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血色嘉绒：两征金川，十全老人的荒诞武功》 -- 京华烟云AMIP

尽管稗官野史惯于捕风捉影无事生非，但这个名叫王秋的汉人，应该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好几部清朝正规史料中都留下了他的名字，只不过，关于此人的来历，正史中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既然如此，我们也只好不得不引用非正规资料的内容了。

野史写道，王秋本是云南人，他对经史典籍略知一二，因此很可能是个读书人，或者最起码受过一定的儒学教育。后来，此人大概做起了生意，因为金川战争爆发时他已经相当有钱，据说王秋带着大量钱财物资，频繁于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游历，混得如鱼得水，在各地土司们中间很是吃得开，因而相当了解包括金川在内的“厄塞要害”情况。

野史继续写道，见到张广泗后，王秋对这位新任总督大人毫不怯场，侃侃而谈，他说：

“这些土著蛮夷并不是一定想要背叛咱天朝，否则他们不是故意找死嘛。莎罗奔与朝廷作对，一方面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生怕固有的权势受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迁就自己爱女阿扣的意思，因为她想嫁给小叔子良尔吉，这就要把丈夫泽旺赶跑。也就是说，莎罗奔与咱朝廷其实并没有啥深仇大恨。”

如果这些话真是王秋所说，那么以我等后来者之心度之，这小子很可能是收了莎罗奔的黑钱，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来做说客的。见张总督听得津津有味，王秋继续道：

“蛮夷之间争来斗去，本来是寻常事，由他们自生自灭也就得了。现在咱们天朝劳师动众，还正儿八经地发布了讨伐莎罗奔的公告通知，好象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情因而不得不兴兵动武，未免有些杀鸡用牛刀了吧？这样的误会，确实是因为不了解蛮夷情况、不熟悉蛮夷性格而发生的啊！”

随后，王秋又从张广泗个人的角度分析了利害得失：“况且，大人您现在孤军深入，这里峭壁林立大河湍急，深山丛林中到处弥漫着有毒的瘴气，可以说您时时刻刻都处在危险当中。这场战争取胜了，占领这些山地对咱天朝也没啥用处，可万一没有取胜，更会被世人耻笑。您如果不了解敌情的真伪虚实，就贸然孤注一掷，如果真发生什么意外，灭了大将军您自己的威风事小，您让咱天朝的面子往哪儿放啊？”

大小金川地区的海拔，大多在两千米至五千米之间，有些地方属于高原，这里所说的瘴气，应该指的是“冷瘴”，也就是著名的高原反应，古人不清楚这种高原疾病的致病原因，误以为是吸入了藏地有毒瘴气而造成，因而称之为“冷瘴”。

宏观微观都讲完了，王秋终于拿出了自己的方案：“我没事儿就在这些蛮夷地区逛，自认为对他们的情况还算清楚。根据我的了解，莎罗奔其实并不是铁了心与朝廷对抗，而是三心二意地观望着，假如咱们不剥夺他宣抚司的官职，并且答应他的爱女阿扣得遂心愿嫁给良尔吉，那么莎罗奔一家必定能对您恭顺听令的。至于郎卡这厮，他反叛朝廷不过是因为觊觎阿扣的美色，莎罗奔如果不再支持的他话，做事不走脑子的郎卡只有坐而待毙，这就是所谓兼弱攻昧的道理嘛。”

至于具体的实施细则，王秋建议道：

“您不如派良尔吉去说服莎罗奔，让他与咱们秘密结盟，一起夹攻郎卡。其余其他土司您尽可放心，这些家伙只知道畏罪自保，根本不会主动救援。如果这样做了，那么郎卡不日就可拿下，等抓到了郎卡，您就把他的地盘转给良尔吉，而让泽旺仍然返回小金川故地当土司。如此皆大欢喜，莎罗奔和泽旺仍当他们的土司，而有功的良尔吉也有了自己的地盘。朝廷只要求您恢复失地就行，等到您大功告成的奏章一上，皇帝自然高兴，肯定也不会再去追究良尔吉这些细枝末节。”

王秋无疑是个高明的说客，他带给张广泗的，除了升官发财，更有美女的诱惑：“这样的话，大将军您不费吹灰之力，金川上下游千里之地就能唾手而定。等到大小金川都安定下来，将军您再和莎罗奔搞好关系，找个机会抓住良尔吉宰了他，那就像宰羊一样容易啊，阿扣不就归您了嘛！您不仅能把阿扣这样的尤物金屋藏娇，而且莎罗奔也会更加感激您，既然成了一家人，他也再不会有什么反叛朝廷的想法了。这样的美事，正所谓功利兼至，名实俱副者啊！”

见张广泗已经怦然心动，王秋决定打出最后的杀手锏：“您难道没听说当年岳钟琪将军与阿扣的故事吗？假如当初不是阴差阳错，岳将军早就娶了阿扣，那样的话，莎罗奔根本不会谋反，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小金川之战。现在，又遇到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莫非您还要错过吗？”

这最后一手实在太有杀伤力了，要知道张广泗与岳钟琪一向是职场上的竞争对手，当初岳被罢官甚至差点儿掉脑袋，尽管有鄂尔泰存心整他的大背景在，但张广泗告的那道刁状也功不可没，但可惜的是，尽管张颇为努力而且在平苗战争中的成绩也确实不错，但他的军功相比岳而言，总感觉还差了那么一点点儿。

对于张广泗来说，现在不仅有机会建立超越对手的不世功业，还能把他心仪的女人搞到手，这样的诱惑简直无法阻挡。况且，据说张一直对美丽的阿扣觊觎不已，而他早就隐约听说过阿扣当年追求岳钟琪之事，心中的羡慕嫉妒恨恐怕已经无法抑制，王秋的提议可谓正搔到痒处。

于是，张总督当时就拍板了，全盘采纳王秋的方案，清军不日启程，准备进攻郎卡盘踞的噶尔崖。

如果野史中上述记载有那么几分真实性的话，那么王秋给张广泗做的这番presentation，立论清晰，分析全面，措施明确，简直可以说是一篇金川版的隆中对。这个王秋显然十分不简单，只可惜他的真实生平一直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之中，我们早已无从知晓。

因而，民间后来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王秋其实是一位反清复明的志士，而大小金川则藏有明朝最后的遗民，他们义不帝秦，誓于满清对抗到底，清军发动大小金川之战，其实主要目的并不是打击不听话的土司，而是要彻底铲除前朝隐患，否则怎么解释乾隆竟然不惜花那么大代价，非要拿下这块弹丸之地不可？又据说，王秋卧薪尝胆，不惜身犯险地去清军大营卧底，为的就是设法扰乱敌人的指挥中心，从而与金川军里应外合。

只是这种说法，无论在清廷还是藏族的正规史料中，都没有找到任何依据，因而极可能只是一种空穴来风，野史姑且记之，我们也姑且听之吧。

清朝史书则写道，根据良尔吉、王秋等人的反映，张广泗所了解的敌情是，大金川的主要兵力集中在两处军事重地，莎罗奔土司亲自镇守勒乌围（在今天金川县城对面的勒乌村），而他的侄子郎卡则驻扎在噶尔崖（在今天金川县城东南三十公里的安宁乡），这两个守卫严密的要塞都建在大金川河的东岸，而河西岸也有数百里土地归莎罗奔所有。

与野史中描述的类似，张广泗做出的兵力布署确实是兵分两路，一路从金川西部进攻河东岸，一路从金川南部进攻河西岸。但与野史记载不同的是，河东的西路清军又分为四路，其中两路攻打勒乌围，而另两路进攻噶尔崖，河西的南路清军则兵分三路，挨个山头分别扫荡。从清朝史料记载来看，西路与南路清军的主将都是总兵，级别不低，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师长。

张广泗则驻扎在小金川土司的美诺官寨（在今天的小金县城所在地美兴镇），居中统一调度各路清军的行动。根据以往在苗疆战争的经验，张总督预计的时间进度是，最晚在这一年（乾隆十二年即公元1747年）的年底之前，清军将彻底结束这场令人烦恼的战争——即“斯以是年告蒇（chǎn，完成的意思）”。过于乐观的张广泗甚至将此deadline上奏了朝廷，无疑将乾隆的胃口吊得更高。

热切渴望胜利的皇帝决定帮人帮到底，在已经拨出六十万两军费的基础上，又大幅度增加了六十万两，不仅如此，当时已经被提升为大学士的庆复尚未从四川启程，为了避免这位新任宰相对张广泗指手划脚，乾隆特意下旨，认为前线有张广泗一人指挥已经足够了，要庆复赶紧回京。后来，也许是考虑到应该给庆复多增加些军功资历，乾隆又下旨说，如果庆复已经动身那就算了，如果还没有动身，那就在汶川先待着吧，等张广泗大功告成后你们再一同上奏。

此时，清军已增兵到三万人之多，其中还包括两千名相当擅长山地战的贵州兵——面对着崇山峻岭中高耸的碉楼，心中打鼓的张总督特意请示皇帝，从自己原来的云贵辖区调了他们来参战——总数很可能已经超过了大金川的全部人口，更远远多于莎罗奔的区区几千土著士兵。

只不过，即使是来自贵州的这些优秀的山地步兵，以前也从来没有对付过眼前高高的战碉，因为苗疆虽然也有碉堡工事，比如汉人建造的那道南起凤凰亭子关、北到吉首喜鹊营的所谓“南长城”，以及苗人自己建造的众多土楼，但这些碉堡无论规格、材质尤其是高度，都与金川的碉楼大相径庭。

这一年的农历八月，乾隆终于收到张广泗发来的捷报，张总督兴致勃勃地报告，西路分出去攻打噶尔崖的清军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副将马良柱的部队连战连捷，敌人望风而降，如今已杀到距噶尔崖仅二十余里。而南路清军也攻克了敌人的三处要隘，敌人不得不逃入碉楼，投降应该指日可待。

在张广泗看来，这显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乾隆却不这么想，从他对张广泗的批复，人们很容易看出里面透出的失望：“自从你上奏说年底解决问题，朕可是日夜盼望佳音。可现在我收到了什么呢，这只不过是破碉克寨的小小胜利，如此小题大做，让朕情何以堪！”

发泄了一番后，皇帝又问起了现实问题：“虽然马良柱等人还算勇敢，也还有有些成绩，可你们先是费那么大力气围攻敌人，随后却又接受他们投降，那么将来胜利的时候，对这些穷凶极恶的降将，你是想再追究他们吗？还是打算置而不问呢？如果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等再过了几年，难道就不怕他们卷土重来吗？你们也太欠考虑了吧？！”

曾凭借一部《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阿来，是位土生土长的嘉绒人，对金川战争颇有研究。在阿来的一本书里，他如此评价乾隆皇帝的上述批复：

“看来，皇帝对于军前的情形已经有些着急了，他可能没有想到金川这样一个小小的荒蛮之地，会惹起了这么多的麻烦。而处理这个麻烦，将成为他在朝之日时一个很大的麻烦。皇帝着急，而前线督军的将领却有自己面临的更具体的麻烦。随着这麻烦越来越大，金川这个名字开始在他们心目中有着越来越重的份量了。”

确实，对战况越来越感觉不安的，不仅有乾隆皇帝和张广泗总督，还有他们属下的众多参战将领。比如说前文提到的马良柱，大家想必还记得，他曾在瞻对之战中露过脸。

马良柱是回族，原籍甘肃张掖，后来又入籍四川成都，与岳钟琪的经历有些类似。他的资格相当老，早在康熙晚年就已经从军了，康熙五十四年升为基层军官把总（大致相当于连排长）后，到今天的新疆吐鲁番参加了对准噶尔的战争，并因功升为千总（大致相当于营长）。康熙六十年，他又随军挺进西藏，参加了驱逐准噶尔之战，在激战中还受了伤。

此后，在包括青海罗布藏丹津之变、四川瞻对之战等一系列藏区战争中，马良柱屡立军功，于乾隆八年升为副将也就是副总兵。据载，此人在清军中以勇敢善战著称，据说每上战场，他便手持一条沉重的钢鞭，在马上旋转如飞，往来驰骋冲杀，有万夫不当之勇，显然是一员孔武有力的猛将。

大小金川之战，马良柱再次发扬了自己一以贯之的刚猛作风。《清史稿》写道，大金川土司莎罗奔裹胁着小金川土司泽旺，一起进攻沃日土司（在今天的小金县），清军都司（正四品武官，低于参将和游击，高于守备）马光祖率部去救，却不料中了埋伏，被敌人团团包围在一个叫热笼的地方——从发音来看，很可能是今天的旅游胜地日隆，也就是著名的四姑娘山所在地。

马良柱副将得报后，立即组织一支轻骑兵突击队前往驰援，在巴纳山（地点不详，有可能是小金、汶川和宝兴三县交界的巴郎山的异译，该山现在是川藏北线的重要通道，但在当年还只是偏路）与金川军展开激战，马光祖也趁机里应外合，两面夹攻之下，终于“贼溃，围解”。此战过后，见官军势大，墙头草般的小金川土司泽旺再次倒向清廷，为表诚意，他不仅主动退还了自己所侵占沃日土司的三个山寨，还将自己的美诺官寨提供给张广泗做司令部。

就在金川战争进行期间，藏区发生了一件大事——统治西藏达二十年之久的藏王颇罗鼐于公元1747年去世了。做为与阿尔布巴之间那场卫藏战争的胜利者，颇罗鼐于雍正六年即公元1728年攻入拉萨正式掌权，并由台吉晋封为贝子，乾隆四年即公元1739年又晋封为郡王，成为当之无愧的西藏第一人。颇罗鼐牢牢把握着地方政权，即使西藏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七世达赖喇嘛，当时也只不过是个高高在上的宗教牌位。

西方学者评价道，颇罗鼐是西藏最有趣的历史人物之一，他依靠坚强的意志，巧妙地利用西藏的特殊情况和传统的派系纷争，使自己飞黄腾达起来。而在能力情操方面，他既没有卓越的天才，也没有崇高的爱国思想，除了平静地统治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之外，其他的事情他不去也不想干预。

西方学者很可能带有偏见地认为，出于政治需要，他被动或主动地变成了清廷统治西藏的工具，但他很机智地设法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迫使清廷承认他是西藏不可替换的最重要的人。另一方面，颇罗鼐也做足了表面文章，对清廷在礼仪上极为恭顺，小心翼翼地不使经常对他抱有戒心的北京政府找到怀疑他的依据。

西方学者还认为，当时西藏夹在清帝国与准噶尔汗国两大强权之间，在中亚政治大竞赛中像皮球一样被扔来扔去，在对外关系领域里也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行动。颇罗鼐决不可能制订自己的政策，因为清廷对他的监督极为严厉，而除了不在他控制下的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庞大黄教系统外，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西藏也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力量。因此，颇罗鼐明智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金川战争开始后，颇罗鼐立即派出大批藏军参战，但这些人马似乎只是做给皇帝看的样子，因为他们明显出工不出力，尤其是前面我们提到过，藏军首领冷宗鼐突然宣布自己生病需要回西藏治疗，随即便不等清军同意便擅自拔营而去，使得友军侧翼门户大开，不得不临时收缩战线。尽管颇罗鼐对冷宗鼐做出了严厉惩罚——他宣布对冷以叛乱论处，主动请求皇帝将其斩首，不过乾隆不想为此伤了和气，认为处罚过重，最后改为死缓——但很难说其中有没有做戏的成分。

颇罗鼐死后，他的二儿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继位，成为第二代西藏多罗郡王。对于金川之战，如果说颇罗鼐虽然有应付差事的嫌疑，但他毕竟派出了大批人马去意思一下，那么到了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则连表面文章都懒得做了。按照清朝和藏族两方史料的记载，这位藏王生性阴险暴虐，他一上台就派人暗杀了自己的兄长和侄子，随即秘密调集人马准备谋反，打算脱离清帝国做第二个罗布藏丹津，至于派兵去金川参战的义务，自然早抛到了脑后。

其实这时候的国际形势，对清帝国还是很有利的。东北方向，中俄先后于公元1689年和公元1727年签署《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尽管后人对在这两个条约里中国吃了多少亏一直争论不休，但它们毕竟实现了两大帝国间一个多世纪的和平，况且金川战争进行时，沙俄正与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明争暗斗，根本无暇东顾。

西北方向，经过和通脑儿之战与额尔德尼昭之战，清帝国和老冤家准噶尔汗国两败俱伤，终于在雍正末年实现了停火，随后又于乾隆四年即1739年正式勘定了双方边界，还恢复了互市贸易。在噶尔丹策零汗王统治下，准噶尔处在最鼎盛时期，农牧手工业兴旺发达，日子过得很滋润，战场上吃过亏的汗王专心治理内政，不想再主动挑起清准战争，而战场上同样吃过亏的清廷此时也无意西进，因此两国十几年间基本上相安无事。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金川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清帝国突然收到准噶尔汗国提交的申请，说是噶尔丹策零汗王已经驾崩，新汗王派出一个庞大的使团，希望途径清帝国领土前往圣城拉萨，为先王的灵魂祈福，并向黄教僧侣们发放布施。准噶尔人笃信黄教，因此乾隆没有理由拒绝这样一个看上去十分正当的要求，否则很可能引发外交纠纷甚至战争，于是他只好同意。

准噶尔使团规模庞大，其人数超过三百，规格也相当高，包括三名高级行政官即“宰桑”，三位黄教大喇嘛以及其他几个次要的喇嘛。对于这些人，清帝国当局自然不会放松警惕，尤其是皇帝了解到，这个喇嘛教朝圣使团的团长竟然是一位穆斯林的时候，更加提高了戒心。

乾隆也许不知道的是，在准噶尔汗国治下，尤其是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中亚各种宗教相处得相当不错，最起码在表面上一片和气，维吾尔和哈萨克的伯克们只要按时缴税纳贡，汗国就不会找他们的麻烦，而且还会保护他们免遭。因此，汗廷的常客里既有宰桑喇嘛，也有伯克阿訇，而这个名叫马穆特的伊斯兰教徒，应该也是汗王的高参之一。

在超过一千人的清廷护卫部队的严密监视下，准噶尔使团于公元1747年8月进入柴达木盆地，再经塔里木盆地前往西藏。此时正逢藏王颇罗鼐去世，西藏各方势力蠢蠢欲动，焦虑的乾隆皇帝不停地催促使团加快行程，叫他们赶紧办完事滚蛋。

西方学者认为，清廷的担心也许不无道理，是出于“预防严重的、长期的金川叛乱可能对西藏局势的影响”。据说有证据显示，在金川的叛军中，出现了大量来自西藏的喇嘛，至于他们是有组织地参战还是仅仅出于个人行为，则不得而知。

“由于中国当局从未放松警惕，金川叛乱才没波及西藏。”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对准噶尔使团入藏十分担忧，特别怀疑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刺探西藏情报”。于是，乾隆屡屡下旨表达对张广泗的进度不满，严令他尽早结束金川战争，其原因也就可想而知了。

正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深宫中的皇帝哪里知道深山中兵士的辛苦，到了这年九月，面对着大小金川高高耸立的坚固碉楼，举步维艰的张广泗仍无计可施，他沮丧地向乾隆报告：“大金川地势，尺寸皆山，险要处皆设碉楼，防范周密，枪炮俱不能破。”

仿佛是为了安慰皇帝的情绪，张广泗又说您先别着急，现在我又发现了对付碉楼的新招——“应用火攻”。他在奏章里写道：“现派弃兵多砍薪木，堆积贼碉附近，临攻时，各兵齐力运至碉墙之下，举火焚烧，再发大炮，易于攻克。各路行之，已有成效。”

那么，清军真地是“已有成效”了吗？

（待续）

不过呢，两平金川是不是真的得不偿失？这个帐恐怕不能只算经济帐。中国对西南的统治实在是到乾隆之后才开始稳固。即使如此，中间还多有反复。对于金川如果最后还是采用牵制，最后最多也就像明朝那样搞出个水西独立王国来。西南在后来的三千年未遇之大变中恐怕就未必有那么牢靠了。

来到前线后，张广泗马上着手了解当地基本情况，他发现，大金川其实面积并不大，南北不到三百华里，东西不到两百华里，中间有一条南北向的大河穿境而过，它就是著名的大金川，也就是说该地是因河得名，整个大金川几乎都包在河谷中，当地人由北向南，夹岸而居。尽管河西岸也有居民，但大金川土司主要的军事据点都建在河东岸。

张广泗注意到，大金川四周雪山环绕，给清军的行动造成了天然的阻碍，而仅有的几条道路，也都必须要翻越悬崖峭壁。不仅如此，很可能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大金川土司将这些桥梁道路都建得既小又窄，并且在所有紧要的路口，都无一例外地修建了高高的堡垒，这就是后面重点要提到的碉楼。

显然，这里的地形易守难攻，对清军极为不利，强攻的话必然遭受相当大的损失。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让反叛的土司主动归附，那自然是最好的选择，最起码也可以拉一派打一派，使自己不至于和整个金川为敌。

于是，按照野史的说法，张广泗首先召见阿扣的前夫泽旺，问他有什么要求。丢了老婆，又在与老丈人的战争中屡屡损兵失地，这位倒霉的小金川土司雄心全无，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总督哭诉：

“当初我鬼迷心窍，受了这个小妖精迷惑，一心想争到这股祸水，最后害得把祖宗的封地都丢了。如今我终于明白过来了，心甘情愿把这小妖精让给我弟弟，以后照旧当自己的小金川土司好了。”

既然本夫无意维系这场婚姻，那就好办多了，接下来，张广泗便叫来良尔吉，先说了下他哥哥的想法，然后问他对这事的态度，惊喜万分的小叔子立即大拍胸脯夸下海口：

“如果能得到阿扣当老婆，我愿意帮官兵攻打那两家忘恩负义的土司，即使对老丈人莎罗奔，我也保证劝他答应永远效忠皇帝，以后再也不带头闹事了！”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搞定了！从此以后，泽旺与阿扣就算正式解除了婚姻关系，而后者便成了良尔吉的老婆。对于这几个人的建议，张广泗自然一一同意，于是众人皆大欢喜，一场盛大的宴会开始了。席间，泽旺、良尔吉自不必说，频频对总督大人拍马祝酒，就连阿扣自己，也婷婷娉娉来到帐前，向着张广泗姗姗下拜。

据说按照当地风俗，如果自己的妻子女儿受到别人爱慕，男人不仅不恼羞成怒，反而会感到十分荣耀。老张在云贵长期与苗等少数民族打交道，对这类事情相当有经验，他立即展现出领导本色，对这位女下属和颜悦色嘘寒问暖，为了体现自己没有架子的亲民作风，甚至和阿扣推杯换盏起来。

张大人大概甚是心安理得，因为他自认完全达到了让那位新丈夫十分荣耀的目的，而根据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面对这样一位绝世美人，事实上张大人并没像他所表现出的那样，一切行为仅仅是为了工作。

据说在新女婿良尔吉的斡旋之下，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颇有悔意，尽管他还没有从勒乌围土司官寨——这里是他的老巢，地点在今天金川县城河对面勒乌村——出来正式向新任总督请罪，但对清军的敌意已明显减弱了许多。

就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没想到变生不测，佳人的石榴裙下竟又冒出了一位争夺者——张广泗突然收到大金川土司派人送来的紧急消息，然而令总督大失所望的是，这并不是张期待已久的投降书，恰恰相反，从信的内容来看，莎罗奔自称是来给清军助拳的：

“我哥哥的儿子郎卡，对良尔吉娶阿扣不服，他盘踞在噶尔崖，作乱对抗官军，我也没办法让他消停下来。但如果官军去讨伐他话，我倒是原意帮忙。”

噶尔崖又名噶喇依，此地在今天的金川县城东南三十公里的安宁乡，当年是大金川土司除勒乌围官寨之外的第二军事重地，莎罗奔专门派侄子郎卡驻守在此，由于史书中并没记载莎罗奔有儿子，因此郎卡很可能内定的是土司继承人。

前面说过按照当地习俗，除了血缘特别近的至亲之外，同姓亲属之间是可以婚配的，阿扣的这位堂兄对美艳的堂妹觊觎已久，这次眼看没有自己的份了，羡慕嫉妒恨之下，不良情绪终于发作。

身为混迹官场多年的老油条，张广泗马上发现了其中的猫腻儿——老莎肯定和侄儿不和，想要借自己的刀杀人。不过嘛，胡萝卜已经给的够多，也该上大棒教训一下了，张大人于是笑道：“莎罗奔这家伙也想试探我吗？看来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这帮蛮夷真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了！”

说到就要做到，野史写道，张广泗调集三万兵马，兵分两路向着郎卡杀去：一路由大金川河东岸进攻，目标是郎卡的老巢噶尔崖，莎罗奔则承诺率领当地土兵，与该路清军遥相策应；一路由大金川河西岸进攻，目标则是革布什札和明正土司的地盘。

按照张广泗的意思，各路蛮夷都在观望，不给他们几棒子他们是不知道厉害的，只有打怕了才会服软，但另一方面，这里道路险阻，谷深林密，清军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多点开花，只能先专心收拾最不听话的郎卡，搞掉了领头的，下面各个小弟自然树倒猢狲散，不战自降就指日可待了。

不仅如此，野史还写道，张广泗又多了个心眼，阿扣的新丈夫良尔吉于是当上了先锋，情敌相见分外眼红，这小子想必不会手下留情。至于他私下里有没有让两人同归于尽的打算，那就不得而知了。就这样，良尔吉一马当先，引导着清朝总兵任举的主力部队向郎卡人马满盘踞的要塞杀了过去。

那么，真实的历史果真如此吗？

后人研究认为，当时嘉绒各家土司的实力大致如下：

最东边的是瓦寺土司，在今天的汶川，管辖百姓一千二百户，有兵丁二百多人，这家土司势单力薄，而且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深，很少参与嘉绒土司的争斗。

瓦寺西北为杂谷土司，这是嘉绒藏区最大的部落，控制着今天阿坝州的理县、茂县、黑水县一代，土司有属民一万多户，兵丁六、七千人，地广人多，是势力最强大的嘉绒土司。

归杂谷土司管辖的卓克基土司和松岗土司，都在今天的马尔康县，各有百姓三千多户，兵丁二千多人。这两家当时没有从杂谷土司分出，因而还都是土司下属的“土舍”而非正式土司。

党坝土司在马尔康县境内，当时还是从属于杂谷土司的土舍，在嘉绒首领中势力最为微弱，仅二百多僧众。

梭磨土司控制着今天马尔康、红原、理县、黑水县、阿坝县、红原县各一部分，甚至包括青海果洛和甘肃甘南的一些地方，幅员最为辽阔，但地广人稀，有属民五千多户，兵丁三千多人。

松岗、梭磨、卓克基、党坝四家土司，几乎是从东向西排列在嘉绒藏区北部的马尔康，他们被人们合称为“四土”，这几家土司的领地也就是所谓的“四土”地区（该词后来特指马尔康）。在历史上，这四家土司也经常抱团，做为一个整体行动，尤其是，他们都与杂谷土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往往归入杂谷土司的阵营。

瓦寺土司辖区的西南方向，翻过巴朗山便是沃日土司和小金川土司的势力范围。

沃日土司位于今天的小金县，也就是拥有风景名胜四姑娘山的那个地方，他管辖百姓七百多户，有五百兵丁。

本文主角之一的小金川土司，也位于今天的小金县，他管辖百姓六千多户，有兵丁四千人。

小金川西边即今天的金川县，是本文主角大金川土司的地盘，他有百姓四千多户，兵丁三千人。前面说过，大小金川是嘉绒的核心地带，这两家土司本为一家，关系十分密切，大小金川合起来的实力，超过任何一家嘉绒土司。

位于嘉绒最西北的是绰斯甲土司，地跨今天的金川、壤塘和色达三县，有属民九千户，势力相当大，但由于大部分辖区位置偏远——壤塘和色达已邻近青海，直到今天还是四川省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兵力调动并不灵活，很难对嘉绒中心地区造成太大影响。

西部、西南部为巴底、革什咱两家土司，都在今天的丹巴县，巴底土司有属民八百五十户，革什咱土司有属民八百三十户，尽管官职不低，但如果按势力来看其实都是小土司。

位于今天宝兴县的木坪土司和位于今天康定县的明正土司处在嘉线各部最南边，虽部众不少，但都更擅商贸而不善征战，这两家土司也很少参与嘉绒土司间的争斗，尤其是明正土司，尽管财大气粗，但其境内属民以及生意伙伴大多是康巴人，使得这家土司越来越康巴化，已经与嘉绒主流渐行渐远。

如果按照嘉绒人传统的的地理观念，大金川河与小金川河流域，包括“四土”即杂谷、梭磨、卓克基、党坝四家土司，以及大金川、小金川、绰斯甲、巴底、巴旺、沃日、木坪，这十二家土司的领地，被嘉绒人称为“本部”，而大小金川即使在嘉绒本部中也是核心；鹧鸽山（位于今天阿坝州理县与马尔康县交界处）以南另外几家土司的领地，比如杂谷、瓦寺等等，则被称为“冲部”，意思是通往汉区的路口，这些地方被嘉绒人认为是边缘地带。

明末清初，嘉绒各家土司为了土地、人口而不断争战，其中最强大的并非是金川土司，而是杂谷土司，尤其是在清初良儿吉（与阿扣的继任丈夫并非一个人）土司统治期间，杂谷土司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包括金川土司在内的其他嘉绒土司都与其联姻，纷纷想尽手段对他讨好巴结，史载“杂谷酋长良儿吉，能以智谋驭压，诸部皆拱手听命，而金川、沃日、绰斯甲更以子婿尽小事大之理”。

有这么一件事，乾隆初期，杂谷的板地儿吉土司继承了兄长良儿吉之位，板地儿吉曾经娶了小金川土司汤鹏的姐姐，但很快就将她抛弃另寻新欢，尽管小金川土司在嘉绒也是一个大人物，但面对板地儿吉，汤鹏却屁也不敢放一个，“畏杂谷，不敢与抗”，由此可见杂谷土司势力的强大。

民族史学家认为，杂谷土司的强大不单单是靠其本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更主要的是，他的周围团结着有一个巨大的婚姻集团。如果小金川土司与杂谷作对的话，他的敌人除了杂谷土司本人，还会包括杂谷的姻亲沃日、绰斯甲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杂谷与他的姻亲结成的婚姻集团，是使金川土司畏惧的主要原因。

不过正所谓盛极必衰，板地儿吉的继任者苍旺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政治联姻的重要性，他的家庭生活极不稳定，几乎可以用瞎折腾来形容，终于给了莎罗奔以可乘之机，导致历代杂谷土司苦心经营的婚姻联盟土崩瓦解：“苍旺袭，三易其妻，绰斯甲、瓦寺之好俱绝。大金川色勒奔细乘间与结盟，誓定婚姻，杂谷于是孤立。”

莎罗奔领导下的大金川则再接再励，积极开展婚姻外交，除了把女儿阿扣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外，还将侄女阿纳嫁给绰斯甲土司，另一个侄女则嫁给了巴旺土司，这就是前文所说的“乘间与结盟，誓定婚姻”。

最后，大金川土司竟然隐隐已能与嘉绒霸主杂谷土司分庭抗礼：杂谷地广人多，在军队数量上占优，而金川则在质量上得分，当地人好勇斗狠，打起仗来十分彪悍，兵员素质一流。墙头草般的嘉绒各小土司便纷纷归附到这两大土司麾下，由此形成了了以杂谷、金川为首的嘉绒两大势力集团。

具体情况是，大金川、小金川、绰斯甲、巴底、巴旺等土司为一派，杂谷、梭磨、卓克基、党坝、松岗、沃日、革什咱等土司为另一派，两大阵营势均力敌，争斗不休。清廷则从中挑拨离间，时而拉这派，时而打那派，从中坐收渔人之利，让这两派势力此起彼消，无论哪派都始终无法形成太大气候。

对此，乾隆初期的四川巡抚方显，曾得意洋洋地讲过一句朝廷的心里话：“起金川以树杂谷之敌，抚杂谷以团金川之阱。”

就这样，为了削弱强大的杂谷土司的势力，清廷亲手培育出了莎罗奔这头怪兽。雍正初年，本为小金川土舍的莎罗奔随清军征战有功，大概因此被朝廷看做是自己人，于是在年羹尧、岳钟琪等四川军政高官的建议下，他不仅获得了安抚司的官衔，而且还从小金川土司分出，自立门户成为大金川土司，其势力迅速成长起来。朝廷当初的如意算盘，是让杂谷和金川麻杆打狼两头怕，“杂谷素惮金川之强，金川则畏杂谷之众”，双方“彼此箝制”，这样才能让汉区“边境颇宁”。

但令朝廷没想到的是，自己养虎自啮，现在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已经尾大不掉，力量大大削弱的杂谷土司已经无法对其造成足够威胁。尤其是经过瞻对之战，莎罗奔彻底看清了清军的纸老虎本质，从而开始肆无忌惮地向周边扩张，最终使得一支和稀泥的四川当局不得不干涉，但堂堂天朝两万多大军，竟然在金川屡战屡败，最后皇帝不得不临阵换将，把帝国最优秀的山地战专家张广泗调了过来。

张广泗有没有和美人阿扣发生暧昧关系，正史里并没有记载，但新任总督确实对阿扣的新任丈夫良尔吉印象不错。从清朝史料来看，良尔吉与嫂子阿扣私通大概是真有其事，莎罗奔很可能就是利用良尔吉与阿扣的关系，逐渐架空了小金川土司泽旺，最终抢班夺权，彻底吞并了小金川土司的领地。尽管在清廷的压力下，莎罗奔不得不释放了泽旺并退还了部分领地，但良尔吉与阿扣显然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夫妇，这大概就是后世野史传说的依据。

金川战争正式爆发后，清军杀入小金川，为泽旺收复了他所居住的美诺官寨（在今天小金县城中心的美兴镇），小金川土司总算复辟成功。见官兵势大，一直表现暧昧的良尔吉——此前他行踪一直不明，但很可能藏在大金川——突然带着妻子阿扣过来投诚，他竟然表示，愿意为官军带路，去打自己的老丈人莎罗奔。

与野史所说不同，此时清军与大金川仍处于战争状态，双方丝毫没有和解的迹象，因而在我们后人看来，良尔吉与阿扣的突然出现，应该十分可疑。但奇怪的是，清廷诸位大员似乎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警惕性，轻易就接纳了二人，这大概与庆复即将卸任进京，而张广泗正赶来接替的特殊时期有关，在此换老板的节骨眼上，可能没人愿意多事吧。

张广泗抵达前线后，迫切需要熟知当地风土人情的向导，但以勇悍著称于嘉绒的金川人，骨子里其实十分骄傲，没有几个愿意与杀入自己家乡的清军合作。良尔吉的出现可谓恰到好处，张广泗马上刻意笼络，委任他土守备的官职，并要其为进攻大金川的清军提供向导服务。

张广泗信任良尔吉，也许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金川的地理状况实在太复杂了，尤其让人挠头的是，这里不仅地势险峻，而且还遍布着一种独特的军事堡垒，它就是高高的碉楼。

今天，在阿坝州金川县的马尔邦乡，仍保留着一座被誉为“中国碉王”的古碉，它就是马尔邦关碉，已经有近三百年的历史，据说所在地当年曾是莎罗奔的小官寨。马尔邦关碉的高度超过五十米，即使顶部也有三米宽，人完全可以在上面活动自如，它犹如一把“刺破苍天锷未残”的利剑直插云霄。

要注意的是，这种碉楼并不是旧时华北平原上常见的鬼子碉堡，前者瘦高后者矮胖，形状差别相当大。从目前保存下来的碉楼来看，马尔邦关碉那样高的大家伙不是很多，它们通常都是二十到三十米的身材，但即使这样，也都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摩天大楼了。

金川碉楼的主要建筑材料是石头，底部用坚固的石块，越往上石块越薄，最上面已经接近石片，因此重量分布相当合理，石块或石片之间交错压叠，结构相当密实坚固，而金川所在的山区遍地都是石头，自然可以随缺随补。

对于这种碉楼的坚固程度，举个例子吧，文革时这个偏远的山区也被殃及，据说红卫兵为了破四旧，用现代军用炸药在碉楼里埋设爆破点，但硝烟过后，古老的碉楼竟然还剩下一半，最后革命小将们没有办法，只好动员当地人们上去靠人工把石头一片片拆除，才总算拔掉了这个钉子。而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汶川大地震后，大小金川的多数碉楼都保存了下来，而那里离地震中心映秀和卧龙仅数小时的路程。

由于碉楼本身又高又瘦，里面开几个窗口向下打枪放箭即可，并不需要太大的视野，如果镇需要的话，可以在碉楼最上方向下施射，那里视野最广阔。按照清人的说法，当时的军用战碉比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这些民用碉楼还要变态，上面“重重枪眼”也就是说遍布射击孔，几乎就没有什么不能照顾到死角。

其实，关于藏区碉楼在防御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大小金川之战前清军就深有体会了——早在一年前的瞻对之战中，当地的碉楼就已经给官兵造成了大麻烦，时任川陕总督的庆复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写道：

“西番垒石为房，其高大仅堪栖止者，曰住碉，其重重枪眼，高至七、八层者，曰战碉。各土司类然，而瞻对战碉为甚。”

庆复认为，瞻对土司班滚之所以有恃无恐，就是因为拥有大量坚固战碉的缘故，这种高大的碉楼不仅很难摧毁，而且内部存储着大量粮草，当地土著可以长期坚守，还能时不时突然杀出来打敌人一个冷不防，是瞻对人可以依赖的好伙伴，让他们“藉为战守之资”。

因此，在瞻对之战结束后，庆复特意请示皇帝批准，将当地所有具有威胁的战碉全部拆毁，今后瞻对再也不允许兴建战碉，至于新建的民用碉楼，也要严格控制，规格不得超标，同时还规定了严格的审核制度：

“请每年令统辖土司，差土目分段稽查，酌量拆毁。嗣后新建碉楼，毋得过三层以上，仍令每年终出具印结存案。”

和华北平原上的鬼子碉堡多设在平坦空地不一样，金川的碉楼都建在山坡的制高点或险要处，人本身都很难过去，大炮这些重武器就更难运到，加之碉楼底部都是坚固的石块，很难深挖爆破点，如果把炸药放在表面基本造不成什么损伤，因此清军只能靠人肉步步推进，每攻到碉楼下面都需要付出相当惨重的代价。

清军如果不知道敌人的布防情况就贸然进攻，必将遭受严重损失，因此，对于向导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这也正是身经百战的张广泗老成持重的体现。而除了让良尔吉担任向导之外，初来乍到的张总督还信任了一个名叫王秋的汉人，这也正是身经百战的张广泗老成持重的体现。但可惜的是，用人不疑并非四海皆准的真理，正是这两个家伙，日后将这位平苗名将送上了断头路……

（待续）

话说中华文明的强大凝聚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影响力都延伸到农业文明时代的极限，东临大海，西南至高黎贡山、喜马拉雅山、葱岭帕米尔高原，北至苦寒之地。

那朝鲜半岛为何被遗漏了呢，是地形的特殊性，还是朝鲜民族的特殊性，还是因为东北一直被女真势力占据中华文明无法穿透过去？

要是，先恭喜一下啊

收到乾隆的批复后，督抚提三大巨头计议半天，最后认为皇上应该还是想息事宁人，除非土司们对川藏交通造成不利影响或者侵犯汉区，否则朝廷不愿意过多介入到他们的内斗中去，那咱们就等等吧，看看局势发展再说。

到了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农历三月，四川当局发现，局势的发展比他们事先预料的要严重得多，因为打箭炉也就是康定的明正土司送来急报，说大金川军队已经侵入了鲁密和章谷（今天丹巴县政府的所在地），那里是川藏北路要隘，距离打箭炉只有四日路程，也就是说，今川军已经迫近了内地的西大门，四川当局已经无法坐视不理。

于是，督抚提三官再度商议，以总督衙门的名义下了一道紧急命令，要求莎罗奔立即停止侵蚀别家土司的领地，必须马上撤军，否则将会遭到官军的严厉打击。但大金川土司收到该令后根本不予理睬，反而变本加厉——就在这个月，明正土司再度向成都告急：鲁密与章谷终于失守，当地驻守的少量清军被迫撤退，川藏北路已经不再通畅了。

迫于情况已经无法再继续和稀泥下去，四川当局被迫做出了反应，一名副将即副总兵奉命率兵出征，进剿大金川。前面在准噶尔侵藏战争的内容里我们说过，按照清朝军事制度，副将通常统领一个协的编制，总攻大概几千人马，如果再加上明正土司、革布什札等土司派来的辅助部队，总兵力应该也不会超过一万人。

不愿束手待毙的莎罗奔自然组织抵抗，双方在大渡河沿岸僵持不下，谁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吞掉对方。而时间一长，当初邀请清军讨伐大金川的革布什札和明正土司又打起了算盘，他们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道理，怀疑起官兵老是磨蹭的原因，并非是对手有多么强，而是这些汉人想赖在自己的地盘不走，甚至没准儿有鸠占鹊巢的危险。

于是，两家土司与莎罗奔暗中达成谅解，然后突然反戈一击，对盟军毫无防备的清兵差点全军覆没。败退后，清军将领为了推卸责任，遂向上级报告战败全是客观原因导致，这个地方道险谷恶、大河环阻、兵少不足以堵截，兵多又易于迷失，真是没法子打啊。

对于这段战事，正史中记载有限，以上基本是稗官野史的说法，姑且看之。而清朝自己的少量史料则说，清军是中了大金川方面的埋伏而惨败，那两家土司并未倒戈。这一战，据事后统计，清军一名千总（大约相当于营长）阵亡，包括一名游击（大致相当于团长）在内的多名军官受伤，并损失牦牛等许多牲畜物资，可谓一败涂地。

见事情闹大了，对于是否继续扩大战争还是就此罢手，庆复、纪山等不敢做主，只能请更大的领导拿主意，就这样层层上报，奏章一直堆到了乾隆的桌子上。

其实，按照庆复的说法，早在一年前瞻对之战进行的时候，莎罗奔就已经蠢蠢欲动了，不过此人既没有帮朝廷也没有助班滚，而是在一旁坐收渔利，向周边拼命扩张地盘，导致革布什札和明正土司向朝廷投诉，而一直到瞻对被清军攻破，他才派土官前来朝见总督大人。

庆复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写道，当时我就想收拾他，不过我了解到金川地势凶险，后勤运输极为艰难，再考虑到他们毕竟只是土司之间的仇杀，并没有侵犯朝廷利益，因此才放过了莎罗奔。如今大金川又主动挑起事端，是可忍孰不可忍，朝廷一定要好好教训他才行。

得知清军败绩后，乾隆自然十分光火。皇帝对于土司之间的争权夺利并不关心，甚至还有可能暗中鼓励他们这么做，但是，如果这些蛮夷玩过了火，搞出个一方独大的局面，甚至胆敢侵犯“汛地”，那可就是对朝廷的公然挑衅了，真是“猖獗已甚”！这里的“汛”通“讯”，本意是指用烽火传递消息，“汛地”就是官军的驻防区。尤其是，大金川土司的势力已经侵入了川藏北路，干扰到了清廷对西藏的管理，这更是乾隆无法容忍的冒犯。

恼怒的皇帝于是下旨，官军要彻底铲除大金川逆贼，“务令逆酋授首，铲绝根株，永靖边境”！也就是说，清军作战的目标不仅是大金川侵占的那些土地，更重要的是，还有莎罗奔土司本人的脑袋。

虽然乾隆已经下定了将战事扩大化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心，不过，鉴于庆复等人确实不是打仗的材料——庆复此前虽然代替福彭担任过定边大将军，但并没有经历战事，而此前他所指挥的瞻对之战的情形，人们估计也心知肚明——皇帝决定还是换个靠谱一些的统帅来指挥这场战争。

在这种背景下，在乾隆心中一直还算满意的庆复，被皇帝调回朝廷，升任大学士并兼任礼部尚书，从而进入内阁也就是成为了宰相委员会的常委。而另一方面，乾隆同时下旨，原任云贵总督的张广泗，调为川陕总督并进驻川边，他将担任讨伐金川的清军总司令，会同四川巡抚纪山一起进剿莎罗奔。

此时，金川地区聚集了包括绿营兵和各地土司助战的土兵等两万多清军，数量早已超过了一年前瞻对之战中的一万五千人，可以说是乾隆自继位以来投入兵力最大的一次军事集结，而各路援军还在源源不断地向着嘉绒地区挺进，因此对于这场金川之战，清廷显然是势在必得。

那么，清军的新任主帅张广泗到底有何本事，能让乾隆委以如此重任？

前面我们说过，嘉绒地区多为崇山峻岭，地势极其险峻，遍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隘，庆复、纪山等人之所以不敢轻易用兵，除了对己方战力缺乏信心外，地理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而张广泗则不一样，他是帝国当时首屈一指的山地战专家，曾在围剿云贵群山中苗族抵抗组织的战争里屡建军功，因而被皇帝认为是最适合金川战场的统帅人选。

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监生——即明清两代官办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出身，他仕途开始得很早，到康熙末年，已经是贵州思州府的知府了。也就是说，他后来是由文官转为武将的，这与清朝沿袭自明朝的以文制武之国策有关，包括年羹尧、张广泗以及后面要讲的傅恒等人在内，清朝的许多所谓的名将，都是这样由文官半路改行而成才的。

雍正四年也就是公元1726年，张广泗知府迎来了他事业上一个巨大转机。那一年，雍正朝的两大权臣之一的鄂尔泰，以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衔的身份，开始在自己的总督辖区内的苗疆，也就是云贵两省的苗族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即在少数民族地区废黜世袭的土司制度，而改由朝廷任命并有一定任期的流官来管理——从而引发了一场耗时十年的漫长战争。

对阵的双方，一个自然是清廷，而另一个则是不甘心放弃权力的苗疆土司们。这场战争进行得极其残酷，一直到乾隆元年也就是公元1736年才算结束。期间仅在黔东南地区，清军就“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千有奇”。湖南凤凰（今湘西州凤凰县）、永绥（今湘西州花垣县）和乾州（今湘西州吉首市）这三个地方，原本有四千苗寨近四十万人，等到战乱平息之后，减少到只剩下一千二百苗寨和十一万人，也就是说四分之三的人口将近三十万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损失掉了。

在这场战争中，张广泗的表现极其出色，屡建战功，深得清军主帅鄂尔泰的赏识，仅一年时间，他就由知府提升为“署贵州按察使”，相当于代理副省长兼政法委书记。一年之后的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由于张广泗等人的大力镇压，云贵的“苗乱”暂时被清军平息下去，在鄂尔泰的大力举荐下，张广泗因功被雍正破格提升为贵州省的一把手即巡抚，相当于省委书记兼省长，并“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该职相当于中纪委名誉副主任，清代都察院有左右两套官职，其中左职如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等为实职，而右职则通常是给督抚大员们加衔的虚职。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云贵被清军征服的广大苗族地区，被授予了一个专有名词——“新疆”，该词当时与帕米尔高原东部那片广袤土地即西方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毫无关系，而是“新开辟的疆土”之意。直到公元1757年，清军彻底征服准噶尔汗国，平定大小和卓木之乱后，在乾隆的命令下，“新疆”这个名词才由云贵苗族地区，转移到现在的那个自治区所在土地的头上，皇帝对其如此命名，据说是取这片汉唐西域之地“故土新归”的意思。

雍正九年即公元1731年，在宰相张廷玉的建议下，雍正发动了对准噶尔汗国的远征，北路清军主力经由外蒙古方向对敌人本土进攻，名将岳钟琪以宁远大将军的头衔担任西路清军主帅，驻扎在今天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哈密一带，而此前在苗疆战功卓著的张广泗，则在另一位宰相鄂尔泰的推荐下，以正红旗汉军都统的身份担任了西路军副统帅，率领四千清军配合作战。

但没想到的是，随后发生的和通脑儿（在今天蒙古国的科布多附近）之战中，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策零亲自出征，在大小策零两位名将指挥的蒙古铁骑，以及瑞典人训练出的准噶尔“包沁”炮兵团的联合打击下，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率领的北路清军几乎全部覆没。这是清准历次战争中清军损失最惨重的一仗，大批清军将领阵亡，除了一堆将军、都统外，其中还包括一名叫做阿哈硕色的不起眼的佐领，此人就是和珅的爷爷，也就是说，这个大贪官竟然还是烈士子弟。

如果不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女婿、外蒙古喀尔喀郡王策凌在额尔德尼昭（位于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西部的蒙古帝国旧都哈拉和林）拼死一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勇气，夜袭准噶尔军营并大获全胜的话，很可能整个外蒙古就不再归清朝所有了。史载此役准军败得极其狼狈，完全可以与合同脑儿之战中的清军匹敌，当地的河水都被人血染红，丢弃的辎重和牲畜塞满山谷，汗王噶尔丹策零以及主将小策零仅以身免，要不是周围的清军将领过于谨慎不敢主动出击，准军极有可能“一骑不返”。

在这个紧要关头，与北路清军的大悲大喜相对照，岳钟琪率领的西路清军的表现，却完全可以用碌碌无为来形容。此前，曾在西藏和青海多次上演千里奔袭好戏的岳钟琪，曾向雍正建议趁着准军在北路与傅尔丹纠缠，西路清军应该长驱直入突袭乌鲁木齐，一举杀入准噶尔的腹地，但这个大胆计划被皇帝斥为“轻进”而遭断然否决，胤禛要求岳钟琪“勿贪功前进，勿坐失机宜”，只允许他进行有限的出击。也许已经感觉到雍正对自己存有猜忌之心，岳钟琪此后表现得越发谨小慎微，凡事再不敢做主，所有军事行动都要先请示皇帝才施行。

可是，新疆与北京相距好几千公里，真要有军情急事，来回请示哪来得及，等皇帝批复下来，黄花菜都凉了。也该着岳钟琪倒霉，期间准噶尔人对他的防区发动了好几次袭击，尽管手握将近三万军队，但老岳没有得到皇帝指示，不敢自行决定，西路清军进退失据攻守混乱，结果导致哈密等清军控制区遭受了很大损失，本来就爱鸡蛋里挑骨头的雍正对其越发不满，多次下旨斥责，而这反而又给岳造成了更大的压力。

胤禛的宠臣鄂尔泰敏感地抓住了皇帝情绪的变化，他立即上书弹劾岳钟琪“专制边疆”的种种恶劣罪行，以及他“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的不称职行为。见宰相已经带了头，满朝文武纷纷落井下石，一时间弹劾岳的奏章雪片般堆到雍正的书桌上，而其中表现最活跃的，正是岳钟琪的副手、同时也是鄂尔泰铁杆心腹的张广泗。

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张广泗痛陈“钟琪张皇刚愎，号令不明。题奏奉到谕旨，临时宣传，莫测诚伪”，也就是说，自己的主官性格上执拗，业务上无能，不仅在“调兵筹饷、统驭将士”等方面存在着“种种失宜”，而且张还隐隐约约地暗示，岳很可能有“矫诏”也就是假传圣旨的行为，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大罪啊。

尽管最后因这一事件，岳钟琪不仅丢了官而且险些送了命，但如果我仔细琢磨一下，也许会发现情况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鄂尔泰、张广泗等人掀起的这场风波，矛头表面上直指岳钟琪，但实际上真正的目标却很可能不是岳，而是鄂宰相的政治对手、另一位宰相张廷玉。也就是说，此事大概并非单纯的军事分歧，而是一场政治斗争。

要知道，当时对于如何处理与准噶尔汗国的关系，张廷玉是最热心的主战派，而鄂尔泰则是慎重派。这场肯定不能算是成功的远征就是张廷玉向皇帝建议的，而且，担任主攻的北路清军统帅傅尔丹，也是张推荐的，和通脑儿之战败得如此惨，张廷玉似乎责无旁贷。尽管没有证据标明，岳钟琪出任西路主将之事与张廷玉有多密切的关系，但如果两路清军都捅了大娄子，那张宰相肯定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灰头土脸，在鄂宰相面前抬不起头来。

果然此事过后，鄂尔泰明显压倒了张廷玉，不仅如此，他还亲赴西北督师，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指挥前线的所有清军。而鄂的心腹张广泗也如愿以偿，顺利接管了岳钟琪的西路军，成为代理宁远大将军，他在任上的表现相当不错，尤其是在鄂隆吉大坂取得一场不小的胜利，斩杀了四百多名敌军，让鄂尔泰很有面子。

不久之后的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清准议和成功，两个政权从此二十年间相安无事，基本实现了和平，一直到公元1755年，乾隆发动了对准噶尔汗国最后的攻击。无事可做的张广泗率军班师，他被提升为湖广总督，但新官位还没有坐热，就又收到了调令，原来当年被他平定的苗疆发生了大事，苗人们又造反了，官军屡战无功，朝廷不得不让他再次出马平叛。

此时雍正已经驾崩，乾隆刚刚登基，而出自张廷玉系统的刑部尚书、“总理苗疆事务经略大臣”张照，虽然是位大书法家兼大画家，但他在军事上却没多大能耐，面对反抗的苗人束手无策。讨伐的清军“久无功”，而张照竟然有闲心掺合朝廷政斗，还多次参劾宰相鄂尔泰。最后，新皇帝对“挟私误军兴”的张照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将其就地免职，并将平苗专家张广泗调回云贵主持工作。

乾隆对这位宿将给予了充分信任，不仅让涉及苗疆之乱的所有七个省都归其统辖，而且还授他对辖区内所有军政官员的任免大权。张广泗也不负帝望，他上任后，立即将作战不利的扬威将军哈元生和湖广提督董芳两名一品大员撤职，随即亲赴前线重地——今天贵州的旅游名胜凯里——指挥作战，分兵三路“刻期并进”，以犁庭扫穴般的力度步步紧逼。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正月，三路清军终于合围，发起了对苗人抵抗力量的总攻，张广泗以惨烈而血腥的杀戮，成为这场战争的终结者，史载“斩万余级，诸苗悉定”。战后，张广泗再次出任云贵总督，同时兼任贵州巡抚，并“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即为子孙获得了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袭权利。

此后，张广泗又陆续平定了辖区内苗人残余势力的一系列小规模骚乱，并因成功审理了几个疑难刑事案件，而被民间称颂为青天大老爷，皇帝更对其欣赏有加。金川战争爆发前一年的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张广泗被授予太子太保的荣誉头衔，从而进入了所谓“三师”的行列，达到了人生事业的顶峰。

现在，眼看金川战事不利，乾隆不由得又想起了张广泗这个救火队员。不知道为什么，皇帝脑子里老是存在着一个奇怪的印象——“大抵番蛮与苗性相近”，也就是说他认为金川的嘉绒人与云贵的苗人是“性相近”的，因而，派“熟悉苗情善于抚驭”的张广泗出马，“以治苗之法治蛮”，想必“自能詟服其心，消弭其衅”。可是，乾隆难道忘了，《三字经》说过“性相近习相远”吗？

就这样，张广泗调任川陕总督，接替升职为大学士的庆复，前往金川前线督战。皇帝下令，“此番进剿一应机宜，专听张广泗调度”，不仅如此，新总督还可以在其参加平苗战争的旧部里，选择几个得力的将领，随其一起入川。

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农历四月，张广泗抵达四川，与前任总督庆复交割工作后，正式接管了军队。其实，张广泗此行还肩负着一项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使命——乾隆一直怀疑瞻对土司班滚并没有被烧死，而是逃了出来躲在某处，甚至很可能就藏身于金川地区，“焉知不诡诈免脱，潜往大金川勾通致衅”。

但鉴于庆复一口咬定班滚已死，皇帝又苦于没有证据反驳，因此要求张广泗来四川后一定要认真调查，他相信张由于从来没有经办过此案，也就不必因官官相护而有所顾忌，此前，张因为在云贵总督任上圆满地处理过好几项疑难案件，给乾隆留下的印象颇深，故要其到金川后“详细访察”本案。

张广泗来到金川后，认为这场战争本来由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发端，而莎罗奔劫持小金川土司泽旺，又欺压革布什札和明正土司，肯定算罪魁祸首。但另一方面，稗官野史写道，革布什札和明正土司也不是好鸟，他们恩将仇报，与救援自己的官兵反目成仇，这么看来，蛮夷真是只图利益而不讲信用的家伙。

张广泗又想到，这些蛮夷受惠却不知感恩，如果自己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劳师远征，即使他们暂时归顺，恐怕翻脸就又会不认人，这样的胜利可谓得不偿失。既然如此，还不如仔细研究他们的诉求，让这些人各偿所愿，等喂完胡萝卜后再亮出棒子，这样恩威并施，让蛮夷们对自己既恨又怕，就可以搞定他们了。

鉴于这场战争发端于三角恋爱，张广泗于是决定，首先召见这场恋爱中的三个角：小金川土司泽旺，他的弟弟良尔吉，以及，众土司们所争夺的目标——那位绝色美人阿扣。

一条新的娱乐八卦由此诞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