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145）：帝国的暮色 -- 本嘉明
家园 茗谈（145）：帝国的暮色 幸福的帝国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帝国都是一样一样儿的。
---------- 小沈阳
本篇也是以前的《犹大地轶事》和《罗马轶事》的收尾。
(一)
世界史上，没有“北患”的大帝国只有两个，蒙古帝国和沙俄，因为他俩就是别人的“北患”。
罗马帝国有“北患”(日耳曼蛮族)；明帝国有“北患”（蒙古人，入侵朝鲜的日本人）；清帝国/大英帝国有“北患”（沙俄）；美国也有“北患”（苏联的洲际导弹从北面跨北冰洋而来）。
只要帝国的寿命够长，它们最后的崩溃，往往跟“北患”有直接间接的关系。而“北患”像癌症晚期一样抑制不住的时候，其表症就是帝国的通货膨胀和财政破产。
我们拿三个帝国（罗马，明，清）来比较，会发现，面对危机时，明帝国最弱，垮得最快；罗马帝国体质较好，民族意志力也比明帝国更顽强，但最后也垮了；清帝国的危机一点也不比两位前辈小，但幸存下来，把一个领土基本完整的主权国家，交到后人手里。
先说明帝国。
明代著名的财政文献《万历会计录》，是了解明帝国分配全国财力的权威会计概要。在1581年户部尚书张学颜向皇帝进呈之前，为编辑这部概要，14个财政专家工作了两年------因为各地的账目制度千差万别，整合到一本帐很不容易。这就是黄仁宇说的“（明朝中央财政人员）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全国”。
《万历会计录》详实记载了明代边镇的军费开支。明初最勇武有为的两个开国君主，朱元璋和朱棣，都未能彻底解决蒙古人的军事威胁，到后来不得不沿边屯戍，转入防御。由于明皇室对皇帝培养近于儿戏，又与士大夫阶层争权激烈，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素质迅速衰败，结果沿长城守卫北方边境，很快成为整个明史中对“建设和谐社会”破坏力最大的事儿。据全汉升等人的研究，1548-1617年间，军费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通常在60-85%之间，有些年份竟高达97%！北患使得国家级财政变成“月光族”，一旦额外再来个天灾、叛乱、突发事件（日本侵朝）等变故，中央为维持运转就不得不向民间加派赋税（例如1592-1598年间的朝鲜战争战费支出1千万两，大半都是临时加派和搜刮所得，民间赋税较二十年前增加40%，民间殷富者为之减半），结果官逼民反，最后外患未平，内忧又起。国家财政主要投入边防的无底洞之后，又更加难以有效地应对内部农民起义，进入恶性循环。
明代的财政垮在军费上，这是毫无争议的。尤其晚明对倭寇、朝鲜、后金、李自成起义等战争，无不耗费巨大（单是对后金就耗资6000万两白银，占这一时期国家总收入的一半），多个领域的财政窟窿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接续出现。
在明朝建立之初，边镇屯戍理论上是可以自我维持的：驻兵军士世袭，并进行屯田，做到人力、粮食、兵器上均实现自给，对中央财政的索求少。而且朱元璋规定“十不征”，不折腾，蓄养国力，在周边有意维持一圈小国作为战略缓冲。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制度变得千疮百孔:军N代不愿驻边；公社化大锅饭，屯田的产粮不多；而随着蒙古威胁升级，驻守的部队数量不得不增加。于是边镇的补给逐渐成为难以承担的财政问题。
明代采用了许多变通办法，例如商屯------商人转运粮食到边镇，换取政府的食盐专卖的额度，以刺激商人支前的积极性。由于食盐利润很高，有些边镇甚至拨出一部分官兵专职煎盐。对辽东镇，明代还通过海运来解决粮食补给问题，这本身也刺激了当时的海上交通，但海运风险大，时禁时通（想想郑和的宝船舰队，这帮当初激烈禁海的，真是不作不会死啊）。到明朝中叶的1508年，宦官刘瑾甚至批准出售军职，只要此人向西北边镇戍军送达规定数额的粮食即可------可见当年军中大老虎，就算卖官也是一片忠心啊。
由于华北的物产本就不足，要维持北方边境漫长防线的后勤补给，成本极高，到最后整个国家都无力承受。游牧骑兵的军事行动都是无规律的突袭，掌握着战场主动权。尽管长城沿线可以重点防卫某几段城墙，但总有薄弱之处（比如息烽口）会被大举突破。一支原地坚守、无法机动调遣的卫戍部队（关宁铁骑），很难应付这种机动性极强的流寇。
明朝之所以在这三个帝国里最弱，我个人看，主要有几点：
1）明朝的内政颇为混乱，党争激烈。这个，河里有很多关于东林-阉党之争的真知烁见，我不重复了。
2）同样是北患酷烈，后勤困难，罗马帝国比较下傻力气，建立了完善的道路体系。罗马皇帝，其实就是总司令和最高法院院长，有征伐基本要亲征。在“完善物流体系，皇帝亲征，国民比较团结”这三方面，明帝国不如罗马帝国。
3）受儒家荼毒的汉人文弱奴相，文人普遍没有实干能力。
4）既然“边镇之用半天下”，省是省不得的，那么另一个办法就是开源。恰恰在开源上，明朝比之南北宋，是巨大的倒退，外贸/开矿/商业等等诸项，远不如宋朝，其突出标志就是整个明朝铸发货币的数量，远远不如宋朝。
所以这三条里，前3条是“人祸”，第四条是不占“地利”。一旦再有违“天时”，来几个灾荒战乱，那么国将不国，是可以预见的。
(二)
罗马帝国属于“地中海文明”，美国则是罗马帝国的精神继承者。罗马帝国就好比是一个跨国集团公司，创始的母公司（罗马城邦）是个小而强的企业，迅速扩张，最后成为一个“加盟连锁集团”，其中每个子公司（包括罗马城）的资产规模都差不多大，但罗马的管理方法最好，把管理模式向其他子公司复制输出。各子公司向罗马交付“加盟费”换来2个回报，第一是先进的管理模式，第二是武装保护。所以罗马人对于哲学之类“形而上”的学问不感兴趣，专注于这几点：
1）实用的土木工程技术（军民两用）
2）大体系的公共服务（全帝国的邮政，公路网等）
3）军队的强化
4）对“样板工程”------整个罗马城-----的不倦建设（比如供水高架道，斗兽场），就是要亮瞎那些进京朝拜的土包子的眼。
罗马的政体，在凯撒之后名为“帝制”，但与中国（及其他东方君主国）的帝制不同。所谓“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是总司令兼高院院长，其他很多内政事务，名义上仍由“元老院”决定，实际上由总司令身边一个小顾问圈子操办（其中不少是总司令的私家奴隶）。这就是“朕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罗马版本。总司令（皇帝）的废立，取决于罗马公民（由于公民散布各地，就由罗马市民代表全体公民）和军队的喜恶。由于野战军不允许接近罗马城，因此代表“枪杆子”的，有时候是驻扎首都的禁卫军团。
在“罗马世界”这个经互会里，每个公司都要拿出自己的物产，跟别的兄弟公司交换/交易，那么罗马卖出的是什么呢？首先是“领导力”，大批的罗马官僚，像国防部助理帮办（就是副部长的副部长）之类，捉着一半人类的急，操着半个球的心，那当然要吃好喝好待遇好。其次，罗马通过“顶层设计”，出售全帝国范围的公共服务（邮政，交通，旅途治安，货币增发，救灾等）。第三，罗马提供军事保护，实际上就是提供一种“雇佣军”服务，讲拉丁语的各屯以及各行省不用再养着自卫队。第四，罗马出售“生活标准”------一流公司卖标准嘛------包括城镇的政协会议管治体制，生活方式等。公平地说，罗马的体制要求民选地方官，注重健身和洗浴等好习惯，确实是“国际先进水平”，落后部落orz一哈也是应该的。
所以总的说，罗马是拿出点真材实料的东西“卖”的，至于卖价是不是开得虚高，那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就不替古人操心了。而罗马城里的贵族官僚，比如那前300或者前600（罗马元老院后期扩充为600人），也不必盘剥罗马城的市民(公民)，因为各行省每年要交行省税（就是加盟管理金），这里头克扣一点塞自己腰包就行了------从罗马市民口袋里抢的话，吃相太难看。至于外派的总督，那自然是吃香喝辣。如果我们把罗马帝国看作一个整体，那么罗马城邦的公民，就是执政党的党员，获得“优先发展权”，不必跟别的帝国庶民（就是二等/三等帝国子民）竞争。而维持这一体系，永久向整个“罗马世界”收人头税的基础，就是强大的罗马军队。
罗马帝国的崩溃的原因也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由于皇帝超发货币，皇帝超发货币是为了维持政府开支。维系罗马帝国不倒的四个主要支柱是：
1） 军队
2） 经常的对外战争
3） 罗马公民的党员特权地位
4） 国家荣耀(灯塔市啊灯塔市)
这里头，军队犒赏、对外战争的开支和体现首都地位的面子工程，都需要大量金钱。钱到位了，再领导世界100年倒真是木有问题的。
首先，军队的扩充是基于养老金的保证。罗马管理的世界------我们可以称为“罗马世界”------包括四大块:第一块，是亚平宁半岛，即“罗马和周边的拉丁城邦”，也就是执政党党员和共青团团员。第二块，西北，即高卢，英吉利，和整个北部战线。第三块，南方，即跨过地中海去到北非，主要是埃及。第四块，东方，包括今天的巴尔干/土耳其/以色列/叙利亚，一直远到今伊拉克东部。 在这个“罗马世界”里，罗马人垄断性地提供“武力保障”这一特殊商品，由于本消费市场内没有任何竞价对手，因此可以高价售卖。而垄断市场的前提，就是这一商品足够有效，能把蛮族拒于境外。
罗马帝国为了自我保护和扩张疆土，需要保持军队的规模(超过30万罗马军团士兵，包括拉丁“伪军”)；而最通用的征兵手段是通过许诺退伍金来吸引公民加入军队，并希望能通过战争减员，悄悄减少未来退伍金债务。罗马士兵称为“军团兵”，志愿入伍，服役20年后可以得到一笔退伍金，同时也会给一小片土地。辅助兵（来自拉丁城邦的士兵）则要服役25年，期满后获得退伍金和罗马公民权。
但问题是帝国完成扩展、进入全盛和平时期，带来一个可怕的后果，就是以前为了生存，罗马不断地消灭强敌，从迦太基到高卢，从胜利走向胜利，一旦消灭了对手就要永久占领以绝后患，帝国的疆域因此无止境地扩大，一直达到军力的极限。在这条“国防极限线”以外，就是漆黑一片的蛮族世界。
由于在强大蛮族和罗马之间没有留下足够多的小国作为缓冲，罗马军队的员额反而无法减少：前线需要部队，漫长的后勤线也需要部队。因此冷战结束，世界达到“罗马治下的和平”后，最后一批新加入的军人既然不会被战争减员，其退伍金必然成为未来的巨大债务。
我们接下来要具体讲的皇帝，就是“五贤帝”的最末一位，马可-奥勒留（电影《角斗士》里开篇就死翘的老皇帝，也是写了《沉思录》，被温总理老是念叨的哲学家皇帝），所以很多情形，以奥勒留执政时期（161-180）或前后来讲。
帝国军队人数（军团兵+辅助兵），从公元前300年的不足5万人，最后增加到公元后300年的近40万人；并在30万人的高位保持了从公元后100年到公元后300年，将近200年。具体在161年，罗马有28个军团，计有军团兵16.8万人，辅助兵约15万人（包括军医/文书和其他技术兵，工程兵），短役兵近4万（每个军团会携带1000名“短期兵役兵”用于侦察，另有300名备选兵，因为每个月都会有人退役）。正是军队退伍金的持续增加，让罗马皇帝最终无力支付军队，并败给了那些有能力支付野蛮人雇佣军的雇佣费的外族部落。后期罗马帝国衰退过程曾有缓解，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Trajan时期扩张时发现的银矿，但最终无补于事。
那么，为什么仅仅30万人的常备军，就这么耗钱？因为罗马是精兵体制，类似于今天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高度重视单兵质量，需要以较高待遇吸引年轻人参加，维持战斗力的军费也高。为什么是精兵体制？因为整个“罗马世界”的武装力量，是由罗马市垄断性经营的“专营商品”，罗马并不信任外人，而以罗马公民的总人口而论，它只能支撑这个规模的“中央军”。
古往今来，如果一个帝国必须用一种黄金、白银或是其它有形商品支撑的货币来支付开销的话，这个中央政府就无法进行持续过久的战争，因为到最后，这个政府必然无法从国民手里获得足够的税收来为战争提供开销。贵金属是平衡政府开支财务纪律的无情裁判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历史上，各个政府都在尝试解除贵金属对他们发钞的限制。然而历史也表明，任何一个尝试长期“支大于收”的古代政府，都会受到黄金价格的碾压式报复。
一部分罗马皇帝们寄希望于战争来为自己获取更多贵金属、并减少军队人口数量从而降低其退伍金债务，但是长期战争本身会减少货币的流通，大量出土的深埋地下的古罗马钱罐证明了一点，随着战乱的加剧，尽管货币发行增加，民众却减少消费并增加储蓄。由于当时不存在现代银行体系，当时的储蓄就意味着流通货币的减少。而且黩武带来另一个副作用，就是毗邻的，较富裕强大的国家人人自危，不等罗马准备好，自己先攻击罗马。这在帝国的东部边境尤其如此，因为东方有个大国叫安息。
另一方面，用金钱奖赏军队的坏习惯由早期的皇帝们开了先河。随后，每一位新皇帝继位，首先要争取罗马市民和军队对其皇位的效忠，一般是每位市民获赠100银币；当然军队的价码就不同了。奥勒留之后的Caracalla（卡拉卡拉）皇帝曾说：“除我以外，任何人都不应拥有大量货币。这样我就可以集中财富来供养军队。”他也真的说到做到，在扩大征税人口的同时，将官兵的年薪提高了50%。而公民权的广泛扩大暂时增加了税收，却稀释了罗马公民的优越地位，间接降低了公民的国家荣誉和认同感。所以，当时罗马市民对皇帝权力的认可，完全基于政府有足够的经费，能维持罗马市的繁荣以及罗马市民的特殊福利。我们不要忘了，多数罗马军团兵是罗马市民，他们随时会知道自己的家人过得好不好。
习惯了高收入的军队本身，也被金钱彻底腐败，公元193年，禁卫军将领暗杀了前任皇帝，并公开要价，两位候选人面对面竞价，禁卫军士兵们站在城墙上旁听，其中一位出价给每个禁卫军士兵5000银币，第二位出价6250银币，于是第二位夺标，禁卫军画完圈，元老院再画个圈，罗马皇帝就诞生了------程序很民主的说。
此后新皇帝们由于害怕被军队暗杀夺权，便更加依赖金钱来收买军队，从而维护政局稳定。Claudius，在公元1世纪，为暗杀前任所支付禁卫军的报酬是3500万denarii银币，而到了公元2世纪，Commodus（康茂德皇帝，就是奥勒留的儿子，电影《角斗士》里那个大反派）收买禁卫军的总计支出高达5.7亿denarii银币。这时的denarii银币往往就是铜币在银水里过一下沾一层银，一块银币中银的含量从公元前的2克，下降到当时的不足0.3克（康茂德时代银币有没有这样恶性贬值，历史学家们还有争议，但后来几个皇帝治下，银币大贬值是事实）。至此，除退伍金外，犒赏和收买军队的恶习，让整个军队体系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越发增大。后期的皇帝开始尝试裁撤禁卫军，但努力往往都以失败告终。
公元170年前后，军团兵的年薪是300银币。193年夺得皇位的军阀塞维鲁（卡拉卡拉的爸爸，这父子俩都一意讨好军人）于197年把年薪提高到375银币。附带说一句，塞维鲁做的影响最大的军队改革措施（也就是巴结基层士兵），是创造了种种优越条件，使得军团兵在服役满20年后，不急于退役。罗马军队的重要缔造者------凯撒同志的做法，是欢迎大家17岁来参军，跟我闹革命，打完高卢人人都赚翻了，37岁逼你退役（不退役不许结婚等等），然后你回到地方上，参与公共事务，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继续为人民服务。因为人有惰性，军队又不敢欠薪，你只要混得下去，40几岁继续混着有什么不好？但这样就与社会脱节了，不再关心普通群众的命运，军人自己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只要能满足军人们的薪水要求，逼得国家灭亡也没人关心。塞维鲁改革的弊端，很快就造成了罗马的加速衰亡。
目前美军也有类似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留不住真正好的人才。这可以归结为美军内部的体制问题：在人事任用、表现评估以及工作委派上，美军内部充斥着官僚作风，对人才和庸才一视同仁。军队所流失的那些优秀军官，多数都进入了美国国内极具开创精神的民间公司中，成为商界明星。2011年，有媒体者对250名西点军校毕业生做了一次调查(包括退役以及现役军官)。调查发现，93%的人认为，超过半数的美军军官过早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美军同罗马军团一样，也是志愿参军，士兵20年期满有退伍金，军官25年，所谓过早退役，就是宁可拿不到一分钱的退伍金）；30%的被调查者认为军队体系“拥有有效的晋升制度”（这30%已经算太低的比例了）；更令人吃惊的是，只有7%的人同意军队能够有效地留住精英军官。美国私企开的工资高，富于冒险精神的优秀军官会受到诱惑。但是，对于退役以及现役军官们来说，最重要的并非物质待遇。在调查中，他们不断强调军队内部对人才的不重视，军内官僚作风使得军官们的仕途变得一眼可以望穿，不管你有多优秀，都需要按着既定且繁冗的晋升制度一步步往上爬。而在中央集权的掌控下，军官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委派完全没有话语权，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接下来将会被派到哪里（美军军官的频繁调动，一直是刘亚洲等人的崇拜点之一）。2007年，陆军中校保罗·英林曾在《军事力量》月刊中发表文章，称美军中正蔓延着一股思潮，即平庸的将领是导致目前战争失败的主因。作为一个曾三次亲赴伊拉克战场的军官，英林还认为，“碾压精英的官僚体制”是这一现状的“罪魁祸首”:“无法想象，一个在25年任期内，只知道遵守上级命令的军官，可以在40 多岁之后成为经验丰富且独创性绝佳的优秀将领。”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等人的“非常规领导”，伊拉克战场便不可能出现转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精英的忽视以及鼓励制度的缺乏，已经成为美军中高层的主要问题。
二，来自军人世家的官兵脱离社会。《时代》周刊网站2016年3月10日报道，自1973年征兵制结束以来，是否出生在军人家庭成为了一名男性是否会志愿参军的重要决定因素。征兵制曾经是一种全国范围的搅蛋器，把信仰、种族、经济条件等不同背景的年轻男性搅拌成一支统一的战斗力量。但五角大楼的数据显示，最近的军队中有80%的人是来自至少有一名直系亲属或近亲有过服役经历的家庭。有超过25%的人的父亲或母亲曾在军队服役。国防部“2012年至2013年新兵情况”的一份报告表明，86%的空军新兵有一名曾经服役过的近亲(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姑妈、伯父或堂兄弟姐妹)。海军的比例为82%，陆军为79%，海军陆战队为77%。这在最近几年一直是美军内部经常讨论的话题。退役将领戴维·巴诺称，现代军队的成员，生活与外界隔绝，往往令更多的子女追随他们父母的足迹。巴诺在2011年接受采访时称：“（军队）是一个家族企业。”他本人有两个儿子在军队中服役。
小本我个人的看法，“军队大院儿自闭化”不但使军人对社会冷漠，也使社会青年对军队冷漠，因为普通人家的孩子，即便自己满腔热情参军，也拼不过那些有关系的“打招呼兵”，现在又经常要裁军，能裁到人家吗？
回到我们的主题，货币超发没有带来皇帝想要的结果。一方面，随着银币的不断贬值，民众也聪明地用含银量较低的新币来交税，而把含银量较高的老币埋藏起来。这样，皇帝发行货币的一个初衷，即用低值货币换回高值货币，没能实现。与此同时，稀有金属金银的供给受制于自然界中的已探明开采储量，跟不上政府开支增加的速度，皇帝只能通过不断稀释货币中贵金属含量，来增发货币。黄金阻碍了政府进行永久战争的能力。世界某国只有在2016年这样一个古怪时代，这样一个货币没有黄金支撑的年代才能够进行无休止的，无法赢取的国际战争。
至于货币贬值程度，举个例子，公元前共和体制时期，50 银币（罗马主要流行货币denarii银币）可以支付罗马一家人一年的食物，而到了3世纪，获得等量的食物则需要6000银币，一枚银币的含银量从Augustus（公元前1世纪）的95%降到到公元后3世纪的0.5%。
（三）
讲奥勒留之前，我不得不多铺垫一些大背景。奥勒留贵为“五贤帝”，而且是历史名声最好的罗马皇帝之一，又是文化人儿（罗马皇帝里，只有凯撒和他留下了原创文学作品），我却很不以为然，基本上他跟我们的诸葛亮有一拼（当然诸葛亮同志打仗的本领比他强一点）。但这个翻案，不是哗众取宠，请大家听我道来。
对于关键性的民族（对人类文明进程有重大责任和影响力的民族，如公元160年的罗马），你不需要一个品德高洁但一事无成的好好先生来领导，而是需要一个有”实战能力”的人来领导，哪怕这是个品德有点低下的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只要把事儿办妥了，自己贪没贪点，名声怎么样，不是最重要的了，当然又能干又斯文还玉树临风，那是最好，毕竟是灯塔国嘛，要给别人看看档次嘛。
公元前130年，开完三十几大，汉武帝登基后，就逐步制裁匈奴，匈奴不能横行霸道了，不爽，想去联合国告，一看，联合国还没开张；想自己拾掇个原子弹，一看，这几年肯定拉不响。既然惹不起汉武帝，只好“技术移民”，凭着杀人越货的技术，一路向西。根据中国史籍记载，对北匈奴的最后一场战役，发生在东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匈奴)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在古罗马史籍记载中，公元374年左右，一支来自亚洲、从来没有见过的游牧部落，自东向西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进入欧洲东部。公元5世纪，这些蛮族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东部地区。公元476年，蒙受了蛮族长期蹂躏的西罗马帝国灭亡。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经历数百年“黑暗时代”，才通过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慢慢缓了过来。
渡过伏尔加河的这批凶狠、奇特的游牧民族是什么人呢？长期以来，欧洲人称他们为Huns，欧洲人认为他们就是被汉朝打败的匈奴人的后裔。法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德揆尼，与英国历史学家吉本，都论证了这一观点，中国历史学界也欣然接受，长脸嘛。
而我的问题就非常简单：显然，这个一个跷跷板游戏。东方的灯塔国，汉帝国，一个用力过猛，把自己的“北患”解决了，就是汉武帝把一个小偷从二楼阳台一脚踹出去，300年的自由落体后，那小偷把住楼下的，西方的灯塔国------罗马帝国------给砸死了。但力的作用是双向的，为什么在那个关键的几十年里，不是那在某些河友眼里神一样的罗马国，把“近日耳曼人”踹飞，砸到“远日耳曼人”，然后多米诺骨牌一路向东倒，把隋唐给砸死了呢？从物理学来讲，这是双向路径啊！？
第二个问题是：我学习了罗马史后，承认：奥勒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真的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切实解决他面对的困境。我认为当时只有一个办法可行，但罗马是绝对不会用的（但后来慈禧用了）。这以下慢慢再表。
通宝推：gschen,醉寺,梅轩济,神仙驴,何求,pendagun,梓童,桥上,秦波仁者,决不倒戈,舞动人生,andylau527,关中农民,非吾有,北纬42度,rentg,mezhan,蓝鸟,脊梁硬,盲人摸象,家园 茗谈145-5 这个楼既然歪了，我们索性说说南海仲裁案吧。
(一)
这个仲裁结论，我看，对中国外交工作来说，是近年来比较大的失败。近20年来，中国在世界上说话，比较有人听了，各大国的政府即便为自己留条退路，也渐渐对中国客气一点了，但大量的NGO组织和一些小国就不好管了，刁民哪。这次这样大的失败，是不多见的，而且会鼓励别人循这个先例，不断用这个套路打击中国。中国这次怎么做的？就是躺在地上抱住头，任打，以后再这样，当然谁都敢上来踢几脚。
以习老总的意志力，魄力，人品，以及“没有书卷气”，这样的第一领袖，在中国未来很难有第二个；就是这一个，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不管他总共做两届还是三届，假如用常规做法执政，这点时间对他的宏图来说，是不够的。
所以，需要一个“习时代的例外”论。
打比方说，需要打一条隧道，邓时代是不打------虽然大家都知道急需隧道，但施工难度太大，太花钱，留给下一代再说。习老总说打，但没有把握在任期里完工。一个方法，就是同时用两个施工队，从两边一起打，到中间接通，这样缩短施工期。
所以我建议成立“第二外交部”（“国际组织事务部”），现有外交部相当于“中石油”；“国际组织事务部”相当于“中海油”，大量聘用外国专家，按国际法的专业手法，来应对国际纠纷。长远看，叠床架屋有两个外交部并非善策，但在接下来的20年间，新生事务繁杂，这样急就章或许还是需要的，等渡过这狂飙突进的20年再合并好了。
(二)
仲裁案里，最叫人纳闷的就是：中国为什么不应诉？穷人起诉富人，富人为什么不应诉？
我认为最好的应对方法，是中国应诉，从遴选仲裁员起，脸皮厚厚地不断发表自己的意见，用足权利，就是中国男足那德性，踢不进球就来回倒脚。这样的话，日本人庭长根本插不进多少手，而且仲裁案必然会拖长，会在2017—2020年间裁决。只要拖到阿基诺三世下台(比如今天)，中菲庭外和解的机会很大，菲律宾就可能自己撤销仲裁请求。如果诸事不顺，黄历上万事不宜，那到了辩论末期中国再退出仲裁不迟。
1980年代，美国就是这样对付“尼加拉瓜诉美国”案的，先应诉，气势汹汹，暗示你个穷棒子耗不过我宇宙上国的。等尼加拉瓜来真的，死磕到底，美国一看不妙，赶紧闪。
我告诉你，唐纳怆是怎样赚钱的。他的主业，造各种“贡院6号”，表面风光，其实是个靠天吃饭，高风险的农活儿，所以他申请破产4次。但每次申请破产前，他必藏起一大笔钱，然后入禀法院破产，把烂摊子留给贷款银行，等熬过冬天，局面有利于楼市了，东山再起。他怎么藏这笔钱呢？
比方说，他找一个小公司，订购20万美元的窗帘，付2万定金，这个小公司很兴奋，屁颠屁颠把货拉到川普大厦安上，当场再收2万元的支票，回去等余款。然后就没有余款了，各种吐槽，最后不付。有些小公司气不过，上诉，唐纳怆有专业律师团队，还有黑社会，他打的这种官司太多了（好像有个统计数据，有4000多起案子），由于是“团购”律所的服务，律师当然要给他打折。然后上庭，他的每小时律师费比小公司要低，就慢慢耗着，很多小公司实在付不起律师费，被耗死了；没耗死的也丧失打赢官司的信心（是，你最后可能打赢，要5年后付了40万律师费才有一半希望，你赌不赌？），庭外和解拿个5万余款走人。这样，去掉律师费2万，唐纳怆净赚9万，而且这9万都作为“律师费”销账，藏到巴拿马等地去了。他公司的账目非常合理，拿了20万元的货，付出去20万元，破产时银行接手查账，一点破绽没有。问题是那11万本应付给小公司的“血汗钱”，他跟律师分赃了。
所以我告诉你，穷人跟富人，是打不起官司的。菲律宾是穷人，却痛打中国，这不是菲律宾有大神附体，是中国应对失误，表现得比穷人还要穷人。
这个失误，主要责任在外交部那帮滥竽充数的秀才，而不是大领导。大领导要管的事太多了，2013年里，紧接着就是香港占中了，怎么对付菲律宾，当然要你们秀才们报方案上来批，难道要领导自己想辙？
然后秀才们就开始锯箭杆。
中国的软肋有2个。第一，U型线的定义。二战后，美国帮助中华民国划出U线，是因为蒋介石是美国的盟友。今天TG坚持九段线，失去美国的支持，是不能理直气壮称为“国境线”的，只能模糊处理。但在仲裁庭上，不许你模糊，怎么办？
第二，中国其实早已自己否定了九段线。1973年，中国刚刚进入联合国，第一个国际多边谈判就是谈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由于是第三世界的国家把新中国“抬轿子”抬进联合国的，作为对大家的回报和意识形态上的坚持，中国把“支持第三世界和反对霸权主义”作为自己参加首次多边谈判的原则。整个谈判主要分为“美苏强国”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强国希望限制沿海国的权利，缩小沿海国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以便自己“自由航行”；拉美/非洲的沿海国家则希望有尽可能大的专属区，这样可以避免海洋强国到离自己海岸不远的地方免费掠夺资源。中国代表团团长凌青（后来成为联合国副秘书长）回忆，当时中国决定，支持拉美国家提出的200海里海洋权要求，并把这个同反霸的政治目标相关联。1970年代中国与许多拉美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时都会在建交文件中明确表态支持200海里海洋权。
于是，最后达成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各沿海国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但是中国的九段线与沿岸的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海岸线的距离，一般在24 到 75海里之间。中国最终在一个与自己的主权主张相冲突的公共条约上签了字。可以说，这个签字可以被菲律宾等国解读为中国暗地里放弃了“九段线”。今天的现实就是，越南认为自己在（离海岸）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内打井，中国认为你过了九段线了，到底谁有理？
2013年，菲律宾就与中国的海洋争端提出仲裁申请，仲裁的一个目的就是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证明“九段线”违法。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单方面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起强制仲裁程序。中国很快于2月19日退回菲方仲裁通知，同时表明“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称中国于2006年根据公约第298条作出的声明，排除了该公约规定的争端处理机制在海域划界等问题上对中国的适用。
今天有些专家认为，中国当时太急于做出决策，仓促中完全没有料到后来的事态发展。北京的技术官僚不熟悉仲裁，这些是非常专业的法律事务，但是官员们只相信自己的半吊子国际法秀才，一厢情愿地认为有“298条” 就可以平安无事。时至今日，大概中国也没有完全弄明白是怎么输的。
相比之下，菲律宾在美国指点下，组成了极其专业的律师团，准备了7000页的诉状（一说是3000多页，估计把所有附件印出，就扩充为7000页了）。由于专业性很强的准备，菲律宾绕过了“《海洋法》对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没有管辖权”的限制，创造性地对中国具体的南海权益主张提出了挑战。这是一个巧妙的“搭桥手术”，硬是在“298条”的鸿沟上，搭出一座便桥。从国力相比，中菲之间差距显著，但是双方在国际法的法律准备之上的差距恰恰是反比。这是双方胜负最主要的原因，中国是在自大中失败的。
正是由于中国的缺席，国际海洋法法庭时任庭长柳井俊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可以毫无束缚地放手组建临时仲裁庭，并由他代替中国选择了仲裁员。本来，如果中国参与的话，可以选择自己信任的仲裁员并与菲律宾共同批准其他仲裁员，而且还延长组建时间。
中国媒体最近一直在攻击柳井俊二，的确，他是日本的职业外交官，担任过日本驻美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还是安倍首相的顾问。“把南海与东海联系起来，在南海问题上攻击中国并组成反对中国的联盟”是安倍政府的外交政策，柳井俊二是安倍的白手套，是可能的。
但正是由于中国的不参与，柳井俊二才可以自由组成仲裁庭，否则，他在整个仲裁过程中能起到的业务领导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即便柳井俊二是安倍的白手套，那也是中国替安倍戴上的。
中国做出“不参与“的决策，或许有另外两个重要的心理原因，一方面，中国人从心底里不信任国际仲裁和国际法，不放心把重大的问题交给几个不认识的洋人来裁决。另一方面，世界第二大国的地位让官僚们有一种优越感，把乖乖参加一个由不友好小国发起，由一个无行政级别的“临时仲裁庭（中国媒体称之为“草台班子”）”来裁定的诉讼，看作是没有面子的事，当后来发现事态严重时，又碍于面子不愿意重新参加。这次菲律宾律师团的破绽是很大的（变太平岛为礁），但中国根本没有上场，如何利用这个破绽还手？
由于《海洋公约》与九段线的天然冲突，可能未来的结果有这几种：
一， 中国全取南沙各岛礁，同时九段线后缩，给各小国（从海岸线向外）留出200海里的专属区。就是“各让一步”。
二， 中国无法取得南沙全部岛礁，争议继续。
三， 中国完全坚持既定九段线，不给沿岸国家200海里专属区，争议继续。
我们说过，其实今天有点类似明帝国晚期，中国是“后金”，美国是“大明”，后金要取得天下，不是排斥汉人的文化礼仪，而是尽可能放开胸襟，任用汉人，学习汉人文化。这样不但进关后容易打天下，此后更容易坐天下。目前中国虽有14亿人，在全世界文明来说，还是“小众，支流”，遇到一点小挫折不要紧，如果因此不是更加开放，而是更加关门保守，那就不行了。
通宝推：舞动人生,- 复 茗谈145-5
家园 你还真以为仲裁庭是讲法的？ 如果是，就不会把太平岛认定为礁了，这一条就揭了他们的画皮。
- 复 茗谈145-5
家园 大家莫急 我说过了，我认为“四个不”是最佳或次佳选择，此前的两篇是一个“平衡报道”。现在我的看法是：先参加仲裁，在中后期退出。这样既熟悉了情况，轮流培养了几批干部，也拖慢了仲裁节奏。仲裁这个手段，我们以后也要多用，就必须先开眼界，先会用，如果投了千把万美元能拖后2-3年，那还是有利的。
现在网上有一种推断(我个人也基本接受，只是有些细节还需要去求证一下)：
菲律宾是在2013年，等日本极右分子当庭长后才提出仲裁的（本注：柳井是2011年10月被推举为仲裁庭庭长的。我仍认为，菲律宾提请仲裁的直接起因是丢失黄岩岛实控权）。这说明，它和美国日本一开始就给中国设了个套，等中国去钻。
仲裁法庭规定，五名仲裁员中，双方各指定一名，其它三个由双方协商。如协商不成，由庭长指定。这一次，因为中国没参与，除菲律宾指定那名以外，其它四名仲裁员是庭长指定的。就是说，如果中国出席仲裁，最多只能指定一名仲裁员，其它四名仍由菲律宾和庭长指定(因为菲律宾一定会使中菲协商不成，让日本人指定)。这次仲裁结果，五名仲裁员竟然全部支持菲律宾（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后来意有所指地说过几句话）。由此可见，即使中国参加，而且中国指定的仲裁员反对仲裁结果，也是一比四，改变不了结果。
拿太平岛来说，台湾提出了有力的证据和事实，证明太平岛是岛。仲裁结果的发布也因为台湾提出抗辩而从六月推迟到七月。结果呢?对台湾的意见，仲裁庭根本不考虑，也不去实地调查，就采纳了菲方的意见和仅仅一个台独分子报纸文章中的说法。
更明显的是，仲裁庭竟然采纳了菲方充满政治因素的辩词。
在2015年11月仲裁庭口头辩论环节中，菲方律师Paul Reichler向仲裁庭阐明己方观点∶“主席阁下，(假如)将太平岛认定为岛屿，这部分南海海域中的争端将成为僵局，甚至可能是永久性的僵局。中国作为强势的一方，将会继续以其国力欺压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及其他沿岸国。基于上述情势，菲律宾在此郑重向法庭指出，防止南海争议成为僵局是与仲裁庭‘维护相关海域内法律秩序’的使命相贯通的┅┅实际上，‘判定太平岛实为岩礁’的决定，将很可能是本庭为复建南海法律秩序、维护南海和平所能做出的最重要贡献。（相关各国）占领或扩建（岛礁）的诱惑从此便会消失，和谈解决中国及其领国之间纠纷的可能性也将大大提高。”
如果以上发言属实，那么仲裁法庭判太平岛是岩礁完全是基于政治因素而不是法律论证，仲裁结果完全是美日菲在背后操纵。这枚大律师和五名仲裁员真把自己当作拯救亚洲的奥特曼，连基本事实都不顾了，真是知识分子的天真啊。
从国际的反应来看，仲裁没有带来美日菲希望的压倒性支持。仲裁前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越南、菲律宾在扑腾，再加上英法有限度的支持。仲裁后还是这几个国家在嚷嚷。联合国和国际法院还特地声明没关系。
仲裁庭罔顾事实，乱判太平岛为礁，不但引起海峡两岸的共鸣，还引起了不少有类似海岛国家的不安，目前对此判例忧心忡忡的国家有：
国别/所担心岛礁
澳大利亚/ McDonald Island
法国/ Clipperton Island
巴西/ Saint Peter and Paul Rocks
日本/Okinotorishima
美国/ Howland Island, Baker Island, and Kingman Reef
因为这些岛屿的条件，跟太平岛的情况大同小异，甚至还要不如，那岂不要一起打包枪毙了？
这个仲裁，牵一发而动全身，断不是几个仲裁员能考虑周详的，我们民科也就是打酱油罢了。
- 复 大家莫急
家园 国际政治不是玩游戏，不可以存盘再来一次 参加仲裁，就是承认其法律地位，就默认了其有权仲裁，还谈其他？徒增笑柄耳。难道美国或者哪个虾米国际组织会因此给中国颁发一个“守法国家”免死金牌？中国要发展，难道还怕别人说三道四？那干脆自我爆炸，一分为七块，免得友邦人士继续惊诧不已，聒噪不已。
别国忧心忡忡，让别国人士忧心忡忡去罢，您还真以为美国日本欧洲这些流氓国家会在乎这个仲裁？这个仲裁庭不过是国际政治中若干国家找的一条狗，人会真的怕狗汪汪汪吗？不过是借机做文章罢了。
联合国和国际法院的声明恰恰说明中国的应对是正确的，换做一个鼻屎小国，联合国会鸟？美国还不派陆战队直接上岸执法？何必虚张声势先航母巡航然后迅速遁走？
这说明南海实地已经被中国占据，不管这个结果背后发生了什么，美国的舰队司令官们下次会留意这次接近距离的。
通宝推：红军迷,梓童,东方青木,唐家山,金台夕照,三笑,关中农民,飒勒青,坚持到底,老老狐狸, - 复 大家莫急
家园 这招实在不是好招 先参加仲裁，在中后期退出。这样既熟悉了情况，轮流培养了几批干部，也拖慢了仲裁节奏。仲裁这个手段，我们以后也要多用，就必须先开眼界，先会用，如果投了千把万美元能拖后2-3年，那还是有利的。有两点：
1. 目前国际上的宣传机器，并不掌握在中国手中，先参与，后退出，很容易被宣传为中国理亏，心虚，这么做的话，抛开合法性的问题，中国在气势上就矮了一节，会很被动。
2. 仲裁这个手段，不在联合国旗下操作的话，根本不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争议，简单来说，就是名不正，言不顺，这种操作，怎么可能用来培养干部？
通宝推：唐斩非,老老狐狸,
- 复 茗谈145-5
家园 本兄实在太糊涂 美国那个例子跟这个没有可比性，那个是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算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这个是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一字之差，就不是联合国下属机构了，性质差老远了。
既然不是联合国下属机构，何必去应诉？应了就是变相承认此庭的合法性了。
从技术层面来讲，区区3千万美元就想逼中国政府去打官司，这门栏也太低了吧？此例一开，后患无穷。
所以说，中国不去应诉，绝对是合法，合情，合理的。
通宝推：梓童,my8883,mezhan,盲人摸象,老老狐狸, - 复 茗谈145-5
家园 本大不妨谈谈仲裁庭是如何解释298排除声明的 这个如何回应排除声明才是干货，这个干货不谈， 哪儿来的巧妙啊。
就好像前面有一个死胡同过不去，我假装没有看到，用坦克开过去，你假装没看到就算了， 你不能赞扬我巧妙地绕去了，我也要点历史地位的啊。
通宝推：老老狐狸, - 复 茗谈145-5
家园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 跟人和人之间的交往的最大不同， 就是在国与国这个层面， 是没有“王法”这个概念的， 强权就是公理就是这个意思。
不管你们怎么“判”， 既然最后执法的还是你我的军舰， 那何必脱了裤子来放屁。 这个“国际法”，对我有利就拿来用用， 省几颗炮弹钱也是好的。 既然明摆着是个坑， 也不来搭理你， 说他是张废纸
那都是给脸了。
南海这档子事， 就是一桌麻将三缺一， 人家逼着要你陪打。明知对方出老千， 你是准备去做“千王之王”呢， 还是把桌子掀了， 邀请大家到我家来“斗地主”？
通宝推：姬水飞熊,樊逖,加东,老老狐狸, - 复 茗谈145-5
家园 本质上是一个野鸡庭，中国应诉才是见鬼 中国人从心底里不信任国际仲裁和国际法，不放心把重大的问题交给几个不认识的洋人来裁决啥叫“不放心”啊？“重大的问题”永远都不会交给洋人来裁决，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的，这是作为一个大国的底线。你在别的帖子里还提到，如果判决对中国有利如何如何。这说明你存有从法庭上占便宜的心思。这是纯粹的小国思维。大国，尤其是想当世界第一的大国，一切都凭自己的实力，如果要上法庭，只上中国自己的法庭。
至於九段线确实不符合国际法，第一，那是在现有国际法之前就有的，国际法管不着；第二，说明国际法需要修改；第三，在中国还没这个实力之前，就这么模糊着。
通宝推：知其何休,my8883,mezhan,高中三年,关中农民,df31,老老狐狸,2313234454dfs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