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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血色嘉绒：两征金川，十全老人的荒诞武功》 《序篇 南园故剑》
据说对于许多“官场成功男人”来讲，人生的三大乐事，莫过于“升官、发财、死老婆”，女士们肯定会愤怒地谴责这种说法的用心如何歹毒，不过那些官场得意的公仆们，大概也会弱弱地为自己辩上几句：早上醒来，首先映入眼帘的却是枕边人日渐老去的黄脸，岂非“是可忍孰不可忍”？况且她老占着坑儿不挪窝，其他MM还怎么追求进步啊？
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一个最成功的官场男人死了老婆，这件事不大不小，但却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甚至可能影响到了帝国的运行轨迹。
这一年的农历三月十一日，清高宗的皇后富察氏，在陪皇帝、太后东巡途中病逝于山东济南府，享年三十七岁。死后，她的尊号如同气吹似的一涨再涨，直至成为长长的“孝贤诚正敦穆仁惠徽恭康顺辅天昌圣纯皇后”，但后人一般都称她孝贤皇后，或者孝贤纯皇后。
尽管皇帝还有为数众多的小老婆，但从宗法的角度来看，她们都是“妾”而非“妻”，因此这个名叫爱新觉罗.弘历的将近中年的男人——此人时年三十八岁，不过听说朝廷已经将中年人的认定标准，由以前的40岁提升到了45岁——就成了一个真正的鳏夫。
两人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七月十八日成亲，等到她病逝时，富察女士已经出嫁近二十二个年头，大概已成了黄脸婆。但很显然，那位在后世以花心著称的满清皇帝并不具有现代公仆的觉悟，起码他丝毫体会不到“三大乐事”之一的妙处——恰恰相反，面对亡妻的灵柩，悲伤的乾隆写下了通篇充斥着“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世之皆虚”这样低落情绪的赋体文，并将其命名为光听名字就很哀的《述悲赋》。
而对于这位结发之妻的思念，让弘历终生都无法忘怀，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他又陆续作了许多充满感情的悼亡诗，这些诗尽管在文学上并没有完全突破乾隆本来就不怎么高的写作水准，但其中所体现的那些深入骨髓的哀伤和悲痛，已经足够令时人和后人有所触动，因此这些作品大概并不能——或者说并不完全能——归于皇帝刻意而为的矫情造作。
也正因如此，后人普遍把这些感情真挚的悼亡诗，放到那位号称史上最多产诗人——据说这家伙一生竟然写了近五万首诗，超过《全唐诗》所收录诗歌的总和——无数作品中数量极小的最上乘部分，也就可以理解了。
直到这位“老头子”——据说这是纪晓岚对乾隆的专门称谓——行将就木，当他某次路过亡妻的陵墓时，仍然无法抑制悲痛，挥笔写下了“齐年率归室，乔寿有何欢”的诗句，大概意思是说：老婆啊，自从你去了以后，我就了无生趣，虽然自己活了这么久，但与当年和你一起的欢乐相比，又有什么值得一提呢！
虽然身居正妻之位，但这位孝贤纯皇后大概并不是弘历的第一个女人，因为据史料记载，乾隆的长子永璜生于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五月二十八日，距离弘历与孝贤纯皇后成亲正好十个月左右，而他的母亲虽然也姓富察，但她的身份只是个侍妾，死后才被追封为皇贵妃。
当两人步入婚姻的时候，还是皇子的弘历只有十六岁，而后来的皇后富察氏更是年仅十五岁。据说这对小夫妻非常对脾气，弘历后来充满感情地回忆起两人“愁喜惟予共，寒暄无刻忘”以及“一日不见如三月”的情形，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想起了贾宝玉与林黛玉。很可能，对于在政治这个大染缸中越陷越深的乾隆来说，早逝的皇后不仅是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兼知音，还代表着他登基之前那段相对单纯的快乐时光。
而对于自己的其他为数众多的女人，包括很可能对他起了类似宝玉之袭人作用的侍妾富察氏（皇长子的生母），以及继任皇后那拉氏（得知她死的消息，皇帝甚至还照常打猎），乾隆显然更多地是从“饮食男女”的角度来看待，大概从没有产生对皇后那样的感情，所谓“南园遗爱，故剑情深”，概莫如此。
从某种角度来看，皇帝其实是天底下最孤独的人，弘历少年时的伙伴们都与他渐行渐远，其中就包括他曾经最要好的同学平郡王福彭——就在皇后死后八个月的农历十一月，郁郁寡欢的福彭病逝于自己的王府，年仅四十岁。
福彭尽管按辈分是乾隆的侄孙，但年纪却比乾隆还要大三岁，而且封王的时间也更早——福彭于雍正四年袭平郡王爵，而弘历直到雍正十一年才封宝亲王。福彭从小就被康熙相中，与皇子皇孙们一起在宫中接受教育，到了雍正时期，他又被皇帝下令入宫，专门陪皇子弘历、弘昼读书。因此，福彭与乾隆是双料的同学。
到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二十五岁的福彭已经成了当时最年轻的军机大臣，同年，雍正任命他为定边大将军，赴西北指挥清军与准噶尔作战，出将入相似乎已经成了他的必然。但乾隆刚刚即位，就立刻召福彭回京，以后再没有让他入军机处，也没有掌握过兵权。
于是，本来年富力强的平郡王只能每天混吃等死，直至抑郁而终。据说闲得发慌的福彭不得不寄情于诗词小说解闷，从而与文人圈子交往甚密，尤其是，对于自己一个名叫曹雪芹的落魄表弟——福彭是其姑母曹佳氏的儿子——他曾多次予以经济帮助，因此后人认为，《红楼梦》中那位风姿卓绝的北静王，其原型很可能就是该书作者这位不得志的表哥。
乾隆显然对儿时好友的遭遇也颇感愧疚，得知福彭的死讯，他特意派遣大阿哥永璜前去祭奠，并辍朝两天以示哀悼，不仅如此，此后他还以圣旨的形式，正式确认了福彭家族“世袭罔替”的特殊身份，而在福彭的儿子死后绝嗣的情况下，乾隆又特意将福彭的一个侄子过继该家，使得这一“铁帽子”王族——平郡王即后来的克勤郡王——得以延续。
弘历当年对福彭的冷处理并非是针对个人，而是与他坚持的总体用人原则有关。事实上，就连对待兄弟以刻薄寡恩而著称的雍正，起码还有允祥这样能委以重任的手足，而终乾隆一朝，包括皇帝的亲弟弟弘昼和弘曕在内，几乎没有王爷担任过真正的要职，曾经与弘历最要好的福彭自然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在乾隆朝，尽管宗室皇族都统统靠边站，但外戚也就是后妃家族却得到高度重用，尤其是，对于自己的亡妻，皇帝的特殊照顾几乎可以用明目张胆来形容，孝贤皇后的弟弟们——从史料看她应该是他们的大姐——多被委以重任，而乾隆也毫不掩饰自己任人唯亲的目的：
“朕之加恩傅谦兄弟者，乃因皇后加恩，并不因其为大学士公傅恒之兄弟也。即大学士公傅恒之加恩，亦由于皇后，而况其兄弟乎。”我就是因为老婆才提拔他们的，你能把我怎么着？
不过话说回来，皇后的几个兄弟的表现确实也还可以，起码没有给姐姐丢脸。比如她的二弟傅清于乾隆十五年到拉萨担任驻藏大臣，在得知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联络准噶尔即将谋反的严峻局势下，他与另一位大臣拉布敦决定先发制人，而由于情况紧急，他们已来不及向皇帝请示了。
于是，两名驻藏大臣在几乎没有武装支持的情况下——当时清军已全部撤出西藏，仅给大臣留有极少数卫兵——毅然将藏王诱至大臣衙门，他们亲手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杀死。可惜的是，二人随即都死于藏王余党的武装暴动，但他们的牺牲却争取了最宝贵的时间，群龙无首的叛党很快便被达赖喇嘛平定。事后，乾隆评价自己这个成为烈士的小舅子“揆几审势，决计定谋，心苦而功大”，并称其是“为国除凶”的表率。
而对于孝贤纯皇后最小的弟弟傅恒，皇帝更是青睐有加，清人对此记载道，“后临薨，以傅恒为托，故上欲骤贵恒，且令得建大功，有以服中外，廷臣窥见其指，故甚重其行。”也就是说，姐姐临终前将弟弟亲手托付给丈夫，丈夫则含泪做出了承诺。这位傅恒正是本文的主角，只不过，身为压轴的清方大BOSS，他的出场自然要再摆摆谱，还要再等上一等才行。
不少研究者认为，孝贤纯皇后逝世的乾隆十三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弘历从此性情大变——变得异常严苛起来，不仅脾气越来越暴躁，还动不动就找茬杀人。就在为皇后治丧期间，心情恶劣的乾隆大开杀戒，礼部尚书和湖广总督都因为小事而掉了脑袋，更多的大员受到严厉斥责和处分，其中就包括一向谨慎小心的宰相张廷玉，甚至连两名二十岁不到的皇子，都因为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哀伤，从而被父亲永远取消了竞争皇位的资格。而乾隆此前一直标榜爷爷康熙的所谓“宽仁”作风，处置臣下相当慎重。
有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认为这是一个痛苦鳏夫在失去家庭幸福后对外发泄情绪，但却因缺乏像皇后这样的安全阀，从而一发便不可收。类似的例子，还有朱重八在老婆死后肆无忌惮的杀人，而在那之前他还算比较克制，即使对胡惟庸案也没有追究到底（李善长等功臣大多是在马皇后逝世后被杀的）。也有人从生物学的角度提醒我们，可别忘记，乾隆不仅仅是康熙的孙子，他还是雍正的儿子，此前他没有表现出遗传自父亲的阴戾狠毒，只不过是刻意压制自己的真性情，装模作样地戴上虚伪的假面而已。
尽管以上说法各有片面，不过也可能都有几分道理。从史料记载来看，进入中年的乾隆，大概比他那个以不好伺候出名的父亲雍正，要更加的不好伺候，甚至简直可以用吹毛求疵来形容。也就是从乾隆十三年起，此前一直被皇帝以礼相待的大臣们，此后便成了他颐指气使、呼来骂去的真正奴才，就连在雍正面前混得如鱼得水的张廷玉，最后也被他百般折辱，几乎没有任何尊严可言。
为了暂时忘却丧妻之痛，乾隆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疯狂的工作之中。事实上，通过工作来压抑情绪，对清朝皇帝来说也许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他要处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乾隆的工作狂父亲雍正在位十三年间的满汉文奏章，光是目前保存下来的就超过了四万件，其中至少两万两千件上有雍正的批语，有些批语甚至比奏章正文还要长不少。尽管不能和雍正想必，但中青年时期的乾隆还算勤政，尤其是皇后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更是成了父亲一样的加班狂。
乾隆疲惫的目光投向了远方的西南。大渡河的源头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的一方是朝廷官兵，另一方则是当地的土著嘉绒人。此时，这场仗已经打了两年，清军不仅进展缓慢，而且屡屡损兵折将，让一心想建立与爷爷康熙并肩武功的乾隆，感到越来越不耐烦。就在皇后去世前不久，帝国的国防部即兵部曾向皇帝上报说：
那个地方“地纵不过二三百里，横不过数十里，蛮口不满万人”，就是说对方无论土地还是人口其实并很有限。但就在这样的弹丸之地，我方“现在军营已集汉、土官兵及新调陕、甘、云、贵四省兵丁已至五万”，可以说形成了对敌军的绝对优势。不过嘛，兵部尚书话锋一转，反而认为情况极其不乐观，“乃闻将弁怯懦，兵心涣散，土番因此观望。”
就是说，清军的拙劣表现，真是丢尽了帝国的颜面，而灰头土脸就此撤兵的话，朝廷又心有不甘。
“派讷亲去！”乾隆十三年四月，忍无可忍的皇帝终于做了决定。当年，雍正以准备与准噶尔汗国的战争为借口，专门搞了个权力极大、类似于今天中央军委的新机构——即著名的军机处——从而架空了原来的宰相委员会即内阁，以及后金时期遗留下来的早已形同政治僵尸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彻底将军政大权牢牢掌握在皇帝自己手中。
而这位讷亲，此时正是首席军机大臣即军机处的首脑，也就是说，他是清政府事实上的首相。
除此之外，讷亲还有许多高贵头衔，比如宰相委员会常委（保和殿大学士），中央组织部部长（吏部尚书），帝国一等公爵等等，可以说是皇帝当时的第一宠臣，地位甚至在三朝元老张廷玉（军机大臣、大学士、三等伯爵）之上。而如果论与皇家的关系，讷亲则是康熙第二个皇后即孝昭仁皇后的亲侄子，因而算起亲戚来，他比乾隆还要大上一辈呢。
派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前往督战，前线将士敢不卖力？皇帝于是下旨：“谕：大学士讷亲前往金川军营，著军机处行走监察御史马璟、主事兼佐领常亮随往。照侍卫例，赏给整装银两，给与驿马。”
乾隆考虑得相当周全，不仅安排了随从，就连差旅费和交通工具都照顾到了。至于皇帝在这件事上到底有没有私心，比如趁机让这位首相挪坑儿，好给已经是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的国舅爷傅恒腾出位置来，以便实现自己对亡妻的承诺，那就不得而知了。
派出讷亲后，乾隆突然又想起来，尽管历来以“勤谨廉洁”著称，不过自己的这个亲信也有一处不足——他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虽然现在是军机处首脑，而且此前当过一年多的国防部长即兵部尚书，但却从来没有领兵打过仗。
一方面，皇帝对讷亲的办事能力相当满意，甚至评价他为“第一宣力大臣”（其实，如果再翻翻史书的话，您也许会发现这个“第一”并不是真的只有一个，比如此前的张廷玉，以及此后的傅恒，都获得过这一荣誉）；可另一方面，此人毕竟没有实战经验，为了稳妥起见，必须给他配一个经验丰富的助手才行。于是，一个熟悉的名字自然而然地涌上乾隆的心头。
岳钟琪，这位在康雍乾时期战功赫赫，后来被弘历写诗赞为“三朝武臣巨擘”的盖世名将，当时正以待罪之身在家闲居。此前在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岳钟琪因与准噶尔汗国作战不利，而被皇帝下令罢官治罪。岳钟琪被捕后，揣测上意的满朝文武乘机落井下石，弹劾他的奏章如雪片般飞来。
最后宰相们“奏拟岳钟琪斩决”，建议皇帝判处他死刑并立即执行，但一向刚猛果断的雍正此时却犹豫再三，始终没有舍得痛下杀手，还是下令“改监候”，也就是改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由于这种情况最后几乎都会因皇帝开恩而减刑一等，因此这一判决其实相当于无期徒刑。
乾隆登基以后，岳钟琪终于被特赦释放，这位昔日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从此开始了十余年的闲居生活。鉴于之前他的政治生涯已经断送，今后肯定也会以平头百姓的身份终老一生，估计连岳自己对前途也不会有什么指望了，如果这时候让其戴罪立功，他能不感恩戴德？想到此，皇帝立即下令拟旨。
“谕：岳钟琪前在西陲用兵，以失机致罹重辟，久系囹圄，经朕宽恩，放还乡里。”
乾隆这是在提醒岳，你老小子是罪有应得，所以我爸当初才关着你不放，后来释放你回家，其实是出自我的特殊恩典，你可别搞混了。
“今当大金川用兵之际，因思伊久官西蜀，素为番众所服，若任以金川之事，自属人地相宜。”
这句倒是实话，岳钟琪在四川军界经营多年，史载他极其擅长以夷制夷之法，时不时就拉一派打一派，率领一拨土司以朝廷的名义去讨伐另一拨，而一旦前者坐大，他就立刻变脸，转过身又以朝廷的名义，带着后者去讨伐前者。因此四川各地土官无不被整治得服服帖帖，就连挑头带领嘉绒人与清军对着干的大金川土司，当年也是岳钟琪的得力部下，据说两人还交情匪浅。
“曾传旨班第、张广泗，令伊等酌量，如果应用，将岳钟琪调至军营，以总兵衔委用。今班第、张广泗，已遵旨调赴大金川军前，岳钟琪著加恩赏给提督衔，以统领听候调遣。”
班第时任兵部尚书，为了配合首相讷亲出征，乾隆下令这位国防部长亲自前往金川“出督军饷”；张广泗则是川陕总督，此前讨伐金川的清军一把手，讷亲一来，他也只能退居次席。有意思的是，张广泗当年正是岳大将军的副手，但当岳倒霉的时候，张却是弹劾他最力者之一，想必两人再见时，应别有一番滋味。
就这样，年过花甲的岳钟琪第二次获得了提督的头衔，此时距离他第一次获得该衔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当时岳钟琪还不到四十岁，他率先遣队第一个攻入被准噶尔人占据的圣城拉萨，从而成为帝国军界一颗冉冉升起的耀眼将星……弹指一挥间，真是恍如隔世。
“予以自新之路，俾得奋勉图报，以收桑榆之效。如果能迅奏肤功，更当从优奖叙。”
皇帝对岳钟琪可谓又拉又打，先是警告说，我已经给了你一条洗心革面的途径，至于如何把握，你自己看着办吧。然后又激励道，如果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成绩，我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让大学士拟完旨意，皇帝满意地合上眼睛养起神来，自己终于又可以摆脱俗务，继续沉浸在对亡妻的思念中了。他相信，这对宰相加宿将的超强组合，应该可以很快解决问题，从而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彻底结束这场对帝国来说并不怎么体面的战争。
可令乾隆没想到的是，这场战争竟然还要延续近三十年之久。期间，包括讷亲在内，他将会损失两名宰相即军机大臣或大学士，其中一人血洒沙场，算是死得其所（但如果细究起来，他的死亡过程其实相当窝囊），另一人则是因指挥不力，被盛怒的皇帝赐死；以及，三名总督直接因这场战争被杀，而一名巡抚的死也与其有着密切关系，因它而被处分的封疆大吏和高级朝官更是不胜枚举。
尤其令人悲哀的是，仅在战争的最后四年，清廷就派出了十二万名以上官兵参战，但阵亡者竟然将近一万五千人，战死的官员更是高达千人……更不要说，这场战争消耗的军费超过白银七千万两之巨，而清政府当时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四千多万两而已。虽然清军终于惨胜，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最后的胜利，就是用鲜血和金钱堆出来的。当年的古战场的溪流里，至今还有一些红色的石头，据说那时漫天的血腥导致河水多次染红，从而留下了河滩里血石的传说。
这场惨烈的战争，后世称之为“金川战争”，或者叫“大小金川之战”。
大学者魏源曾对鸦片战争前清军参加的战争做过专门的统计，他发现金川战争的庞大军费在康乾盛世绝无仅有，比乾隆朝更加著名的新疆之战——包括消灭准噶尔汗国之战和平定大小和卓之战——的两倍还要多出不少。其实，如果不考虑嘉庆初年几乎席卷整个南中国的白莲教之乱的话，大小金川之战可以说是鸦片战争以前清朝花费最大的一场战争。
而大小金川的面积统共不过一万五六千平方公里，即使同相对于清朝已大大缩水的今日新疆面积相比，前者也不过是后者的百分之一，但清军在二者上的军费消耗却完全倒挂，难怪魏源发出了“功半而事倍”的感慨。
乾隆朝几乎所有名将，比如岳钟琪、张广泗、傅恒、阿桂、海兰察、兆惠、福康安等，统统都参加了大小金川之战，即使这样，这场战争仍创造了乾隆朝持续时间最长的纪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当地土著即嘉绒人的战斗力，似乎并不在困扰了清帝国七十年前后三代皇帝的准噶尔人之下，尽管前者无论名声还是数量，都远远不如后者。
到了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也就是金川战争结束十六年之后，回首自己统治下的强大帝国和辽阔疆域，暮年的乾隆皇帝洋洋自得，他将自己一生的成就总结为“十全武功”，并于当年十月亲自写了一篇《御制十全记》，下令以满、汉、蒙、藏四种文体建碑勒文。从此之后，乾隆皇帝就自称为“十全老人”，意思是身为一个皇帝，自己已经做到十全十美了，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按照《御制十全记》的说法，这“十全武功”如下：“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即灭亡准噶尔汗国和平定阿穆尔撒纳之战之乱），定回部（即平定大小和卓木之乱）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即镇压林爽文起义）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这两场战争其实打成了平局，但对手毕竟在名义上臣服了），二次受廓尔喀降（即清与尼泊尔的战争，以后如果有机会写一下），合为十。”
也就是说，大小金川之战在乾隆的十大武功里，竟然占据了两个之多，与更为著名的准噶尔之战和廓尔喀之战并列。一方面，这是老皇帝越老越拉风，非要把一场战争拆成两场，这样才好凑够十个整；另一方面，恐怕也与这场漫长的战争在时间轴上，确实又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有关。
也许有人会认为，对于金川战争中一些倒霉蛋，尤其是那些被皇帝处死的官员们来说，如果乾隆十三年皇帝没有死老婆，或者说，如果皇后能再多活几年，他们的命运大概就完全不同，甚至连金川战争本身会不会继续下去，可能都存在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从时间来看，大小金川之战其实是乾隆“十全武功”中的第一战，而此前，弘历自继位以来从来没有发动过战争，他那位脾气非常温和的夫人在潜移默化间很可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蝴蝶效应的影响本来就是无法预测的，不是吗？况且，历史从来就不承认什么“如果”。
尤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据说对方嘉绒人的首领中有一位大美人，刚刚与丈夫离异的她，眼睛正紧盯着孝贤皇后刚刚腾出来的宝座，时刻准备着挺身而出，去填补那位天下第一鳏夫枕边的空缺，正所谓“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见匈奴冒顿单于给西汉吕后的国书，大意是：我没了老婆你没有老公，咱俩都成了单身，这年头又没有什么娱乐，不如用有的来交换没有的，不就两全其美了嘛。）
又据说，尽管此女最终没有得偿夙愿，但她仍凭借着自己的绝世美貌，撩拨得大清国参战的那些宰相、总督、将军们心旌摇曳，从而，上演了一幕堪称再世夏姬般的红粉传奇……这故事究竟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后世稗野小说的添油加醋呢？
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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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赋闲在家十多年后才被重新启用的岳钟琪，已经变得越来越会来事，深知要把一切功劳和荣誉都归于领导的道理。据说清军接受金川投降的时候，傅恒坐在大帐中央风光无比，而年已六十多岁的老岳则全身披挂，像个小厮般站在旁边侍候着，给足了国舅爷面子。果然，莎罗奔出来后逢人便说：“我曹仰岳公如天人，乃傅公俨然踞其上，天朝大人诚不可测也！”鉴于投降仪式前老岳早就和莎罗奔见过面，所有细节估计事先都过了不知几遍，因而这场表演很可能也是岳、莎二人计划好了的双簧。
不久，乾隆专门接见了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名将，为了表示对老功臣的尊重，还赐予他紫禁城骑马的特权。就像往常那样，席间皇帝再度诗兴大发，当场写了首歪诗赏给老岳，其中便有“番巢单骑志何雄”之句来称赞老岳单刀赴会的壮举。
当然了，乾隆的嘉奖并非都是惠而不实，比如他随后就大发慈悲，下令免除了岳钟琪欠自己爹地的旧债——当年西征准噶尔失利，雍正迁怒于岳，下令他必须偿还军费开支。由于数目实在太大，老岳自然还不起，直到现在还有七十多万两的窟窿没有补上，如果不是乾隆此番开恩，这笔陈年饥荒不仅会伴随老岳一辈子，还要继续折磨其子孙后代的神经和钱包。
金川战后一年的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西藏大叛乱爆发，四川提督岳钟琪奉命进藏平叛，但清军还没有从康定出发，这场叛乱就已经被七世达赖喇嘛扑灭，老岳不得不无功而返。两年之后，杂谷土司领地发生内乱，岳钟琪趁机带兵铲除了这个曾与金川分庭抗礼的强大势力，将其肢解为几家易于控制的小土司。
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六十九岁的岳钟琪在四川资州病逝，乾隆为他举行了极高规格的葬礼，赐予其“襄勤”的美谥。由于岳钟琪的威信公爵位是不能传给子孙的，皇帝遂下令授予其子岳瀞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袭爵位，位在男爵之下，骑都尉之上。岳瀞没老爹那样大的能耐，最后只做到代理副将的官职，不过他的弟弟岳濬在岳钟琪生前便做到了巡抚，实际职权比老爹还大，岳钟琪的堂兄弟岳钟璜也是清军高级将领，正是此人在老岳死后接替了四川提督之职，他后来也参加了雷声大雨点小的九土司环攻金川之战。
当年，乾隆在那首题为《岳钟琪入觐诗以赐之》的歪诗里赞扬道：
剑佩归朝矍铄翁，番巢单骑志何雄。
功志淮蔡无惭李，翼奋渑池不独冯。
早建奇勋能鼓勇，重颁上爵特褒忠。
西南保障资猷略，前席敷陈每日中。
后来到了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古稀的老皇帝越来越念旧，他在自己的《御制怀旧诗》里，轮番怀念当年的功臣们，其中便有“三朝师武臣，钟琪为巨擘”之语，显然对老岳的评价极高，这也是岳钟琪被后世称为“三朝武臣巨擘”之由来。
记得一位旅居海外的朋友曾说过，如果在欧洲或北美，对于像岳钟琪这样的人物，人们肯定早就给他树起了铜像，底座通常还要刻上“西藏与青海的征服者”之类的颂词。可惜，古代中国并不兴这个调调，天下唯一有资格享受这种景仰的，只能是皇帝本人。
咱们继续说其他人。在金川战争期间负责清军粮饷的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班第，曾在纪山去职后短暂代理过一段时间的四川巡抚，后来讷亲与张广泗狗咬狗互相攻讦，乾隆询问班第的意见，但是这位国防部长却明显偏袒首相，“但言广泗罪状，语不及讷亲”。
已经决定让自己小舅子顶替讷亲的乾隆，对班第的立场很不满意，专门下旨责问道：“班第虽职饷，然为本兵军机大臣，军事及将弁功罪，皆职掌所在，不得以督饷，一切置不问。”你丫的本职工作是在国防部，怎么能以只管后勤为借口，对其他都置之不理呢？！就这样，倒霉的班第被降职为副部长即兵部侍郎。
金川战后，班第被调往拉萨，去接替到期的驻藏大臣拉布敦。但他还没有到任，拉萨就爆发了大叛乱，傅清和拉布敦这两位驻藏大臣，都被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党羽所杀。班第到达时，七世达赖喇嘛已经镇压了叛乱，于是这位新任大臣便承担起了善后工作，他以雷霆手段将二十七名叛党头目统统斩杀，随后又不管三七二十一将藏王一家杀个精光，在震慑了整个西藏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了“嗜杀”的坏名声。
乾隆十七年即公元1752年，班第回到北京，再次进入军机处，后又代理过两广总督。乾隆十九年，清帝国发动消灭准噶尔汗国的最后战争，班第以兵部尚书、定北将军的身份，出任北路清军总司令，在准噶尔叛徒阿睦尔撒纳的配合下，他的部队率先杀入汗国首都伊犁，一举灭亡了这个曾威震中亚的强大政权。因此大功，班第被封为一等诚勇公，率军镇守这片新平定的广大疆土——新疆。
没想到好景不长，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农历八月，对清廷利益分配不满的阿睦尔撒纳再次反水，新疆大乱。缺乏准备的班第猝不及防，他已经无法调集人马平叛，只能率身边的五百清兵且战且退，最后在乌兰库图勒（今伊犁州尼勒克县）被叛军重重包围。这位清军总司令不想被俘受辱，于是拔剑自刎。
一年后，烈士班第的灵柩被迎回北京，乾隆亲往祭奠，并当场下令割下几名被俘叛军首领的耳朵做为祭品。班第的儿子巴禄也参加了灭亡准噶尔之战，以及随后的平定大小和卓木之战，因军功为自己家族获得云骑尉的世袭爵位（清廷二十七等世爵中倒数第二等），后来又担任过绥远将军、察哈尔都统等要职。
与班第同样倒霉的还有讷亲的哥哥、金川战争最后阶段来给傅恒擦屁股的策楞。战争结束时，这位新任四川总督沾了国舅爷的光，被加封太子太保。一年后西藏大叛乱爆发，策楞与岳钟琪一起准备出兵进藏。随后得知达赖喇嘛已经平定了叛乱，督提二人商议后，决定岳钟琪率大军驻扎康定观察动态，策楞则率一支小部队进藏协助新任驻藏大臣班第处理善后，完事后返回四川。
乾隆十七年，策楞又与岳钟琪一起发动了对杂谷土司的战争，成功肢解了这一强大地方势力，此后，策楞因母丧回家守孝，复出后代理过负责管理江南运输河道的南河总督，由于在任期间河道决口，乾隆认为他不适合干这个技术性的工作——“上以河工非所习”——改派他为两广总督。
在灭亡准噶尔汗国的战争中，策楞以定边左副将军的头衔出任清军副总司令，但很快与主子发生了矛盾——他认为降清的准噶尔首领阿睦尔撒纳很不可靠，建议皇帝将其所部疏散，只“留阿睦尔撒纳及诸头人丁壮胜兵者从军”。但标榜“用人不疑”的乾隆闻奏大怒，不仅将策楞革职，更让阿睦尔撒纳接替了他的定边左副将军之位。
但是，阿睦尔撒纳随后降而复叛的行为充分证明了策楞当初的担忧十分必要，皇帝不得不又将他升任为定西将军主持平叛。策楞随后的表现可圈可点，联络外蒙古喀尔喀“合兵击败准噶尔部落”，他也因功被加封为内大臣。不过就在战场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策楞却稀里糊涂地摆了个大乌龙，从而彻底葬送了自己的前程。
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这位清军总司令就贸然向乾隆报告说已经擒获叛军首领阿睦尔撒纳，欣喜万分的皇帝为此专门举行盛大典礼向祖先献祭，还封策楞为一等公爵并给予大量赏赐。但很快，这个消息就被证明是假的，丢了面子的乾隆勃然大怒，不久便找碴将策楞革职，命令将其押送京师法办。可是在新疆前往北京的路上，押解队伍不幸碰上了准噶尔人，倒霉的策楞就在囚车中被敌人杀死。
当年，随国防部长班第一起来金川押粮运饷的还有中央政府的大票人马，其中就包括一位名叫兆惠的官员。后世的小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兆惠和海兰察如何被张广泗阴谋陷害，不得不进京告御状的段子，但其实，这些东西完全是虚构的。
第一次金川战争爆发时，海兰察只有七岁，根本不可能参战，而四十岁左右的兆惠虽然确实到过金川，但以他的官职和背景——兆惠不但是雍正生母孝恭仁皇太后乌雅氏的族孙，而且此时已坐到了副部级，拥有刑部侍郎、正黄旗满洲副都统、镶红旗护军统领并兼领户部侍郎等一长串官衔——张广泗是奈何不了他的，更何况前面说过，兆惠在业务上的老板即清军总后勤部长班第，压根就不鸟老张。
兆惠在金川表现得很出色，比如他了解到卡撒大营的军粮并不能支撑太久，便将附近的存粮都紧急调运过来以防万一，为随后国舅爷在卡撒长期扎营打下了物资基础。与他的上司班第只埋头后勤不同，兆惠并没有忘记中央部委的工作，很快他向乾隆报告了自己发现的严重问题：
“臣观军营诸将惟护军统领乌尔登、总兵哈攀龙勇往，副将下颇多庸员。又闻各省派兵时，将备间以家丁冒名粮，或占额兵役使。”咱官军已经烂到根儿了，高层除了少数几个将领外，统统都是酒囊饭袋，而底下则更多是吃空饷的，再不整顿一下可真危险了。
皇帝对兆惠的调查很满意，认为该报告“俱属公论”，要新任经略大学士傅恒认真研究，“秉公澄汰，以归核实”。第一次金川战争结束后，由于只是幕后英雄缺乏战功，兆惠并没有得到提升，他奉命随班第查核军需钱粮即审计这次战争中的军费开支情况。同年，兆惠被正式调到户部担任左侍郎，显然乾隆对其财会能力印象深刻。
不过，兆惠与金川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了，并没有机会参加第二次金川战争——战争爆发在公元1771年，而他早已经在七年前去世。兆惠的主要军事成就，其实是在西域取得的：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以定边将军兆惠为主帅的清朝大军终于彻底平定了准噶尔人的反抗，叛军首领阿睦尔撒纳逃亡俄罗斯，不久病死。
随后，按照总司令兆惠的命令，清军对准噶尔人进行了系统性的大屠杀，只杀得“草剃禽弥无噍类”，最后“数千里内遂无一人”，除了早已投降并被安置在内地的少数人，以及逃亡俄罗斯和哈萨克的一部分，这个曾称霸中亚的族群被整体灭绝，“准噶尔”从此只能做为一个地名而在世间存在。靠着这样一种极为残忍的方式，兆惠终于彻底解决了困扰清帝国六十余年的准噶尔问题。
仿佛是三年前阿睦尔撒纳之乱的重演，新疆北部的准噶尔人刚刚从地球上消失，新疆南部的大小和卓木之乱就爆发了。两和卓是喀什地区穆斯林首领玛罕木特的儿子，此前都在准噶尔汗国做人质，汗国灭亡后被清军释放，他们利用这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趁机起事，一时间几十万维吾尔人群起响应，天山以南几乎全部陷落。
虽然也是仓促迎敌，但与他倒霉的前任班第不同，清军总司令兆惠这回却表现得可圈可点。尤其是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农历十月，兆惠率领着数百名骑兵，在今天喀什地区莎车县的黑水营被十倍于己的叛军包围，清军弹尽粮绝，只能挖出敌人打在树木中的子弹回击，最后连马鞍子上的皮革都吃光了。清军与敌人相持了整整三个月，就在即将崩溃之时，外围援兵终于杀到，叛军不得不解围撤退，兆惠他们幸运地活着回到了阿克苏，这就是著名的“黑水营之战”。
黑水营可以说是这场战争中的斯大林格勒，如果兆惠失败，那么南疆甚至整个新疆都很可能不复清帝国所有。战后，乾隆亲自撰写了一篇名为《黑水行》的诗歌来记述此役，对兆惠极尽赞美。黑水营之战半年后，大小和卓木之乱终于被清军平定，皇帝随后为兆惠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他也以一等武毅谋勇公、户部尚书的身份正式成为军机大臣。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为了体现皇恩浩荡和自己对兆惠的重视，乾隆竟然让这位根本不识几个汉字的满洲将军，担任了科举最高级别考试即殿试的阅卷大臣。皇帝悄悄指点他其中的秘诀——“圈多即佳卷”，原来，成绩好的考卷上会有各位阅卷大臣的圈点，不识字的兆惠只要数一下圈圈的个数就成了，而身为财会专家，数数不正是他的特长嘛。
乾隆二十九年农历十一月，新疆的征服者兆惠在北京病逝，死后备极哀荣，“赠太保，谥文襄”，皇帝亲临祭奠。到了嘉庆元年，他又“配享太庙”，灵魂从而取得了与乾隆一起享用冷猪肉的资格。兆惠的儿子扎兰泰娶了弘历的女儿和恪公主，他承袭了父亲的一等公爵，但此人能力似乎很一般，只当过散秩大臣一类的闲职，于乾隆五十三年病故。
与岳钟琪同时启用的另一员清军宿将傅尔丹，以内大臣的头衔与老岳一起赴金川参战，并在张广泗被罢官后曾短暂代理过一段时间的川陕总督，但很可能因为年纪太大的缘故——他当时已近七十岁——表现得很是差强人意。傅恒到任后很快发现了这点，于是上奏乾隆，说傅尔丹年老体衰，而且他以往只擅长统领八旗兵，对于如何带绿营汉兵一窍不通，最好还是别委他重任，以免耽误正事。
乾隆准奏，于是傅尔丹调任为干吃饭不干活的参赞大臣，不再掌握兵权。第一次金川战争结束后，傅尔丹也借国舅爷的光得到提升，被封为正一品的黑龙江将军（当时八旗驻防将军还是正一品，后来降为从一品），前往东北上任。乾隆十七年即公元1752年，这位七十三岁的老将寿终正寝，死后享受了高规格的葬礼，“赐祭葬，谥温悫”。
与前面这些角色不同，真正串联起前后两次金川之战的人，其实是乾隆朝担任首相时长仅次于傅恒的阿桂，只不过在第一次金川战争时，他还仅是个跑龙套的。阿桂是满洲正蓝旗人（后因战功抬入上三旗的正白旗），章佳氏，其父阿克敦当过协办大学士和刑部尚书，颇得乾隆宠信，因此他与讷亲、傅恒等人背景有点儿相似，都是标准的官二代。
但到了金川战争进行中的乾隆十三年，阿克敦霉运当头，先是给国舅爷傅恒让出了协办大学士的坑儿，随后又在办理孝贤皇后的丧事中，因小事惹怒乾隆而差点儿掉了脑袋。此时，他的儿子阿桂正以军机章京（中央军委办事员）、吏部员外郎（中央组织部副司长）的身份，跟随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班第在金川前线调度粮饷。
阿桂与张广泗关系不错，这让张的老对头岳钟琪很不爽。张广泗获罪革职后，老岳趁机向乾隆弹劾阿桂，说他“结张广泗蔽讷亲”，倒霉的阿桂因而被逮捕。不过这时候，阿克敦已经重新获得乾隆的信任，皇帝便借口阿克敦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杀了就没法养老，而且阿桂的罪行还够不上张广泗那样“贻误军事”的严重程度，因此下令特赦了他。
不久以后，阿桂官复原职，后来又逐渐升为江西按察使（副省长兼政法委书记，正三品）和内阁学士（皇帝顾问兼秘书，从二品），终于进入了中央决策层。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帝国发动了旨在灭亡准噶尔汗国的全面战争，阿桂随军参战，在乾隆的表哥外蒙古王爷成衮札布的麾下表现优异，因功被清廷封为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及工部侍郎。
准噶尔汗国灭亡后，新疆随即爆发了大小和卓木之乱，清军主帅、定边将军兆惠被叛军团团围困在黑水营，阿桂率兵随副总司令定边右副将军富徳前往驰援。这位富徳也曾参加过第一次金川战争，据说擒拿美女阿扣的现场执行者就是他。此人后来又参加了第二次金川战争，不过那时他已经成了阿桂的部下，表现得相当糟糕，非但没有什么建树，最后甚至因为闹出贪污土著士兵粮饷的丑闻而被清廷斩首。
黑水营之围解除后，清军乘胜追击，铁蹄尽踏天山南北，几个月便攻克叛军老巢喀什。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农历八月，走投无路的大小和卓木在今天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克山被杀死，尸首随后被当地人送回清营请赏，叛乱终于被平定。自然，这场战争的主角是清军总司令兆惠及其副手富徳，还是小字辈的阿桂并没有太多表现机会，也从来没有独当过一面。
战后，阿桂率八旗、绿营部队以及维吾尔农民开赴伊犁屯田。这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先辈们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不久以后的乾隆二十六年，伊犁“兵屯”也就是军人所垦种土地达八千余亩，收获粮食两万七千一百多石；“回屯”也就是维吾尔农民有八百户，平均每户收获粮食四十石，总产达到三万二千石左右。阿桂因功被陆续加封为内大臣、工部尚书、镶蓝旗汉军都统等官职，并在乾隆二十八年进入帝国决策层的核心，成为军机大臣。
显然，自己老上级、名将兆惠的军事思想给了阿桂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前者处理准噶尔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残酷果断与赶尽杀绝，让阿桂印象深刻。据说乾隆二十四年，清军总司令兆惠路过阿克苏，曾与驻守这里的阿桂彻夜长谈，他俩讨论的主要议题当然是如何在新疆驻军和屯田，但很可能也涉及到具体的战争方略，而从阿桂后来的军事生涯尤其是他在第二次金川战争中的表现来看，此人无疑抓住了兆惠的战争精髓——那就是“一不做，二不休”。
很快，阿桂学到的这些东西就有了实战检验的机会。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新疆乌什也就是今天阿克苏地区的乌什县爆发了动乱，从清廷事后的调查结果看，这场当时被定义为叛乱而在后世又被阶级史家称为乌什维族起义的血腥冲突，与现在新疆发生的那些事儿还不太一样，朝廷明显是理亏的一方——帝国委任的满洲地方官素质和能力都极差，却又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压榨得当地百姓不堪忍受，最终铤而走险。
这从清廷对事变责任人的处理也可见一斑——三名驻疆大员，包括喀什噶尔办事大臣、阿克苏办事大臣以及和阗办事大臣，因“凌辱回众”、“ 重利盘剥”、“贪婪败检”等罪名，统统掉了脑袋，而这些人的官职不是一品就是二品，乾隆也算是出了重拳反腐，但这些措施都是事后诸葛亮般的亡羊补牢了。
动乱爆发后，熟悉当地情况的军机大臣阿桂奉旨回到新疆，与伊犁将军明瑞共同率兵前往弹压。此战中，面对着坚固的乌什城防工事和当地同仇敌忾的人心，清军的攻击十分艰难，这时阿桂初步展现出后来在第二次金川战争中的军事思路，下令在乌什城外再建围墙，彻底断绝对方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决不让一粒粮食进入城中，同时他也顶住了皇帝早日结束战争的轮番催促，并不急于进攻。
果然，围城将近半年之后，守军弹尽粮绝，每天都有不少人活活饿死，为了争夺越来越有限的资源，矛盾激化的首领们斗得你死我活。最后投降派占了上风，他们将四十多名主战派捆绑起来，大开城门迎入清军。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农历八月，这场变乱终于被镇压下去，官军以相对不大的损失赢得了胜利，但是战后，统帅阿桂却没有得到任何嘉奖，反而受到严厉处罚，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乾隆对阿桂此前围而不攻的策略十分不满，认为他“剿办迟延，示怯损威”，而在善后处理问题上，阿桂也让迫切想展示自己天威的皇帝火冒三丈——清军进入乌什城后，仅仅将几名的敌人头领凌迟处死，另外十多人斩首示众，而其他三千多守军，则只是教育一下便让其与老婆孩子团聚，随后又发放盘缠让他们带家人一起前往伊犁屯田。
乾隆得知后怒不可遏，破口大骂清军两名主帅阿桂与明瑞是“两个该杀的”——这俩混蛋自己滥充好人，不就是想给自己添寿嘛，他们将这么多人免死，还发给路费，其居心何在？这岂不是暗示说朕多杀生要折寿吗？很快，皇帝下了一道血腥味儿十足的圣旨，内容都是大白话，就不翻译了：
“此间，明瑞、阿桂两个该杀的，不知已经如何办理了？倘若接到朕中饬之谕旨后，知道自己先前所办错谬，即巳剿办则已。倘若奏报后就已送往末及办理，则随伊等充好人送往好了，朕岂能反复降旨令其剿杀？
“即便免死，亦断不能按伊等所奏，送往伊犁等地屯田。因此等人俱系该杀之人，留其性命巳属侥幸，仍准其与妻女团聚可乎？
“著传谕明瑞、阿桂，将此三千余男人，以四五百人编为一队，相应派出官兵，从伊犁等地经巴里坤，哈密送往内地，交付杨应琚，酌情分送各省赏给大臣官员等为奴，若于途次逃脱，即查拿本族亲属俱行正法。”
原本善念未泯的阿桂和明瑞终于吓坏了，两人合计后硬下心肠，别人的脑袋当然没有自己的脑袋重要，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超额满足皇帝的期望吧。于是，两人以“解送内地，恐生事瑞”为由，下令清军对已经释放的乌什城守军大肆搜捕，把能抓到的人统统砍了脑袋，随即向皇帝上报：“回众二千三百余名，已尽行正法”。尽管如此，乾隆仍怒气难平，下令将两人“交部严议”，最后议定的处理结果是革职，到了此时，皇帝又出来充了一回好人，“命从宽留任”。
这个明瑞是孝贤皇后的大哥傅文之子，也就是帝国首相傅恒的侄子，三年之后的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他担任清军主帅攻打缅甸，最后竟然中伏阵亡（其实是兵败自杀），还得要小叔叔傅恒过来给自己收尸擦屁股。明瑞死后，阿桂由伊犁将军任上被调到东南亚战场，成了清军新主帅傅恒首相的副手，率大军再次进攻缅甸。
虽然也号称“十全武功”之一，但这场战争打得却极其窝囊，在缅甸游击队神出鬼没的不断骚扰下，丛林中老虎吃天无从下嘴的清军举步维艰，大量官兵死于疾病。主帅傅恒病得动弹不得，而另一名副帅阿里衮则干脆病死在军中，陆续死去的有副都统永瑞、提督五福、水师提督叶相德、总兵吴士胜等一大堆高级将领，其中还包括漕运总督、与傅恒同样出身于富察氏的傅显。也就是说，司令部几乎被病魔给包了圆，因而到了战争后期，身为领导层里唯一全须全尾的成员，阿桂实际上已成了清军的最高统帅。
与第一次金川战争的情形类似，征缅之战的结局也让人哭笑不得。当时缅甸的贡榜王朝已是东南亚的霸主，南拒清军北破暹罗（即今天的泰国），不仅攻陷了暹罗的首都，还先后四次打败清军。不过，虽然战场上胜多负少，但国际形势其实对缅甸却并不乐观，除了与庞大的清帝国为敌，它还与另一亚洲强权——占据了印度的英帝国睚眦不断。不想陷于两线作战困境的缅方遂主动向清廷求和，在金川尝过甜头的傅恒顾不得自己病体虚弱，赶紧向乾隆上奏请求批准，正为此事倍感头疼的皇帝自然答应。
但没想到的是，缅甸国王孟驳可没有当年的金川土司莎罗奔那样守信用（也有说这场议和其实缅甸前方将领自行确定的，并没有获得国王的批准），乾隆左等右等盼了一年多，对方此前答应派来的进贡使者就是没影儿，这让好大喜功的皇帝极其郁闷，继而愤愤难平，迫切需要找只替罪羊来发泄情绪。此时傅恒已经在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七月病死——而即使他活着，从以往情况看，皇帝应该也不会迁怒于自己宠爱的小舅子——于是副帅阿桂便倒了大霉。
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八月，阿桂担任的领侍卫内大臣（最高级别的武官，正一品）、礼部尚书（从一品）、镶红旗汉军都统（从一品）等一系列职务被皇帝统统罢免，“著以内大臣革职留任，办副将军事，令其自效”。一年以后，正在前线戴罪立功的阿桂认为机会来了，遂向乾隆请求再次大举伐缅，结果又被心情不佳的皇帝骂了个狗血喷头，就连内大臣的位置也没了，“上手诏诘责，命夺官留军效力”。
照这样发展下去，已经失去上头欢心的阿桂，其前景相当不妙，很可能成为又一个张广泗。可就在此时，这位不受人待见的大臣却突然时来运转，最后不仅一雪前耻，而且还拿下了傅恒留下的帝国首相宝座，简直成了咸鱼翻身的典范。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件事的缘故。
——第二次金川战争爆发了。
通宝推：隹子火,迷途笨狼,sasakio,老顽童,张了刀,foureyes,河蟹,红军迷,田舍郎,大汉铁骑,一介书生,德里克,忘情,weile,可爱的中国,mezhan,晴空一鹤,文化体制,让领导先走,光年,常识主义者,家园 就弘历来说，其实是用人的问题。早用岳公爷啥都解决了，问题 是岳公爷不是自己人，再说岳公爷也老了，将来打仗还得靠别人。因此他只能当教练，不能自己上场了。
家园 有点好奇，兆惠不识字怎么算账啊？ 皇帝老儿不是调他去管账吗？
家园 这个一般有师爷的，他老人家是个明白人搞得懂计量单位和数字 就可以了。我发现很多文科人士虽然认多国字，但对海南岛大还是马里兰大是没有概念的...
家园 "功志淮蔡无惭李，翼奋渑池不独冯",请教一下 这是把老岳比作李溯？冯是谁，光武帝手下那位？渑池？那位冯将军在这里打过打仗？
弘历的诗写的不行，文化还是可以的：）
家园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通常出现冯李并列的情况，都是指这两位。
这两句其实是双重用典，除了用冯李来代指老人外，李还指雪夜入蔡州的唐将李愬，“淮蔡”即叛将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治所蔡州，“翼奋渑池”又在说老将廉颇，当年秦赵渑池会时，廉颇与赵王约定行期不能超过三十天，如果逾期不回，自己就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国扣留赵王要挟赵国的念想。
乾隆的诗一向很难理解，为了追求形式堆典叠句，结果就是乱七八糟。
家园 就是冯异 冯异与赤眉约期会战，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伏于道侧。旦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异少出兵以救之；贼见势弱，遂悉众攻异，异乃纵兵大战。日昃，贼气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追击，大破之于崤底，降男女八万人。帝降玺书劳异曰：“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渑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方论功赏，以答大勋。”话说刘秀文采真是甩底下的好几条街，都不知道创造了多少成语。
家园 金庸在小说书剑恩仇录里面,用大量篇幅描写了黑水营之战 里面霍青桐活学活用毛主席军事思想,集中优势兵力,以弱胜强,歼敌主力----抗暴不屈,天必我佑.多年前看得热血沸腾,现在回想起来,细节还历历在目.
金庸的小说里面,给好几个少数民族拍过集体照.
最光彩动人的就是书剑里面的回部----男人个个都是英雄,女人个个都是美人(而且也是英雄).白马啸西风里面的哈萨克人,形象也是正面的.
几个北方民族,蒙古,契丹,女真,基本正面.
碧血剑,天龙八部里面的西南民族,好人也是占上风的.
只有西藏的喇嘛,除了武功高强之外,没有其它优点-----不知道金庸为什么对西藏有意见,小说里面,从那里出来的,个个卑鄙猥琐.
通宝推：京华烟云AMIP,家园 恍如隔世 已经记不得小说里都写了啥，赶紧复习一下：
【奇谋破敌将军苦 儿戏降魔玉女嗔】
只见回人战士奋力守住黑水间支流上的几座木桥，镶黄旗清兵前仆后继，拚死冲前夺桥。霍青桐叫道：“退后！”守桥的战士向两旁一撤，数千名铁甲军蜂拥过桥。霍青桐见清兵过来了一半，叫道：“打去木条！”数百名回人早已牵了马匹藏在河岸之下，桥上的木梁事先都已拆松，用粗索缚在马上，一声令下，松缰鞭马，百余匹马奋蹄向前。只听得喀喇喇数声大响，木梁拉去，木桥登时折断，桥上数百名铁甲军堕入河中。清兵登时分为两截，隔河相望，相救不得。……行了数十里，果见前面尘土大起……原来这是兆惠副手富德带来的援兵，途中与兆惠及张召重相遇，得知清兵大军覆没，忙收集残兵，向东撤退，哪知终于给霍青桐拦住。清兵兼程赴援，人困马乏，人数又少，怎挡得住回人大军乘锐冲击。
兆惠不敢再战，下令车辆马匹围成一个圆圈，清兵弓箭手在圈内固守。回兵几次冲锋，冲不进去。霍青桐道：“他们负隅死守，强攻损失必重。现今我众彼寡，不如围困。”木卓伦道：“正该如此。”霍青桐下令掘壕。回兵万余人一齐动手，在清兵弩箭不及之处，四周掘起长壕深沟，要将清兵在大漠之中活活饿死渴死。到得傍晚，霍阿伊又带领了回人援兵数千到达，在长壕之前再堆土堤。
回人在黑水营英奇盘山脚大破清兵，再加围困，达四月之久，史称“黑水营之围”。
家园 就是有一点，老金颠倒了双方的人数 其实兆惠才是以少敌多的孤胆英雄，他总共才带了4000人南下，中间还分兵一次，在黑水营不过两三千人
家园 黑水营之战兆惠的兵力 就连乾隆的说法都前后矛盾，战争刚刚结束时，他在公元1759年写的那首《黑水行》里，说兆惠有“三千余人”，而敌人则“数无万”，也就是三千对好几万；而到了公元1766年，乾隆又写了首歪诗，将兆惠的人马改成了“五百”，对手似乎也少了些，成了“二万余”。
可能的一个推测是，开始乾隆不太了解情况，把兆惠部下的人马都算成黑水营被围的清军了，因此后来才做了改正；也有可能，乾隆为了突出兆惠等人的英雄形像，七年后再写诗，就故意修改了己方人数，使得敌众我寡的险情更加明显。
再看其他史料，《清史稿》说是兆惠带了“四百骑”渡河，敌人有“数千骑”，但随后兆惠等人“士卒殊死战，五昼夜杀贼数千人”，这样算下来敌人岂不是都光了？当然，也可以解释说敌人都是本地的，可以招之即来随时补充，而清军则是死一个少一个；或者，被杀的“贼数千人”并不都是“骑”，而主要是敌人的步兵。
清朝大学者魏源说，兆惠出发有“步骑四千”，不过兆惠带兵过河时，清军刚刚过去“四百骑”，桥就突然断了，因而此后兆惠的人马也就只有这个数了，到达黑水营之前，清军又“阵亡将士百余”，也就是只剩下三百人左右。而敌军则是“五千骑”，再加上“步贼万余”，最起码有一万五千人。
清人笔记则记载，也说清军只过去“四百余兵”，河上的桥便折了。追击的敌军有“四五千骑”，另有“步贼万余”，但等清军终于逃到黑水营，战死已达“数百人”，这样算下来已经剩不下多少了。后来富徳带着救兵过来驰援，但兵力“仅二三千”，而敌军来应战的光骑兵就有“五千余”，最后清军是靠奋不顾身再加上里应外合才解的围。
综合以上史料，个人认为在黑水营之战中，双方比较合理的数据是：兆惠的兵力在三百到五百之间，都是骑兵；而敌人的兵力在一万五到两万之间，其中四五千是骑兵，其余是步兵。
家园 他好象撤回来和原来的部队会合了 不应该只有三到五百那么少吧。
“兆惠遣副都统爱隆阿以八百人扼喀什噶尔来路阻贼援，而率师临葱岭南河为阵。葱岭南河者即喀喇乌苏，译言黑水，故时谓兆惠军为黑水营。
兆惠念兵寡而城大，不任攻，谍言贼牧群在城南英峨奇盘山，乃帅轻骑躏其牧地，且致贼为野战。渡黑水才四百骑而桥圮，霍集占挟数千骑出，师且战且涉水，士卒殊死战，五昼夜杀贼数千人。诸将高天喜、鄂实、三格、特通额皆战死。兆惠马再踣，面及胫皆伤，乃收兵筑垒掘濠以为卫，贼亦筑垒与我师相持。"
我感觉是过河的人马撤了回来，回到原来的营寨固守了。
老金的毛病是喜欢夸大敌人的人数，其实清军万里远征，后勤补给困难，平准、平回的兵力都相当少，根本不是靠人多取胜的。
家园 "城小而坚"是古史中常见的说法,经常放弃大城而入保小城 所以堡垒足够坚固,上万人也只能围困几百人的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