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耶胡达·绍尔访谈：管窥以色列军队的一些情况（上） -- 梦秋

去年底去以色列的时候，在特拉维夫采访了以色列反占领非政府组织Breaking the Silence的创始人耶胡达·绍尔。他很详细地介绍了自己从2001年到2006年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自己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服役的一些情况。这个访谈很有些内容，节录（占全文五分之一强）已经在某媒体上发表。这里全文呈上。本人对绍尔的立场不做任何评论，仅仅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以色列军队中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对待所谓恐怖分子的战术，占领政策和军队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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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尔：我的个人的故事，说来话长了。今年我31岁，我在耶路撒冷出生和长大。不过很多人以为我是从美国来的，因为我的英语有点美国口音。其实这是因为我父亲是加拿大人，母亲是美国人的缘故。不过我确实是在耶路撒冷出生和长大的。我的家庭在政治上属于右翼。这里的左右翼之分跟美国和欧洲不太一样，跟社会经济政策无关，而是跟是否占领巴勒斯坦有关。

问：这么说您的父母是非常保守的人士？

绍尔：是的。我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读完了高中。我的妹妹是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者。我的表兄弟曾经是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定居者。2005年搬出加沙地带。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我高中毕业之后就参军去了。以色列要求每个年轻人都入伍当兵。要是你的身体足够好，那就去陆军里当步兵去吧，结果我就到了步兵营里。到了退伍的时候，已经是连军士长了。从2001年3月份干到2004年3月份。这正好是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的高潮期。这三年里，我有两年是在西岸度过的，其中有14个月在希伯伦度过。

其实我的故事并不是那么有代表性。我这几十年的生活，就像是活在一个个泡泡里一样。我出生在一个美国味儿浓厚的、现代的、有着正统宗教信仰的家庭里，在同样的社区里长大，然后在以色列的“纳哈”旅（Nahal Brigade）第50营里面当兵。纳哈旅是以色列国防军里是一支很独特的部队。它可能是所有部队当中最左翼的部队。它的许多士兵都参加过青年社会党运动（Socialist Youth Movement），是在社会党风气浓厚的公社当中长大的。

问：打断您一下，以色列国防军内部也可以区分左右翼吗？

绍尔：当然不是。但是纳哈旅是一支很独特的部队。不过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以色列大部分年轻人都是在非常左翼的环境中长大的。一般军人都需要服役三年。他们会服役四年半左右，主要服役地点是在边境，就是说，沿着边境线巡逻，保卫边境。他们同时还做一些社会工作，帮助当地人。总之纳哈旅的人左翼意识形态相当浓厚。我能够到纳哈旅，是因为这个旅里面有一个小规模的极端正统右翼社团。我的哥哥正好是那个社团的头头，他就把我弄过来了。我并不是天生的左翼分子，但是因为他的缘故，我在那儿变成了左翼分子。

我刚高中毕业那会儿，正处于反叛期，每天都要问很多问题。第一个被我提出质疑的是宗教。我在10年级或者11年级的时候，我差不多不参加任何宗教活动。后来我才逐渐理解宗教的意味，这才又变回一个信徒。另外一个就是开始质疑政治。我读了很多书，也看了很多报纸，试图去了解政治。后来我还越了红线，读了很多禁书。

问：你们这里的禁书是什么？

绍尔：没有禁书。这个是要打引号的。我这是说的禁书，都是些在一方看来是危险的书籍。就这样我逐渐改变了立场，变成了一个我自己认为的“抽象左翼分子”（abstract lefty）。那时候我完全活在书本的世界里，跟现实世界脱节了。对我来说，左右两翼的区别就是反对占领和支持占领。参军是一个人一生中最极端的经历是吧？我在高中毕业前，就开始在全国漫游——所以我理论上现在还没有中学毕业。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从以色列北部漫游到南部。于是，生命中我第一次遇上了世俗的以色列人，遇上了巴勒斯坦人，还有基布兹的人。我打破了自己的第一个大泡泡，走出了那个现代化的正统派宗教家庭和社区。它们过去就是我的全部世界。那是在2000年夏天。完成漫游之后，我回到家里继续读书，这时距离我正式参军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读到了1982年第一次黎巴嫩战争时以色列人拒绝服兵役事件。我还读到了1987年前后人们在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拒绝去被占领土服役的报道。我那时候想，我是不是需要拒绝服兵役呢？这个念头一直在我脑袋里转来转去。那段时间我读到了很多马丁路德金和甘地之类的书籍，一脑袋的公民不服从或者是非暴力不合作的东西。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去服役吧。我当时想，像我这样不愿意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人去服役的话，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态度可能比别人要好一些。

我哥哥那时候对我说，耶胡达，你不是左翼吗？老是说什么反对占领，你应该到这里来做点事情，做你想做的事情。所以到2001年3月，我就入伍了，成了纳哈旅的一个士兵。在正式加入部队之前，你还得经过一系列的训练什么的。其中有一个为时三天的入伍前训练，告诉你如何成为一个军人，同时还要给你做一系列身体和精神状态检查。随后是四个月的新兵营训练。这三天就是一个软着陆。特种部队、侦察兵部队和执行特殊任务的工兵部队会过来挑走最出色的人。所有人都想跟着这些部队走，我没有跟着这些部队走。当官儿的很奇怪，问我怎么不去试试。我说，我可不想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干这些事儿。那时候我太天真了，跟现实世界完全脱节。我压根就不知道每个士兵都要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服役。我是在一个犹太定居点里长大的，除了定居点，我就不知道有什么别的事儿。我就知道不能占领别人的土地，这是不对的！

问：您在中学里就没学到关于这方面的历史吗？

绍尔：我是在一个宗教学校里接受的教育，我们读的书都是《塔木德》，学的是犹太人法律，还有一些历史、数学和英语……反正我跟当官儿的说完之后，第二天他就过来跟我说，连长要跟你谈话。那时候是我刚开始军旅生涯的第二还是第三天。连长是谁？我那时候甚至不知道有连长这个职位。他可不是上帝，他是上帝的上帝！于是我在他办公室里，他跟我一条条地念各种条令，要我向他敬礼，没有他的允许不得说话。他办公室就跟好莱坞电影里的那样，门口有岗哨，里面有长长的桌子，桌子旁边有国旗。我就跟他敬礼，来一套“是长官”“不长官”那一类东西。

他跟我大吼，什么？你说你不想去西岸执行任务？我给吓坏了，真的。吓坏了，吓得都差点尿裤子。我根本不知道他叫嚷了多久，最后他说，你滚吧。我从办公室里出来，松一口气，心想，总算没死在里面。就这样我提出要到第50营服役，也去了第50营。完成了四个月的新兵训练，后来又完成了两个月的步兵基本训练。作为士兵来说，我做得还不错。主动提出承担很多任务，不过同时也是最喜欢提问题的人之一，问的都是跟政治有关的问题。不过这在部队里也算不了什么。整个旅里面都是左翼分子，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占领，都反对犹太人定居点。在我受到训练的时候，部队部署到西岸去了。但是我没有去。总有一些留守部队在后面。

加入了第50营，你会觉得就好像是加入了一支强大的队伍，有了归属感。这个营有550多人呢。我们受到的是无休无止的训练，弄得大家憋了一肚子气。既然受训去打仗，怎么没完没了地训下去呢。正在这时候，以色列旅游部长雷哈瓦姆泽维被暗杀了（2001年10月17日），在耶路撒冷给暗杀的。这是个转折点。部长死了该怎么办？得报复。

问：所以大家顿时士气高涨，准备去复仇，对吧？

绍尔：就是这样。最后的决定是，派兵去占领西岸城市。于是开始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控制的地方被称为A区。上头的决定是，咱们开进去！结果我们营就成为第一批被派进A区的部队，去占领凯尔基利亚。以色列东北往东一点，非常靠近绿线，距离绿线可能就几米。我们回到营地，就开始做准备，沙袋啊，子弹啊，狙击步枪啊，机枪啊，必要的一切。按照老习惯，有经验的老兵被派到第一线，我们这个连都是新兵，就放在后面。结果后来几天里，我们在巴勒斯坦城市里就无所事事，就好像闯进了一大片森林里，你什么都看不见，什么也不能做。你来当兵是干啥的？当了兵，你的想法就变得很狭隘。你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变得像个动物一样，想法也跟动物一样。你不知道啥时候当官的命令你可以把鞋子脱掉，不知道你到底在这里晃荡了四天，想要寻找什么。根本没有人在注意你，你也不需要躲起来。天上下雨了，可是你还在这里晃悠，不知道能不能吃上一顿热饭，能不能洗个澡——这些都是人活着应该得到的东西。

晃荡了四天，我们得到了命令，第50营被分配去控制希伯伦。但是整个营都在执行战斗任务，最后就把我们这个新兵连抽出来派去希伯伦。命令说，在那里不必支援别的部队。等全营主力结束任务调过来之后再说。这样我总算有事情做了。全连到了希伯伦……（长时间沉默）

问：觉得不好说？

绍尔：没事，我能说。到了中午11点多，我们来到了希伯伦的一所巴勒斯坦学校。四年半前我们把这所学校关闭了，然后把它变成了我们的军营。希伯伦是巴勒斯坦除耶路撒冷外最大的城市，有接近20万巴勒斯坦人住在那里。市中心有犹太人定居点。这是除了耶路撒冷之外，巴勒斯坦唯一一个在市中心设有犹太人定居点的城市。总共有850个定居者住在希伯伦市中心，每天有650个士兵负责担任守卫任务。定居者住在希伯伦市区的老城旁边，是一片洼地，周围都是高地。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里，这里的巴勒斯坦人每天做的事情就是从高地向洼地开枪。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从哪个地方开的枪，也不知道谁开枪。我们当然也不允许他们朝我们的定居者开枪，对吧？得回击。那么我们就占了城市的三个制高点。其中一处制高点上有一户巴勒斯坦人。我们冲进这家人屋里，给他们15分钟收拾，然后就得离开。我们就在制高点上安排了人马，狙击步枪，机枪和榴弹发射器都有。既然不知道谁在哪儿开枪，我们就把手上所有武器可能射击的目标都统统标定出来。

我在新兵训练的时候是榴弹发射器射手，40毫米口径的榴弹，射程2200米。在希伯伦的时候，排长就在那户巴勒斯坦人的住所里命令我架起榴弹发射器。把那户人家的桌子给拖过来，堆上沙袋，打碎窗户上所有玻璃。到了夜里，要是有巴勒斯坦人开火，我们就打过去。我第一次接到这个命令，吓了一跳，你疯啦，我问？你要知道榴弹发射器不是精确射击的武器，你打了第一发过去，根据爆炸的情况要修正射击数据，好发射第二发第三发。榴弹打出去爆炸了，杀伤半径是16米。三个月前我在受训的时候，安全守则要求我们三发连续射击的时候最远距离不得超过一英里，现在你要我打到一英里以外……

这就是第一个晚上的事情。这晚上过得真怪异。早上六点过一刻的时候，巴勒斯坦人开枪了。我跑到榴弹发射器那里，打出了一发榴弹。那种感觉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知道有多疯狂。榴弹打出来之后，你赶快躲一下，因为枪口有火光出来。过了几秒，你听到爆炸声了，就观察一下，向右调整一下角度，然后发射第二发。就这样发射第三发。过了一个星期，你就习惯了。就好像在玩什么游戏一样。那些日子留给我的记忆已经不太清楚了。一个月之后，第50营的主力从北部过来了，全营占领了这座城市。

过了这阵子，我觉得自己过得很不爽，真的开始认真考虑是不是要拒绝执行命令。

问：怎么不爽了？

绍尔：那段时间里，我不止一次地见到犹太定居者就在我身边殴打巴勒斯坦人。我得到命令不得插手。希伯伦不是以色列的土地，对吧？就算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政府——就是现在这一届政府——也没有说自己对希伯伦拥有主权。不论从以色列的法律，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军队首先是要保证平民的生命。但是我们得到的命令是保护犹太定居者的生命。如果我们看见巴勒斯坦人被犹太定居者殴打，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叫警察过来。以色列有负责这方面情况的民事警察。你看见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赶快通过无线电呼叫上级，让他们跟当地的警察总部联系，赶快派人过来。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可是你什么都帮不了他们。

问：会对这样的定居者进行起诉吗？

绍尔：没有。我从来没有见到哪怕一个定居者被逮捕。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随后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成为压倒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你知道为了在将近20万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城市里保卫850个犹太定居者，我们开辟了缓冲区。就是说，你把他们跟巴勒斯坦人分开了，但是这还不够，越接近犹太人定居点，就越紧张。你还得把周围一大片全部开辟成为新缓冲区，巴勒斯坦人在这片区域里不能开车，只能步行。我不是巴勒斯坦人，可以在那里开车。你也可以开车，但是巴勒斯坦人不行，只能走路。最后希伯伦这座城市的市中心，本来是一片繁华的商业中心，现在完全关闭了。2800个商店关门了。到了定居点旁边，会有一片几乎完全封闭的区域，军队在那里守着。巴勒斯坦人不能开车，不能开店，甚至不能在路上行走。要是你是住在那儿的巴勒斯坦人，你的房子大门会给锁上，临街的窗户会给封上。你想要到天台去，就在后院上架上一座梯子。我在巡逻的时候，我看见我们的工兵就在干这种（封门）事儿。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干脆拒绝服役？

这样我就开始找律师，找营里的一些朋友和一些曾经拒绝服兵役的人，认真讨论了这个事儿。最后有了一个办法，我以后不再参加定居点外边的守卫工作，我留在军营里当哨兵，守卫我的这些战友，而不是守卫犹太人定居者。之后我再决定做什么。于是我跟战友们说起以后把我留在军营里当哨兵的事情，每个人对这个想法都很欢迎。你得弄明白这一点，我们在军营外的执勤工作一般来说都有至少两个人。在军营里，你一个人整天面对水泥墙，谁愿意留在里面？一天两班的外出巡逻，和自己的战友，唱着歌儿，聊着天，另外一个选择则是呆在营房里无聊，你觉得你会选哪个？但是我一直觉得，留在军营里执勤的那两三个星期是我军旅生涯当中最好的时期。我一直在想我该干些什么，写点什么，还是拒绝服役。这几个星期里我就在想着这些事情。

在以色列国防军里，有这样一种习惯，执行任务的时候，军官们会时不时找几个士兵来聊天，这是了解士兵心态的一种做法。有一天我在军营里散步的时候，排长把我叫住了说，我们聊两句吧。然后就到办公室里，他还拿出了笔记本。我原来告诉过你，纳哈旅是一支非常特别的部队，跟别的国防军部队不一样。这里的指挥官可能会跟你一样，参加过青年社会党运动，或者是跟你的哥哥姐姐一样，在同一个公社里劳动过。所以我们之间彼此的关系非常特殊。这不仅仅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也是一种非常深入的关系。军队里军官训练士兵，一般都是在体能上生理上进行训练，直到把你压垮。对我们来说，只要清清楚楚地把话说完，大家就都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对排长说，我过去几个星期都在军营里执勤。排长吃了一惊，问道：你的战友们吓唬你了？我说不，这是我的主动要求。排长更加吃惊了，问：你有社交恐惧症还是你没法交朋友？我说，我这么做不是因为这些问题，我是在想我们这么做是否符合道德规范？也许我该拒绝（执行命令）吧？他就站起来朝我大嚷大叫了一番。第二天我又进了连长办公室。

你知道我跟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我进去之后没有敬礼，也没有一直站着。我称呼连长的名，而不是姓。他听完我说的话之后跟我争吵了一阵，然后决定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他告诉我，现在命令我到军营外执勤。要是敢拒绝，就送我上军事法庭。我不打算不服从他的命令，但是我告诉他，我是士兵你是军官，我不能跟你辩论，只能服从。这不等于我同意你。然后我掉头就走了。

接下来几天里发生的事情很不寻常。每天下午两点，所有不执勤的士兵都要集中起来听取各种情报简报。三点钟到四点钟，我就和军官和士官们辩论是否要拒绝执行命令的事情。我的朋友们很不理解，在军队里怎么会有这种辩论，完全公开的讨论拒绝执行命令，怎么会有？

问：这种讨论会不会把你送上军事法庭？

绍尔：我没有不执行命令，我只是谈论一下而已，不会被送上军事法庭。连长也管不了我们。每个人都在问同样的问题，带有同样的疑虑。总得有个讨论的空间。

就这样到了2002年的3月份。我们把那个月叫做黑色三月。总共有超过120个以色列平民死于各种各样的自杀性袭击。我们在那之前得到了一周的假期可以回家看看。别的部队接替了我们。紧跟着就是内坦尼亚的大爆炸，杀害了26个以色列人。我们开始了防卫之盾（Defense Shield）行动。巴勒斯坦政府说，敌人（以色列）要打倒巴勒斯坦政府，要占领拉马拉。这时候部队里所有的疑问全部消失了。在电视上在报纸上你看到了这一切。这时候不再是那些疯狂的定居者的问题，而是真枪实弹地干上了。这是真正的恐怖袭击，就是我们需要对付的。

就这样，我们被派到了拉马拉。本来要派我们到杰宁的，后来还是派我们回到了希伯伦。因为我们熟悉了解希伯伦。结果在希伯伦，我们听到了以色列军队是如何纵容定居者殴打巴勒斯坦人和掠夺他们的故事。犹太人定居者闯进24家巴勒斯坦商店里，把一切都抢了过来。警察这一次拘捕了两个定居者。但是士兵们冲上来把定居者又抢了回来，然后释放了他们。要是我们在那里，就坚决不允许定居者抢掠的事情发生。我们是好人，对吧？我们是左翼，我们反对占领。而希伯伦发生的这一切强化了我们的这种思想。

我们在希伯伦驻守的地方是最危险的区域之一，叫做“药店”检查站。这里在以色列军队的情报里是特别强调的危险地区。每隔两三天就会有事情，不明身份的人士啦，冷枪射击啦，不知道哪儿扔过来的手榴弹啦。在这个检查站里放了三名士兵。上面的命令是，每次巡逻到检查站，就到检查站后面的一栋巴勒斯坦小楼的屋顶上去警戒一会儿。这栋房子里的巴勒斯坦人不许爬上屋顶。当有人在周围打冷枪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知道屋顶这个制高点上是不是有人警戒。我们每次上去都会呆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有一天我上去的时候，发现小楼左边不远的地方有栋房子，门半开着。我在这里驻守过半年，房门一直是关着的。怎么回事？我就带上人过去看。那里是个巴勒斯坦诊所。我当时看到的一切就好像……一个融掉的罐子。里面一切都被打碎了，彻底毁掉了。桌子、凳子、冰箱、橱柜，全部打得粉碎。墙上有尿渍，地上是一堆臭屎。我在那儿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掏出了我的数码摄像机，把一切都拍了下来。最后总共拍了四段视频和36张照片。后来回到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照片打印出来，在网上开通了我的第一个电子邮箱，把我能够找到的记者的邮箱全部找到了，然后向他们发出了电子邮件，把所有资料发给他们，告诉他们详细的经过。

但是什么回复都没有。

第二件事是我跑到连部办公室，告诉当官儿的说我想当连军士长（司务长，company Sergeant）。他们看着我，好像看着一个傻子。三个月前你还在连队里鼓动大家拒绝服从命令，现在你竟然想当连军士长？你有什么毛病吗？我跟当官儿的说，你又不是没长眼睛，看看周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当军士长，这样才能好好管束士兵，让他们别做出这样的事情出来。好了，他们回答说，你想当军士长，我们也希望你当军士长。我们原来还以为你对这个事儿没兴趣呢。这样，几个星期后，我们撤出了希伯伦，先在纳布卢斯和凯尔基利亚执行了一段时间的任务，接下来我就去接受军士长培训了。

这一次，我打破了人生的第二个泡泡，见到了军队当中除自己部队之外的人。接受培训的这三个月是我人生当中最惨淡的三个月。

问：最惨淡的三个月？

绍尔：（那时）我根本没法跟人交流，在空余时间里我只能把脑袋埋在报纸堆里，就这样过了周末。我第一次知道军队对巴勒斯坦人做了些什么。这简直让我无法相信。我在军士长培训当中只交到了一个好朋友，一名伞兵，就这么多。在这三个月里，有一次是把我们派到西岸执行三个星期的任务。我受够了这三个星期的任务，暗自下决心想，如果我不能回到第50营，那我就得离开军队。军士长培训是这样的，培训结束后你不一定会回到原来的部队。这样我就给老部队打了电话说，你们还需要我回来吗？我要是回不来这里，我就不在部队里呆着了。我没法跟别的人呆在一起，我受不了他们。他们都是野兽……（长时间沉默）

三个星期的执勤情况是这样的：每天八小时的巡逻，开着轮式装甲车四处跑。下午的巡逻负责实施宵禁。两三部装甲车一个巡逻车队，开在主路上，往北走是耶路撒冷，往右边是一个叫做“达伊欣”的难民营。在那里有一群孩子，十二三岁的，朝你扔石头。我才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