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推荐一个帖子----毛泽东和文革大起底 -- 不要胡说

当初我也追过崇新岳的书，并不太认同他的观点，并且认为他的这本书有点纪实文学的意味并且过多偏向于文学。

但是他整理的资料还是很认真的，所以想要一下，保证不用于任何商业和公开用途，只限于个人阅读。

这小说写的好可以在起点上架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28）/ 点评：三条路线斗争（1）

　　前面我们说到中国三巨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虽说他们都很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他们三人参加革命的“终极目标”是有所不同的。在战争年代，三巨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打倒蒋介石，成立新中国”，所以他们是团结一致的。当蒋介石打倒了，新中国成立了，三巨头的共同目标达成之后，他们之间团结一致的基础也就悄悄瓦解。

　　新中国成立后，怎样设计这个“新中国”，或者“新中国”朝哪个方向发展，三巨头有完全不同的想法，这时，他们参加革命的“终极目标”的不同，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三巨头的不同想法，按照当时的术语来说，就是他们三个人有完全不同的三条路线。

　　第一条是刘少奇路线，也可以称为“资本主义路线”。刘少奇的理想，是把中国建设成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富强之国。刘少奇认为共产主义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或者是很久以后将来的事情，在目前的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刘少奇认为人都是有私心的，而且这种私心是无法改造的，我们应该利用人的私欲和贪欲，用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来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建设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新中国，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新中国。

　　毛泽东在1967年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时，谈到了党内的资本主义路线，他说：“胜利以后，我们党内暴露出一部分人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他们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民族资本主义他就不赞成了；把土地分给农民，他们是赞成的，组织合作社，他们就不赞成了。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的老干部。”

　　当然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按照马克思的学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国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必然是资本主义，或者说中国必须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列宁曾说：“美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最适合搞社会主义的国家，美国将最早地实现共产主义。”

　　第二条是毛泽东路线，也可以称为“共产主义路线”。毛泽东的理想是在他的有生之年，把中国建成一个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人间天堂。毛泽东是坚信共产主义的，他认为共产主义不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而且是一条立即可以实现的康庄大道。毛泽东认为人的私心是可以改造的，可以用共产主义教育的方式，把每个人都改造成张思德、白求恩、雷锋那样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者，用思想教育来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天堂。【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29）》*****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29）/ 点评：三条路线斗争（2）

　　【接前】严格地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路线并不符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是个创新的人，从来不迷信古人，不迷信书本，也不迷信马克思。马克思说“社会主义不能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可是列宁推翻了或者说发展了马克思理论，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了社会主义。列宁说“夺取政权只能靠工人阶级武装暴动”，可是毛泽东推翻了或者说发展了列宁理论，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夺取了政权。因此，毛泽东不迷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他要打破马克思的框框，让中国连跳两级，跳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发展阶段，从封建主义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第三条是周恩来路线，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路线”。周恩来反对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他也不迷信马克思，让中国跳一级，跳过资本主义这个发展阶段，从封建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有可能的。不过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连跳两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冒进路线。周恩来主张建设社会主义要稳打稳扎，不能操之过急，我们一代人的目标，只能是建设社会主义，等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之后，再设想共产主义的蓝图。

　　辩证法强调一个问题都有它的两面性。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来看，毛泽东和周恩来让中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想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可是从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来看，毛泽东和周恩来让中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想法，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论”，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不可能和平过渡，必须用阶级斗争的暴力手段来完成。马克思在著名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既然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那么如果中国先搞资本主义，那就意味着中国今后还必须经过另外一次流血的暴力革命，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果跳过资本社会直接搞社会主义，就可以避免一场无产阶级的二次革命。难道中国非要搞一次资本主义？难道非要让资本家来培养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然后再由这些“掘墓人”起来造反推翻资产阶级吗？中国革命已经付出了几百万的人流血牺牲，难道非要再来一次大流血的二次革命吗？

　　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来看，让中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想法是合理的。其实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只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所不同。这就像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都是信仰上帝的，他们的教义都是一本《圣经》，只是因为对上帝的理解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30）》*****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30）/ 点评：三条路线斗争（3）

　　【接前】既然中共三巨头有三条不同的路线，那么在中共党内，特别是掌握实际权力的高官大员当中，哪条路线最受支持，或者说大家更愿意走哪条路线呢？答案是：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

　　中国共产党自称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农民革命党。它的绝大部分党员，都是来自农民或小生产者，根本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物质目标：为了改变自己的贫苦命运，过上好的生活。

　　这些人的思想，基本上停留在几千年来“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旧思想。在他们看来，现在革命成功了，我们就应该享受我们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胜利果实。他们的思想中，革命的目的就是夺取“国家”这个大蛋糕，现在大蛋糕到手了，应该根据每个人对革命贡献的大小，论功行赏，每人分得一块相应大小的蛋糕。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虽然本身并不是这样庸俗的理念，但它事实上迎合和助长了这种庸俗理念，所以得到大部分党员的支持与赞同。

　　大部分党员支持刘少奇路线，还有另外一个传统的原因。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政治体制中，一直是“食肉者谋”的精英政治，从来没有人民大众参政议政的所谓“大众政治”思想。中国传统的精英政治理念，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我们当家作主，人民为我们服务”。刘少奇的思想，基本上是旧中国的精英政治思想，刘少奇路线的具体表现就是“我们当家作主”，他要让共产党替人民当家作主，很符合大部分党员的旧思想旧观念，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

　　毛泽东的名言是“人民当家作主，我们为人民服务”，这与旧中国精英政治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当共产党夺取天下之后，高官干部们翘首以盼，等着毛泽东来论功行赏，瓜分这个大蛋糕。可是毛泽东的作法却不能满足大部分党员的物质欲望和庸俗理念，他不仅不瓜分这个蛋糕，还要让干部们“为人民服务”，这就让他们大大失望，大大不满了。这样一来，毛泽东在党内就变成少数派，有时甚至是孤独的。

　　毛泽东在1967 年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还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最后我们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吧！”

　　中国精英政治的理念，是不赞成老百姓参政议政的，他们的座右铭是：“你们不要关心国家大事，最好是莫谈国事，由我们来为你们作主。”刘少奇的路线就是这种精英政治的观点，他主张共产党替老百姓当家作主，不赞成老百姓参与政治。刘少奇的代表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论述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如何当好一个合格的“人民的主人”。【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31）》*****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31）/ 点评：三条路线斗争（4）

　　【接前】与刘少奇的著作相反，毛泽东的著作到处都是“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毛泽东是赞成老百姓参政议政的，他对人民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这与五千年来的旧中国政治理念截然相反。毛泽东的思想更接近西方的大众政治思想，尽管毛泽东没有说民主选举，但他号召共产党走“群众路线”而不是走“精英路线”，号召人民“关心国家大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

　　一些人说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不存在路线斗争，只是一场单纯的权力斗争，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什么是权力斗争呢？如果不管是毛泽东掌权还是刘少奇掌权，中国的发展方向都是一样的，“谁上台都一样”，那么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就是单纯的权力斗争。可是事实上，毛泽东掌权，中国朝共产主义的方向走；刘少奇掌权，中国朝资本主义的方向走，绝不会出现“不管谁上台都一样”的情况。所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尽管有权力斗争的部分，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真正的路线斗争。

　　周恩来的路线，介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他的政治思想也介于精英政治和大众政治之间。周恩来不赞成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主张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他的政治底线。1961年中国各地都在搞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即所谓的“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试点，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都表示赞成，但没有看到周恩来表示赞成的记录，毛泽东当然就更不赞成了。

　　且不说周恩来的路线是否容得下人们的私心，也不说他是否可以挡得住大多数党员希望“升官发财”的物质欲望，至少他是自觉地愿意继续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道路，与刘少奇想把中国带上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之路，还是不一样的。

　　新中国成立后，掌握最高权力的三巨头，每个人的政治理念不同，有不同的三条路线，这就意味新中国必然难以避免一场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按照辩证法，每件事情都有它的内因和外因，那么三巨头政治理念的不同，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内因了。

　　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没有一个强力的掌舵人来扭转航线，任凭中国自由发展的话，中国会自发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想力挽狂澜，想强行改变中国的自发发展方向，结果毛泽东失败了，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待续】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19）/ 点评：中共“四巨头”（1）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人们把中国共产党内的四位德高望重的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称为“四大领袖”或“四巨头”。新中国的六个最高职位：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都由这四巨头包揽。毛泽东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刘少奇任国家主席，朱德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除了刘少奇被打倒以外，其他三人都是到死为止的终身任职，无人能撼动他们的位置。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四巨头”的来历。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农民军700多人登上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块“农村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的残部2000多人，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农民军会师，两者合并成为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朱德带来的人多，所以朱德任红军总司令；而井冈山的地盘是毛泽东的，所以毛泽东任总政委。中共的体制是政委有最后决定权，实际上毛泽东成为了红军的最高领导人。

　　虽说毛泽东是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还必须接受党中央的领导。那时中共的实际领导人是王明，可是毛泽东的名气，却反过来大大超过他的顶头上司王明。这是为什么呢？

　　最巧妙的宣传，不是自己出钱出力去搞宣传，而是让别人出钱出力来替自己宣传，毛泽东正是巧妙地利用敌人来宣传自己。他领导的红军所到之处，就在墙上写上一个革命标语，然后署名“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这样一来，新闻报纸马上把红军称为“朱毛红军”，国民党更是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扬要剿灭“朱毛匪军”，磨刀霍霍地扬言要“杀朱拔毛”，甚至还编了儿歌“出了朱德毛泽东，杀人放火样样干。”

　　毛泽东和朱德借着敌人的宣传力量，一举成为中国共产党最著名的人物。当时中共还是一个秘密组织，并不公开自己的最高领导人，所以即使是在红军中间，一般的红军士兵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从敌人大肆开动的宣传机器那里，都知道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大名，很多人都误以为毛泽东和朱德就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这个由敌人宣传起来的名声，对于他后来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我们后面还要提到。【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20）》*****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20）/ 点评：中共“四巨头”（2）

　　【接前】就在毛泽东把江西“农村根据地”搞得有声有色的时候，周恩来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总部悄悄地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层，党内的地位已经高于毛泽东。毛泽东的性格放任，攻击性强，不太听话，很难让上司喜欢。所以毛泽东这个人，要不然当第一把手，要不然什么都不当，他是不适合给别人当副手的。毛泽东带队伍上井冈山时，是违反上级指示自作主张，而不是遵命行事。只是因为毛泽东在井冈山搞得好了，上级党中央才追认了他的行为。而周恩来的性格与毛泽东相反，自制沉稳，亲和力强，比较听话，上司一般都很喜欢，是非常理想的当副手的人才。

　　1931年党中央从上海迁到江西根据地后，因为毛泽东说话放肆，不听话，上级领导们都不喜欢毛泽东，很快他就被撤掉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排挤出军队，只保留一个象征性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高级虚职。之所以还给毛泽东保留一个高级虚职，是因为他在敌人那边的名气太大，如果毛泽东被撤职的消息传出去，就会大大鼓舞敌人，这是中共领导层所不愿看到的。后来红军长征时，有人又提出把不听话的毛泽东留在江西，不带他去长征，可是上级领导们还是考虑到，如果大名鼎鼎的毛泽东被国民党抓住或打死，就会大大鼓舞敌人的士气，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带着毛泽东一起长征。这些都是后话。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毛泽东被撤职的事。不听话的毛泽东被撤职后，听话的周恩来接任红军总政委，在一段时间当中，周恩来成为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成为周恩来的部下。周恩来上任后，请来两位高人当他的左右手：一位是外国军事专家李德，另一位是留洋将军的刘伯承。周恩来请李德当军事顾问，请刘伯承当红军总参谋长。

　　李德是德国人，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军事顾问，毕业于苏联著名军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并亲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科班出身的职业军事专家；刘伯承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三年，是中共将领中极少的在外国学过军事的“留洋将军”。

　　当时周恩来按照“常识”来思考：毛泽东只是一个国内二流师范学院毕业的大专生，除了读过几本《水浒传》之外，没学过任何军事理论，勉强算一个“业余军事家”吧。相比之下，李德是外国军事专家，刘伯承是留洋将军，他们的军事指挥水平，理所当然应该比毛泽东高明很多吧。即使把这件事放在今天，我们也不应说周恩来选择李德和刘伯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一个是外国专家，一个是留洋博士，而毛泽东不过是一个专业不对口的大专生，不管从哪个标准选，也不会选毛泽东吧。【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21）》*****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21）/ 点评：中共“四巨头”（3）

　　【接前】可是事实超出了周恩来的想象，真的打起仗来，李德这个外国专家和刘伯承这个留洋将军，还真不如毛泽东这个专业不对口的大专生。这时周恩来才明白过来，毛泽东是一个军事天才，对于天才来说，“常识”的标准是不适用的。1935年遵义会议的时候，周恩来主动支持毛泽东重新回来指挥军队，并甘当毛泽东的副手，树立起毛泽东在军队中的领导权。

　　周恩来虽然成为毛泽东的副手，真心辅助毛泽东，但他在军队中还是有相当的势力，甚至大大超过朱德这位军界元老。抗战爆发后，中共建立两支武装“八路军”和“新四军”，八路军总司令是朱德，但八路军的实际领导人是毛泽东，而新四军的实际领导人则是周恩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八路军是毛泽东的嫡系部队，而新四军是周恩来的嫡系部队。

　　抗战结束，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改编成为解放军，到1949年形成五大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兵员16万，司令员彭德怀；第二野战军，兵员28万，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第三野战军，兵员82万，司令员陈毅；第四野战军，兵员150万，司令员林彪；华北野战军，兵员24万，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部队。第一野战军是亲毛泽东的部队，第二野战军可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势力对半，因为刘伯承是亲周恩来的，而邓小平是亲毛泽东的，第三野战军是周恩来的嫡系部队，第四野战军是毛泽东的嫡系部队。

　　正如毛泽东所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党内部也是一样，谁的枪杆子多，谁的势力就大。在1949年，亲毛泽东的军队合计约204万人，亲周恩来的军队合计约96万，毛泽东的军队占有绝对的人数优势，这就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不过周恩来在军队的势力也不可低估，毛泽东对周恩来不得不让三分，让周恩来掌握中国第二大的实权。后来刘少奇和林彪，虽说在党内排名上一度高于周恩来，但他们的实权，都赶不上周恩来这个国务院总理。

　　朱德是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在军队中可以算是资格最早的元老。朱德的打仗水平其实也不差，但常言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不幸的是朱德遇到毛泽东这个军事天才，一下子就被“比”下去了。在井冈山时期，经常是毛泽东和朱德各带领一支队伍去打仗，往往是毛泽东打胜而朱德打败，或者是毛泽东大胜而朱德小胜，这样朱德在军队中的威信就越来越低，人们普遍认为朱德指挥打仗是不行的。其实并不是朱德不行，而是毛泽东太行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22）》*****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22）/ 点评：中共“四巨头”（4）

　　【接前】后来朱德也看出自己不如毛泽东，干脆就把军权让出去，让给毛泽东去干，他只是挂一个总司令的名。朱德这个挂名总司令，从红军总司令，到八路军总司令，到解放军总司令，一直挂了下来。在党内，朱德也基本不管事，这个“不管事”，又反过来成为朱德在党内一直身居高位的法宝。一个人管的事越少，得罪的人就越少，遭到的反对也就越少。朱德不管事，也就不会得罪人，大家都说朱老总是好人，老实厚道，没有人去为难朱德，没有人要把朱德拉下来。

　　但朱德的不管事主义，老好人主义，只能保住他一个人的位置，却不能拉起一支拥戴朱德的团队。因为朱德不管事，不去为他的手下人争地位和争利益，所以在朱德手下干得不到什么好处，当然也就不会有人为朱德卖命了。这样一来，中共四巨头当中，毛泽东有一个团队，周恩来有一个团队，刘少奇也有一个团队，只是朱德基本上是光杆司令一个。即使朱德是一个光杆司令，但他的资格极老，口碑极好，在党内依然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刘少奇的情况相对比较简单，因为他在1949年以前，一直是负责领导“白区”工作的，基本没有插手军队的事情。所谓“白区”，指的是在国民党占领区做地下工作。当时中共在白区的党员人数较少，远不如红区的人多，但从事地下工作的地下党，都是十分能干的精英，他们的个人才能，总体上要大大高于“红区”的农民干部，因此“白区”共产党的总体实力，也是相当可观的。这样一来，作为白区干部总领导的刘少奇，在党内也就有了相当的实力。

　　还有，刘少奇的工作性质，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军头没有工作来往。一旦没有了工作来往，也就不会产生矛盾和恩怨，所以军方各派对刘少奇在党内占据第二把手的高位，反而没有特别大的异议。

　　最后，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我们把毛、周、刘、朱这“四巨头”在党内的实力，用百分比来表示。在1949以前，毛泽东派大约占50%的实力，周恩来派大约占30%的实力，刘少奇派大约占15%的实力，朱德派大约占5%的实力。当然这些数字不能说是非常精确的，但基本上反映了“四巨头”的实力对比情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一个胜利的终点，又是一个难关的起点，这个难关就是怎样分配胜利果实。历史上革命成功之后，因为分配胜利果实或“分赃”不均，引起自相残杀的内讧、内乱、内战的例子，可以说枚不胜举。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就爆发了一场所谓“军阀混战”的内战。这场内战的本质，就是因不满分配胜利果实而引发的内讧。所以毛泽东带领解放军从贫穷的延安打进繁华的北京城之后，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分配胜利果实的问题，这是对毛泽东掌权能力的一大考验。【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23）》*****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23）/ 评解之二 中共“四巨头”（5）

　　【接前】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共四巨头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党、政、军”这三大权力中心的权力分配是这样的：

　　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刘少奇第一副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副主席。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周恩来第一副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副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

　　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副主席

　　政务院：周恩来总理。

　　全国政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

　　因为当时还是战争体制，四巨头在党、政、军方面都有交叉任职，没有清晰的权力分配。直到1954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真正进入和平时代，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四巨头才进行清晰的权力分配，分配结果是：

　　毛泽东的势力最大，任中央军委主席，主管最重要的军队，也就是管“枪杆子”；

　　周恩来的势力第二，任国务院总理，主管第二重要的政务，也就是管“钱袋子”；

　　刘少奇的势力第三，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主管党务兼宣传，也就是管“笔杆子”；

　　朱德的势力最小，基本上没得到什么实权，只是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副主席等有职无权的虚位，成了一个“花瓶子”。而且因为解放军体制改革，取消了总司令，这样朱德从井冈山时期开始，连续当了26年的军队总司令的职位，也莫名其妙地失去了。

　　在这次权力分配中，朱德实际上被排挤出局，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三巨头之间的权力分配还是比较清晰的，基本上排除了交叉任职的情况。在新成立的中央军委中，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没有任何职务，他们两个在名义上彻底退出了军队。但周恩来这样在军队中根子很深的人，名义上退出军队，实际上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周恩来退出军队时还留下两个亲信：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和总参谋长粟裕大将，成为他影响军队的基石。粟裕是原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是军队中战功仅次于林彪的第二大功臣。

　　毛泽东独揽军权之后，在各方面抑制周恩来派系的原新四军出身的人。比如1955年军队评十大元帅，最初的方案是九大元帅，原新四军和第三野战军出身的人一个也没有。后来经过周恩来力争，才让原新四军军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成为排名第六的元帅，但粟裕就没能成为元帅，很多人为这位解放军中战功第二的名将没有成为元帅而深感不平。另外还有四名原新四军的高级将领，李先念（原新四军第五师师长）、谭震林（原新四军第六师师长）、邓子恢（原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张鼎丞（原新四军第七师师长），按条件应该授予大将军衔，但都没有被授予军衔。

　　毛泽东对胜利果实的分配还是比较成功的，除了高岗、饶漱石等人对分得的权力不满，被打成反党集团之外，三巨头对这次权力的分配基本满意。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这之后，三巨头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但斗争的起因，并不是因为对这次胜利果实分配的不满，这与历史上经常发生的“分赃不均”的内斗，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本节完】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24）》*****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09）/ 毛刘的交恶（1）

　　1964年12月15日至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社会主义教育”中的一些问题。从这个会议的议题就可以看出，它本应是一个没有悬念的轻松愉快的会议。参会的高官们个个抱着轻松的心情，来参加这次会议。然而他们没有料到：这次会议竟然是一个潘朵拉的盒子，一打开盖子，就把中国引入一场长达十三年的混乱，几乎参会的高官没有一个逃脱得了悲剧色彩的沉沦与复生。

　　参会的文武高官都是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才爬到这个位置上的。在当时贫穷的中国人民中间，他们还谈不上十分富有，但他们对自己的地位还是满意的。1964年12月15日的会议开幕式上，各位高官已经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他们习惯性地等待永远是最后一个到场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核心，所有重大会议一贯是毛泽东坐镇。1959年毛泽东宣布“退居二线”，也就是不再直接过问中共党内的具体事务，由刘少奇接替毛泽东，主持中共党内和国家的大事。尽管刘少奇是“一线领导”，毛泽东是“二线领导”，但毛泽东的影子、毛泽东的威慑，一天也没有消失过。

　　正当大家在和祥的气氛中，静静等候毛泽东到来的时候，刘少奇出现在以往毛泽东坐的主持人位置上。一贯不苟言笑的刘少奇，几乎在任何场合都板着一副微皱眉头的脸，一身中山装永远笔挺合身，过早白了的头发，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66岁要老很多。长年从事白区地下党工作，养成刘少奇喜怒哀乐不露声色的作风，幽默和调侃完全与他无缘。刘少奇主持会议时，更是没有废话，开口便语出惊人地说：“主席身体不好，且处于二线，这次工作会议只是研究一些具体问题，他的一些意见已经转告了各地，就不必请他参加这次会议了。”

　　刘少奇的话让到会的众位高官惊奇得你看我，我看你。为什么刘少奇的话让大家如此吃惊呢？因为毛泽东退居二线之时曾有约定，一般性的中共工作会议他不参加，但重要会议要请他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各个省的领导都来参加的全国性大型会议，这样的重要会议按照惯例，是应该请毛泽东参会。可刘少奇却说“不必请毛泽东参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众高官在多年的官场生涯中，虽说已经炼成“喜怒不形于色”的功夫，但各种复杂的表情，还是隐隐约约地跳到一些高官的眉宇间。从他们微微张开的嘴角，流露出各种大胆的测想：

　　“莫非毛泽东真的彻底退休，把大权交给刘少奇了？”

　　“莫非改朝换代的前奏即将开演？”

　　“莫非……”

　　高官们隐藏起心中的胡思乱想，饶有兴趣地竖起耳朵继续听刘少奇讲话。刘少奇说：“我多次强调，没有去蹲点的人，就没有发言权，就没有资格做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地委书记……”

　　到会的高官们都知道，刘少奇曾在湖南省蹲点44天，而毛泽东从未蹲过点，所以刘少奇说的“不蹲点就没有发言权”的话，大家都感到有影射毛泽东的味道。【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10）》*****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10）/ 毛刘的交恶（2）

　　【接前】刘少奇与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左右手，按照个人资历、威望、业绩，当然是周恩来远在刘少奇之上，但毛泽东偏偏把刘少奇提拔在“第二把手”，周恩来变成“第三把手”，这无形中也助长了刘少奇的傲气。

　　这时，周恩来浓浓的双眉平静地横卧在他那双清澈深邃的眼睛之上，对着一板一眼讲话的刘少奇，更是一副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个字的样子，甚至掏出一个小本子来记录。这又像要鼓舞刘少奇那颗亢奋的心，又像要节制刘少奇那越来越放肆的口吻。

　　在周恩来那滴水不漏、谦虚谨慎的儒家风范中，无疑两层意思都包含，可是刘少奇更愿意理解成鼓舞，他继续大胆说下去：“这几年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乱指挥下去，是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

　　这话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乱指挥”是指谁在乱指挥？“跌下台”又是说谁要跌下台？很明显，这些话都不点名地指向毛泽东。刘少奇又说：“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

　　这简直就是要否定毛泽东思想了。一贯紧跟毛泽东的刘少奇，党内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现在要向毛泽东挑战了！

　　毛泽东虽然没有被告知参加这个会议，但毛泽东什么都不缺，其中最不缺的就是“耳目”，那才真可谓“主席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刘少奇既然敢这么说，当然也不怕毛泽东知道，这才叫挑战嘛。

　　毛泽东听到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果然生气了。如果这些挑战的话是别人说的，毛泽东倒也不至于这么生气，可是刘少奇这个挑战者的挑战资本却是毛泽东给的。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全力提拔与扶持，刘少奇怎么可能会有党内第二把交椅的地位？刘少奇用毛泽东给他的资本来挑战毛泽东，让毛泽东难以压抑住胸中的忿怨之火狂烧。鲁迅说过：“假如同一阵营中的人，从背后给我一刀，我对他的憎恶和鄙视，是明显在敌人之上的。”毛泽东现在的心情正如鲁迅说的那样，除了生气，毛泽东更有一种男人的怨恨：“老子提拔你，你小子却反过来爬到老子头上拉屎拉尿来了！”

　　无疑，毛泽东已经把刘少奇的挑战之举，看成是最不逊的冒犯，即冒犯了“义”。所谓“义”是自古以来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必须遵守的理念，这种“义”超出了骨肉之情，也超出了人的本性，比生命还宝贵。毛泽东虽然被誉为“共和国的缔造者，”但在这之前，毛泽东首先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无法超脱汉民族“忠义”思想的男人。毛泽东无法容忍这个“忘恩负义”的挑战！毛泽东要说话了，毛泽东要行动了，毛泽东要反击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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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11）/ 第一节 毛刘的交恶（3）

　　【接前】毛泽东虽然生气，但他也没有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直接去找刘少奇问罪。因为这样就成了莽汉的吵架，太没有政治斗争水平了。毛泽东绕过刘少奇给周恩来打电话，用质问的口气说：“这么重要的会议，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这次社教究竟要搞什么？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什么？都没有完全搞清楚。为什么不让我谈谈我的意见呢？我有话要讲！我虽然退居二线了，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吧？”

　　毛泽东给周恩来打电话的用意有两个：第一个用意是把他的不满，通过周恩来转告给刘少奇；第二个用意是表示对周恩来的信任，拉拢周恩来和他一起反刘少奇。

　　周恩来是非常成熟的政治家，他马上领会的毛泽东这个电话的用意。周恩来明显地感到，近年来毛泽东开始疏远刘少奇，而向自己靠近。尽管毛泽东多次有意无意地向周恩来透露他对刘少奇的不满，但周恩来从来没有发表过自己的意见，这次也是一样。周恩来立即在电话中回答说：“我马上把主席的意思转达给少奇同志。我们大家都欢迎主席来讲话，这个会一直要开到12月28日才结束，请主席12月20日过来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好吗？”

　　毛泽东很满意周恩来明白自己的心意，立刻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12月20日去参加会议。于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会议，就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了。

　　参加12月20日这次会议的人，都知道毛泽东今天来开会是冲着刘少奇来的。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偏偏刘少奇这天为马上要开幕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准备工作而缠身，以分钟为单位安排的日程表，从早上就一环接一环往后拖了五分钟，一共办完六个议事。结果刘少奇在毛泽东已经入座后，居然还没有到场。

　　前面说过，毛泽东是永远最后一个进场的，在毛泽东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等”这个字，况且，他今天就是应刘少奇的挑战而来的。毛泽东见刘少奇本人还没有来，于是很不高兴地用讽刺的口吻说：“我们的秦始皇哪里去了，怎么不积极了？”近年来，毛泽东一直把刘少奇戏称为“秦始皇”。

　　大家都抿着嘴不吭声，还是邓小平有胆量，回应毛泽东说：“少奇同志说马上就到，让我们先开始。”

　　毛泽东气呼呼地说：“这样重要的会议，许多情况我却不了解，也没有人向我汇报。我还是党的主席，就已经遭到这样的待遇，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很难说了。依我看，你们这两年来右倾很严重，从三届人会的准备工作就表现出来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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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12）/ 第一节 毛刘的交恶（4）

　　【接前】“说曹操，曹操到”，毛泽东这边话音刚落，刘少奇就匆匆忙忙地进门来了。大家以为刘少奇要先到毛泽东面前，为自己的迟到道歉几句，可是今天的刘少奇像吃错了药，一改平时对毛泽东毕恭毕敬的姿态，只是礼节性地朝毛泽东点点头，或者说是事务性地朝毛泽东点点头，淡淡地解释一句：“有点事情被缠住了。”

　　毛泽东心情不快，撇了一下嘴唇，又用讽刺的口吻对刘少奇说：“你现在是个忙人，我是个闲人。你来了你就先讲话，发一个号令嘛，因为你是国家主席嘛。”然后毛泽东转向大家说：“今天由少奇同志主持会议吧。”

　　建国以来，只要是毛泽东参加的会议，理所当然毛泽东便是会议的主持人。今天毛泽东居然一开金口，让刘少奇主持会议，大家摸不着毛泽东的意图，既不好说反对，也不好说赞成，于是大家就干脆把眼睛从毛泽东那里移开，每个人低着头，面无表情地装作看桌上的文件。

　　刘少奇当然也不至于傻呵呵地真的主持起会议来，他比谁都了解毛泽东，会议主持人意味着主舵方向，这个大权，只要毛泽东在，就非毛泽东莫属。于是刘少奇急忙再三执意推却，毛泽东似乎满意地咬了一下嘴唇，改口说：“那么就请少奇同志先讲话么。”

　　刘少奇以为自己推掉毛泽东让他主持会议的建议，谦逊的姿态也表了，毛泽东应该满意了，于是就不再推让，首先开始发言起来。

　　自从毛泽东搞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惨败后，他不得不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国家经济和恢复和调整。这几年刘少奇主持搞经济恢复，十分成功，这使得刘少奇的威信骤然上升，他自己也不免有点飘飘然起来，甚至放肆地自喻自己是“非常时期大总统”。

　　随着刘少奇的威信和地位的上升，很多中央高干和地方大员，渐渐开始把刘少奇奉为神明，在党内逐渐形成一种不成文的“看法”：毛泽东是一个过了时的革命家和军事家，不懂经济，毛泽东领导干革命、打江山是英明伟大的，但让他来领导搞经济建设就不行了。今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毛泽东这样不懂经济的人，就好比旧时代的恐龙，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让位给刘少奇这样懂经济建设的人来领导。”

　　在这种“看法”的笼罩下，毛泽东的话，在党内越来越被当成是耳边风。虽说表面上人们对他的态度还是那么毕恭毕敬，可是转眼就把毛泽东的话丢到脑后去了。毛泽东也明白自己的处境，一次会见外宾的时候，他对外宾幽默地说：“他们把我当作死去的祖先，供在庙里，涂了金粉，束之高阁。”【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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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13）/ 第一节 毛刘的交恶（5）

【接前】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回到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在众人的目光聚集下，开始讲话：“开了几天会，几个同志发了言，讲了不少问题，提出了问题，基本点是一致的：就是必须下去蹲点……”刘少奇的讲话内容中，丝毫没有提到毛泽东，果然是把毛泽东当成“死去的祖先”。

刘少奇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毛泽东看着刘少奇，脸上的不爽表情越来越明显。过去刘少奇讲话，不时要停下来征询一下毛泽东的意见，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刘少奇在1945年的七大报告中，有104处说到毛泽东的名字，1956年的八大报告中4次说到毛泽东的名字，而到了1964年的今天，刘少奇似乎忘记了毛泽东的存在，只顾讲自己，居然一次也没有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更没有任何要向毛泽东征询意见的表示。

刘少奇继续说：“地富反坏当了权都坏，不会有什么好的，问题是贫下中农当权。只要把这个经验整理出来，对全国的‘四清’运动都是有启发的。王光美的经验也是有重点的……”刘少奇这里说的“四清”运动，主要是整顿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集体财产的问题，所谓“四清”就是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

毛泽东见刘少奇既不提到他，也不来征询他的意见，只得主动打断刘少奇的话，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

这里毛泽东说的“四不清”干部，指的是有经济问题的基层干部，即账目不清楚，仓库不清楚，财务不清楚，工分不清楚。毛泽东继续说：“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我们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要管那些当权派，共产党的当权派！他们带头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群众出几个贪污的，多吃多占的，算什么！”

毛泽东又一次把他独创的新名词亮出来，就是咄咄逼人的三个字“当权派”。无独有尔，十二年前的1942年，毛泽东发明一个“宗派”的新名词，掀起了延安大整风，把得宠斯大林于一身的王明从赫赫显要的党内第一把交椅上成功地拉了下来。现在毛泽东说的“共产党的当权派”，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自己。只要刘少奇稍微一个转念，就不难悟出“当权派”这三个字里隐藏的凶兆！

是刘少奇一时糊涂了？还是刘少奇豁出去了？毛泽东说“中心问题是整党”，刘少奇却提出不同看法，说：“整党当然重要，但群众中也有严重的歪风邪气，不整也是不行的。‘四不清’分子有相当的势力，已经成为一个大的集团，抓不住他们，他们就要造反！”

过去的刘少奇，极少在会议上与毛泽东唱反调，一旦看到毛泽东的不满，就立即修改自己的主张，消除与毛泽东的分歧，或者通过自我批评达成谅解。但今天的刘少奇，已不再是过去那个刘少奇了，开始公然与毛泽东唱反调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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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14）/ 第一节 毛刘的交恶（6）

　　【接前】毛泽东心中的不爽和不满，进一步发展到生气，他反驳刘少奇说：“群众中的歪风邪气当然要整，但首先要整党，整当权派。对待群众中的问题和对待当权派的问题，处理不能完全一样，要有个重点。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的关键，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有一首诗中说‘擒贼先擒王’，这句话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豺狼倒了，剩下的狐狸再慢慢‘清’嘛。群众就怕你不搞那个大的，不搞那个当权派。”

　　刘少奇也不退让，继续与毛泽东唱反调，说：“当权派也要具体分析。有些坏干部与地富关系很密切，地富反坏分子混进组织，包括漏划的地富变成贫农和共产党员，也是当权派。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名种矛盾交叉。”

　　毛泽东有点不耐烦地说：“不管有多少矛盾交叉，首先要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再次唱反调，说：“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有的，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还有什么‘派’？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被刘少奇问住了，一急之下，脱口说出：“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部部长。

　　中国人都是死要面子的，明知自己错了，但为了面子，不仅死不认错，还要坚持错误。毛泽东作为中国人，也很难免俗，他明白自己刚才是一时的气话，不能算数的，但他也不肯收回这句话。后来毛泽东这句随便脱口而出的气话，“文革”时居然被红卫兵奉为圣旨，把张霖之活活打死。

　　与会的常委们见毛泽东说出气急败坏的话，却没人敢出来调解，大家的目光都投向周恩来，希望他出面来调解一下毛主席和刘主席，这两位主席的对立情绪。

　　周恩来本是党内调解矛盾的高手，各种人事矛盾经周恩来一调解，常常都能化干戈为玉帛。要是在往常，早在两位主席搞得这么僵之前，周恩来就会出来打圆场了。可是今天，周恩来也一反常态，垂下浓密睫毛，两眼看着桌上的文件，右脸的酒窝不再有表情呈现，一言不发。

　　周恩来不出来打圆场，其他人就更不敢说话了，连邓小平也耸拉着他那下斜的眉毛，会场陷入死寂一般的沉静。【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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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15）/ 第一节 毛刘的交恶（7）

　　【接前】毛泽东见众人都不说话，只好转开话题说：“‘四清’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重点就是当权派。抓不往问题的关键，工作就会走了样。”

　　刘少奇却不买毛泽东的帐，在众高官的沉默中，继续一个人唱反调说：“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这是主要的。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名种矛盾交叉在一起……”

　　毛泽东打断刘少奇的话，说：“不要听一些人散布的什么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哪个朝代没有四不清？什么时候没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

　　刘少奇也打断毛泽东的话，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矛盾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立即反问说：“矛盾的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也不示弱说：“总不是社会主义性质。”

　　毛泽东用他惯用的拔高手法，再次反问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

　　刘少奇也用他惯用的政务说教，有理有据地说：“矛盾的性质是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也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表面上看上去一言不发的众高官们，内心中都在进行自己的思考。他们在理性上同意刘少奇的说法，但在感情上，又是同情毛泽东的。这些高官们能有今天的地位，或多或少受到毛泽东的提拔、重用和关照，他们对毛泽东怀有感恩之心。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鼎力扶持，刘少奇不会有现在的地位。看到今天刘少奇这种对待毛泽东的态度，自然让不少人对毛泽东同情起来。

　　毛泽东似乎辩不过刘少奇，只好用自嘲的口吻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还是应该有个秦始皇，如果要有秦始皇是谁？就是你刘少奇，我只配给你当助手。同志们说对不对呀？我给刘少奇当个助手行不行呀？我现在已经没有刘少奇这个权威了，只能当下手。”

　　两位主席弥漫着火药味的唇枪舌战，与会的常委们没有人敢站出来趟浑水，既没有人站出来支持毛泽东，也没有人站出来支持刘少奇，会场鸦雀无声。从延安时代起，每当毛泽东与王明等人发生路线斗争冲突时，刘少奇总是挺身而出，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确立了毛泽东与刘少奇政治联盟，同时刘少奇也成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如此几十年如一日亲密无间的老战友，居然也会反目成仇。

　　会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各自坐着自己的大吉斯轿车离去，周恩来布置了几句第二天的事情，也匆匆地离去。这时周恩来不愿意在毛主席和刘主席之间留下任何悬念。留下没有必要的疑惑，是政治家最容易失足的盲点，作为职业政治家的周恩来，对自己的一言一行总是小心谨慎到滴水不漏。【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16）》*****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16）/ 第一节 毛刘的交恶（8）

　　【接前】三位领导人一走，剩下的政治局常委们，纷纷议论起来。这些政治局常委，都是当今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满足自己现在这个多年浴血奋战得来的地位，认为你死我活的革命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到了安安稳稳坐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他们不希望政局变来变去，从心底里由衷地盼望运动不起，斗争不来，世态不变，自己的官位可以稳稳当当地坐下去。

　　如果党内第一号人物毛泽东，和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反目的话，势必在党内引起一场大震动，势必进行一次权力的再分配和大洗牌。这样一来，他们这些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当中，肯定会有不少人丢官，这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常委们真心地希望毛泽东与刘少奇重归于好，希望现在的太平形势维持下去。

　　常委们都熟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为人，知道他们两人都是要面子的人，不会轻易认输认错。因此常委们冥思苦想，设法为毛泽东和刘少奇搭一个台阶，让两人不失面子地走下台来，言归于好。这时有人想起，再过几天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如果借着给毛泽东祝寿的机会，让刘少奇和毛泽东换个话题好好谈一谈，叙叙旧，或许两人也就一笑泯恩仇了。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只是毛泽东没有生日祝寿的习惯，必须有谁去说动毛泽东办一次生日寿宴。在这些常委当中，近年来与毛泽东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陶铸和罗瑞卿，于是两人受大家之托，去见毛泽东。

　　陶铸和罗瑞卿驱车赶往毛泽东住的中南海菊香书屋，去讨毛泽东的生日喜酒，想借生日宴会的名义，为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两位昔日的战友，搭一条和解的喜鹊桥。中国人自古以来有以喜冲凶，以寿迎喜的习惯。

　　陶铸是湖南人，与毛泽东是同乡，又比毛泽东小15岁，是那种称毛泽东为大哥也不奇怪的关系。而且，陶铸和毛泽东一样，有一股子辣脾气，不过如果与他的湖南老乡大辣子彭德怀相比，陶铸就算不上真正的湖南人了。陶铸率直，但更注重行动，做起事来雷厉风行，这次出面劝毛泽东举办寿宴，可以说是非他莫属。

　　罗瑞卿是四川人，可是他并不矮。中国出了一个四川人邓小平，邓小平的名气往往误导人们认为四川人就是矮个子。看看罗瑞卿就知道，他的腿特别长，与他那不离身的军装非常相配。可是作为共和国戎马倥偬、身经百战的大将军，罗瑞卿的脸部构造显然太过斯文了，不知道底细的人，会误认为他是一位教授。罗瑞卿那轮廓鲜明的细长双眼，像用竹片切开一样地清秀，笑起来不露牙齿，显得他有一种内在的神经质，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与他后来遭受迫害自杀未遂也许有内在的关系。【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17）》*****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17）/ 第一节 毛刘的交恶（9）

　　【接前】这两位德高望重的共产党高官，心中忐忑地来到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因为毛泽东是一个不从轻易听人劝告的伟人，要说服毛泽东破例搞一次生日宴会，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果然，陶铸一开口，毛泽东连想都没想，一句话就顶回去，说：“以前有规定，中央领导人不做寿。”

　　陶铸也不是等闲之辈，多年的跟班，对毛泽东不愿用公款请客的作派，孤高的脾气，不敢说是了如指掌，也可以说是心领神会。陶铸知道毛泽东不会用公款请客，就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突然猛拍一下他那平平的脑后门，好像忽然想起来似地，脱口说：“主席，不是做寿啊，我们就是想请主席拿出一点您的稿费，请请客嘛。”

　　毛泽东早就成为中华第一的“畅销作家”，《毛泽东选集》四卷的稿费，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陶铸这个甚至略带撒娇的建议，不仅满足了毛泽东作为“畅销作家”的虚荣心，也满足了毛泽东作为开国之父的成就感，更提供了毛泽东想做又拉不下脸做的事，那就是隐藏在毛泽东心底与刘少奇讲和的愿望。毕竟毛泽东马上就71岁了，到了人生古来稀的年龄，总会不由地生出怀旧的心境，更会生出思念旧人的旧情。

　　毛泽东装作左右为难的样子，然后以一个尊者的口吻说：“既然你们都要我请客嘛……，那我就请吧。”

　　毛泽东一旦露出好商量的口吻，马上变成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一双下斜的眼睛有一点眯起来，眼角的鱼尾纹灿烂地绽开。陶铸和罗瑞卿顿时心头一热，更加庆幸他们今天的大胆。他们多么希望这个时候刘少奇也和他们一起，坐在毛泽东慈爱的鱼尾纹眼睛之下，仰望这令人感动的一幕。如果真是这样，也许天翻地覆的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也许罗瑞卿一年后（1965年）的悲惨遭遇，陶铸两年后（1966年）的悲惨遭遇就会化为乌有！命运的安排，就是这样使人惆怅，正是应了毛泽东那句千古绝唱：“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陶铸和罗瑞卿兴奋地相互对视一下，一前一后地说：“生日寿宴请汪东兴同志和江青同志筹备吧？”

　　连这个细节他们都替毛泽东考虑周全了，毛泽东高兴地说：“叫东兴来。”【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18）》*****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18）/ 第一节 毛刘的交恶（10）

　　【接前】汪东兴是护卫了毛泽东十八年的警卫长。汪东兴可以说是在中国工农红军中长大的，1930年仅14岁就参加了革命，1932年16岁入党，是名副其实的“红小鬼”。自从汪东兴1947年当了毛泽东的警卫长，他的好运就一直持续下来，其实这与汪东兴的改名有很大的关系。

　　汪东兴原名“汪冬兴”，参加了革命，识了字以后，他了解到太阳升起的“东”，比寒冷的“冬”更吉祥、更明亮，于是就给自己改名为“汪东兴”。中国古代历来有姓氏学，一个人的名字，有时候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会交好运。当汪东兴被介绍给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见到汪东兴，就同意汪东兴来作自己的警卫长。这一个是汪东兴的“红小鬼”经历，另一个就是汪东兴的名字。毛泽东觉得汪东兴的名字吉祥，有“泽东兴旺”的寓意。

　　陶铸和罗瑞卿看到毛泽东打发警卫员去叫汪东兴，马上知趣地退了出来。从毛泽东住处出来后，两人乘胜追击，驱车直奔中南海中刘少奇的住处福禄居。

　　陶铸和罗瑞卿本以为刘少奇得知他俩争取到毛泽东开生日宴会，会喜出望外，因为这是刘少奇不失面子地主动与毛泽东和好的一个大好机会。可是刘少奇听到这个消息后，脸上的表情无动于衷，丝毫没有高兴的表示，这让陶铸和罗瑞卿十分意外。不过两人还是苦口婆心地劝刘少奇，在毛泽东生日宴会上，借机向毛泽东赔个礼，道个歉，毕竟毛泽东是第一把手，总不好让第一把手向第二把手低头道歉吧。

　　听了陶铸和罗瑞卿的话，刘少奇既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谈谈地说：“谢谢两位的好意。”

　　陶铸和罗瑞卿心中有点纳闷，难道刘少奇吃了秤砣，铁了心要与毛泽东闹翻吗？两人见刘少奇没有多谈的意思，只得告退出来，王光美送他们到门口。临走时，两人又用诚恳的语气，再次拜托王光美好言相劝刘少奇，一定要在毛泽东的生日宴会上，给毛泽东赔个礼，道个歉，缓和一下两人的紧张关系。

　　王光美却也淡淡地回答说：“我也正想与少奇谈谈心呢。”

　　这个似答非答的回话，让刘少奇断送了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的生命，这是后话了。【本节完】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19）》*****