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145）：帝国的暮色 -- 本嘉明
家园 茗谈145-2 （一）
网上有篇文章《帝国荣耀的尾声》，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奥勒留的生平，请大家找来看看，我就不重复了。这里先介绍一下罗马帝国的经济状况。
罗马的货币体系，流通3种金属币，兑换关系为：
100 X塞斯退斯（sestertius，铜板） = 25 X 迪纳厄斯（Denarius，银币）= 1 X 奥瑞乌斯（Aurius，金币）。
在公元前200年时，罗马的一个银币净重4.5克，材料为100%纯银，其代表的价值为10克重的碎银。
塞斯退斯在拉丁语里指“两个半”，一开始是一枚小银币，折算为“迪纳厄斯银币”的1/4，就是代表2.5克银子，所以简称“两个半”。后来奥古斯都重新厘定币制，把它改为铜币，净重25—28克，直径33MM，类似于中国解放前的“铜板”，代表2.5克银子。到帝国的末期，由于铜价下跌，铜币的净值不足以表现币值，铜币停产。贯穿罗马历史的是银本位制，银币是最常用的货币。
凯撒时代，一个金币净重8克，到帝国末期的戴克里先时代降到5克。
罗马城内的居民，等级森严。罗马城里，地位最高是皇帝，然后有600位元老（规定必须持有家产25万银币以上，否则不得参选元老院，但元老未必年老，30岁以上的红二代就可以当了），近3000名“骑士”（家产10万银币以上），整个帝国在奥勒留时代有3万名骑士。骑士以下是“市政官”，即一般小吏（家产2.5万银币以上），再往下就是体制外的自由民(小市民)，然后是城市贫民，解放奴隶，最下层是奴隶。一个罗马帝国境内的居民，如果只在某地有少量财产，可以在当地登记注册；如果有很多财产散布在不同市镇，就必须到罗马去登记，登记资料用于人口普查，违者会被抄家或取消公民权。
近代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罗马帝国的体制类似于“英联邦”体制（准确说，是英帝国模仿了罗马体制）。因为罗马以外的各市镇高度自治，甚至有些还保留了铸币权(比如雅典)，罗马的货币只是基准货币（好比环球殖民时代的英镑），所以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都需要“货币兑换业务”，这就是耶稣在圣殿里掀的桌子（这个故事见《圣经》）。各行省上交中央的，是部分财权（比如行省税）和军权。
尼禄时代，罗马城里的几位最大富豪，拥有人均一亿银币的财富，而一个收入较高的手工业者，一年最多也就能净赚50银币。
到公元1世纪末，罗马每年向印度、中国和阿拉伯流出的贵金属价值2500万银币，罗马贵族都热切追求来自中国的丝绸，流向印度的钱，主要也是买转手贸易中的丝绸。
在奥勒留之前的皇帝安东尼-庇乌斯统治时期，因为长期和平，尽管国家承担了很多公共建设，庇乌斯仍给国库留下了一大笔节余，据说接近7亿银币（由这个数字可见，罗马城里的超级富豪，都是富可敌国的，毕竟安东尼执政长达20年，才攒下这些盈余）。可是到了马可-奥勒留时代，因为书呆子皇帝没有理财意识，挥霍浪费严重，财政开始吃紧。
在登基典礼上，奥勒留就花费了一笔额外的开支用于笼络人心。他从国库开销，赠予每位禁卫军士兵5000银币，禁卫军团是帝国陆军里最大的军团，有一万人------这就半个亿走掉了。其他的野战军团士兵也另外得到封赏。同时，每个罗马市民也得到封赏，皆大欢喜。
虽然自己追求清淡寡欲的苦修生活，但奥勒留对其他人则完全相反，沽名钓誉到了变态的地步。他反复对罗马市民进行慈善捐助，还增加了有资格领取公共粮食配额的民众的数目（他任内天灾也多，这一点不能完全算他乱来）。另外，很多金钱被用于毫无意义的权贵浪费上（他好像没有中国大知识分子那种清高节操，对于权贵小圈子还是非常宠眷的）。到公元 178年其统治末期，国库陷入巨大的亏空 : 金币发行完全停止，含银量高的良币也被回收重熔，并铸造成含银量较低的劣币以增加发行数额。
奥勒留时代没有伟大的公共设建设项目，因为没富余的资金。奥勒留的实际施政成绩，并非像他的人格那般“伟大”，他扶持骑士阶层来对抗元老的政策（用官N代打击红N代）力度过大，最终让骑士势力壮大到完全取代元老的地步（类似于欧洲大革命前夕，第三等级的资本家压倒贵族势力）；他对禁卫军职权的强化造成了军人的飞扬跋扈，此后一直威胁到皇帝的统治；他在财政方面的玩忽职守，加剧了帝国危机的严重程度；而人们也逐渐对他的“斯多葛派哲学家治国理念”越来越不耐烦。
(二)
吉本（Edward 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认为，罗马帝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家庭和婚姻的衰败。罗马城不但有妓女节，还有同性恋节，同性恋被当作一种婚姻形式受到保护。淫荡的民风导致罗马人的生育率下降:
1、由于奴隶从事生产，自由民基本脱离体力劳动，享受奴隶的劳动成果，生孩子没有利益，冲击和破坏了以生殖为首要目的的性观念。
2、历次战争后，女奴大量被贩卖到罗马，公共娼妓制兴盛，破坏了一夫一妻制婚姻。
3、罗马帝国后期，同性恋和嫖妓成风，公民们贪图享受，回避家庭责任，不生不育。罗马时代已经掌握了避孕术，如药剂、栓剂和阴道塞。
4、性病引起不育不孕。
5、洗热水澡过度也影响到男性精子的生成和活力。罗马人的一天，上午工作，下午泡澡，晚上大吃大喝。
6、古罗马人从送水的铅管、铅制杯子、烹调用的坩埚、女性化妆品的白铅及酒中吸收微量的铅，久而久之导致了慢性铅中毒症，造成了男子不育和女子不孕。
历史学家杜兰（Will Durant，1885—1981）说，娼妓在古罗马是如此地普遍，以致某些时候政客竞选必须通过“老鸨协会”来拜票。他说：“乱性猖狂到这样一个程度，性行为若非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比如勾搭贵妇），根本就引不起大众的注意。实际上每个小康家庭的女人都至少都有过一次离婚的记录”，“娼妓猖獗，同性恋因为（社会）与希腊人及亚洲人频繁接触而受到更大的鼓舞。许多有钱人为求得一名男性的欢心而不惜付出一塔兰特的价钱，加图(Cato)抱怨说一名漂亮的男孩远比一座农场还贵”，“罗马人就像希腊人一样，始终纵容男人去嫖妓，认为娼妓职业是合法并且是有节制的......老塞尼加认为罗马女人中充斥着奸淫的行为。”[ 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Caesar and Chris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44.]。塔兰特（Talent，我在《罗马轶事》里关于迦太基战败赔款里也提到过）是古罗马的重量单位，用于货币时指同等重量的贵金属币（只用于秤量金币或银币）。在罗马的度量衡体系里，一塔兰特指33公斤（71磅）重（希腊的塔兰特，单位重量与罗马的不同）。一塔兰特金币叫一个“Homer”（大约合中国的黄金1100两）。平素罗马人称为“一塔兰特的钱”，是指33公斤重的银币，大家约定俗成，折为6000枚银币。 罗马郊区以中小型农场为主，这些农场主家庭都是罗马公民，有选票，也是兵源，因此为保护他们的利益，凯撒专门制定《农田法》，保护小农场不会被大地主兼并。所以一个农场价值低于6000银币是可能的。
（三）
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基本就是两种格局，以宗教为标志来衡量，就是“万神教”和”一神教”的区别。罗马人是“万神教”，每吞并一个部族，就“迎娶”该族的神，到罗马的“万神殿”上个户口。所以罗马的“万神教”，可以说接近于“无神教”，30万个神，多了就不稀奇了。
人类社会，“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万神教”就是那个“放”。罗马人不怕头顶有神明，生活上放纵不羁，好处是知道苦孩子凡事靠自己，社会比较有活力。但罗马死就死在罗马城人口太少，内部本来就不够雄厚的精英势力（元老和骑士）又互掐，汉帝国使坏把匈奴人驱赶过来疯狂碾压罗马（不碾压也不行，蛮族们身后没有退路了）。帝国到了末期，人民无比迷茫，钟摆摆到了头，自然向“一神教”那头荡回去，渴望一个戒律森严的平静生活，宁为太平犬嘛。
基督教于公元1至2世纪传入罗马，初期与罗马的“万神教”习俗严重冲突，因此被罗马政权打压。但基督教在教义中提出的性禁欲主义反映了当时广大下层民众厌恶中上层狂欢做乐的仇富心理，因而容易被许多人（各个阶层，因为上层知识分子也不屑于男盗女娼）接受。社会学家和基督教辩护者洛德尼·斯塔克指出，罗马帝国时期基督徒的出生率高于异教徒，而且平均寿命也更长，由此产生的人口比例优势使当时微不足道的基督徒逐渐成为西方世界的主体文化力量。[ Spengler, “Faith, fertility and American dominance--The Empty Cradle by Phillip Longman,” Asia Times Online, Sep 8, 2004,]。吸取罗马帝国纵欲亡国的教训，基督教的禁欲思想在中世纪的欧洲占主导地位，圣经的新约称“性就是罪”，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我们一直把中世纪视为“黑暗时代”，但如果没有宗教裁判所，恐怕欧洲早就被伊斯兰彻底征服了。“一收就死”，虽然让思想禁锢，活力减弱，但在狂风暴雨中能凝聚社会，对抗寒冬。
(三)
公元前28年，奥古斯都亲自主持了人口普查，罗马公民有423万人；下一次人口普查，有493万（公元14年），当时罗马军队的总人数大约16万人。公元14年后，每5年普查一次。到公元165年，分析当时留下的历史资料，目前考古学界提出了几个不同数字，帝国全部人口数，介于6150--7600万人（其中那一半男性里头，大约公民/平民/奴隶各占三分之一），其中亚平宁半岛人口（包括罗马及拉丁城邦）不超过1300万人。在今天法国和中欧地界里，归化的高卢人+日耳曼人数目也有这么多。拉丁地域里，100--120万人口居住在罗马城。有些专家声称极盛时帝国有1--1.2亿人口，这个数据没有获得大多数研究者认可。
罗马共和国前期，罗马尚未对外大量扩张，所以自由民和公民的定义差别不大。到了罗马共和国末期以及帝国时期，非公民的自由民（罗马城以外，帝国境内的自由民，从罗马公民角度来称呼他们为“外邦人”，就是北京土著称呼的“北漂”）大量来到罗马城。所以早期《公民法》（北京市户籍条例）确立的时候，罗马城里的平民和贵族都算是公民，有户口。但随着罗马的扩张，大量的外邦自由民出现在罗马城里，所以又制定《万民法》（北京市外来人口管理条例）来处理“公民和外邦人，外邦人与外邦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严格意义上说，罗马城里的妇女只能算自由民，适用于《万民法》，并不能算公民。直到美国南北内战结束后，美国也是同样，妇女和外来移民没有公民权。
而罗马城以外，散布在“罗马世界”各地的罗马公民，多数是被罗马当局因为某种赤裸裸的眼前利益而“赐予公民权”的外邦人，少数是出去殖民的罗马人及其后代。这些外邦人，多数是罗马刻意笼络的当地酋长家族，以及“成功人士”比如富商，另外就是从罗马军团退役下来刚刚获得公民权的退役辅助兵------这三种人都不适合在未来再当兵。因此虽然看起来至少有1200万左右的公民人数，去掉这些非富即贵的，去掉已经榨干的干电池，再去掉年龄偏大偏小的，体质不够强壮的，罗马真正能够依靠的，合格的“军团兵的兵源”，其实相当有限。这也是公元160年之后，军队不断“被掺沙子”，吸收越来越多的高卢人和日耳曼人当兵的根源。
北匈奴被中国打败后，逃往欧洲，一路攻击沿途的日耳曼人蛮族（包括西哥特人），日耳曼人打不过匈奴，蜂拥逃向西方，以期在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定居于罗马帝国境内和周围的日耳曼人生育率很高，人口众多，作为罗马帝国的雇佣军，逐步取得了军队的支配权，变成罗马人无法控制的力量。罗马军团在奥勒留时代之后不久，就开始“胡服骑射”，把坚持了几百年的“重装步兵为主”，改造为骑兵为主，以适应蛮族擅长骑射的新形势。这进一步压缩了罗马城出身的“嫡系官兵”的军内晋升，因为罗马城一直缺乏放牧条件，平民子弟很难从小训练骑射。
公元408年，哥特人在阿拉里克带领下占领了罗马的港口，控制了罗马的粮食来源（亚平宁半岛本地的小麦一直不够吃，必须从埃及进口）。公元410年，阿拉里克决定打进罗马城，三天三夜的洗劫，使巍峨的殿宇、壮丽的宫殿化为一片焦土，罗马皇帝成为蛮族的傀儡。476年西罗马帝国彻底崩溃。
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罗马的军事力量确实不如西汉帝国。因为西汉把北匈奴赶跑后，北匈奴残部向西迁徙，见谁灭谁，把“远日耳曼人”打得无处可逃，只好挤压“近日耳曼人”。“近日耳曼人”是居住在莱茵河对岸，与罗马边防军团隔岸相望的蛮族，他们只好南下冲击罗马的防线。北匈奴残部已经如此威风，可见北匈奴极盛时，军容更加壮盛，尚且被西汉狂削，这一比就比出来了。
罗马人算是很刻苦很能干，为什么还不如西汉？我看主要是几点：
一， 罗马城内外的“嫡系公民”中，合格的兵源基数太小。命啊。
二， 罗马对民用技术的创新没有热情，也连带影响到军事技术的突破。他们安于把现有装备/战术用好用熟，发挥最大效用。罗马兵器几百年没有改变。罗马郊外农场的农耕技术，也几百年不变，因为都是奴隶在劳动，罗马人没有改进的动力。
三， 农耕民族，善步战不善骑射。
四， 西汉时的汉族，奔放昂扬，“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五， 弩。汉人这个兵器对中国北患的压制，怎么说都不过分。
六， 罗马的权贵们心机太重，残酷盘剥奴隶和顺民们后，又太放纵堕落。基督教，儒教对风俗的约束，使得社会趋向保守，但容易守成。本质上，中国几千年都是“一神教”，对圣人是不允许质疑的，真正开始扭转为“万神教”的，是邓公，这以后必然会有些反复，但一旦从“一神教”挣脱出来，头100年是收不回去的，老百姓清规戒律太久了，急着要舒爽舒爽，快活快活。要等“万神教”的弊端充分显示，社会又停滞了，然后大动荡了，才又会摆回“一神教”。
罗马之所以能从一群城邦中崛起，是因为其思维方式与众不同，罗马是一群不容于老家的泼皮愤青，啸聚山林而形成的，因此有“共有”的思想。罗马就是一个大公司，罗马公民是全体股东(里面分成散户，大户)，元老院是董事会，皇帝（执政官）是董事会任命的职业经理人。如果我们今天单单推崇罗马的法制精神，那是很片面的。由于“所有权在全体公民”，罗马的皇帝即便权柄再大，对元老院仍保持着表面的谦卑，而且要用大量福利收买罗马城里的公民。公民一旦对皇帝不满，在竞技场举办的大型活动中，可以公然对刚进场的皇帝/独裁官发出嘘声，大概类似于今天的网上黑吧。如果皇帝被公民嘘的次数多了，等于在公开鼓励元老院和禁卫军团密谋推翻皇帝，重新洗牌。
所以罗马皇帝的“君权”，并非“神授”，皇帝登基甚至没有加冕仪式，因为没有任何人有资格为皇帝戴上皇冠（神授国家，由主教/祭司/士师给国王加冕祝福）。罗马必须有一个凌驾于皇帝，元老，公民这三者之上的”仲裁体系”，这就是法制制度诞生的原因。因为”法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所以各方都可以接受。这个制度无疑有其先进性，就是放在今天，西方国家的管治，基本也是比较好的社会管理制度。罗马的法制，本质上是维护和鼓励”万神教”的放松式生活的，而不是过于禁锢个人的自由，制造独裁崇拜，凯撒如此功高，照样无法被神化，而被一群凡人刺死。
但这个 “公民民主制度”也有巨大缺陷。在东方君主独裁国（比如帕提亚，帕提亚之后的波斯，汉帝国等），如果君主有为，有时会利用压倒一切的皇权，去约束民间，纠正民间的一些极端现象，比如中国历史上几次”灭佛”，都是寺院闹得太不像话，由君王靠军队强力扫荡的。而在罗马，一旦公民整体性堕落/反智，那是没有办法挽救的，只能坐等人民自己清醒过来。
整个罗马权力系统，分成三个相互独立的集团：皇帝和行政系统（包括一部分文官和军队）；元老与豪门（包括另一部分文官，也可能有部分军队）；罗马城的公民以及他们唆使指挥的家丁奴隶（很多政变要靠这个白手套，上街造声势）。
皇帝往往对元老院，表现为“做作的谦卑”；对公民，则表现为“冷漠的和蔼”------总之三方互相之间，既相敬如宾又互相提防。军团士兵们很看不起躲在罗马，生活舒适夸夸其谈的元老，而元老们又看不起粗俗的军人，皇帝们拉一派打一派。
这种制度下，群众被宠坏了。我认为一个社会要搞民主制度，必须有几个先决条件：
1） 平民参与博弈（中国古代，只有“朕与士大夫”在博弈）
2） 属于“万神教”。一神教的社会，断然不行。
3） 邦民之外，有一批“贱民”供驱使。因为本地平民一旦参与博弈，最后必然被供养起来，该国经济不可能自给自足，就必须盘剥外邦人，物资财富净流入。比如古雅典搞民主制，必须有奴隶；英帝国时代，印度人和其他殖民地人民充当了贱民；美国初创时，黑奴充当了贱民；今天，美国靠美元霸权盘剥全世界。二战后，很多小国搞民主制搞不好，不是民主制不好，而是这些国家不能满足上述条件，尤其是没有能力盘剥外人。同理，如果妄想历史能够终结，全球实现无差别民主，请人类先征服火星人。
奥勒留贵为哲学家，他的私德无可置疑，但对于罗马社会的种种不良风气，他也不过是“敬而远之”，甚至还要提升各种福利水平，进一步贿赂公民群体。他的才能，不过是个中学教师，却自才疏志大，劳心劳力20年，很多时候在帮倒忙。
如果大家对于罗马帝国没有其他的问题要继续讨论的话，我们就转到下一个目标：晚清，继续围观帝国的暮色。
其实罗马帝国类似于清帝国，都是少数人统治其他多数人，不同的是高级文明的罗马统治的是几百个低级部落的乌合之众，而满族统治的是单一民族但一盘散沙的汉人。
通宝推：何求,梓童,pendagun,骨头龙,老陈70,决不倒戈,海峰,秦波仁者,陈王奋起,文化体制,脊梁硬,diamond,mezhan,testjhy,独草,青颍路,- 复 茗谈145-2
家园 这个说法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在欧洲发生的MSL对欧洲的入侵 - 复 茗谈145-2
家园 秦汉吊打匈奴，匈奴吊打罗马跟武器的精良程度有直接关系 秦汉时期我国的军事装备技术大大领先于匈奴等少数民族。而到了宋明时期，这种技术优势基本消失了。如果不考虑这个因素，仅凭对外军事作战的成败来评价秦汉和宋明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劣、得失，那就可能会得出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比宋朝、明朝更先进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就可能是有失偏颇的。汉朝对匈奴作战的成绩相当惊人，远远超过后来的唐朝、宋朝、明朝。动不动就是千里奔袭，一战就斩杀上万匈奴骑兵。到了明朝，即使有重大胜利，斩首数也都是按百来计算的。这个差距真的有这么大吗？明朝的士兵和将领们跟汉朝比就弱到这个程度吗？
由于很难解释这个差异，有些人就干脆往比较虚无的“尚武精神”这种层面上扯。觉得中国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华夏民族尚武精神强烈，勇于对外作战，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有的说是与异族混血了、有的说是被儒家文化侵蚀了、有的说是被专制政权奴化了……总之，就变得软弱可欺了、更加贪生怕死了云云。
“尚武精神”这种东西，实在是过于虚无缥缈。明朝军人就比汉朝军人更怕死？我是不太相信。就算真有差异，也不能是打一仗杀人上万和杀人上百这种数量级的差异啊？
真实的原因是：秦汉时期，中国的冶金技术极为发达，而包括匈奴在内的西北少数民族的金属武器很少、质量也很差。汉朝的军队去打匈奴，就跟两千年后的鸦片战争英军打清军一样，存在巨大的武器代差。汉军的箭是铜箭头或者铁箭头，而匈奴骑兵的箭则很少有金属箭头，主要都是木料或竹子削尖的箭，很难穿透汉军的皮制盔甲。汉军还有一部分铁制盔甲，匈奴的箭头无法穿透、刀也砍不进去。相反，汉军的铁箭头要穿透匈奴的皮革盔甲，则轻而易举。
此外，汉军的弓弩在关键部位也是铜或者铁所制，精确度和射程也远非匈奴可比。秦汉时期弓弩的机芯不仅是金属制成，而且已经成了标准件，可以在不同的弩架之间互换。
汉军的刀刃是钢，而匈奴的刀一般都是质量很差的铁，二者一碰上匈奴刀就得断。
在这种情况下，汉朝的大军一部分人穿着铁制铠甲，大部分人带着金属箭头的箭、金属机芯的弩，拿着百炼成钢的长刀，横行大漠，就好像今天的我们带着一只装甲部队，人人都手持冲锋枪，到大平原上去跟一群拿着手枪的对手交火。根本不用担心孤军深入，横行几千里都没有问题。只要找到对方的主力部队，交战的过程不会太激烈，不过类似于一场简单的屠杀。
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就记载，西域之地的人“不知铸铁器” [1]。
西汉末年，大将军陈汤远征两千多里，擒斩匈奴单于，立下盖世奇功。后来回到长安做官。有一次皇帝问他：前线有部队跟乌孙国的军队打仗，战斗很激烈，我们该不该派兵支援？
陈汤就说：“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2]
这句话很明白的说了汉军的武器优势：西北少数民族“兵刃朴钝，弓弩不利”，武器差距之大，五个胡兵才能抵得上一个汉兵。后来“颇得汉巧”，也就是说向汉朝学习了一些技术过去，但是仍然有差距，三个胡兵才能抵得上一个汉兵。陈汤根据双方兵力推测，这次乌孙的兵力并没有达到汉兵的三倍以上，所以肯定能打赢，不用派援军。没过多果然战报传来，如陈汤所料。
汉武帝的时候，派李陵本去给李广利的骑兵部队送粮草，但李陵不想干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活，主动提出要带五千步兵去漠北扫荡匈奴王庭（胆子够大的）。武帝竟然同意了（可见武帝也没怎么把匈奴骑兵的战斗力太当回事）。结果他们真的在阿勒泰山附近遭遇到了匈奴单于主力。单于亲自带领三万骑兵对李陵的军队发起攻击。
李陵用弓弩向匈奴骑兵射击，匈奴骑兵死伤数千人，被迫退却。单于又惊又怒，连忙派人去叫援军。最后会合了八万骑兵，向李陵发动总攻。这才取得胜利。
李陵被迫撤退。匈奴紧追不舍，追击了五六天之后，又付出了上万人的伤亡，等到李陵把弓箭全都用完了，才最终歼灭了李陵部队，就这样还有四百多人突围跑了回来。
如果双方武器装备在同一水平线上，八万骑兵在大漠上追击四五千步兵，绝不可能是这个状况，应该是像狼群对付几只离群的羊羔一样轻松。换句话说，匈奴八万骑兵的战斗力，也就相当于汉朝五六千步兵的战斗力。陈汤说的汉兵可以“以一当五”都是保守估计，是东汉才会出现的情况。所以，像卫青、霍去病这些人，带着四五万骑兵去讨伐匈奴，基本就没有什么打败仗的可能，取胜的关键是要在粮食耗尽之前找到对方主力。只要找到了，战斗的过程并不激烈，轻松杀敌万人以上。
在西方，如两河流域，开始冶铁的时间比中国早。但中国古代的钢铁冶铸技术，从战国时期开始，就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战国时期出现了“干将” 、“莫邪”这种宝剑，就是因为中国已经可以冶炼硬度极好的钢了，青铜剑和普通铁剑在它面前一碰就折。到了汉朝，钢的生产技术就进一步成熟和产业化了。
公元一世纪时，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在其名著《自然史》中说，就世界范围而言，“虽然铁的种类很多，但没有一种能与中国（汉朝）来的钢相媲美” [3]。
匈奴完全无法抵挡装备钢铁武器的汉朝骑兵的攻击，不能在中国的北方草原立足，不得不向西方迁徙。由于西方的炼铁技术远远落后于中国，也没有杀伤力很强的弓弩，面对学习了部分汉朝冶金技术的匈奴骑兵，无法抵抗。匈奴人翻过阿尔卑斯山，对罗马帝国多次发动侵略战争，被罗马人称为“上帝之鞭”。匈奴单于阿提拉被西方历史记载为恐怖的“阿提拉大帝”。西罗马帝国因此灭亡，欧洲进入中世纪的封建领主时代。
——有人喜欢拿罗马军队跟秦汉时期的中国军队比战斗力，还很认真的比较战术、兵种、阵型什么的。这是不用比的，武器是硬伤。
古代西方一直没有开发出铸铁柔化技术和炒钢技术（魏晋时期的诗句：“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就是说的这种技术），兵器一直使用块炼铁。块炼铁是铁矿石在较低温度下还原而成，矿渣较多，需要多次锻打将矿渣排出。但锻打也有极限，不能超过二三十次，这里还有金属疲劳问题。所以，块炼铁制品整体来说还是含有比较多的杂质。
当时西欧最好的铁出在西班牙，因为那里有很好的铁矿。从西班牙罗马时期古墓出土的两把铁剑，一把硬度仅有95~135HV，还不到秦朝青铜剑的一半。另外的一把剑含碳稍高，约0.2%~0.3%，但它的硬度也只有70~117HV，还是不如秦剑。可这已经是公元前二世纪了，已经到中国西汉时期，环首铁刀已经开始取代剑，各种渗碳技术、热处理技术已经大量使用了。
罗马的金属热处理技术其实很差，出土的铁剑都没有经过淬火。中国战国时期的普通士兵用的铁剑都经过淬火，而且湖南长沙杨家山出土的春秋晚期钢剑甚至有回火组织了，这是在淬火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更先进的热处理技术。到了公元4世纪（东汉都灭亡了），罗马的大多数铁刃硬度还是没有达到秦剑的水平，更不要说跟汉刀比了。当时欧洲最长的剑是凯尔特长剑，刀刃长度60厘米，而罗马士兵用的剑则只有30厘米，只能刺不能砍，因为硬度不够。而秦剑长度可以超过1米，又能刺又能砍。 [4]
所以，在汉军面前像羊群一样被屠杀和驱逐的匈奴骑兵，到了欧洲就势不可挡，直接导致西罗马灭国。这是因为此时中国与欧洲的武器技术水平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除了冶金水平，还有人提出过，有可能汉朝的军队有马镫，而匈奴骑兵没有马镫，骑兵就很难在马背上稳定的使用武器。但是这个论点缺乏证据，史书上没有匈奴骑兵下马步战的记载。而且，马镫的工艺很简单，只要汉朝军队装备了，匈奴很快就能学会。因为每次战争双方都会有俘虏，匈奴那边有很多前汉军将士帮他们训练骑兵。双方军队的装备不会在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地方存在巨大差距。
但冶金技术非常复杂，不是抓几个俘虏就能掌握的。冶金有一个很长的产业链。从采矿、选矿、炼铁、炼钢等有一整套工艺流程，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专业化的技术人才，差一个环节都炼不出来好钢。比如，炼铁炉的温度如果能突破一千度，达到一千二百度，练出来的铁的纯度就会高很多，碳的比例也会更容易控制。而如何达到并保持这样高的温度，同时炼铁炉不至于炸裂，就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战场上被俘虏的士兵和将领是搞不清楚这些东西的。
从河南巩县铁生沟遗址看，汉朝的时候在钢铁冶铸方面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生产设备，有藏铁坑、配料池、铸铁坑、淬火坑等，仅其冶铸炉就有炼炉、排炉、反射炉和锻炉（炒钢炉）等20余座；而且有了选矿、配料、入炉、熔铁、出铁、铸造锻打等工序之分。 [5]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就建立了“盐铁专营”制度。国家投入大量资本，雇佣各地能工巧匠，从事钢铁冶铸。高度集中的国有钢铁冶炼体制，保证大部分钢铁产能都被用来装备军队。
钢铁冶铸业分布面很广。在东北、新疆、四川、云南、两广等沿边地区，都发现有汉代的钢铁冶铸遗址。而且，钢铁冶铸作坊规模宏大。汉武帝以前，一些官营冶铸作坊就“一岁功十万人以上” [6]；私营冶铸作坊也常常“一家聚众或至千人” [7]。河南南阳瓦房庄遗址，原是汉代重要的铁官所在地，其生产作业区的面积达十二万平方米，共有大炼炉十七座。
所以，冶金技术是极为难以学习的，冶金产业就更难复制。要想达到规模化生产满足大规模的军事消耗，那么就必须打造一个完整的冶金产业链，建设固定的钢铁生产基地。这些东西少数民族学习起来很慢很慢。汉朝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保证了他在战场上的长达数百年压倒性优势。
经过缓慢的学习，到了唐朝，少数民族的骑兵给汉民族制造的军事压力就大大增加了，吐蕃和回纥都有攻陷唐首都长安的记录。到了宋朝，可以确定金帝国的骑兵和蒙古骑兵已经完全配备了优质的金属箭头、盔甲和战刀，在骑兵装备上不再落后于宋朝。蒙古帝国能够横扫欧亚大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在明朝，要想再现汉朝时候对匈奴的那种辉煌战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朱棣远征蒙古，每次都要带三十万以上的大军，少于这个数，就无法保障安全。这不是明朝比汉朝落后，明朝军人没有汉朝军人的血性，核心原因是对手的装备已经升级了：原来是我们带着装甲部队去打人家的血肉之躯，现在是装甲部队打装甲部队。
明朝军队去对付两广瑶民叛乱，在非常险恶的山行地貌中征战，也能斩首两万多。如果让王越和汪直在汉朝带着骑兵去打匈奴，一仗斩首上万人相信也不会是什么难事；反之，让卫青、霍去病到明朝来，要想一仗打死四五百蒙古骑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讲到这里，就会自然的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少数民族的武器装备在进步，而中原王朝的武器装备两千年了进步并不大，从原来的差距巨大到现在的差不多？这不也说明了后来的朝代进步缓慢吗？
第二，按照这个逻辑，宋朝在对金帝国和蒙古的战争中总是丧师失地，是可以用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来解释的，本文前面对宋朝的政治体制的批评还能不能成立？可能宋朝跟汉唐一样，还是很强大，但是它的对手——辽帝国、金帝国和蒙古帝国却比匈奴和突厥强大多了，所以它才被少数民族灭亡了，而跟它的治理结构无关？
我们先来思考第一个问题。
中国的冶金技术一直都在进步，但是像春秋战国时代那种革命性的进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没有革命性变革的情况下，模仿者一定比创造者进步的更快。
就好像工业革命的爆发之后，西欧国家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取得了相对于其它民族——比如中国——的压倒性优势，建立了全球范围内的霸权体系。但是很快——大概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国就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制度，赶了上来。西方国家过去一百多年进步也很大，但进步再快也比不上我们学习和模仿的速度快。因为学习总是比创新难度要低。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总体来说仍然处于技术优势地位，但我们与西方的差距已经很小很小，他们要想像一百年前一样欺负中国那就是不可能的了。
用一句很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世界是平的”。先进技术总是会不停的从先进地区往落后地区传播，一直到基本拉平为止。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残酷的古代生存竞争中，周边的民族也一直都在学习和进步。我们保持了两千年的强大和文明传承已经很不容易了，要想两千年里都像汉朝那样轻轻松松派个军队出去就追杀人家几千里、斩首上万，这是不现实的。
另外我个人感觉罗马也好，美帝也罢，走的是典型的霸道的路子。不是说不讲道理（强权都不讲道理），而是说，他并不追求统治天下，而只是追求占有天下的利益。简单的说就是没有担当，比如美帝那句，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问题。所以导致了，他们一旦扩装到了实力的边界就立刻衰亡了下去。中国这种帝制，从汉朝起（秦灭的太快），本质上是老子那一句“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 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让你当皇帝不是光让你享受的，关键时候你得上去扛事，天塌了你天子得顶着，所以宋朝末代小皇帝不就跳崖山了么，崇祯不就自尽了么？因为他们身上是有责任的，他们可以死但是不能怂（我估计主要是怂了的话被天天骂比死了还难受）。
通宝推：yiwensilan,pendagun,老陈70,骨头龙,侧翼, - 复 茗谈145-2
家园 现代社会科技发达，奴隶这个因素已经部分解决了 而且仍然在不断改善之中。
美元社会实际也存在“奴隶”因素，海外制造业的廉价工厂，就是事实上的奴隶，保证了民主博弈的可能。
在一个社会中，实行民主的其实就那么些人，北京人要求民主，是建立在北漂人的血汗之上的。一国之内全民民主是建立在海外殖民地或海外廉价工厂的血汗之上的。人类全体民主只有等机器人包了所有重体力劳动之后。
通宝推：飒勒青,家园 等到这个前提解决了，直接上共产主义了 假设未来能实现核聚变发电，那能源的价格就是趋向于零，而核聚变发电的技术和发电装置成本必定决定了不可能为少数人所有，只能为国家/联盟/全球所有，而价格趋向于零的能源必定推动各类机器人的发展作为合法的“奴隶”，届时，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工具和分配方式的关系完全符合共产主义的描述。
问题是，核聚变发电还有多久？广泛的机器人开发是否会成为人类文明的“终结者”？
家园 参考阿西莫夫的 <<基地>> 家园 《基地》就是个科幻版的《罗马帝国覆灭记》 心理历史学就是披上科学外衣的神学，又能预言又能控制心灵；谢顿就是科幻版的摩西。聚变引擎即不能让人类殖民整个银河系，核铳也只是可笑的手枪变种，整个银河系充斥着公元前后的落后社会形态。阿西莫夫受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根本没看清可控核聚变对于生产力以及因生产力变革而造成的社会结构的改变的巨大影响。
根据现有的科学知识，即使能掌握可控核聚变的技术，人类主体也将长期被限制在太阳系，社会阶级矛盾并不会随着生存空间的极有限扩大而缓解，有限的生存空间加上有史以来最高的生产力一定会推动社会结构大幅改变。在这方面，《基地》不能给后人丝毫启示。
家园 核聚变仍然遥远 人类的一切生产力进步可以理解为对能源的使用效率的提高，包括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在有无限能源可用之前，人类的按需分配是很难成为现实的，因为人类在生活条件提高，生产力提高之后的一个本能是生育，而人口数量的增长在现代科技水平下总是对生产力提高起抵消作用，因此按需分配便很难到来。
从另一个角度说，核聚变的到来将使人类失去进步的动力，这也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人类有了无限的能源可用，那么生产效率的提高，科技的提高都会失去促使人类进步的源动力，其结果是否一定是按需分配的世界大同也很难预料，毕竟人的进化基因中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与编码，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直线逻辑可以推测的。
- 复 核聚变仍然遥远
家园 不见得，如果弱人工智能五年内大成，强人工智能十年内小成 核聚变也就未来二十年之内的事。
不过也许那时候人类就进入奇点了。
- 复 核聚变仍然遥远
家园 一起唠嗑一下 您提的两点我都不太同意。
如果生产力发展到物质生活很容易得到，那么人性的本能是好逸恶劳，而不愿付出体力和痛苦，而怀胎十月恰恰是一个漫长地付出体力和痛苦的过程，自然生育率还是应该会继续下降。因此，很有可能是人工生殖的出现替代女性怀孕的过程，而人工生殖是可以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上的，也就是说生育率是可以控制的。
虽然说人性总体上是好逸恶劳，但追名逐利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即使财富可以平等，但青史留名足以让少数人为之奋斗甚至送命。历史上总有少数一部分人即使锦衣玉食也不安于现状，从而成为一代伟人/人杰/枭雄，由这些少数人为全人类谋福祉从而推动人类继续进步还是非常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