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血色嘉绒：两征金川，十全老人的荒诞武功》 -- 京华烟云AMIP

　　今天的我们，如果从军事角度来看第一次金川战争——乾隆皇帝所谓 “十全武功”中的首战，它其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帝国政府调动了七省兵力，前后约八万余人的军队，周边土司也派出了土兵一万协同作战，几乎是倾全国之力与金川一隅抗争，但最后不过得一所谓的“受降”名声而已。

　　第二，大金川土司的势力并没有受到重创，战场上占尽优势的金川人一旦缓过来，明白了当初岳钟琪连哄带骗赚来和约的真相，自然口服心不服，此后会更加藐视朝廷。

　　第三，大清帝国颜面扫地，乾隆甚至多次表达了后悔发动这场战争的意思，仅仅是由于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清军才侥幸得到了几乎所有结局中最好的一种，这使得清廷当初关于犁庭扫穴彻底消除隐患的大言成了一个笑话，而周边土司则看清了这头纸老虎的本质，更加慑服于金川土司的强力。

　　尤其是第二和第三点，可以说为后来的第二次金川战争种下了祸根。

　　战争结束十天之后的乾隆十四年二月十五日，负责清军后勤的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班第向朝廷公布了这场战争所花军费的初步审计结果：包括川省库存、部拨及外省协拨，总共花了近九百万两白银，如果加上各地“捐输”的二百余万两白银，军费开支肯定在一千万两白银以上。换句话说，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不到四千万两白银）超过四分之一都填进了金川这个无底洞。

　　因此，战争结束后，乾隆意兴阑珊，既没有强求被朝廷赦免的莎罗奔和郎卡进京谢恩，“免其赴阙谢恩”，又没有让号称取得大捷的傅恒宰相按照惯例献俘，甚至，当莎罗奔和郎卡请求“选送番童、番女各十名进京代其服役”时——这其实有金川土司主动献出人质讨好朝廷的意思——也被扫兴的皇帝给拒绝了，此时的弘历大概一听到“金川”这两个字就赶到闹心不已，就更别提让那些想起就烦的金川人在自己身边侍候了。

　　傅恒班师后，四川当局的最高领导变成了新任总督策楞，他之下便是提督岳钟琪。两人合计了一下，向朝廷提出了一个有十二个条款的《金川善后事宜十二条》，鉴于策楞刚刚到四川还没有熟悉情况，因此这些内容大概多出于岳钟琪的主意。主要内容包括：

　　1、在大金川的旁边，今天丹巴县的巴底和巴旺各立土千户一员，由倾向朝廷的革布什咱土司管辖，以监视莎罗奔的行为；

　　2、做为上一条的保障，革布什咱土司去世后，由一个清廷信得过的子弟承袭土司职位，帝国发给其正式委任状；

　　3、大金川既然归还了其以前所占各家土司的领地，那么与其接壤的杂谷、革布什咱、沃日、小金川等几个土司，今后应连为一气，共同防范大金川；

　　4、做为上一条的具体实施，已经与阿扣离婚的小金川土司泽旺和临近小金川的沃日女土司泽尔吉，在清廷撮合下联姻；

　　5、两土司结婚后，沃日女土司称为小金川土司夫人，清廷再派一个信得过的子弟代理沃日土司；

　　6、为加强防御，四川当局督促小金川修复战争中被毁的战碉；

　　7、做为上一条的预防措施，以防小金川代替大金川坐大，小金川副土司——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大小郎素二人——应该分别安置；

　　8、妥善安置引路党，比如郎卡的异母弟弟土舍汪尔吉，由于先前投奔了清军，现在已经没法回去，应交其母舅革布什咱土司安置；

　　9、大金川被打压后，杂谷土司称为嘉绒地区最大的势力，朝廷应加衔奖励棱磨、卓克基、党坝等嘉绒众土司，人为制造平衡，以免杂谷一家独大；

　　10、排座位分果果，请朝廷加级鼓励效力于清军的各部土司；

　　11、吸取王秋事件的教训，今后应该严禁严“汉奸”出入番地；

　　12、赎回当地少数民族购买的汉人土地，今后严禁汉人将土地私自出售给少数民族。

　　对此，乾隆皆一一批准。很显然，总督和提督的这些建议环环相扣，其目的是在承认大金川土司现状的前提下，利用其他嘉绒土司对大金川加以牵制，以维持嘉绒地区势力的均衡。但是如果我们深入看一下，就会发现这些措施其实都太流于形式，并没有对金川势力有任何实质性的打击，既没有在当地长期驻军，又没有进行大规模移民，所有的防范几乎都是以往“以番治番”的老套翻版。

　　也正因为如此，金川人战后过得比战争中要滋润许多，莎罗奔仍继续当着他的土司，一直活到第一次金川战争结束后十一年的乾隆二十五年即公元1760年，才在勒乌围官寨寿终正寝，此时距离乾隆三十六年即公元1771年的第二次金川战争爆发，时间恰好也是十一年。

　　从史料来看，在莎罗奔土司的执政期间，他确实遵守了自己对岳钟琪的六项承诺，金川地区基本上风平浪静，起码维持了表面的和平。而且，从史料来看，莎罗奔为讨好乾隆可谓煞费苦心，做足了官面文章，在申请派童男童女代替自己侍候皇帝遭拒后，他又大张旗鼓地，在噶尔崖要塞为帝国首相傅恒设立了长生牌位，令当地人早晚跪拜。

　　仿佛还嫌表现得不够，后来莎罗奔还演出过一场拾金不昧的喜剧：当时一名清朝军官前往金川北边的党坝办事，晚上路过勒乌围的时候不小心丢了行李，结果被金川人捡到交给莎罗奔，土司第二天立刻派专人送到了四川总督策楞处，乾隆得知后十分满意，此后便逢人就夸莎罗奔是“归诚向化”的榜样。

　　这里要多说一句的是，第二次金川战争中也有一个莎罗奔，按照《清史稿》的说法，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大金川土司索诺木“从莎罗奔及其妻子挈番众二千馀出寨，奉印献军门降，金川平”，而索诺木等金川首脑最后统统被清廷千刀万剐也就是凌迟处死，莎罗奔应该也在其中。自然，这个莎罗奔和我们前篇的主人公并不是同一人，他是索诺木的哥哥，当时的清军将领在给乾隆的奏章中称其为“喇嘛莎罗奔”——我们前面写过，“莎罗奔”并非一个具体人名，而是嘉绒藏族对出家的土司子弟的泛称。

　　至于第二次金川战争中的大金川土司索诺木，则是郎卡的儿子，也就是莎罗奔土司的侄孙。当初莎罗奔年老多病，让侄子郎卡代理自己主事，前面我们讲过，郎卡曾以自己病重将死为由与清军谈判，但是双方和议刚刚达成，这位金川酋长竟然一骨碌爬了起来，马上宣布自己已经康复，让人颇觉哭笑不得，只能感叹藏医药创造的奇迹。

　　莎罗奔死后，郎卡请求清廷让自己正式继承伯父的位置，但被四川当局拒绝，显然清廷对当年在噶尔崖所吃的那些败仗一直耿耿于怀，希望能找个恭顺一些的人来继位，而不是莎罗奔这位桀骜不驯同时又战力卓绝的侄子。郎卡怀恨在心，立即发兵滋扰党坝土司领地，而乾隆则鉴于清军盲人骑瞎马般卷入第一次金川战争的沉重教训，下令驻川部队静观其变不得妄动。

　　朝廷的不作为导致郎卡更加嚣张，此后越发向周边地区扩张，出兵大掠党坝和巴旺土司。到了乾隆三十一年即公元1766年，嘉绒各家土司忍无可忍，在时任四川总督阿尔泰的串联下，大家宣布联合起来对付郎卡，终于爆发了“九土司环攻金川”之役。

　　所谓九土司，包括巴旺、党坝、沃日、瓦寺、绰斯甲布、明正、木坪、革布什咱以及小金川，其中，今天丹巴县的巴旺土司和马尔康县的党坝土司，两家都是弹丸之地，根本没法与大金川抗衡；明正与瓦寺两家土司倒是实力雄厚，如果光论势力的话并不在大金川之下，尤其是明正土司更是富甲天下，但他俩离金川实在太远，瓦寺土司在七百里外的汶川，而明正土司所在的打箭炉也就是今天的康定已经到了康巴藏区，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距离大金川既近而又有相当实力的，“莫如绰斯甲布与小金川”。

　　尽管能力参差不齐，如果能够集中绰斯甲布与小金川的力量，其他各家在旁边呐喊助阵，加上清朝正规军的支持，九家土司的讨伐行动仍足够郎卡喝一壶的。但可惜的是，四川总督阿尔泰似乎完全不明白党同伐异的道理，导致这场声势浩大的“九土司环攻金川”之战最后虎头蛇尾。

　　得知九家土司将联合进攻自己的消息，郎卡立即采取措施，他派人紧急求见对自己威胁最大的绰斯甲布和小金川两家，提出与对方联姻，两土司也不愿与实力雄厚的大金川为敌，便顺水推舟地答应下来。

　　前面我们说过，绰斯甲布与大金川关系十分密切，莎罗奔曾在金川战争中写信给该土司请求对方念在同教份上不要相煎太急，而岳钟琪十三骑入金川的时候，撮合双方谈判也正是该土司。小金川与大金川关系更近，二者本来就是一家人，虽然泽旺土司当年曾被莎罗奔狠狠摆过一道，但斯人已亡时过境迁，怨仇早就渐渐淡去，现在郎卡主动示好，泽旺也就没有拒绝。联姻以后，绰斯甲布和小金川自然在攻打大金川的过程中三心二意。

　　让人赶到奇怪的是，在此期间，四川总督阿尔泰对这两场明显出于政治目的的婚姻竟然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做出任何干涉，此举让其他土司极为寒心。尤其是，大小金川再次联手后果相当严重，史载他们“自是狼狈为奸，诸小土司咸不敢抗”。

　　此时，嘉绒十八土司中本来与大金川分庭抗礼的杂谷土司已经不复存在——乾隆十七年即公元1752年，杂谷土司苍旺与属下的梭磨、卓克基等酋长发生纠纷，苍旺不听四川当局调解执意进攻，提督岳钟琪遂以其试图谋反为名义率军讨伐，最终杀死苍旺，将这个庞大的土司辖区肢解为梭磨、卓克基、松冈、党坝四个互不统属的弱小土司。换句话说，大金川当时已经是一家独大。

　　总督阿尔泰与提督董天弼率领的清军于乾隆三十一年即公元1766年出兵，随后便在康八达战碉群（还记得这个名字吗，当年岳钟琪曾建议从党坝经此地直捣大金川核心勒乌围）下一筹莫展，而三心二意的嘉绒土司们则是出工不出力，最后的结局简直成了第一次金川战争的翻版：

　　“郎卡出谒，阿尔泰许如所请，并畀以新印。”也就是说郎卡像自己当年那样出来意思一下表示臣服，而阿尔泰则如傅恒般象征性地接受投降，同时代表朝廷正式授予他大金川土司的印信。

　　就这样，郎卡再次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让清军重演了劳师远征无功而返的苦情戏。可惜的是，他并没有来得及享受胜利成果，这场战争结束后不久，这位大金川土司就病死了，如果让我们不带任何偏见地凭心而论，与其叔叔莎罗奔一样，郎卡确实无愧为金川人的英雄，如果天空中真有维京武士所宣称的英灵神殿，那里会肯定有他们的一个位置。

　　——对了，在藏语中，“郎卡”正是“天空”之意。

　　说完了幸运儿莎罗奔和郎卡，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第一次金川战争中那些倒霉蛋——清方主要人物的最后结局吧。

　　发动第一次金川战争的四川巡抚纪山，在战争结束前就已经调离——他被川陕总督张广泗弹劾去职，乾隆让其改任驻藏大臣。但是，纪山在拉萨任上尸位素餐，一味迎合野心勃勃的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可以说毫无做为，使得清廷依靠驻藏大臣制约藏王的企图完全落空。

　　金川战争结束一年后西藏大叛乱爆发，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被叛党杀害，尽管纪山当时已经离职，但迫切为自己西藏政策的失误寻找替罪羊的乾隆仍没有放过他，这厮被皇帝勒令自杀——“以事事顺从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纵令恣肆妄行，致珠逆被诛后，都统傅清等为乱党所害，十六年三月令自尽”。

　　金川战争爆发时的川陕总督是隆科多的弟弟庆复，他早在战争结束前就丢了性命，只是，这个倒霉蛋的死亡与金川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与一年前的瞻对之战有关：当时，反抗清廷的瞻对土司班滚死里逃生，而报喜不报忧的庆复却谎称他已经被清军烧死。

　　金川战争进行中，庆复本已被提升为宰相（大学士），但就在这时候，继他担任川陕总督的张广泗将真相捅给了上边，结果暴怒的乾隆认为庆复欺君罔上罪不可恕，勒令他以死谢罪——“以瞻对用兵捏报焚毙贼首班滚，欺朦了局，十四年九月令自尽”。

　　要说这个班滚可真是个牛人，被他搞死的除了庆复宰相之外，还有多名清廷高官，其中就包括与庆复一起欺上瞒下的四川提督李质粹，他“以焚毙班滚一案，附和庆复，扶同捏饰，十五年正月处斩”；以及当年的现场指挥官松潘镇总兵宋宗璋，他“以明知班滚逃亡下落，不复搜擒，致令远遁，种种欺饰，十五年正月处斩”。

　　而班滚本人却始终毫发无伤，在金川战争期间他一直躲在莎罗奔的土司官寨里。战争结束后，莎罗奔趁机替他向清廷求情，说这家伙已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请求皇上再给班滚一个机会，而不想再惹事端的乾隆竟痛快地答应了。

　　于是，这位因“夹坝”抢劫引发无数事端，让清廷多个高官掉了脑袋的前瞻对土司，最后却以一个老死床上寿终正寝的结果让后人大跌眼镜，尤其再想起因他而死的成千上万的藏人和清军，直令人不胜唏嘘——命运的安排无法捉摸，莫非真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金川战争中死亡的清军高级将领很多，除了任举总兵和买国良参将这样光荣战死的，还有张兴副将这样中了敌计而稀里糊涂丢了脑袋的，更有建昌镇总兵许应虎这样的孱头，他“以临阵退缩，失陷城寨，畏贼如虎，密请让地撤营，十四年十月处斩”。

　　至于活下来的那些将军，战后则大多加官进爵。马良柱跟随傅恒重返金川，以泰宁协副将的官衔军中效力，表现得很不错，《清史稿》说他率兵攻克了曾颇让清军挠头的昔岭阵地，而岳钟琪亲率十三骑入金川劝降，他很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因为《清史稿》曾记载道：“莎罗奔请降，良柱以十余骑入其营宣谕。”

　　金川之战结束后，马良柱重新被提升为建昌镇总兵，并赐孔雀花翎。后来，他再次被乾隆招进北京，在香山地区重操老本行，指导禁军演练云梯进攻碉楼。此后马良柱又调任松潘镇总兵回来四川，在老上司岳钟琪进攻杂谷土司的战争中，他也曾率军参与。战后马良柱告老还乡，一直活到八十一岁才去世，其子马应诏后来做到直隶河间副将之职。

　　与马良柱一起回来的哈攀龙，金川战后被提升为代理固原提督，后来又调任代理湖广提督，并在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实授湖广提督，第二年又调任贵州提督。乾隆二十四年他到北京觐见皇帝，随后一直在京治病但却不见好转，直到一年之后去世，乾隆为他举行了高规格的葬礼。

　　哈攀龙的儿子哈国兴是乾隆朝名将，曾在云南提督位上跟随傅恒与缅甸作战。在后来的第二次金川战争中，哈国兴以陕西提督、参赞大臣的身份，于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统领陕西、甘肃的各路人马攻克了小金川，同年病逝于军中。哈国兴的儿子哈文虎也在金川前线效力，父亲死后第二年，哈文虎与帝国宰相温福一起，阵亡于著名的木果木战役，死后他的牌位进入烈士纪念馆，即“入祀昭宗祠”。

　　随云贵部队入川参战的云南昭通镇总兵治大雄，战后被提升为云南提督，乾隆十五年又“叙功加左都督衔”并得到皇帝的亲切接见，不过两年后，他因儿子犯罪的事儿被革去提督降为哈密总兵。乾隆二十一年，倒霉的治大雄代理安西提督（当时新疆大部尚在准噶尔汗国控制下，安西提督主要负责新疆东部清军控制区的军务）的时候，又因所管理的军马数目对不上且大量死亡，被革职押送京师治罪，最后病死在进京的路上。

　　治大雄的老上级、接替庆复担任川陕总督的张广泗，在第一次金川战争后期以“贻误军机”罢官治罪。老张被押回北京后，乾隆决定御驾亲审，审判地点设在中南海的瀛台，也就是后来光绪皇帝泣血囚禁的那个地方。一直到这时候，如果张广泗认个错服个软的话，仍有一丝生机存在，因为“贻误军机”虽是大罪，但毕竟没有触犯皇帝个人的脸面和尊严，比起乾隆加诸讷亲“孤恩藐法，罪不可逭”的咬牙切齿，其实还是有商量的。

　　张广泗要是痛心疾首表演一翻，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痛哭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人，尽管仕途已经没啥大指望了，但混个罢官流放的从轻发落是有可能的。何况，乾隆对这位平苗名将的军事才华一向欣赏，比起已经彻底成了落水狗、不得不给国舅爷腾出首相坑儿的讷亲，老张这条狗对主人还是有些用处的，正如同当年同样“贻误军机”的岳钟琪那样，过些年东山再起并非毫无指望。

　　但没想到的是，到了审讯的时候，自感受了冤枉的张广泗竟然当场发飙，几乎乾隆每说一句，老张就反驳十句，搞得乾隆雷霆震怒，下令大刑伺候，但即使这样，老张的一张嘴仍然bla-bla-bla个不停，“广泗极言其枉，命用刑，辨不已”。要知道，张广泗可是一等一的告状大王，当年一状告得大将军岳钟琪几乎人头落地，二状告得宰相庆复当真一命呜呼，争辩的本事岂是常人可比，据说审讯时他侃侃而谈逐条驳斥，声如洪钟直达御座，听得在场的人们战战兢兢乍舌不已。

　　就这样，当着众多陪审的群臣，主审的皇帝被犯人抢白得理屈词穷颜面尽失。传说恼羞成怒之下，一向脸皮重于生命的弘历竟然不顾司法程序，当场掷下尚方宝剑，令大内侍卫立斩张广泗！如果这事儿靠谱，那张广泗在审讯时除了顶嘴之外，还很可能曝光了一些不能为外人知的秘辛，让皇帝十分下不来台，继而决定杀人灭口。至此，从雍正四年初上战场起，这位平苗名将长达二十八年的军事生涯戛然而止，让人不胜唏嘘。

　　随后，乾隆专门为此下了一道充满着怨念告白的上谕，内容几乎都是大白话，就不做翻译了：

　　“金川用兵，张广泗、讷亲前后贻误。广泗初至军，妄为大言，既久无成效，则诿过於部将！及讷亲往，乃复观望推诿，见讷亲种种失宜，无一语相告，见其必败，讪笑非议，备极险忮！盖恐此时奏闻，犹或谴责，不若坐视决裂为得计也，朕详悉推勘，如见肺肝！讷亲且在其术中而不觉矣！广泗熟娴军旅，与讷亲并为练达政事之大臣，乃自逞其私，罔恤国事。今朕明正其罪，以彰国宪！”

　　对于这个人的结局，《清史稿》评价道：“广泗倾钟琪、劾照，知讷亲不可撼，乃坐视其败，以忮杀其身，虽有劳不能逭。吁，可畏哉！”大意是，张广泗当初倾轧岳钟琪，揭发张照，后来又因没法撼动帝国首相讷亲，于是搬个板凳看人家热闹，可以说是因为嫉妒而引来杀身之祸的，即使此前他再有功劳，最后也没法逃脱宿命了。唉，这实在太可怕了！很显然，传记的作者隐隐流露出了一丝对张的惋惜之情，对他以往的功劳还是有所肯定的。

　　虽然杀了张广泗，但惹了一肚子火的乾隆越想越生气，无处发泄的皇帝再度迁怒于人，倒霉的前首相讷亲终于在劫难逃。当时，他正在被大内侍卫鄂实押解回京的路上，一行人已经走到了班拦山——该地名很可能是“斑斓山”的异写，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它就是今天小金县与汶川县的分界，川藏北线公路上著名的巴郎山。

　　就在这里，押送官鄂实突然收到皇帝的上谕，随同圣旨到来的还有一把著名的宝刀，正是讷亲祖父留下的遏必隆刀！拜读完圣旨，鄂实二话没说，立即将囚犯讷亲提了出来，前首相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便被一刀结果了性命。相比老对头张广泗，讷亲仅仅多活了不到一个月，两人纠缠不休的恩恩怨怨终于彻底了结。

　　讷亲死后很久的一天，乾隆突然对大臣们发下了两个折子，人们打开一看，原来是当年讷亲保举兆惠和阿桂的奏章，里面称赞两人“内堪尚书、外堪督抚”，希望皇帝今后能大力提拔他们。而此时，兆惠和阿桂早已成为帝国军界一等一的巨头，可这两位当事人却从来不知道讷亲当初曾保举过自己。

　　大臣们这才明白，原来皇帝从来没有忘记过讷亲，而通过这两份迟迟发布的文件，乾隆显然是有意让大家知道这位刻薄的前首相并非一无是处，于是“人始服其论荐之公”。

　　对于这位晚节不保的满洲贵族，清人笔记评论道：“然则讷虽功名不终，其识量才猷，殊非拱默私禄者可比，宜高宗之异常眷倚也。”干练的皇亲，识才的伯乐，廉洁的官僚，张狂的宰相，以及好色的男人，怯懦的统帅，究竟哪个才是讷亲的真面目呢，也许各种都有一点儿吧。

（待续）

　　做为乾隆朝直至整个清朝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生平，一直笼罩在迷雾之中。没人知道他生在哪年，他的卒年也众说纷纭，关于他的相貌不仅没有画像，更没有留下过什么记载，没人知道他究竟是高是矮，是胖是瘦。

　　甚至，连“莎罗奔”这个名字本身，究竟是一个集合名词还是个体名词，当年的人们都没有弄清楚，因为直到第二次金川战争期间，清军将领才惊异地发现，“莎罗奔”其实并不是某个特定人的名字，而是嘉绒藏语中对土司出家子弟之泛称，也就是说，历史上其实有过不止一位莎罗奔。由于当时嘉绒藏区笃信苯教，因此这些莎罗奔们大概不是苯波教的僧侣就是祭司。今天，亦有学者根据保存到现代的其他嘉绒土司的家谱考证出，以上说法是完全成立的。

　　大概也正因为这样，关于莎罗奔与那位绝色美女阿扣的关系，史书上的记载十分混乱，有说她是他的女儿，有说她是他的侄女，有说她是她的妹妹，还有说她与他之间仅仅是远亲——阿扣只是莎罗奔的族女，顶多算是堂侄女而已。如果真地存在着许多位莎罗奔的话，上面的争议也许就可以得到圆满解释了。

　　另一方面，这大概也可以说明，为什么美人阿扣被杀后，莎罗奔土司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悲伤，甚至，他很可能并没有将此当成什么大不了的血海深仇，从清朝史料来看，阿扣之死似乎并没有影响这位金川土司的情绪，也许他真的只是个政治动物，但更也许，她真的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我们还知道，或许他并不是阿扣的父亲，或许他还有过不止一位同名的亲戚，但历史上肯定存在这么一位莎罗奔，他曾在年青时加入名将岳钟琪的部队，因奋勇作战而深得主将赏识，直至在岳钟琪的支持下，从小金川土司家自立门户执掌大金川，而如果两人不曾有过这么一层关系的话，第一次金川战争也许就不会以这么一种充满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以至于给后世留下一段岳钟琪人到暮年却单刀赴会的传奇。

　　当清军新主帅傅恒抵达前线时，在战场上屡挫强敌的金川军，其后勤供应已是油尽灯枯。由于清军长达一年多的严密封锁和大肆破坏，这片物资本来就匮乏的山地早就颗粒无收存粮将涸，尽管军事实力犹在，但因为即将彻底断粮，金川军可定支撑不了太久：“刮耳崖现已无粮，勒乌围稍有些微，番民亦不能得食，人人思溃。”

　　因此，傅恒刚刚履新，莎罗奔就派人前往清军大营求和，试探投降的条件，而帝国首相的回答十分干脆：“亲缚赴辕，贷以不死。”也就是说傅恒要求，莎罗奔、郎卡叔侄自己把自己捆了，前往清军辕门负荆请罪，只有这样的话才考虑饶他俩一命。就这样，金川几次三番请降，但固执的傅恒死咬着“亲缚赴辕”的要求始终不松口。

　　用今天的话讲，这其实就是要求金川方无条件投降，本来在战场上占尽优势的莎罗奔和郎卡肯定无法接受。不仅如此，事实也证明帝国首相确实没安好心——傅恒向乾隆密奏道，他打算趁着敌人投降的机会，擒拿敌军两个首脑之后，突然率军直捣敌巢，然后将莎罗奔和郎卡带到内地，班师还朝向皇帝献俘。但是，宰相的想法显然过于一厢情愿，不仅敌人根本不会遵照执行，最后就连乾隆也看不下去了，皇帝在其奏章中批示道：

　　“我觉着吧，莎罗奔、郎卡这些番邦酋长本来都是未开化之人，你就不要和他们过于计较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嘛。所谓驾御蛮夷之道，在于对他们开诚布公，以恩德和信义让他们俯首贴耳洗心革面，这些做好了，就足以让蛮区改头换面，永无二心。

　　“现在是否要莎罗奔、郎卡当面向我们负荆请罪，决定权在你经略大学士傅恒的手上。但我个人是这么想的，你代表国家和朝廷出征，虽然我要大军限期荡平敌寇，但既然你已经当众宣布，如果他们把自己绑了投降便饶其不死，可你却打算到时候把他们关进囚车送到京师，要知道，以他们这样恶劣的罪行，如果正常审判的话，必然是要斩首示众的。这些反贼当然罪无可赦，但现在四方的其他蛮夷都搬着小板凳，围成一圈看咱们呢，要是如此处置，他们肯定会既害怕又惊慌，这很不利于安定团结啊！

　　“事情如果闹到这个地步，就达不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了。与其那样，倒不如公开宣布，咱们对这些家伙法外开恩，网开一面。因此我命令，如果他们真的投降了，你就召集所有的文武大小官员，当众宣读圣旨，然后将他们松绑释放，好好安慰，并且派兵送他们返回其老巢。

　　“我们要昭告天下所有蛮夷，让大家都明白咱是王师是怎么不战而胜的，他们只要投降就能活命。这样的话朝廷信义远播，和谐社会的理念无处不在，边境由此就可以永远安定了。”

　　显然，到了这个地步，皇帝再也不提当初自己夸下海口明令大军将莎罗奔擒获“明正典刑”的事儿了，对于弘历来说，现在只要能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在给国舅的信中，皇帝除了再三强调一定不能迟于乾隆十四年四月初班师外，还遮遮掩掩地表达了后悔没更早摆脱金川泥潭的心情：

　　“看来去年此番办理竟是错误，朕今实悔之，只因办理至此，势难中止，不得不趁此兵力，以侥幸万一成功，然亦所谓饰非文过之举耳。”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第一，乾隆确实已经后悔了，早知道这样，不如一年前就收兵好了；第二，弘历虽然仍有一丝侥幸心理，但理智告诉他不能再拖下去了；但是还有第三，皇帝此时骑虎难下，怎么也要给自己找个撤兵的理由，哪怕文过饰非也在所不惜。乾隆此时所需要的，只是金川人低一下头认一下错而已，只要面子有了，至于里子，比如莎罗奔是否能够“亲缚赴辕”，他根本不在乎也不指望。

　　可惜的是，乾隆的圣旨来得有些晚了，几次请降遭拒之后，金川方面对傅恒彻底死了心，再也不派人过来热脸铁冷屁股了。但是另一方面，眼看着自家的粮食吃一碗少一碗，莎罗奔土司虽然早年出家当过僧侣甚至祭司，但毕竟没练就耶稣那样“五饼二鱼”的本事，金川人坐吃山空，似乎只能在战死和饿死之间选择一个归宿了。

　　思索再三，无可奈何的金川土司认为还是老熟人更靠谱，既然国舅爷不搭理，那咱再找岳大帅疏通一下吧。

　　当时的基本情形是，清军和金川都已经坚持不住了，承受着越来越大压力的乾隆不得不从帝国经济和藏区全局通盘考虑，强烈要求尽快撤军，而傅恒虽然积极主战，但却无法在短期内解决敌人；金川则将要弹尽粮绝，完全凭着最后一口气在支撑。不同的是，通过投降的百姓和士卒，清军已经知道了金川缺粮的窘境，而皇帝限期撤军的事情则严格保密，只在清军几名高层里流传，普通官兵并不知晓，金川方面更是无从得知。

　　因此，当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七，岳钟琪突然得报说有金川使者求见时，本来在坚固战碉下一筹莫展的老岳立即敏感地意识到，天上很可能要掉馅饼啦！果然，一个金川头人哭丧着脸向岳提督禀告说，自己来自郎卡镇守的噶尔崖，现在主将郎卡病危，他临终前忏悔杀人太多，希望能与朝廷和平解决问题，双方不要再打下去了，因此请大帅“差官往验”。

　　岳钟琪立刻觉得这事儿相当蹊跷，因为前面咱们说过，岳钟琪的部队驻扎在金川以北的党坝，他们的目标是离这里只有五六十里远的金川军大本营勒乌围，而并非相隔甚远的噶尔崖，后者是由傅恒亲自驻扎的卡撒大营负责攻打，清军另一员大将傅尔丹也在那里。现在，自称病重的郎卡竟然舍近求远，不去找近处的主帅傅恒，却偏偏跑到岳钟琪这里请人验看，显然其中必有猫儿腻。

　　更何况，众所周知郎卡是金川最坚定的主战派，他镇守的噶尔崖一直是最令清军头疼的钉子，猛将任举等人都是在攻打噶尔崖的过程中殒命的。郎卡与莎罗奔这对叔侄，以往都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叔叔与清军眉来眼去勾勾搭搭，而侄子则软硬不吃只认刀子不认人。

　　现在金川方面突然以抵抗最坚决的郎卡名义来求和，显然他们内部已经确实吃不消了，而另一方面，金川人不找近处的傅恒却来找远处的老岳，显然意味着他们在清朝首相处吃了闭门羹。事实证明果然如此，乾隆确实曾收到傅恒的奏章，说郎卡自称病重向清军乞降，但此举被一心只求全胜的国舅爷定义为诈降而断然拒绝。

　　老奸巨滑的岳钟琪自然不会错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假装相信郎卡病重是真的，马上派出一名千总和一名把总应邀前往噶尔崖验看。几天后，心领神会的二人回来禀告，说郎卡果然病重，恐怕支撑不了多久了，他希望临死前朝廷能允许金川人归降，使自己能重新成为这个伟大帝国的臣民。得到报告后，岳钟琪立即上奏，请求皇帝进一步指示。

　　心乱如麻的乾隆终于下定了决心。综合各方面情况，皇帝早已断定金川战争绝对是一桩亏本的买卖，从宏观上来看，“以全蜀之物力，帑藏之脂膏，填于蛮荒边徼一隅之地，实为可惜”，更不要说越来越紧张的西藏局势了；从微观上来看，清军至今仍没有找到对付碉楼的有效办法，根据前线提供的情况，每座碉楼平均只需要十来名守兵，而清军平均却需要出动七百名士兵攻打才行，即使这样，也只不过能杀伤一半也就是五六名敌人，而清军自己平均却要战死十余人，伤七十余人。

　　乾隆认为，如果按消耗来算，清军差不多要以百敌一才有把握。可是，要知道对方有三千余名士兵，我们就得相应出动三十多万人才成，“有是理乎”——这算什么事儿啊？！更何况，皇帝虽然七拼八凑准备了两千多门大炮，可这些火炮中的大多数根本没法运到地势险峻的碉楼脚下，结果还是只能靠人力硬拼，这让他发出了“天险非人力可施”的感慨。

　　刚过了年的乾隆十四年正月初二日，皇帝正式宣布：“今已洞悉实在形势，定计撤兵！”他打肿脸充胖子劝小舅子说，你这一趟干得很好，“于国家已为有益，于颜面已为有光”，也就是给国家和自己长了脸面，至于结果嘛，凡事没有十全十美，你就别太计较了。

　　皇帝继续开导宰相道，当年咱朝廷对准噶尔用兵，每次也只不过委任一两个大帅而已，可现在陷在小小金川的除了你这首相外，还有一大堆尚书、总督、将军、都统、提督等一品大员，差不多半个中央领导班子都耗在那里，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帝国政府的正常运转，长久以往怎么能行啊！所以你们还是赶紧回来处理积压的公务吧。

　　要说乾隆对傅恒可真不一般，扮演完皇帝，他话锋一转，竟然从姐夫的角度继续劝说：想当年你幼年丧父，你姐姐孝贤皇后念及手足至亲的情分，亲自教育你长大成人，在她的几个兄弟中，皇后与你的感情是最深厚的。即使你姐夫我，也因为皇后的兄弟中有你这样能忠诚任事的实在太难得了，因此一直对你特殊照顾。

　　现在你姐姐的丧礼已经快到了“小祥”（即周年祭）的时候，身为皇后最喜欢的弟弟，你理应回来参加祭奠仪式。我这道圣旨正月里就能到达金川，你如果二月初启程的话，届时还能够赶回来，经略大学士可千万不要忘记啊。

　　皇后的忌日是农历三月十一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四川藏区赶回北京，乾隆显然低估了当时的交通难度，傅恒每天怎么也得日夜兼程狂奔两三百里，可能比他来时还要赶；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皇帝没准也是在故意提醒宰相要提前出发，别在金川拖得过久。

　　话说到这个地步，傅恒彻底哑口无言，只能遵命行事。但不甘心的他仍希望能为朝廷和自己找回最后一丝颜面，如果在战争结束前莎罗奔和郎卡真地来到清军辕门负荆请罪，那么起码在表面上，皇帝的脸面就算保住了，自己也可以名正言顺地班师还朝。

　　可是，这时候已经到了乾隆十四年正月二十日，傅恒再提什么“亲缚赴辕”的要求无疑是痴人说梦，金川军只要再挺住最后十几天，清军就只能灰溜溜地无功而返，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就在短短半个月之内，事情竟然发生了惊人的转机，最终让帝国首相宿愿得偿，而这一切惊喜的发生都应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就是岳钟琪。

　　身为混迹官场多年的老油条，尤其是罢官后长达十余年的韬光养晦，此时的老岳早已洞察世事。他准确地把握住了皇帝和自己上司骑虎难下的心态，以及金川方面弹尽粮绝的窘境，既然敢于将被傅恒拒绝的金川求降事宜直接捅给乾隆知道，老岳就有足够的把握和信心来擦屁股，最后不仅要让皇上高兴，宰相也会心满意足。

　　对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清史稿》描写得十分浪漫，整段充斥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

　　“师入，莎罗奔惧，遣使诣钟琪乞降。钟琪请于傅恒，以十三骑从入勒乌围开谕。莎罗奔请奉约束，顶经立誓，次日，率郎卡从钟琪乘皮船出诣军前降。”

　　如果只看这段文字，岳钟琪比起《三国演义》中单刀赴会的关老爷毫不逊色，确实给皇帝和宰相大大长脸，有分教：

　　“好江风，将这轻舟催送，波翻浪涌，添几分壮志豪情。龙潭虎穴何足惧，剑戟丛中久鏖兵。非是俺藐群雄，一部春秋铭记。义不负心泰山重，忠不顾死何言轻。桃园金兰誓，弟兄山海盟。早把这九尺身躯青龙偃月，付与苍生！”（京剧<单刀会>唱词）

　　但其实，正如真实的历史中单刀赴会的，其实并不是壮烈激昂武艺高强的关羽，反而是人们印象中懦弱木讷的鲁肃那样，所谓岳钟琪十三骑入金川的故事，真相与其说是一曲英雄主义的凯歌，莫不如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的表演。通过对清朝史料——主要是当时金川与朝廷间来往的奏章和上谕等第一手材料，而不是《清史稿》那样的半文学作品——的整理研究，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大致还原当年所发生的情形：

　　派人验看郎卡的病情的同时，岳钟琪很可能趁机开出了同意对方投降的条件，而在舍身打入敌人内部的阿扣和王秋被杀后，莎罗奔已经没有途径打探到清军即将撤兵这一重大秘密。面对老长官发出的威逼利诱，莎罗奔们完全清楚，如果敌军不惜代价地进攻，甚至是仅仅维持长期围困，自己有限的力量和即将枯竭的粮食，被一点点消耗掉几乎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信心不可能不动摇。

　　乾隆十四年正月二十日，莎罗奔终于派头人向傅恒呈献《甘珠尔》即苯教的大藏经，金川使者以最庄重的形势顶经立誓，表示己方将履行六项承诺，它们包括：1、永不敢侵扰诸番；2、供役比各土司勤勉；3、退还侵占邻近土司土地；4、擒献从前误犯天兵的凶首；5、送还从前侵掠的人民、马匹；6、照数献出枪炮军器。

　　这几项承诺肯定不会是突然出现的，很可能在此之前，岳钟琪的人已经和金川方有过沟通，也就是说，这些其实都是清方提出的受降条件。不过，岳钟琪同意并不等于傅恒就答应了，虽然金川人已经表示服软，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为了维护姐夫和自己的颜面，帝国首相再次提出了莎罗奔与郎卡来清军辕门负荆请罪的额外要求，可叔侄二人疑心重重，生怕自己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双方离达成最后协议还差这么一步。

　　不过，该争执在洞察一切的老油条岳钟琪看来显然十分幼稚可笑，他断定，好不容易才争取到对手归降承诺的傅恒宰相，肯定不敢冒再次爆发战争的风险去为难这对叔侄，因而所谓的面缚请罪，纯粹只是个肤浅的面子问题，而并非实质性的里子问题。

　　于是，岳钟琪对金川方提出了一个看上去十分大胆的建议：既然你们有顾虑，那不如这样，我过去亲自和你们谈，这样大的诚意总够了吧!就这样，正月二十八日，岳钟琪仅率少量随从亲自前往大金川土司的勒乌围官寨，由此演绎了十三骑入金川的传奇。

　　也许有人会问，岳钟琪难道真地不怕莎罗奔翻脸不认人吗？我想老岳之所以有恃无恐，是有充分理由的：

　　第一，他完全知道金川军的窘境，在弹尽粮绝前达成和议，从而最大程度地保存自己的土地和属民，对莎罗奔无疑是能争取到的最迫切也是最好的一种结局。

　　第二，清军提出的六个条件，对金川人都不是伤筋动骨的刁难，因而莎罗奔完全可以接受，岳钟琪所要解开的，仅仅是双方关于面缚请罪的心结而已。

　　第三，即使莎罗奔突然打探到朝廷的撤军方案，他也不敢把自己怎么样，因为一旦扣押或者杀害这样一位一品大员，那就意味着战争肯定会继续下去，皇帝仅仅出于脸面也不会善罢甘休，与清廷经常打交道的莎罗奔应该也明白这一点。

　　还有最后一条，岳钟琪曾有大恩于莎罗奔（尽管我们尚无法确认受恩者就是这个莎罗奔，亦或是他的哥哥，一个同样有着莎罗奔称号的人），除了后者能自立门户当上大金川土司是前者鼎力相助外，更有雍正时老岳在川陕总督任上，曾将此前年羹尧从大金川剥夺的多座山寨重新划给了大金川，使得对方感激万分。关于这些事情，周边地区无不知晓。在当地传说中，岳公爷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而藏人最讲知恩图报，因此如果莎罗奔恩将仇报，那大金川土司的信誉将会彻底毁灭，声名狼藉的他也就别想在藏区混下去了。

　　由此可见，岳钟琪有着充分的把握能让自己全身而退，更不要说，为了进一步拉近双方的友好，老岳这回还特地带了一个人来，他就是与金川土司关系最密切的亲戚——绰斯甲土司，前面我们也说过，莎罗奔曾给绰斯甲土司写信，恳求对方看在双方关系和苯教同流的份上，不要相煎太急，只是迫于清军压力的绰斯甲土司根本不敢听从。

　　身为一名说客，岳钟琪显然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平，成功地消除了金川高层的思想负担。来到金川仅仅一天之后的正月二十九日，老岳便与对方第一号人物莎罗奔，奇迹般突然康复的第二号人物郎卡，以及相当于中人担保方的绰斯甲土司，一起在勒乌围经堂的佛像前立誓，土司叔侄终于答应把自己捆了，亲自前往清军大营向傅恒请罪，而岳钟琪很可能以朝廷的信誉对他们做出了保证，说面缚投降仅仅是走个形式而已，他俩决不会受到任何实质性惩罚。

　　由于当时的金川人都是苯教徒，因此这里所谓的“佛像”其实并非我们通常认为的那种，而很可能是敦巴辛绕的塑像——他据说是苯教的创始人，地位相当于佛教中的释迦牟尼，号称具有无限神通。雍仲苯教改革之后吸收了大量藏传佛教的内容和形式，敦巴辛绕的形像也变得几乎与释迦牟尼一模一样，清人显然无法分辨二者的区别，因而统统称之为佛。

　　乾隆十四年二月初五，这场行为艺术表演终于达到了高潮。这一天，大金川土司的勒乌围官寨像过节一样张灯结彩，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史载莎罗奔和他的侄子郎卡，在寨门外大张旗鼓地“除道设坛”，人们熙熙攘攘兴高采烈，就仿佛办起了盛大的庙会。然后，他俩带领喇嘛（应为苯教的僧侣，虽然其衣着打扮与藏传佛教的喇嘛也几乎相同）、头目多人，从勒乌围出发，一路上金川人焚香顶戴，作乐跪迎。就这样，两名首领终于以所谓“负荆请罪”的形式，来到傅恒驻扎的卡撒大营，向清军正式投降。

　　国舅傅恒摆足了帝国首相的谱儿，只见他“轻骑减从，示以不疑”，也就是只带着几个随从骑着马来见莎罗奔，以表示自己心地坦荡没有疑虑。见叔侄二人终于负荆请罪，傅恒表示十分满意，他随即宣布圣旨，代表皇帝宣布，帝国已经宽恕了你们的所有罪行，“示以德威，宥以不死”。

　　史载，莎罗奔和郎卡也相当配合宰相的这场演出，他们表现得喜出望外，宣称对皇帝以德报怨的决定极其感激，两人以一种无比欢欣鼓舞的姿态，抢着发誓说今后永远不敢再违犯朝廷的意志。随后，做为投降的象征性标识，金川人又向傅恒呈献古佛一尊（应是敦巴辛绕或其他苯教神祇的塑像），以及银万两，情商极高的傅恒颇为善解人意，接受了佛像但却拒绝了银子。至此，这场受降仪式圆满成功。

　　帝国首相随即以“露布”形式向朝廷飞报大捷。所谓“露布”，是一面写有文字的帛制大旗，多用来发布军事捷报。信使快马加鞭，一路上高举露布，沿途宣布胜利的消息，这被认为是古代时效性、公开性最强的传播方式。也正因为这样，旧时谁要是能写得一手好露布，绝对是值得炫耀的资本，比如后世有小诸葛之称、曾在民国期间收复外蒙的皖系名将徐树铮，便号称“上马杀贼，下马露布”，就是夸他除了能耍枪杆子外，笔杆子耍的也相当可以。

　　受降的第二天即二月初六，傅恒就从金川启程，像露布使者那样，马不停蹄朝着京师狂奔——他还要跑去赶姐姐孝贤皇后逝世一周年的场子呢，三十多天里从藏区赶到北京，时间可真是够紧张的。

　　在双方都筋疲力尽的情形下，第一次金川战争，或乾隆所谓“初定金川之役”，终于戏剧性地结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