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生死冤家——毛文龙与袁崇焕（上） -- 京华烟云AMIP

【上】人生若只如初见

明末的历史中，毛文龙与袁崇焕是一对生死冤家。后人评价道，袁崇焕被崇祯杀死时，诛杀毛文龙是其重要罪名之一，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袁崇焕罪有应得，单凭杀死毛文龙这一条，袁崇焕就死得不冤。再后来，乾隆宣布袁崇焕其实是被皇太极的反间计所杀，人们又为袁感到痛惜，于是为了替他遮掩，再努力把毛文龙骂得狗血淋头一无是处。①

对此，今天的人们不能不叹息，乖戾而无体面可言的政治文化传统，造就了乖戾而无体面可言的历史学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其实，毛文龙既没有当初人们说的那么好，也没有后来大家说的那么坏，只是对于大明帝国和后金汗国来说，他们的存在与否都非常重要。②他的死对头袁崇焕亦然，此后的数年中，两人都将在命运之轮的推动下，无可奈何地走向自己血腥的宿命。

毛文龙于公元1576年出生在浙江钱塘，祖籍则是山西太平（今襄汾县）。毛家本是在杭州做生意的晋商，后与当地望族沈家联姻，生下了毛文龙。九岁时他的父亲病故，毛文龙便随母亲投奔了舅舅沈光祚，后者是当时著名文人，而且做到了顺天府尹即北京市长这样的高位，人称“京兆公”——京兆尹是汉朝首都的地方长官。

显而易见，沈光祚肯定想把小外甥培养成自己一样的书生，将来走科举做官的正道。可惜的是，毛文龙从小对孔孟经典提不起精神，反而兵书战策让他十分兴奋。但从军在明朝是一项颇为耻辱的职业，因而读书不成又不想让家族蒙羞的毛文龙只能长期待业，有人甚至传说他曾做过算命先生，姑且存疑。

直到公元1605年，三十岁的毛文龙才终于下定了从军的决心，在舅舅沈光祚举荐下，加入了李成梁的辽东部队。明末清初文学家毛奇龄曾为毛文龙写了一篇墓志铭，其中提到墓主人“尝密走关宁，觇其山川形势，捬髀咨嗟”，也就是对辽东的地形私下做了勘察，显得颇有远见。不过，鉴于墓志多根据死者亲属的要求写作，而作者毛奇龄本人据说也与毛文龙沾亲带故，姑且再次存疑。

此后，按照《明季北略》的记载，“兵巡道白某考武举，文龙列名第六”，即取得武举考试第六名的成绩。既然有了功名，他随即被提拔为百户（从六品的初级军官，相当于连长），又升千户（正五品的下级军官，相当于营长），1608年终于升为守备（不定品的中级军官，低于都司），升得并不算慢。

还有一说认为，毛文龙过继给了他在辽东的叔叔，继承了后者的百户军职，从此由行伍起家，逐步升迁。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守备的位置上他一干就是十余年，始终默默无闻。直到萨尔浒大败的公元1619年，熊廷弼入主辽东，毛文龙才崭露头角。在给朝廷的一份奏章中，熊经略透露了他安排毛守备执行的一项秘密任务——在八旗兵可能经过的地方下毒，布置陷阱诱敌。该任务的结果不详，但显然熊廷弼对毛文龙很满意，因为后者不久便被提升为都司（不定品的中级军官，高于守备低于游击）。

同样在萨尔浒大败的这一年，一名来自广东的举子考上了进士，尽管名次不高——三甲第四十名，这位名叫袁崇焕的书生比毛文龙小八岁，他不久便被任命为福建邵武的知县。在邵武人眼中，新县令举止颇为离奇，他身在武夷山麓却十分关注遥远的塞外战事，遇到退伍的老兵便拉住侃大山了解情况，还宣称边关才是发挥自己才华的最佳场所——“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暂且不表。

辽东方面，熊廷弼一年后在与东林党人的争斗中下野，继任经略袁应泰命毛文龙在山海关督造火药，不久提升为游击（不定品的中高级军官，高于都司低于参将）。很快，趁着熊廷弼去职的机会，努尔哈赤发动了蓄谋已久的辽沈之战，随着沈阳和辽阳相继沦陷，贺世贤等明军将领战死，袁应泰也在城破后自杀。

舆论的一片谴责声中，理亏的东林党内阁不得不让赋闲的熊廷弼出山再任经略，与巡抚王世贞组成了辽东新一届领导班子，这两人彼此间势同水火，不过对毛文龙都颇为欣赏。

虽然熊廷弼在名义上是辽东最高军事首长，但得到内阁大力支持的王世贞却实际掌握着明军绝大多数兵力，毛文龙的部队也在其中。不久，想法常常天马行空的王世贞策划了一项极为大胆的行动，招募敢死队员进入敌人后方捣乱，毛文龙积极报名参加，遂被巡抚任命为敢死队长，并实授游击（此前他的游击官职仅是加衔，并没有相应权力）。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秋，这支二百人左右的队伍开始行动，敢死队的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沿着辽东半岛的东岸——即黄海西部海域——向北一路扫荡，重点并非沿海各个城市，而是距离大陆有一定距离的岛屿。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支队伍的规模实在小得可怜，且人员成分相当庞杂——时人称之为“乌合之众”——因而攻坚能力极其有限，并不适合与八旗兵硬碰硬，而后金对岛屿的守卫要比城池松很多；二是包括毛文龙在内，许多队员都是生长于水乡的南方人，相比平原的骑兵对决，他们对海边的撑船掌舵更为擅长，正适合打了就跑、灵活机动的游击战。

于是，黄海沿岸岛屿上猝不及防的后金守军们倒了大霉。按照明人记载，长山岛、广鹿岛、石城岛、鹿岛等多处岛屿被毛文龙奇袭攻占，守将们纷纷被擒。其中一些岛屿拥有稀缺资源，比如广鹿岛就以淡水丰富著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支小部队如入无人之境，竟然长驱直入两千多华里，足见不擅水战的八旗兵之狼狈不堪与无可奈何。

故事的高潮发生在天启元年（1621年）农历七月二十日，趁着后金守军主力出城的机会，毛文龙的敢死队突然袭击了辽东重地、地处鸭绿江与黄海交汇处的镇江城（不是江苏的那个，而是今辽宁丹东市）。这座中朝边境上的城市位置十分重要，前辽东经略熊廷弼曾在奏章中写道，它向南可以保护四卫（即金、复、海、盖四个卫所，在今天大连一带），向东则可照顾朝鲜。

熊廷弼要求朝廷投入起码两万军队和至少七八名将领，一半驻守镇江，一半则放在对岸的朝鲜义州，这样便可控制鸭绿江的出海口，形成互为支援的犄角之势，顾虑唇亡齿寒的朝鲜当局也提出了类似的请求，于是明廷派出一万七千余兵力驻扎这里。但后来随着熊廷弼的去职，努尔哈赤马上发动进攻，猝不及防之下，镇江也和辽阳、沈阳等其他辽东城市一起，被八旗兵占领。

控制镇江后，努尔哈赤在此驻兵一千，并勒令当地居民按照满洲人的习俗剃发，即将两鬓及头顶前半部的头发全部剃光，余下的编成发辫。此举立即激起镇江人的强烈反弹，他们杀死了前来传令的使者，许多人渡过鸭绿江逃亡到朝鲜境内。努尔哈赤大怒，派李永芳与另一名将领率兵镇压，宣称汉人要么留头要么留发，没有其他选择。

经过一番杀戮，天启元年（1621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李永芳等人将一千名俘虏带回后金当时的首都辽阳，其中包括拒绝从命而被杀害者的家属，其余的镇江居民则不得不同意剃发，但屈辱的怒火在他们心中熊熊燃烧。不久之后，毛文龙的敢死队悄悄来到了镇江附近，他们驻扎在鸭绿江对岸朝鲜的弥串堡，开始秘密联系不满的镇江人。

经过侦察，毛文龙得知敌军主力正出城执行“抄杀”即烧杀抢掠的任务，他与自己的主要幕僚——一位名叫王一宁的生员，他本是辽东当局派往朝鲜借兵的使者，回程时正好遇到毛文龙的敢死队，遂加入进来——商量后认为，镇江只有一千守军，现在主力不在，城内一定空虚，我们正可攻其不备。

于是，明军兵分两路，一百人截住出城的后金军的归路，另一百人则在镇江城外数里处登陆，于城下偷偷潜伏起来。七月二十日清晨，在城中汉将、中军官陈良策的内应下，明军一举攻入镇江并迅速占领了城市。此役，守军有六十余人被杀，四百余人被俘，驻守这里的后金显贵佟养正来不及逃走，当场被擒。

被俘后，佟养正与长子、侄子被毛文龙向明廷献俘，一起处死于北京。此人出生在辽东赫赫有名的佟氏家族，本名佟养真，据说雍正时为避胤禛名讳才被清朝史书改名。他的次子叫佟盛年（后改名佟图赖），其女后来成为顺治的妃子，并生下一个名为玄烨的儿子，即，佟养正原来是康熙皇帝的外曾祖父。

得知镇江光复，周围占领区内的民众趁机起事，他们四处鼓噪大造声势，宣称明朝大军已经杀过来了，搞得数量本来就有限的守军们惶惶不安，躲在城堡里不敢出来。见此情形，各地汉民纷纷暴动，将后金派来的守将即“守堡”统统捆了献给毛文龙，有的“守堡”见势不妙，干脆自己打开城门投降。

很快，镇江及其周围地区都被明军掌握，据说对他们“牛酒迎劳”夹道欢迎的当地民众，“不下数十万余”之多。而春风得意的后金则遭受当头棒喝，一时“四卫震动，人心响应”。

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候，这份及时的捷报无疑给举国上下打了一针强心剂，朝野顿时沸腾了，一位在场的大臣记下了人们欣喜若狂的情形：“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则在《国榷》中写道，饱受一系列败仗打击的人们大受鼓舞，认为从此有了胜利的希望，“自文龙之捷，朝议恢复有机”。

故事的主人公毛文龙自然被狂喜的民众捧为大英雄。朝廷也顺应民意，宣布将其官职从游击越过参将，直接提升为副将即副总兵，这意味着他从此进入了帝国高级将领的行列，同时，皇帝还象征性地赐予他二百两白银的奖金。

但明朝民众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镇江被光复六天后，后金讨伐军终于杀来——七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派四贝勒皇太极与开国五大臣之一的何和礼率三千人马前去镇压，第二天汗王怕儿子有失，又派侄子阿敏与亲信达尔汉带两千人驰援，五千八旗兵杀气腾腾地扑向镇江城。

寡不敌众的毛文龙不得不率部队渡江逃到朝鲜，后金军随即血洗镇江，参加起事的民众皆被屠戮，没参加的则被清查编户。最后，皇太极、阿敏等带着一万两千俘虏和大量牲畜回到辽阳，努尔哈赤将这些人畜都赏给八旗官兵。做为损失最惨重的家庭，佟养真家分得最多，共两百个人、两百头牛和一百头驴。第二年，八旗兵再次来到镇江抓获大量俘虏，从此这片沿海再无居民，人们要么逃亡朝鲜，要么迁徙内地。

如同往常一样，镇江屠杀马上成为明朝官员们党同伐异的武器，其中弹劾最力的是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人，他竟然是毛文龙的老长官、以往多次党争的受害者辽东经略熊廷弼。在给天启皇帝的奏章中，熊廷弼宣称，毛文龙是引发这场大屠杀的祸首，正是由于这厮贪功擅自行动，才使得努尔哈赤对镇江汉人恨之入骨，将他们几乎杀光。

再任经略后，熊廷弼曾向朝廷提出一项“三方并进”的计划，将明军分成三部分，一路与后金隔辽河对峙；一路从天津、山东走海路偷袭辽东半岛，伺机收复辽阳；自己亲率一路驻扎山海关统一协调，最后三路齐动，将腹背受敌的努尔哈赤一举击溃。

熊廷弼认为，在三路人马还没有调动完的情况下，毛文龙的提前行动使得敌人从此有了准备，起码今后再也没有可能再从海路偷袭了。为了增强表达效果，书生出身的经略大人用了一系列排比句，试图证明毛文龙打乱了本帅的全盘安排，导致“三方并进”功败垂成，镇江百姓遭受劫难，还有脸说什么大捷，大祸倒差不多：

“文龙发之太早，致使奴恨辽人，焚戮几尽。灰东山之心，厚南卫之毒，寒朝鲜之胆，夺西河之气，乱三方并进之本谋，误专遣联络之成算，目为奇捷，乃奇祸耳。”

熊廷弼的支持者纷纷附议，强烈要求查办毛文龙，这位镇江大捷的英雄转瞬间跌入谷底，似乎离被捕不远了——“党熊者必欲诎其功，文龙几逮矣”。但是，朝中也并非没有毛文龙的支持者，内阁首辅叶向高亲自出马，对熊廷弼的责难逐条驳斥，他指出：

第一，我们花费了那么多人力财力，努尔哈赤毫发无伤，而毛文龙那么丁点兵力却杀了几十敌人，即使没有功劳，难道还有罪吗？第二，所谓的“三方并进”其实是画饼充饥，到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有什么乱不乱的？至于镇江人民因此遭受屠杀，那么此前辽东百姓被杀的难道还少吗，莫不成全要算在毛文龙头上？

“臣窃谓国家费数千万金钱，招十余万士卒，未尝损奴酋之分毫，而文龙以二百人，擒斩数十，功虽难言，罪于何有？以为乱三方布置之局，则此局何时而定？以为贻辽人杀戮之祸，则前此辽人杀戮已不胜其惨，岂尽由文龙故。”

在帝国首相的强力干预下，弹劾案最后不了了之，“异论稍息”。很显然，辩论双方都存在着逻辑上的漏洞，皆有强词夺理的嫌疑。此事具体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论，后人也许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一向对毛文龙欣赏有加的熊廷弼突然转变了态度？人们研究后发现，熊廷弼针对的也许并非毛文龙，而是毛的顶头上司、一向与经略大人对着干的巡抚王化贞。

原来，收到毛文龙的捷报后，本来只管民不管兵的巡抚根本没有按规矩与最高军事主官经略商量，而是越级直接报给了朝廷，此举无疑有独自邀功的目的，也违反了帝国官场惯例。对此，当时在朝的一位兵部大员一语中的：“镇江之捷，巡抚迳自报闻，不与经略衙门知会，遂生异议。”

当此危急关头，帝国官员们仍不忘党同伐异，即使精干如熊廷弼者也不能免俗，时任兵部左侍郎即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的王在晋——此人既非王化贞的东林党，亦非熊廷弼的楚党，反而与名声最差的阉党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联——不由得发出无可奈何的慨叹：“熊（廷弼）毕竟以此衔之，王（化贞）亦不少逊。嗟乎！国家事大，可以一字而生嫌隙哉！”

毛文龙逃到朝鲜的年底，努尔哈赤再次派出二贝勒阿敏，率领五千人马跨境追杀。趁严冬鸭绿江面结冻的机会，八旗兵进入朝鲜展开追捕，在已经决定于明清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国王光海君默许下，李朝军队及地方官员不仅未予阻止，甚至暗中配合后金进剿。

按照《满文老档》的说法，明军建立的前进基地被彻底摧毁，有一千五百人被杀，其中就包括镇江暴动的主角陈良策，而他的妻女则不幸被俘获成为女真人的奴隶，主将毛文龙仅带几个随从逃走。明方史料则写道，战斗进行得极其激烈，双方“一日七战，杀伤相当”，最后八旗兵因损失惨重而不得不撤退。

毛文龙率残部退到鸭绿江出海口东部的一个岛屿，此地原名“椴岛”，朝鲜人把“椴”读做“pí”音，以讹传讹就成了皮岛，由于在鸭绿江以东，故又称东江岛。它正好位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以及莱州湾之间，虽然《明史》称其“绵亘八十里”，但后人实地考察后发现它的面积并不大（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而且相当荒凉。不过，这里的交通十分便捷，向北渡海八十里即可杀入后金，而缺乏水军的八旗兵根本没法打过来。明军遂在此舔舐伤口休养生息，招募各地难民或从军或屯田，暂且不表。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福建邵武任职三载后，知县袁崇焕按制度进京接受吏部的定期考核，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贵人——御史侯恂。谈话后，侯对袁大加赞赏，随即向皇帝上奏，强烈要求破格任命：“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

从史书来看，侯御史是一个挺能折腾的人，尤其喜欢提拔郁郁不得志或默默无闻的人才，除袁崇焕外，他还曾举荐了一位军人，此人便是明末著名悍将左良玉。侯恂的一个儿子也非常出名，即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经典剧目《桃花扇》的男主角，据说这位恩主之子后来颇得已成天下豪强的左良玉照顾。

在侯恂推荐下，袁崇焕被提升为兵部职方司的主事。职方司主管武官的“叙功、核过、赏罚、抚恤及军旅之检阅、考验等事”，主事在郎中（司长）和员外郎（副司长）之下，大致相当于司长助理，为正六品，相比正七品的知县显然已属破格。

不久后，努尔哈赤攻陷巡抚王化贞驻守的广宁，举国震惊。就在满朝文武慌恐不安的关头，兵部职方司的僚属们突然发现，自己的袁主事失踪了！众人议论纷纷，询问袁家人也都说不清楚他上哪儿去了。过了相当长时间，袁崇焕才再次出现，面对众人的疑问，他终于揭开了谜底——原来此人竟私自前往山海关考察去了。在向朝廷详细阐述了关内关外的敌我形势后，袁崇焕自信满满地宣称，只要有足够的兵马粮草，我一个人就能守住山海关！

《明史》中记录了故事：“广宁师溃，廷议扼山海关，崇焕即单骑出阅关内外。部中失袁主事，讶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还朝，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在那个人人畏金如虎的时候，袁崇焕的举动无疑鹤立鸡群。既然没人敢去，那你就去吧！于是明廷宣布，袁崇焕因“饶有才略”，被提升为兵备佥事，前往山海关协助辽东战区组织防御。

明朝在军事要地设立兵备道，负责备战及管理当地治安，其长官名义上属于监察系统，通常带按察副使（省政法委副书记，从四品）或按察佥事（省政法委助理书记，正五品）头衔，称兵备副使或兵备佥事。由正七品到正六品再到正五品，袁崇焕的仕途不可谓不顺利。

差不多与此同时，副总兵毛文龙也获得明廷提升，当上了平辽总兵官，并挂征虏前将军印，不久又加正二品的都督佥事官衔，赐尚方宝剑。他终于成为雄踞一方的军区司令，司令部就设在皮岛即东江。

据说毛文龙微末之时，有人曾给他相过面，结论是贵不可言，将来一定能在边疆建立霍去病、班超一样的功勋：“他日当立功万里外，霍嫖姚、班定远之流也。”现在果然梦想成真。史载毛文龙面貌威武，“铁面银牙，髯虬而熊虎威”，颇符合当时对男人的审美。

也就在这一年，左通政（主管朝廷公文、传达政令的通政使司的长官，相当于中央办公厅主任，正四品）袁可立受命“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即担任登莱巡抚，成为莱州湾的最高地方长官。

登莱离皮岛很近，前者可以说是后者的大后方，因此朝廷命令东江总兵归登莱巡抚节制，“凡一应兵马钱粮、征收调遣、防剿功罪尽归经理”。从史料记载来看，袁可立对毛文龙颇为器重，几乎有求必应，因而后来一直有人指责道，毛文龙越来越无法无天，与袁可立的姑息纵容不无关系。

但也有人认为，袁可立其实是从大局出发而刻意忍让，正是他第一个认识到毛文龙的不可替代性，因而才委曲求全，甚至不惜饱受言官攻击，而袁也是唯一能制约毛的人，日后袁可立去职，飞扬跋扈的毛文龙再无人能管，遂成各方公害。

出任兵备佥事后，袁崇焕向辽东经略王在晋报到。不久以后，他奉命移驻中前所（在今辽宁绥中县城西44公里外的京沈铁路北侧），负责管理前屯卫（治所在今辽宁省绥中县前卫公社）——“卫”、“所”都源自明初军事组织制度，一府设所，数府设卫。

接到命令后，袁崇焕一刻也没有耽误立即出发，他连夜赶路，穿行在荆棘遍布、虎豹横行的荒野，终于在凌晨赶到了目的地，令一向散漫惯了的官兵们大为惊叹，史载“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王在晋对他的态度相当满意，上奏要求将袁崇焕“题补监军道兵备副使”，即一旦兵备副使出缺将优先提升。到达前屯卫后，袁崇焕开始在当地及更前方的宁远修筑防御工事，构建拱卫山海关的外围阵地。

天启三年（1623年）农历九月，明廷再次接到毛文龙上报的大捷文书，皮岛总兵声称，自己率军深入敌后势如破竹，连战连胜收获甚多，“先后共斩首级七百二十六颗，生擒活夷十四名，夷妇五名”。尽管毛总兵说得有凭有据，咬定“俱有札付符验，一并验确”，但辽东当局仍将信将疑，遂派一名官员前往查证，此人正是关外兵备道佥事袁崇焕。

就这样，两个生死冤家的生命轨迹，在血与火的辽东战场交汇了。

说明：本文节选自笔者正写的一部书《鞑靼战纪——明亡清兴的第三方视角》，请勿转载，以免将来有机会出版时发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