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按过去的方针办＂和＂按既定的方针办＂ -- 高中三年
家园 ＂按过去的方针办＂和＂按既定的方针办＂ 现在看来这罪名是天大笑话，而且很可能是被人阴的结果。
当时的说法是这样的。过去的方针＝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等等，４人帮改成＂既定的方针＂，即是企图用一个与过去不一样的方针，即是变修或走资。这罪名今天看真是天大的笑话。
光明日报还真有＂两校＂的原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内容完全是＂过去的＂方针。所以有人脑补作者＂两校＂被人阴了，一点不奇怪，＂既定＂这个词很常用，而且意思很固定，两校文是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毛主席刚逝世一个月，毛主席说＂既定的＂，可不就是等于＂过去的＂，听上去很自然，＂两校＂着了奸人暗算，一点不奇怪，如果＂两校＂知道原话是＂过去的＂，冒险改成＂既定的＂，得是多么的白痴啊。
＂按既定方针办＂，是乔冠华首先在联合国发言引用。脑补，比如有人吹风，＂毛主席说了，按既定方针办，乔外长在联合国发言也提到了。。。＂。两校不知有诈，文章一见光，啪，大胆反贼竟敢篡改圣旨，给我拿下。
http://www.reformdata.org/index.do?m=wap&a=show&catid=100&typeid=&id=1952
通宝推：hwd99,家园 本人那时是个小学生，以为两词意义有差别 而且就此一直以为两词有差别，以为既定的就是刚刚确定的，甚至理解为现在确定的。从而以为四人帮要篡改主席过去确定的方针了。这个理解一直存在脑海里，从而一直错误理解既定的这个词的含义。刚刚还特地查阅了这个词。
很不理解，为什么政变者如此明目张胆加无中生有地加罪四人帮？估计华国锋也是被人坑了，让全国老百姓看到，华的政变手法实在很拙劣？华后来被推翻，也许与此有关。
家园 对光明日报莫艾的审查结论 《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发表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没有组织关系，没有阴谋关系。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的发表，不是受“四人帮”的指使或授意。从前面介绍《永》文的选题、组稿、定稿过程看，提出写这篇文章的是《光明日报》，文章的命题、内容，也基本是《光明日报》两位领导小组成员商定，经莫艾同意的。因此，审查结论说：“原来怀疑这篇文章受‘四人帮’指使发表的问题，应予解除。”家园 这个结论的原始来源是哪里? 家园 原始来源在审查结论里，这些介绍文字大约是王忠人写的 王忠人当时是总编辑莫艾政治审查专案组组长。
1981年12月28日，中共光明日报社编辑委员会经中央宣传部批准对莫艾作出审查结论。
按照中央派驻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的成员孙中范的说法
我们接管光明日报社的时间前后有108天。在接管的日子里，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就是追查《光明日报》刊发“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的经过，并对报社负责人莫艾和孙关龙进行审查。2005年，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专门采访了光明日报国内部原主任、曾参与审查莫艾的王忠人，就莫艾和那段历史做了一期节目。我看后感觉，王忠人的讲述总体上是真实的，是符合历史的，但因为王忠人当时所处的位置不够核心，有些细微之处不够准确，比如讲是“郭玉峰找莫艾谈的话”等等。王忠人口述的历史遗漏了一个重要事实：刘西尧任组长的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在主导对莫艾和《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发表过程的审查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调查否定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是“四人帮”授意制造的“反党夺权的信号”的说法，辩证地看待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特殊历史情况下出现的问题和犯错误的同志，率先提出了解除对莫艾等人隔离审查的意见，保证了报社“揭、批、查”运动没有过多伤害干部，从而使报社的各项工作快速、稳妥地走上了正轨。也就是说，在领导报社揭批查工作时，我们没搞“左”的那套，这在当时也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对莫艾等人的审查重点，放在他们与“四人帮”的关系问题上。经过各方面调查，临时领导小组的同志认为：莫艾同姚文元只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没有单独的组织联系。特别是当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后，莫艾主动把自己在光明日报社三年的工作记录、电话记录（包括姚文元的谈话）、来往信件等毫无保留地上交，态度还是端正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是报社根据当时中央的宣传要求自己决定约的稿，不是姚文元等授意的。“梁效”的初稿是9月24日写出，9月30日莫艾签发定稿版面，定稿时间是在华国锋10月2日戳穿伪造遗嘱阴谋的前3天。这就排除了文章是“四人帮”针对华国锋批示而授意写作和发表的问题。因此，文章的发表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
家园 借口，只是需要一个借口 至少没有“毋须有”
家园 源自一次错误的会议记录 1976年9月16日“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公开发表“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第一篇文章。在事后的审查中，根据社论起草者的回忆
参加起草的只有人民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社两家。红旗杂志社一人参加了领导机构“六人小组”，并任召集人，另一人则为写作小组成员（以下分别简称“召集人”和“成员”）。“成员”是姚文元亲自从上海调入红旗杂志社的，他参加了社论起草的全过程。“召集人”和“成员”在后来的回忆基本一致，只是个别事实有出入。他们的叙述可以证明：姚文元不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发明者；社论起草者也不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发明者，是他们从别处引用过来的。综合社论起草者的回忆，他们写“按既定方针办”的根据有三：一是中央6月电报提到毛泽东的两条最新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针办”；二是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均有人参加七八月间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听到过谷牧传达“按既定方针办”；三是新华社8月或9月的《内部参考》上有一篇材料，曾以黑体引用“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很重要的一个来源是出自国家计委办公厅陈斐章的会议记录。
在1976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捣乱，斗争很激烈，加之发生百年不遇的唐山大地震，会场乱哄哄。一天，华国锋拿着陈斐章等人起草的稿子宣读，中间离开稿子讲了几句话，内容即是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华说，毛主席讲：“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在华国锋停顿的时候，王洪文突然插话，还有“你办事，我放心”呢。接着，华国锋又把“你办事，我放心”说了一遍。由于人多听不清，担任记录的陈斐章只听清“不要着急”，至于什么“方针办”，没听清。情急中，陈斐章顺连其意，写成“按既定方针办”。会后，陈斐章整理华国锋讲话稿，发现记录与原话不一致，即请示当时的领导，也是组织和服务这次座谈会的计委一位副主任核实，而他未核实就发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