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路军将领李特之死的背后 -- 温相
家园 【原创】西路军将领李特之死的背后 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途经安徽省霍邱县时，曾经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蹲在路边，手里拿着一条白布，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徐克勋我儿归来。”一般的干部战士是不会知道徐克勋是何许人也的，就是这位徐克勋的另一个名字也被历史湮没很久了，他就是红军将领－李特。
李特的事迹截至目前始终没有被任何一本介绍红军高级将领的党史、军史作品收录，自然也不可能出现在权威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中，然而，历史毕竟是任何人都遮掩不了的，我们从故纸堆里还是发现了一点关于李特的些许痕迹。
“李特，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1924年，选派到苏联学习。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30年秋，李特奉命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特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红军长征时，他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长，随右路军行动。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参谋长。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在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杀害。”
在1996年6月5日，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文件，为李特平反，说：“李特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建立了战功，??????他以后的被误杀是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的延续。”同时，这份文件也指出，李特在红军会师期间追随张国焘，追赶红一方面军和党中央，犯有一定的错误，但是，这不等于说他就是托派分子。李特在含冤死后的四十八个年头时，获得了烈士的追认。
那么，李特之死的来龙去脉到底又是如何呢？
（未完待续）
元宝推荐：你克我服,家园 他和黄超这样的盛气凌人的家伙也就是在张国焘的手下飞黄腾达 用鞭子抽打一方面干部战士，用官位来拉拢一方面军干部，争论的时候动不动拿枪----这哪里像是共产党干部，也就是军阀罢了
张国焘出于自己的目的把他们给提拔到高位，不能说明这两个人有水平，只能说明这样的人符合张国焘的口味，他们就是回到了延安，也难以真正的发挥多少作用
家园 刘邓大军里知道李特的人应该还是不少的 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途经安徽省霍邱县时，曾经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蹲在路边，手里拿着一条白布，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徐克勋我儿归来。”一般的干部战士是不会知道徐克勋是何许人也的，就是这位徐克勋的另一个名字也被历史湮没很久了，他就是红军将领－李特。且不说刘邓二人肯定知道，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前身是八路军129师，这支部队的前身就是红军“援西军”，是留在陕北未参加西征的红四方面军余部（红4军、红31军、红32军）为主体加上红28军组成的，并在西路军失败后收容了数千原西路军的失散人员。从这个历史渊源可见，这支部队里的很多人，至少是中层干部，对李特不会全无所知。
家园 【原创】西路军将领李特之死的背后（续）－死因和过程 莫文骅在《永不磨灭的回忆》中披露一段关于李特之于中央红军和毛泽东等人的关系，第一个是李特飞马追赶中央，“李特一面用皮鞭抽打不愿回去的四方面军的干部，一面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一会儿，李特和李德用俄语争吵对骂。懂得俄语的博古说李德骂李特为流氓，李特骂李德为赤色帝国主义。”莫文骅的这段描写在李德的《中国纪事》中也有所流露，根据莫文骅的记忆李德还提醒过莫文骅要注意李特的表现。
李特不仅不满中央红军，还拉拢一方面军的干部，莫文骅回忆说李特拉拢他说：“象你这样的干部在四方面军当军级干部也是可以的了。”莫文骅还谈到这么一件事，“李特忽然严肃起来说：‘那么你是知识分子喽，难怪不坦白承认错误!’我听这话吓了一跳。因为我知道张国焘歧视知识分子。在四方面军，戴上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很危险的。”红四方面军里面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一向严加监视，这点以后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徐深吉深有体会，有一次，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钟等几个领导人聊天，徐深吉多嘴，说了一句：“牛顿也很有学问呢，他还发明了牛顿定律呢。”张国焘当时就愣了，说了一句话：“徐深吉了不得，还知道牛顿，你是不是要考考我们这几个大知识分子啊？”多亏徐向前说话：“徐深吉都是问我知道的，他哪有什么学问，赤卫队队员一个嘛。”于此可见，莫文骅的这个感触还是有些道理的。
李特在追赶中央红军这方面给当时的主要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括李德在内，对李特均无好感。而当西路军失败以后，李特随着西路军余部退入新疆后，仍旧在一次辩论会上大骂毛泽东和中央红军，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有陈云，陈云当场就指出李特说的不对，但是，陈云的态度相当温和。
根据李先念编写组编写的《李先念传》中介绍，（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在新疆的西路军余部都被要求做了是否回到延安的选择，李先念等人表态坚决要回延安，而黄超、李特等人则没有选择回去。李特等人之所以没有回去是否有向共产国际代表团告状的企图呢？不得而知。
不过，陈云、滕代远等人却是在1936年12月初就出发准备救援西路军，黄火青在他的回忆录《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经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提及，陈云等押送苏联支援西路军的军用物质一共步枪五万支、重机关枪上百挺、火炮几十门存在阿拉木图，因为西路军失败这件事取消。从这件事上可以得知西路军的启动是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首肯的，也从侧面证明了用“借刀杀人”来解释西路军兵败是不全面的。
李特等人显然是在王明等人到达新疆以后被捕的，王明离开新疆的时间是1937年11月，李特被处决的时间是1938年初（一说是1938年春），李先念也是1937年11月回到延安的，可见，早在王明等人回到延安之前，李特等人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张国焘《我的回忆》中谈及这件事，说是王明主动告诉张国焘，李特、黄超等人经过审讯已被确认是托派，受到处决，至于何时王明同张国焘说起这件事，张国焘没有作出交待，但是，应该说是王明回到延安不久以后，一种可能是王明在得知李特等人被处死的消息后告诉张国焘的，一种则是王明早就知道李特等人必须受到处死，提前把结果告诉张国焘的。不管哪一种结果，王明的“经过审讯”这句话倒是透露出李特等人应该受到严厉的刑罚，这点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用“愤愤不平”的口吻加以判断。（张国焘在鄂豫皖经常做这类处决托派的把戏，所以，一定知道其中的内里）
高华在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只提陈云知道这件事，然而陈云几十年守口如瓶的话，同时提出两种可能，处死李特一是王明、康生等人为了讨好毛泽东；二是邓发得到延安的密电。这里面顺便提一句，邓发去新疆工作是共产国际的安排，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讲过邓发的工作去向。（《王稼祥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222页）邓发本人对于中央当时决定对盛世才进行有效的说服并且准备和盛世才全面合作是不以为然的，以后邓发曾经和周恩来等人提及盛世才不是一个好东西，他现在之所以和我们党合作，完全是利用我们。这条意见没有得到充分的回应，倒是成为以后调走邓发的理由。
我曾经和一位工作在邓发手下的老党员接触过，他那是奉职于新疆办事处，当我问他李特这件事的起因时，他只是说这件事很复杂，档案里面都有记载，以后慢慢的说吧，从此再也没有提起。所以，李特尽管被处死，然则过程始终扑朔迷离。而且，1996年平反的只有李特，而黄超则最终扣定了托派的帽子。
元宝推荐：神仙驴,家园 【现在托派=反革命的指责也不存在了】黄超能平反了？ 其实死后平反这种东西毫无用处。
家园 处死李特的原因之一是王明、康生讨好毛泽东，我有些不明白。 王明回国，不是来给毛泽东作下级的，那个时候谁是老大还不明确，王明这个讨好是不是太早了？以康生用心之深倒是可能买上这把股票，但是他哪里能决定如李特这样高级干部的生死？现在在公开的史料里可以看到的就是邓发命令枪毙了所有西路军中历经九死一生逃到新疆而且选择去苏联的干部，这个情节在几乎所有原四方面军、幸存下来的西路军将领的回忆录中都有涉及，李先念生前在与原鄂豫皖老区离散的红军及其家属见面的时候说，邓发挨着问，李先念说他自己选择回陕北也是一闪念的事，这一闪念保住了他的一条命。（这个细节记得不清楚了，因为我没有记笔记的习惯，说错了大家批评，说这个话的肯定是原四方面军一位高级领导人，后来成了国家领导人的元戎）。
至于邓发敢杀掉这么多高级干部，除了邓发本人嗜血而且愚蠢，不顾及同志情谊以外，有中央的命令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我怀疑彼时的毛泽东的权威是否强大到了可以独自做出这个杀人的决定。以后王明在南方局都搅得他不得安宁，他在中共权力中心的影响还远远不及后来。我怀疑，这个决定必是中共集体做出的，以中央和红一军团红三军团领导人对红四方面军当年恃强凌弱的心怀怨恨，加上李特黄超当年唯张国焘马首是瞻全不把中央红军放在眼里，恐怕没有一个人不想杀之而后快，高华把这个帽子独独给毛泽东扣上，恐怕是高估了那时的毛泽东了。
家园 我比较倾向于康生建议王明杀掉李特等人： 这个想法没有写到贴子里，主要是因为这也只是我的个人想法，从高华的书中介绍，王明回到延安虽不在毛泽东之下，也不能说就在毛泽东之上。1937年8月23日，毛泽东就出任了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主席），完成对军队控制的第一步。
同样在高华的书中，我们还知道王明等人回到延安不久以后，不是一开始就向毛泽东叫板，而是和毛泽东联合起来一起对付张闻天与周恩来，特别是张闻天。
我认为毛泽东对张闻天一直是比较忌讳的，这点从庐山会议的结果就能看出来了，原本对彭的斗争没有升级，一旦张闻天介入支持彭以后，马上出来彭张同盟和军事俱乐部等罪名，在历史上，毛泽东多次出面整张闻天，去东北时，张闻天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不过担任一个省委书记而已。
还有一点就是在王明眼中，张国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他要对付的对象之一，所以，杀掉李特等人一是敲打张国焘，二是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示好，因为李特等人得罪的不止是毛泽东一人。
家园 温大拿，我是这么想的， 原四方面军和西路军有幸活下来的红军将领自徐帅以降建国后多小心谨慎，这也是拨乱反正以后突然发现军中重要将领反倒是最不嫡系的老四家最多，因为老大老二家的都收拾得差不多了。
徐帅和李先念如果知道是太祖下的决心杀人，他们对太祖还有什么顾忌呢，早就爆了八遍光了，他们不说就是有所顾忌，顾忌的是谁只能等到相关档案解密的时候才能知道了。
如果太祖那时已经确定了中心地位，他就更不可能下令杀黄超李特，犯不着！后来点名要开枪打他的许世友都可以落得优哉游哉，留下几乎丢干了本钱的张国焘的两个马仔，太祖还是有这个胸襟的。
家园 李特黄超等人不同于许世友： 李特等人当时提出告状一说，先是告到王明那里，如果把他们留在新疆的话，以盛世才那时候和苏联的交情，李特去苏联告状也未可知，况且，李特本人就是苏联一手培养的，为什么后来没有回延安的人一部分被处死了呢？恐怕原因就在这里，那时候，斯大林对毛泽东不是信任有加，相反则不十分了解。
我所以认为是康生建议王明杀掉李特等人，主要是因为王明等人办事一向简单粗暴，直接杀人这种作风出自王明之手不是罕见，何孟雄等人之死就和王明有说不清的关联，对付像李特这样已经批臭了的人，王明做一个顺水人情又有何不可？更为主要的是康生在这件事中扮演的角色，这算不算他见容于武皇帝的开始呢？
家园 我跟你的看法则刚好相反 李特黄超的被杀很明显背后有人指示，康生邓发不过是杀人的刀罢了。本来西路军的目的就是同苏联获得联系，但是后来却成为了中央的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试验田，以致全军覆灭，如果说陈徐二人是完全按照中央指示办的话，那么西路军的失败就完全是中央错误的军事路线的原因，而这对于维护毛在遵义会议上一贯正确的军事路线的决议是相当不利的，如果让这些西路军的幸存者到苏联去的话，毛的那些一贯正确的形象就很难在国际那里建立，更危险的是王张两方势力联手，毛就更不容易有胜算了。因此毛才对这些幸存者下毒手。回到延安的这些幸存者不过是笼中之鸟，不可能翻的起大浪。但即使如此，对于西路军最后的幸存者，毛一生都留有戒心。不光是对于徐向前为首的那些将领，单是对于那些西路军被俘的那些俘虏，基本上后来都没有能够再回到红军中去，就是担心他们会影响毛的光辉形象。
后来毛派去国际的陈云和王稼祥，都是能够忠实反映毛主张的心腹。所以高华猜测的延安的密电很有可能确有其事，所以徐生前才三缄其口，不光是因为自己的责任，更是因为这件事实在有损当时中央的形象。
家园 问题是那时候的邓发还没有完全转向到毛张这边： 毛泽东、张闻天那时候对于新疆的指示电，邓发不从的居多，而且，那时候王明头上有两个大帽子，一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一个是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是地地道道的钦差大人，王明离开苏联之际，斯大林、季米特洛夫都召见过王明和王稼祥，给王明的厚望是资料上都已经披露的，邓发又是一个著名的“国际派”，他不就近请示王明知道，不按照王明的意思办事，想必应该不会，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延安方面来电同王明的意见有冲突的话，你以为邓发会按照哪方面的办？显然要按照王明的一方办。
所以，高华的存疑的实际指向是说可能延安的来电与王明等人的决定暗合。如果仅仅是延安方面的来电，而王明等人不同意杀掉李特的话，李特也一定死不了。
家园 但是像李先念他们所受到的盘问不是王明的意思吧 王明估计还希望他们来莫斯科呢，那里会这么主动在新疆设卡呢？没有中央的指示，邓发哪里敢这么私设公堂？而且让他们这些人到苏联去，是对谁更有利呢？邓发跟毛的关系也很好理解，尽管说毛在遵义会议后已经对邓发进行了打击，但是出于对自己的“富田事变”的维护，毛不会对邓发在闽西的肃反进行彻底清算。而且掌握着这样的把柄，也可以让邓发死心塌地的跟着毛。如果是王明等掌权的话，出于收买人心的考虑，邓发极有可能被作为毛派分子清理出来。所以尽管毛对于邓发打击再多，只要毛在，邓发的那些错误就不会被完全清算。
家园 什么人到苏联去，都首先是对王明不利 王明在中共内部并无人脉，他唯一能倚仗的就是共产国际。李特、黄超去苏联，若是挺毛，则毛泽东行情看涨，若是反毛，则张国焘行情看涨，怎么都是他吃亏。
说到王明想拉拢张国焘，恐怕张本人都不会这么认为，看看他在《我的回忆》里面怎么说王明对他的态度就足够了。如果新疆的事情是延安主导的，王明为什么要做恶人，揽在自己身上？
还有，王明肃反的本事只在毛泽东之上，他会清算邓发？清算邓发绝对先清算到他自己身上。
家园 陈昌浩38年4月就到苏联去了 那时候离李特等于被处决不过数月，这时毛就不怕有人向苏联告状了？
说起西路军俘虏，张琴秋这个人没事总在毛泽东眼皮底下晃来晃去的，居然不讨嫌。
家园 陈昌浩的资料 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曾用名苍木。湖北汉阳人。192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入武昌大学学习。1927年5月任共青团湖北省委宣传部干事，同年9月赴苏联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10月回国到上海，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团中央委员。1931年4月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6月任常委）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同年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政治委员，11月任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与总指挥徐向前成功地组织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战役。1932年10月参与指挥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入川，参加领导开辟川陕苏区，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四方面军（兼西北军区）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与总指挥徐向前等指挥了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等战役。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5月参与率部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曾获金质红星奖章。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1936年10月，奉中央军委命令，与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作战，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转赴延安(其间先去湖北，8月返回延安）。同年8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39年8月去苏联治病。1943年起到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工作。1952年6月回国，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1953年起任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长期从事马恩列斯著作的编译工作。1967年7月30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