令行禁止。施行之后泰国民族基本具有了一个现代民族的雏形,极大地强化了泰族的向心力,从此泰国再也没有出现分裂和分离,阿瑜陀耶王朝也迅速崛起,向北征服了曾一起从柬埔寨吴哥王朝独立出来的素可泰等并存邦国;向南一直打到今属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淡马锡;向东痛打吴哥朝,把吴哥朝吓到迁都、导致其旧都吴哥被埋没森林里几百年后才重见天日。即便是阿瑜陀耶朝灭亡后。泰国虽然军阀乱战,但没有那个军阀敢自创民族,而郑信大帝凭借大义名分,虽然是残兵败将,但一竖起泰国统一的旗号,百姓立即赢粮而影从。这是和阿瑜陀耶朝的这一系列改革分不开的。泰国相对先进的民族认同感,是泰族能从中南半岛各民族中脱颖而出,成为首要大国的一个重要原因。阿瑜陀耶朝时期是一个古代泰族文化和印度教文化相互融合的时期(阿瑜陀耶朝宫廷用语是巴利语),它为现代泰国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印度教文化并不真正适宜泰国的现实,所以这个时期两种文化的融合里,去其糟粕多,取其精华相对少一些。现代泰国文化的真正成形,还是要到阿瑜陀耶朝之后才逐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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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罗马拉贾:这位是大城王朝的太祖和乌通系的始祖 拉玛铁菩提一世(Ramathibodi I,泰语: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รามาธิบดีที่),其中中文史书多用王号。而泰国史书上多用本名乌通(U Thong),又称之为乌通系阿瑜陀耶朝,或干脆就叫乌通王朝(Uthong Dynasty)。之所以这么复杂是因为阿瑜陀耶朝的没有明确的继承制度,派系斗争激烈,因为派系斗争导致王统多次迭换。阿瑜陀耶朝一共有34位君主,但是其中一半是靠篡位登基的。所以名为阿瑜陀耶朝,其实有五个支系。乌通系只是第一个支系。阿瑜陀耶朝名义上是一个王朝,实际上只是围绕这阿瑜陀耶城而形成的连续五个王朝。泰国史对此亦不讳言。所以中文史书讲到泰国时,不用国主名字,而用其首都名称标注。

        可能于1315年生于碧武里(Phetchaburi,泰文里“里”或者“武里”就是城的意思。碧武里=钻石之城。但是自其八代目戴莱洛迦纳开始,阿瑜陀耶朝国家开始对行政上划分为中央直辖地区和外围地区。府这个行政区划开始出现。碧武里被划入中央直辖的府里,所以有的资料谈到碧武里时,用的是他的府名佛丕府),由于史料不足,记载矛盾之处甚多,所以不太知道乌通王的早期生涯。其出身说法很多,甚至有华人后裔说(《阿瑜陀耶皇家纪年》称乌通父亲是碧武里的华商领袖朱都克西提Chodüksethi)。而乌通本人后来自称是泰族始祖坤布伦(Khoun Bourom)的后裔。不过这两个说法因为资料来源太少,所以后世泰国学者不太认可这个说法,现代泰国史里大多采用两种说法,第一认为他是自甘烹碧(Kamphaeng Phet)南徙的某位泰族领袖的儿子。第二认为他是当时罗斛王国首都华富里(Lopburi,罗涡城。罗涡是印度教史诗《罗摩衍那》的一个人物)当地的一位领主的儿子。但各种说法中共通点是乌通出身很高,家中非富即贵,不是白手起家。而且乌通很可能是偏贵一方的。乌通的生母一般认为是罗斛王国公主(所以也有说他生于华富里的)。后乌通又娶了素攀武里城主之女为妻。通过母亲或妻子的关系,他和兰纳王国国王孟莱(Mangrai)搭上了亲戚。这个兰纳王国,是泰国北部一个较强的地方政权,首都是清迈。中文史书上对它有个别称叫“八百媳妇国”。《新元史·八百媳妇传》载:“八百媳妇者,夷名景迈,世传其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故名”。兰纳曾幸运躲过蒙元的两次攻伐,第一次元军情报不准,误攻兰纳国旁边的勐泐国(车里)。第二次是勐泐国投降后,兰纳国王孟莱很紧张,就想办法策反勐泐的内部势力,将其分成两派互相攻战。勐泐亲元派向元廷告急,元军调来2万兵马来攻打兰纳。但远征军因中途索要大量军需物资,被地方土官打散。兰纳再次躲过一劫,直到孟莱儿子臣服元朝才免遭攻击。由于兰纳王国周边的势力都被元军打散,所以元军退去后,兰纳王国强大起来。另一方面,乌通的家族在碧武里势力极大(所以也有乌通出身碧武里华商的说法)。碧武里是当时这个地区最主要的商业中心,是当时中南半岛上对接中国商业圈的重要节点。华商广盛,而且每多财雄势大之人。因此即便乌通不是华商之后,也与当地华商交情很深,能号令的动华商追随。乌通年轻时通过母亲的关系,在罗斛学习法律与医学,很有所成。之后他与素攀武里(黄金城Suphan Buri,泰国现在还有素攀武里府,素攀武里府辖地里有个县就叫乌通县)缔结了政治婚姻,通过丈人家的关系,拉到了足够的军事力量。素攀武里、碧武里和华富里三者的结合,为乌通奠定了开创新王国的政治基础。但是乌通崛起是依靠三城的结合,他是通过复杂的婚姻线,成为这三个势力的结合点而获取支持的。而且阿瑜陀耶朝和其他中南半岛的政权一样,奉行印度教和南传佛教的“曼茶罗”体制(Mandala political model)以及相关政治伦理。所以阿瑜陀耶朝内部派系的独立性很强。凶猛的派系斗争,一直贯穿了这个国家的四百余年历史。

        大约在1347年左右,乌通的岳父素攀武里国王薨。他没有儿子,因此让女婿乌通继承王位。然后到了1350年,天花病袭击素攀武里。当时中南半岛上疫疾经常流行,而常见的对应方法就是搬家。所以乌通决定带着族人另觅新居。他把目光投向东方。最终在湄南河下游、素攀武里以东50英里的一个岛上找到了新的龙兴之地。乌通率领族人迁居此处,经过一年营治、终于建起了阿瑜陀耶城(大城)。1351年乌通迁都阿瑜陀耶,之后宣布为王,称号为拉玛铁菩提一世,并同时宣布脱离原宗主素可泰王朝的控制。阿瑜陀耶王国正式诞生。

        建国后的乌通,和其他中南半岛王朝的太祖们一样,对外南征北讨。不过乌通虽然是从素可泰王朝里脱离出来的,但是他对素可泰王朝很恭敬,两家关系处的还不错。他主要的扩张方向是东面的吴哥,在他的指挥下阿瑜陀耶朝大举进攻吴哥,打的吴哥节节败退。最后甚至被迫放弃了自己的都城向东迁徙。而这座被放弃,最后湮没在原始森林里的都城,就是日后的吴哥窟。而对内乌通大力整顿国政。他从列国引进先进经验,改造阿瑜陀耶朝。他从缅甸引进《摩奴法典》,并以此为基础,重新修订并颁布符合当地情况的诸多法律。他的改革奠定了泰国法律制度基础;乌通时期开始编纂和制定的阿瑜陀耶朝法典一直沿用到19世纪,才被曼谷王朝的拉玛五世废除。接下来乌通宣布设立“四柱”国家长官。乌通仿效吴哥朝的例子,设政务和治安二长官,后再设财务和田亩二长官。以此建筑起阿瑜陀耶朝的中央政府。然后乌通开始建设外城。自素可泰王朝开始起,泰国中央政府偏好在首都外搞几个卫星城,作为首都的屏障。阿瑜陀耶朝也学来了这个,乌通把起家时依赖的华富里和素攀武里都变为外城。其中华富里成了太子驻地,素攀武里则封给了王后家族。然后将全国城邑划为四大类。一大类是首都和外城。二大类是内地直辖城。三大类是边城,四大类是外藩。根据分门别类建立起中央到地方的行政体制。乌通继承了传统的中南半岛政权强干弱枝的传统,对阿瑜陀耶城这个自己的根据地大力发展。乌通出身于一个商业城市,所以即懂行又重视商业,他鼓励外商来阿瑜陀耶朝经商和定居,将此政策视为壮大根据地的妙计。在他的带头影响下,之后阿瑜陀耶朝历代都很亲商,大城是建筑在是湄南河里面的一个岛上,所以港业发达,能停大船。很受外商欢迎。波斯、印度,特别是中国商人为主的各国外商均来此经商,并有不少人在此娶本地妇女,进而定居。到最后甚至还有荷兰商人来此经商,将阿瑜陀耶朝的商路联通到了西方的同时,并留下了很多那时候第一手的阿瑜陀耶朝的记录,其史料价值非常珍贵。在众多外商的协助下,阿瑜陀耶作为一个国际贸易港,很快繁荣起来。1294年,阿瑜陀耶朝遣使元朝,使节自称暹罗使节,从此将暹罗这个词带入了中文史书中。不过后世发现阿瑜陀耶朝在这个时期也开始称呼自己为泰族人。尽管泰族的称呼要比阿瑜陀耶朝更早,但是大体上来说,泰和暹罗这两个称呼是阿瑜陀耶时期才开始流行起来的。1369年,乌通驾崩,传位给长子拉梅萱。

        严格来说乌通的崛起和治政方法,在中南半岛国家属于比较成熟,中规中矩的一套做法。他在位时大力引入国内外先进经验,而且手腕也很高明,所以很快就建起来属于自己的王朝。不过这套曼茶罗体系有它自己的问题,而且在乌通这样很依赖外援,只是靠自己的政治手腕来建国的君王手里,如何继承就是一个大麻烦。因为这套体制非常考验君主的个体素质。甚至要考验君主的个体。君主一旦不在了,别说政务办不了,马上就得先考虑怎么打内战。所以乌通的崛起,为后来阿瑜陀耶朝的很多事情定下来了基调。并在日后不停的折腾阿瑜陀耶朝。

        喇美思安:这位是大城王朝第四代国王拉梅萱(Ramesuan,泰语: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ราเมศวร)。他是泰国历史上很传奇的君王。一生跌宕起伏,先称王,又被废,而后再次复起,称得上波澜壮阔。而且他为人个性鲜明,曾如繁花,又如秋叶,几乎是小说主角一般的人物。所以他在泰国史上虽然不算大帝,但是因为更受老百姓和文人墨客的喜爱,所以也是泰国民间一位很知名的泰王。

        大城王朝太祖拉玛铁菩提一世的长子,生年不详,幼时被父亲分封在华富里,早先是城中的亲属辅助政事。大概十来岁左右开始出头,奉其父的命令,带领五千暹罗军远征柬埔寨。不过由于他此时少不更事。结果军队很快被吴哥军分割击溃。这时他的舅父,也是后来大城王朝第三位国王波隆摩多阇一世率队驰援,将其救出。波隆摩多阇一世随后当了主帅,拉梅萱当了副手。在他们的指挥下暹罗军围攻吴哥城一年,将其攻占,让刚刚登基的吴哥朝国王在围城的绝望中死去。吴哥朝再次成为暹罗附庸国。赢得了功名的拉梅萱遂在1369年继承父位,成为大城王朝的新国王。

        继位时的拉梅萱年纪很轻。少年得志的他年轻气盛,甚至有点中二。同时期旅居暹罗的著名荷兰商人兼史学者 范弗利特(Van Vliet)对他的评价是:暴躁,贪婪,纵欲,残忍嗜血,强抢民女,不关心民众疾苦……。所以拉梅萱第一任的统治非常失败,上任仅仅一年即引发暹罗动乱。这个时候他的舅父就又冒了出来,以“救他”为名义率军逼宫,将其废黜,并取代他成为大城王朝的第三代国王。拉梅萱被迫下野,黯然重回华富里做总督,退位让位的过程风平浪静,史书记载也波澜不惊,在接下来18年里,几乎没人关心拉梅萱去了哪里。但这不代表拉梅萱认命了。拉梅萱一生好战,对于舅父的篡夺深恨在心。所以他下野后回到华富里卧薪尝胆,磨炼心术。在这18年里拉梅萱采用各种手段经营自己的地盘,把华富里完全变成了一个独立山头。华富里人只认拉梅萱是头,不认阿瑜陀耶的王。拉梅萱的经营,拉开了阿瑜陀耶朝400年内斗的第一场——华富里VS素攀武里两派斗争的序幕。

        1388年,波隆摩多阇一世在远征清迈的时候病逝,死后传位给他的长子东伦。不过东伦此时只是一个无甚威望的15岁少年,因此阿瑜陀耶朝的兵将多有不服。拉梅萱见时机已到,立即结连了自己在阿瑜陀耶城的内应,随后于华富里起兵。拉梅萱的18年隐忍非常成功,无人对他有何防备,再加上里应外合,所以夺城非常顺利。夺门成功的拉梅萱下令将东兰杖毙,随后在侄子的血泊中重新登基为王。由于拉梅萱是是这个时期才算开始治世的,所以史学者大多认他是第四代国王。

        终于可以一展拳脚的拉梅萱开始放手大干一场,重登王位仅两年后,即接过他舅父的棒,开始猛攻进攻昔日祖母家兰纳王国。短暂交兵后成功占领了兰纳的首都——泰北的第一雄城清迈,兰纳王逃走,其随行的一个老挝王子被俘,旋即被拉梅萱立为兰纳的傀儡国王;随后拉梅萱大掠人口,抓走一批老挝与清迈人返回彭世洛,并将清迈人放置于几个府。但三年后吴哥朝袭击其中一个府,劫走6-7000名泰人。拉梅萱迅速率领大城军反攻吴哥,大破之。吴哥王乘船逃走。拉梅萱见人没抓到,直接报复吴哥,掳走吴哥人口9万多,并册立傀儡国王,派自己的将领领兵五千镇守于此。吴哥朝经此打击后一蹶不振。但是拉梅萱因为出于派系原因,颇猜忌素攀武里出身的兵将,所以对外作战时大多只用自己华富里出身的家兵们打仗。由于战争频繁,所以华富里在立功受奖的同时,损耗也日益增大。这反而削弱了华富里派系的力量。由于用兵过频,又不信任他派,所以阿瑜陀耶朝到拉梅萱晚年时已难以再战,只能选择和平,而且到了晚年的拉梅萱亦性格大变。昔日的年轻气盛和粗糙莽撞不再,而被仁慈,谦虚,勇敢,不急不躁,聪明谨慎所代替。晚年的拉梅萱信道虔诚,施舍穷人,并修建和修缮了很多寺庙。因而颇得民心。他主导的几个工程现在是泰国的网红建筑,比如菩兰寺(Wat Phra Ram)和玛哈泰寺(Wat Maha That)。其中玛哈泰寺是王宝强/徐峥的电影《泰囧》的外景地。这两座寺庙是那个时期阿瑜陀耶朝建筑艺术的范本,现在也是泰国建筑史上必提的地方。1395年,拉梅萱病逝,顺利传位给了他的儿子罗摩罗阇(Ramaraja)。拉梅萱王的一生,可以说是一部少年得志、青年沉寂、中年复兴、晚年得道的励志小说,这样的人生几乎就是一个普通泰国人梦想中的人生。因为他的生平非常对泰国人的胃口,所以他虽然不是“五大帝”之一,但也是很受泰国人敬仰的一位贤君。

        拉玛拉结:(Ramaraja):这是阿瑜陀耶朝的五代目罗摩罗阇。

        阿瑜陀耶朝的庸主。本是拉梅萱的小儿子。父亲死后,于1395年左右即位。早年分封在华富里,登基时大概是21岁左右。罗摩罗阇秉政后就要开始面对阿瑜陀耶朝三代君主发动的封建战争反噬国家的问题。因为长期战损,国力开始衰退。而当时各邦国之间又把抢夺人口当做频繁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所以这个时期的阿瑜陀耶朝出现了地多人少的现象,缺乏劳动力导致土地逐渐荒芜。这从罗摩罗阇出访素可泰附庸国的石碑刻字可看出来。当时他想把阿瑜陀耶朝的法典推行到素可泰地区,特别是阿瑜陀耶朝是严禁平民及奴隶的逃亡。他非常希望素可泰也能够严禁逃亡。但是招纳流亡乃是壮大自己的不二之选,而素可泰并不想一直当个附庸。所以素可泰对于自己宗主的要求是阳奉阴违。而罗摩罗阇困于国力不足,不敢发动战争铲平不服自己的附庸。这导致其附庸国对其更无畏惧。罗摩罗阇即位仅5年,早已臣服的素可泰就宣布独立,并从大城手中连夺两城。罗摩罗阇的名声大损,这导致素攀武里派系再次崛起。罗摩罗阇为人胆气不足,而且优柔寡断。所以他虽然猜忌自己的表弟,素攀武里系的新头头因陀罗阇(INTHARACHA),但是却不敢拿他怎么样。不但如此,他还纵虎归山,任命了因陀罗阇为素攀武里的领主。就像华富里只认罗摩罗阇一样,素攀武里一样只认自己的主君。而且罗摩罗阇没有武功的现实,让长期出不了头的素攀武里的将兵很不满意,所以愿意跟着自己的主君去夺鸟位,当丛龙功臣。1397年,因陀罗阇派人出使中国,并从不明所以的明朝政府手中骗到了封诰,成了“暹罗国王”。这让两派之间更加猜忌。随后在1410年,郑和船队访问阿瑜陀耶,罗摩罗阇以为郑和是因陀罗阇请来夺位的,因此对于郑和等人非常敌视,两家闹得不欢而散。因陀罗阇反而抓住这个时机,和罗摩罗阇的宰相勾结在一起,调兵发动政变废黜了罗摩罗阇。罗摩罗阇的结局不明(有出家和被杀说),但已不可能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再起。乌通王室的正支华富里系也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而素攀武里系则开始迈向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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