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毛邓的分歧：药能不能停 -- 古城老农

往事不堪回首。那个吃不上饭且生活泛政治化的时代，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一些人现在就着急地为文革唱赞歌。

中国有先人崇拜的传统，所以劝皇上的时候总说“三皇五帝，尧舜禹汤”。但，文革毕竟离得这么近，原以为，怎么着也得等比我年龄更大的人都死光了，再来编造文革的历史光环吧。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而且一来，就抬出了貌似高深的理论外加大政治家大历史学家的模样，貌似要对一个泛政治化劫掠人性的非正常时期进行全新历史解构。

难道，在这些貌似伟大的理论说辞下，那些活生生曾经存在的个人命运，真的不重要了吗？难道在世家的眼里，说辞貌似高尚就可以以天下为草芥吗？就如同土八路绝不不会为了阻止日军就炸开花园口，我们就能够代表全国人民高歌以和，或者找出各种说法来解释这种行为的合理性或者无奈性、或者这样不好如果不这样会更差吗？

以前修经济史的时候，觉得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你眼里的历史，是王侯将相官家史官眼里的所谓正史，还是如布罗代尔所代表的年鉴学派那样，将历史真相的还原建立在日常人的基本活动上。所以在这里也问一句，那段历史，在各位的眼里，到底，到底是什么人眼里的历史？

作为一个打记事起就要面临每年5个月青黄不接的断粮生活、不到四岁就要下河摸鱼上山挖野菜的当年的草民，虽然可以经常地看戏一般地看着有人被押上公社高台双手反剪忙不迭地低头认罪而觉得非常娱乐非常好玩非常快乐，但这并不能代表，我终于远离那段历史后对那个时代的厌恶。

不用给我讲大道理，我也不想说服谁，我也不想拥有有政治抱负的世家的那种观察世界的眼光，也不想再次面对上纲上线大道理铺天盖地被迫淹没的境地。

我只知道，几十年走过来，中国已经从那个属于政治人物的社会变得更像一个平民也可以参与分享的社会。即便今天面对如此多的各种社会问题且很多也让人忧虑，也觉得创造一个更为美好的社会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原则指导下的进一步变革才有可能。而试图为文革重塑光彩金身为社会族群分割阶层分化埋下种子，我看还是省省吧。

所以说呢，请以我草民粗陋且世俗但真实的眼光，表达一下对文革那个时代的厌恶和不屑。还是那句话，要为文革重塑金身，还是等经历过文革的那么多的人都死光了再说。因为这些人至少拥有以自身经历说话的能力。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些人见解低下目光短浅说话的能力还不如沉默的大多数。

这些人都死光了，有的人愿意把文革描述成理想天国都没有关系的。反正也很难证伪。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吧，着急了点吧。

“伟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老子》有句很著名的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要正确理解这句话，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刍狗”。从字面上来看，刍，就是草，“刍狗”可以解释为草与狗。《庄子·天运》将“刍狗”解释为草扎的像狗的祭品。不论哪种解释，“刍狗”，是很低贱的东西。

　　有人却别出心裁地把这句话解释为：“天地无所偏爱，将万物当作小草和狗一样，任其自然生长；圣人不情感用事，对百姓一视同仁。”这显然无法解释“不仁”的含义。在老子五千言里，共有八处提到“仁”字，都是仁爱、仁义的意思。先秦诸子的著作里，有哪一子哪一句可以将“仁”解释为“无所偏爱”、“不感情用事”呢？

　　我认为刘师培先生对“刍狗”的理解最到位：“始用而旋弃。”这样，老子的话就可以理解为：天地（如果）没有仁爱之心，将万物当作刍狗；圣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将百姓当作刍狗。”

　　如果说刍狗非常卑贱，那么，天地、圣人，则非常高贵，所以历代皇帝自称“天子”，自诩为圣人，臣民们皆称皇帝曰“圣上”。自从帝制被推翻，“圣上”、“圣人”就不怎么时髦了，取而代之的名词叫作“伟人”。老子的话，是否可以替换为“伟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呢？

　　我看可以置换。“伟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那么，在他的眼中，老百姓只是刍狗，始用而旋弃，弃之如敝屣。

　　以某“伟人”为例，他视功臣如刍狗、旋用旋弃的例子就不用说了，我们只看看他对普通百姓到底怎么样。

　　他夺取政权的路子是“以农村包围城市”，靠“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赢得了农民的拥护，依靠农民的力量打下了江山，建政后，农民果然“翻身得解放”了吗？事实却是，农民分到的土地不久就被全部没收，收归“集体所有”，农民连在自己家里养只鸡都成了必须要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

　　当初贡献最大的“革命老区”，在革命胜利后依然是最穷最苦的地方。甚至到了现在，一些“革命老区”仍未脱贫。

　　“伟人”还用壁垒森严的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将农民牢牢地绑定在农村。城市户口下乡落户很容易，但没有关系没有门路的农民想转为城市户口，比登天还难！当然也有“农转非”成功的例子，无非是攀上了高官，或通过请客送礼打通了关系。

　　崇尚“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伟人”，将国民分为三六九等，利用所谓阶级成份划分，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在社会上制造出“地、富、反、坏、右”等贱民阶层，通过贱民阶层的苦难，使其实也是一贫如洗的“贫下中农”、“工人阶级”生出一种生存优越感和幸福感。今日某些“伟人”的崇拜者，依然在回味将可怜的“幸福感”建筑在他人痛苦之上的卑微的满足与荣耀。

　　大跃进时，城乡处处是冒着黑烟的炼钢小高炉，庄稼该收时不收，该种时不种，结果在和平时期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饿死最多的，竟然是以种粮为生的农民！难道农民家里没存下点粮食吗？非也。全国缺粮，“伟人”便发动“反瞒产”运动，强令农民上交粮食。如狼似虎的官吏们便挨家挨户搜粮食，导致农民没有隔宿之粮，只有饿死一途。

　　城里人的生活比农村也强不到哪里去，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实行票证化，将所有人牢牢控制在体制中。买辆自行车，有票也买不到，必须要托关系、走后门，谁家若有辆自行车，比现在有辆汽车还值得骄傲。那时除了特权阶层，老百姓都是一穷二白的无产阶级，即使夜不闭户，也不用担心家中被窃，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偷。不要以为大家都穷，就是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有一部分人不穷，这就是特权阶层，他们都按照级别享受不同待遇的“特供”，各个省都在风景秀丽的地方给中央“五常委”建有别墅。“伟人”在大饥荒来临的1959年6月，要求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在滴水洞给他建别墅。1960年，滴水洞工程正式开工，这时候，全国人民开始大量饿死……

　　文革之初，年幼无知的学生们成了“伟人”的利用对象。到了1968年，经过文革的大破坏，国民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而1966、1967、1968三届毕业生多达一千多万人，这些人在折腾过后无业可就，成为城市中一大不稳定因素。鉴于此，伟人“圣旨”（当时白话翻译成“最高指示”）遂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说是知青，其实他们中有多少人真正有知识呢？到农村接受什么教育？无非是去开荒种地，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伟人”认为红卫兵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便将他们弃之山野农村，任其自生自灭。直到“伟人”去世后，这些该学知识时没学到知识、该成家时没成家、该立业时没立业、在农村备尝生活艰辛的弃民们才获准陆续回城。

　　有人崇拜毛“伟人”，理由是那时老百姓可以大鸣大放、可以游行示威、可以批斗官僚云云。这种认识，真是浅薄至极！那时人民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游行中只有拥护毛的自由，而没有质疑、抗议毛的权利。年仅二十多岁的遇罗克因为写了一篇质疑毛式等级制度的《出身论》，便被“伟人”亲自下令枪毙了。类似的文革遇难者有不少，如为人们所熟知的刘文辉、林昭、王申酉、陆洪恩、李九莲、张志新……他们用鲜血，为那个毫无自由、人人自危的时期作证。

　　至于说毛时代没有腐败，就更可笑了。腐败不腐败，从来就不是人的道德和环境所决定的，而是制度所决定的。只对上负责、不对人民负责，没有监督、没有制约的腐败官僚体制，就是“伟人”以及被“伟人”始用终弃的战友们制定并延续下来的，今天所有的恶果，皆是拜体制所赐。已经有许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写文章揭穿“毛时代无腐败”这一谎言，如《“毛时代无腐败”是中国最大的社会谣言》、《回首“文革”说腐败》等等，可以参阅。

　　其实社会上出现一些“伟人”粉丝也正常，因为两千年专制文化的熏陶，使很多人有崇拜强权、崇拜暴力的意识。“伟人”也很善于利用这类“人民”，所以喜欢把“人民”二字挂在嘴上。但人民在他眼中究值几何呢？“伟人”曾说：“中国不怕核武器，我们有六亿人口，死了一半还有三亿。”如果美国总统说出这种话来，将会面临什么情景？而在中国，一人雄起，万众雌伏。听了“伟人”这种豪言壮语，芸芸百姓反而会敬服“伟人”气吞山河的气魄，会跪倒在“伟人”脚下山呼万岁。而在“伟人”的心目中，人民只有做“炮灰”的资格。这就不由人不想起鲁迅先生的话：“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在两千多年前，孟子还能说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威武不屈之言，而今却成了“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伟人”，可发一叹！

　　还是林语堂先生说得好：“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