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同志逝世 -- 老老狐狸
家园 在建工系统工作5年后，1958年初，万公由建工部调入北京 分管城建，成为万岁同志的助手，这样，万公和总书记、常务书记都建立了亲密关系。
58年，书记处邓彭首长提议在北京建立一个俱乐部，为党和政府副部级以上、军队副军级、地方副省级、一级研究员以上的领导干部提供一个休息、健身的舒适环境，是为著名的养蜂夹道1号。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万公分管城市建设，正是操办此事的最佳人选。
按当年的标准，这养蜂夹道1号用材考究，建筑标准实在是奢侈，据传总理曾对此多次批评。
邓公、彭公雷厉风行，万公执行力超强，这美轮美奂的会所于当年10月如期建成，完工后，邓公十分满意，常常在紧张工作之余来这里轻松一下，和万里、王汉斌等牌友较量一番……
1966年，万恶的文革开始了，邓公下台，万工自然也受牵连，高干俱乐部的事儿被揭出来痛批，就是在这个时候。
1971年3月，万公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副组长，算是作为革命干部被结合进了革委会。
1973年5月，万公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委员、副主任。也就在这年年初，邓公离开江西回到北京。
总体来看，万公在文革中的境遇不算太糟，虽然运动初受到冲击，运动中期也被监护审查，时间都不算太长，比他在冀鲁豫的老上级张霖之好多了，文革后，那更是让潘复生羡慕不已。这一切，可能与万公极高的情商和高超的处事方式有关，据北海仿膳饭庄负责人庞长红回忆：
1973年8月，万公专门找其谈话，特别强调：“江青经常要去仿膳，一般人应付不了她，你要好好答对。你去了不要怕赔钱，费用由我想办法，但一定不能出事。”
1975年1月，邓公出任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万公出任铁道部部长，他坚决支持邓公全面整顿，人称邓公四大金刚之一。
年底，邓公三落，万公也靠边喝茶了。
通宝推：楚庄王,陈王奋起,家园 万公情商再高 在江青那儿也玩不转。
看杨银禄、张辉灿回忆万陪同江青游景山和碧云寺，都没给好脸。根子还得追到万的妹妹万云奉彭真之命在高碑店“领导”李讷搞「四清」一段旧事。江青不满意，主席的态度不知道，反正文革时万云给逼疯了，没少吃苦。
据说1976年10月6日当天召集工作人员学毛选时，江青还拍大腿自问自答说万里反对毛主席。莫名其妙。
家园 1977年，邓公三起，复任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
6月，万公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开始其人生最著名的那段传说。
家园 万公到安徽并不是去解决安徽的农业问题的。 万公建国后的从政履历，农业是空白。从1962到1976，走出三年困难的安徽粮食产量12增3减，人均粮食产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以上，是粮食外调大省。
万公到安徽，是受中央委派解决前任省委书记宋佩璋“清帮（四人帮）不力”的问题，宋是12军出身（也是二野干部），文革随李德生支左来到合肥，李进京高就，宋接任安徽省委书记。在1975年1月的十届二中全会上，李德生辞去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职务，专任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凳公出任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张春桥出任总政治部主任。77年6月，宋佩璋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万公接手。
除万公外，中央还派顾卓新、赵守一分别担任安徽省委第二、三书记，这足见中央清理安徽"余孽"的决心。
万公到任后，首先就把留在安徽的“支左”部队撤了回去，接下来，发动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对许多造反头头们开始了“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当时万里就指出来，除了个别工作称职、群众满意，并且报经省委同意的，其他的一律不再担任实职，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然后，万公花了半年时间走遍了安徽境内的淮河南北、大江两岸。每到一处，他都会拿出“文革”前组织部印制的干部花名册，只要不是刑事犯，一律先恢复工作，后再做结论。
据官史记载，万公三板斧劈下，“清帮治皖”初见成效，全省形势发展非常好。197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张广友、王达智、张万舒写的长篇报道《安徽大步赶上来了》。
当然，凡事都有代价，77年安徽粮食减产183.7万吨，是1956年后的最高纪录，甚至超过1959年。
当然，自然灾害是77年减产的重要原因。1977-1978年为我国自然灾害第二高峰期，77年全国粮食产量较上年减产1.25%，安徽减产10.91%。
虽然形势发展非常好，但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粮食如此大幅度的减产实在让人揪心。万公要求全省各地市和有关部门领导，在抓紧搞好清查和整顿领导班子的同时，把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77年11月，主持制订下发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
据时任安徽农委主任周曰礼的回忆，《六条》在安徽省是一份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文件，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作了报道。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地位发表了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通讯。
1978年也是个灾年，由于有77年预警，中央高度重视，预做准备，华国锋搞农业是行家，加上文革期间建设的水利设施发挥作用，全国粮食产量逆势增长7.8%。而安徽，在77年大幅减产11%基础上再度减产1.2%。人均粮食产量由76年的368KG降到78年的314KG，而同期，全国平均产量由305KG增加到317KG。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鼓励对农业生产管理、分配方式进行改革探索，当时主要是推行责任制。责任制又分联系产量的和不联系产量两大类，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分田单干的做法还是禁区。
穷则必思变，病急乱投医，就像60年的曾希圣，这一次也差不多，安徽再次走在前头：借地度荒，包产（干）到组，单项作物包产到劳……，在肥西县山南区，以“借地度荒”的名义搞起了“包产到户”，凤阳县的多数生产队搞包干到组，小岗村由于连父子、兄弟搭组都无法合作，干脆更进一步，直接到户“大包干”。
1979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安徽的《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一文，文章用“联产计酬，责任到人”替换了“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等敏感词，对安徽试验进行辩护。
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加长篇编者按发表了甘肃干部张浩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来信，来信提出“搞分田到组、包产到户，也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
安徽省委组织人员以来信的方式反击，写了一篇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为包产到组辩护，通过积极工作，3月30日，《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位置予以发表，并配发长篇编者按。
1979是个好年景，全国粮食总产量突破3.32亿吨，在78年大丰收的基础上较上年增产9%，单年增产2735万吨，在建国65年历史上排名第七。安徽也不错，扭转了连续两年减产的颓势，虽然比不上全国平均水平，仍较上年增产8.6%，单年增产127万吨，仅次于此前的1951、1955、1965、1970、1973、197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