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浩然——一位伟大作家和他的作品——《金光大道》 -- 俺老孫

要的就是95年版的。

之前看过前两册，后面没看，在网上有，但错别字太多了，没法看啊。

金光大道真正好书。

张金发因为在洪水围困天门镇政府想办法解决粮食困难时给粮商沈义仁送信儿被查处，加上他自己也囤积了不少粮食放在沈义仁的粮店里，所以对国家制定的“统购统销”政策心怀抵触，与在沈义仁的粮店参有股份的冯少怀、沈义仁以及另一个别有用心、一心破坏共产党政府政策的范克明一起商量把粮店里的粮食全部运到村里藏在“滚刀肉”张金寿家的白薯窖里，以对抗“统购统销”政策。结果运粮食的大车被其他村的民兵发现，整个事情暴露出来，张金发丢了村长和党员的衔头，冯少怀被重新定成分为富农，范克明被发现原来是冒被他杀死的长工的名字潜伏下来的逃亡地主、反革命。

面对“统购统销”政策，应该如何卖粮，高大泉又与区委书记王友清产生了分歧，王友清希望芳草地这个先进村尽可能快地报出销售余粮的数量来支援国家建设，好给其他村带个好头。高大泉却要实际研究分析，应该留多少口粮，多少种子等等，然后再各家各户报数量，由村民评议各家各户所报卖粮数能否通过。

这个办法实行起来真的需要村民有较高的觉悟和水平，特别要有无私的公心。（在文学作品中当然好实现，在现实中就怕没那么容易。）中农苏存义报的数，有的人说少了，可朱铁汉提出他在水困天门镇时已经卖了两百斤麦子了，于是大家就很公道的给他又减了一百斤的量；“小算盘”秦富报的数大家都认为少，可高大泉给大家算帐，秦富家的大儿子秦文吉参与冯少怀、张金发他们倒卖粮食亏了些，水困天门镇时秦文吉赶大车征沈义仁的粮店里送粮，路上从被洪水冲坏的桥上掉了下去，大车、牲口和粮食全没了（秦文吉自己也是被高大泉救上来的，所以他出于感激，开始坚定的跟高大泉走了），高大泉这样一算帐，大家就认可了“小算盘”秦富报的数量。

这种办法不但需要有高水平的、一腔公心的好的基层领导，还需要通情达理的支持领导的村民才行得通，如果换一种情况，基层领导借机打击报复对人不对事，村民拉帮结伙挟旧怨算小帐，哄抬别人的卖粮数量，会是什么结果？

还有上级领导呢！上级领导是通情达理，支持农民量力而行，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卖余粮；还是不顾农民的死活，搜刮干净农民的粮食囤，以求拿出一个好看的数字为自己的政绩和前途描绘灿烂的一笔？

共和国历史上饿死一百多万人的“徐水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是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1959夏，“……强迫命令河南省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完成秋季粮食征购任务。哪个农民交不够粮食，就吊打追逼，关压拘留，拆毁房屋。……吴芝圃还吹牛皮，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千斤，已向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书记动手，政治挂帅。……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右倾追逼粮食中被公安机关逮捕一千七百七十四人，三十多人死在狱中，拘留上万人，死在拘留所的六百多人，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一天竟拷打四十多个农民，一个被他活活踢死。（逃荒也要被抓回来）……张树蕃后来回忆说，那时并不是没有粮食，一边是大小官仓堆满粮，一边是抓人、关人，一边是一百多万人成饿殍、尸横于野。……两年后，吴芝圃才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惩得很，罪恶也大得很……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摘自《共和国粮食报告》陈启文 著，湘潭大学出版社 第117、118、122、129、131、132页

当粮食被官员们当成炫耀政绩的工具，农民们就只能成为官员们往上爬的垫脚石。

吴芝圃的下场不知如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被逮捕，判了个死缓（俺老孫曰：俺对死缓这种量刑深恶痛绝，因为按刑律死缓算死刑，但其实死缓根本不会死，闹好了还能提前释放，前不久在云南不是就有个死缓犯提前释放又杀人的案件发生吗？）。但前苏联有个类似的官员，是个州第一书记，当年赫鲁晓夫心血来潮发起了一场超越美国的运动，要在人均肉食上超过美国，这个第一书记弄虚做假，把州里的所有牲畜都杀了充数，甚至还从其他州和加盟共和国高价购买各种肉类运回本州冒充本州产出，受到赫鲁晓夫的表彰，后来事情败露，饮弹自杀。

官员是党和政府的代表，官员所犯的所有错误都要算在党和政府头上。但不应算在集体化头上。

俺声明：俺吹捧浩然并非针对莫言。因为俺开始写浩然的时候，还没传出莫言要获炸药文学奖的消息呢。俺当时只是忽然生出一种想评价和吹捧一下俺认为的最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家。而俺认为的当代最优秀的文学作家就是浩然。现在也还是这种观点。并非俺认为莫言不好，而是俺根本不了解他，根本没看过他的作品，而只知道他写过的作品《红高粱》被拍成了电影，而这部电影我一点也不喜欢！他的另一部作品《丰乳肥臀》，俺更是连看看书名都觉得反胃，俺想不出一个给自己的书起这样名字的作家能写出什么严肃的文学作品。他的另一部作品《檀香刑》出版时俺曾经看过介绍，说的似乎是清代的农民受压迫反抗遭到镇压的故事，受的酷刑被莫言臆造出一个动听的名字“檀香刑”，俺对这种手法也不喜欢，所以俺整体上对莫言便产生一种蔑视，难以把他和俺认为的当代优秀作家划等号。看来俺和北欧海盗的后代在鉴赏力和审美上有着很大的分歧呢！俺颇以此自豪！

集体力量大，可以做很多单人个体无法做的事，可以抵御单人个体无法抵御的灾祸。

高大泉带领他的“东方红”农业社要做一件以前单人独户无法做的事，做排水渠。

任何人都知道农作物即离需要雨水浇灌，又害怕暴雨成灾，因此如果在地里修建排水渠，下大雨就可以排掉多余的雨水，避免或减小灾害的发生。以前不能修是因为地全分为一口一块、一家一户，谁也不愿意别人家地里的水流经自己家的地里，更不愿意占用自家的地挖沟修渠，农民连半垅地的亏都吃不起何况要占好几垅呢。只有集体化土地属于集体后，才有这种可能，一来地块大了渠道好走，二来土地归集体统一安排了也就不存在谁家占便宜谁家吃亏了。

最早有修排水渠这个想法的是秦恺，他年青时和他哥“小算盘”秦富分家后，就全心全意种自己的地，要赌口气超过他那个“没好心”的哥哥。可是粮食眼看成熟，一场大雨，田地成了大水洼子，收成全泡了汤。他就想挖一个大水沟，把水排掉保住收成，可是和地左右相邻包括他哥谈不拢就没挖成，他只好把自家的地周围用土堆起一道土埝，结果一场大雨过后，用他哥哥秦富的话说：成了个大水箱子。所以成立了农业合作社，一家一户的小块土地连成了片，挖泄水渠的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

挖泄水渠的线路要经过“小算盘”秦富的一块地，秦富在某些人的煽动下算盘打得乱了套，脑袋钻进了牛角尖，死也不肯，引发了家庭纠纷，秦恺煽动秦富那个要求进步的儿子秦文庆去闹分家，刚被高大泉制止；一心向冯少怀学习发家的大儿子秦文吉却因为打了媳妇赵玉娥，又引起赵玉娥和秦家分家，参加了“东方红”农业社。

泄水渠修改线路绕过了秦富家的地，终于修成了。秦富为了给自己和儿子争口气，与农业社比着种地，要在收成上超过农业社。真的大雨来的时候，秦富的地成了又一个“大水箱子”，秦富使坏把水排进相邻的单干户苏贵俭家的地里，挨了打。

偏在村里因大雨水患需要人力保渠排水的时候，区政府又向村里要民工去附近的河堤上防汛抗洪，这个时候就显出党员的觉悟了，如果江河决堤，村子地里的水渠修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当然是要多少民工出多少民工。可是村里的庄稼也不能不管，新修的泄水渠也需要人去维护加固。“东方红”农业社利用自家修的泄水渠把相邻的其他社和若干户的地全用临时排水沟连起来救了急，保证了方方面面不受损失。

在现实生活中，更大的集体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林县人民在极困难的情况下修成了“红旗渠”，变了林县的穷困状况。依靠集体的力量修建的水利工程又何止一个“红旗渠”？相比今天，人们经常说的是近三十年欠了太多“帐”！才导致现在不下雨旱死，一下雨就涝死。

“……按照胡绳在三十六年以后的说法，当时改变中国农村时间进程的直接原因，……‘问题是从工业化引起的’……

“……（当时）共产党开国初年，政权尚未稳定，……工业渐渐繁荣，城市人口膨胀，政权机构迅速地扩充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将大范围地展开。然而情形并不乐观，因为所有的辉煌都不会离开一个东西，这就是农民生产的粮食。……政府从农民手里收进的粮食虽然增长了百分之八点九，可是城里人的消耗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点六，这就难免使粮食收支形成巨大的赤字，唯有以库存相抵。到了1953年的夏季，国库存粮已所剩无几，即使政府号召厉行节约，也只够城里人维持两个月。田间小麦的收成虽未最后确知，但长江流域洪水之大，为百年来仅见，夏粮的减产已成定局。……京津两市原本需要七亿五千万公斤小麦，可是只能收到五亿公斤，城里人在三个月内把这些粮食买去一半，却要用另外一半来维持八个月的生计。9月4日，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私商得悉政府的艰难，群聚起来火上浇油，在两个小时里把市场上的粮食统统买去，囤积居奇，接着又蜂拥徐州抢购黄豆。一个叫做王雨农的人，独自买去二十五万公斤。又几天后，江西市面上的稻谷也被一扫而光。情势如箭在弦上，混乱一触即发。北京情急火燎地电告东北，需二十一亿公斤粮食入关。东北三省向有‘粮仓’之誉，照理将粮食运抵京城救急不应成为问题，可是现在他们却说只能运来七亿公斤，而且不知何时才能起程（俺老孫曰：看到这儿，高岗之命运决矣！）。……10月2日，毛泽东严肃地告诫政治局里的同事，说在共产党的面前岂止是一担炸药，分明是一场战争，‘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陈云提出八种办法供大家选择，‘统购统销’为其中最严厉的一种。最后大家一致认定，非此种严厉手段不足以度过危机。

——《历史不再徘徊》第36-38页

建国初期粮食市场的真实情况决定了，国营的供销社虽然有挂出国家的牌价，但国营牌价如果不强迫执行，就无法贯彻。左右市场操纵价格的人自有办法让价格按照他们的意愿变动。

“……（统购统销）其建立，当在1953年10月，……先是在粮食方面进行，然后是油料、棉花、生猪、烤烟、茶叶之类，到1957年，又包括所有品种的水果和中药。又又过了大约三年，这种制度最后完善起来。那正是我们的国家坠入大饥荒的时候，对于农产品的管制达到了最严厉的程度。粮棉油除政府所辖商业部门来经营之外，其他营销者哪怕只交易一斤一两也属非法，这叫做‘一类物资’，是为统购；其余农产品大体属于‘二类物资’，为派购。名义上，‘派购’产品在交足国家的征购部分后方可上市，但在实际动作过程中，因农业生产能力极低，而国家的征购数额又极为庞大，所以农民在把自己的收获呈缴国家仓库之后，所余无几，所谓‘剩余上市’一说，其实有名无实。所以，虽然名义上统购和派购的产品为二十种，但实际上由国家控制的农产品可以多至二百三十多种，几乎囊括了农民在土地上的全部收获。”

——引自《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凌志军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农产品的价格经此完全被控制起来除了一九六二年做过一次调整以后，下一次调整已经是一九七九年三月的事了。

从现在看来“统购统销”的作用既是以农业的产出来保障和资助国家的工业化，农产品工业品价格间的差距被称为“剪刀差”。当年中国的八亿农民是为国家的工业化做出过巨大牺牲的。因此今天国家免除农业税，给种粮以补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在农村实现养老和医疗保障，等等措施，即是以工商业的税收来反哺农村，是对广大农民的一种补偿。所遗憾的是许多在黎明到来前倒下的人们没能享受到这一切。

《金光大道》第三部到了一九五三年，在上一部中高大泉用一部大车钱帮助拼凑起来的周士勤互助组终于解体了，周士勤被村长张金发拉进了他组织的“竞赛”农业合作社，这是个富社，参与的大都是殷实富裕户，车多马壮，地多，起这个名字是要和高大泉搞的“东方红”农业合作社进行竞赛的意思。赛什么呢？就是赛发家致富。

冯少怀为了依靠村长张金发做靠山，加入了张金发的“竞赛”社。为了扶助张金发，帮他遂发家竞赛的目的，也遂自己发家的心愿，冯少怀告诉张金发：农村的许多农民嫌吃麦子细粮不抗饿，通常会在夏天收获了冬小麦后用麦子交换粗粮吃，而到了秋后收获了小米子和玉米等又会用粗粮换麦子做种植冬小麦的麦种。提前收购囤积粗粮棒子和小米子，“……过了麦收，庄稼人就要以细换粗，咱们一斗棒子，就能换一斗半麦子，一斗小米能换两斗半麦子；再到大秋后，庄稼人种麦子急着要种子了，一斗麦子，又能换上二斗半棒子，或是一斗半小米。……就这么一转手，得顶多少顷地的收成呀！”

（这是抓粮食的好手段，但不是产粮食的好手段，因为粮食是种出来的，不是交换出来的。）

当时的中国正在大搞基本建设，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打基础，全国新增几千万城市人口需要吃商品粮，农村也新出生了几千万人口，粮食产量的增加幅度远不赶不上人口增加的幅度。农民善于倒腾粮食赚钱发家是本事，但对国家没有任何帮助。国家需要的是农民把土地种好多打粮食，还要种植各种经济作物，为工业提供生产原料，支援国家建设。为此政府也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以现在的经济理论来看市场决定一切，只要放开市场任由各种商品自由流通，价格自由涨跌，就会自然而然的活跃经济繁荣市场商品自然会制造出来。这是西方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理论。

但市场真的能自我调节吗？

麦收过后，冯少怀和“小算盘“秦富的大独生子秦文庆赶着马车带着小米子赶到粮食市上，准备全部换成麦子时，得到的消息是“…供销社先挂出国家的牌价，一斗半麦子换一斗米……”。冯少怀对这方面是驾轻就熟，与合作者迅速行动起来，拿麦子到市场上高调公开地以高于国家牌价的二斗麦子换一斗小米的价格进行交易，从而一举突破国家牌价带给人们的心理价位底线，并在市场价位达到二斗半麦子换一斗小米子的价位上把自己带来的小米全部换成了麦子。仅从这一点来说就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是多么的脆弱。

书中在夏收后跟着就发生了下暴雨洪水冲垮桥梁，水困天门镇的事件。政府的供销社的粮食销售一空。粮食价格已经涨到闹洪水之前的一倍以上，镇里的人眼看就要饿肚子，私人粮商依然囤积不售，大有饿死几个我才开心之势。县长谷新民在酒楼设宴让工商联主任伍老板召集粮商来开会，讨论如何为国家分忧解难渡过粮荒。结果是遭遇到粮商们的冷淡和奚落。这时县委书记梁海山打来电话告诉天门区的领导要依靠党，依靠支持党和人民政府的组织起来的农民，相信翻身农民的觉悟，同时从东北调集粮食救急；不要寄希望于奸商，他们只会趁火打劫。同时主人公高大泉在赶往区里参加解决粮食问题紧急会议时便号召党员和积极分子冒着大雨用人背、牲口驮的办法往区里运去第一批新打下来的小麦，安定了人心，压制了粮食商人哄抬粮价的打算。

在真实的世界里党和政府也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