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失道寡助——浅谈侵华日军战斗力的衰败(上) -- 忘情

本文实名发表在《坦克装甲车辆》7月（下）上，以下是正文：

侵华日军的后勤供给状况日益恶化

侵华日军尽管在中国实施了“以战养战”政策，疯狂地对中国进行无情的经济掠夺，并对本国人民进行变本加厉的榨取，但仍远远弥补不了战场上的巨大消耗。敌后抗日军民亦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斗争方式，粉碎侵华日军的“经济开发”，“以战养战”的战略企图。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内，抗日军民实行统制贸易，设置关卡，杜绝资敌物资外流；发行货币，禁止敌钞流入。在敌战区，中国共产党发动民众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控制的工厂，矿山，抵制日货，使敌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计划破产，同时使它越来越多的财力、物力消耗在中国战争。毛泽东指出：“日本国度比较小，其国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使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日本军事经济衰竭、战争财政拮据，反映在侵华日军中，则表现为后勤供给状况恶化，日军士兵生活待遇直线下降。

侵华日军士兵的月薪（日元）

时间 二等兵 上等兵 兵长 伍长

1937年7月至1942年6月 8.8 10.24 11.24 14

1942年6月至1943年10月 13 15.5 18.5 22.96

1943年11月至1944年6月 19 22.15 29 36

从该表看，侵华日军士兵的工资，从1937年7月至1944年6月的7年中，表面上增长了两倍以上。但是，侵华日军内部实行强迫储蓄制度，即“贮金”制。每次发薪水时，规定的贮金先被扣下，战时不得支取。仅扣除贮金一项，就可看出士兵月薪的增长仅是一种假象。

侵华日军士兵历年贮金（日元）

时间 二等兵 上等兵 兵长 伍长

1937年7月至1939年12月 0.3 0.5 0.5 0.5

1940年1月至1942年6月 3 5 5 5

1942年7月至1942年12月 5 10 10 10

1943年1月至1944年6月 10 10 15 20

仅扣除贮金一项，就使侵华日军士兵的薪水额还停留在战争初期的水平上。

除贮金外，因物价不断上张，货币不断贬值，也直接影响了士兵的实际收入。日军侵华初期，各部队中队以上，均设有“酒保”。所谓“酒保”，就是专卖生活日用品的随军小卖部，为日军官兵服务。其物价较市场价便宜，烟、酒、糖等物品均大量供应，士兵有钱可随意购买。但至1940年以后，由于日用品供应不足，大队以下的“酒保”均被取消。“酒保”供应的物品，物美价廉的优先供应给军官，质次价高的都由军官下令，强迫士兵购买。1944年以后，一些士兵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更快，面包价格上涨了三倍，纸烟的价格上涨了10多倍，白糖价格竟上涨了100多倍。

侵华日军的伙食状况也日益恶化。战争初期，日军官兵的主食中，大米占70%，后来递减为50%，主食中掺杂了大豆、小米与杂粮。供应量也由原来的每天6合减为5合（约700克）。每餐仅一小碗。在副食品的供应上，碑为猪、牛肉及鸡、蛋等，后来逐步为生鱼、腌鱼、海带等代替。至1943年后又被代之以酱、蔬菜、南瓜、萝卜等。蔬菜均由部队本身生产，士兵连饭也吃不饱。1940年6月后，日军部队普遍以面条、馒头为主食。

小林清上等兵对他在39、40年在山东作战的情况有非常形象的回忆：“在生活方面按规定每人每顿粮二合(约半斤)，煮成饭只有一大碗，平常就不太够吃， 如有演习或者长宫们舞弊，把粮食私自卖给日本侨民时，那么士兵们就更加遭殃了。 老兵还能想点办法而新兵们却饿得够呛，往往偷老兵们的残羹剩饭。尤其是晚上站岗 的时候，肚子俄得特别难受，一般都是两人站岗，肚子饿队一个站岗，一个人到外面 街上去找东西吃。

规定虽然是每顿二合粮，但是中队长往往借口说：“打仗时，吃不饱肚子怎么办？为了做到在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也能打仗，平常就应该经常多练习练习饿肚。”为了练习饿肚子，中队长便下命令把该发的粮食减去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这就叫做实行“减食”训练。另外，由于战争的延长我们的给养也越来越困难。过去吃的全部是大米，而现在因国内大米缺少，便给我们吃小米、豆子、山芋等，一半细粮一半杂粮。即使打仗时，也不过吃白面、小米、高梁和土豆之类的东西，而美其名曰“代用食”。

过去发的罐头，里面装的是猪肉，牛肉以及鱼肉和鸡肉，而现在发的罐头里面装的却 是豆类，要不就是那些既无营养又无滋味的“昆布”(海带）。 长官们平常都要吃好几样菜，不是日本的肴馔，就是中国的特产，甚至有的日本名菜，都是用军用飞机从日本运来的。与长官们相反，士兵们下饭的菜，却是水多菜少的南 瓜汤、茄子汤、白菜汤。

此外，长官们还经常会餐，做“私物料理”(私下做菜)。会餐用的也是士兵的伙食费， 这样我们的伙食就更坏了。

在营房驻守的时候，一星期只有两次大米饭和两次白面，其余全部是“代用食”。而且若是吃大米饭和面条时，一人只有一大碗，吃馒头时，一人两个，根本就吃不饱。”

总之，随着日本国内经济日益困难，侵华日军的供给状况日益恶化，其军队内部官兵待遇的极大反差，直接削弱了侵华日军的士气和战斗力。

侵华日军士气日益低落

战争初期，侵华日军在优厚的物质待遇刺激下，陶醉于一时的军事胜利。对于日本军部和政府吹嘘的“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打下武汉可结束战争”、“速战速决”等深信不疑的。受煽惑的日本国民向出征官兵祝愿、馈赠礼物，向前线官兵寄送慰问信、慰问袋等，进一步激发了日军官兵的士气，甚至连绝大多数一、二等兵也都抱有“一定要为国牺牲”的决心。但当大批“补充兵”涌入部队后，由于其军事、身体素质较差，在勤务和作战中，行动迟缓，常遭军官、老兵、现役兵的打骂；也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妻室或家庭负担学生，平常顾虑重重、思想负担较重，这就首先在他们中产生了厌恶军队生活、厌恶战争的情况。

中共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先后建立了敌军工作部门，通过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火线喊话等形式，在战场上，在敌军驻地及活动地区，广泛开辟政治宣传阵地，揭露日本军部的欺骗宣传，指明战争真相，对侵华日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战、思想战和心理战，以启发侵华日军士兵的良知，促进其觉悟和觉醒。

随着时间的推移，侵华日军中不仅是补充兵，就连一些现役老兵、下级军官也对战争产生了倦意。军队中“保重身体”渐成相互招呼的口头禅；“保着你的命回来吧”也成为国内来信的通用语。侵华日军士兵及下级军官都希望战争能早日结束，消极怠战现象严重。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抗日力量已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日军的作战士气已经大为低落，突出表现在侵华日军被俘人数明显增加。统计资料表明，1937年7月至年底，华北八路军仅生俘20多名日军官兵，其中绝大多数为伤后被俘或打光了子弹后被俘。1938年3月至5月，八路军、新四军生俘日军104名；1938年6月至1941年5月的3年中，共俘日军1771名。

日军官兵除在战场上不甘为法西斯卖命外，在兵营里不担任勤务，不按规定时间出入兵营、酗酒、嫖娼、赌博等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在日军酒保及驻地酒店，常可听到烂醉后的日军士兵狂喊着“凯旋吧”、“回国吧”等等。一些下级军官也日夜沉湎于酒色中，贪污、敲诈、吸毒，堕落现象十分普遍。据延安日本工农学校1945年初的统计资料表明：华北日军将校以下士官患花柳病者达90%；士兵患花柳病者达30%-40%。对此，日军上级对下级，长官对士兵，均不敢加以干涉，怕受暗中报复，只得放任不管，以致军纪败坏，一发不可收拾。

侵华日军内部反战斗争日益高涨

深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汪洋大海的侵华日军，在战争结束之日遥遥无期、胜利无望、归国不能等因素触发下，官兵一步步陷入极度苦闷、悲观以至绝望之中，致使日军内部出现连续不断的逃亡、自杀等反战事件。

1941年春，晋西北广武日军警备队士兵木村多郎，出生多年，思家心切，于极度苦闷中喝得酩酊大醉后自杀；右玉一日军士兵欲逃亡回家，出据点后遭追捕，遂举枪自杀；4月30日，河南新乡日军机场一驾驶员由于厌战，乘飞机一架，并携炸弹若干，凌空俯冲机场自杀，毁机场停机50余架中的大半，炸死炸伤日军10多人。随着作战日益残酷，日军中还出现士兵成批集体自杀事件：1941年夏初，湖北宜昌龙泉铺附近的新场日军6名，相约预立遗嘱自杀。结果3人自杀，3人逃亡未归。5月中旬，驻望都城日兵3人集体自杀。后搜出遗书两封，自述在日本军阀压迫之下，进行侵略战争，前途渺茫，绝无生趣。1943年12月，在驻扎于河北省馆陶县的第59师团第42大队第5中队几名士兵，因拒绝执行中队长命令，而使用武器反抗，酿成了轰动了整个华北派遣军的“陶馆事件”。

不仅是普通士兵，就连一些日军下级军官，也在种种因素影响下，也步入自杀行列。1941年春，山西代县城日军警备队长林锐在随军妓院中，突遇其弟妻，得悉弟已战死，弟妻所得抚恤金为政府强迫储蓄，生活无着，被迫充当营妓。当晚，他一反平日对士兵的宣传，痛斥战争罪恶，并预言中国必胜，然后举枪自杀。琢县城一年长日本军官，生有二子，也均被迫来华参战，长期沓无音信，其念子心切，郁闷异常。突接国内两儿媳来函，云：“汝等三人，远离祖国，我二人无依无靠，生活无着，备尝冻馁之苦，现决于某日卧轨自尽。想信到之日，即我等殉身之时。谨少焚香纸，以慰孤魂……”其悲愤交集，遂悬梁自缢而死，一时轰动全城。

在反战斗争中，由于中国抗日军队对侵华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心理战，日军士兵的反战意识不断增强。在兵营里，反战官兵积极宣传，建立反战团体，对日本军部展开各种形式的公开和秘密的反战斗争。据八路军缴获的日军秘密文件记载，1939年，华北日本宪兵在华北日军部队中就侦查出包括9名将校在内的136名反战官兵。其中共产主义者为123人，社会民主主义者8人，其他5人。一些觉悟了的日军士兵及下级军官则伺机摆脱法西斯军队的束缚，在战场上倒戈，或从兵营里逃出，投奔抗日根据地和中国抗日军队。据延安“日本人民解放联盟”1944年初统计的资料表明：如果将八路军每年收容的日军定为100，其中自动放下武器或主动投诚的日军数在1940年仅占7%；1942年增至18%；1943年后则高达40%以上。在日军逃跑、投诚过程中，曾发生多起被日本军部血腥镇压的事件。其中最为典型的是1944年，南京18名日军士兵集体投诚新四军未遂，而惨遭镇压事件。

结语

侵华日军是一股反动腐朽的力量，它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非人道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就决定其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惨败。但是，世界上行将灭亡的东西，从来不会自然消亡，侵华日军内部的弱点也不会自发地增长与扩大起来。侵华日军战斗力的逐步下降，军心逐渐涣散，直至最终覆灭，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触发侵华日军内部矛盾的激化与扩大，加速了其由强转弱的衰败进程。这一点，在敌后抗日战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 战争最激烈第一年后新兵对比，不会记错，虽然过去十几年了

但跟中国这种大国靠人命在战场上炼出来的强兵相比，就逊色多了。而且大国优势使得中国的强兵源源不断地冒出来。所以《论持久战》的结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应该有这方面的佐证吧。

俺老孫:9、二战前日本的兵役制

“二战前日本当时的兵役是实行征兵制，全国人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18—20岁服第一国民兵役；20—25岁体检合格的服现役。现役五年只有两年在营，第一年称初年兵，要学会一个战士所必需的战斗技术及战斗运作，以便参加班、排、连战斗教练，二年兵主要是复习、熟练各种战斗技术及战斗法则，两年在营期满就回家，就业。在五年之内，国家有事动员现役兵，就立即来连报到。五年现役期满时，再回连队接受训练，参加三个星期的演习，就转为预备役，国家有事动员预备役时都按规定到连报到。预备役八年期满，又再次回到原来的连队接受三个星期的教练，参加演习后，转为后备役。后备役期满，即转入第二国民兵役。

　　当时日本陆军有二十三个师团，估计现役兵在营人数约三十万，一半是初年兵，一半是二年兵。如果全部动员现役和预备役的话，就可征集到初年兵人数的十三倍之多的有训练的兵员，即约二百万人。”

这种军队唯有后来的人民解放军可以抵抗！前几天看记录片，拼刺刀时，八路军宁可敌人的刺刀插入自己的体内，也要杀着日军，这种拼法估计日军也怕了，人少没法，技术再好也怕不要命的。

后来总结出来的大刀砍杀，估计就难得抵抗住了！

或许东北当时张学良的军队确实抵抗不了日军，但是全国都不怕死的去支援，历史可能还是要改写吧！

用数据形象的说明了中国战场对日军的消耗情况，说明了中国战场的重要意义，也说明了共产党抗战路线的正确性。

日本妄图吞并中国，很重要的原因是有蒙古和满清的先例，其实无论是蒙古还是满清，开始都是依仗少数精锐，但随着战争规模和地域的扩大，军队人数势必大幅度扩张，兵员素质都会降低，这时军队的数量和保持基本的战斗力就成为成功的关键。

蒙古军中吸收大量的回回和汉儿，满清有汉军八旗和吴三桂等归降的明军，这些兵员不仅数量大（数量远高于本族军队），而且战斗力也较强，因此才能一统天下。

日本虽大力收编伪军，但由于TG执行了毛泽的敌后抗战路线，占据乡村、改造乡村，用严密、高效的政权控制了人口密集的中东部广大地区和人口，使得伪军不仅规模无法扩大（伪军最多时超过100万，整个抗战期间总人数约为210万），而且基本被牵制和消灭在敌后战场（消灭伪军是TG主要战果，也是获得补充的有效方法），无法帮助日军对中国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兵力，自然也就无法灭亡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